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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刻圖錄序

中國版刻圖錄序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後,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但一次只能抄寫一部,生產量仍是很有限的。我們祖先經過長時期的鑽硏,到了八世紀前後,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的書一次印成,書籍的生產量,比過去手寫本時代,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術,是廣大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間需要的歌曲、日曆、韻書,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時白居易的詩,人民大衆都歡喜歌唱它,元微之爲白詩作序,曾說有人拿白詩印本來換取茗酒。九世紀初,長江下游以北地區和四川民間都刻印日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曆版片,可見在那時以前民間已有印本日曆了。公元八六五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叡,攜回日本雜書中有西川印本《唐韻》、《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發現的印本韻書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兩種唐曆,就是這些刊物的現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敎徒們很早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爲宣傳佛敎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爲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已有寺院施捨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八六八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刻本,已於五十多年前爲英人斯坦因盗去,這是令人切齒痛恨的。 九世紀末,黄巢起義後,成都頓時成爲當時政治、經濟的中心。其地盛產麻紙,這就構成了刻印書籍的有利條件。柳玭隨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書店裏看到許多字書和迷信用書,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統治階級和佛教徒們都提倡刻書。公元九二三年曇域和尙出版了貫休的《禪月集》。公元九三五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寫了《九經》、《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時成都已一躍而爲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時,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這就給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於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敎經典。五代時馮道看到吳蜀之人鬻賣印版文字,種類不少,但沒有統治階級和士

韓國書志文獻-地方文獻整理

韓國書志文獻-地方文獻整理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 2024年4月24日,韓國全南大學校金大鉉教授在光華樓西主樓1601為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師生帶來一場主題為「韓國書志文獻-地方文獻整理」的精彩講座。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研究館員吳格主持講座並致歡迎詞。 金教授從韓國古典籍分布情況、韓國書志文獻學概況、金玉文庫-湖南地方文獻研究所介紹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講解。 一、韓國古典籍分布情況 金教授講到,截至2024年,韓國的古典籍收藏數量約為400萬冊,分散在韓國公立藏書機構、私立藏書機構以及民間個人收藏200餘處。 (1)國立圖書館:主要收藏在國立中央圖書館(30餘萬冊)、法院圖書館(4000餘冊)、國會圖書館(15000冊); (2)公共圖書館:主要收藏在慶州市立圖書館(2500冊)、大邱市立圖書館(3000冊)、首爾鐘路圖書館(3000冊)等35所公共圖書館,共5萬餘冊; (3)國公立大學圖書館:主要收藏在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奎章閣(20萬冊)以及慶北大學(8萬冊)、慶尚大學(8萬冊)、忠南大學(5萬冊)、全南大學(4萬冊)等20餘所大學圖書館; (4)私立大學圖書館:主要收藏在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12萬冊)、延世大學中央圖書館(12萬冊)、成均館大學尊經閣(10萬冊)、嶺南大學圖書館(10萬冊)、啓明大學圖書館(8萬冊)、東國大學圖書館(5萬冊)等; (5)研究機構:主要收藏在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15萬冊)、國史編纂委員會(3萬冊)、韓國國學振興院(25萬餘冊)等; (6)國立中央博物館等各地博物館; (7)個人文庫。 韓國古典籍四大收藏地是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國學振興院、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奎章閣和韓國學中央硏究院藏書閣。除公立、私立和私人藏書外,宗家文庫、書院文庫、寺剎文庫、古書店等也是古典籍的重要收藏地。 二、韓國書志文獻學 韓國書志文獻學主要分為原文書志學、體系書志學、形態書志學。原文書志學相當於中國的校勘學,體系書志學相當於中國的目錄學,形態書志學相當於中國的版本學。 根據金教授介紹,韓國書志文獻學主要有六大特點:1)以研究版本的形態書志學為主;2)佛教典籍收藏較多;3)金屬活字發達,約40餘種;4)筆寫本多樣;5)儒教書籍多樣;6)與中國關聯的書籍豐富多樣。 金教授還介紹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韓國古文獻綜合目錄。韓國古文獻綜合目錄是一

