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 王小盾 吳雲燕 近幾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術面貌得到很大改變。有一批研究者，憑著一份學術好奇心，也憑著「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的理念，不斷從事開闢新領域的工作。「敦煌文學研究」「域外漢籍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由於受「預流」思潮所感染，我們也關注了東亞一些地區的文學現象，包括琉球。—首先注意到琉球漢詩，接下來注意同琉球漢文學相關聯的漢籍往來；最後，遇到這樣兩個問題：既然琉球漢文學是依靠漢籍記錄和傳播的，那麼，什麼是「漢籍」呢？既然漢文學的生存有賴於漢籍的生存，那麼在琉球，「漢籍」是如何生存的呢？我們打算分幾步來說清楚這兩個問題，今天先談一個籠統的認識。 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 在我們看來，要認識一個事物，首先應該把這一事物同與它關係最密切的其他事物相比較。那麼，同琉球漢籍關係最密切的事物是什麼呢？大概有兩樣東西：一是琉球文書，二是琉球的變體漢文典籍。也就是說，要確認什麼是「琉球漢籍」，那麼，既要把典籍與文書區別開來，也要把使用兩種文字的書——用漢文書寫之書與用變體漢文書寫之書——區別開來。 相比之下，前一方面更為重要。因為漢文典籍與變體漢文典籍的關係是文字載體的關係，其意義是傳播學的；而文書與典籍的關係是文獻形態的關係，其意義是發生學的。這在學科結構方面也有表現—完整的東亞漢文獻學包含典籍學、文書學、記錄學三部分。典籍是經過編纂，用於公開表達，面向全社會的文獻；文書是為處理人際事務而製作，用於特定人之間的交流或約束，面向少數當事人的文獻；記錄用於記事，以期備忘，以寫作者本人為主要閱讀對象。三者功能不同，但往往彼此交叉。看看中國古代典籍的成書過程就知道：典籍往往產生於文書檔案的集合。 在我們看來，以上認識，是和操作實踐緊密聯繫的。比如要研究琉球漢籍，首先要建立一份關於琉球漢籍的清單；要確立清單的標準線，就要比較和分析。現在有沒有這樣一份清單呢？可以說有，也可以說不成熟。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已知“琉球王國時期琉球人翻刻的漢籍和自撰的漢文著作，在琉球王國故地遺存已不足五十種，在日本國內似也不超過百種”（嚴明《近世東亞漢詩流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另外有人認為，琉球人編撰的漢籍133部，其中「漢詩文集共有二十多種」（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載《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這兩個說法都是有道理的，是現有條...

  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發覆 * 南江濤 摘要： 徐恕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教授「版本學」。由於其講義未見存世，加之長期以來「著名藏書家」身份的掩蓋，學界對其目録學思想知之甚少。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徐乃昌友朋書札中，有一通附録有《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和《版本學課目》，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對目録的定義和範圍，分類，內容和功用等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這無疑對研究近代目録學史有著較高的參考價值。 關鍵字：徐行可；徐乃昌；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目録學思想 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尤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交遊遍及南北，是近現代著名文獻學家、收藏大家。徐行可與另一位藏書大家徐乃昌（1869-1943）結識於1921年3月[1]，其後信函來往頻仍[2]。上海圖書館所藏徐行可致徐乃昌書札30多通，在1931年十一月四日一函末，附有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下簡稱《答周雲青書》）數紙[3]，長達四千餘言。此文不見録於《徐行可先生年譜》所附《徐行可集》，亦未見他處有所提及。然而，這篇附録於書信之末的文章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對研究徐氏目録學和近代目録學編纂有較大文獻價值。此外，該札還附有油印本《版本學課目》，與《答周雲青書》有諸多可對比參看之處。本文以這兩篇文獻爲主要研究物件，試從《答周雲青書》的背景、內容和反映出的徐行可之目録學思想幾個層面加以解讀，供學界參考。 一、《答周雲青書》的背景 民國十八年（1929）十一月，周雲青所纂《四部書目總録樣本》（下簡稱《樣本》）一冊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丁福保序雲：「丁卯冬，余纂輯《説文解字詁林》既竣工，頗欲薈萃自晁、陳以下各家讀書記、題跋記、藏書志等數百種於一編，以爲《四庫提要》之補。編纂之事，悉屬之周生雲青。周生從余遊六年，少年劬學，博聞強記，於子政校讎目録一家之學，好之尤篤。創稿迄今，已將兩載。助事編纂者十餘人，觕具端緒。」[4]可知《四部書目總録》一書創自丁福保，始於1927年（丁卯）冬，主事者爲周雲青，而參與編纂者尚有其他十餘人。 周雲青（1908—1974），江蘇無錫人。1924年畢業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附屬高小，即入上海醫學書局從同鄉丁福保（1874...

