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顧廷龍與《中國叢書綜錄》 沈津 顧廷龍先生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家、版本目錄學家。他對中國學術界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他所主編的《中國叢ㄡ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是影響深遠飲譽海內外的大型學術工具書。 顧先生1963年曾有《中國叢書綜錄的編纂經過》一文（見《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版），他指出：「《綜錄》全書950萬字，有分類目錄、子目分類目錄，子目書名索引三個部分，從起草、人員組織到定稿，從排印到裝訂，自始至終大家積極以赴，僅僅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順利地完成了。」文中並就叢書發展的歷史做了詳細的敘述，此文曾經顧頡剛先生的修改，是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研究者必讀的重要文章。 我在編寫《顧延龍年譜長編》的過程中，翻閱了先生的一些小筆記本，內有當年所記各種活動以及看書所得，隨手所錄所見所思，內容較為豐富，其中記錄先生晚年所寫編纂《綜錄》的起因等，核之《編纂經過》，似可補充一些細節。 一 這麼一部重要的大型工具書，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在今天幾乎是難以想象的。那麼編纂《綜錄》的緣由何在？先生的《經過》中沒有述及。1937年5月，先生的忘年交章鈺先生去世，10月章夫人即將章氏藏書分別贈予及寄存北平燕京大學。小筆記本記有：「我在燕京圖書館，章元美與司徒雷登商量，以其父式之先生遺書，一部分寄存，一部分捐贈。元美與司徒雷登相熟識，談妥後即派我與劉楷賢同去接收。返回後，在辦公室辟一專室庋存之。章先生書桌亦移去。我負責整理，請瞿子陵君協助。一日，日友吉川幸次郎先生來訪，並贈《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中文藏書目錄》，另編一冊書名索引、子目索引。凡叢書子目，均分別分類。作者、版本著錄甚詳，使用方便，余甚好之。」（按此目錄即《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漢籍目錄》） 吉川，是先生1932年秋在燕大時認識的，那時先生正與顧頡剛先生在做《尚書》的研究，與日本學者平岡武夫、吉川幸次郎等學者往還。 六十年代初，先生就對我說過，日本人編的漢籍目錄，確有其實用價值。你不能小看，但他們太好自大，有時會有狂妄之語。我當時並不瞭解先生為何如此說。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京大所藏漢籍中的叢書多得自於陶湘所聚，在《目錄》中載有陶氏所藏叢書591種26,985冊。《目錄》裡有吉川的跋：「欲檢某人存某書者賴之，自此而後，讀我研究所書者，庶無涉獵記憶之勞乎！且不唯此義，世之讀支那書者皆將賴其利焉，蓋我研究所之藏書叢...

作者：周紹明 譯者：何朝暉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4 ISBN：9787301371268 書籍簡介  本書以廣闊的視野，深入討論了從宋代到清代中國書籍的生產、流通、收藏、利用等問題，尤其關注書籍與士人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近年來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書籍史的一部力作。書中對中國古代印刷工藝的考察、印本與手抄本興替的重新評估、對古代藏書文化與「知識共同體」關係的討論、對中國古代書籍觀念的闡發，以及對中外書籍史的比較，都極具啓發性。 本次再版，對譯文進行了全面的修訂與潤色，訂正訛誤，在保證譯文精准的前提下，使之更為流暢可讀。書末增加一篇附錄，譯者在其中回憶了與作者的交往。 目次 中文版代序 書籍史與士人書籍的非士人背景 I 致 謝 i 引 言 001 第一章 1000—1800 年間中國印刷書籍的生產 009 米憐的記述 014 雕版印刷生產的變化 026 刻工的世界 032 第二章 印本在中國的崛起 045 藏書規模 052 印本的份額 057 獲取書籍的難易 058 出版物 065 商業出版 068 第三章 書籍發行與士人文化 083 贈予 084 購買 094 士人 103 局限 112 第四章 中國學術世界中獲取書籍的難題 115 知識共同體？ 118 政府藏書 127 私人藏書 135 第五章 改良的嘗試與知識共同體 149 解決方案 149 共享 151 共享協議 156 其他知識庫 163 長遠的解決辦法 165 第六章 士人著述與錢近仁的案例 171 關於讀寫能力和書籍功用的觀念 174 錢近仁與他的接濟者 185 注 釋 195 相關研究論著簡介 265 附錄 懷念周紹明教授 284 修訂版譯後記 291 作者簡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 1945—2022），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高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書籍史研究，擅長打破邊界，進行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的綜合研究，曾參與《劍橋中國宋代史》和《劍橋中國經濟史》的撰寫。主要著作有《書籍的社會史》《華南新鄉村秩序的形成（卷1）：900-1600年徽州的鄉村、土地和宗族》《華南新鄉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的商人、市場與宗族》《中國的國家與宮廷禮儀》《東亞和歐洲的書籍世界：...

