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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鑒定是實踐的學問—《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自序 沈津 《沈津說古箱版本鑒定》，沈津著，夏去錦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即出 去年年初，夏春錦先生即告我，想為我編一本有關古籍版本悠定的書，對此，我是非常感謝他的。大約十多年前，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即想寫一本《新書林清話—沈津古籍版本二十講》，其中的一講即為「古籍版本的鑑定」。 我在圖書館裡工作了整整一個甲子，無論是在上海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甚或是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始終都在一線和古籍版本打交道，經歷了古籍的採購、整理、編目、上架、接待讀者，大量的時間都是在編製善本書目、撰寫善本書志中度過的。六十年來，我所經眼的古籍善本約二萬部以上，而普通古籍也在二萬之數，有了這些工作實踐，也讓我有些許的進步，尤其是在版本鑑定方面。 撫今追昔，當我踏入圖書館學中的版本目錄學領域，是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指導我習流略之學。初始，顧先生要求我有選擇地去讀一些專業書籍，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即是其一。那時的我，小青年一個，雖然是初讀，但卻似懂非懂，反而倒是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簡明扼要，讓我對古籍版本有了淺淺的認識。 我還是用1981年3月我在國家人事局編製的「專業幹部業務技術職稱呈報表」中撰寫的「業務自傳」來作表述吧。那是四十多年前所寫，時值我進入這個領域21年之時，讀者或許可以從中瞭解我學習版本鑒定的過程。 我在善本組工作時，什麼事都幹，主要是打基礎，像採購、查對卡片、核對圖書、登錄排片、取還圖書、接待讀者、書庫保管等什麼都做。有時還隨老先生們到古籍書店、朵雲軒去桃書。書店送來的書、札、碎帖，我都翻一遍，平時接待讀者閱覽善本，也隨手翻翻，記記書名、作者、版本、顧廷龍同志還教我使用工具書，指導我用那些參考書，包括新，舊平裝和線裝書。…… 我感到進步敢快的是參加編輯《上圖善本書目稿》的工作。當時，潘（景鄭）、瞿（鳳起）先生校書，我就看他們校過的卡片，並翻閱原書，即為何這樣著錄，依據在何處，對於紙張、字體、鈐印等都很注意，尤其是清代學者或名人的批校題跋的字體，即手跡與後人過錄，或後人作偽，我都看得很仔細，並經常請教顧、潘、瞿三位先生真偽之間的區別。當時年紀輕，所以白天工作做不完，晚上經常加班做，並認真做好筆記，就這樣，書庫中的藏書，幾乎都翻了一遍。從唐（人）寫經到清代刻本，從稿本到批校本、抄本，雖然是過眼煙雲，但是...

 

家譜收藏的結構性困境 —兼論中國譜牒文獻的私屬性與邊緣化 勵雙傑 摘要： 家譜作為記錄家族世系源流的核心文獻，在浩如煙海的典籍體系中佔據獨特地位。然而，與其龐大存世量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家譜收藏長期處於「人人皆為潛在收藏者，卻鮮有專門收藏家」的格局。本文從家譜的私屬性、功能性、傳統藏書體系的排斥機制、流通渠道的封閉性以及文獻價值認知的滯後等維度，系統剖析這一結構性困境的成因。研究認為，家譜既是文獻又不純粹是文獻的雙重屬性，使其既無法進入主流收藏體系，又難以催生專門的收藏群體。在當代數字化浪潮下，這一困境呈現出「實物收藏邊緣化、數據收藏規模化」的新特徵。理解家譜收藏的內在邏輯，對於重新審視譜牒文獻的文化價值、構建科學的收藏體系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引言 「我是誰？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三個跨越千年的哲學追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獨特的物質載體，那就是家譜。作為「一家之史」，家譜承載著辨昭穆、明倫序、別親疏的核心功能，與國史、方志共同構成支撐中國史學之鼎的三足。據估計，僅存世的中國家譜數量即達數萬種之多，若將散藏於民間者悉數統計，更是一個難以精確計數的龐大數字。 然而，與這一浩繁數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家譜收藏領域呈現出一個獨特格局：收藏群體極為龐大，幾乎每個宗族都曾或正在保存本族譜牒，但真正以專門收藏家身份系統收藏多姓多族家譜者，卻極為稀缺。這一現象耐人尋味，為何一種文獻存世量如此之大，卻未能催生相應的專門收藏階層？為何家譜既是「人人皆有」之物，又是「無人專藏」之書？ 本文以家譜的私屬性為邏輯起點，結合其功能性特徵、傳統藏書體系的排斥機制、流通渠道的封閉性以及文獻價值認知的滯後，系統闡釋這一結構性困境的深層成因，並在此基礎上探討當代家譜收藏的新態勢與可能出路。 一、私屬性：家譜收藏分散化的根源 1.1 血緣文獻的本質規定 家譜之為家譜，首要在於其以血緣為核心的內在規定性。誠如學者所論，家譜本質上是一種「私籍」，與地方誌作為「公籍」形成鮮明對照。這一公私之分，並非簡單的收藏歸屬問題，而是關乎家譜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定位。 在傳統社會，家譜的首要功能是「辨昭穆、明倫序、別親疏」，其使用者被嚴格限定於本族成員。族規中常見「譜不可外假」「譜不示異姓」等規定，意在維護家譜作為宗族內部文獻的封閉性。這種排他性不僅源於對家族隱私的保護，更與傳統社會「敬宗收族」的倫理觀念緊密相連，家譜既是宗...

