網海備遺錄

古籍版本鑒定是實踐的學問—《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自序 沈津 《沈津說古箱版本鑒定》，沈津著，夏去錦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即出 去年年初，夏春錦先生即告我，想為我編一本有關古籍版本悠定的書，對此，我是非常感謝他的。大約十多年前，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即想寫一本《新書林清話—沈津古籍版本二十講》，其中的一講即為「古籍版本的鑑定」。 我在圖書館裡工作了整整一個甲子，無論是在上海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甚或是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始終都在一線和古籍版本打交道，經歷了古籍的採購、整理、編目、上架、接待讀者，大量的時間都是在編製善本書目、撰寫善本書志中度過的。六十年來，我所經眼的古籍善本約二萬部以上，而普通古籍也在二萬之數，有了這些工作實踐，也讓我有些許的進步，尤其是在版本鑑定方面。 撫今追昔，當我踏入圖書館學中的版本目錄學領域，是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指導我習流略之學。初始，顧先生要求我有選擇地去讀一些專業書籍，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即是其一。那時的我，小青年一個，雖然是初讀，但卻似懂非懂，反而倒是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簡明扼要，讓我對古籍版本有了淺淺的認識。 我還是用1981年3月我在國家人事局編製的「專業幹部業務技術職稱呈報表」中撰寫的「業務自傳」來作表述吧。那是四十多年前所寫，時值我進入這個領域21年之時，讀者或許可以從中瞭解我學習版本鑒定的過程。 我在善本組工作時，什麼事都幹，主要是打基礎，像採購、查對卡片、核對圖書、登錄排片、取還圖書、接待讀者、書庫保管等什麼都做。有時還隨老先生們到古籍書店、朵雲軒去桃書。書店送來的書、札、碎帖，我都翻一遍，平時接待讀者閱覽善本，也隨手翻翻，記記書名、作者、版本、顧廷龍同志還教我使用工具書，指導我用那些參考書，包括新，舊平裝和線裝書。…… 我感到進步敢快的是參加編輯《上圖善本書目稿》的工作。當時，潘（景鄭）、瞿（鳳起）先生校書，我就看他們校過的卡片，並翻閱原書，即為何這樣著錄，依據在何處，對於紙張、字體、鈐印等都很注意，尤其是清代學者或名人的批校題跋的字體，即手跡與後人過錄，或後人作偽，我都看得很仔細，並經常請教顧、潘、瞿三位先生真偽之間的區別。當時年紀輕，所以白天工作做不完，晚上經常加班做，並認真做好筆記，就這樣，書庫中的藏書，幾乎都翻了一遍。從唐（人）寫經到清代刻本，從稿本到批校本、抄本，雖然是過眼煙雲，但是...

 

家譜收藏的結構性困境 —兼論中國譜牒文獻的私屬性與邊緣化 勵雙傑 摘要： 家譜作為記錄家族世系源流的核心文獻，在浩如煙海的典籍體系中佔據獨特地位。然而，與其龐大存世量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家譜收藏長期處於「人人皆為潛在收藏者，卻鮮有專門收藏家」的格局。本文從家譜的私屬性、功能性、傳統藏書體系的排斥機制、流通渠道的封閉性以及文獻價值認知的滯後等維度，系統剖析這一結構性困境的成因。研究認為，家譜既是文獻又不純粹是文獻的雙重屬性，使其既無法進入主流收藏體系，又難以催生專門的收藏群體。在當代數字化浪潮下，這一困境呈現出「實物收藏邊緣化、數據收藏規模化」的新特徵。理解家譜收藏的內在邏輯，對於重新審視譜牒文獻的文化價值、構建科學的收藏體系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引言 「我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三個跨越千年的哲學追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獨特的物質載體，那就是家譜。作為「一家之史」，家譜承載著辨昭穆、明倫序、別親疏的核心功能，與國史、方志共同構成支撐中國史學之鼎的三足。據估計，僅存世的中國家譜數量即達數萬種之多，若將散藏於民間者悉數統計，更是一個難以精確計數的龐大數字。 然而，與這一浩繁數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家譜收藏領域呈現出一個獨特格局：收藏群體極為龐大，幾乎每個宗族都曾或正在保存本族譜牒，但真正以專門收藏家身份系統收藏多姓多族家譜者，卻極為稀缺。這一現象耐人尋味，為何一種文獻存世量如此之大，卻未能催生相應的專門收藏階層？為何家譜既是「人人皆有」之物，又是「無人專藏」之書？ 本文以家譜的私屬性為邏輯起點，結合其功能性特徵、傳統藏書體系的排斥機制、流通渠道的封閉性以及文獻價值認知的滯後，系統闡釋這一結構性困境的深層成因，並在此基礎上探討當代家譜收藏的新態勢與可能出路。 一、私屬性：家譜收藏分散化的根源 1.1 血緣文獻的本質規定 家譜之為家譜，首要在於其以血緣為核心的內在規定性。誠如學者所論，家譜本質上是一種「私籍」，與地方誌作為「公籍」形成鮮明對照。這一公私之分，並非簡單的收藏歸屬問題，而是關乎家譜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定位。 在傳統社會，家譜的首要功能是「辨昭穆、明倫序、別親疏」，其使用者被嚴格限定於本族成員。族規中常見「譜不可外假」「譜不示異姓」等規定，意在維護家譜作為宗族內部文獻的封閉性。這種排他性不僅源於對家族隱私的保護，更與傳統社會「敬宗收族」的倫理觀念緊密相連，家譜既是宗...

