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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 劉玉才 說明： 2022年4月27日晚，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日知」系列第40期，暨古籍整理學術實踐系列講座第三講，將以直播形式在線上、線下同時舉行，具體地點為國學館122。講座題目為「《論語義疏》的日本流傳與回歸」，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玉才主講，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陳偉文主持。 為了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講座內容，我們特將劉玉才教授的舊文《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刊於此處，該文原載於《文獻》2006年04期。 在日本的公私藏家中，存有不少《四庫全書》的散本，僅筆者涉獵所及，就有日本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慶應義塾大學及附屬斯道文庫以及大倉集古館、恭仁山莊、富岡文庫等多處收藏，而且版本涉及文淵、文津、文溯、文源四閣和南三閣本。這些散本對於研究《四庫全書》的纂修、繕錄、復校、撤改、補遺、存毀，無疑具有重要的標本價值，尤其是作為焚燼之餘的文源閣散本，更值得倍加珍視。 一、《四庫全書》的纂修、庋藏與散本的形成 《四庫全書》纂修始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徵求遺書，次年依據安徽學政朱筠條議，乾隆帝命於《永樂大典》中綴輯散篇成帙，並令依經史子集蒐輯遺籍，命名為《四庫全書》。紀昀、陸錫熊、陸費墀等人總纂其事，傾朝野之力，歷經十年之久，方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首部《四庫全書》鈔本貯藏於紫禁城文淵閣。乾隆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又續繕三部，分別貯藏於盛京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和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以上合稱「內廷四閣」，亦稱「北四閣」。為嘉惠江南士林，啓牖後學，乾隆四十七年又下令續繕三部，分別貯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裝潢庋置完畢，合稱「南三閣」。「北四閣」與「南三閣」本鈔寫格式基本一致，均為朱絲欄端楷書寫，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裝禎用絹麵包背裝，木制函套，但是用紙、開本、鈐印有所不同。「北四閣」本用開化榜紙，開本寬大，每冊首頁鈐有各閣之印；「南三閣」本則用太史連紙，開本較小，每冊首頁鈐蓋「古稀天子之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不鈐各閣之印。「北四閣」本主要以供內廷御覽為目的，藏的意義大於用。「南三閣」本繕寫的目的即為便於閱覽傳鈔，故諸項管理規章都著眼於利用，嘉道以還，登閣閱覽者不計其數，許多江南藏書家更雇請書手，從閣中抄出大量罕見秘籍，於是江南私家藏書中的善本古籍，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別：...

覆寫抑或仿寫？—以毛氏汲古閣影抄本為例* 丁延峰  丁 一 摘要： 與一般抄本相比，影抄本尤其是影宋、影元抄本更為珍貴，價值更高。從文字含義上理解，「影」字既有照相式的依樣覆寫之義，亦有臨摹之義。現在保存下來的古代影抄本皆屬後者，即仿寫或臨對。通過對毛氏影抄本的仔細查驗與比較，發現毛氏所用白紙根本無法透寫，且筆畫差別大、異文不少。因此可以判斷古人所謂影抄並非指蒙在底本上的覆寫，或許古人有過類似操作，但如以宋元佳刻之珍本為底本，恐怕難以實現。出現筆畫酷肖的影抄本，有可能是毛氏有意安排與原本筆法酷似的抄手摹寫而成。現在保存下來的如趙均、錢曾、黃丕烈等名家影抄本皆與毛氏情況相同。 關鍵詞：覆寫；仿寫；汲古閣 抄寫是古代文獻保存與傳播的基本途徑之一，即便在雕版技術發達的兩宋時期，抄寫也是無法取代的。明清時期，無論是在官方抑或民間，所流傳的抄本數量並不比刻本少，只是在流傳過程中更易為人忽略，因此至今保存下來的抄本不如刻本多。就抄寫方式而言，隨著抄錄使用的物質材料的不斷提升，人們對抄寫技術的不斷探索，經過千百年的演進，一種更為先進的抄寫方式——影抄出現了。至明代，這種方式更加成熟，從而保存了大量「原汁原味」的古籍善本。但是今人對古人的影抄方式究竟是覆寫抑或仿寫，並不是很清楚。有鑒於此，本文以古代影抄書最為典型的汲古閣毛氏影抄本為例探討說明之，或有不妥之處，敬請方家雅正。 一、緣起、概念及抄錄方式 古代抄本可以分為一般抄本與影抄本兩種。比較而言，無疑影宋、影元抄本更為珍貴，價值更高。在諸家書目及題跋中，對汲古閣毛氏影抄本評價是最高的。《天祿琳琅書目》云：「明之琴川毛晉，藏書富有，所貯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購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於是一時好事家皆爭仿效，以資鑒賞，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1]孫從添《藏書記要》稱：「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划。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秘本，為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惟汲古閣印宋精抄，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為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2]段玉裁校《集韻》云：「毛子晉影鈔宋本，每葉版心之底，皆有某人重開、某人重刊、某人重刁，某人者...

