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文化傳播與歷史意義 郝潤華、田文斌 位於臺灣和日本九州島之間的琉球曾是一個獨立王國。1372年，琉球成爲明王朝的藩屬國，並在很長時間內與中國保持著宗藩關係，成爲東亞朝貢體制下的重要成員。19世紀末琉球被日本強佔，設爲衝繩縣，結束了其作爲獨立王國的歷史。由於受到東亞漢文化圈的影響，琉球王國爲後世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漢文文獻。關於「琉球文獻」概念的定義，從國內編纂的琉球文獻叢書中，我們可略窺一二。《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收録了琉球人出版的兩類文獻：中國漢文文獻和出自琉球人之手的漢文著作；《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則指出：「漢文琉球文獻是琉球古代以漢文書寫的文獻……此次收録的漢文琉球文獻，主要包括琉球史書、琉球家譜、琉球人著作、琉球刊刻的中國文獻。」總的來説，琉球文獻主要分爲兩種類型：一類是圍繞琉球主題的相關歷史、地理等文獻，另一類是在琉球刊刻的非琉球主題文獻。位於日本關西地區的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則屬於前一種。該館在2024年4月中旬舉辦了爲期一周的館藏「琉球古文書展」，共展出以琉球王國行政文書爲主的琉球文獻約350種，可見其收藏之豐富。但是，到目前爲止，國內學界對該館所藏琉球文獻從未有過關注與研究。研究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不僅能夠爲整個日本所藏琉球文獻的整體考察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更能爲探討近世中日琉三國的歷史關係、書籍傳播、文化交流等相關議題開啓一扇新的窗口。 一、天理圖書館現藏主要琉球文獻考述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十分豐富，這些文獻主要以漢文典籍爲主體，既包含中國明清時期的原刻本，也有日本江戶時代的和刻本，二者共同構成了日藏琉球漢籍的文獻及其版本體系。今擇其要者，將這些琉球文獻的基本情況梳理撰録如下： （一）陳侃《使琉球録》 陳侃（1507-1538），字應和，別字仲和，號思齋，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明嘉靖五年（1526）進士，嘉靖十一年（1532），朝廷以陳侃爲正使、高澄爲副使派二人前往琉球，冊封尚清爲琉球國中山王。陳侃回國後將其出使經歷撰寫成《使琉球録》一書。《使琉球録》是陳侃出訪琉球時的親歷見聞，並附有關琉球的珍貴文獻資料，詳細記録了琉球國的地理風物、民情民俗等社會情況，其撰寫「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爲後世琉球使録奠定了體例框架和敘事基礎。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陳侃《使琉球録》一卷，爲《紀録彙編...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研究 郭滿 摘要： 清代宦游台灣的官員群體和文人墨客留下數量可觀的文圖檔案，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是其中之一。與官員呈遞給皇帝或上級的公藏檔案不同，該圖以巡台官員個人為表現主體，以視覺化的形式展現宦台官員的在台治績和人際網絡。通過對文獻史料、巡台日記和圖像的綜合考證可以確定，《巡視台灣圖》表現的主人公為雍正初年巡台御史丁士一。該圖的獨特之處在於，場景並不局限在台灣島上，而是描繪了一幅橫跨台灣海峽的渡海圖卷，與丁士一的宦跡相符，故題作《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更準確。作為圖像資料，該圖具有“以圖證史”的史料價值，將巡台制度從微觀層面予以視覺化呈現，亦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比較觀察，釐清巡台圖卷製作的知識脈絡。 關鍵詞：清代台灣；巡台御史；巡台圖；以圖證史 清代巡台御史、台灣道、台灣總兵等官員，為安輯地方，都積極參與到對台灣的巡察活動中，偶有文集或圖卷留存。巡台御史，全稱巡視台灣監察御史，是康熙皇帝在朱一貴事件後制定的善後措施。在巡台御史制度存續的六十七年間，共計四十七位滿漢巡台御史赴任。為解決新任巡台御史對台灣事情茫然無知的問題，雍正皇帝曾命令首任巡台御史向繼任者傳達台灣的民情土俗，這或許可以解釋緣何巡台御史群體有關台灣的著述會如此豐富。台灣本身獨具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環境也激發了包括巡台御史在內的宦游台灣文人的寫作熱情。 巡台御史群留存下來的涉台檔案主要有以下兩類：一種是向中央彙報台灣地方情況的奏摺文書，另一種是在台為官期間的創作，形式上有專著、輿圖、詩集等等，不一而足。學界已經展開對清代巡台文獻檔案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主要以文本史料為主探究巡台御史制度變遷，或關注特定巡台御史的歷史事跡，對以圖像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檔案雖有初步涉獵，但因巡台圖卷尚未被收入既有的巡台史料出版物中，故缺乏系統性探究，對史料歸屬的判定也存在偏差。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就是此類尚未被解讀和使用的圖像文獻。將該圖像史料納入研究視野，不僅可以為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的研究補充新材料，深入圖像內部剖析巡台御史制度運行的微觀層面，還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橫向比較，呈現歷史文本與圖像之間表達的關聯和差異。 一、以圖證史：《巡視台灣圖》主人公身份的推測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館藏號：QZX2101）是該館所藏兩幅清代巡台圖卷之一。根據該館的著錄信息，《巡視台灣圖》由天津文...

