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寫作善本書志的一點小心得 寫作善本書志是一些大的重要圖書館的最高追求，因為善本書志學術性極強。圖書館人的責任就是把幾代人收集起來的重要資源的內涵揭示出來。對於一座圖書館來說，其長期戰略很重要的部分就包括撰寫善本書志。任何大圖書館都有特藏部，或叫善本部、歷史文獻部、古籍部，如果能夠把善本書的內涵揭示出來，就是圖書館對學術界的貢獻。 大型圖書館歷年來編的各種書目、索引，都非常好，提供給研究者查詢，可節約他們不少時間。但不少圖書館在幾十年間，都沒有編出善本書志，只有編出「善本書目」（目錄）。想要做成善本書志，沒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是做不出來的。為什麼做不出來這樣的項目，我以為是因為「家大業大」而且「婆婆多」，誰能保證主持這項工作的領導在十年八年內沒有職位變動？對於參與人來說，也很難一直沒有工作變動，所以培養一位專門人才不容易，他或許剛剛寫熟了，人就調走了。直到今天，很多重要的大型圖書館沒有撰寫善本書志的班子。 我曾主持並參與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那本《書志》有四百萬字，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曾獲得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我在寫作中有不少體會，這可以見我寫的前言和其他的文章。我深感此項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斷地鼓吹寫作書志的「哈佛模式」，因為我畢竟在圖書館裡工作了數十年，做的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 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期間，也和我的同事合作寫作善本書志，但是沒有完成，現在也是做做停停。中國所有的大學圖書館、省市圖書館，很少開展寫作善本書志的事情，國內體制裡沒有專人去做這方面訓練。圖書館裡的線裝書不可能都是孤本，一家圖書館先寫進書志，別家就很難超越，因為很多種書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都是相同的。很多事情你抓住了，機會就是你的，抓不住緣分就丟掉了。 在撰寫善本書志的時候，有一點要注意，即有些善本流傳不多，很稀見，但寫時最好不要用「孤本」這一詞，因為以後如發現某處確有收藏，那就會很被動。舉個例子，「哈佛燕京」有《燕閒四適》這本書，可某館的圖錄《館藏精選》裡卻將此《燕閒四適》文字說明寫成：此書「甚為難得，今僅此孤本傳進」。 實際上，日本內閣文庫就藏有三部。所以我覺得謹慎一點好，不用「孤本」兩個字，我只用難得、罕見、稀有、珍貴這些字眼，或者「各家目錄似未著錄」。 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兩種書影 我曾經寫過好幾篇關於書志撰寫的文章，在北京、上海、廣州、貴陽...

 天府瑰寶—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孤本《薊丘集》考略 王毓藺 摘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孤本《薊丘集》，是萬曆間北京人王嘉謨詩文之彙集，內有大量明代北京地理景觀、地方風土、歷史語言等資料記載，更存留有迄今最早的明代北京地區珍稀家譜文獻，在所載北京地方文獻的豐富性、重要性、珍稀性及後世徵引的廣泛性上，確稱是明代北京地方文獻之瑰寶。作為珍貴的明代北京地方文獻，該書刻本流布罕稀，清乾隆以降，二百數十年間見者寥寥。本文首次考訂著者生平，敘其主要內容及刊刻庋藏線索，並著重闡述其蘊藏的寶貴文獻及版本價值。《薊丘集》的撰著，表徵著明代後期北京本土文化精英對本地文化自覺的開始，啓續了明清之際北京地方文獻的空間轉向和本土化書寫，在北京文化史研究上，具有獨特且重要的文獻學意義。 關鍵詞：《薊丘集》 明代 地方文獻 北京史 文化自覺 神京翼翼，四方之極。明代北京作為近古中國最重要的空間秩序中心，蘊留著豐富的研究可能性。囿於明代北京地方文獻向來稱乏，究治明代北京史者，常有史料乏徵之嘆。發現、整理、刊布稀見或未見明代北京地方文獻，對於深入開展明代北京歷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將奠定基礎。明清以來諸多京華史籍，其間徵引或轉引《薊丘集》者，不勝枚舉，足見《薊丘集》所載明代北京地方文獻之寶貴。《薊丘集》是萬曆間都人王嘉謨詩文集匯刻本，該書刻本稀見，明清以來，在公私藏書目中多無著錄，僅康熙間《寶翰堂藏書考》首載其收藏及版本線索，至清末光緒唯《順天府志》載其存佚，但所載卷數誤。1959年，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首次披露該書入藏信息。自清代乾隆以來二百數十年間，眾多學者僅能從《日下舊聞考》等寥寥數種書中輾轉旁引該書部分資料，吉光片羽之嘆常有，至此始有窺其全幀者，惜因孤刻善本，藏之秘府，向之見者恆艱。2016年底，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其數字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中，首次公佈了該書的黑白數字圖片。至此，人間孤本《薊丘集》，開始通過數字圖書形式，以供讀者從容瀏覽。筆者不揣淺陋，撰作此文，希能引起更多學者關注，推動對該書的深入研究。 一、《薊丘集》與王嘉謨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薊丘集》的基本情況：國圖藏《薊丘集》，共四十七卷，二十四冊，半頁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版心上部題「薊丘集」，中部為「序」「目錄」或各卷標記（「卷之一」至「卷之四十七」），版心下部橫線下記頁數，版心下角在序、卷一、卷...

