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條與封面
簽條與封面 —書籍史與印刷史的考察 石祥 簽條與封面是伴隨古籍刻印而生的功能性組件[1]。簽條粘貼在書衣或函套上,最常見的是縱向長條狀的書名簽條,其中多以數字、干支或千字文編號標卷冊次序;還有一種標識本冊卷次內容的方塊狀簽條,多見於卷帙較大的書籍。借助簽條,人們不必翻開書冊,即可知曉此為某書之第幾冊、卷幾至幾等信息,甚便翻檢收儲。 封面又稱「書牌子」,裝訂在首冊之端,同樣以書名為核心內容,其他經常性(但非必定)的登載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撰著者、出版/印售者、刻印時地、廣告宣傳、版權宣示、售價工費等。在功能與結構上,約略同於現代書籍的內封加版權頁。 簽條與封面的物理位置相對獨立,與書籍內容不存在直接關聯。職是之故,在版本目錄學的傳統中,它們基本不被視為研究的物件,至多只是史料。封面的文字材料可為考訂版刻時地人提供佐證,相對受到重視。至於簽條,幾乎僅在「此本原裝原簽」的場合下,才會被提及,以表明該本品相完善,頗不易得。隨著書籍史研究興起,封面又作為反映刻書業商品活動的資料來源而被提及。 然而,下列這些問題從未被回答,甚至是提出:在歷史上的版刻生產中,簽條與封面如何被規劃製作?它們的面貌何以如此?它們在何種場景下被怎樣使用?在技術細節的背後,又有怎樣的人群互動?本文擬從印刷史、書籍史兩個維度,對此進行初步探索。 一 早期印刷品中的簽條實物 簽條裸露在外,容易損毀脫落,書籍的長期使用會加劇這種風險,因此即便是晚清刻本,原簽仍存的比例也不很高。傳世藏品中的宋元刻本,頻經流轉,極難保存原貌。宋刻本保有原簽者,僅知張秀民舉出的紹定三年(1230)刻本《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紹定刻本《山谷詩注》、磧砂藏《文殊師利根陀羅尼法》三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六年(1346)刻本《宋史》(索書號01206,被影入《中華再造善本》),各冊書衣多貼有印製簽條。此本初印,鈐有元時裝裱工人墨印,舊藏內閣大庫[2]。綜合上述特徵及來歷,其為元代原簽的可能性很大。 由於長期隔絕於世,出土所得的早期印刷品存有原簽的比例高出不少。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出土《遼藏》殘卷,有若干件尚存原簽,如「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七 垂」、「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靡」、「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靖」、「稱讚大乘功德經」等,可見配有印製簽條是《遼藏》刻印時的原初特徵[3]。《遼藏》的刊刻時間存在爭議,但總不晚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