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楊昌濬《同治元年隨軍日記》（一） 劉海鈞  整理 按：楊昌濬《同治元年隨軍日記》由編者根據四川省圖書館藏楊氏手稿整理而成。 同治元年正月十一日。由家起程入營。至谷水，與成績臣會。是夕，宿普庵堂，與績臣談至夜分。 十二日。至境平寺譜局，將墨譜交對。是晚，抵縣城。晤王鈴峰、人樹兩都轉、王瑤階都督，鈴峰亦以先日起身赴浙，代理瑤階老湘營，聞予至，特候於縣。 十三日。自縣啓行，同伴者王鈴峰、張海英、葛春林、成績臣、鄧羽丞，鈴老帶親兵百數十人，甚不枯寂。是晚，宿瀛湖橋。過馬圫，思及咸豐壬子秋，偕王璞山兄練勇其地，周健堂有句雲：「直是銅牆築馬圫，果然鐵騎出龍城。」今且十年，而璞山不可復見，為慨然者久之。 十四日。到湘潭。住火宮殿。 十五日。到朱田鋪。 十六日。到油塘鋪。見關帝廟有聯云：「慷慨一言成骨肉，艱難百戰識君臣。」尚為工整。 十七日。到萍鄉縣。 十八日。到沙田鋪。 十九日。到宣風。 廿日。到袁州府坐船。 廿一日。由袁州府開船。 廿二日。至分宜下，三十里。 廿三日。到離羅坊司十五里安船。 廿四日。到離臨江府十五里安泊。 廿五日。到臨江府十里地名廖州，阻風。有婦人棄小孩於江，飄泊風浪間，命急撈之，移二時竟甦。訪得其家，命送還之，並給錢拾餘串。 廿六日。阻風，未行。是夕大雪。 廿七日。至樟樹鎮晨飯。是晚，宿市汊下五里，有詩一章。 廿八日。抵江西省城。入城，住百花洲龍神廟。晤王融春、陳子山、成衍吾、林介眉、夏春田諸友。 廿九日。住省城。大雨。 卅日。雨少止。住省城。 二月初一日。出城，上船。是晚，與王鈴丈備酒食、金錢，祭謝公春池、易公臨莊、羅公介山、曉南及陣亡義勇於滕王閣下，予撰文一首，又付家書一椷。 初二日。上午阻風。訪城北明寧王婁賢妃故墓，墓為武岡鄧厚甫堃督糧江西時重修，甚宏敞，有碑誌，其子輔綸復紀以詩。袁子壽為予言，省城古蹟極多，今惟此墓得存了。是日下午開船。宿梌槎街 。 初三日。雨，未行。風浪大作。 初四日。天晴。過鄱陽湖。是時，湖水已乾，洲渚錯雜。晚宿瑞洪司。是日，舟幾覆，以回風得安，有詩一章。 初五日。抵大金口。 初七日。抵安仁上十五里。 初八日。至離弋陽三十里。有詩一首。 初九日。巳刻，抵弋陽。起岸，行十五里，宿黃港。 初十日。宿坑口。有絕句詩一首。 十一日。大風，寒甚。午刻，抵廣信府。住試院，係楚軍轉運局王鈴丈，位府城隍殿。晤魏雋卿學博、陳篠齋明...

致《掌故》讀者 嚴曉星 《掌故》自2016年出版第一集以來，竟已走過了整整十年光陰，出版了十二集，累計印數超過十萬冊。一路走來，離不開大家的支持和愛護，先在這裡道一聲感謝！ 從第十三集起，《掌故》將改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該社北京人文品牌中心旗下的萬華工作室負責編輯出版。萬華工作室的負責人宋希于兄，本就是《掌故》多年的老作者和熱心的支持者，由他「接棒」運營，再合適不過。《掌故》第十三集將於近期面世。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掌故》一直以來的方針與趣味不會改變。而在年輕人的助力下，它的裝幀會添些新意，運營上也想與大家更加貼近，不再止於紙上的相逢。我們還特請劉濤先生為《掌故》重新題了簽，請趙鵬先生新鐫了印章，又增邀了鄭重、沈津、劉永翔、許禮平、陳徒手、陸灝六位先生擔任顧問。群賢畢至，厚愛如斯，感念不盡！ 雖為延續，亦屬再生；情寄往昔，意向新程。謹盼得到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嚴曉星 2026年7月20日

