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古籍採購人：新見書商尺牘裡的顧廷龍 丁小明 曾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1904-1998），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大學者，更是功德俱隆的圖書館事業家。晚年的顧廷龍在回首平生志業時，用「我的光陰在收書、藏書、編書中度過」一言以蔽之，其為人風節之高邁一如他所信奉的「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的學術理念一樣，讓後之來者懷想追慕、敬仰不已。 對於顧廷龍一生的「收書、藏書、編書」實績，近十數年來，學界對後兩項確有相當的挖掘與梳理，而對其「收書」的事跡卻苦於「文獻不足徵」的困境無法具體推進。慶幸的是，近來一批合眾圖書館時期的書商尺牘的發現將有助於破解這一困境。這批尺牘不僅向學界提供了顧廷龍代表合眾圖書館購書的具體細節，其中所凸現的顧廷龍作為古籍採購人的身份也尤為顯眼。 1939年7月，應著名藏書家、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的邀請，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的顧廷龍舉家南遷，以總幹事的身份全力投身合眾圖書館的建設事業。可以說，合眾圖書館從無到有，顧廷龍要張羅之事甚多，但圖書的購藏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從新見的這批書商尺牘中，我們可見文祿堂王文進、敬文閣喬景熹、遂雅齋董金榜、籀經堂孫博純等書商給合眾圖書館送書、配書、換書的書籍交易細節，更可見以顧廷龍為代表的合眾古籍採購人與這些書商打交道時精准的專業眼光與圓融的處世方法。 在此，擇選籀經堂書店經理孫博純致顧廷龍的兩通尺牘以及顧廷龍的回信進行解讀。我們可以從中大體還原出顧廷龍、孫博純在書籍交易過程中以書抵帳、價格博弈的全過程。 孫博純致顧廷龍尺牘一（其上有顧廷龍復信的草稿） 孫博純的第一通尺牘如下： 起潛先生大鑒： 頃接來示，敬悉。《箋經室遺集》叄部，我吃虧太大也。我與先生多年好友，不在此小事。如肆部方合，其中如實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結。請先生隨意看著照辦即可。因小事，故日後事情互相幫助是盼。《古匋文字》，因與友人伙購之書矣。京市有無用何種書籍，來示照辦不誤。此致 近安 弟孫博純啓 民國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箋經室》京市所售者，不過拾壹弍元也。又及。 孫博純寫作這通尺牘的時間為1942年5月14日。尺牘中所說大抵是顧廷龍欲以王欣夫所印《箋經室遺集》三部來抵扣之前所欠籀經堂書店的書帳一事，孫博純在信中則認為這樣的抵帳他「吃虧太大也」，如實要抵帳，當用四部《箋經室遺集》來抵扣他之前的帳才是合適的。當然，孫氏除了直白地表達了不滿...

 張良談《元史》的成書與流傳 採訪︱彭珊珊  黃曉峰 《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 張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632頁，198.00元 明初纂修的《元史》，歷來被視為二十四史中質量較低的一部。其成書倉促、版本複雜、流傳混亂，這些「缺陷」恰恰為版本研究提供了獨特樣本。然而，長期以來，對《元史》版本調查存在先天不足—最早的洪武刻本存世稀少，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元史》只能以洪武殘本配嘉靖南監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點校《元史》時，沒有在國內發現任何一部洪武全帙。 二十一世紀以來，文獻學研究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古籍電子資源不斷豐富，圖書館放寬了閱覽條件，文獻普查也不斷帶來新發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學者張良在黨寶海教授前期工作的基礎上，對《元史》版本展開系統調查，「拼湊」出洪武刻本全貌，並推動中華書局《元史》修訂工作放棄沿用多年的「百衲本」，改用洪武刻本為校勘底本。 在此基礎上，張良完成了新著《〈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該書基於大量版本調查，釐清了《元史》版本譜系，復原了兩次纂修的不同內容，並對《永樂大典》所引「元史」逸文、《庚申外史》的傳存系統等關鍵問題提出了新見。就此書內容，《上海書評》專訪了張良。在訪談中，張良還對當下流行的“史源學”研究範式作了反思，他認為不應忽視物質載體的偏差，並提出了判斷文本同源關係的三條標準。 數字時代的《元史》版本研究 您這本書釐清了《元史》的版本譜系。這個工作為什麼直到今天才完成？過去學界對《元史》版本的調查有什麼不足？ 張良：《元史》點校工作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情，校勘水平非常高，在二十四史當中都可以排在前列，實際上達到了我們今天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當然還是有些問題解決得不夠好，主要是受研究條件制約。2007年，中華書局開始修訂二十四史，2020年，書局重新啓動《元史》修訂，這期間面對全新的版本條件，理應站在前人肩膀上，進一步釐清細節，並在方法論建構上取得突破。 其實這本書的研究方法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將不同板片挨個過眼、比對。本科時閱讀張麗娟老師的《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無比佩服；讀研後觀摩中文系古典文獻方向的師友們做研究，受到實物版本學研究熏陶，立志要做這樣的學問。2020年7月，我博士畢業，其後由黨寶海老師引介，得以參加《元史》修訂工作。 我的感覺是，在2020年之...

