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寫書志，工具書越多越好 我在「哈佛燕京」的辦公室裡有兩排書架，放的全部都是工具書、重要參考書，在寫作善本書志的過程中，每天都要查的。顧廷龍先生跟我說，工具書就像人的襯衫襯褲一樣，因為要經常使用，所以都要自己有，不能等著去向別人借。我經常要查的有臧勵龢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當時買的時候是上海書店翻印本，只要五塊錢人民幣，我都帶到美國來了；還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辭源》《辭海》。要查某人有沒有中過進士，宋元時代的可以查傳記索引，也可以查他們的文集；明清的可以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這部《碑錄》對我有很大用處，我不僅可以知道某人什麼時候中的進士，還可以知道他是哪裡人，進而查這個地方的地方誌，地方誌里一定有中進士的人的傳記。江蘇古籍出版社（今鳳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書店和巴蜀書社三家共同出版的《中國地方誌集成》也很有用。地方誌就查裡面的人物部分，人物部分都是分類的，有些人在「藝文」中可以查到，有些人在「醫家」，有些人在「釋家」。我們寫書志，某些作者就是在方志裡查到的。各家的書目和書志我也要參考，包括日本的大學圖書館，什麼文庫等等的書目、書志都要查。 本文原刊於《沈津樂道》

葉恭綽跋《醫籍考》 沈津 前幾年，寫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中的醫家類圖書書志時，曾參考過日人丹波元胤撰的《中國醫籍考》，那是1956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印的本子,最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又得見許寶蘅校、葉恭綽跋的《醫籍考》八十卷，二十七冊，是葉先生在1928年至1929年初時，出貲請人對日藏稿本的傳抄之本。 丹波元胤，字奕禧，一字紹翁，初名安良，後改安元，號柳片。文化二年(1805)，謁將軍家齊，八年三月續家長權而為醫師，又承父元簡之後而為醫學館督事。另賜俸米三十八。文政五年(1822)被敘為法眼，十年六月三日歿，年僅三十九歲。又有《難經疏證》《體雅》《疾雅》《藥雅》《名醫公案》等。 是書成於1819年，乃據各種有關文獻廣泛收錄中國歷代醫籍三千餘種，部署井然，勾玄提要，搜採惟勤，蓋作者以畢生心力，覃精是事，對研究中國古代醫學文獻有重要參考價值。書仿朱彝尊《經義考》之體，每書先揭其名，次示卷數，再言存佚及未見，又錄諸家序跋並撰者履歷，後附作者按語。 葉恭綽跋云：「此書為日本漢醫秘籍，向未付印。廿年前，余訪知在日本富士川博（醫史專家）游所，因介人往日過錄，一如原書，丹黃篇幅，不失舊狀，計糜日幣八百元。歸後，擬加以精校，設法付印，未果。旋聞滬上有宋某者，不知從何亦得一本，將付印行，介丁仲祜來商，欲取以互校。余未及應，而宋所印已出版，且對余加以指摘，余置之不理，蓋仍擬相機校印，以副初志也。嗣轉徙流離，所藏盡散，僅浼許君寶蘅（牛角）校一過，今卷中墨筆所書者是。衰年睏乏，已無印行之望，聊志其緣起經過。此本雖未與宋印互勘，然或有其勝處。至日人盛行漢學，時對吾國典籍鑽研如此，與比年攻究西學相同，深足畏惕。邦人君子，欲持空談救國者其鑒諸。三十六年秋日，葉恭綽志。」 丁仲祜，即丁福保，醫學書局主人。宋某者，即宋大仁，湖南長沙人，上海中西醫研究社主持人。許寶蘅，字季湘，號巢雲，又號耋齋，浙江杭州人。學者、詩人、書法家。光緒舉人，任學部主事、軍機章京。民國時先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兼管掌故部。1949年後，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元濟內侄。 《醫籍考》最早有1935年日本東京國本出版社據日本北里大學白金圖書館藏本影印本。1936年又有上海中西醫研究社石印本，四冊，為《無患室叢書》之一。石印之底本，乃丹波家舊藏，明治末年時，范行准得之於日本書賈淺倉...

