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 王婉迪 著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書號：978-7-5598-7865-6 定價：78.00元 作者簡介 王婉迪，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博士，美國理海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人文化。作為傳記與口述史作者，著有《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 內容簡介 本書是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先生的口述自傳。他1960年入上海圖書館，師從顧廷龍先生，親炙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大家，參與編纂《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6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8年。1992年，應哈佛大學之聘，沈津先生出任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在崗位上工作了18年。其間，他和四位訪問學者合作，完成了3,098種、400萬字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志，以揭示書之內涵與鑒定依據的「哈佛模式」為海內外古籍整理樹立新標桿。書中追憶沈津先生與楊振寧、饒宗頤、吳文津等數位學者的交遊，記錄60年版本鑒定的實戰心得，展現了一位圖書館人兩度「清零」、從上海到波士頓的學術生涯。沈津先生從圖書館一線到大學講堂，完成了一場華麗的轉身，也為當代古籍保護史、版本目錄學史留下了珍貴的一線視角。   編輯推薦 1.當代版本目錄學大家首部完整口述史：沈津先生師從古籍版本目錄學大師顧廷龍先生30年，曾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後受聘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凡18年。本書系其首次系統口述一生治學經歷，完整呈現一位學人從圖書館「學徒」逐步成長為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繼而成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之軌跡，彌足珍貴。 2.親歷古籍整理、著錄、保護的「活檔案」：沈津先生經眼古籍善本上萬部，書中記錄其60年版本鑒定的實戰心得，詳述陳清華與朱氏結一廬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經過、《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以及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撰寫等重大事件，為當代古籍保護史和版本目錄學史提供了珍貴的一線工作者視角。 3.與學術名家的深度交往實錄：沈津先生60年來與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方行、冀淑英、饒宗頤、楊振寧、昌彼得、吳文津、王秋桂、鄭培凱等數位學者過從甚密。書中對諸家學問人品、軼事掌故的記錄親切翔實，堪稱一部「學林側記」。 4.一位學者治學不輟的精...

 明版家譜何以比宋版書更珍稀  勵雙傑 版本目錄之學，素以宋元刻本為至寶。藏書家向來推崇「宋版書」為古籍之冠冕，謂之紙墨精良、校勘審慎，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之說。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存世宋刻本敘錄」的最新調研，海內外已知存世宋刻本約三千五百部。然而，此處的「部」乃指包含了同一品種的不同印次、不同殘本及不同遞修本的重複計數。若論及內容之「種」，則需另加考辨。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中國大陸收藏的宋刻本為一千二百零八部，此處的「部」因著錄方式是以一種書的一個版本為一條目，故當理解為內容品種；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調查統計，中國大陸存宋版本約一千五百部（一千種），台灣地區約八百四十部（五百種），日本約八百九十部（六百二十種），明確將「部」與「種」區分開來。綜合各家之說，以內容品種計，現存宋版書大致在一千種至一千二百種之間。宋版書之珍稀貴重，固無疑義。 然而，若將視野轉向明代版刻，特別是明版家譜這一特殊文獻類型，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浮出水面，據《中國家譜總目》統計，現存明版家譜約六百七十一種。此處之「種」，乃指內容品種，與宋版書計量中所用的「種」屬同一口徑。換言之，一種明代刊刻的譜牒文獻，其存世品種數量，竟與遠在它三百年前的宋版書全部品種數量處於同一量級，後者為一千種至一千二百種，前者為六百七十一種。若進一步考察相對珍稀度，即在各自時代文獻總量中所佔的比例，則明版家譜的珍稀性更顯突出，宋代刻書「當有數萬部」，現存三千五百部，存世比例大致在百分之幾至百分之十幾之間；明代刻書總量以數十萬部計，存世明刻本數以萬計，而明版家譜僅存六百七十一種，在明代刻書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遠低於宋版書在宋代刻書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現象，恰恰揭示了明版家譜在文物價值之外的獨特意義。 論及版本之珍貴，「稀少」從來是首要標準。明代刻書事業極為發達，官刻、坊刻、私刻並舉，傳世的明刻本數以萬計，其中萬曆以後的本子尤多。在這樣一種「明代刻書多如牛毛」的總體格局下，明版家譜僅有六百七十一種存世，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存世的宋元版家譜不超過十種，這使得明版家譜成為研究明代以前家族史最可靠的實物依據，其版本學價值與史料價值均不可低估。一種文獻類型，在刻書事業高度發達的明代，其存世品種數量竟然與宋版書全部品種數量處於同一量級，這本身就足以說明明版家譜有多麼稀少...

