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明正德刻本《新安畢氏族譜》殘卷記 勵雙傑 距今五百一十餘年前，即明正德四年（1509），一部名為《新安畢氏族譜》的刻本家譜在徽州告成。此譜由畢濟川、畢郁等纂修，凡十七卷，首一卷，附錄一卷，統合休寧、歙縣、弋陽、池州等地之畢氏宗族編成。潘承弼、顧廷龍二先生同纂之《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收錄家譜僅此一種，且評之曰：「此為正德中新安施工之精槧，板寬字朗，為明代刻本之上駟。」以此觀之，此譜之珍貴，非同尋常。 新安畢氏之始遷祖為師遠公，原籍河南偃師，唐乾符年間出仕新安，卒後葬於篁墩，遂為遷歙之始。師遠公三子：衍、衡、衛。長子衍之後徙池州石埭；次子衡世守廬墓，定居篁墩，為歙縣一支之主脈；幼子衛之後裔輾轉衢州、信州弋陽。衡公又生二子文龍、文虎，自此枝分派衍，散居各地。據譜載，文龍曾孫世仁遷休寧碧溪，世仁之孫神護、才護後裔分遷雙溪、陳村、長陔、閔川、歙縣城北等處。文虎四世孫汝霖遷歙縣石耳，後復遷嘉田。此譜編纂，正是聯此數邑之宗支而成，體例謹嚴，條理清晰。 是譜內容宏富，編排有序。卷首列譜序、凡例、執事名單及居里方位，以明修譜之由與宗族之大勢。卷一至八為「世系志」，詳載自始遷祖以下各支派之傳承脈絡，為譜牒之核心。卷九至十三分別為「仕宦志」「隱德志」「文士志」「貞節志」「壽考志」，分類記錄族中人物之行實與德業，表彰賢能，垂範後世。卷十四為「山川志」，述居處之地形勝概，並附題詠，可見宗族與鄉土之緊密關聯。卷十五為「宮室志」，記祠堂、書院、水榭樓亭之建置。卷十六、十七則為「詩文志」，收錄族人著述，存一代文獻。附錄一卷專載墓圖，以示慎終追遠之意。 此譜之成書，亦頗費經營。據載，其纂修起訖約在正德丁卯至正德乙巳年間，由畢蕙、畢蘭總督，畢濟川任總裁，畢郁等纂輯，參與者眾，歷時數年乃成。且是譜刷印數量極為有限，僅印一百四十六部，按「百家姓」編號，交各房家長收執，以防散佚。譜末刻有「保和鐘」，內載嚴苛之族規，禁示「塗抹改補」及「貪財轉售他人，添刊世系，紊亂宗族」，違者罰銀入公，足見當時對譜牒神聖性與權威性之維護。幾百年滄桑，此譜能部分留存至今，已是萬幸。 此譜之珍貴，不僅在其刊刻精良，更在其存世稀少。據現今公藏目錄，國家圖書館、安徽圖書館藏有全本；上海圖書館則藏有卷首及卷一至三。另又有清鈔明正德四年刻本一部二冊，亦為學界所重。草堂所藏者，僅卷五至八，為世系部分，原或為一冊，後經修補成二冊。雖...

  目錄學史的分期和要點——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上） 武秀成 王重民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和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是20世紀目錄學著作的兩大高峰，均為治目錄學和古典文獻學的必讀書。 最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由崇文書局推出新版。新版糾正了舊版的不少錯誤，並且增補了幾篇文章，除此之外，還特請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武秀成教授撰文推介。為此，武老師寫了兩萬多字的長篇導言。 武老師的導言不僅對《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一書做了客觀的評述，而且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對目錄學史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提綱挈領，舉要刪蕪，也是一篇不可不讀的目錄學好文章。 現分兩期發佈，以饗讀者。總目如下： 一、關於目錄學史的分期 二、歷史分期的要點 （一）目錄學建成期     1.關於《七略》     2.關於《別錄》 （二）目錄學發展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     5.關於目錄學方法理論 （三）目錄學繁榮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     5.關於目錄學理論方法 三、王先生對明清目錄學的研究 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目錄學最為發達。近現代有兩位目錄學大師，一位是余嘉錫先生，另一位則是王重民先生。前者以精深淵博著稱，《四庫提要辨證》《目錄學發微》是其代表著作；後者以成果豐碩聞名，如《敦煌古籍敘錄》《中國善本書提要》《校讎通義通解》《中國目錄學史料》《普通目錄學》《圖書與圖書館論叢》《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等，而就其目錄學思想與目錄學史的成就而言，仍當以《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為代表。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是王重民先生身後由其弟子、文獻學家朱天俊編纂而成的。此書命名與一般的目錄學史著作不同，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王先生所撰的目錄學史，即上世紀六十年代王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開設的「中國目錄學史」課程的講義；二是王先生所撰的有關目錄學史的論文選錄。將「中國目錄學...