古籍採購人：新見書商尺牘裡的顧廷龍 丁小明 曾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1904-1998），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大學者，更是功德俱隆的圖書館事業家。晚年的顧廷龍在回首平生志業時，用「我的光陰在收書、藏書、編書中度過」一言以蔽之，其為人風節之高邁一如他所信奉的「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的學術理念一樣，讓後之來者懷想追慕、敬仰不已。 對於顧廷龍一生的「收書、藏書、編書」實績，近十數年來，學界對後兩項確有相當的挖掘與梳理，而對其「收書」的事跡卻苦於「文獻不足徵」的困境無法具體推進。慶幸的是，近來一批合眾圖書館時期的書商尺牘的發現將有助於破解這一困境。這批尺牘不僅向學界提供了顧廷龍代表合眾圖書館購書的具體細節，其中所凸現的顧廷龍作為古籍採購人的身份也尤為顯眼。 1939年7月，應著名藏書家、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的邀請，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的顧廷龍舉家南遷，以總幹事的身份全力投身合眾圖書館的建設事業。可以說，合眾圖書館從無到有，顧廷龍要張羅之事甚多，但圖書的購藏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從新見的這批書商尺牘中，我們可見文祿堂王文進、敬文閣喬景熹、遂雅齋董金榜、籀經堂孫博純等書商給合眾圖書館送書、配書、換書的書籍交易細節，更可見以顧廷龍為代表的合眾古籍採購人與這些書商打交道時精准的專業眼光與圓融的處世方法。 在此，擇選籀經堂書店經理孫博純致顧廷龍的兩通尺牘以及顧廷龍的回信進行解讀。我們可以從中大體還原出顧廷龍、孫博純在書籍交易過程中以書抵帳、價格博弈的全過程。 孫博純致顧廷龍尺牘一（其上有顧廷龍復信的草稿） 孫博純的第一通尺牘如下： 起潛先生大鑒： 頃接來示，敬悉。《箋經室遺集》叄部，我吃虧太大也。我與先生多年好友，不在此小事。如肆部方合，其中如實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結。請先生隨意看著照辦即可。因小事，故日後事情互相幫助是盼。《古匋文字》，因與友人伙購之書矣。京市有無用何種書籍，來示照辦不誤。此致 近安 弟孫博純啓 民國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箋經室》京市所售者，不過拾壹弍元也。又及。 孫博純寫作這通尺牘的時間為1942年5月14日。尺牘中所說大抵是顧廷龍欲以王欣夫所印《箋經室遺集》三部來抵扣之前所欠籀經堂書店的書帳一事，孫博純在信中則認為這樣的抵帳他「吃虧太大也」，如實要抵帳，當用四部《箋經室遺集》來抵扣他之前的帳才是合適的。當然，孫氏除了直白地表達了不滿...

