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新書籍史對古文獻學研究的啓示 張升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始，西方興起了文獻學與史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的書籍史研究。與傳統的書籍史相比，新興的書籍史注重將其視為整體史的一部分，更注重用社會史、文化史的方法來研究書籍，並且注重開發以往書籍史涉略較少的領域（如傳播、閱讀等），進而通過書籍來研究社會、歷史。因此，學術界把這種書籍史稱為新書籍史，或直稱為書籍社會史。最近十幾年，國內有一些學者對之作介紹①，而且，也有一些學者學習其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書籍史。但是，這些介紹和研究，更多是一些文獻學研究之外的學者所為，而專門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反而對這種新變化視而不見。本人認為，新書籍史的出現，是西方傳統文獻學發展的內在需求與突破，正可以為我們的古文獻學發展提供諸多可以借鑒的啓發和思路。 一、西方的新書籍史 以下主要就本人目前所讀到的論著並參考相關介紹概述西方新書籍史的基本情況，並附之以本人的評價。 （ 一）概述 學界公認西方新書籍史研究興起於法國，而且一般均以1958年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馬爾坦（Henri- Jean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書的誕生》為標誌。該書採用了統計學、社會學的方法，比較全面地論述了歐洲印刷書出現的背景及其生產經過、發行、消費、社會影響等情況，深入分析了書籍作為商品的傳播方式以及書籍與社會文化變革之間的關係，打破了傳統目錄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式，揭示了新書籍史研究的發展方向。費夫賀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而馬爾坦是其學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該書是費夫賀策劃的，因精力有限，他邀請馬爾坦合作，並成為主要撰稿人。他們的合作，從現在來看，似乎是歷史的必然。它很好地詮釋了文獻學（西方多稱為目錄學）與史學的合作，並預示著其合作必將成為書籍史研究的新方向和典範。自此以後，西方書籍史研究即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書籍史時期。 20世紀60年代，法國高等研究實踐院以弗朗索瓦· 孚雷為首的學者合作出版了兩卷本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會》。該書主要論述18世紀法國書籍的生產、傳播、分布情況以及與群體心態的關係。該研究繼承了《印刷書的誕生》所採用的研究路徑，將計量系列法大規模地應用於書籍研究，而且，將書籍出版發行與社會心態聯繫起來，希圖借助研究書籍探明18世紀法國社會思想的演變。［1］ 興起於法國的新書籍史很快就得到了西方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

作者：李慶 編注 定價：148.00元 ISBN：978-7-5506-4629-2 作者簡介 李慶，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師從章培恆等先生；後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獻研究室主任、所長助理。主要著作有《顧千里研究》《日本漢學史》《中國文化中人的觀念》等；譯著有《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六朝道教史研究》《明季黨社考》；編注《東瀛遺墨》；整理出版王欣夫先生遺稿《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顧千里集》等。 《東瀛遺墨》是二十多年前，筆者和一些年輕的學者收輯、整理、注釋、解說的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的一些稀見資料。 當時認為，這些史料，對於進一步深入研究，很有意義，得到出版社朋友們的支持，通過努力，總算問世。書名是筆者起的。然而有學者見書，略帶惋惜地說：「這書名是什麼意思？」「有幾個人會感興趣？」他當然知道書名的意思，乃是指筆者不懂「行情」，書名不吸人眼球。 斷言：「此書肯定賣不出去。」想不到一語成讖。 此書雖說有些研究者曾加以利用，抄錄內容，撰寫論文，編寫著作；但一般讀者，視如廢紙。據出版社的朋友說，印出的書三分之二以上，堆在倉庫，無人問津，結果只能按規定報廢，送造紙廠回爐。又聽說，國家圖書館也無此書—當時被認為是不屑入藏的小冊子。聞之，頗感寒心。 鬥轉星移，時過境遷。書的命運，如人一樣，說不明白。這小冊子也因時而異。 近年關注此書者見多，云：很難尋覓。鳳凰出版社樊昕編輯來電詢問能否再版，並要求在可能的情況下，做點增補。這當然是好事。於是就有了增訂再版之舉。 此增訂本分為原書和增補兩部分。 原書部分，為尊重歷史，除對個別錯訛、漏脫之處做了補正外，基本保持原貌。同時，增加了一些原件的圖片，凡增刪改易處，都加說明。 增補部分，全部另列在原書之後，內容主要是有三類： 一、清末，和北方心泉有關的俞樾、楊守敬等的資料； 二、20世紀20年代，和諸橋轍次有關的資料，這原是筆者早年收輯到的諸橋轍次《筆戰塵余》中，在編《東瀛遺墨》時未收入的； 三、中國文人在30年代以後和日本學人交往的散見資料。 之所以要彙集這些「遺墨」，除其本身史料價值之外，是想借此機會，請學界和社會關注收集流落在海外的散見文獻，如書札、墨跡、筆談資料等。 中華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在長期的中外交流過程中，有大量以漢文為主體的資料，流傳到全球。在這幾十年間，隨著我國學界「域外...