 寫本文獻的六點特性 —在「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的發言（2026年6月23日） 杜澤遜 尊敬的陳子善先生，丁小明教授，黃發有副校長，趙生群先生，徐俊先生，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上午好！ 今天，「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隆重舉行，這是中國文獻學研究領域的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古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基本上都是寫本，中國早期核心典籍為「五經」—《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經》，當然長期都是寫本。東漢出現了刻在石頭上的文本《熹平石經》，三國時期魏國出現了《正始石經》，唐代後期出現了《開成石經》，這些都是寫本的替代品，也就是把寫本複製到石頭上，不能改變寫本的基本屬性，那就是一次只能產生一個文本。傳拓技術產生後，石刻文獻經過傳拓可以產生多份拓本，使石頭上的典籍可以一式多份地複製，這對印刷技術有啓發。但是刻石的目的不完全是為傳拓，所以傳拓技術還不是書籍生產的手段。到了唐代，發明瞭木刻板印刷術，才使書籍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一套木版可以多次刷印，根本改變了書籍生產方式。宋朝人認為，書籍雕版印刷造成了寫本的失傳，而且認為寫本精心校勘，質量更高，認為雕版印刷更容易，所以質量不夠講究，認為印刷術發明導致書籍校勘質量倒退。宋朝人的這個看法也有兩面性，典籍寫本文字訛誤實際上很不少見。當然這無法動搖寫本文獻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們還要看到，五代國子監刻「九經」，是唐石經以後儒家經典版本的一個里程碑，北宋國子監本來自五代國子監本，南宋國子監本來自北宋國子監本，宋代地方官刻本基本來源於國子監本，而宋代書坊刻本有時候也特別在書名上冠以「監本」字樣，說明國子監本有一定的權威性。很有意義的是，國子監本有利於版本的統一，有利於文本的官方化、規範化，是文化上「書同文」的重要標誌。 進入印刷時代，寫本仍然非常流行，《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類大規模典籍都沒有刻印，而是僅有寫本。大批量的檔案也沒有印刷，而是只有寫本。近年來大批民間文書被發現整理，這說明雕版印刷發達時期，寫本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大學的檔案館，檔案數量龐大，基本上是寫本。我們回頭看敦煌文獻，百分之九十九是寫本，敦煌學早已是國際顯學。 寫本文獻比起印刷本，我認為至少有六個特點。 第一，寫本文獻很大比例上不是定本。孔子整理五經，可以說是整理定本的早期行為，但是其他文...