蕭穆《舊書所見錄》的文獻學價值 趙嘉、梁健康 摘要： 《舊書所見錄》，現存二冊，是蕭穆所作的一部日記體古籍經眼錄。這部目錄篇幅不大，亦非全稿，但蕭氏在其中詳細記錄了與之交往密切的藏書家趙元益等人的部分藏書，特別是完整抄錄了兩篇今日罕見的黃丕烈題跋。另外，這部目錄還保留了豐富的書人書事資料，如趙元益與陸心源、蔡氏兄弟的藏書交往，莫友芝《宋元舊書經眼錄》的成書細節等，為梳理、研究當時藏書史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依據，值得關注。 關鍵詞：蕭穆；趙元益；黃丕烈；陸心源；古籍版本圖錄 前言 蕭穆（1835-1904）字敬孚，安徽桐城人，一生主要從事讀書、校書、藏書，曾在上海江南機器局翻譯館譯書。蕭氏故後，由友人出資刻印《敬孚類稿》，其餘著述則未出版，如雜抄、尺牘等存安徽省博物館；《敬孚類稿》稿本、《敬孚日記》《敬孚尺牘》稿本則藏上海圖書館。除此之外，南京圖書館藏有蕭穆手稿。《舊書所見錄》二冊（以下簡稱「《舊錄》」），被影印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44冊）。 一、《舊書所見錄》概述 《舊錄》存兩冊，兩冊封面未標號排序，影印本第一冊封面題簽「蕭敬孚手稿舊書所見錄」，第二冊無題簽，封面寫「舊書所見錄」。從筆跡上看，第二冊封面題字與《舊錄》正文筆跡相同，當為蕭氏手筆，手稿寫在無格紙上。 《舊錄》影印本第一冊開篇以「十六日，靜涵示無注本《資治通鑒》卷十四至十五一冊」起，至第二冊以所記《山海經》終，並非全本。該書共著錄宋、元、明、清刻本及抄本古籍130多部，近3萬字。書中記錄的幾乎都是蕭穆所經眼的古籍，以日期開頭，按時間排列（時間不連續，有間隔），只有幾處記錄的是書畫藝術作品和一則瑣事見聞，因此《舊錄》可以看成是一部日記體的古籍經眼錄。 《舊錄》中所著錄的古籍詳略不同，詳則記錄書中藏印、題跋及蕭氏認為重要的篇目等內容，略則簡記書名版本，整體上與傳統版本目錄無二。 （一）《舊錄》與《敬孚日記》的異同 《敬孚日記》，稿本，記事起自咸豐十年（1860）元日，訖於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初四日，中缺光緒二十八年（1902）日記，共72冊。《日記》多載讀書、校書、撰文之事。上文說到，《舊錄》是一部日記體的古籍經眼錄，二書在形式上相同，但二者亦有區別和聯繫。 蕭穆《敬孚日記》光緒元年元旦日記云「日中試筆」，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第一，二者側重不同。 《日記》篇幅龐大、內...

 若無家譜，這兩篇清末筆記小說幾已湮沒 勵雙傑 家族譜牒，向來以記載世系源流、族人生平、家規家訓為主，偶或收入詩文，也多是族人的制藝、詩詞之類。至於將筆記小說收入族譜，則殊為少見。民國二十九年明德堂木活字本湖南衡陽《頃田羅氏四修族譜》中，便保存了《優騙》《白曉霞》兩篇清末文言小說，作者為太學生羅永昌，字玉峰，號臥雲。若非此次修譜將其收入，今日這兩篇作品，恐怕早已散佚無聞。 《優騙》寫揚州城隍廟中，一名少年假托蘇州潘世恩之子身份，以購玉為名，騙取江都縣令錢財之事。故事頗有經營，先是廟僧生疑，再是縣令深信，繼而刑名師爺提出以書法辨真偽，最後因老蒼頭奪筆，騙局驟然露出破綻。直到結尾，真相方才揭曉，所謂「世子」原來只是戲班優人，而老蒼頭竟是班頭。文中人物口吻亦各具身份，如蒼頭抱怨「好一似廟里鐘鼓，兩頭打也」，老於世故之態，躍然紙上。此文雖屬筆記體，卻已有相當完整的小說結構，層層設伏，步步翻轉，讀來頗有話本傳奇之意趣。 《白曉霞》則近於仙鬼傳奇。長沙翰林徐樹銘在京中偶遇一位美少年白氏，少年忽以妹妹曉霞相許。曉霞不但姿容絕世，而且能隱身隨徐赴任，代為閱卷，又能預知禍福。後來仙緣既盡，於西樓重踐舊約，留像贈詩而別。