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冊家譜殘本,證明印刷史欠山東一個名字
一冊家譜殘本,證明印刷史欠山東一個名字 勵雙傑 摘要: 印刷史研究長期關注技術發明與傳播,卻相對忽視技術使用的區域差異與社會情境。山東萊陽光緒三十年(1904)《李氏族譜》所載「板用串珠」之法,為理解木活字印刷在中國北方的特殊實踐提供了珍貴個案。本文通過對該譜序文「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的技術經濟分析,結合晚清山東家譜編修的整體格局,揭示「串珠」之法的實質:它不是一種獨立的印刷技術發明,而是在「棗梨昂貴」成本壓力下,為單一修譜目的臨時製作的微型活字系統。與南方譜匠職業群體常年保有數萬活字、連續承接印務的商業化模式不同,車道李氏家族「按部分類登記,櫝藏廟中」的做法,代表了家族自足式印刷的特殊路徑。這一髮現不僅修正了「山東無木活字家譜」的既有認知,更啓示我們將印刷技術研究從技術史的單線敘事轉向社會經濟史的多元情境分析。 關鍵詞:串珠之法;木活字印刷;家譜;山東萊陽;印刷社會史 一、問題的提出:一個被學術視野遺漏的印刷術語 印刷術研究向來以雕版與活字的二元劃分為基本框架,活字印刷內部又以材質分泥、木、銅、鉛諸類。然而,光緒三十年(1904)山東萊陽《李氏族譜》卷首所載「板用串珠」四字,卻指向一個從未進入印刷史書寫體系的地方性術語。十八世孫李景沆在序中寫道:「或言棗梨昂貴,後恐難繼,板用串珠,取其價廉而工省也。然期年之間,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 「串珠」一詞,不見於歷代活字印刷文獻。王禎《造活字印書法》詳述「寫韻刻字」「鋟字修字」「作盔嵌字」諸法,無「串珠」之謂;金簡《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系統總結木活字印書工序,亦無此名。它是獨立的技術發明,還是一種既存工藝的地方性稱謂?八千字何以能成二百部家譜?這副活字與南方譜匠肩挑車載的數萬活字有何本質區別? 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關涉一個印刷術語的考證,更觸及中國活字印刷史長期被遮蔽的一面:技術使用的區域差異與社會分層。當我們將目光從「發明史」轉向「使用史」,「串珠」便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語詞,而成為理解晚清中國印刷業多元生態的關鍵入口。 二、學術回顧與史料困境:山東家譜的「木活字空白」 關於清代家譜的刊印方式,學界已有基本共識。2002年《中國家譜總目/編纂工作簡報》明確指出:「乾隆後的家譜,一般以木活字本居多。」這一判斷主要基於南方修譜大省的統計事實。浙、蘇、皖、湘、贛、鄂、粵、閩、川諸省,因修譜形成風俗,催生了專門從事印譜的譜匠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