撰寫善本書志，創建「哈佛模式」 既然吳先生請我編纂哈佛燕京中文善本書志，是完成裘開明先生的生前遺願，那我就想把「哈佛燕京」重要善本古籍的內涵揭示出來。吳先生最初的想法是請我寫一本類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的書志，而我認為《中國善本書提要》就是「一張卡片的放大」—無非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這樣太簡單了。光看書名、版本，讀者能知道什麼呢？我必須要告訴讀者，每種書大致的情況，作者寫書的宗旨是什麼，特點在什麼地方，流傳收藏的情況等，讓全世界研究中國漢籍的人能夠瞭解。我的想法是把「哈佛燕京」善本書—這之中包含經、史、子、集、叢五部一一的內涵全部揭示出來，對於許多沒有條件親身和長期在「哈佛燕京」查閱善本書的學者會有極大幫助。這需要寫到作者是什麼人、為什麼寫這本書，書裡面的內容，這本書有什麼特點，流傳的情況，收藏印的真偽等。吳文津館長請我最初的兩年，我寫了一千五百篇，出版後是一百五十二萬字。在這兩年間，我全心全意撲在上面，一絲都不敢怠慢，當時沒有計算機，和我在一起的只有工具書、參考書、稿紙。稿紙放在正面，書放在左面。我每天提早到，書一拿來就提筆開始寫，沒有一個人可以商榷，沒有一分鐘考慮，直接寫在稿紙上，一次成型，沒有間斷。而這兩年不能以一年365天計算，因為美國的節假日特別多，第二年我還回國探望父母，去蘇州祭拜先祖父和去香港等，因此給我的兩年時間是五百天左右。但我心裡明白，兩年間必須拿下來，一是憑著毅力，二是靠能力。 寫哈佛的善本書志必須要有一個模式，不能寫到哪裡是哪裡，而且也不是寫幾篇、數十篇，而是寫千篇以上，那就不能隨意。我曾經看過很多書志提要，重要收藏家的藏書志、經眼錄，包括清代的、民國的、現代的，我都仔細去研究，分析哪種可以為我所用。北大教授王重民先生是公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在1940年代寫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很了不起，那時的王先生也不過三四十歲並不是他學術水平最高的年紀。這也導致後來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四位學者到普林斯頓大學以後，發現王先生寫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錯誤率比較高，而且寫得非常簡單，沒有揭示書的內涵。所以，我認為「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寫作要小心謹慎，而且一定要揭示書的內涵，在版本鑒定上每一種都要有依據。 「哈佛模式」實際上是指在撰寫古籍善本書志時，必須遵循的一種格式。即在著錄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序跋...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續纂考論 —以新見嘉慶內府寫本為中心 陶志鑫    摘要：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歷來被視為經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纂、乾隆四十六年重纂兩次纂輯而成，而新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嘉慶內府寫本正是目前僅見的《宗室表傳》續纂本原物。分析嘉慶內府寫本形製、粘簽、內容，並與《宗室表傳》其他版本對勘，可見其記事在各版本中最為準確完備，並能定讞為嘉慶朝國史館進呈後的欽定本；晚清時期《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所編印的《宗室表傳》之底本，應為該續纂本未進呈的原稿本。《宗室表傳》續纂始於嘉慶十五年（1810），迄於嘉慶十九年，此後再無續纂。考察嘉慶內府寫本補遺輔國公興兆事跡之原委，可管窺宗室王公在皇權集中的高壓政治環境下，利用《宗室表傳》編纂與皇帝進行互動的微妙過程，顯現嘉慶內府寫本對於清代皇族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價值。 關鍵詞：《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嘉慶內府寫本；清宗室王公 引言 清自建國初已留意纂修國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式開辦國史館，乾隆三十年（1765）改國史館為常設，修史工作持續至清亡，留存大量國史紀、志、表、傳等史籍。其中，《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下簡稱「《宗室表傳》」）與《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以下簡稱「《蒙古表傳》」）於乾隆朝相繼纂輯，體例相仿（採用前表後傳體例，以表詳列封爵世襲，以傳記載立功原委），均獨立刊印成書，在清國史中性質相類。《蒙古表傳》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朝歷有纂修，學界已有認知。然而對於《宗室表傳》，現僅知乾隆一朝修纂情況，即乾隆二十九年由宗人府會同內閣初纂，題名為「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四十六年改由國史館重纂，書中內容增敘至乾隆五十一年，題名作「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而乾隆朝之後是否續纂、續纂情況如何，尚未引起關注。究其原因，一是反映《宗室表傳》續纂情況的上諭、奏折未被《清實錄》《起居註冊》等常見官書記載；二是現今主要目錄書著錄《宗室表傳》僅有乾隆朝初纂本、重纂本二種，未見續纂本。 筆者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一部新公佈的清嘉慶間內府朱絲欄寫本《宗室表傳》（索書號：故殿027393、027382—027392，以下簡稱「嘉慶內府寫本」），恰為嘉慶朝續纂《宗室表傳》之實物。但台北故宮博物院著錄該書影像信息時，誤將其第二至十二冊與該院另藏的清乾隆間內府朱絲欄寫本《宗室表傳》（索書號：故...