  簽條與封面 —書籍史與印刷史的考察 石祥 簽條與封面是伴隨古籍刻印而生的功能性組件[1]。簽條粘貼在書衣或函套上，最常見的是縱向長條狀的書名簽條，其中多以數字、干支或千字文編號標卷冊次序；還有一種標識本冊卷次內容的方塊狀簽條，多見於卷帙較大的書籍。借助簽條，人們不必翻開書冊，即可知曉此為某書之第幾冊、卷幾至幾等信息，甚便翻檢收儲。 封面又稱「書牌子」，裝訂在首冊之端，同樣以書名為核心內容，其他經常性（但非必定）的登載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撰著者、出版/印售者、刻印時地、廣告宣傳、版權宣示、售價工費等。在功能與結構上，約略同於現代書籍的內封加版權頁。 簽條與封面的物理位置相對獨立，與書籍內容不存在直接關聯。職是之故，在版本目錄學的傳統中，它們基本不被視為研究的物件，至多只是史料。封面的文字材料可為考訂版刻時地人提供佐證，相對受到重視。至於簽條，幾乎僅在「此本原裝原簽」的場合下，才會被提及，以表明該本品相完善，頗不易得。隨著書籍史研究興起，封面又作為反映刻書業商品活動的資料來源而被提及。 然而，下列這些問題從未被回答，甚至是提出：在歷史上的版刻生產中，簽條與封面如何被規劃製作？它們的面貌何以如此？它們在何種場景下被怎樣使用？在技術細節的背後，又有怎樣的人群互動？本文擬從印刷史、書籍史兩個維度，對此進行初步探索。 一  早期印刷品中的簽條實物 簽條裸露在外，容易損毀脫落，書籍的長期使用會加劇這種風險，因此即便是晚清刻本，原簽仍存的比例也不很高。傳世藏品中的宋元刻本，頻經流轉，極難保存原貌。宋刻本保有原簽者，僅知張秀民舉出的紹定三年（1230）刻本《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紹定刻本《山谷詩注》、磧砂藏《文殊師利根陀羅尼法》三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六年（1346）刻本《宋史》（索書號01206，被影入《中華再造善本》），各冊書衣多貼有印製簽條。此本初印，鈐有元時裝裱工人墨印，舊藏內閣大庫[2]。綜合上述特徵及來歷，其為元代原簽的可能性很大。 由於長期隔絕於世，出土所得的早期印刷品存有原簽的比例高出不少。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出土《遼藏》殘卷，有若干件尚存原簽，如「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七 垂」、「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靡」、「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靖」、「稱讚大乘功德經」等，可見配有印製簽條是《遼藏》刻印時的原初特徵[3]。《遼藏》的刊刻時間存在爭議，但總不晚於...

