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本草綱目》最初傳入日本的記錄及金陵本的所在 真柳誠 《本草綱目》是由明朝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1518-1593年）為修改古代醫書中的錯誤而編，他以畢生精力，親歷實踐，廣收博採，對本草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總結，歷時29年編成，30餘年心血的結晶。共有52卷，載有藥物1892種，其中載有新藥374種，收集藥方11096個，書中還繪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圖，約190萬字，分為16部、60類。這種分類法，已經過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統來進行了。對植物的科學分類，要比瑞典的分類學家林奈早200年。每種藥物分列釋名（確定名稱）、集解（敘述產地）、正誤（更正過去文獻的錯誤）、修治（炮製方法）、氣味、主治、發明（前三項指分析藥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間流傳的藥方）等項。 １． 緒言 《本草綱目》刊行後不久，即於江戶初期就傳入了日本，給江戶時期的本草研究以極大的影響。這一史實，可以通過江戶時期曾多次印刷此書而得以證明。《本草綱目》的江戶版本共有6種，並進行了總計14次印刷[1]。近世以後，亦有活字版被三次刊行，至今仍嘉惠於本草學者的研究工作。 有關《本草綱目》傳入日本的年代，及本書的最初版本金陵本的傳存問題，歷來似已有定論。本文正是為了訂正和補充這一定論，而將個人見解公之於諸賢，以求共識。 ２． 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 《本草綱目》最初傳入日本的年代，一直被認為是江戶初期的慶長12年（1607），其根據是作為江戶政府的正史《德川實記》一書。《德川實記》的“台德院殿御實記”的慶長12年4月條[2]曰∶「林羅山在長崎購得《本草綱目》，並進獻於德川家康。」即此之後，白井光太郎[3]、南方熊楠[4]、渡邊幸三[5]、岡西為人[6]、上野益三[7]、木村陽二郎[8] 等近代日本的植物學史、博物學史、本草學史的專門研究者們也都以此為定說，而轉載於書。因此，此論便堂而煌之地自日本傳至中國[9] 。 林羅山（1583-1657）是曾侍奉過德川家康將軍的大儒，有關這一記載亦可見於羅山的三子春齋所編集的羅山年譜（《羅山先生集附錄》卷１[10]）。一般所稱的「既見書目錄」中，列記著羅山22歲時，即慶長9年（1604）以前，親眼所見書之書名，共440余部之多，此記載轉錄於羅山自筆目錄，因此有較強的可信性。「既見書目錄」所載440餘部書中，包括以下11種醫藥書籍。 《素問》《靈樞》《本草蒙筌》《本草綱目》...

  岩崎文庫 善本 画像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toyo-bunko.org/zenpon/zenpon201009.php この画像データベースは、岩崎文庫の善本のうち、日本において、奈良朝—平安朝期に書写された漢籍の古写本を選んで、全頁資料として作製したものである。中国では唐代に当たる時期の写本で、他には殆ど存在しない貴重な古文献の資料である。 　 インターネット・エクスプローラで画面表示が出ない場合があります。その場合には、Chrome 、Firefox などを使ってください。 Internet Explore 有時不能表示畫像，屆時若用 Chrome 、Firefox，就可以表示出。

《汲古閣毛氏書跋校箋》後記 丁延峰 丁延峰，周廣騫.汲古閣毛氏書跋校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關注汲古閣是從研究海源閣開始的。2004年底，當定下博士論文《海源閣藏書研究》後，即對海源閣藏書進行專題研究，其間發現海源閣收藏了很多汲古閣舊藏善本、汲古閣刻本、毛氏校本以及清代著名學者如何焯、黃丕烈、顧廣圻等校跋本,尤其是《楹書隅録》著録了毛扆題跋本《五經字樣》《新刊九經字樣》等，毛扆對其家族刻書規模及校書等有非常系統的獨家介紹。這些雖多爲第二手材料，但極爲珍貴，同時亦爲汲古閣研究開啓了大門。 由於當時正在作海源閣研究，尚無力專心汲古閣，但已開始輯録有關汲古閣的史料。2007年6月從南京大學中文系取得博士學位離開南都時，其中有關汲古閣的論文、專著及部分複印本資料已積累滿滿一篋，準備下一個課題就是汲古閣研究。2009年，關於汲古閣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的著録體例及其價值述論》發表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同年，《汲古閣毛氏題跋輯考》發表於《古籍研究》；次年《汲古閣毛氏影抄宋本〈鮑氏集〉及其價值》發表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年8月去國家圖書館追隨陳力先生作博士後，由於主要精力放在《存世宋刻本敘録》上，直到2012年8月出站，汲古閣的課題研究只能作爲附屬工作。其間，迻録點校潘景鄭《汲古閣書跋》及毛扆的《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其後又點校毛晉詩集《汲古閣集》。2012年12月底從北京拉回的27 篋中，就有5 篋爲汲古閣資料，主要包括汲古閣抄本、藏本的影印本及平時收藏的部分汲古閣刻本，另外還有一個多T的電子版資料。在作宋刻本專題研究的同時，對汲古閣所藏宋刻本給予了關注，《汲古閣藏宋刻本存佚考録(上、下)》發表於《古典文獻研究叢刊》2011年至2012年總第2、3期。至2014年7月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汲古閣藏書、刻書、抄書研究》，對其研究開始納入正軌。之後對汲古閣之藏書進行廣泛調査，並輯成《汲古閣藏書目録》，同時對其刻書、抄書及校書亦進行蒐集，並分別編出簡目。在積累材料的同時，特別關注毛氏所撰書跋。經研究對勘，發現毛氏書跋雖經五次輯録，仍有很多未能收録進去，頗感極有必要在前人基礎上再次輯録。於是經過十餘年持續不斷的蒐集，陸陸續續又得百餘篇書跋，共得四百餘篇。至此，毛氏題跋始較完備。但是欲得全部亦極爲困難，一方面，毛氏藏書、刻書、抄書及校書頗多，必...

