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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三先生的學術情誼片斷追憶 王世偉 顧廷龍（1904-1998）、潘景鄭（1907-2003）、胡道靜（1913-2003）三先生均為海派學術文化中的目錄版本學大師。顧廷龍先生和潘景鄭先生均出生於江蘇蘇州，胡道靜先生則出生於當時的江蘇省上海縣。1922年顧廷龍先生19歲時，與潘承圭在蘇州成婚，潘承圭即為潘景鄭先生的姐姐。1928年，顧廷龍先生和胡道靜先生同時進入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就讀，成為大學同窗。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三先生在數十年的海上學術生涯中結下了深厚的學術情誼。 一、三先生共同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研究生導師 三先生1985年6月年參加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論文答辯時合影（後排左起：冀淑英、潘天楨、胡道靜、沈文倬、潘景鄭、戴家祥、顧廷龍；前排左起：王世偉，孔毅、金良年） 20世紀80年代初，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開始招收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的研究生，當時由系主任陳譽教授（1920-2003）出面聘請了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先生在內的多位在上海歷史文獻學界的著名學者擔任兼職的研究生導師。三先生指導或合作指導研究生並分別開設了研究生課題，其中顧廷龍先生開設了「校勘學」的課程，潘景鄭先生開設了「版本學」課題，胡道靜先生則開設了「應用目錄學」課程，另外還有呂貞白先生（1907-1984）開設了「歷史文獻學」課程。從1980年至1990年，三先生指導了多名研究生和他們的畢業論文： *顧廷龍和呂貞白共同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2屆研究生周松齡的《傅增湘對古籍整理的貢獻》； 1982屆研究生邱健群的《略論康熙刻本》。 *顧廷龍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5屆研究生王世偉的《孫詒讓校勘學研究》； 1990屆研究生彭衛國的《阮元文獻學研究》。 *潘景鄭和胡道靜共同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5屆研究生金良年的《清代武英殿刻書述略》； 1985屆研究生孔毅的《汲古閣刻書考略》。 *潘景鄭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9屆研究生葉農的《廣雅書局刻書考略》； 1990屆研究生劉靜的《明代藩府刻書考》。 *胡道靜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90屆研究生王海明的《陸心源及其藏書研究》。 三先生指導的部分研究生論 三先生在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培養方面，不僅直接指導研究生論文、還參加了研究生入學的考試命...

第二屆古文獻整理與利用研討會徵稿啓事 一、會議背景與目的： 古文獻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蘊含著豐富的智慧與信息，對古文獻的整理研究與利用，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鍵舉措。為進一步推動該領域學術交流，促進古文獻整理研究與利用的深入發展，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保護研究院、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天津市醫史文獻研究所擬聯合舉辦第二屆古文獻整理與利用研討會。 二、會議基本信息： 時間：2026 年9月11—13日（11日報到，12日會議，13日離會） 地點：天津師範大學 主辦單位： 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保護研究院 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 天津市醫史文獻研究所 承辦單位： 天津師範大學古文獻學與數字人文研究中心 三、徵稿對象 在高校、科研院所從事古文獻整理與利用相關研究的學習者、工作者，包括但不限於歷史學、文獻學、古典文學、數字人文等領域的專業人士。 四、徵稿主題 本次研討會徵稿主題廣泛，涵蓋古文獻整理與利用的各個方面，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向： （一）古文獻整理方法創新：傳統整理方法與現代技術的融合應用，如數字化整理、人工智能輔助整理等新方法、新工具的探索與實踐。 （二）特定類型古文獻研究：針對某一類古文獻（如古籍善本、地方誌、檔案文獻、少數民族文獻等）的整理、研究及開發利用。 （三）古文獻與跨學科研究：古文獻與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數字人文等學科的交叉研究，挖掘古文獻在多學科領域的價值。 （四）古文獻在當代社會的價值與應用：古文獻在文化傳承、教育普及、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等當代社會領域的應用與價值實現。 五、徵稿要求 （一）語言與格式：來稿請使用中文寫作，語言規範、準確、流暢。論文應包含標題、摘要（300-500 字）、關鍵詞（3-5 個）、正文、參考文獻等部分。 （二）作者簡介與聯繫方式：在論文首頁下方附作者簡介，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所在單位、職稱、研究方向等信息；同時提供詳細的聯繫方式，如手機號碼、電子郵箱等。 （三）參考文獻標注：參考文獻請嚴格按照《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 7714 -2015）要求，以腳注圈碼形式標注，每頁重新編號。 （四）字數要求：論文字數一般在6,000-10,000 字之...