 晚清書籍流通、知識再生產與知識系譜的關係—以《東方兵事紀略》為例 葉國安 董乾坤 摘要 《東方兵事紀略》是晚清姚錫光所著的甲午戰事專著，在對其出版史和銷售史進行考察後可以發現，該書的傳播在受限於商業化程度與傳播地域等因素的同時，又得益於有秩序的知識體裁，進而引發了系列知識再生產過程。不同文化場域的再生產力量對相關知識的轉接、重組與化用，促使該書在甲午戰爭知識系譜中具有權威範本地位。《東方兵事紀略》的案例有利於引入知識史的視角對書籍史研究的傳統觀點—書籍影響與流通量成正比關係進行反思，發行量與流通量較低的書籍同樣可以因為知識的複數傳播方式，輻射到整個知識系譜並產生遠超書籍物質邊界的社會效能。因此，在書籍社會史的研究當中，亟須構建起物質傳播史與知識流通史的雙重分析框架。 關鍵字 書籍流通；知識傳播；甲午戰爭；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 書籍與社會的交互聯繫向來是書籍史學家矚目的焦點，從西方早期費夫賀和馬爾坦所開創的計量史學傳統到羅伯特·達恩頓所提出的「傳播循環」（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式，在書籍如何影響社會的問題關懷下中西方分別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傳統。西方學者較為關注書籍在促進歷史從「傳統」走向「現代」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而同時期的中國雖然沒有發生相似的事件，但明清印刷文化的繁榮對士人文化、大眾文化與西學東漸的影響同樣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無論中西方的書籍史研究，都存在將「書籍影響與流通量成正比關係」作為預設前提的傾向，雖然學者基於閱讀史的研究已對該觀點做出了批判與補正，但當將書籍影響的範圍划定在某種知識系譜的形成與衍變時，書籍流通與知識系譜間的關係總會不自覺地滑入正比關係的誤解中。 一般而言，書籍乃是知識的載體，書籍發行量與流通量的增加便意味著知識曝光度的提高，進而會對相應知識系譜的形成與衍變產生重大影響。當把該觀點置於知識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時可以發現，上述觀點過多強調了書籍的物質形態與知識傳播的線性因果關係，而忽略了讀者與知識再生產在知識系譜形成與衍變中的複雜面向。筆者擬以《東方兵事紀略》的出版、傳播及其對整個甲午戰爭知識系譜影響的反比現象，來進一步闡述不同文化領域的再生產力量對知識傳播的重要性。 01《東方兵事紀略》的版本流傳 《東方兵事紀略》是晚清人士姚錫光於甲午戰後所著紀事本末體史書，專論中日兩國交往淵源與甲午戰事。關於該書的出版...

