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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三譜：明萬曆年間《托山程氏族譜》連續編纂考論 —兼論徽州刻工黃守言的版刻藝術貢獻 勵雙傑 摘要： 明萬曆元年至三年（1573-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在短短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同名家譜，此現象在中國譜牒史上極為罕見。本文通過對三部刻本的內容、體例、編纂者及刻工信息的系統分析，論證這三部家譜並非三次獨立的修譜工程，而是同一修譜事業在「個人草創—兄弟合作、大規模擴充—整合優化、定稿頒行」三個階段的遞進成果。現存版本，萬曆元年本與萬曆二年本藏上海圖書館，萬曆三年本藏思綏草堂。三部刻本均為徽州名刻工黃守言刊刻。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本文同時著重考述刻工黃守言的生平與藝術成就，闡明這三部明刻家譜在版本學、藝術史與社會史領域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托山程氏族譜；萬曆刻本；徽州宗族；黃守言；徽派版畫 一、引言 明萬曆元年（1573）、二年（1574）、三年（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連續三年各刊刻一部《托山程氏族譜》（或題《長原程氏家譜》《長原程氏重修家譜》《歙托山程氏重修族譜》《古歙長原托山程氏重修家譜》）。三部刻本雖主修相同、譜名相同、地域相同、始遷祖相同（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為一世祖，南宋時謙公為始遷祖），且均鈐有「長原正派」朱長印，但卷數、體例、編纂者、內容側重皆有顯著差異。一個家族為何在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家譜？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實則為理解明代中後期徽州宗族社會的譜牒編纂實踐提供了絕佳的觀察窗口。 萬曆元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版心下方有「黃守言刊」 更為珍貴的是，這三部刻本均有徽州名刻工黃守言的刊刻之跡。萬曆元年本卷一世系之首版心底下刊有「黃守言刊」四字；萬曆三年本末附程滋《本支譜敘》，其版心下鐫「守言刊」三字，這是作為整部刻本的刊刻標識，表明全部雕版工作均由黃守言及其團隊完成。這是明代坊刻及家刻中常見的署名方式，刻工姓名鐫於卷端或卷末或版心，以示對整部刻書工作的責任歸屬。黃守言作為明代徽派版畫的代表人物，曾參與《方氏墨譜》《齊雲山志》等版刻名作的刊刻，其參與家譜刊刻，使這三部看似尋常的宗族文獻獲得了不凡的藝術史意義。 另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目前公藏機構中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這一著錄情況雖不能完全排除民間仍有後世修譜藏本的可能，但就目前可查考的文獻分布而言，這三部萬曆刻本無疑是研究托山...

《海峽人文學刊》是以發表人文科學學術論文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師範大學共同主辦，中國標準連續出版物號為CN35-1341/C，ISSN2096-9767，季刊，160碼，每季度末月20日出版。 本刊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辦刊方向，立足福建，面向全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學術交流，服務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文科學。本刊聚焦的欄目主要有：中外文論、中國古近代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語言學理論及應用研究、人文經典新闡釋、史學天地、八閩文史、閩台文緣新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戲劇（曲）藝術研究、宗教文化研究等。 本刊不對作者身份、職稱、學歷、學位等預設門檻，不收取版面費等任何費用，且刊稿必酬，優稿優酬。竭誠歡迎廣大作者惠賜佳作。 投稿須知 一、來稿須遵守學術規範，嚴守學術道德，保證論文不違背國家憲法，不涉及國家機密，無抄襲、剽竊、偽造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本刊編輯部保留對來稿進行適當刪改的權利，如作者不同意，請在投稿時聲明。 二、來稿須登陸本刊網站在線投稿，篇幅字數不限。正文附300字左右的摘要、3～6個關鍵詞，並將標題、摘要、關鍵詞等譯成英文附文後。 三、作者簡介（包括作者姓名、工作或學習單位、職務或職稱、學位等）、基金項目以腳注方式在首頁標注（須注明基金項目的來源、具體名稱和項目編號）。並在文末附上詳細的通信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和電子信箱。 四、稿件要求原創首發，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超過3個月未接錄用通知可自行另投。稿件一經正式刊用，版權屬本刊所有。 五、本刊參考文獻採用頁下注釋體例，參考文獻和注釋均置於當頁地腳（腳注），每頁編序碼，序號用①②③標示。 示例： ①孫紹振:《文學創作論》，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02頁。 ②葉明勇：《英國議會圈地及其影響》，《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③汪子春：《中國養蠶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傳播》，自然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382－391頁。 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東莞城隍》，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標點本，第215頁。 引用先秦諸子的著作或少量引用傳統經典古籍中的語句，使用夾注。 示例： 莊子說惠子非常博學，「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 六、本刊已加入中國知網CN...

