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1.時間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很重要，因為大家都等不及。 2.我打交道的人都很好玩，不是千篇一律的。 3.老師們告訴你這個是門檻，跨進去就是廣闊的天地。 4.總有一天要放下筆的，瞭解了這一切，也就心安了。 5.在社會當中說真話的人太少了，尤其是重要圖書館出的大書，持批評意見的人幾乎沒有。 6.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教授往往都有一個班底，很多學生為他們服務，我從來都是單槍匹馬。 7.書是圖書館最重要的命脈。 8.「所以然」的「然」字很重要，什麼事都要說出道道來。 9.我不熬夜，從不在十點半之後睡覺，要平常抓緊，擠時間。 10.國內出版的問題太大了，留下來的後遺症太多了。 11.人要正派，人要真實，能夠幫助的我一定幫。 12.版本鑒定和中醫一樣，要望聞問切。 13.我幹了這麼多年，別人都說我是善本書專家，但我寫的東西不僅在於「善本」。 14.編輯要博覽群書，很多經驗都是靠積累起來的。但是隔行如隔山，一位編輯不可能對所有書涉及的內容都懂。出版社外包給別的專家審稿，花一點錢，就保險一點，但很多時候出版社不願意，認為「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來做又做不起來。 15.我最常說的三句話：為他人作嫁衣裝；物以稀為貴；什麼事都要有依據。 本文原刊《沈津樂道》

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下） 朱琳 二、做書不貲：技術、紙張等的成本 1921年，中華書局開始醖釀出版《四部備要》系列。標榜「為讀書而刻書」的中華書局，版本選擇上以清代刻本為尚，並採用了排印技術。版本與技術上的抉擇，均反商務之道而行之，此間緣由當然不無善本難求這一難言之隱。從成本上看，排印確系高出影印一截。排印技術需要對原書重新排字，有排字便需校對。為力避錯訛，中華書局延請耆宿10餘人，每葉校十三四次[1]。《四部備要》全五集卷帙浩繁，全書350餘種2,000余冊，「排校工程大，欲速則不達，每集須20萬工，若影印則什一之工足矣」[2]。如按照10年工期算，僅人工成本則「300人工作10年約合100萬工」[3]。按其上述自測，如果影印則大致僅需10萬元的花費。 有意思的是，1926年的影排預算之差，放到1935年則乾坤顛倒為影印比排印更貴。1935年上半年，開明書店開始發售《<二十五史>補編》的預約，定價44元。此時所輯之書僅170餘種，後經博咨周訪而增加到247種，「已溢出七千頁以上」。在不增加已預約各戶價格的情形下，全書「惟一律改排版，免鑄鋅版。一轉移間，尚可拉平，惟出版不免延遲，而校對亦須加工進行耳」[4]。在「成本幾增二分之一」的情形下，開明書店力輓狂瀾的手段無非是從影印改用了排印，彼時排印成本竟然僅及影印一半上下，成本上一躍而為佔據優勢的一方。但需要說明的是，開明書店的影印，使用的是照相鋅版技術，並非十年前的照相石印。此前《二十五史》便用此法，開明還專門登報巨細糜繁地介紹照相鋅版印刷的優勢，通過宣揚印制手段的先進性凸顯圖書印製質量的高超[5]。 照相鋅版印刷技術屬於凸版與平版結合的新型印制技術，也集合了平版與凸版印刷的兩種優勢。據開明書店描述，照相鋅版印刷技術印制工序，需先把原稿用照相方法做成陰版，翻到塗布感光劑的鋅版上，通過光線使鋅版上顯出和原稿相反的文字來，再將不感光部分的感光劑洗去，再用特製藥品使感光的部分成為耐酸性，最後再用酸性劑把別的部分腐蝕掉，獨剩有耐酸性的部分。與之同屬凸版的鉛印技術，需將活字一個個組合，由此必須對排字加以校改，「一部字數達四五千萬以上的大書，要校對得沒有錯字，實在不是簡短的歲月和少數的人力所能辦到」。於是開明書店請來了「精細的照相機去做鈔寫先生」，通過照相技術將原版原文復寫在鋅版上，這照相機...