寫書志，工具書越多越好 我在「哈佛燕京」的辦公室裡有兩排書架，放的全部都是工具書、重要參考書，在寫作善本書志的過程中，每天都要查的。顧廷龍先生跟我說，工具書就像人的襯衫襯褲一樣，因為要經常使用，所以都要自己有，不能等著去向別人借。我經常要查的有臧勵龢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當時買的時候是上海書店翻印本，只要五塊錢人民幣，我都帶到美國來了；還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辭源》《辭海》。要查某人有沒有中過進士，宋元時代的可以查傳記索引，也可以查他們的文集；明清的可以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這部《碑錄》對我有很大用處，我不僅可以知道某人什麼時候中的進士，還可以知道他是哪裡人，進而查這個地方的地方誌，地方誌里一定有中進士的人的傳記。江蘇古籍出版社（今鳳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書店和巴蜀書社三家共同出版的《中國地方誌集成》也很有用。地方誌就查裡面的人物部分，人物部分都是分類的，有些人在「藝文」中可以查到，有些人在「醫家」，有些人在「釋家」。我們寫書志，某些作者就是在方志裡查到的。各家的書目和書志我也要參考，包括日本的大學圖書館，什麼文庫等等的書目、書志都要查。 本文原刊於《沈津樂道》

葉恭綽跋《醫籍考》 沈津 前幾年，寫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中的醫家類圖書書志時，曾參考過日人丹波元胤撰的《中國醫籍考》，那是1956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印的本子,最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又得見許寶蘅校、葉恭綽跋的《醫籍考》八十卷，二十七冊，是葉先生在1928年至1929年初時，出貲請人對日藏稿本的傳抄之本。 丹波元胤，字奕禧，一字紹翁，初名安良，後改安元，號柳片。文化二年(1805)，謁將軍家齊，八年三月續家長權而為醫師，又承父元簡之後而為醫學館督事。另賜俸米三十八。文政五年(1822)被敘為法眼，十年六月三日歿，年僅三十九歲。又有《難經疏證》《體雅》《疾雅》《藥雅》《名醫公案》等。 是書成於1819年，乃據各種有關文獻廣泛收錄中國歷代醫籍三千餘種，部署井然，勾玄提要，搜採惟勤，蓋作者以畢生心力，覃精是事，對研究中國古代醫學文獻有重要參考價值。書仿朱彝尊《經義考》之體，每書先揭其名，次示卷數，再言存佚及未見，又錄諸家序跋並撰者履歷，後附作者按語。 葉恭綽跋云：「此書為日本漢醫秘籍，向未付印。廿年前，余訪知在日本富士川博（醫史專家）游所，因介人往日過錄，一如原書，丹黃篇幅，不失舊狀，計糜日幣八百元。歸後，擬加以精校，設法付印，未果。旋聞滬上有宋某者，不知從何亦得一本，將付印行，介丁仲祜來商，欲取以互校。余未及應，而宋所印已出版，且對余加以指摘，余置之不理，蓋仍擬相機校印，以副初志也。嗣轉徙流離，所藏盡散，僅浼許君寶蘅（牛角）校一過，今卷中墨筆所書者是。衰年睏乏，已無印行之望，聊志其緣起經過。此本雖未與宋印互勘，然或有其勝處。至日人盛行漢學，時對吾國典籍鑽研如此，與比年攻究西學相同，深足畏惕。邦人君子，欲持空談救國者其鑒諸。三十六年秋日，葉恭綽志。」 丁仲祜，即丁福保，醫學書局主人。宋某者，即宋大仁，湖南長沙人，上海中西醫研究社主持人。許寶蘅，字季湘，號巢雲，又號耋齋，浙江杭州人。學者、詩人、書法家。光緒舉人，任學部主事、軍機章京。民國時先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兼管掌故部。1949年後，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元濟內侄。 《醫籍考》最早有1935年日本東京國本出版社據日本北里大學白金圖書館藏本影印本。1936年又有上海中西醫研究社石印本，四冊，為《無患室叢書》之一。石印之底本，乃丹波家舊藏，明治末年時，范行准得之於日本書賈淺倉...