《古文獻整理與研究》徵稿啓事

一、《古文獻整理與研究》是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辦的學術集刊,鳳凰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一輯。截稿時間為當年3月31日。 二、本刊欄目包括傳統文獻研究、金文文獻研究、石刻文獻研究、域外漢籍研究、學術論衡、校勘札記、學苑隨筆等。 三、本刊採用匿名審稿制度。來稿請以電子文本的形式,投寄至編輯部電子郵箱。自收到稿件起半年內,編輯部將以電郵形式通知作者稿件採用結果。 四、來稿內容的著作權(如引文、圖、表、照片、統計數字等)問題,由作者負責。如發生侵害第三者權利之事,概由投稿者承擔法律責任,與本集刊無關。 五、來稿請依照本集刊格式規範,並請另紙寫明真實姓名、出生年月、供職機構、職稱、詳細通訊地址、電子郵箱、電話或傳真,以便聯繫。來稿若不符合格式要求,恕不受理。 六、本刊對作者原稿所進行的技術上的編輯、刪改、加工,將不另行通知作者。如需要保留修改權的作者,請來稿時特別注明,否則視同全權委託本編輯部編輯處理。 七、來稿一經採用,皆按國家有關規定支付稿酬,並贈送當期本刊兩冊。 八、聯繫地址: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含光南路177號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輯部收,郵編:710065;電子文本請發送至gjs029@163.com;來電垂詢:029-85254198。 《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稿件格式 一、來稿請使用繁體字。除特殊論文外,異體字、俗字等請改用繁體正字。 二、文章題目請用宋體,小二,加粗;標題請用宋體,小三號,加粗;正文字體與字號請用宋體小四;獨立引文字體與字號請用仿宋體小四;注文字體與字號請用宋體小五、1.5倍行距。全文段落設置為1.5倍行距。 三、首次提及帝王年號,請加公元紀年;首次提及外國人名,請附原名。中國年號、古籍卷數請用中文數字。其他如公曆年數、期刊卷期號、頁碼等,均請用阿拉伯數字。引用敦煌文獻,請用縮略標號加阿拉伯數字形式。其他特殊文獻,依學界慣例。 四、注釋請採用頁下注,具體如下: 1.注釋碼請用阿拉伯數字①②③④……表示,正文中的注釋號一律置於引文句子的標點之後。 2.所有注釋均請採用當頁頁下注,每頁注釋重新編號。 五、引用文獻,請採用如下格式;重復引用,亦請詳細注明出處,勿以「同上」、「同注①」等格式代替。 1.引用古籍,請標明著者名、版本(新印古籍,標明出版社、出版年份及整理信息) 、卷數、頁碼(如分上