論鮑廷博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裝印、剜改與傳播 蔡淵迪 摘要 清乾隆三十年（1765）鮑廷博刊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汪元量作品流傳史上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文獻。通過版面細節的觀察並對勘不同印本就會發現，該本所刻二書相對獨立，但裝印次序當以《水雲集》居先，《湖山類稿》居後。由於遭遇到清廷的禁書政策，鮑刻此本的後印本對初印本作了一些回避時禁的剜改，遂使得初印本極為可貴。鮑刻本後來又成為《四庫全書》本和《武林往哲遺著》本《湖山類稿·水雲集》的底本，但此二本在抄寫和翻刻的過程中都對鮑本作了或大或小的改動，造成了後世學者的一些誤會。覆按初印本，相關誤區可以得到糾正和廓清。 關鍵詞：鮑廷博 《水雲集》 《湖山類稿》 錢謙益 《四庫全書》 汪元量是宋末元初的一位重要詩人。錢鍾書《宋詩選注》選兩宋詩人八十一家二百八十九首詩，其中入選汪元量詩二題二十一首。雖說在兩宋林立的大文豪的強光照射下，汪氏的詩詞成就並不那麼耀眼，但他以其特殊的遭際，與投降元廷的南宋皇室成員一道自臨安北上大都，一路將親見親聞譜寫成一組多達九十八首的大型組詩《湖州歌》，該組詩記錄了南宋的亡國痛史，向有「詩史」之目。這不僅確立了汪氏在詩壇上的地位，也使汪氏作品具備了文學以外的特殊價值。 汪元量的作品集經歷元、明兩代三百餘年的流傳，至明末時已經亡佚。明崇禎四年（1631），錢謙益從「雲間人鈔書舊冊」中輯出《水雲集》二百餘首，嗣後清初桐鄉人汪森得到一種劉辰翁批選的五卷本《湖山類稿》（略有殘缺）。錢輯本《水雲集》（或稱為《汪水雲詩》）與五卷本《湖山類稿》即是今日所見汪詩之源頭。在鮑廷博刻是二書以前，《水雲集》曾被悉數刻入吳之振等編選之《宋詩鈔》中，然“誤書錯簡，往往而是”；五卷本《湖山類稿》則僅有鈔本流傳。因此，鮑氏合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今天所能見到的第一個比較完備的汪元量詩詞刻本。事實上，傳於今日的汪元量詩詞的刻本一共也只有兩個，除鮑刻之外，便是後文還將論及的光緒年間丁丙編刻的《武林往哲遺著》本，而丁本即據鮑本翻刻，連行款也一同於鮑刻。即此可知鮑刻本在整個汪元量作品傳播史上之地位。此外，僅就版刻工藝而言，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亦是清中葉浙北地區版刻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在近百年的文獻整理大潮中，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並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如孔凡禮之整理汪元量詩，即未取鮑刻作為底本，近百年來汗牛充棟的影印善本...