 汲古閣的輝煌與不朽—刻書字體與版式 士林清話 在中國古代出版史和藏書史上，汲古閣都佔有顯著的地位。在半個多世紀的經營中，刻印出版之書超九百餘種，藏書與出版並舉，刻梓與傳抄並行，可謂遠邁前代，雄視未來，將兩宋以來官、私、坊刻三大出版主體中的坊肆出版推向了頂峰。有鑒於此，汲古閣所刻書亦成為士林書院收藏與研究旨趣之一。 毛晉（1599-1659）自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十九歲之時，即以自家「綠君亭」名其刊本，刊刻了《屈子》七卷本，之後十餘年間開雕三十一種。崇禎改元，繼以「汲古閣」之名行世，現存有明確紀年最早的汲古閣刻本《周禮註疏》《爾雅註疏》《晉書》，均出現於崇禎元年（1628），時毛晉二十九歲。此後至清順治花甲終年，歷經朝代更替，以「汲古閣」之名雕鏤不輟，並傳之後人，盛行兩代。 關於汲古閣刻書數量，歷來都有不同的統計結果。夏樹芳在《隱湖題跋》的題詞中云及： 剞劂者肩摩而進，懸之國門，海內悉知有毛氏書云。諸所鐫刻，亡慮數百餘家。 據他估測毛晉刻書不下百餘家。近代陶湘在《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中說：「垂四十年，刻成六百餘種」，這也是至今比較通行的論斷，但這個數量應該與實際相差甚多。據國圖蘇曉君研究館員考證，其刻書現今可考者，早期綠君亭有十四種，另有十七種子目，單種加子目共三十一種。汲古閣一百二十一種，其中叢書三十三種，子目及合刻六百五十三種，總共七百七十四種。《汲古閣校刻書目》及《補遺》《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中知而為見、未得者有四十七種，以上各類合計八百五十二種。加之毛氏參與《嘉興藏》刻經六十六種，汲古閣所刻書已超九百種。 其子毛扆在《五經文字》跋文中也曾記曰：「吾家當日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扆一日往觀之，先君適至，呼扆曰：『吾節衣縮食，遑遑然以刊書為急務。今板逾十萬，亦雲多矣。』」 由此可知，毛晉至少在順治間已經雕版逾十萬塊。而根據清鄭德懋輯毛氏《汲古閣校刻書目》，著錄其刻書五百六十種，約十一萬二千八百葉，一葉即一塊印書板，這個數量比毛晉所說還要多一些，但仍非汲古閣刻書的全部。因為汲古閣刻書在佛道經之外，至今仍可見的尚有八百三十九種，比鄭氏所統計的多了二百七十九種。 綜上所知，汲古閣所刻書目之多，私人刻書無人能及，冠絕書坊，堪稱中國私家刻書之代表。 言及汲古閣所刻書的字體與版式，黃永年先生曾談到過，汲古閣刻書花樣不一，品類繁多，在字體和版式上可...