 近代日記：豐厚的史料寶藏 張劍 編者按：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張劍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立項後，成效顯著，帶動了近代日記的整理與研究的熱潮。僅項目成果就整理有100餘人的日記，發表80餘篇論文，出版10餘部專著，還為1,100多位近代人物的日記做了敘錄，是國家重大項目推進學科建設的有力見證。本文原刊於《光明日報·光明悅讀》2026年3月28日，茲予推送，以饗讀者。 近些年來，隨著黨和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愈發重視，古籍整理與研究出現了全面蓬勃發展的局面。特別是以往相對被忽視的日記、書信等私人性較強的史料，由於其具有私密化、細節化、現場感強等特徵，為宏大的正史敘事提供了必要的補充或校正，並通過親歷者的視角，呈現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差異性，因此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特別青睞。其中，又以近代（1840-1919）日記的整理與研究最為興盛，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近代歷史的重要性。近代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特殊階段，大大小小的人物日記，記載了國人在這一時代洪流中的經歷、思考與探索，是我們理解今天中國特色道路、堅定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經驗總結。 二是近代日記的豐茂性。據目前初步統計，近代之前，中國有日記傳世的人物才400多人，而近代人物有日記傳世者超過了1,500人，其中大部分處於未被整理和研究的稿抄本狀態，為我們瞭解百年前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獨特的窗戶，是值得持續開掘的學術園地。 三是國家層面的引導性。《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均包含一定數量的近代日記整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立項後，成效顯著，帶動了近代日記的整理與研究的熱潮。僅項目成果就整理有100餘人的日記，發表80餘篇論文，出版10餘部專著，還為1,100多位近代人物的日記做了敘錄，是國家重大項目推進學科建設的有力見證。 「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2014年至今已出版十二輯，其中日記史料為數眾多。 近代日記除了數量較前代日記有大幅度增加外，還有幾個明顯的特色值得注意： 首先是日記作者身份的多樣化。作者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比如末代皇帝溥儀，除了自傳體文學《我的前半生》外，還有部分特赦以前的日記留存下來，其中1914-1922年溥儀大婚前的日記保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古籍扉頁考辨* 王寶森  姚伯岳 摘要  明確古籍扉頁的實際指代,有助於古籍著錄名稱的準確、規範。「扉頁」一詞系從英文flyleaf而來，最初翻譯為「飛頁」，很快演變為諧音的「扉頁」。從晚近以來對期刊、洋裝書裝幀結構的描述中,發現「扉頁」一詞分別可以指稱書刊開首的圖像頁、題詞頁、書中空白頁、書名頁等,甚至還可以虛指。在古籍方面，現當代理論著，扉頁大多指書名頁，又叫內封面(內封)、裡封面(裡封)。 關鍵詞 古籍 扉頁 書名頁 內封面 0 引言 「扉頁」是現代編輯出版業界的常用名稱，也被收入各種編輯出版詞典中，對其解釋基本都是指封面後面的書名頁。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當今的絕大多數古籍理論著作都將扉頁解釋為書衣之內或書名頁前後的空白頁。如1985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合編的《圖書館古籍編目》認為「在書名頁後邊加有一張空白紙，叫做護頁或扉頁」[1]。沿襲其觀點的著作有盧賢中《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劉青松《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要》等[2-3]。 