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從「域外流衍」到「文化內化」 伊丹 域外漢籍的研究早期多集中於文獻的發現、著錄與保存狀況的確認，著重揭示其流傳路徑與存佚情形。近年來，有部分研究在此基礎上，開始進一步關注這些文獻在異域社會中的接受方式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嘗試在更廣闊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卞東波教授的新著《中國古典文學的域外流衍—中國文集日本刊本敘錄》（下稱《敘錄》）正是這一趨向下的一部力作。 此書以中國古代集部文獻為主，以100種中國古代文集的日本刊本（還包括部分寫本）為研究對象，通過細密而扎實的敘錄工作，系統呈現了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社會中長期傳播、反復刊刻與被持續再解釋的歷史軌跡。此書不僅揭示了中國古典文學「域外流衍」的事實，更展現出中國古代文學如何深度嵌入日本的教育體系、學術實踐與閱讀習慣之中，並最終內化為日本文化組成部分的歷史過程。 從「書志」走向「學術史」 日本學界素以古籍整理傳統嚴謹著稱。從《國書總目錄》到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等前輩書志學者的系統研究，日本傳統書志學在版本源流、版式形製、紙墨裝幀等「物」的層面，往往窮盡細節，堪稱精密。然而，這一研究傳統在其高度成熟的同時，也逐漸顯露出某種結構性的局限：重形制而輕思想，重版本而輕學術史。許多解題與著錄更接近於精准的技術報告，卻較少將書籍置於具體的思想脈絡、文學傳統與知識傳播史中加以理解。 《敘錄》的突出貢獻，正在於有意識地突破這一局限。此書繼承併發揚中國傳統目錄學中《四庫全書總目》所確立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術精神：不僅描述書籍的物理形態，而且系統考察作者生平、版本系列、書籍內容、刊刻背景，以及域外刊本在整體學術史中的獨特位置。通過這種方式，書籍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獻實體，而是被重新置入思想流動與文化選擇的歷史現場之中。 例如書中所收《蘭花百詠》。若依一般日本書目著錄方式，往往僅標示書名、編者、尺寸、刊刻年代、藏所等基本書志信息；《敘錄》則進一步勾勒出作者鄧會（鄧嘯庵）作為明遺民的身世背景，並將其「不知我是蘭花，蘭花是我」的詩學表達，置於遺民意識、人格書寫與時代創傷的語境中加以解讀。經過這種處理，原本靜態的刻本文獻，被重新激活為一段可被理解的思想史文本。 「中國之書」與「日本之書」的雙重身份 此書另一項尤為重要的特質，是對「和刻本」這一文獻形態的高度自覺。全書所收的一百種文獻，均為在日本刊刻或傳抄的中國古代文集...

杜澤遜《漫談古籍保護與研究》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26年6月 內容簡介 古籍是文明的根脈，可怎樣才能讓它們活得久、傳得遠？這本《漫談古籍保護與研究》正是一位學者交出的答卷。全書分成上、中、下三篇，從收藏保護講到整理研究，再延伸到今天的數字化，像剝洋蔥一樣層層深入。 全書分上、中、下三篇，從「保護收藏」到「整理研究」，再延伸到「新時代古籍工作」，像一張徐徐展開的工筆畫卷。上篇從歷史上的藏書意識講起，聊古人得書之難，也聊海源閣的百年沈浮；既有對國家版本館的深度觀察，也有對《山東文獻集成》這樣的鄉邦巨著的回望。中篇聚焦整理研究的門道——如何校勘《尚書註疏》？《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對今天有何啓發？古書辨偽的價值何在？作者不回避方法論上的難題，也不吝分享自己深耕「四庫學」多年的甘苦。下篇則直面數字時代：古籍數字化怎麼走？高端人才如何培養？從高清影像數據庫到《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的構想，處處透出一種「坐冷板凳，懷熱心腸」的學者氣質。總體而言，這本書既有料又接地氣，是瞭解古籍保護與研究的絕佳入門。 本書作者杜澤遜教授是古籍界公認的「勞模」，書中收有他答記者問的實錄，平實中見真性情。無論你是版本目錄學的入門者，還是圖書館、出版社的同仁，或是單純對「書之為物」有深情的人，這本漫談都會讓你覺得：古籍保護與研究，原來離我們並不遠。 目次 上篇 古籍保護與收藏 談談歷史上的古籍保護意識與措施 如何收藏文物類古書 古人得書之難 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對國家版本館保藏功能的認識 記福建省圖書館藏《四庫存目》之書珍本九種 從木刻到石印：民國圖書館與典籍傳承 中華典籍版本中藏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碼 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海源閣的古今變遷 鄉邦文獻的巨觀：《山東文獻集成》 中篇 古籍整理與研究 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讀陳新先生文集《錦衣為有金針度》 對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幾點建議 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任務和意義 古籍整理出版的傳承—如何認識張元濟校史 我的「四庫學」研究 《四庫全書》與古籍整理 《四庫全書》纂修對當代文化戰略有什麼啓發 《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校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版本學與校勘學的依存關係：以《尚書註疏》校勘為例 《清史·藝文志》的編纂 古書辨偽及其價值—《偽書通考》新版序 《熬波圖》的傳承與重構：從《永樂大典》到《四庫全書》 下篇 新時代古籍工作 如何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 古典文...

