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和刻本裡話詩語 李均洋 編者按 日本早期，尤其是江戶時代，翻刻了大量漢籍，即通常所謂「和刻本」。本文選取《唐詩解頤》和《詩語解》，以其對《登鸛雀樓》的日語訓讀為例，說明此類和刻本具有「雙文本」的文獻功能。進一步的，本文認為日人對唐詩詩語的理解和釋讀別具特色，借助他人之眼可重新審視傳統詩歌教學。 「和刻本」一詞在《辭源》中未見，近些年學界有「中國文獻在日本流傳的特殊形式」這一文獻學的關注。筆者以為，和刻本首先不限於和刻刊行的中國傳入日本的漢籍文獻，還包括中國失傳而在日本抄寫流傳下來的漢籍寫本文獻；從版本形態上看，和刻本既有漢籍的翻刻，也有身兼漢籍與和式訓讀（讀解翻譯）兩個文本的文獻。其中，《唐詩解頤》就屬於以《唐詩選》為底本的「雙文本」文獻。 眾所周知，所謂李攀龍編《唐詩選》七卷是江戶時代（一六〇三至一八六八）日本國民文化現象級讀物，刊行之多，流行之廣，堪與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國民性典籍《四書》和《孝經》比肩，但中國清代和日本江戶時代均有學者否認此書為李攀龍所著。《唐詩選》在日本享保九年（一七二四）服部南郭的復刻初版所收唐詩四百六十五首的基礎上，另收入王維詩三首和王昌齡詩兩首，共四百七十首。 《唐詩解頤》初版刊於日本安永五年（一七七六），寬政十二年（一八〇〇）《唐詩解頤補遺》刊行，同年再刻了《唐詩解頤》合冊本。 編著者竺顯常，號大典，顯常是其十一歲剃度時的僧名。剃度後師從江戶時代大儒、古文辭學派領袖荻生徂徠門下的釋大潮（一六七六至一七六八）和大潮門下的儒學者宇野明霞（一六九八至一七四五）攻讀漢學，安永七年（一七七八）六十歲時被選拔為京都五山（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和萬壽寺）的碩學，享和元年（一八〇一）八十三歲圓寂。大典禪師的《唐詩解頤》以及《詩語解》（一七六三年刊）和《詩家推敲》（一七九九年刊）等是專門考究唐詩及詩語的著作，顯現出「匡說詩，解人頤」（典出《漢書》卷八十一匡衡傳），即讓人心悅誠服得合不攏嘴的功底。 「詩與文體裁自異，而其於語辭亦不同。其用大抵詩之為言含蓄而不的，錯綜而不直。而其所使之能如是者，正在語辭斡旋之間。詩文所以別，唐宋之所以殊，率皆以此。」（《詩語解》題引）這一段十八世紀的詩語論，道出了詩語的特性及美學內性。首先是含蓄；再就是錯綜即包含聲律音韻等元素在內而形成交織多重的詩語美學；其三，唐詩之所以為唐詩，正是由...

 一套書賣三年，日本諸侯家譜的印刷現象 勵雙傑 在傳統觀念中，一部書似乎應當是「某年刻成，一次印行」，版本清晰，整齊劃一。然而，一套明治時期的鉛印本《校刻藩翰譜》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七卷之中，版次不一，印刷時間跨越三年，甚至由出版者在書中主動列明各卷的差異。這種現象，並非偶然的拼配，而是近代出版轉型中的一種典型形態，可以稱之為「滾動印刷」。 一、《藩翰譜》是一部什麼書？ 要理解這套書的出版方式，首先必須明白《藩翰譜》的性質。 《藩翰譜》為江戶中期學者新井白石所編，是一部系統整理日本大名（諸侯）家系、封地沿革與官職承襲的譜錄性著作。所謂「藩翰」，即「藩屏翰輔」，本指輔佐國家的諸侯大名，因此此書實為一部「諸侯譜」。 其內容大致包括：各藩大名的世系傳承、封地更替與石高情況、官職爵位與任官履歷、家族分支與婚姻關係。從性質上看，它既不是敘事史書，也不是文學作品，而更接近一種「制度化檔案匯編」。在江戶時代，這類書主要服務於幕府官員與士族階層，用以查考門第、辨識譜系；進入明治以後，隨著舊制度解體，此書又成為研究舊大名體系的重要參考書。 也正因為這種「工具書」屬性，《藩翰譜》具有長期使用、反復查檢的特點，這直接影響了它的出版方式。 二、從一套書看三個年份 這套《藩翰譜》的版權頁顯示，其各卷的印行時間與版次如下： 卷一：明治廿九年一月三十日（1896年） 第三版 發行 卷二：明治廿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94年） 第二版 發行 卷三：明治廿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894年） 第二版 發行 卷四：明治廿八年二月二十日（1895年） 第二版 發行 卷五：明治廿九年七月五日（1896年） 第二版 發行 卷六：明治廿九年七月五日（1896年） 第二版 發行 卷七：明治廿九年七月五日（1896年） 第二版 發行 這意味著，讀者購得的一整套書，並非一次性印制，而是由不同時間、不同版次的「庫存」組合而成。更為特殊的是，出版方並未掩飾這種差異，反而在版權頁中逐卷列明。換言之，這是一套在流通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動態成書」。 