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雲煙過眼新錄前言 沈津 前幾年，我寫過兩本書志一類的書，一本是《書城挹翠錄》（199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另一本是《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總共著錄了一千七百餘部善本書，約一百八十五萬字左右。但我總是覺得不滿意。因爲前者出版前的校樣，我也沒見到，致使錯字甚多。後者寫得太勿忙，每天平均二、三千字，急就章式的寫了整整二年（五百多天），爲了趕時間，一些可以查到的資料也沒有去查。 近年來，我利用在上海探親和去臺北開會的機會，在一些圖書館裡又看了不少稀見的善本書，並作了詳細的筆記。前年整理了二十來種，約三萬餘字，已由臺北《國家圖書館館刊》發表。2001 年4 月，我和學生書局以及《書目季刊》的主編在飯後的閑聊中，他們建議並鼓勵我應繼續寫下去，並認爲如用「哈佛模式」去寫作，盡可能地將每一種善本書的書名卷冊、版式行款、著者生平、內容所在、特點源流、序跋要旨、版本依據、題識牌記、刻工書舖、存藏何處、遞藏鈴印等交待清楚，那必定會對讀者提供較多的信息。 我以「雲煙過眼」爲名，是因爲過去的四十年裡，我大約經眼了二萬多部善本書，而普通線裝書也就不去算了。這些書中有不少是難得一見的佳槧秘籍，但是我想著眼寫的卻不是宋元善本，因爲那畢竟流傳有緒，多有著錄，我選擇的標準是鮮見著錄且有資料價值的刻本，或未曾刊印的稿本、抄本。我以為這些書都似「雲煙」般地「過眼」一下，如不作些記錄，那又「煙消雲散」而無蹤影了。我深知研究者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之艱幸，有時爲了一條線索而忙乎半天，而閱覽善本書也非易事。所以，我就所見之書逐一作微些的勾稽揭示，如能對讀者諸公有所幫助，那我的目的也就算達到了。《書目李刊》主編有鑒於此，並以學術性的視野，願意勻出寶貴的一角，以連載的方式去發表這些善本書志，這是我要十分感謝他們的。 2001年5月於宏燁齋 本文原刊書目季刊第卅三卷第一期（2001 06）第51頁

  明代家譜文本的構建 勵雙傑 2026年5月26日 「授人以漁：明代書籍與手稿的物質性」（UCLA 圖書館線上講座系列）  

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 王小盾 吳雲燕 近幾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術面貌得到很大改變。有一批研究者，憑著一份學術好奇心，也憑著「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的理念，不斷從事開闢新領域的工作。「敦煌文學研究」「域外漢籍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由於受「預流」思潮所感染，我們也關注了東亞一些地區的文學現象，包括琉球。—首先注意到琉球漢詩，接下來注意同琉球漢文學相關聯的漢籍往來；最後，遇到這樣兩個問題：既然琉球漢文學是依靠漢籍記錄和傳播的，那麼，什麼是「漢籍」呢？既然漢文學的生存有賴於漢籍的生存，那麼在琉球，「漢籍」是如何生存的呢？我們打算分幾步來說清楚這兩個問題，今天先談一個籠統的認識。 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 在我們看來，要認識一個事物，首先應該把這一事物同與它關係最密切的其他事物相比較。那麼，同琉球漢籍關係最密切的事物是什麼呢？大概有兩樣東西：一是琉球文書，二是琉球的變體漢文典籍。也就是說，要確認什麼是「琉球漢籍」，那麼，既要把典籍與文書區別開來，也要把使用兩種文字的書——用漢文書寫之書與用變體漢文書寫之書——區別開來。 相比之下，前一方面更為重要。因為漢文典籍與變體漢文典籍的關係是文字載體的關係，其意義是傳播學的；而文書與典籍的關係是文獻形態的關係，其意義是發生學的。這在學科結構方面也有表現—完整的東亞漢文獻學包含典籍學、文書學、記錄學三部分。典籍是經過編纂，用於公開表達，面向全社會的文獻；文書是為處理人際事務而製作，用於特定人之間的交流或約束，面向少數當事人的文獻；記錄用於記事，以期備忘，以寫作者本人為主要閱讀對象。三者功能不同，但往往彼此交叉。看看中國古代典籍的成書過程就知道：典籍往往產生於文書檔案的集合。 在我們看來，以上認識，是和操作實踐緊密聯繫的。比如要研究琉球漢籍，首先要建立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要確立清單的標準線，就要比較和分析。現在有沒有這樣一份清單呢？可以說有，也可以說不成熟。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已知“琉球王國時期琉球人翻刻的漢籍和自撰的漢文著作，在琉球王國故地遺存已不足五十種，在日本國內似也不超過百種”（嚴明《近世東亞漢詩流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另外有人認為，琉球人編撰的漢籍133部，其中「漢詩文集共有二十多種」（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載《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這兩個說法都是有道理的，是現有條...