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 沈津 一 由清永瑢、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部評介中國歷代大量古籍的重要圖書。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即下令對採人四庫的每一部圖書「系以提要，輯成總目」（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上諭），這就是以後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面簡稱《提要》）。《提要》的內容，除了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還「列作者之爵里」、「考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帙分合」，因此《提要》對於學者們利用和研究古籍起了很大作用。 在完成《提要》的過程中，提要文字多次修改，同時由於人事的更換變動，圖書的反復去取，以致《提要》的原稿有所散失。近年來，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部分《提要》的原稿殘本，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它對於我們今天研究《四庫全書》和《提要》，進一步揭露清乾隆帝利用編纂《四庫全書》，迫害人民，禁錮民族愛國思想，摧殘我國古代文化，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 殘稿《提要》僅存二十四冊，計經部四冊，史部四冊，子部十冊，集部六冊。書名卷端及書口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紙用統一格紙，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不等。稿本均用工楷謄寫，字體不一，當為數人所抄。書背上方書有「經部X」、「史部X」以示冊數，且每冊都有重新裝訂的痕跡，卷首皆鈐有「貞壽堂邵氏所藏」朱文長方印記。 一書之成，必有稿本。而稿本又有初稿、修訂稿、定稿之分。編纂偌大一部《提要》，出於眾人之手，分門別類地將各書提要逐一撰稿，已非易事，隨後又經過多次的審閱、綜合、筆削，可以想象《提要》的稿本必定是多次謄清，數易其稿。 這個殘稿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在殘稿中不僅某些提要的排列次序和通行本（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或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影印本）不同，甚至有些書在稿本中已被選取人目，但在通行本中卻被改人存目。如明錢一本撰《黽記》四卷，稿本排在子部儒家類三，通行本改作存目二；明董說撰《天官翼》口卷，稿本在子部天文算法類，通行本改在存目；明姜埰撰《敬亭集》口卷，稿本在集部別集類二十五，通行本改在存目七。 二、分類上有所改動。如明楊慎撰《奇字韻》五卷，稿本分在經部小學類三，而通行本都為小學類二。（此書提要也經改動。）這說明瞭在經部中一些書已被抽掉，《奇字韻》也就被移到了前面。 三、所用採進本及藏本有所改換。如明範理撰《讀史備忘》八卷，...