新《書林清話》—《沈津古籍版本二十講》 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時就想寫這麼一本書，所以收集了很多材料，後來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當特聘專家期間就開始慢慢做，想把它做成一本「新《書林清話》」。您知道，《書林清話》①的作者是葉德輝，他是湖南的大地主，也是大學者，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時被槍決了，但是他的學問在當時是很有影響力的，章太炎、吳梅等都認為他不應該死。葉的《書林清話》在清朝末年就出版了木刻本。《書林清話》裡作者、出版、典故的問題等素材都得自葉的收藏，也有相當部分參考了別家的藏書志或藏書目錄。限於財力，不可能和公共圖書館相比，因此葉德輝的《清話》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有一點點錯誤，但今天研究版本和目錄的學者想要入門都繞不開這本書，而有些版本鑒定專家在專著中還大段抄錄葉的《清話》呢。我在中國上海、香港地區和美國的幾個重要圖書館負保管書庫之責，平時看書翻書、向導師與收藏家請教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第一手信息遠遠多於葉德輝，所以我有責任把它們揭示出來。 我把得到的信息全部收集起來，慢慢消化之後，列成大約二十個題目，每一講一萬字至六萬字不等。第一講是雕版書（刻本）的版式、行款和它的書口，這是最基本的。比如魚尾是書的折疊線，功能在什麼地方。有些人說憑魚尾可以鑒定出版本，這是無稽之談，我見到的書中個別的居然有六個魚尾。又閔、凌兩家的套印本是沒有魚尾的。第二講講板片。收藏家姜尋在北京成立了一家雕版博物館，我、艾思仁教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總編輯殷夢一起去參觀過。 我想講解某書板片是棗木、梨木、桃木、檀香木還是楠木；板片是正面印，還是為了節約工本正反都可以印；板片在當時多少錢一塊，如何流通；有些書的板片怎麼到今天不全了呢，是兵燹、水災、火災導致的，還是由於政治原因被銷毀了。再比如古書當中的牌記和扉頁是兩個不同的元素，上面有出版年、出版者，類似今天的版權頁。牌記有各種形狀，如鐘鼎形和古琴形，我會告訴讀者牌記的作用。扉頁也是這樣，很多作假的書是在牌記和扉頁的年份作假。文人一般沒有很多的積蓄，要印一部書需要資助，所以助刻我也在書中有專文講解。至於寫工，刻工（印工、繪工），稿本，抄本，印數（刻本、活字本、印譜），書價（明、清），編目與著錄，書志及其編寫，藏書印的鑒定，版本鑒定，紙張、殘本與殘頁，人才的培養，翻刻，書估，聚書，等等，我都會娓娓道來。 我希望自己寫的內容和別人不太一樣，應有自己的想法及判斷。...