姚錫光與《東方兵事紀略》 舒習龍 姚錫光是晚清政壇經歷較為複雜的封建官僚，政聲、業績雖不能和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中興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東方兵事紀略》、《東瀛學校舉概》、《籌藏芻議》、《籌蒙芻議》、《姚錫光日記》等，這些著作對軍事、教育、民族問題都有不俗的見解。可惜，由於晚清人物眾多，學術界尚無人對其做專門研究。本文擬對姚錫光的生平做初步的梳理，重點研究《東方兵事紀略》的思想內涵、編纂特色和學術影響，不妥之處，敬祈賜教。 01姚錫光的生平 姚錫光（1857-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蘇丹徒人。1877年1月到1882年2月，由李鴻章舉薦，隨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當過駐日本領事，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社會變化有了初步瞭解，為他後來撰寫《東方兵事紀略》和《東瀛學校舉概》埋下了伏筆。1885年，考取光緒乙酉科拔貢，1888年中式光緒戍子科舉人，1889年考取己醜科內閣中書。1886年，「錫光始役津門」，供職於李鴻章幕府，頗受李鴻章器重。但是入幕後，姚錫光對李鴻章在朝鮮問題和甲午中日戰爭中的「避戰求和」方針頗有微詞，並數次向李鴻章條陳意見。他在上李鴻章說帖中說：「錫光於丙戍始役天津，見朝鮮之禍蘊蓄之深，關係之重，非可言喻，疊於丁亥春夏間上兩說帖，以要合肥相國，每謁見必陳朝事；相國不之審。約七歲而東方之難作，舉我所策以先發制人者，而人果持其術以毒我，區畫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為之時，竟無法牖當道之胸，而作先事綢繆之計。今者朝鮮既覆，而我東三省之禍遂等剝虜。誰生歷階，至今為梗。偶檢存稿，令人憤懣欲絕！」可見，姚錫光對李鴻章「和戎」政策的不滿。在姚錫光看來，朝鮮問題是甲午中日戰爭的導火索，如果李鴻章能夠虛心聽取幕僚的建議，早做防禦，則可能「利害相反」，攻守之勢異也，這些思想和見解在後來寫的《東方兵事紀略》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894年，他在鎮江守孝，中日戰爭爆發，他應李鴻章之召趕去北方，在天津、山海關、秦皇島等地參預軍事。1895年1月到3月，姚錫光在山東巡撫李秉衡幕府任職，並再次向李鴻章上《陳進兵朝鮮大略情形說帖》，表明他對中東戰事的看法。由此可見，在姚、李關係中，姚錫光既感激李鴻章的重用提拔，又能堅守幕僚的責任。甲午中日戰爭後，他將軍中見聞和感受寫成《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詳細記述戰爭經過。1895年9月，經前署兩江總督張之洞調赴江南，和外籍...

 《百苗圖》傳世抄本收藏情況概說 譚衛華 羅康隆 《百苗圖》是清代繪畫記錄當時各地苗族的生產、生活、娛樂和習俗等風情的歷史圖冊，是珍貴的歷史民族志。「百」是概數，合多之意，並不是指有百幅苗族畫圖，也不是指有百支苗族。《百苗圖》形象再現了苗族支系的繁多和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百苗圖》原本已佚，後世轉抄臨摩者眾多，據初步查尋，目前在國內外收藏尚存的《百苗圖》抄本、印本估計不下100種。主要收藏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各圖書館現藏，在海外如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圖書館也有收藏。 一、引言 《百苗圖》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一種反映貴州古代少數民族的圖說文本。嚴格講，這還不是一個規範的科學名稱，因為長期以來對其外延和內涵缺乏統一認識。一般認為，《百苗圖》原本為清嘉慶年間貴州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但原本已佚，只有臨摹抄本傳世。由於這些傳抄本的抄成年代各不一致，許多都是抄本之轉抄本，加之其傳抄背景極為複雜，比如各傳抄者的學術素養、藝術功力以及傳抄意圖等等各不相同，許多人在傳抄過程中僅憑個人的認識或增或減，甚而改寫改繪，因而「百苗圖」可謂五花八門，紛然雜陳。現存版本中很難見到完全相同的本子。其書名就有《百苗圖》、《貴州少數民族圖》、《貴州苗圖》、《百苗圖詠》、《黔省苗圖》、《苗蠻圖冊》、《番苗畫冊》、《黔苗圖說》、《柒拾貳苗全圖》、《黔苗圖說四十幅》等。因《百苗圖》畫本在民國初年曾以石印本小規模發行，在民間影響較大，故後人多稱此類圖書為《百苗圖》。 陳浩原書作成於清嘉慶初年，距今200餘年。然而，也正因為彩繪附圖的存在，在印刷技術欠缺的往昔，批量刻板印刷發行技術要求很高，一直未能批量發行，使其流播極其困難，只能以臨摹轉抄改繪的方式流播傳世，致使該書各種抄本除國內有公私收藏外，國外各博物館、圖書館也有不少抄本收藏。 《百苗圖》與其他同時代的圖本資料一樣，由於受到印刷技術條件的制約，該書的文本部分經李宗昉的《黔記》轉錄後，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但圖畫部分卻成了罕見的文物，也成為了收藏家的主要對象。據近年來有人粗略統計，國內外收藏的《百苗圖》傳抄本不下百種。本文就筆者所瞭解的情況匯入並呈，以資參考。 二、國外《百苗圖》傳本收藏情況 在國外，據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於1905年所著的《苗族調查報告》一書介紹，《黔苗圖說》早在1859年就被外國譯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