  《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 王婉迪 著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書號：978-7-5598-7865-6 定價：78.00元 作者簡介 王婉迪，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博士，美國理海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人文化。作為傳記與口述史作者，著有《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 內容簡介 本書是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先生的口述自傳。他1960年入上海圖書館，師從顧廷龍先生，親炙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大家，參與編纂《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6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8年。1992年，應哈佛大學之聘，沈津先生出任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在崗位上工作了18年。其間，他和四位訪問學者合作，完成了3,098種、400萬字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志，以揭示書之內涵與鑒定依據的「哈佛模式」為海內外古籍整理樹立新標桿。書中追憶沈津先生與楊振寧、饒宗頤、吳文津等數位學者的交遊，記錄60年版本鑒定的實戰心得，展現了一位圖書館人兩度「清零」、從上海到波士頓的學術生涯。沈津先生從圖書館一線到大學講堂，完成了一場華麗的轉身，也為當代古籍保護史、版本目錄學史留下了珍貴的一線視角。   編輯推薦 1.當代版本目錄學大家首部完整口述史：沈津先生師從古籍版本目錄學大師顧廷龍先生30年，曾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後受聘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凡18年。本書系其首次系統口述一生治學經歷，完整呈現一位學人從圖書館「學徒」逐步成長為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繼而成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之軌跡，彌足珍貴。 2.親歷古籍整理、著錄、保護的「活檔案」：沈津先生經眼古籍善本上萬部，書中記錄其60年版本鑒定的實戰心得，詳述陳清華與朱氏結一廬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經過、《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以及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撰寫等重大事件，為當代古籍保護史和版本目錄學史提供了珍貴的一線工作者視角。 3.與學術名家的深度交往實錄：沈津先生60年來與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方行、冀淑英、饒宗頤、楊振寧、昌彼得、吳文津、王秋桂、鄭培凱等數位學者過從甚密。書中對諸家學問人品、軼事掌故的記錄親切翔實，堪稱一部「學林側記」。 4.一位學者治學不輟的精...

 明版家譜何以比宋版書更珍稀  勵雙傑 版本目錄之學，素以宋元刻本為至寶。藏書家向來推崇「宋版書」為古籍之冠冕，謂之紙墨精良、校勘審慎，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之說。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存世宋刻本敘錄」的最新調研，海內外已知存世宋刻本約三千五百部。然而，此處的「部」乃指包含了同一品種的不同印次、不同殘本及不同遞修本的重複計數。若論及內容之「種」，則需另加考辨。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中國大陸收藏的宋刻本為一千二百零八部，此處的「部」因著錄方式是以一種書的一個版本為一條目，故當理解為內容品種；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調查統計，中國大陸存宋版本約一千五百部（一千種），台灣地區約八百四十部（五百種），日本約八百九十部（六百二十種），明確將「部」與「種」區分開來。綜合各家之說，以內容品種計，現存宋版書大致在一千種至一千二百種之間。宋版書之珍稀貴重，固無疑義。 然而，若將視野轉向明代版刻，特別是明版家譜這一特殊文獻類型，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浮出水面，據《中國家譜總目》統計，現存明版家譜約六百七十一種。此處之「種」，乃指內容品種，與宋版書計量中所用的「種」屬同一口徑。換言之，一種明代刊刻的譜牒文獻，其存世品種數量，竟與遠在它三百年前的宋版書全部品種數量處於同一量級，後者為一千種至一千二百種，前者為六百七十一種。若進一步考察相對珍稀度，即在各自時代文獻總量中所佔的比例，則明版家譜的珍稀性更顯突出，宋代刻書「當有數萬部」，現存三千五百部，存世比例大致在百分之幾至百分之十幾之間；明代刻書總量以數十萬部計，存世明刻本數以萬計，而明版家譜僅存六百七十一種，在明代刻書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遠低於宋版書在宋代刻書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現象，恰恰揭示了明版家譜在文物價值之外的獨特意義。 論及版本之珍貴，「稀少」從來是首要標準。明代刻書事業極為發達，官刻、坊刻、私刻並舉，傳世的明刻本數以萬計，其中萬曆以後的本子尤多。在這樣一種「明代刻書多如牛毛」的總體格局下，明版家譜僅有六百七十一種存世，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存世的宋元版家譜不超過十種，這使得明版家譜成為研究明代以前家族史最可靠的實物依據，其版本學價值與史料價值均不可低估。一種文獻類型，在刻書事業高度發達的明代，其存世品種數量竟然與宋版書全部品種數量處於同一量級，這本身就足以說明明版家譜有多麼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