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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詩日本「抄物」古寫本的首次系統整理 」—卞東波《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出版 《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全五冊），〔宋〕蘇軾撰，[日]大岳周崇編注，卞東波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 在中國蘇軾研究史上，宋代和清代是兩大高峰期，產生了大量的蘇詩注本，而其間的明代似乎沒有產生有影響力的注本。將目光轉到東亞，大致相當於明代前中期的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卻是東亞蘇軾接受史上的鼎盛期，當時的五山禪林「兄玉堂而弟豫章」（伊藤東涯《紹述先生文集》卷三《杜律詩話序》），又有所謂「東坡山谷，味噌醬油」（參見上村觀光《應仁亂より觀たる五山の學問》，載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別卷》，思文閣1973年版，第929頁）之說。 室町時代產生了大量蘇軾詩歌的「“抄物」，現在尚存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遺芳》（下簡稱《遺芳》）、瑞溪周鳳（1392-1473）的《坡詩脞說》、萬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以及笑雲清三（1492-1520）編纂的東坡詩抄物集成《四河入海》等。所謂「抄物」，指的是室町時代中期到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禪僧和文人對典籍進行解說與注釋而形成的書物的統稱。 大岳周崇所撰的《遺芳》是現存最早的室町時代蘇軾詩歌日本古注本，卞東波教授所著的《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下簡稱《校證》）是對大岳周崇《遺芳》的深度整理。 大岳周崇墨跡，載上村觀光編《五山詩僧傳》，民友社1912年版，第165頁 大岳周崇生平見於卍元師蠻（1626-1710）所撰的《本朝高僧傳·京兆南禪寺沙門周崇傳》（下簡稱《周崇傳》）。據本傳可知，釋周崇，俗姓一宮氏，字大岳，號全愚道人，阿波國（即今德島縣）人。大岳“幼而博學，洛中所在之書，悉周覽之”（林羅山、林鵝峰《本朝通鑒》第一二《續本朝通鑒》卷一五四應永九年「三月甲申朔辛卯僧周崇住相國寺」條），又「深慕禪那」（《周崇傳》），師事臨濟宗夢窗派禪師默翁妙誡（？-1373），後隨默翁遷至京都臨川寺。大岳為人明敏，受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尊信。應永九年（1402），任京都相國寺住持，後又任天龍寺、南禪寺住持。應永十一年始，任鹿苑院主、僧錄司十年，晚年再任天龍寺住持。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岳在學問上，通內外典，即所謂「百家之篇，靡不涉獵」（《周崇傳》），這為他從事...

 明正德刻本《新安畢氏族譜》殘卷記 勵雙傑 距今五百一十餘年前，即明正德四年（1509），一部名為《新安畢氏族譜》的刻本家譜在徽州告成。此譜由畢濟川、畢郁等纂修，凡十七卷，首一卷，附錄一卷，統合休寧、歙縣、弋陽、池州等地之畢氏宗族編成。潘承弼、顧廷龍二先生同纂之《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收錄家譜僅此一種，且評之曰：「此為正德中新安施工之精槧，板寬字朗，為明代刻本之上駟。」以此觀之，此譜之珍貴，非同尋常。 新安畢氏之始遷祖為師遠公，原籍河南偃師，唐乾符年間出仕新安，卒後葬於篁墩，遂為遷歙之始。師遠公三子：衍、衡、衛。長子衍之後徙池州石埭；次子衡世守廬墓，定居篁墩，為歙縣一支之主脈；幼子衛之後裔輾轉衢州、信州弋陽。衡公又生二子文龍、文虎，自此枝分派衍，散居各地。據譜載，文龍曾孫世仁遷休寧碧溪，世仁之孫神護、才護後裔分遷雙溪、陳村、長陔、閔川、歙縣城北等處。文虎四世孫汝霖遷歙縣石耳，後復遷嘉田。此譜編纂，正是聯此數邑之宗支而成，體例謹嚴，條理清晰。 是譜內容宏富，編排有序。