翰苑信憑，滿漢合章 —清代翰林院印形制，職能與禮制內涵考論 魏國鋒 摘要： 翰林院為清代中央核心文翰機構，執掌文史撰述，人才儲育，典籍校勘要務，其衙門法定權力信物—翰林院印，見證了有清一代文治制度的演進。此印定型於乾隆十三年官印制度改革，採用右漢文九疊篆，左滿文篆書合璧的範式，銀質二台形制，具備獨特的政治象徵與金石審美價值。本文將依託《清史稿·輿服志》《大清會典》等原始史料，釐清翰林院印的鑄造沿革，闡釋其在清廷行政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梳理其鈐印適用的文書範疇，考證其參與的重大文化事件，並剖析印文兼用九疊篆與滿文篆書的制度根源。研究表明，翰林院印不只是簡單的公務憑證，更是清代皇權治理，滿漢共治，禮樂印信制度，文治政策等多重維度融合的實物載體。九疊篆繁復規整的形態承載著官印的等級秩序，而滿漢雙語的合璧則彰顯了清廷的民族統治策略，為清代官印體系與九疊篆制度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典型標本。  關鍵詞：清代；翰林院印；九疊篆；滿漢篆書；官印制度；金石禮制  一、緒論         官印，乃古代官僚體系權力物化之重器，其印文，材質，尺寸，鈕式乃至文字排布，無一不被納入國家典章的嚴密規制之中。清承明制，對傳統官印體系加以調整完善，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釐定滿漢篆印制度後，京師各部院衙門的官印便統一推行了雙語合璧的模式。在此背景下，素有「玉堂清署」之稱的翰林院，作為朝廷儲才重地，其印信的地位尤為特殊。翰林院掌管著國史修撰，誥冊草擬，科舉考選，古籍整理等諸多國家級文化要務，其印信的使用週期綿長，深度介入了眾多重大文化工程，歷史價值不容小覷。        放眼當今學界，研究多集中於翰林院的行政職能或翰林群體的仕途脈絡，而針對「翰林院印」這一具體物證的專題考證則相對稀缺。多數金石學著作在提及此印時，往往僅簡要記錄其尺寸材質，未能將印章實物，文書規制與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深度勾連。然而，無論是散藏於海內外的四庫進呈本古籍，還是吉光片羽的翰林院往來文移拓本，都雄辯地證明，翰林院印不僅是辨識清代翰林院官方文書的關鍵，更是界定古籍版本源流的核心物證。有鑒於此，本文擬結合傳世鈐印拓片，清代官修典章及館藏實物記載，對翰林院印的誕生時代，職能邊界與文化意涵作一系統梳理，進而探析此方滿漢雙語九疊篆官印...