 張良談《元史》的成書與流傳 採訪︱彭珊珊  黃曉峰 《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 張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632頁，198.00元 明初纂修的《元史》，歷來被視為二十四史中質量較低的一部。其成書倉促、版本複雜、流傳混亂，這些「缺陷」恰恰為版本研究提供了獨特樣本。然而，長期以來，對《元史》版本調查存在先天不足—最早的洪武刻本存世稀少，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元史》只能以洪武殘本配嘉靖南監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點校《元史》時，沒有在國內發現任何一部洪武全帙。 二十一世紀以來，文獻學研究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古籍電子資源不斷豐富，圖書館放寬了閱覽條件，文獻普查也不斷帶來新發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學者張良在黨寶海教授前期工作的基礎上，對《元史》版本展開系統調查，「拼湊」出洪武刻本全貌，並推動中華書局《元史》修訂工作放棄沿用多年的「百衲本」，改用洪武刻本為校勘底本。 在此基礎上，張良完成了新著《〈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該書基於大量版本調查，釐清了《元史》版本譜系，復原了兩次纂修的不同內容，並對《永樂大典》所引「元史」逸文、《庚申外史》的傳存系統等關鍵問題提出了新見。就此書內容，《上海書評》專訪了張良。在訪談中，張良還對當下流行的“史源學”研究範式作了反思，他認為不應忽視物質載體的偏差，並提出了判斷文本同源關係的三條標準。 數字時代的《元史》版本研究 您這本書釐清了《元史》的版本譜系。這個工作為什麼直到今天才完成？過去學界對《元史》版本的調查有什麼不足？ 張良：《元史》點校工作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情，校勘水平非常高，在二十四史當中都可以排在前列，實際上達到了我們今天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當然還是有些問題解決得不夠好，主要是受研究條件制約。2007年，中華書局開始修訂二十四史，2020年，書局重新啓動《元史》修訂，這期間面對全新的版本條件，理應站在前人肩膀上，進一步釐清細節，並在方法論建構上取得突破。 其實這本書的研究方法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將不同板片挨個過眼、比對。本科時閱讀張麗娟老師的《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無比佩服；讀研後觀摩中文系古典文獻方向的師友們做研究，受到實物版本學研究熏陶，立志要做這樣的學問。2020年7月，我博士畢業，其後由黨寶海老師引介，得以參加《元史》修訂工作。 我的感覺是，在2020年之...

  簽條與封面 —書籍史與印刷史的考察 石祥 簽條與封面是伴隨古籍刻印而生的功能性組件[1]。簽條粘貼在書衣或函套上，最常見的是縱向長條狀的書名簽條，其中多以數字、干支或千字文編號標卷冊次序；還有一種標識本冊卷次內容的方塊狀簽條，多見於卷帙較大的書籍。借助簽條，人們不必翻開書冊，即可知曉此為某書之第幾冊、卷幾至幾等信息，甚便翻檢收儲。 封面又稱「書牌子」，裝訂在首冊之端，同樣以書名為核心內容，其他經常性（但非必定）的登載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撰著者、出版/印售者、刻印時地、廣告宣傳、版權宣示、售價工費等。在功能與結構上，約略同於現代書籍的內封加版權頁。 簽條與封面的物理位置相對獨立，與書籍內容不存在直接關聯。職是之故，在版本目錄學的傳統中，它們基本不被視為研究的物件，至多只是史料。封面的文字材料可為考訂版刻時地人提供佐證，相對受到重視。至於簽條，幾乎僅在「此本原裝原簽」的場合下，才會被提及，以表明該本品相完善，頗不易得。隨著書籍史研究興起，封面又作為反映刻書業商品活動的資料來源而被提及。 然而，下列這些問題從未被回答，甚至是提出：在歷史上的版刻生產中，簽條與封面如何被規劃製作？它們的面貌何以如此？它們在何種場景下被怎樣使用？在技術細節的背後，又有怎樣的人群互動？本文擬從印刷史、書籍史兩個維度，對此進行初步探索。 一  早期印刷品中的簽條實物 簽條裸露在外，容易損毀脫落，書籍的長期使用會加劇這種風險，因此即便是晚清刻本，原簽仍存的比例也不很高。傳世藏品中的宋元刻本，頻經流轉，極難保存原貌。宋刻本保有原簽者，僅知張秀民舉出的紹定三年（1230）刻本《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紹定刻本《山谷詩注》、磧砂藏《文殊師利根陀羅尼法》三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六年（1346）刻本《宋史》（索書號01206，被影入《中華再造善本》），各冊書衣多貼有印製簽條。此本初印，鈐有元時裝裱工人墨印，舊藏內閣大庫[2]。綜合上述特徵及來歷，其為元代原簽的可能性很大。 由於長期隔絕於世，出土所得的早期印刷品存有原簽的比例高出不少。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出土《遼藏》殘卷，有若干件尚存原簽，如「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七 垂」、「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靡」、「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靖」、「稱讚大乘功德經」等，可見配有印製簽條是《遼藏》刻印時的原初特徵[3]。《遼藏》的刊刻時間存在爭議，但總不晚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