卷首列譜序、凡例、執事名單及居里方位，以明修譜之由與宗族之大勢。卷一至八為「世系志」，詳載自始遷祖以下各支派之傳承脈絡，為譜牒之核心。卷九至十三分別為「仕宦志」「隱德志」「文士志」「貞節志」「壽考志」，分類記錄族中人物之行實與德業，表彰賢能，垂範後世。卷十四為「山川志」，述居處之地形勝概，並附題詠，可見宗族與鄉土之緊密關聯。卷十五為「宮室志」，記祠堂、書院、水榭樓亭之建置。卷十六、十七則為「詩文志」，收錄族人著述，存一代文獻。附錄一卷專載墓圖，以示慎終追遠之意。 此譜之成書，亦頗費經營。據載，其纂修起訖約在正德丁卯至正德乙巳年間，由畢蕙、畢蘭總督，畢濟川任總裁，畢郁等纂輯，參與者眾，歷時數年乃成。且是譜刷印數量極為有限，僅印一百四十六部，按「百家姓」編號，交各房家長收執，以防散佚。譜末刻有「保和鐘」，內載嚴苛之族規，禁示「塗抹改補」及「貪財轉售他人，添刊世系，紊亂宗族」，違者罰銀入公，足見當時對譜牒神聖性與權威性之維護。幾百年滄桑，此譜能部分留存至今，已是萬幸。 此譜之珍貴，不僅在其刊刻精良，更在其存世稀少。據現今公藏目錄，國家圖書館、安徽圖書館藏有全本；上海圖書館則藏有卷首及卷一至三。另又有清鈔明正德四年刻本一部二冊，亦為學界所重。草堂所藏者，僅卷五至八，為世系部分，原或為一冊，後經修補成二冊。雖...

  目錄學史的分期和要點——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上） 武秀成 王重民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和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是20世紀目錄學著作的兩大高峰，均為治目錄學和古典文獻學的必讀書。 最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由崇文書局推出新版。新版糾正了舊版的不少錯誤，並且增補了幾篇文章，除此之外，還特請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武秀成教授撰文推介。為此，武老師寫了兩萬多字的長篇導言。 武老師的導言不僅對《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一書做了客觀的評述，而且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對目錄學史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提綱挈領，舉要刪蕪，也是一篇不可不讀的目錄學好文章。 現分兩期發佈，以饗讀者。總目如下： 一、關於目錄學史的分期 二、歷史分期的要點 （一）目錄學建成期     1.關於《七略》     2.關於《別錄》 （二）目錄學發展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     5.關於目錄學方法理論 （三）目錄學繁榮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     5.關於目錄學理論方法 三、王先生對明清目錄學的研究 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目錄學最為發達。近現代有兩位目錄學大師，一位是余嘉錫先生，另一位則是王重民先生。前者以精深淵博著稱，《四庫提要辨證》《目錄學發微》是其代表著作；後者以成果豐碩聞名，如《敦煌古籍敘錄》《中國善本書提要》《校讎通義通解》《中國目錄學史料》《普通目錄學》《圖書與圖書館論叢》《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等，而就其目錄學思想與目錄學史的成就而言，仍當以《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為代表。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是王重民先生身後由其弟子、文獻學家朱天俊編纂而成的。此書命名與一般的目錄學史著作不同，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王先生所撰的目錄學史，即上世紀六十年代王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開設的「中國目錄學史」課程的講義；二是王先生所撰的有關目錄學史的論文選錄。將「中國目錄學...

