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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鮑廷博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裝印、剜改與傳播 蔡淵迪 摘要 清乾隆三十年（1765）鮑廷博刊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汪元量作品流傳史上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文獻。通過版面細節的觀察並對勘不同印本就會發現，該本所刻二書相對獨立，但裝印次序當以《水雲集》居先，《湖山類稿》居後。由於遭遇到清廷的禁書政策，鮑刻此本的後印本對初印本作了一些回避時禁的剜改，遂使得初印本極為可貴。鮑刻本後來又成為《四庫全書》本和《武林往哲遺著》本《湖山類稿·水雲集》的底本，但此二本在抄寫和翻刻的過程中都對鮑本作了或大或小的改動，造成了後世學者的一些誤會。覆按初印本，相關誤區可以得到糾正和廓清。 關鍵詞：鮑廷博 《水雲集》 《湖山類稿》 錢謙益 《四庫全書》 汪元量是宋末元初的一位重要詩人。錢鍾書《宋詩選注》選兩宋詩人八十一家二百八十九首詩，其中入選汪元量詩二題二十一首。雖說在兩宋林立的大文豪的強光照射下，汪氏的詩詞成就並不那麼耀眼，但他以其特殊的遭際，與投降元廷的南宋皇室成員一道自臨安北上大都，一路將親見親聞譜寫成一組多達九十八首的大型組詩《湖州歌》，該組詩記錄了南宋的亡國痛史，向有「詩史」之目。這不僅確立了汪氏在詩壇上的地位，也使汪氏作品具備了文學以外的特殊價值。 汪元量的作品集經歷元、明兩代三百餘年的流傳，至明末時已經亡佚。明崇禎四年（1631），錢謙益從「雲間人鈔書舊冊」中輯出《水雲集》二百餘首，嗣後清初桐鄉人汪森得到一種劉辰翁批選的五卷本《湖山類稿》（略有殘缺）。錢輯本《水雲集》（或稱為《汪水雲詩》）與五卷本《湖山類稿》即是今日所見汪詩之源頭。在鮑廷博刻是二書以前，《水雲集》曾被悉數刻入吳之振等編選之《宋詩鈔》中，然“誤書錯簡，往往而是”；五卷本《湖山類稿》則僅有鈔本流傳。因此，鮑氏合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今天所能見到的第一個比較完備的汪元量詩詞刻本。事實上，傳於今日的汪元量詩詞的刻本一共也只有兩個，除鮑刻之外，便是後文還將論及的光緒年間丁丙編刻的《武林往哲遺著》本，而丁本即據鮑本翻刻，連行款也一同於鮑刻。即此可知鮑刻本在整個汪元量作品傳播史上之地位。此外，僅就版刻工藝而言，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亦是清中葉浙北地區版刻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在近百年的文獻整理大潮中，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並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如孔凡禮之整理汪元量詩，即未取鮑刻作為底本，近百年來汗牛充棟的影印善本...

清代私刻書板的賃板印刷現象 張升 摘要 賃板印刷從宋代印刷術普遍應用開始就成了慣常現象，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官府和書坊之賃板印刷。本文以張潮等例子為基礎，結合明清出版史，初步揭示了清代私刻的賃板印刷現象：賃板印刷是士商合作的重要模式，是士商博弈而達成雙贏的結果，是私刻本進入市場的重要推手；達成賃板印刷的重要因素包括書業發達之地，名氣較大的作者，士人的積極推動，私刻本的普遍性，士人與書商交往的普遍性，書坊不願意大量刻板與藏板，士人重視藏板；賃板印刷處所包括私家、書坊或刻字鋪；私刻書板的賃板錢應小於或相當於所印書總售價的十分之一，而且往往以書充抵。上述研究可為我們判別私刻本與坊刻本、探討私刻本的印數及傳播提供新的參考。 關鍵字：清代私刻本；書板賃板印刷 藏板者，指書板的所有者。梓行者，指圖書的印行、發行者，即利用書板印製成書而予以流通者。一般情況下，古代圖書的藏板者往往也是梓行者。但是，我們看古書的時候，有時會在一書的封面（亦可稱為扉頁）中看到其藏板者與梓行者不一樣，這是為什麼呢？除了一部分是書板售歸梓行者外（但是，這種情況下梓行者其實可以鏟除藏板者之名），絕大部分應該是賃板印刷造成的。賃板印刷是指某一方向擁有板權的一方租賃板片，刷印書籍。也就是說，藏板者將板片有償租給梓行者來印刷，而梓行者有權在封面上印上自己的名號，以為廣告之用。賃板印刷從宋代印刷術普遍應用開始就成了慣常現象，因為印書者可以只付出少量錢和勞動而省卻出版的大量費用與勞動（如雕板等）來獲得圖書，而板權方則利用板片尋租而最大化其剩餘價值。不過，以往的研究表明，賃板印刷往往是指官府或書坊之書板而言的，且在書坊中更為普遍，也更為突出。那麼，私刻（家刻）書板是否也存在賃板印刷現象？具體如何操作？是否普遍？其影響如何？本文主要想探討上述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書板主無償（不收取賃板費）替人刷印書籍，不屬於本文討論的賃板範圍，因為在古代士人交往中，有大量的只支付紙墨錢與人工錢以及甚至不支付任何費用的刷印書籍以應付索贈的情況。這類似於贈送的變種，不是賃板印刷。正因如此，私刻書板的賃板印刷往往是商業行為，反映了士人與書商的合作。關於士人與書商的合作，以往學界主要關注士人為書坊主提供書稿、編書、作序等模式。其實，我認為還有一種重要（可能更主要）的合作模式，即士人私家刻板，而書坊賃板印賣。這一模式的本質是士商合作，而且是有關私...