  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發覆 * 南江濤 摘要： 徐恕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教授「版本學」。由於其講義未見存世，加之長期以來「著名藏書家」身份的掩蓋，學界對其目録學思想知之甚少。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徐乃昌友朋書札中，有一通附録有《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和《版本學課目》，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對目録的定義和範圍，分類，內容和功用等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這無疑對研究近代目録學史有著較高的參考價值。 關鍵字：徐行可；徐乃昌；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目録學思想 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尤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交遊遍及南北，是近現代著名文獻學家、收藏大家。徐行可與另一位藏書大家徐乃昌（1869-1943）結識於1921年3月[1]，其後信函來往頻仍[2]。上海圖書館所藏徐行可致徐乃昌書札30多通，在1931年十一月四日一函末，附有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下簡稱《答周雲青書》）數紙[3]，長達四千餘言。此文不見録於《徐行可先生年譜》所附《徐行可集》，亦未見他處有所提及。然而，這篇附録於書信之末的文章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對研究徐氏目録學和近代目録學編纂有較大文獻價值。此外，該札還附有油印本《版本學課目》，與《答周雲青書》有諸多可對比參看之處。本文以這兩篇文獻爲主要研究物件，試從《答周雲青書》的背景、內容和反映出的徐行可之目録學思想幾個層面加以解讀，供學界參考。 一、《答周雲青書》的背景 民國十八年（1929）十一月，周雲青所纂《四部書目總録樣本》（下簡稱《樣本》）一冊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丁福保序雲：「丁卯冬，余纂輯《説文解字詁林》既竣工，頗欲薈萃自晁、陳以下各家讀書記、題跋記、藏書志等數百種於一編，以爲《四庫提要》之補。編纂之事，悉屬之周生雲青。周生從余遊六年，少年劬學，博聞強記，於子政校讎目録一家之學，好之尤篤。創稿迄今，已將兩載。助事編纂者十餘人，觕具端緒。」[4]可知《四部書目總録》一書創自丁福保，始於1927年（丁卯）冬，主事者爲周雲青，而參與編纂者尚有其他十餘人。 周雲青（1908—1974），江蘇無錫人。1924年畢業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附屬高小，即入上海醫學書局從同鄉丁福保（1874...

蕭穆《舊書所見錄》的文獻學價值 趙嘉、梁健康 摘要： 《舊書所見錄》，現存二冊，是蕭穆所作的一部日記體古籍經眼錄。這部目錄篇幅不大，亦非全稿，但蕭氏在其中詳細記錄了與之交往密切的藏書家趙元益等人的部分藏書，特別是完整抄錄了兩篇今日罕見的黃丕烈題跋。另外，這部目錄還保留了豐富的書人書事資料，如趙元益與陸心源、蔡氏兄弟的藏書交往，莫友芝《宋元舊書經眼錄》的成書細節等，為梳理、研究當時藏書史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依據，值得關注。 關鍵詞：蕭穆；趙元益；黃丕烈；陸心源；古籍版本圖錄 前言 蕭穆（1835-1904）字敬孚，安徽桐城人，一生主要從事讀書、校書、藏書，曾在上海江南機器局翻譯館譯書。蕭氏故後，由友人出資刻印《敬孚類稿》，其餘著述則未出版，如雜抄、尺牘等存安徽省博物館；《敬孚類稿》稿本、《敬孚日記》《敬孚尺牘》稿本則藏上海圖書館。除此之外，南京圖書館藏有蕭穆手稿。《舊書所見錄》二冊（以下簡稱「《舊錄》」），被影印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44冊）。 一、《舊書所見錄》概述 《舊錄》存兩冊，兩冊封面未標號排序，影印本第一冊封面題簽「蕭敬孚手稿舊書所見錄」，第二冊無題簽，封面寫「舊書所見錄」。從筆跡上看，第二冊封面題字與《舊錄》正文筆跡相同，當為蕭氏手筆，手稿寫在無格紙上。 《舊錄》影印本第一冊開篇以「十六日，靜涵示無注本《資治通鑒》卷十四至十五一冊」起，至第二冊以所記《山海經》終，並非全本。該書共著錄宋、元、明、清刻本及抄本古籍130多部，近3萬字。書中記錄的幾乎都是蕭穆所經眼的古籍，以日期開頭，按時間排列（時間不連續，有間隔），只有幾處記錄的是書畫藝術作品和一則瑣事見聞，因此《舊錄》可以看成是一部日記體的古籍經眼錄。 《舊錄》中所著錄的古籍詳略不同，詳則記錄書中藏印、題跋及蕭氏認為重要的篇目等內容，略則簡記書名版本，整體上與傳統版本目錄無二。 （一）《舊錄》與《敬孚日記》的異同 《敬孚日記》，稿本，記事起自咸豐十年（1860）元日，訖於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初四日，中缺光緒二十八年（1902）日記，共72冊。《日記》多載讀書、校書、撰文之事。上文說到，《舊錄》是一部日記體的古籍經眼錄，二書在形式上相同，但二者亦有區別和聯繫。 蕭穆《敬孚日記》光緒元年元旦日記云「日中試筆」，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第一，二者側重不同。 《日記》篇幅龐大、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