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古籍版本鑒定的「眼力」與「心法」 沈津 【按】沈津先生於1945年出生於天津，1960年3月追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研習版本目錄學，在上圖期間，又就讀於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函授班，1966年畢業。歷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等，退休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擔任特聘教授。他有一個習慣：無論在上海、北京，還是香港、台灣，或者美國哈佛燕京、國會圖書館，見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隨手記錄，日積月累，遂成「宏燁齋讀書筆記」。各條筆記原本獨立成段，長短不一，記錄見聞、案例、前賢之論或個人心得。現經沈津先生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中選出一批筆記，按主題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一望而知」與「第一印象」 （一）有人送給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一幅徐悲鴻的《奔馬圖》，丘教授不知真偽，就請一位收藏書畫的朋友來看。朋友一看就說是真的。丘問他為什麼？朋友說，我對徐悲鴻畫的馬太熟悉了，吃飯看，睡覺前也看，徐的這樣作品一共有幾幅，收藏在什麼地方，我都知道。徐的馬尾怎麼畫，馬的四蹄怎麼處理，我也都知道，我一睜眼就想著這些馬的樣子，你說我怎麼會不知道？所以說，他的強烈興趣使他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做古籍版本的鑒定也是一樣，你若有興趣，而且投入進去，等到您各種版本（包括抄本、校本、稿本）見得多了，書估作偽之本也多有經眼，經驗當隨之積累，不管您付出了多少“學雜費”，但換來的卻是「一望而知」的本亊，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專家了。這就是實踐出真知。 （二）人類是視覺動物，根據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第一次見面的人，90%都會在10秒鐘內對人的外表作出評判，在4分鐘內對其形成看法。第一印象能夠在對方的頭腦中形成並佔據著主導地位，所以說，在一般人尋求工作而進行的面試中，首因效應的作用不可小瞧。雖然面試官的「印象」標準不一樣，但總體來說有些標準是一致的，這就是：踏實、開朗、精神飽滿、信心十足、坦誠、機敏、幹練的人，會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對古籍版本來說，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樣。所以我們說這確確實實是一種「觀風望氣」。你會不由自主地說出他自己的感覺，你的判斷基本上來說是八九不離十，就是這麼回事。這也就是說，一時有一時之風尚，字體、紙張亦然。 （三）傅增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國年間的大藏書家，收藏多，質量也好，自己又...

 他是當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師從一代大家顧廷龍先生，六十餘年沈潛於古籍之間，經眼善本無數。他的足跡遍布海內外重要善本收藏機構，他撰寫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開創了古籍善本書志撰寫的「哈佛模式」，影響深遠。 今天，我們通過五件珍貴的書法作品和書信，回望沈津先生的學術生涯。這些珍貴手跡像是他人生的坐標，記錄了一位學人如何從年輕人成長為一代大家的故事。 圖1  顧廷龍先生寫的毛筆小字 故事要從20世紀60年代初講起。 那時候，沈津還是一個求知慾旺盛的年輕人。每個星期天的上午，他都會和顧廷龍先生一起，在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的辦公室裡度過。那是「一對一」開小灶的時光，顧先生給他講張元濟、葉景葵的舊事，講北平、上海訪書的趣聞。沈津聽得如痴如醉。 但顧先生對他的要求，遠不止這些。 有一項訓練，今天的大多數青年學者恐怕都沒有經歷過——學寫毛筆字。顧先生要求沈津每天臨池一小時，大楷、小楷都要寫。沈津早年臨過多種碑帖，有褚遂良的、歐陽詢的，每臨一個星期，他就把作業呈給顧先生看。有時候顧先生興起，會自己臨一紙給他做示範。或者沈津寫字的時候，顧先生就站在他身後看著，偶爾指點一兩句筆勢的轉折與點捺。 為什麼要練書法？ 在顧先生看來，這跟版本鑒定息息相關。古籍之中，刻本造假尚且可以通過字體、紙張、牌記等線索去辨別，但抄本、稿本、校本最難辨真假。所以要熟悉各個重要學者、藏書家的字，比如翁方綱的字怎麼寫、黃丕烈的字有什麼特點。熟悉了他們的用筆，才能在日後面對一部抄本時，認出那是真跡還是模仿。 有一次，沈津無意中把毛筆字寫得很小。顧先生看見了，說這樣的小字他也能寫。說完，他提筆在紙上寫下了「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精選烏龍水」幾列小字。那張小紙，沈津一直保存著，至今還在。 圖2  顧廷龍為沈津赴美訪問前題寫的贈字 1986年2月，沈津赴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去就是二十個月。 那段時間，沈津跑了美國多家東亞圖書館。在紐約，他看了翁萬戈先生收藏的翁方綱手稿本《復初齋詩集》；在芝加哥，他拜訪了錢存訓先生，錢先生開放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讓他隨便看書；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他被鎖在像鐵籠子一樣的書庫裡，每天在書海中游弋…… 在訪書過程中，沈津發現了很多國內沒有的珍貴古籍。例如，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他發現了一部西式裝幀的精裝本，外部看不出是什麼書，打開...