《出版傳媒研究》投稿須知 《出版傳媒研究》（CN 10-2058/G2，ISSN 2097-8154）是由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社有限公司主辦並出版的季刊。本刊立足中國實踐，放眼全球，聚焦出版傳媒領域的前沿理論、數智技術應用與業務創新實踐，致力於推動跨學科、跨產業、跨文化的出版傳媒學術思想交流研討，服務行業轉型升級與國家文化戰略。 本刊面向高校和科研機構、出版機構、行業學協會等研究主體，搭建出版傳媒領域學科共建、產學研交流的傳播平台，涵蓋出版學、新聞學與傳播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設有特別策劃、數智前沿、行業觀察、案例解析、管理之道、業務探討、學科教研、國際交流、法治縱橫等欄目。 本刊辦刊方向可以概括為「三性三跨」。三性，即創新性、交叉性、國際性；三跨，即跨學科、跨產業、跨文化。 一、投審稿流程 （一）初審 稿件提交後進入初審，審稿週期約3個工作日。主要核查選題是否與本刊相符、審查出版倫理、論文要件內容完整性（含題名、作者信息、摘要、關鍵詞、其他項目、參考文獻及注釋等）、稿件格式規範性、是否上傳AI檢測報告等，不合格稿件直接退稿。 （二）複審 初審通過稿件進入復審，審稿週期為1-3個工作日。重點評估稿件的學術創新性、研究價值及論證嚴謹性，核驗是否符合期刊錄用標準。複審合格稿件，推送專家外審；不合格稿件將作退修或退稿處理。 （三）專家外審 作者修回稿件後，開展外審，審稿週期約7個工作日。外審專家從研究問題前沿性、理論框架邏輯性、研究方法科學性、數據論據可靠性四個維度開展專業評審，出具明確的評審結論及修改建議。外審意見返回後，編輯部匯總審核各方意見，審定稿件是退修或退稿或再次外審。 （四）終審 作者修回稿件後進入終審，審稿週期約3-5個工作日。對稿件進行最終核查，決定稿件是退修或退稿或錄用。確認錄用的稿件，編輯部向作者發放用稿通知單，學術誠信承諾書、著作權授權協議模板，並詳細告知其他事宜。稿件正式排版前，由作者核對全文內容與格式。 （五）定稿校對 作者核對後，編輯部開展最終定稿審讀，全面核查論文結構、邏輯、各級標題、格式、參考文獻與注釋等所有相關內容。修改後進行排版、校對、質檢，該部分週期為13-17個自然日。質檢合格後送作者最終確認，稿件正式定稿，發送印廠。 *自投稿之日起，作者2個月內未收到通知，可自行處理。 二、稿件規範 （一）基本要求...

俄藏俞樾致徐琪未刊書札一通考釋 靳亞萍 肖鴻哉 摘要：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東方文獻中心所藏的《明清名家書札詩稿》中，存有俞樾致徐琪的未刊書札一通。經考證，此札作於光緒十七年（1891）臘月二十一日，其內容不僅包括俞樾的日常生活細節及其與徐琪的詩文唱和，更涉及《春在堂雜文》《春在堂詩集》等著作的編刻及俞氏文章觀念、對中醫的態度等問題，是研究俞樾生平及詩文創作、學術思想的新材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俞樾 書札 交遊 刻書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學者。平生勤於著述，有《春在堂全書》（以下簡稱《全書》）近500卷，內容兼涉經、史、子、集。徐琪（1849-1918），字花農，浙江仁和人。工詩詞，善書畫，著有《粵東葺勝記》《日邊酬唱集》等。徐琪是俞樾的弟子，兩人關係甚佳，書信往來最密。這些書札反映出，二人除了以美食玩好互贈，分享生活近況外，還經常互寄詩文彼此品鑒，時亦涉及重要的學術內容。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東方文獻中心所藏的《明清名家書札詩稿》中，存有俞樾致徐琪的書札一通，係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舊藏。此札目前尚未刊布，是我們瞭解俞樾日常生活、詩文創作及學術思想等相關情況的新材料。 一、書札謄錄並考釋 花農仁弟館丈惠覽： 呂紀赴粵帶上信件，知已照入。嗣得到粵電音，又托上海文報局寄上一函，未知已達否？得初五日手書，並以賤辰儷詞致祝。遠在天南，猶記憶及此，不徒見愛我之真，而亦可見吾弟事煩而心暇。即此精神淵著，八面俱圓，可知衡鑒公平，一塵不蔽。感荷之余，更欣欣佩服也。又承以庾嶺梅花一枝見贈，展讀佳章，與羅浮春色俱來，幾案之間，頓為生色。輒奉和二首，用酬雅意。詩雖不工，而事則甚韻，已錄入集中矣。兄近將去今兩年詩寫付手民，刻作第十三卷。詩頗不少，年內未能刻成，俟明春印釘齊全再當奉寄也。 尊意擬縮刻《茶香經說》，此事甚愜下懷，至縮刻《全書》則工費太巨，不妨俟吾弟出任封疆以後也。惟拙刻中有不甚愜意者，如《春在堂雜文》初刻止二卷，蓋承《賓萌集·雜篇》而刻之，其時文本不多也。乃此後虛名日甚，求文者日多，於是有《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而《初編》乃止二卷，頭輕腳重，不稱矣。而檢閱亦頗費事。吾意擬重為編次，序則歸序，記則歸記，碑傳則歸碑傳，合四編而一之，題曰《曲園雜文纂》，並近時所作未入四編者而亦併入之。散文雖不高古，然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