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從「域外流衍」到「文化內化」 伊丹 域外漢籍的研究早期多集中於文獻的發現、著錄與保存狀況的確認，著重揭示其流傳路徑與存佚情形。近年來，有部分研究在此基礎上，開始進一步關注這些文獻在異域社會中的接受方式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嘗試在更廣闊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卞東波教授的新著《中國古典文學的域外流衍—中國文集日本刊本敘錄》（下稱《敘錄》）正是這一趨向下的一部力作。 此書以中國古代集部文獻為主，以100種中國古代文集的日本刊本（還包括部分寫本）為研究對象，通過細密而扎實的敘錄工作，系統呈現了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社會中長期傳播、反復刊刻與被持續再解釋的歷史軌跡。此書不僅揭示了中國古典文學「域外流衍」的事實，更展現出中國古代文學如何深度嵌入日本的教育體系、學術實踐與閱讀習慣之中，並最終內化為日本文化組成部分的歷史過程。 從「書志」走向「學術史」 日本學界素以古籍整理傳統嚴謹著稱。從《國書總目錄》到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等前輩書志學者的系統研究，日本傳統書志學在版本源流、版式形製、紙墨裝幀等「物」的層面，往往窮盡細節，堪稱精密。然而，這一研究傳統在其高度成熟的同時，也逐漸顯露出某種結構性的局限：重形制而輕思想，重版本而輕學術史。許多解題與著錄更接近於精准的技術報告，卻較少將書籍置於具體的思想脈絡、文學傳統與知識傳播史中加以理解。 《敘錄》的突出貢獻，正在於有意識地突破這一局限。此書繼承併發揚中國傳統目錄學中《四庫全書總目》所確立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術精神：不僅描述書籍的物理形態，而且系統考察作者生平、版本系列、書籍內容、刊刻背景，以及域外刊本在整體學術史中的獨特位置。通過這種方式，書籍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獻實體，而是被重新置入思想流動與文化選擇的歷史現場之中。 例如書中所收《蘭花百詠》。若依一般日本書目著錄方式，往往僅標示書名、編者、尺寸、刊刻年代、藏所等基本書志信息；《敘錄》則進一步勾勒出作者鄧會（鄧嘯庵）作為明遺民的身世背景，並將其「不知我是蘭花，蘭花是我」的詩學表達，置於遺民意識、人格書寫與時代創傷的語境中加以解讀。經過這種處理，原本靜態的刻本文獻，被重新激活為一段可被理解的思想史文本。 「中國之書」與「日本之書」的雙重身份 此書另一項尤為重要的特質，是對「和刻本」這一文獻形態的高度自覺。全書所收的一百種文獻，均為在日本刊刻或傳抄的中國古代文集...