印刷時代的寫本 何朝暉 各位師長，各位同道：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加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暨首屆學術研討會，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研究中心的成立，無論對寫本學還是書籍史研究而言，都意義重大。 我本人從事書籍史研究，主要聚焦明清以來的出版史，以前沒有專門關注過寫本，在這方面我其實還是個小學生，要多向各位專家請教。書籍史這一源自西方的理論，關注的重點實際上是印刷時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寫本研究和印本研究都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二者雖然都屬於書籍、文獻範疇，但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交流其實並不多。目前學界已經譯介了幾部西方書籍史理論著作，其中包括我翻譯的《書史導論》，還有另外兩本譯著。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印本談得多，寫本談得比較少。在西方也有專門的寫本研究領域，叫「manuscript studies」，跟國內的情況類似，和印刷書籍研究涇渭分明。國內寫本學以簡帛文獻、敦煌文獻為中心，其研究範式、研究方法和印本研究存在一定差異。不過近些年來，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日漸增多，寫本學和書籍史理論也開展了很多對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我覺得書籍史理論應該有一個拓展和整合，也就是把寫本和印本放在一起考察。當前最經典的書籍史理論是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圈」。這個模型討論的全部是和印本有關的內容，而且是谷騰堡印刷術發明以來的東西。這次會議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整合寫本和印本研究理論？ 在我看來，近年來國內寫本學的興起，其實是受到了書籍史，尤其是印刷文化研究的刺激。如今學界歸納出的寫本的諸多特點，大多是跟印本相對的。比如寫本具有現場感、具有個性化的特徵，對應於之前研究印刷文化的學者所提出的印本的標準化、固定性。寫本學的不少理論觀點實際上是比照著印本文化研究提出來的。我今天的發言，更多的是從兩者的延續性來談。以往的研究強調寫本和印本的差異，今天我想梳理一下二者之間的聯繫和傳承。 剛才杜澤遜老師總結了寫本的六個特徵，我覺得非常好，由此也激發了我的一些思考。印刷術發明之後，我們通常將這個歷史階段稱為印刷時代。但進入印刷時代後，寫本並沒有消亡。正如剛才徐俊老師所說，在印刷時代，寫本依然是文獻傳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我總結了印刷時代寫本的三個特點，分別是融合性、衍生性和互補性。 融合性就是抄寫和印刷同時出現在一個文獻裡。這是兩件明代崇禎年間的公文，一件「部札」，是...