沈津序文集序言

沈津序文集序言 姚伯岳 沈津先生可以說是當代版本學界的一個奇人:少從名師,恣覽萬千善本佳槧;中年即功成名就,卻又高蹈遠舉,為域外漢籍的保護和回歸嘔心瀝血;晚年則勤於筆耕,將一生所歷所見付諸紙墨,化為等身之著作。近年來沈先生更是出了大名,因為他的博客「書叢老蠹魚」,因為他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志,因為他的大作迭出,因為他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非凡業績,因為他擔任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的傾情講授,各家媒體爭相報道,遍布全國的粉絲不計其數。憑借古籍版本學這樣一個小眾學問,而能獲得如此旺盛的人氣,當今學者中實不多見。 盤點起來,我於2008年發表於《天一閣文叢》(第6輯)的《當代版本學家的典範—論沈津先生的學術歷程》,竟然可以算是最早較為系統全面地介紹沈津先生生平成就的學術文章。那篇文章可以說是我的一種學術直覺,近萬字的篇幅滿是對沈先生學術人生真心敬佩的書面告白。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沈津先生竟然讓我為他即將出版的序文集寫序。我比沈先生小整整18歲,為學界前輩的書做序,實在是誠惶誠恐,愧不敢當。但長者令行勿遲,承蒙沈先生抬愛,我豈能抗命不遵?於是只好靜下心來,將全書逐篇認真學習一過。 本書共收沈先生所作序跋文44 篇,我分析了一下,大約可歸為4類: 第一類是分別為古籍影印本《百尺梧桐閣集》《宋刻算經六種》《宋刻韻語陽秋》所寫的3 篇出版說明。這是沈先生的早期作品,寫得中規中矩,但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扎實的文字功底。第二類是為重新問世的珍稀文獻孔子《聖跡圖》、《紅軍長征記》、延安版《參考消息》、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二冊《永樂大典》、韓南教授所藏清末民初小說寶卷、《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所作的6篇序文。這些文獻大多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藏,為沈先生所發現和驚嘆,並促成其在國內正式出版。各篇序文敘述了這些館藏文獻的來龍去脈,行文中時時帶著作者真摯的感受和情感,也見證了沈先生多方面的貢獻。其中《紅軍長征記》、延安版《參考消息》,都是2005 年我和沈先生同處一個辦公室時,他從書庫中特意拿出來給我看過的,足見他對這兩種文獻的高度重視。《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的序稱為「代序」,是代當時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寫的,因為需要以杜社長的身份來對這套書的出版作一個說明。但杜社長不肯掠美,在署名的後面明確標注:「本序由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

清初林謙光撰《台灣紀略》版本考述—兼論「華鄂堂集本」與臺灣地理知識之遞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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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林謙光撰《台灣紀略》版本考述—兼論「華鄂堂集本」與臺灣地理知識之遞嬗 李朝凱 摘要 本文以康熙三十年(1691)《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為文本,指出該書各類版本的形成原因與流通過程,並探究「華鄂堂集本」文字內容與附圖之間的關係與意義。《台灣紀略》的版本種類多樣繁雜,目前流行的版本源自「說鈴本」。「說鈴本」的流行是因為吳震方的編纂、出版和銷售的手法所致。相比較而言,「華鄂堂集本」內容更為翔實,也更貼合作者原意,其文字內容銜接了由明鄭時期至清初台灣人文地理與沿革地理等知識的連續過程,附圖內容則具象地展示了新近納入王朝治理下的海疆版圖,其圖文並現與互參閱讀下的地理知識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關鍵詞 《台灣紀略》,版本,林謙光,方志地圖,地理知識 康熙年間林謙光(?-1695)撰寫的《台灣紀略》,是現今研究者建構清初台灣社會圖像經常引用的重要著作,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三百餘年來被收入清代與民國時期的各類叢書,迄今已發行十餘種版本。其中研究者引用最多的版本,莫過於收在周憲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04種之標點排印本。該版本廣泛採用的原因,和流通數量最廣、易於取得與閱讀有關,同時更受到1990年代以來檢閱便利的「漢籍電子文獻」等數字化資料庫的影響。詳加比對各叢書中《台灣紀略》的版本,可以發現大部分是源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馬俊良《龍威秘書》叢書中的版本(以下簡稱「龍威秘書本」),「龍威秘書本」又是採用康熙四十四年(1705)吳震方的《說鈴》叢書中的《台灣紀略》(以下簡稱「說鈴本」)。各類叢書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撰作書名為《台灣府紀略》、收於華鄂堂集的單卷本,1996年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首先收錄,2011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也輯入其中,兩套叢書同樣是引據上海圖書館庋藏的康煕三十年《台灣府紀略》「華鄂堂集本」(年代考訂參見後述,以下將該版本統稱為《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或簡稱「華鄂堂集本」)。「華鄂堂集本」未經刪改,內容較多,相較於後續各個版本更為翔實,也更貼近林謙光撰寫的原意。該版本還附有《台灣府全圖》《澎湖全圖》兩張地圖,其重要性明顯高於目前通用的《台灣紀略》各版本。 正如新西蘭史家麥肯錫(Donald F. McKenzie)的提示,書籍印刷的「形式」有其意義,不同的版本、字體、排版,都會導致不同的閱讀感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