四庫本是正 王瑞來 體量龐大，幾乎囊括中國古代文獻精華的《四庫全書》，從古籍整理的視點看，可以說是體現了乾嘉學派的最高水準。當時進入四庫全書館者近300人，多為一流學者，然學有專攻，知有未逮，校讎之際，誤判誤改，時有發生。又由於傭工謄錄，魯魚豕亥，亦復不少。研習文史，校讀古籍，《四庫全書》為常用書。長期使用，其中謬誤，屢屢可見。深度校勘一部古籍，則會有更多發現。以前校勘宋代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就發現《四庫》本不少寫植校改之誤。近年校勘周必大文集，又有不少察覺。指摘謬誤，非為苛責前人，意在是正文獻。校勘周必大文集，以清歐陽棨咸豐元年刊本為底本。 卷一《送張端明燾赴召》詩「介圭入覲由公始，莫把題名取次鐫」，之下自注云： 紹興八年，始以府帥兼司留鑰，今已十餘政，未有被召者。 「今已十餘政未有被召者」，《四庫》本記作「今已十年，余政未有被召者」。按，據澹生堂本詩題下有自注作年：「己卯五月二十二日。」己卯為紹興二十九年，距詩注所雲紹興八年已過去二十一年，《四庫》本作「今已十年」，明顯與事實不合。原注「十餘政」，當指「十餘任」，館臣不解，添加妄改而致誤。 卷十五《題後省封事看詳》云： 後三年，歲在乙酉，繙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 「所以尊御覽也」之「覽」字，《四庫》本作「筆」。按，後省封事看詳者，乃周必大等臣僚之文書，跋文中所云孝宗「某是日立左螭，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即御覽也。必大用語自有分寸，館臣不詳審題跋內容，依習見改作「御筆」，頗為失當。 卷十六《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介及其子渙之漢之沇之等帖》題中之「王介」，《四庫》本作「王介甫」，遂為王安石。按，如跋所云，此王介乃王安石同學，字中甫。其卒，王安石曾作有《王中甫學士輓辭》，載《臨川文集》卷三五，中云「同學金陵最少年」。《四庫》館臣於此不詳，以為王介乃王介甫之脫誤，妄補反成大誤。又，「沇之」，原作「流之」。按，汪應辰《文定集》卷一一《跋蘇東坡與巨濟帖》雲：「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據此並澹生堂本、四庫本改。又，底本於此段跋語之後記有校語：「按，翰院本王介作王介甫，沇之作流之。考《宋史》，渙之、漢之有傳，父介即跋所雲王公與荊文公同學者也，跋語灼然，當(非？)為介甫明矣。惟流之無傳。」 卷二一《謝凌侍郎哲舉改官啓》云： 第憂謭薄，難稱搜揚。 「搜揚」，《四庫》本作「揄揚」。按，「揄揚」雖經見...