1992年出版的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說扉頁是「夾在書衣和書名頁之間的空白頁子」[4]。2018年出版的李明傑《簡明古籍整理教程》在幾乎完全採納曹書說法之外,還說扉頁係「由簡策時代的『贅簡』演化而來」[5]。 1989年出版的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則說：「附於書皮內的空白紙頁叫扉頁，襯在封面前的叫前扉，襯在封面後的叫後扉。扉頁大多用較薄而半透明的紙做。」[6]這裡「封面」指古籍書名頁，其所謂扉頁顯然不是書名頁。慶山、韋力合著的《古書之美》也使用了「前後扉頁」的說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在對古籍的描述中，扉頁到底指的是什麼？在學術界要求學術規範的當下，有必要將這些問題辨析清楚，以利學者正確使用。 1 「扉頁」一詞的來源 筆者利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V8.0、「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初集」、「中國叢書庫初集」、「中國類書庫初集」、「鼎秀」古籍庫、「書同文」系列古籍數據庫、「中國數字方志庫」、「國學寶典」、「國學大師」、「中華經典古籍庫」等各類古籍數據庫檢索，均未發現「扉頁」一詞。只在近現代圖書報刊庫中,才有「扉頁」或相似概念的詞彙出現。這說明「扉頁」不是古代詞彙，而是近現代才開始出現的。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扉頁」應從「飛頁」一詞轉換而來,而「飛頁」即英文flyleaf或fly pag...

和刻本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 家民 在古籍收藏領域，藏書家們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宋元明清的「中土本」，對於日本所刻中國典籍，即和刻本，長期以來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矮化歧視與價值低估。這種低估，既源於對域外文獻研究的遲滯，也源於對版本細微差異的某種誤讀。事實上，和刻本不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化石，更是保存中國失傳文獻、糾正流傳本訛誤的重要寶庫。 要理解和刻本的真正價值，首先必須廓清其內涵。所謂的「和」，指代日本；「和刻本」簡言之即是在日本刊刻的書籍，其中包括了木刻本與活字本。廣義上的和刻本包羅萬象，既有日本人用日文書寫的「和書」，也有日本人用漢文撰寫的「准漢籍」，但其最受中土學者關注的核心部分，始終是那些翻刻自中國典籍的和刻本漢籍。 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在《圖書學辭典》中明確界定，和刻本乃「日本之刊本」，純以刊刻地域為標準，與內容無關。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和刻本只是唐本的附庸或劣質翻版，這種片面的認知導致了其在古籍市場上的價格和學術地位，與其承載的文化重量嚴重不符。 在藏書界，評價一部和刻本漢籍的優劣，有一個流傳甚廣卻極其簡化的「標準」，那便是所謂的「蒼蠅腳」。這個聽起來略顯詼諧的術語，實際上是指日文中的假名。在日本的漢文閱讀傳統中，為了讓不懂漢語古音的學者能夠閱讀漢文，刻工會在漢字旁邊施以「訓點」，即標示日語語序和助詞的符號，以及用假名標注的讀音。那些密密麻麻、游走在行間字裡的假名，因形似蒼蠅之跡而得名。有“蒼蠅腳”的和刻本，其價值往往被認為相對略低。 這種判斷基於兩個層面：從文獻的「純粹性」來看，假名和訓點的介入雖然方便了當時的日本讀者，但對於追求「原汁原味」的中國學者而言，這些符號改變了版面的素潔，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對原文語境的直接體認。它更像是一種「經過翻譯加工」的讀本，其地域色彩過於濃厚。然而，這種低估其實也是一種遺憾，因為這些「蒼蠅腳」恰恰記錄了漢文化在異域扎根、演變的生態。帶訓點的版本雖視覺繁雜，卻忠實記錄了日本漢文接受史與閱讀方式，是研究跨文化傳播的一手資料，其文化史意義並不遜於純白文本。 與此相反，沒有「蒼蠅腳」的和刻本，即純粹的漢文白文本，其價值則顯著更高。這類書籍通常是日本早期或是針對極高水平學者所刻，力求還原中國底本的原貌。它們沒有冗余的日文修飾，版面整飭，字畫勻稱，往往直接反映了宋元或明清精刻本的神韻。 更重要的是，日本刻書多用質地優良的櫻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