杜澤遜《漫談古籍保護與研究》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26年6月 內容簡介 古籍是文明的根脈，可怎樣才能讓它們活得久、傳得遠？這本《漫談古籍保護與研究》正是一位學者交出的答卷。全書分成上、中、下三篇，從收藏保護講到整理研究，再延伸到今天的數字化，像剝洋蔥一樣層層深入。 全書分上、中、下三篇，從「保護收藏」到「整理研究」，再延伸到「新時代古籍工作」，像一張徐徐展開的工筆畫卷。上篇從歷史上的藏書意識講起，聊古人得書之難，也聊海源閣的百年沈浮；既有對國家版本館的深度觀察，也有對《山東文獻集成》這樣的鄉邦巨著的回望。中篇聚焦整理研究的門道——如何校勘《尚書註疏》？《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對今天有何啓發？古書辨偽的價值何在？作者不回避方法論上的難題，也不吝分享自己深耕「四庫學」多年的甘苦。下篇則直面數字時代：古籍數字化怎麼走？高端人才如何培養？從高清影像數據庫到《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的構想，處處透出一種「坐冷板凳，懷熱心腸」的學者氣質。總體而言，這本書既有料又接地氣，是瞭解古籍保護與研究的絕佳入門。 本書作者杜澤遜教授是古籍界公認的「勞模」，書中收有他答記者問的實錄，平實中見真性情。無論你是版本目錄學的入門者，還是圖書館、出版社的同仁，或是單純對「書之為物」有深情的人，這本漫談都會讓你覺得：古籍保護與研究，原來離我們並不遠。 目次 上篇 古籍保護與收藏 談談歷史上的古籍保護意識與措施 如何收藏文物類古書 古人得書之難 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對國家版本館保藏功能的認識 記福建省圖書館藏《四庫存目》之書珍本九種 從木刻到石印：民國圖書館與典籍傳承 中華典籍版本中藏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碼 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海源閣的古今變遷 鄉邦文獻的巨觀：《山東文獻集成》 中篇 古籍整理與研究 我們應該如何整理古籍—讀陳新先生文集《錦衣為有金針度》 對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幾點建議 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任務和意義 古籍整理出版的傳承—如何認識張元濟校史 我的「四庫學」研究 《四庫全書》與古籍整理 《四庫全書》纂修對當代文化戰略有什麼啓發 《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校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版本學與校勘學的依存關係：以《尚書註疏》校勘為例 《清史·藝文志》的編纂 古書辨偽及其價值—《偽書通考》新版序 《熬波圖》的傳承與重構：從《永樂大典》到《四庫全書》 下篇 新時代古籍工作 如何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 古典文...

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 沈津 一 由清永瑢、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部評介中國歷代大量古籍的重要圖書。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即下令對採人四庫的每一部圖書「系以提要，輯成總目」（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上諭），這就是以後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面簡稱《提要》）。《提要》的內容，除了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外，還「列作者之爵里」、「考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帙分合」，因此《提要》對於學者們利用和研究古籍起了很大作用。 在完成《提要》的過程中，提要文字多次修改，同時由於人事的更換變動，圖書的反復去取，以致《提要》的原稿有所散失。近年來，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部分《提要》的原稿殘本，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它對於我們今天研究《四庫全書》和《提要》，進一步揭露清乾隆帝利用編纂《四庫全書》，迫害人民，禁錮民族愛國思想，摧殘我國古代文化，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 殘稿《提要》僅存二十四冊，計經部四冊，史部四冊，子部十冊，集部六冊。書名卷端及書口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紙用統一格紙，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不等。稿本均用工楷謄寫，字體不一，當為數人所抄。書背上方書有「經部X」、「史部X」以示冊數，且每冊都有重新裝訂的痕跡，卷首皆鈐有「貞壽堂邵氏所藏」朱文長方印記。 一書之成，必有稿本。而稿本又有初稿、修訂稿、定稿之分。編纂偌大一部《提要》，出於眾人之手，分門別類地將各書提要逐一撰稿，已非易事，隨後又經過多次的審閱、綜合、筆削，可以想象《提要》的稿本必定是多次謄清，數易其稿。 這個殘稿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在殘稿中不僅某些提要的排列次序和通行本（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或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影印本）不同，甚至有些書在稿本中已被選取人目，但在通行本中卻被改人存目。如明錢一本撰《黽記》四卷，稿本排在子部儒家類三，通行本改作存目二；明董說撰《天官翼》口卷，稿本在子部天文算法類，通行本改在存目；明姜埰撰《敬亭集》口卷，稿本在集部別集類二十五，通行本改在存目七。 二、分類上有所改動。如明楊慎撰《奇字韻》五卷，稿本分在經部小學類三，而通行本都為小學類二。（此書提要也經改動。）這說明瞭在經部中一些書已被抽掉，《奇字韻》也就被移到了前面。 三、所用採進本及藏本有所改換。如明範理撰《讀史備忘》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