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風從海上來：近代雕版書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 孫雲霄 摘要： 清光緒中期以後，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機器印刷業的發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民營出版業逐漸推崇石印等新技術。我國早期的石印書局集中於上海，其名號隨著出版物的暢銷而流行全國，「上海」「石印」「書局」遂成為圖書市場中的金字招牌。一些雕版書坊見此有利可圖，於是篡改牌記，試圖魚目混珠：一方面，在翻刻石印本時將原牌記中的名稱替換為「上海石印書局」或「上海書局」；另一方面，在自刻書籍的牌記或題名中冒用「上海」「石印」「書局」的名號。此外，有的坊刻本還託名點石齋等上海知名新式書局。「上海石印書局」本成為晚清書業中的明星版本，這一現象反映出傳統書坊在技術迭代與文化轉型背景下的適應性策略。 關鍵詞：近代；雕版印刷；上海石印書局；版本鑒定 清光緒中期以後，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機器印刷業的發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民營出版業逐漸推崇石印等新技術。晚清石印業的地理分布極不均衡，石印書局集中於上海，而偏遠地區則因經濟落後和交通不便制約了新式印刷業的發展，高昂的運輸成本和緊張的供需關係抬高了石印暢銷書在內陸地區的售價，「上海」「石印」「書局」成為圖書市場中的一塊金字招牌。傳統書坊見此有利可圖，卻又苦於資金不足或者長路迢遙無法引入機器設備，於是一方面使用雕版手段翻刻石印本書籍；另一方面在自家刻本的牌記中仿冒「石印」「上海石印」「上海書局」「上海石印書局」等名號，企圖魚目混珠。這是近代新舊印刷技術更替和行業轉型階段的特殊情況，也是先進技術與新文化向落後地區輸入時帶來的附加影響。目前，鮮有學者論及這一出版現象，版本鑒定（或著錄）實踐中也存在誤認版本類型的情況，本文即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民間對石印技術的推崇 （一）民間態度的轉變 同光之際，少數口岸知識分子和旅外官員較早接觸到石印技術及印刷機實物，如同治九年（1870）毛祥麟的《墨餘錄》、光緒四年（1878）錢德培的《歐游隨筆》和光緒五年曾紀澤的《使西日記》中都有相關記載，對此嘖嘖稱奇。不過，他們並不能代表普通民眾及書業從業者的態度。石印技術本土化和商業化的過程較為漫長，從道光年間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帶來石印機，到光緒五年點石齋成立、光緒八年同文書局興起，再到光緒十三年後上海石印書局林立，期間歷經了近六十年。光緒二十年，時人回顧石印推廣之歷程說：「試觀上海石印書局，其先創始者不過一家，迨聞...

 一、本刊是以文學及文學與文化關係為主要研討對象的中文學術期刊，現為季刊，季中出版。 二、本刊不定期設置文學思想與文化、小說與小說批評、詩學與詞學、文化研究、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跨文化交流、文學文獻、學術爭鳴等欄目。 三、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研究者賜稿。來稿長短不拘，唯以陳言務去、闡說清晰為尚。  四、來稿請以電子文件形式寄至本刊編輯部電子郵箱（wxwh@nankai.edu.cn）；亦可郵寄打印件（兩份）至：天津市衛津路94號南開大學文學院《文學與文化》編輯部（郵編300071），同時請自留底稿。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 五、來稿以下部分請同時提供中英文：標題、內容提要（限300字）及關鍵詞（3至5個）。另請於文後惠告個人有效聯繫信息（姓名、性別、出生年、供職機構、職稱、學術職務、郵政編碼、通訊地址、固定或移動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如擬注明基金支持，請在首頁加註，提供具體項目名稱與批准號。 六、來稿請依word軟件預設A4格式，橫排；正文用五號宋體字，單倍行距；篇題用三號黑體字，節題用四號黑體字，作者姓名用小四號楷體字。海外學者煩請改用簡體漢字及大陸地區通行之標點符號系統。稿件內若有引文，務請作者對照原著認真核對。注釋形式為當頁注，用小五號宋體字，例如： ① ［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7冊，第2348頁。 ② ［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三「語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冊，第116頁。 ③ 梁啓超：《復余姚評論社論邵二雲學術》，《飲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第5冊，第41頁。 ④ ［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9、48頁。 ⑤ 傅璇琮：《文獻學與文學研究結合》，《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13~16頁。 ⑥ 冰心：《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晨報》1919年11月11日，第7版。 ⑦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40. ⑧Andrzej Gasiorek. “Michael Chabon, Ho...