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做學術研究一定要花大力氣占有第一手資料。當年我研究藏書家吳騫的時候，發現他的日記都是五十二歲至八十歲時所記，前後跨度近三十年。要知道，清人日記的稿本、抄本，傳世大約兩萬餘種，但乾嘉時的學者存留的日記稿本卻寥寥無幾，並且多為零星殘帙。我認定吳氏的日記是清代乾嘉學者中最多的，所以我每天晚上就到圖書館看膠卷，一條一條抄，把他的日記全部抄下來。我讀到了他日記中的見聞雜錄、讀書筆記、清典故、鄉間風俗、友朋往來、藏書史實、鑒賞金石書畫、遊覽山水等。其內容豐富，所記時間之長，在目前所有明清兩代學者日記中僅見。後來台北的陳鴻森教授提出要出版這些材料，我就全部提供給他了，但最後沒能出版。後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們自己的《吳騫集》，我也就放棄出版我整理的這些材料了。但是，我收集的資料中還附了很多其他學者給吳騫的信，這應該是浙江版的本子中沒有的。我花了很多工夫，最後沒出版也沒關係，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認字及校點、整理。你不付出一點本錢（時間和精力），怎麼能夠慢慢地成功呢？ 找第一手資料是很困難的，有時，我在寫一個題目，但文獻資料不夠，只能等待機會，比如我寫明代書價的文章就是如此，因為別的學者用的是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但我必須要用第一手的，是別人未曾見過的，所以只能等。不要說博士生，就連一些教授也得不到第一手的資料，參考的都是別人消化過的東西，再來進行分析和加工。個別學者的文章寫得不怎麼樣，很平談，講不出道道來，就是因為他沒有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沒有使用第一手資料，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書中才會有這類材料。有的學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舉個例子，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的普通書庫裡，專門瀏覽了經部類的線裝書，並就其中某些小類做了個小小統計。即周易類91種，尚書類80種，毛詩類109種，周禮類113種，春秋類102種，孝經類16種，四書類297種，這是在普通書庫時所見。同時，我又從經部善本的卡片中選了32種我認為不多見的書，結果一查，發現有11種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僅收1種；此外，32種中有一半 台灣地區《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著錄。再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連查5部，有1部未收。其經部之書類，確比1950年代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要多，和台灣地區《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不相上下，且有...

 增補域外漢籍鑑定常用參考書 一、和刻本鑑定常用參考書 1. 長澤規矩也《書志學序説》 長澤先生是20世紀日本最著名的漢籍版本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專門講和漢印刷史。他的這部《書志學序説》也是東亞漢籍的版本學史上非常有名的著作，特點是把中國書和日本書放在一起比較介紹，而且寫得比較簡潔。 2. 藤井隆《日本古典書志學總説》 這本書是專門介紹「和書」也就是日本古籍的，其中包含日本漢籍。它的特色是比較實用。日本的很多書志學家像我們國內的版本學者比較多地關注宋元本一樣，常常只關注五山版、古活字版。但其實現實中很少有機會看到這些珍本，倒是江户時期的坊刻本有哪些堂號、如何鑑定，反而是更有實際意義的問題。藤井先生自己收藏古書，他的書主要是介紹日本刻本，尤其是列舉了江户時代大量的書坊堂號，以及這些書坊位於何地，主要刻哪幾類書，提供的信息十分有用。 除了上面兩種入門書，還有兩部辭典也值得推薦。 3. 長澤規矩也《圖書學辭典》 「圖書學」這一稱呼，是長澤先生晚年提出來的，擬取代日本流行的「書志學」一詞。雖然現實中這一獨特的用語似乎並未被大多數書志學者所接受，但《圖書學辭典》本身是很小型但很實用的一部版本學辭典。首先，本書不是簡單地按照假名順序排次詞條，而是采用了分類編次法，邏輯很清晰；其次，本書不僅列入了日本本的常用術語，也列入中國古籍版本學的主要術語，方便對照，很有價值。 4. 川瀨一馬《日本書志學用語辭典》 川瀨先生跟長澤先生既是同輩也是好友，他們倆合編的雜志《書志學》，其中發表的論文，很多到現在還是難以超越的。長澤先生主要研究漢籍，川瀨先生主要研究日本書籍，這部《日本書志學用語辭典》，就是主要從和書角度整理相關書志學詞彙的名作。 最後介紹兩種日本漢籍的圖書目。 5.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 這是長澤先生主要利用自己的藏書，把整個江户時代刊刻的漢籍（中國書的翻刻本）幾乎全部囊括（除了醫書和佛經），用四部分類法編纂的一部具有典範意義的漢籍書目。書中著録的每種書都有比較完備的版本説明，包括後印本和翻刻本。這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現在東京汲古書院已經出版了由作者的兒子長澤孝三整理的增補本。 6. 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 這部目録的優點是把中國國內各公藏機構（尤其是大圖書館和主要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日本刻本都列出來了，缺點是因為是拼卡片做出來的，版本鑑定仍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