 「贖家譜」現象考略 —以原氏掛譜為中心 勵雙傑 家譜之編纂，向有肇修、創修、續修、重修之別，然「贖家譜」之說，今人鮮聞，譜牒文獻中亦屬罕見。近日於草堂所藏一幅原氏掛譜中，見及與此相關之題記，因試作考述，以窺清代民間家譜流轉之一斑。 該掛譜為紙質彩繪，高185釐米，寬110釐米，尺幅屬中等偏小。正中木主書「原氏」二字，為典型的北方民間掛譜形制。值得注意的是，譜背墨書一行：「道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贖，共費錢一千七百四十五文，照人數攤錢。」此即「贖家譜」之直接物證。 「贖」在此處顯然取「以錢財換回抵押品」之義，與此前家譜已被質押的前提互為表裡。換言之，該原氏家族曾將本族掛譜作為質押物交由他人或他方保管，至道光十年（1830）方集資贖回。一千七百四十五文，按當時米價折算，約合白銀一兩有餘，對於普通農戶而言並非小數目，故需「照人數攤錢」，可見係族內公攤，非一人所能獨擔。 關於質押家譜的原因，題記未詳，譜中亦無旁注。然而此一現象本身便引人追問，在傳統宗法社會中，家譜乃家族血脈之記錄、宗族認同之象徵，何以竟至淪入質押之境？推測言之，或與清代中後期底層宗族的經濟困境有關。道光年間，陝西、山西一帶旱澇交替，糧價波動劇烈，小農家庭常陷於高利貸泥淖。在此背景下，宗族公產包括祭器、譜牒等，或亦不得已而用作借貸質押物。質押對象可能是當鋪，亦可能是地方富戶或商號。因家譜雖具象徵意義，卻無公開市場價值，對債權人而言，其保藏動機更在於逼迫借方履約還款，而非持有譜牒本身。 再就掛譜之年代推斷。譜中始祖冠明代衣冠，其下二世祖、三世祖則為清初服飾，畫風設色古樸，紙絹包漿自然，綜合判斷其製作時間當在清順治至康熙前期，即十七世紀中葉。至道光十年贖回之時，該譜已存世約一百六七十年，在家族內部應已具備相當的歷史厚重感。然而吊詭的是，恰是這份族中視為至寶的譜系之物，在家族遭遇急難時卻仍被押出，足見經濟壓力對宗族倫理秩序的擠壓之深。 檢索目前所見譜牒學著作及地方契約文書，鮮見關於家譜質押贖回的明確記載。原氏此幅掛譜，恐是目前已知少數幾件直接記錄「贖譜」行為的實物之一。其價值不僅在於補充了譜牒學的一個特殊類型，更在於以實物形態提示傳統宗族制度並非鐵板一塊，在基層經濟的現實壓力下，宗族象徵物亦可進入流通與質押環節，從而為理解清代鄉村社會的金融生態與宗族組織之間關係，提供了一條細微而具體的線索。 至於原氏家族的具...

 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三先生的學術情誼片斷追憶 王世偉 顧廷龍（1904-1998）、潘景鄭（1907-2003）、胡道靜（1913-2003）三先生均為海派學術文化中的目錄版本學大師。顧廷龍先生和潘景鄭先生均出生於江蘇蘇州，胡道靜先生則出生於當時的江蘇省上海縣。1922年顧廷龍先生19歲時，與潘承圭在蘇州成婚，潘承圭即為潘景鄭先生的姐姐。1928年，顧廷龍先生和胡道靜先生同時進入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就讀，成為大學同窗。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三先生在數十年的海上學術生涯中結下了深厚的學術情誼。 一、三先生共同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研究生導師 三先生1985年6月年參加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論文答辯時合影（後排左起：冀淑英、潘天楨、胡道靜、沈文倬、潘景鄭、戴家祥、顧廷龍；前排左起：王世偉，孔毅、金良年） 20世紀80年代初，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開始招收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的研究生，當時由系主任陳譽教授（1920-2003）出面聘請了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靜先生在內的多位在上海歷史文獻學界的著名學者擔任兼職的研究生導師。三先生指導或合作指導研究生並分別開設了研究生課題，其中顧廷龍先生開設了「校勘學」的課程，潘景鄭先生開設了「版本學」課題，胡道靜先生則開設了「應用目錄學」課程，另外還有呂貞白先生（1907-1984）開設了「歷史文獻學」課程。從1980年至1990年，三先生指導了多名研究生和他們的畢業論文： *顧廷龍和呂貞白共同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2屆研究生周松齡的《傅增湘對古籍整理的貢獻》； 1982屆研究生邱健群的《略論康熙刻本》。 *顧廷龍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5屆研究生王世偉的《孫詒讓校勘學研究》； 1990屆研究生彭衛國的《阮元文獻學研究》。 *潘景鄭和胡道靜共同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5屆研究生金良年的《清代武英殿刻書述略》； 1985屆研究生孔毅的《汲古閣刻書考略》。 *潘景鄭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89屆研究生葉農的《廣雅書局刻書考略》； 1990屆研究生劉靜的《明代藩府刻書考》。 *胡道靜指導的研究生和畢業論文有： 1990屆研究生王海明的《陸心源及其藏書研究》。 三先生指導的部分研究生論 三先生在中國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培養方面，不僅直接指導研究生論文、還參加了研究生入學的考試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