 《學衡》輯刊（第六輯、第七輯）徵稿啓事 《學衡》以書代刊，現面向人文（文史哲藝）學界及廣大專家學者誠徵學術性專業稿件（人文學科）。 1.《學衡》主要欄目包括學者演講、學衡專訪、學衡講座、專題研討、學術前沿、講座訪談、學術隨筆、學人（著作）介述、翻譯等等。所有稿件，務正學以衡言，無曲學以阿世。 2.來稿均須為未正式出版文章，文字雅潔流暢，字數不限，但一般應在30,000字以內。研究論文請附200－300字內容提要、3－5個關鍵詞、英文標題；其他文章亦不宜冗長。 3.投稿請發送至收稿郵箱：xueheng1922@126.com，並在郵件標題中注明論文題目。 4.稿件須遵守學術規範及相關國家標準、法規。為方便聯繫，來稿請標注作者信息：姓名、生年、工作單位、職稱、通信地址、電子信箱、聯繫電話等。 5.本刊整體版權屬《學衡》輯刊所有。凡向本刊投稿，如未注明非專有許可，視為專有許可。本刊編輯部有權對來稿做技術性和文字性修改。如對以上規定有異議，請予說明。 6.稿件一經刊用，出版後即奉寄刊物二冊及稿費。 7.《學衡》第六輯於2026年6月1日截稿，第七輯於2026年12月31日截稿。 8.其他 （1）文章採用前，無需按本刊要求更改格式。 （2）敬請知悉，以書代刊，出版日期或有延長。 （3）文稿一般邀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審稿，審讀時間可能較長；輯刊出版程序較多、週期較長。對此，我們會加快進度，亦請急於發表的作者謹慎投稿。 （4）本刊收到稿件會及時回復審稿或用稿，如兩周內無安排，請投遞他處，以免耽誤您的寶貴時間。

作者：（宋）毛晃 增注 （宋）毛居正 重增 定價：6,800元 版本：上海圖書館藏 宋刻元公文紙印本 叢書：宋刻大系 裝幀形式：線裝仿真 高：39.7cm 寬26.8cm 用紙：特製特種淨皮紙 封面：仿清代怡府灑金瓷青紙 函套：定制宋錦六合函套 冊數：全一函六冊 附件：出版說明一冊 編號：每部附獨立編號 收藏證書178張 一、正面： 宋代科舉的指定教材 《禮部韻略》由丁度於景佑四年（1037）奉敕纂修，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景德四年（1007）丘雍、戚綸所定的韻書。它是北宋科舉考試審音定韻的官方標準，本質上是一部供舉子場屋挾用的精簡版韻書。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禮部韻略》的兩個根本缺陷日益暴露：一是收字過於狹窄，很多舉子需要使用的字查不到；二是注音訛誤不少，對多音字、異體字的辨析遠不夠精細。這兩大缺陷在科舉考場上直接影響著數以萬計士子的命運。 毛晃的增注正是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的系統修訂。在收字方面，他較丁度重修《禮部韻略》增收2600余字，增注別音、別體字1900余個，訂正注音和解釋480余處。毛居正在此基礎上再校正重增1400余字，父子二人分別以「增入」「今圈」「重增」三種標識標注新增內容，使全書共增補4057字、校改485處。在注音辨析方面，毛晃採用了「互注」的方法—對多音字、異體字、通假字進行精密互注，闡明「一字數音，各有意義」。這相當於為宋代士子編寫了一部考場上能用的「多音字詞典」和「同義詞辨析手冊」，使音義關聯貫通，一目瞭然。 此書在元明兩代曾多次翻刻，但足本宋刻，天壤間只剩兩部，一部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一部現藏上海圖書館，便是此次仿真出版之本。 二、版本學探案： 如何確證一部書的「真身」？ 這部書的價值，遠不止於內容本身。它曾被晚清大藏書家潘祖蔭著錄為「元刻本」，直到入藏上海圖書館後才被糾正為「宋刻元公文紙印本」。這個著錄變化的背後，是一套嚴密的版本鑒定方法。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先生通過對兩宋刻本的詳細比對，揭示了上圖本之所以被確認為宋刻的關鍵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刻工。上圖本版心處留有刻工姓名，計有吳春、張明、宋琚等80餘人，這些名字大多出現在南宋中後期浙江地區的其他刻本中。[根據鳳凰出版社吳葆勤先生的最新統計，出現次數最多的刻工（包括抄補葉在內），有顧澄15處，董辰10處，高文10處，王璡9處 徐經9處等，與原先研究，略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