值得注意的是，各卷版次呈現明顯的不均衡：卷一已經進入第三版，說明其需求最大、銷售最快；卷二至卷四停留在第二版，需求居中；卷五至卷七雖也標注第二版，但發行時間最晚（明治廿九年七月），可能是最後印行的批次。這種版次的「梯度分布」，恰是市場反饋的量化指標。 三、從「整套印行」到「分冊...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文化傳播與歷史意義 郝潤華、田文斌 位於臺灣和日本九州島之間的琉球曾是一個獨立王國。1372年，琉球成爲明王朝的藩屬國，並在很長時間內與中國保持著宗藩關係，成爲東亞朝貢體制下的重要成員。19世紀末琉球被日本強佔，設爲衝繩縣，結束了其作爲獨立王國的歷史。由於受到東亞漢文化圈的影響，琉球王國爲後世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漢文文獻。關於「琉球文獻」概念的定義，從國內編纂的琉球文獻叢書中，我們可略窺一二。《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收録了琉球人出版的兩類文獻：中國漢文文獻和出自琉球人之手的漢文著作；《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則指出：「漢文琉球文獻是琉球古代以漢文書寫的文獻……此次收録的漢文琉球文獻，主要包括琉球史書、琉球家譜、琉球人著作、琉球刊刻的中國文獻。」總的來説，琉球文獻主要分爲兩種類型：一類是圍繞琉球主題的相關歷史、地理等文獻，另一類是在琉球刊刻的非琉球主題文獻。位於日本關西地區的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則屬於前一種。該館在2024年4月中旬舉辦了爲期一周的館藏「琉球古文書展」，共展出以琉球王國行政文書爲主的琉球文獻約350種，可見其收藏之豐富。但是，到目前爲止，國內學界對該館所藏琉球文獻從未有過關注與研究。研究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不僅能夠爲整個日本所藏琉球文獻的整體考察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更能爲探討近世中日琉三國的歷史關係、書籍傳播、文化交流等相關議題開啓一扇新的窗口。 一、天理圖書館現藏主要琉球文獻考述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十分豐富，這些文獻主要以漢文典籍爲主體，既包含中國明清時期的原刻本，也有日本江戶時代的和刻本，二者共同構成了日藏琉球漢籍的文獻及其版本體系。今擇其要者，將這些琉球文獻的基本情況梳理撰録如下： （一）陳侃《使琉球録》 陳侃（1507-1538），字應和，別字仲和，號思齋，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明嘉靖五年（1526）進士，嘉靖十一年（1532），朝廷以陳侃爲正使、高澄爲副使派二人前往琉球，冊封尚清爲琉球國中山王。陳侃回國後將其出使經歷撰寫成《使琉球録》一書。《使琉球録》是陳侃出訪琉球時的親歷見聞，並附有關琉球的珍貴文獻資料，詳細記録了琉球國的地理風物、民情民俗等社會情況，其撰寫「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爲後世琉球使録奠定了體例框架和敘事基礎。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陳侃《使琉球録》一卷，爲《紀録彙編...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研究 郭滿 摘要： 清代宦游台灣的官員群體和文人墨客留下數量可觀的文圖檔案，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是其中之一。與官員呈遞給皇帝或上級的公藏檔案不同，該圖以巡台官員個人為表現主體，以視覺化的形式展現宦台官員的在台治績和人際網絡。通過對文獻史料、巡台日記和圖像的綜合考證可以確定，《巡視台灣圖》表現的主人公為雍正初年巡台御史丁士一。該圖的獨特之處在於，場景並不局限在台灣島上，而是描繪了一幅橫跨台灣海峽的渡海圖卷，與丁士一的宦跡相符，故題作《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更準確。作為圖像資料，該圖具有“以圖證史”的史料價值，將巡台制度從微觀層面予以視覺化呈現，亦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比較觀察，釐清巡台圖卷製作的知識脈絡。 關鍵詞：清代台灣；巡台御史；巡台圖；以圖證史 清代巡台御史、台灣道、台灣總兵等官員，為安輯地方，都積極參與到對台灣的巡察活動中，偶有文集或圖卷留存。巡台御史，全稱巡視台灣監察御史，是康熙皇帝在朱一貴事件後制定的善後措施。在巡台御史制度存續的六十七年間，共計四十七位滿漢巡台御史赴任。