清代私刻書板的賃板印刷現象 張升 摘要 賃板印刷從宋代印刷術普遍應用開始就成了慣常現象，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官府和書坊之賃板印刷。本文以張潮等例子為基礎，結合明清出版史，初步揭示了清代私刻的賃板印刷現象：賃板印刷是士商合作的重要模式，是士商博弈而達成雙贏的結果，是私刻本進入市場的重要推手；達成賃板印刷的重要因素包括書業發達之地，名氣較大的作者，士人的積極推動，私刻本的普遍性，士人與書商交往的普遍性，書坊不願意大量刻板與藏板，士人重視藏板；賃板印刷處所包括私家、書坊或刻字鋪；私刻書板的賃板錢應小於或相當於所印書總售價的十分之一，而且往往以書充抵。上述研究可為我們判別私刻本與坊刻本、探討私刻本的印數及傳播提供新的參考。 關鍵字：清代私刻本；書板賃板印刷 藏板者，指書板的所有者。梓行者，指圖書的印行、發行者，即利用書板印製成書而予以流通者。一般情況下，古代圖書的藏板者往往也是梓行者。但是，我們看古書的時候，有時會在一書的封面（亦可稱為扉頁）中看到其藏板者與梓行者不一樣，這是為什麼呢？除了一部分是書板售歸梓行者外（但是，這種情況下梓行者其實可以鏟除藏板者之名），絕大部分應該是賃板印刷造成的。賃板印刷是指某一方向擁有板權的一方租賃板片，刷印書籍。也就是說，藏板者將板片有償租給梓行者來印刷，而梓行者有權在封面上印上自己的名號，以為廣告之用。賃板印刷從宋代印刷術普遍應用開始就成了慣常現象，因為印書者可以只付出少量錢和勞動而省卻出版的大量費用與勞動（如雕板等）來獲得圖書，而板權方則利用板片尋租而最大化其剩餘價值。不過，以往的研究表明，賃板印刷往往是指官府或書坊之書板而言的，且在書坊中更為普遍，也更為突出。那麼，私刻（家刻）書板是否也存在賃板印刷現象？具體如何操作？是否普遍？其影響如何？本文主要想探討上述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書板主無償（不收取賃板費）替人刷印書籍，不屬於本文討論的賃板範圍，因為在古代士人交往中，有大量的只支付紙墨錢與人工錢以及甚至不支付任何費用的刷印書籍以應付索贈的情況。這類似於贈送的變種，不是賃板印刷。正因如此，私刻書板的賃板印刷往往是商業行為，反映了士人與書商的合作。關於士人與書商的合作，以往學界主要關注士人為書坊主提供書稿、編書、作序等模式。其實，我認為還有一種重要（可能更主要）的合作模式，即士人私家刻板，而書坊賃板印賣。這一模式的本質是士商合作，而且是有關私...

四庫本是正 王瑞來 體量龐大，幾乎囊括中國古代文獻精華的《四庫全書》，從古籍整理的視點看，可以說是體現了乾嘉學派的最高水準。當時進入四庫全書館者近300人，多為一流學者，然學有專攻，知有未逮，校讎之際，誤判誤改，時有發生。又由於傭工謄錄，魯魚豕亥，亦復不少。研習文史，校讀古籍，《四庫全書》為常用書。長期使用，其中謬誤，屢屢可見。深度校勘一部古籍，則會有更多發現。以前校勘宋代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就發現《四庫》本不少寫植校改之誤。近年校勘周必大文集，又有不少察覺。指摘謬誤，非為苛責前人，意在是正文獻。校勘周必大文集，以清歐陽棨咸豐元年刊本為底本。 卷一《送張端明燾赴召》詩「介圭入覲由公始，莫把題名取次鐫」，之下自注云： 紹興八年，始以府帥兼司留鑰，今已十餘政，未有被召者。 「今已十餘政未有被召者」，《四庫》本記作「今已十年，余政未有被召者」。按，據澹生堂本詩題下有自注作年：「己卯五月二十二日。」己卯為紹興二十九年，距詩注所雲紹興八年已過去二十一年，《四庫》本作「今已十年」，明顯與事實不合。原注「十餘政」，當指「十餘任」，館臣不解，添加妄改而致誤。 卷十五《題後省封事看詳》云： 後三年，歲在乙酉，繙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 「所以尊御覽也」之「覽」字，《四庫》本作「筆」。按，後省封事看詳者，乃周必大等臣僚之文書，跋文中所云孝宗「某是日立左螭，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即御覽也。必大用語自有分寸，館臣不詳審題跋內容，依習見改作「御筆」，頗為失當。 卷十六《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介及其子渙之漢之沇之等帖》題中之「王介」，《四庫》本作「王介甫」，遂為王安石。按，如跋所云，此王介乃王安石同學，字中甫。其卒，王安石曾作有《王中甫學士輓辭》，載《臨川文集》卷三五，中云「同學金陵最少年」。《四庫》館臣於此不詳，以為王介乃王介甫之脫誤，妄補反成大誤。又，「沇之」，原作「流之」。按，汪應辰《文定集》卷一一《跋蘇東坡與巨濟帖》雲：「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據此並澹生堂本、四庫本改。又，底本於此段跋語之後記有校語：「按，翰院本王介作王介甫，沇之作流之。考《宋史》，渙之、漢之有傳，父介即跋所雲王公與荊文公同學者也，跋語灼然，當(非？)為介甫明矣。惟流之無傳。」 卷二一《謝凌侍郎哲舉改官啓》云： 第憂謭薄，難稱搜揚。 「搜揚」，《四庫》本作「揄揚」。按，「揄揚」雖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