留書、還價與鈔書：書商王文進致顧廷龍尺牘中的書籍史細節 丁小明  現代書商致顧廷龍先生尺牘 書籍作為兼具商品屬性與知識載體的特殊物品，其流通體系催生出書商這一特殊群體。這些書商不僅需要掌握與書籍有關的專業知識，還要精通文人學者的交往之道，才能在書籍流轉中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成為推動特定時期文化學術發展的隱性力量。然而，正如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所慨嘆的「書棚闕史」那樣，二百年來琉璃廠書肆林立，卻鮮有黃丕烈式願為書商立傳者。因此，除了個別書商因藏書家題跋或學者記載得以留名，絕大多數書商則隱身於營業書目與經手書籍之後，最終成為湮沒於歷史洪流中的「失蹤者」。 開展書商研究面臨的核心困境在於「文獻不足徵」，其原因是書商群體本身罕有著述傳世，而書籍交易涉及議價策略、營銷手段等商業機密，具有天然的封閉性。此類原始材料隨著時代變遷逐漸亡佚，導致研究者常陷入無米之炊的窘境。而突破這一窘境的關鍵，無疑需要研究者深度挖掘公私文獻中的相關信息，努力重構書商群體的工作世界，從而填補學術史與書籍史研究中的這一重要缺環。 顧廷龍 值得慶幸的是，筆者數年前過眼了一批現代書商致顧廷龍先生的尺牘，細讀這批尺牘，特別是與已出版的《顧廷龍日記》及相關史料對讀後會發現，其中這些書商如何為當時合眾圖書館買書、換書、配書的諸多細節非常詳富，堪稱現代上海書籍史研究一座小型寶庫。同時，這批書商尺牘因體量巨大，所涉書人書事亦頭緒繁雜，此處僅摘取王文進尺牘五通略作解讀，在考證其撰寫時間、內容的同時，盡力還原王文進售書給合眾圖書館的具體細節，進而為現代上海的「書棚闕史」補上一個難得的案例。 《顧廷龍日記》，中華書局，2021年10月出版 與日記互證 王文進五通尺牘撰寫時間考 文祿堂主人王文進是民國時期「斐聲當世」的著名書商，董康在《文祿堂訪書記序》中將之比為「今之錢聽默、陶五柳」一類的古書掠販家。檢之合眾圖書館相關文獻可見，在合眾創建的最初幾年中，王文進頻繁出現於合眾圖書館的購書活動中。當然，因為新發現的這五通王文進尺牘，作為書商的他是如何售書給合眾的具體細節才得以浮出水面。在此，我們結合《顧廷龍日記》所記載的相應內容，對這五通尺牘的撰寫時間進行考證，先來看其中一通尺牘內容： 《莫高窟藏目》三冊，貳佰元 《嘉業堂藏目》六冊，貳佰元 《適園詩集》卄四冊，五百元 《滬上題襟集》五冊，壹佰五十元 《秋水軒集》八冊...

《古籍數字人文研究》發刊詞 姚伯岳 《古籍數字人文研究》以集刊的形式創刊了，數字人文研究的隊伍中加入了一支生力軍。 目前有關數字人文的著作和論文層出不窮，以數字人文為名的期刊也出現了不止一種，儘管其中的內容大多與古籍有關，但直接以「古籍數字人文」命名，本刊還是第一種。        當人類的活動空間從以往單一的物理世界擴展到數字世界之時，將實物形態的古籍遷移到數字世界保存和利用，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據不完全統計，僅中國境內傳世的古籍就多達5,000多萬冊，這些古籍越來越多地被數字化，成為數字世界中的寶貴資源。如何保存和利用這些資源，使其為現代社會服務，已成為數字人文研究的首要任務。       古籍數字人文的本質和目的是什麼？是古籍保護主戰場的轉移，還是僅僅在方法手段上的豐富和改變？數字化的古籍和傳統的紙質古籍使用起來有什麼不同？我們應該為古籍數字資源的保存和利用搭建怎樣的平台？怎樣利用數字化的古籍將相關的學習和研究做得更好？新的課題呈現在人們面前，等待圓滿的回答和切實的解決。       《古籍數字人文研究》的創辦，將為古籍數字資源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一個成果集中展示的窗口，也將成為一個相關學者嶄露頭角的絕佳平台。  本刊由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和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附設的古文獻學與數字人文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科技史研究的內容和方法恰與古籍數字人文相契合，古人的技巧與今人的智慧在這裡交融、激蕩，匯聚成波瀾壯闊的巨流，承載著時代的使命，奔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古籍數字人文研究》是我國首部聚焦「古籍」的數字人文研究集刊，由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與天津師範大學古文獻學與數字人文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兩輯。本集刊的創辦，以數字人文的理論與方法為基本視域，聚焦於古籍整理、解讀與闡釋中的數字化實踐，以及數字化背景下古籍人文內涵的深度發掘兩大維度，致力於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文獻學的有機融合，促進古籍保護、科技史、文獻學及數字人文等相關學科的交叉互動，為中華典籍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學術平台。 投稿郵箱為gjszrwyj@126.com（郵件標題請注明聯繫人和文章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