 古籍版本鑒定的「眼力」與「心法」 沈津 【按】沈津先生於1945年出生於天津，1960年3月追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研習版本目錄學，在上圖期間，又就讀於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函授班，1966年畢業。歷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等，退休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擔任特聘教授。他有一個習慣：無論在上海、北京，還是香港、台灣，或者美國哈佛燕京、國會圖書館，見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隨手記錄，日積月累，遂成「宏燁齋讀書筆記」。各條筆記原本獨立成段，長短不一，記錄見聞、案例、前賢之論或個人心得。現經沈津先生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中選出一批筆記，按主題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一望而知」與「第一印象」 （一）有人送給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一幅徐悲鴻的《奔馬圖》，丘教授不知真偽，就請一位收藏書畫的朋友來看。朋友一看就說是真的。丘問他為什麼？朋友說，我對徐悲鴻畫的馬太熟悉了，吃飯看，睡覺前也看，徐的這樣作品一共有幾幅，收藏在什麼地方，我都知道。徐的馬尾怎麼畫，馬的四蹄怎麼處理，我也都知道，我一睜眼就想著這些馬的樣子，你說我怎麼會不知道？所以說，他的強烈興趣使他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做古籍版本的鑒定也是一樣，你若有興趣，而且投入進去，等到您各種版本（包括抄本、校本、稿本）見得多了，書估作偽之本也多有經眼，經驗當隨之積累，不管您付出了多少“學雜費”，但換來的卻是「一望而知」的本亊，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專家了。這就是實踐出真知。 （二）人類是視覺動物，根據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第一次見面的人，90%都會在10秒鐘內對人的外表作出評判，在4分鐘內對其形成看法。第一印象能夠在對方的頭腦中形成並佔據著主導地位，所以說，在一般人尋求工作而進行的面試中，首因效應的作用不可小瞧。雖然面試官的「印象」標準不一樣，但總體來說有些標準是一致的，這就是：踏實、開朗、精神飽滿、信心十足、坦誠、機敏、幹練的人，會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對古籍版本來說，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樣。所以我們說這確確實實是一種「觀風望氣」。你會不由自主地說出他自己的感覺，你的判斷基本上來說是八九不離十，就是這麼回事。這也就是說，一時有一時之風尚，字體、紙張亦然。 （三）傅增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國年間的大藏書家，收藏多，質量也好，自己又...

 他是當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師從一代大家顧廷龍先生，六十餘年沈潛於古籍之間，經眼善本無數。他的足跡遍布海內外重要善本收藏機構，他撰寫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開創了古籍善本書志撰寫的「哈佛模式」，影響深遠。 今天，我們通過五件珍貴的書法作品和書信，回望沈津先生的學術生涯。這些珍貴手跡像是他人生的坐標，記錄了一位學人如何從年輕人成長為一代大家的故事。 圖1  顧廷龍先生寫的毛筆小字 故事要從20世紀60年代初講起。 那時候，沈津還是一個求知慾旺盛的年輕人。每個星期天的上午，他都會和顧廷龍先生一起，在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的辦公室裡度過。那是「一對一」開小灶的時光，顧先生給他講張元濟、葉景葵的舊事，講北平、上海訪書的趣聞。沈津聽得如痴如醉。 但顧先生對他的要求，遠不止這些。 有一項訓練，今天的大多數青年學者恐怕都沒有經歷過——學寫毛筆字。顧先生要求沈津每天臨池一小時，大楷、小楷都要寫。沈津早年臨過多種碑帖，有褚遂良的、歐陽詢的，每臨一個星期，他就把作業呈給顧先生看。