  《徐乃昌日記》所記與徐恕交往 南江濤 徐乃昌（1869-1943）[1]，字積餘，號隨庵，室號「積學齋」，安徽南陵人。他是近現代藏書大家。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卷八有詩云：「秋江如練月如霜，水驛燈初送夜航。記得朦朧樹影裏，估人爲指讀書堂。」[2]徐氏藏書極豐，多達數萬卷，搜集的宋元版本、明清精善版本、稿本、抄本聞名海內。徐乃昌更是一位刻書大家。他獨立校刻古書250種560餘卷，是近代以來以一己之力校刻圖書最多的出版家之一。徐乃昌認真校勘、輯佚，采諸說，辨真偽，並附例言劄記。不少善本乃至海內孤本賴徐藏刻而免於泯滅。他單刊的《玉臺新詠》和《徐公文集》更是近代佳槧，在當今古籍拍場備受追捧。徐乃昌藏書富美，刻書用心，著書也是毫不遜色。他於民國三年主修《南陵縣志》，後又參與編纂《安徽通志》《上海通志》等。他著有《南陵建制沿革表》《金石古物考》《續方言又補》《漢書儒林傳補遺》等，均已刊行。在目錄學方面，徐氏編有《積學齋藏書記》《隨庵吉金圖錄》《小檀欒室鏡影》《鏡影樓鉤影》《積餘齋金石拓片目錄》等等，雖然這些著作均未刊行，但是有着較高史料價值。所以，徐乃昌也是近現代較有成就的目錄學家。此外，徐氏尚有別集《錦瑟集》《仌弦詞》等，並且有三十餘冊《日記》存世。 同爲近代藏書大家，徐乃昌與徐恕訂交於1921年3月。《徐乃昌日記》1921年三月十八日（4月25日）載：「晚，赴李振唐都益處（座中晤徐行可恕，武昌人，雅好古書）、史文甫一枝香之約。」記錄了徐乃昌第一次見到徐恕的時間和處所，並小字記下了其字號、籍貫和興趣。在隨後十餘年的《日記》中，徐恕成爲徐乃昌經常提及的人，而姚虞琴是二人之間的重要媒介。從內容來看，二人之間交往比較廣泛，涉及層次較深，包括書信往來，面談雅聚，書籍及金石拓本互借、校勘、互贈、交易等等生活和收藏著述的各個方面。 下面依照《日記》時間，將二人來往輯出如下，有其他資料佐證者，略作補充，供研究者參考： 1924年 五月初二日（6月3日） 徐行可交王錫生帶來批校本《玉臺新詠》兩部（一程際盛本，一紀容舒本。六月五日交王錫生寄還。行可住武昌府署後街十四號，五月三十日答覆）。 廿九日（6月30日） 前徐行可寄示紀文達評本（過評）《玉臺新詠》（吳注，程刪補本）屬爲仿海鹽張氏刻《查初日詩評》例寫刻。閱後羅子經跋語（己未季冬）始知紀批原本僅存九、十兩卷（手批鈔本）與行可藏本同...

  姚伯岳：明代善本版本研究與鑑定 2026年7月20日

  中國古籍與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 毛瑞方 「內」與「外」是一組相對的概念，當這組概念與中國古籍和古文獻學的聯繫日漸緊密的時候，中國古文獻學的歷史將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同時，它也將成為中國學術國際化建設和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復興的又一個具體體現。從中國古文獻學的角度明確提出其涉外問題，旨在以國際視野重新審視中國古籍及中國古文獻學研究。本文嘗試從當今凸顯的許多有涉外特徵的古籍入手，探討古文獻學研究在其影響下所出現的新問題。這是中國古文獻學國際化建設的重要起點，是拓展中國古籍和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維度的自覺。 一、中國古籍的“中國”問題 「古籍」是「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是指書寫或印刷於1912年以前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1]1。這裡的古籍其實就是「中國古籍」，只是這個內涵界定更側重「古籍」二字的具體闡發，而對概念中「中國」的含義語焉不詳。關於「中國」古籍中「中國」二字的內涵以往並未明確界定和深入探討，中國學者大體約定俗成地認為，刊刻出版並收藏在中國境內的、作者是中國人的、以漢語或中國境內其它民族語言編撰的古籍就是「中國」古籍。然而，近些年隨著古文獻學學術的繁榮發展，國際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學界對中國古籍內涵與外延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內」與「外」的邊界在被突破與融合。在具體的古籍整理實踐中，遇到的相關具體問題也不一而足，很多時候需要暫停工作，思考和界定中國古籍的概念問題。因此，為當代中國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獻學研究服務計，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之上，根據古籍整理的相關情況加以總結，補充中國古籍之「中國」的內涵和外延，是必要且重要的。這一問題主要涉及地域、作者、語言三個方面。 所謂地域的問題，指中國國內與國外之別，其實是說域外中國古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界定「中國」，需要結合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知識，注意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邊界的變更與邊界內外的差異。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主權的地區統稱為「國內」。這個意義上的中國古籍，原則上應該是指產生、流通、收藏於中國國內的古籍。但是，在「域外漢籍熱」的刺激下，究竟怎麼看待域外的—即流通、收藏於國外的—中國古籍就變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中國古已有中外文獻的交流，中國古籍流傳海外的情況早已存在。例如，1651年，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返回歐洲時，把他在中國蒐集到的中國書籍帶回歐洲;1682年，柏應理抵達羅馬時，一次就攜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