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上） 朱琳 一、書往何處去：富人的客廳與窮人的亭子間 1919年，供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茅盾，在報紙上看到了北京學生們空前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辱華外交。他說自己身邊也有一件大事發生—「這件大事便是《四部叢刊》的性質究該如何？」[1]所謂的性質，即《四部叢刊》的消費定位指向。《四部叢刊》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意義何在？茅盾將之歸結為大事，可能來源於自身的直觀感受—商務印書館整整為這事爭論了五六個月。這件事對館內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回視過往，《四部叢刊》不但是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型古籍叢書的開山之作，更開啓了整個時代整理與出版大型古籍叢書的先河。茅盾把它同五四運動並舉列為重要之事，當然有調侃的意味，但也不無道理。 據茅盾描述，《四部叢刊》籌謀之初的爭論點在於印制方式的選擇，商務印書館內部據此分化為兩派—倡導影印的「善本派」與主張排印的「實用派」。善本派最終佔據上風。勝出並非源於派系成員以當權者居多，而是此派「就他們同館外接觸而得的印象」做出的印製預算優於對手。如果用鉛活字排印，不但需要重新排字，還要進行校對，而且「合格的校對人員很難找（編譯館中只有編輯《辭源》的一班人可以勝任），即使找到，薪水必高，則《四部叢刊》的成本也將隨之增高，也會影響銷路」。相比之下，如果影印善本，則「可銷一千，那就已經有盈利了」。借由經濟算盤，善本派得償所願。 善本派的經濟賬雖然勝出，但並不能等同於古籍叢書的定價不高。茅盾所述的此次策劃活動，於1920-1923年間出版了《四部叢刊》系列的第一編（即初版本），全書包含323種2,100冊圖書。連史紙印本定價高達800元，預約價500元，毛邊紙定價640元，預約價400元。1927-1930年間該叢書再版，價格不變。同時期，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四部備要》系列。1922-1923年末，《四部備要》第一集陸續出版，全書48種405冊，定價160元，預約價80元；1925-1926年，第二集出版，全書66種405冊，定價與預約價與第一集相同；1928-1931年，全五集出版，全書349種2,000餘冊，連史紙印本定價1,200元，預約價600元，賽宋紙印本定價800元，預約價400元。揆諸各古籍叢書價格，即便預約價相比定價要低，但從數十元到數百元的價格梯隊，依舊引發時人叫苦。相比叫苦，他們更為令人咋舌...

談年譜 1935年1月30日，杭州《東南日報》副刊《讀書之聲》刊登平林《國內研究風氣的新趨向》，其六「年譜之撰述」，指出：「年譜足以覘知一人治學的過程、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友朋間交接來往之關係，原是一種極好的傳記體裁。最近年譜的著作出版，似乎特別風行，而所撰述的，尤以著名學者的年譜為多，確是研究上的好現象，尤其重要的，年譜之撰述，可以訓練作者以蒐集資料和編排資料的方法，為治學上的有效訓練。」同年3月6日，《讀書之聲》又刊登署名「楚」的《談年譜》一文，對年譜作了一些學理上的探討，還可一讀，分享如下。 談年譜 楚 在本刊第一百三十三期，我們曾指出年譜之撰述為現今國內研究風氣的新趨向之一。事實上，近來撰述年譜或正在從事撰述的，確實不少，但是關於年譜之學理的闡明，卻未有所見。僅梁啓超氏在他那《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里有一章專講年譜的作法，足為我們所可注意一讀的。 我認為作年譜最大的益處，在於訓練作者以研究學問的方法。第一，年譜的資料，並不是現成的，單靠譜主的文集之類，還是沒有用處，我們必得向同時代人的文集里或後人的筆記里廣為蒐羅，以資參證。第二，資料獲得以後，須為之按年排比，有許多資料並未顯明的表示年月，更須設法為之考訂。第三，作年譜也和其他著作一樣，須注意於資料的取捨標準。有許多資料是無關大體的，可以置之不理；有的雖僅一言兩語，但關係重要，便當安插著錄，這樣可以訓練撰（揀）擇資料的眼光。最後，作年譜可以養成多方面觀察人生行為的習慣。因為年譜不應僅為譜主的身世、學業之敘述，且應處處顧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師友的學說思想。譬如我們做黃梨洲年譜，如不瞭解明清之際的政治情形，劉蕺山的學說思想，大江南北的黨社運動，以及黃梨洲的許多朋友在殘明間的活動事跡等等，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做年譜既有這許多好處，有興趣的不妨就自己所喜歡的一二個人物來試一下。如果先要翻讀幾種的話，明末劉蕺山的兒子劉汋做的《劉蕺山年譜》、顏習齋的門生李恕谷做的《顏習齋年譜》和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譜》，都是極好的範例，因為他們和譜主關係密切之故。此外如錢德洪的《王陽明年譜》，敘述陽明死後學派盛行之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附有考異數卷；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替王安石辯護立場，駁正舊說的誣蔑，也都是世所公認的良好之作。 大抵稱為良好的年譜，對於譜主身世一定要記載翔實，時代環境要分析清楚，舉凡和有關係的人物應時時插入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