三年三譜：明萬曆年間《托山程氏族譜》連續編纂考論 —兼論徽州刻工黃守言的版刻藝術貢獻 勵雙傑 摘要： 明萬曆元年至三年（1573-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在短短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同名家譜，此現象在中國譜牒史上極為罕見。本文通過對三部刻本的內容、體例、編纂者及刻工信息的系統分析，論證這三部家譜並非三次獨立的修譜工程，而是同一修譜事業在「個人草創—兄弟合作、大規模擴充—整合優化、定稿頒行」三個階段的遞進成果。現存版本，萬曆元年本與萬曆二年本藏上海圖書館，萬曆三年本藏思綏草堂。三部刻本均為徽州名刻工黃守言刊刻。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本文同時著重考述刻工黃守言的生平與藝術成就，闡明這三部明刻家譜在版本學、藝術史與社會史領域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托山程氏族譜；萬曆刻本；徽州宗族；黃守言；徽派版畫 一、引言 明萬曆元年（1573）、二年（1574）、三年（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連續三年各刊刻一部《托山程氏族譜》（或題《長原程氏家譜》《長原程氏重修家譜》《歙托山程氏重修族譜》《古歙長原托山程氏重修家譜》）。三部刻本雖主修相同、譜名相同、地域相同、始遷祖相同（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為一世祖，南宋時謙公為始遷祖），且均鈐有「長原正派」朱長印，但卷數、體例、編纂者、內容側重皆有顯著差異。一個家族為何在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家譜？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實則為理解明代中後期徽州宗族社會的譜牒編纂實踐提供了絕佳的觀察窗口。 萬曆元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版心下方有「黃守言刊」 更為珍貴的是，這三部刻本均有徽州名刻工黃守言的刊刻之跡。萬曆元年本卷一世系之首版心底下刊有「黃守言刊」四字；萬曆三年本末附程滋《本支譜敘》，其版心下鐫「守言刊」三字，這是作為整部刻本的刊刻標識，表明全部雕版工作均由黃守言及其團隊完成。這是明代坊刻及家刻中常見的署名方式，刻工姓名鐫於卷端或卷末或版心，以示對整部刻書工作的責任歸屬。黃守言作為明代徽派版畫的代表人物，曾參與《方氏墨譜》《齊雲山志》等版刻名作的刊刻，其參與家譜刊刻，使這三部看似尋常的宗族文獻獲得了不凡的藝術史意義。 另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目前公藏機構中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這一著錄情況雖不能完全排除民間仍有後世修譜藏本的可能，但就目前可查考的文獻分布而言，這三部萬曆刻本無疑是研究托山...