從汲古閣書跋試論汲古閣刻書性質  趙鑫 毛晉作為明末清初重要的出版家和藏書家，師從錢謙益，自天啓年間伊始在以後的40多年中出版了近600種書籍，他出版的書致力於使唐、宋、元作家的作品集，史書，儒家經典註疏及士人為讀者對象的小說的宋元珍稀版本。 從出版史的角度來講，把印刷品作為商品出售，以謀利為目的的是坊刻，否則便是家刻。但是這一條標準並不能把二者界分清楚，分歧比較大的是對毛晉汲古閣的看法。有人認為，毛晉自己斥資，他又是個學者，校對印刷的質量又很好，應該算作家刻；也有人認為，汲古閣編印發齊全，體制完整，人員眾多，印刷量大，遠銷國外，是很完備的出版大企業，應該算是坊刻；也有人認為，毛晉刻書的前期，用「綠君亭」的名稱，這時期出的書，應該算是家刻，後期用「汲古閣」的名稱，應該算是坊刻。在出版史著作中，對汲古閣的歸類尚未一致。 何忠林在《蘇州大學學報》發表的《明代吳中著名藏書家出版家毛晉》一文中，將毛晉汲古閣歸類為書坊，筆者覺得不太妥當。根據錢大成所編的毛晉年譜可知，毛晉刻書不是始於何忠林文中所提到的崇禎元年成立刻書作坊，而是在天啓年間就已經刊刻頗具規模，後來由於屢試不中的原因，徹底放棄了仕途，在崇禎元年擴大了刊刻書籍的規模，並不是成立書坊售書。 在胡英發表的碩士論文《毛晉汲古閣刻書研究》中也認定毛晉為以刻書為業的坊刻家，該作根據葉德輝的觀點「毛氏刻書，至今且尚遍天下，亦可見當時刊布之多，印行之廣」，「光緒年間，舊書攤頭插架皆是。」得出刊刻眾多，流布寰宇，就只能是以出售書籍為生的坊刻家才有的成就。根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汲古閣刻版存亡考》以及封樹芬的研究基本推翻了上述的論述，葉氏所云光緒間「舊書攤頭插架皆是」，「尋常之本」，當為書坊翻刻或仿刻毛本，由國圖藏《汲古閣刻板存亡考》得知版本價格不同，初版即為汲古閣刊刻，大多數再版則為汲古閣衰落之後，書版散落在各處書坊翻刻而來。一些書賈為了射利，甚至偽造汲古閣本，影響了汲古閣本的聲譽，使不明就里者混淆，並不是流布至清末的本子全部為汲古閣刊刻，所以胡英得出的結論並不存在立論的依據。 有人把坊刻和家刻混為一談，歸類於私人刻書，這樣是不妥當的。家刻和坊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毛晉為何在出版事業上如此注重道德修養呢？他從藏刻書伊始就有著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對於商業經營活動看得很嚴肅，甚至很神聖，他對於刻書，讓聖賢言流布寰宇的目...

 中國分省公藏古籍書目總錄：1949-2024序 林振岳 編者：湯志波 趙穎潔 ISBN：978-7-5326-6425-2 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3月 定價：198元 書目文獻過去多以稿抄本流傳，至清末日益受到重視，為藏書家勤加蒐集並匯編刊行，如葉德輝刊有《觀古堂書目叢刻》叢書，張鑒祥有「千目廬」之專藏，皆一時之盛。而彙輯目錄類文獻的專科目錄，即「書目之目」，也出現在晚近。此類著作有周貞亮《書目舉要》（1920）、王楊濱《簿錄通考》稿、陳鐘凡《書目舉要》、袁同禮《書目總目》（卡片）、邵瑞彭《書目長編》（1928）、劉紀澤《書目考》《書目舉要補正》（1930）、余嘉錫《目錄要籍提要》（1930）、朱中翰《中國書目要籍解題》（1933）、蕭璋《北京圖書館書目·書目類》（1934）、孫毓修《書目考》稿、項士元《中國簿錄考》、張鑒祥《古籍書目考略》、王海珊《書目目錄解題》稿、台灣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1953），近年又有嚴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2008），郝潤華、侯富芳《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籍目錄提要》（2011）等新著。日本學者亦有此類著述，如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天野敬太郎《日本書誌の書誌》等。此類書目之目，或著錄古今目錄，或擇其中要籍解題敘錄，各有所長，但由於書目文獻本身就較為零散，目前尚未有著錄十分完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私家藏書大規模歸公，又有院系調整、館藏調撥的變革，各地古籍收藏情況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館藏目錄更迭頻繁，其編目沿革或散見於館史記載，或載於專題研究，未經系統整理。20世紀80年代，楊寶華、韓德昌先生編有《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一書，介紹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至新中國成立各地圖書館概況，也包括部分古籍藏書情況。21世紀之初，潘美月、沈津先生主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一書，邀請學者撰寫了館藏古籍情況的簡介，主要以公共圖書館與高校圖書館為主。所邀請的學者皆為各大圖書館負責專家，如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北京大學圖書館沈乃文先生、復旦大學圖書館已故潘繼安先生，皆對本館藏書歷史如數家珍。但由於篇幅所限，僅收錄了全國主要50家圖書館。該書出版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曾是瞭解各館館藏及編目情況的重要「手冊」。此後數十年間，未見有對1949年以後圖書館古籍編目工作系統梳理與總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