 寫本文獻的六點特性 —在「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的發言（2026年6月23日） 杜澤遜 尊敬的陳子善先生，丁小明教授，黃發有副校長，趙生群先生，徐俊先生，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上午好！ 今天，「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隆重舉行，這是中國文獻學研究領域的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古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基本上都是寫本，中國早期核心典籍為「五經」—《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經》，當然長期都是寫本。東漢出現了刻在石頭上的文本《熹平石經》，三國時期魏國出現了《正始石經》，唐代後期出現了《開成石經》，這些都是寫本的替代品，也就是把寫本複製到石頭上，不能改變寫本的基本屬性，那就是一次只能產生一個文本。傳拓技術產生後，石刻文獻經過傳拓可以產生多份拓本，使石頭上的典籍可以一式多份地複製，這對印刷技術有啓發。但是刻石的目的不完全是為傳拓，所以傳拓技術還不是書籍生產的手段。到了唐代，發明瞭木刻板印刷術，才使書籍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一套木版可以多次刷印，根本改變了書籍生產方式。宋朝人認為，書籍雕版印刷造成了寫本的失傳，而且認為寫本精心校勘，質量更高，認為雕版印刷更容易，所以質量不夠講究，認為印刷術發明導致書籍校勘質量倒退。宋朝人的這個看法也有兩面性，典籍寫本文字訛誤實際上很不少見。當然這無法動搖寫本文獻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們還要看到，五代國子監刻「九經」，是唐石經以後儒家經典版本的一個里程碑，北宋國子監本來自五代國子監本，南宋國子監本來自北宋國子監本，宋代地方官刻本基本來源於國子監本，而宋代書坊刻本有時候也特別在書名上冠以「監本」字樣，說明國子監本有一定的權威性。很有意義的是，國子監本有利於版本的統一，有利於文本的官方化、規範化，是文化上「書同文」的重要標誌。 進入印刷時代，寫本仍然非常流行，《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類大規模典籍都沒有刻印，而是僅有寫本。大批量的檔案也沒有印刷，而是只有寫本。近年來大批民間文書被發現整理，這說明雕版印刷發達時期，寫本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大學的檔案館，檔案數量龐大，基本上是寫本。我們回頭看敦煌文獻，百分之九十九是寫本，敦煌學早已是國際顯學。 寫本文獻比起印刷本，我認為至少有六個特點。 第一，寫本文獻很大比例上不是定本。孔子整理五經，可以說是整理定本的早期行為，但是其他文...

撰寫善本書志，創建「哈佛模式」 既然吳先生請我編纂哈佛燕京中文善本書志，是完成裘開明先生的生前遺願，那我就想把「哈佛燕京」重要善本古籍的內涵揭示出來。吳先生最初的想法是請我寫一本類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的書志，而我認為《中國善本書提要》就是「一張卡片的放大」—無非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這樣太簡單了。光看書名、版本，讀者能知道什麼呢？我必須要告訴讀者，每種書大致的情況，作者寫書的宗旨是什麼，特點在什麼地方，流傳收藏的情況等，讓全世界研究中國漢籍的人能夠瞭解。我的想法是把「哈佛燕京」善本書—這之中包含經、史、子、集、叢五部一一的內涵全部揭示出來，對於許多沒有條件親身和長期在「哈佛燕京」查閱善本書的學者會有極大幫助。這需要寫到作者是什麼人、為什麼寫這本書，書裡面的內容，這本書有什麼特點，流傳的情況，收藏印的真偽等。吳文津館長請我最初的兩年，我寫了一千五百篇，出版後是一百五十二萬字。在這兩年間，我全心全意撲在上面，一絲都不敢怠慢，當時沒有計算機，和我在一起的只有工具書、參考書、稿紙。稿紙放在正面，書放在左面。我每天提早到，書一拿來就提筆開始寫，沒有一個人可以商榷，沒有一分鐘考慮，直接寫在稿紙上，一次成型，沒有間斷。而這兩年不能以一年365天計算，因為美國的節假日特別多，第二年我還回國探望父母，去蘇州祭拜先祖父和去香港等，因此給我的兩年時間是五百天左右。但我心裡明白，兩年間必須拿下來，一是憑著毅力，二是靠能力。 寫哈佛的善本書志必須要有一個模式，不能寫到哪裡是哪裡，而且也不是寫幾篇、數十篇，而是寫千篇以上，那就不能隨意。我曾經看過很多書志提要，重要收藏家的藏書志、經眼錄，包括清代的、民國的、現代的，我都仔細去研究，分析哪種可以為我所用。北大教授王重民先生是公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在1940年代寫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很了不起，那時的王先生也不過三四十歲並不是他學術水平最高的年紀。這也導致後來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四位學者到普林斯頓大學以後，發現王先生寫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錯誤率比較高，而且寫得非常簡單，沒有揭示書的內涵。所以，我認為「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寫作要小心謹慎，而且一定要揭示書的內涵，在版本鑒定上每一種都要有依據。 「哈佛模式」實際上是指在撰寫古籍善本書志時，必須遵循的一種格式。即在著錄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