有時候顧先生興起，會自己臨一紙給他做示範。或者沈津寫字的時候，顧先生就站在他身後看著，偶爾指點一兩句筆勢的轉折與點捺。 為什麼要練書法？ 在顧先生看來，這跟版本鑒定息息相關。古籍之中，刻本造假尚且可以通過字體、紙張、牌記等線索去辨別，但抄本、稿本、校本最難辨真假。所以要熟悉各個重要學者、藏書家的字，比如翁方綱的字怎麼寫、黃丕烈的字有什麼特點。熟悉了他們的用筆，才能在日後面對一部抄本時，認出那是真跡還是模仿。 有一次，沈津無意中把毛筆字寫得很小。顧先生看見了，說這樣的小字他也能寫。說完，他提筆在紙上寫下了「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精選烏龍水」幾列小字。那張小紙，沈津一直保存著，至今還在。 圖2  顧廷龍為沈津赴美訪問前題寫的贈字 1986年2月，沈津赴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去就是二十個月。 那段時間，沈津跑了美國多家東亞圖書館。在紐約，他看了翁萬戈先生收藏的翁方綱手稿本《復初齋詩集》；在芝加哥，他拜訪了錢存訓先生，錢先生開放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讓他隨便看書；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他被鎖在像鐵籠子一樣的書庫裡，每天在書海中游弋…… 在訪書過程中，沈津發現了很多國內沒有的珍貴古籍。例如，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他發現了一部西式裝幀的精裝本，外部看不出是什麼書，打開...

三年三譜：明萬曆年間《托山程氏族譜》連續編纂考論 —兼論徽州刻工黃守言的版刻藝術貢獻 勵雙傑 摘要： 明萬曆元年至三年（1573-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在短短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同名家譜，此現象在中國譜牒史上極為罕見。本文通過對三部刻本的內容、體例、編纂者及刻工信息的系統分析，論證這三部家譜並非三次獨立的修譜工程，而是同一修譜事業在「個人草創—兄弟合作、大規模擴充—整合優化、定稿頒行」三個階段的遞進成果。現存版本，萬曆元年本與萬曆二年本藏上海圖書館，萬曆三年本藏思綏草堂。三部刻本均為徽州名刻工黃守言刊刻。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本文同時著重考述刻工黃守言的生平與藝術成就，闡明這三部明刻家譜在版本學、藝術史與社會史領域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托山程氏族譜；萬曆刻本；徽州宗族；黃守言；徽派版畫 一、引言 明萬曆元年（1573）、二年（1574）、三年（1575），徽州歙縣托山程氏連續三年各刊刻一部《托山程氏族譜》（或題《長原程氏家譜》《長原程氏重修家譜》《歙托山程氏重修族譜》《古歙長原托山程氏重修家譜》）。三部刻本雖主修相同、譜名相同、地域相同、始遷祖相同（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為一世祖，南宋時謙公為始遷祖），且均鈐有「長原正派」朱長印，但卷數、體例、編纂者、內容側重皆有顯著差異。一個家族為何在三年內連續刊刻三部家譜？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實則為理解明代中後期徽州宗族社會的譜牒編纂實踐提供了絕佳的觀察窗口。 萬曆元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版心下方有「黃守言刊」 更為珍貴的是，這三部刻本均有徽州名刻工黃守言的刊刻之跡。萬曆元年本卷一世系之首版心底下刊有「黃守言刊」四字；萬曆三年本末附程滋《本支譜敘》，其版心下鐫「守言刊」三字，這是作為整部刻本的刊刻標識，表明全部雕版工作均由黃守言及其團隊完成。這是明代坊刻及家刻中常見的署名方式，刻工姓名鐫於卷端或卷末或版心，以示對整部刻書工作的責任歸屬。黃守言作為明代徽派版畫的代表人物，曾參與《方氏墨譜》《齊雲山志》等版刻名作的刊刻，其參與家譜刊刻，使這三部看似尋常的宗族文獻獲得了不凡的藝術史意義。 另據《中國家譜總目》著錄，托山程氏除萬曆刻本外，目前公藏機構中未見清代及民國遞修本傳世。這一著錄情況雖不能完全排除民間仍有後世修譜藏本的可能，但就目前可查考的文獻分布而言，這三部萬曆刻本無疑是研究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