《海峽人文學刊》是以發表人文科學學術論文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師範大學共同主辦，中國標準連續出版物號為CN35-1341/C，ISSN2096-9767，季刊，160碼，每季度末月20日出版。 本刊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辦刊方向，立足福建，面向全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學術交流，服務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文科學。本刊聚焦的欄目主要有：中外文論、中國古近代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語言學理論及應用研究、人文經典新闡釋、史學天地、八閩文史、閩台文緣新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戲劇（曲）藝術研究、宗教文化研究等。 本刊不對作者身份、職稱、學歷、學位等預設門檻，不收取版面費等任何費用，且刊稿必酬，優稿優酬。竭誠歡迎廣大作者惠賜佳作。 投稿須知 一、來稿須遵守學術規範，嚴守學術道德，保證論文不違背國家憲法，不涉及國家機密，無抄襲、剽竊、偽造數據等學術不端行為。本刊編輯部保留對來稿進行適當刪改的權利，如作者不同意，請在投稿時聲明。 二、來稿須登陸本刊網站在線投稿，篇幅字數不限。正文附300字左右的摘要、3～6個關鍵詞，並將標題、摘要、關鍵詞等譯成英文附文後。 三、作者簡介（包括作者姓名、工作或學習單位、職務或職稱、學位等）、基金項目以腳注方式在首頁標注（須注明基金項目的來源、具體名稱和項目編號）。並在文末附上詳細的通信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和電子信箱。 四、稿件要求原創首發，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超過3個月未接錄用通知可自行另投。稿件一經正式刊用，版權屬本刊所有。 五、本刊參考文獻採用頁下注釋體例，參考文獻和注釋均置於當頁地腳（腳注），每頁編序碼，序號用①②③標示。 示例： ①孫紹振:《文學創作論》，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02頁。 ②葉明勇：《英國議會圈地及其影響》，《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③汪子春：《中國養蠶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傳播》，自然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382－391頁。 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東莞城隍》，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標點本，第215頁。 引用先秦諸子的著作或少量引用傳統經典古籍中的語句，使用夾注。 示例： 莊子說惠子非常博學，「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 六、本刊已加入中國知網CN...

 近代日記：豐厚的史料寶藏 張劍 編者按：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張劍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立項後，成效顯著，帶動了近代日記的整理與研究的熱潮。僅項目成果就整理有100餘人的日記，發表80餘篇論文，出版10餘部專著，還為1,100多位近代人物的日記做了敘錄，是國家重大項目推進學科建設的有力見證。本文原刊於《光明日報·光明悅讀》2026年3月28日，茲予推送，以饗讀者。 近些年來，隨著黨和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愈發重視，古籍整理與研究出現了全面蓬勃發展的局面。特別是以往相對被忽視的日記、書信等私人性較強的史料，由於其具有私密化、細節化、現場感強等特徵，為宏大的正史敘事提供了必要的補充或校正，並通過親歷者的視角，呈現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差異性，因此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特別青睞。其中，又以近代（1840-1919）日記的整理與研究最為興盛，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近代歷史的重要性。近代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特殊階段，大大小小的人物日記，記載了國人在這一時代洪流中的經歷、思考與探索，是我們理解今天中國特色道路、堅定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經驗總結。 二是近代日記的豐茂性。據目前初步統計，近代之前，中國有日記傳世的人物才400多人，而近代人物有日記傳世者超過了1,500人，其中大部分處於未被整理和研究的稿抄本狀態，為我們瞭解百年前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獨特的窗戶，是值得持續開掘的學術園地。 三是國家層面的引導性。《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均包含一定數量的近代日記整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立項後，成效顯著，帶動了近代日記的整理與研究的熱潮。僅項目成果就整理有100餘人的日記，發表80餘篇論文，出版10餘部專著，還為1,100多位近代人物的日記做了敘錄，是國家重大項目推進學科建設的有力見證。 「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2014年至今已出版十二輯，其中日記史料為數眾多。 近代日記除了數量較前代日記有大幅度增加外，還有幾個明顯的特色值得注意： 首先是日記作者身份的多樣化。作者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比如末代皇帝溥儀，除了自傳體文學《我的前半生》外，還有部分特赦以前的日記留存下來，其中1914-1922年溥儀大婚前的日記保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