全文寫得纏綿空靈，很有《聊齋》一類作品的餘韻。尤其後半寫「洋人擾京華」之後，徐樹銘重過西樓，於晚霞中重見曉霞一段，更添一種晚清士人身世飄零之感。 此篇還有一層可注意處，即徐樹銘並非虛構人物。徐樹銘為咸豐間長沙籍翰林，後官至內閣學士，工詩文，好金石，史傳可考。作者借真實人物演繹仙凡離合，使全篇在傳奇之外，又添幾分近於軼聞筆記的真實感。文中又多伏筆照應，如「川一」拆「山」，「白雲」暗合白姓，以及「高樓賦別」之句後來一一應驗，都可見作者並非隨手錄異，而是有意經營篇章。 《頃田羅氏四修族譜》於卷中先載《玉峰傳》，敘羅永昌生平行狀，之後又附其《臥雲集》。《臥雲集》中除詩作外，另有「雜誌」數則，《優騙》《白曉霞》即在其中。由《玉峰傳》可知，羅永昌「性戇厲，少容」，又「挾其技遨遊天下」，歷五溪、鄂渚、淮揚、上海諸地十九年始歸，並非閉門讀書之士。其久居江淮、上海等地，耳聞目見市井奇聞、優伶騙術，又兼與文士往還，故其小說既有市井氣，又帶文人筆墨。 傳中又稱其「艷若桃李，冷如冰霜，愈久而守愈堅」，對其品行甚為推重。這類文字雖不免帶有族譜人物傳記的褒揚筆法，卻也多少能讓後人窺見其性情...

 他山之書：域外漢籍的十則版本學啓示 許楚兮 前幾篇手札，從安大簡的鑒定現場寫到校勘學的方法論自覺，從誤判公案的反思寫到物質性維度的拓展，再到藏書印的千年文脈—一路寫來，始終圍著「中土」打轉。書是中國的書，印是文人的印，紙是宣州的紙，墨是徽州的墨。似乎版本學這門學問，天然就該守在家門裡頭。 可書是會跑的。 隋唐時候，日本遣唐使的船上就載著大批漢籍東渡；宋元之際，高麗商人、燕行使者往來不絕；明清以降，歐洲漢學家、日本舊書店又將無數古籍搬出了國門。書跑出去之後，又有了新的命運——被翻刻、被注釋、被典藏、被遺忘，然後在某一天，被某個中國學者在異國的書庫裡重新發現。這一來一回之間，版本學的基本問題被重新激活了：一部在中國失傳的農書，怎麼用朝鮮最早的銅活字印了出來？一位日本禪僧注蘇軾，為什麼能注出中國注家從未想過的意思？一部《論語》在日本被刻、在朝鮮被讀、在清朝被藏書家爭奪，四百年間畫了一個圓—這樣的書，還算「中國古籍」嗎？ 這些問題，在中國本土的版本學框架里，很難找到現成的答案。傳統版本學的底層邏輯，是「以中土為中心」—紙張、字體、避諱、裝幀，所有鑒定標準都是圍繞中國刻本的規律建立的。把這套標準拿到日本刻本、朝鮮活字本、越南官刻本面前，常常失靈。不是域外版本「不規範」，而是我們的尺子不夠長。 這些年，域外漢籍研究日益成為顯學。山東大學牽頭的「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已確認海外1,353個藏書機構藏有漢籍，存藏約105萬部，促成1,073部境內缺藏漢籍複製回歸。2025年，「漢典重光」平台又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20萬頁古籍以數字化方式歸國。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具體而微的版本故事—它們不僅在「回家」，更在顛覆我們對版本學的許多習以為常的預設。 這篇手札，便嘗試從域外漢籍的若干案例入手，提煉十則版本學啓示。這十則不是十個孤立的「故事」，而是十個切入角度，每一則都在向傳統版本學的一個默認預設發起挑戰。 第一則，挑戰的是「中心」。當一部書在中國失傳、卻在域外保存了更完整的文本時，「正宗」版本究竟在哪？這不是抬槓，而是版本學必須面對的地緣困境。正平本《論語》用四百年的漂流史告訴我們：一本書的身份，不取決於它在哪裡被刊刻，而取決於它保留了哪個版本的文本。 第二則，挑戰的是「善本」。我們通常認為刊刻精良、流傳有序的就是善本。可李壁注《王荊文公詩》的故事反了過來：一部技術粗樸、流傳不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