民國時期故宮古籍書目七種出版說明 馬學良 題名：民國時期故宮古籍書目七種 作者：馬學良  整理 出版社：中國書店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ISBN：978-7-5149-3591-2 定價：298元 中國古代藏書史是由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四個係統組成的。這其中，官府藏書是主幹，官府藏書中，國家藏書又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代表著當時國家的藏書水平和文化發展水平。 我國國家藏書的起源很早，程千帆、徐有富兩位先生認為，根據史書記載，我國夏代就已經有國家藏書，商代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的國家文獻典藏。[1]且曆朝曆代中央官府都十分重視國家藏書建設，甚至連人們對「焚書坑儒」印象深刻的秦，早在統一六國前，就已經開始註意收集圖書。《孔子家語》卷端《漢集家語序》云：「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2]漢代尤其重視國家藏書的入藏與整理工作，不但設立了石渠、天祿、麒麟三閣這樣的專門藏書機構，設置了由太常屬官太史令、博士以及御史中丞等專門負責掌管圖書的官職，還命劉向、劉欣父子主持了大規模的國家圖書收集、整理、編目工作，從而產生了古典目錄學史上著名的《別錄》《七略》兩部目錄學著作。如果是在朝代更替的戰亂中前朝國家藏書遭受損毀，則新的政權往往會向民間廣泛徵求遺書，重建、充實國家藏書。比如經曆了魏晉南北朝的動蕩之後，尤其是侯景之亂和梁元帝焚書，國家藏書受到嚴重破壞，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採納了秘書監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的建議，採取獻書有尚的辦法，面向全國徵求遺書，使國家藏書數量有了大幅的增長。清代為了編修《四庫全書》，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發動大規模的徵書運動，命各省督撫、學政加意購訪，及時採集，匯送京師。據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的不完全統計，各省採進本就多達一萬一千零二十六種，[3]其中僅浙江一省進呈之書即達到4522種。[4]正是在國家藏書與私家藏書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甚至必要的時候還會互為補充下，才保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綿延發展、賡續不斷，也讓我國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 到了清代，雖然封建製度逐漸走向了衰落，但是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和清代統治者稽古右文的文化意識，國家藏書卻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具體表現就是清宮藏書數量巨大，且版本精良，形成了「天祿琳瑯」、「宛委別藏」等標志性的古籍收...

《方志文化研究》徵稿啓事   一、本刊簡介 本刊是由浙江師範大學、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與傳承協同創新中心主辦的學術集刊，以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和辦刊方向、刊載方志文化研究領域學術成果、推動方志學學科建設與地方文化傳承創新為辦刊宗旨。本刊由方志出版社出版,每年兩輯,分別於6月、12月出版。 本刊常設欄目有方志理論研究、方志文獻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主要刊登方志學的基礎理論與學科建設、新方志的編纂實踐與資源開發、年鑒的編纂實踐與理論研究、舊方志的整理與考論及人文地理、歷史地理、邊疆史地、民俗、方言等相關領域的學術論文，也刊登高質量的綜述、譯稿與書評。本刊用稿秉承學術至上原則，以稿件質量為唯一標準。本刊常年徵稿，歡迎海內外高校、科研機構、地方誌工作者及所有對方志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不吝賜稿。 二、投稿要求 1. 稿件內容須為原創首發學術成果，觀點新穎、材料翔實、論證嚴密、恪守學術規範。 2. 來稿請使用規範簡體字,全文篇幅（包括圖、表等）一般不超過1.5萬字，特別優秀稿件篇幅可適當放寬。 3. 來稿請按以下順序排列：題目、作者、摘要（300字左右）、關鍵詞（3-5個）、正文、作者簡介。論文統一採用腳注，相關格式請以下附《體例規範》為準。 4. 作者簡介包括：姓名、單位、職稱、研究方向、聯繫方式等信息。 5. 來稿請勿多投，三個月內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未錄用稿件，恕不一一回復。 6. 本刊擁有以數字化方式發行、編輯、傳播所刊發文章的權利,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發表的行為,即視為同意上述聲明。 7. 來稿刊載後，未經編輯委員會書面同意，請勿在他處發表。 三、投稿方式 稿件請以Word文檔形式發送至本刊專用郵箱：fzxtcxzx@zjnu.cn。郵件主題請注明「投稿+作者姓名+論文題目」。 四、聯繫方式 地址：浙江省金華市迎賓大道688號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24幢521室《方志文化研究》編輯部 郵編：321004 電話：18339695781 微信公眾號：方志研究與文化傳承   《方志文化研究》編輯部 2026年2月9日 附：《方志文化研究》撰稿格式 一、文稿包括三部分：本文、摘要（350 字以內）及關鍵詞（3ㄦ5 個）。 二、請使用中文文字，除個別情況下須用繁體或異體外，請用正體簡化漢字。論文題目使用四號字，宋體，加粗；文中大段落的小標題居中，使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