 拍賣手記｜周紹良舊藏的一部撲朔迷離的《范忠貞公文集》 鄭小桌 《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刻本三種 檢《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此書有康熙刻本三種。康熙四十七年五卷本，康熙間劉可書彙編十卷本和《畫壁遺稿》三卷本。  拍品《范忠貞公文集》第五卷兩種 而拍品為一函五冊，包含兩個第五卷。一冊第五卷為周紹良自藏，鈐「周紹良」「蠹齋」小印，印文，位置與前三冊均同，然第五卷為白口九行本，字體，版式與前三冊相異。另一冊亦為第五卷黑口本，字體版式與前三冊悉同。然鈐印為「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印兩枚（應是一枚蓋糊了又重蓋的），「周紹良印」，「紹良心賞」中印，與前三冊相異。於是此書就有了兩種組合方式，A組為同鈐印組，即前三冊為黑口十行本，第四冊為白口九行本。B組為同版式本，四冊版式相同，但第四冊為嘉業堂藏本。 黃道霞藏本 卷一和卷五版式不同 為釐清版本，特檢公藏書影及歷來拍賣書影。發現亦存有兩種，一種為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兩家均為黑口五卷本，五卷字體版式悉同（同B組本）。一種為2023年中國書店黃道霞藏本，前四卷為黑口十行本，第五卷為白口九行本（同A組本）。以墨氣觀之，黃道霞本及A組本整體較為初印。故前人認為此種本即為康熙四十七年原刻初印本。 然而但是這個觀點有兩個疑問解釋不了。第一，若僅為初印後印之別，為何獨有第五卷與前四卷版式迥異？第二，黑口本第四卷為《百苦吟》，白口本第五卷統名《畫壁遺稿》，內又分三卷，第三卷亦為《百苦吟》，若為初印本，同樣內容為何重複刊刻？ 於是覆核幾種版本。發現拍品的白口九卷本為與通行的單行本《畫壁遺稿》三卷本為同版。所不同者主要有兩處：一，單行本前增加了康熙五十七年御製序。二，單行本卷首將卷五改為卷之一，另有兩處增補剜改，可知三卷單行本《畫壁遺稿》即從此第五卷白口九行本修版得來。另康熙五十七年御製序末尾有言「茲特允其子時崇所請，復為序其存稿。」可知在康熙五十七年或之前，」范承謨之子范時崇曾以白口九卷本進呈御覽，請康熙皇帝賜序。 白口九行本和黑口十行本 兩種卷五對比 那麼既然這個白口九卷本是為進呈所刻，它與黑口十卷本的差異就容易解釋得通了。第一，白口九卷本的版式更為嚴謹。遇「聖」「君」「主」「恩」等皆另起一行，頂格刊刻。第二，措辭更為謹慎，黑口十卷本多直書「余……」，當錄自原稿，白口九卷本則將「余」改為「承謨」小字。皇帝「尚衝齡」改為...

  《四當齋集》章鈺 撰  呂文濤、李軍 整理 定價：12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6月 章鈺（1865-1937），字式之，一字堅孟，又字茗理，晚號霜根老人，别署蟄存、晦翁、北池逸老等。江蘇長洲（今蘇州）人。章氏一族，可上溯至唐五代时期福建浦城人章仔鈞（868-941），其後繁衍生息，子孫遍布閩、浙各地，其中多有顯達英特之士。傳至章鈺時，已歷三十九世。第二十八世章諭，始自閩中遷居浙江諸暨泰南鄉，世以務農爲業。再傳八世，至章鈺曾祖父章明芳，因與兄章明揚經商，自浙江諸暨遷出，分别前往杭州、蘇州定居。章明芳舉家遷蘇之初，居閶門外普安橋，遂著籍爲長洲縣人。遷蘇之後，章氏仍以商賈爲業，初尚小康，中經太平天國戰事，章鈺祖父章國彪病逝於逃難途中。章鈺父親章瑞徵（1836-1886）奉母逃至太倉，續返祖籍諸暨小住，復經寧波渡海，再到上海、海門。同治初年，蘇城克復，章家返回蘇州，家中産業幾乎蕩然無存。章瑞徵設存誠堂藥鋪，製售丸藥，維持生計，辛苦經營，凡十七年之久。至光緒八年（1882），章瑞徵棄商從教，設館授徒，家境日窘，僅以自贍，而其於困頓中仍然力購書籍，作爲課子之資，以《日知録》《困學紀聞》授章鈺。章鈺在《先考事略》中追憶，“鈺稍有所知，自此二書始”，可見其治學根柢發端於此。章瑞徵生有四子，長子銓、四子鈞，並殤；次子即章鈺，以科考入仕；三子章鑑，經商，先章鈺卒。章鈺十七歲入蘇州府學，復就學於紫陽書院、可園學古堂，受業於黄彭年門下，以樸學見稱。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但此後科場蹇蹙，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方才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學習。通籍未久，即以奉養母親爲由歸里。在鄉期間，積極參與地方學務，歷任學務處參議、師範學堂監督等職，創辦初等小學堂四十餘所。彼時新政初行，地方教育尚屬草創，章氏之舉，於蘇州地區啟迪民智，實具先導之功。光緒末年，章鈺入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繼而隨調北上，歷任吏部、外務部官員，並兼京師圖書館編修。辛亥革命後，絶意仕進，僑居天津，以授徒自給，而專力於藏書、校勘與著述。民國三年（1914），應趙爾巽聘，入清史館任纂修，參撰《清史稿》諸傳及藝文志。後又應嚴修等敦請，在崇化學會講學十餘年。晚年移居北平，住織女橋，手不釋卷，至老彌篤。一九三七年，病逝於北平，年七十有三。一九四八年，章氏子孫移柩歸蘇，安葬於城南横塘鄉梅灣村境内福壽山東麓。元配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