為解決新任巡台御史對台灣事情茫然無知的問題，雍正皇帝曾命令首任巡台御史向繼任者傳達台灣的民情土俗，這或許可以解釋緣何巡台御史群體有關台灣的著述會如此豐富。台灣本身獨具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環境也激發了包括巡台御史在內的宦游台灣文人的寫作熱情。 巡台御史群留存下來的涉台檔案主要有以下兩類：一種是向中央彙報台灣地方情況的奏摺文書，另一種是在台為官期間的創作，形式上有專著、輿圖、詩集等等，不一而足。學界已經展開對清代巡台文獻檔案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主要以文本史料為主探究巡台御史制度變遷，或關注特定巡台御史的歷史事跡，對以圖像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檔案雖有初步涉獵，但因巡台圖卷尚未被收入既有的巡台史料出版物中，故缺乏系統性探究，對史料歸屬的判定也存在偏差。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就是此類尚未被解讀和使用的圖像文獻。將該圖像史料納入研究視野，不僅可以為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的研究補充新材料，深入圖像內部剖析巡台御史制度運行的微觀層面，還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橫向比較，呈現歷史文本與圖像之間表達的關聯和差異。 一、以圖證史：《巡視台灣圖》主人公身份的推測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館藏號：QZX2101）是該館所藏兩幅清代巡台圖卷之一。根據該館的著錄信息，《巡視台灣圖》由天津文...

古籍採購人：新見書商尺牘裡的顧廷龍 丁小明 曾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1904-1998），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大學者，更是功德俱隆的圖書館事業家。晚年的顧廷龍在回首平生志業時，用「我的光陰在收書、藏書、編書中度過」一言以蔽之，其為人風節之高邁一如他所信奉的「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的學術理念一樣，讓後之來者懷想追慕、敬仰不已。 對於顧廷龍一生的「收書、藏書、編書」實績，近十數年來，學界對後兩項確有相當的挖掘與梳理，而對其「收書」的事跡卻苦於「文獻不足徵」的困境無法具體推進。慶幸的是，近來一批合眾圖書館時期的書商尺牘的發現將有助於破解這一困境。這批尺牘不僅向學界提供了顧廷龍代表合眾圖書館購書的具體細節，其中所凸現的顧廷龍作為古籍採購人的身份也尤為顯眼。 1939年7月，應著名藏書家、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的邀請，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的顧廷龍舉家南遷，以總幹事的身份全力投身合眾圖書館的建設事業。可以說，合眾圖書館從無到有，顧廷龍要張羅之事甚多，但圖書的購藏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從新見的這批書商尺牘中，我們可見文祿堂王文進、敬文閣喬景熹、遂雅齋董金榜、籀經堂孫博純等書商給合眾圖書館送書、配書、換書的書籍交易細節，更可見以顧廷龍為代表的合眾古籍採購人與這些書商打交道時精准的專業眼光與圓融的處世方法。 在此，擇選籀經堂書店經理孫博純致顧廷龍的兩通尺牘以及顧廷龍的回信進行解讀。我們可以從中大體還原出顧廷龍、孫博純在書籍交易過程中以書抵帳、價格博弈的全過程。 孫博純致顧廷龍尺牘一（其上有顧廷龍復信的草稿） 孫博純的第一通尺牘如下： 起潛先生大鑒： 頃接來示，敬悉。《箋經室遺集》叄部，我吃虧太大也。我與先生多年好友，不在此小事。如肆部方合，其中如實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結。請先生隨意看著照辦即可。因小事，故日後事情互相幫助是盼。《古匋文字》，因與友人伙購之書矣。京市有無用何種書籍，來示照辦不誤。此致 近安 弟孫博純啓 民國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箋經室》京市所售者，不過拾壹弍元也。又及。 孫博純寫作這通尺牘的時間為1942年5月14日。尺牘中所說大抵是顧廷龍欲以王欣夫所印《箋經室遺集》三部來抵扣之前所欠籀經堂書店的書帳一事，孫博純在信中則認為這樣的抵帳他「吃虧太大也」，如實要抵帳，當用四部《箋經室遺集》來抵扣他之前的帳才是合適的。當然，孫氏除了直白地表達了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