翰苑信憑，滿漢合章 —清代翰林院印形制，職能與禮制內涵考論 魏國鋒 摘要： 翰林院為清代中央核心文翰機構，執掌文史撰述，人才儲育，典籍校勘要務，其衙門法定權力信物—翰林院印，見證了有清一代文治制度的演進。此印定型於乾隆十三年官印制度改革，採用右漢文九疊篆，左滿文篆書合璧的範式，銀質二台形制，具備獨特的政治象徵與金石審美價值。本文將依託《清史稿·輿服志》《大清會典》等原始史料，釐清翰林院印的鑄造沿革，闡釋其在清廷行政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梳理其鈐印適用的文書範疇，考證其參與的重大文化事件，並剖析印文兼用九疊篆與滿文篆書的制度根源。研究表明，翰林院印不只是簡單的公務憑證，更是清代皇權治理，滿漢共治，禮樂印信制度，文治政策等多重維度融合的實物載體。九疊篆繁復規整的形態承載著官印的等級秩序，而滿漢雙語的合璧則彰顯了清廷的民族統治策略，為清代官印體系與九疊篆制度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典型標本。  關鍵詞：清代；翰林院印；九疊篆；滿漢篆書；官印制度；金石禮制  一、緒論         官印，乃古代官僚體系權力物化之重器，其印文，材質，尺寸，鈕式乃至文字排布，無一不被納入國家典章的嚴密規制之中。清承明制，對傳統官印體系加以調整完善，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釐定滿漢篆印制度後，京師各部院衙門的官印便統一推行了雙語合璧的模式。在此背景下，素有「玉堂清署」之稱的翰林院，作為朝廷儲才重地，其印信的地位尤為特殊。翰林院掌管著國史修撰，誥冊草擬，科舉考選，古籍整理等諸多國家級文化要務，其印信的使用週期綿長，深度介入了眾多重大文化工程，歷史價值不容小覷。        放眼當今學界，研究多集中於翰林院的行政職能或翰林群體的仕途脈絡，而針對「翰林院印」這一具體物證的專題考證則相對稀缺。多數金石學著作在提及此印時，往往僅簡要記錄其尺寸材質，未能將印章實物，文書規制與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深度勾連。然而，無論是散藏於海內外的四庫進呈本古籍，還是吉光片羽的翰林院往來文移拓本，都雄辯地證明，翰林院印不僅是辨識清代翰林院官方文書的關鍵，更是界定古籍版本源流的核心物證。有鑒於此，本文擬結合傳世鈐印拓片，清代官修典章及館藏實物記載，對翰林院印的誕生時代，職能邊界與文化意涵作一系統梳理，進而探析此方滿漢雙語九疊篆官印...

 「贖家譜」現象考略 —以原氏掛譜為中心 勵雙傑 家譜之編纂，向有肇修、創修、續修、重修之別，然「贖家譜」之說，今人鮮聞，譜牒文獻中亦屬罕見。近日於草堂所藏一幅原氏掛譜中，見及與此相關之題記，因試作考述，以窺清代民間家譜流轉之一斑。 該掛譜為紙質彩繪，高185釐米，寬110釐米，尺幅屬中等偏小。正中木主書「原氏」二字，為典型的北方民間掛譜形制。值得注意的是，譜背墨書一行：「道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贖，共費錢一千七百四十五文，照人數攤錢。」此即「贖家譜」之直接物證。 「贖」在此處顯然取「以錢財換回抵押品」之義，與此前家譜已被質押的前提互為表裡。換言之，該原氏家族曾將本族掛譜作為質押物交由他人或他方保管，至道光十年（1830）方集資贖回。一千七百四十五文，按當時米價折算，約合白銀一兩有餘，對於普通農戶而言並非小數目，故需「照人數攤錢」，可見係族內公攤，非一人所能獨擔。 關於質押家譜的原因，題記未詳，譜中亦無旁注。然而此一現象本身便引人追問，在傳統宗法社會中，家譜乃家族血脈之記錄、宗族認同之象徵，何以竟至淪入質押之境？推測言之，或與清代中後期底層宗族的經濟困境有關。道光年間，陝西、山西一帶旱澇交替，糧價波動劇烈，小農家庭常陷於高利貸泥淖。在此背景下，宗族公產包括祭器、譜牒等，或亦不得已而用作借貸質押物。質押對象可能是當鋪，亦可能是地方富戶或商號。因家譜雖具象徵意義，卻無公開市場價值，對債權人而言，其保藏動機更在於逼迫借方履約還款，而非持有譜牒本身。 再就掛譜之年代推斷。譜中始祖冠明代衣冠，其下二世祖、三世祖則為清初服飾，畫風設色古樸，紙絹包漿自然，綜合判斷其製作時間當在清順治至康熙前期，即十七世紀中葉。至道光十年贖回之時，該譜已存世約一百六七十年，在家族內部應已具備相當的歷史厚重感。然而吊詭的是，恰是這份族中視為至寶的譜系之物，在家族遭遇急難時卻仍被押出，足見經濟壓力對宗族倫理秩序的擠壓之深。 檢索目前所見譜牒學著作及地方契約文書，鮮見關於家譜質押贖回的明確記載。原氏此幅掛譜，恐是目前已知少數幾件直接記錄「贖譜」行為的實物之一。其價值不僅在於補充了譜牒學的一個特殊類型，更在於以實物形態提示傳統宗族制度並非鐵板一塊，在基層經濟的現實壓力下，宗族象徵物亦可進入流通與質押環節，從而為理解清代鄉村社會的金融生態與宗族組織之間關係，提供了一條細微而具體的線索。 至於原氏家族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