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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本文獻的六點特性 —在「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的發言（2026年6月23日） 杜澤遜 尊敬的陳子善先生，丁小明教授，黃發有副校長，趙生群先生，徐俊先生，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上午好！ 今天，「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揭牌儀式隆重舉行，這是中國文獻學研究領域的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古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基本上都是寫本，中國早期核心典籍為「五經」—《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經》，當然長期都是寫本。東漢出現了刻在石頭上的文本《熹平石經》，三國時期魏國出現了《正始石經》，唐代後期出現了《開成石經》，這些都是寫本的替代品，也就是把寫本複製到石頭上，不能改變寫本的基本屬性，那就是一次只能產生一個文本。傳拓技術產生後，石刻文獻經過傳拓可以產生多份拓本，使石頭上的典籍可以一式多份地複製，這對印刷技術有啓發。但是刻石的目的不完全是為傳拓，所以傳拓技術還不是書籍生產的手段。到了唐代，發明瞭木刻板印刷術，才使書籍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一套木版可以多次刷印，根本改變了書籍生產方式。宋朝人認為，書籍雕版印刷造成了寫本的失傳，而且認為寫本精心校勘，質量更高，認為雕版印刷更容易，所以質量不夠講究，認為印刷術發明導致書籍校勘質量倒退。宋朝人的這個看法也有兩面性，典籍寫本文字訛誤實際上很不少見。當然這無法動搖寫本文獻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們還要看到，五代國子監刻「九經」，是唐石經以後儒家經典版本的一個里程碑，北宋國子監本來自五代國子監本，南宋國子監本來自北宋國子監本，宋代地方官刻本基本來源於國子監本，而宋代書坊刻本有時候也特別在書名上冠以「監本」字樣，說明國子監本有一定的權威性。很有意義的是，國子監本有利於版本的統一，有利於文本的官方化、規範化，是文化上「書同文」的重要標誌。 進入印刷時代，寫本仍然非常流行，《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類大規模典籍都沒有刻印，而是僅有寫本。大批量的檔案也沒有印刷，而是只有寫本。近年來大批民間文書被發現整理，這說明雕版印刷發達時期，寫本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大學的檔案館，檔案數量龐大，基本上是寫本。我們回頭看敦煌文獻，百分之九十九是寫本，敦煌學早已是國際顯學。 寫本文獻比起印刷本，我認為至少有六個特點。 第一，寫本文獻很大比例上不是定本。孔子整理五經，可以說是整理定本的早期行為，但是其他文...

撰寫善本書志，創建「哈佛模式」 既然吳先生請我編纂哈佛燕京中文善本書志，是完成裘開明先生的生前遺願，那我就想把「哈佛燕京」重要善本古籍的內涵揭示出來。吳先生最初的想法是請我寫一本類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的書志，而我認為《中國善本書提要》就是「一張卡片的放大」—無非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這樣太簡單了。光看書名、版本，讀者能知道什麼呢？我必須要告訴讀者，每種書大致的情況，作者寫書的宗旨是什麼，特點在什麼地方，流傳收藏的情況等，讓全世界研究中國漢籍的人能夠瞭解。我的想法是把「哈佛燕京」善本書—這之中包含經、史、子、集、叢五部一一的內涵全部揭示出來，對於許多沒有條件親身和長期在「哈佛燕京」查閱善本書的學者會有極大幫助。這需要寫到作者是什麼人、為什麼寫這本書，書裡面的內容，這本書有什麼特點，流傳的情況，收藏印的真偽等。吳文津館長請我最初的兩年，我寫了一千五百篇，出版後是一百五十二萬字。在這兩年間，我全心全意撲在上面，一絲都不敢怠慢，當時沒有計算機，和我在一起的只有工具書、參考書、稿紙。稿紙放在正面，書放在左面。我每天提早到，書一拿來就提筆開始寫，沒有一個人可以商榷，沒有一分鐘考慮，直接寫在稿紙上，一次成型，沒有間斷。而這兩年不能以一年365天計算，因為美國的節假日特別多，第二年我還回國探望父母，去蘇州祭拜先祖父和去香港等，因此給我的兩年時間是五百天左右。但我心裡明白，兩年間必須拿下來，一是憑著毅力，二是靠能力。 寫哈佛的善本書志必須要有一個模式，不能寫到哪裡是哪裡，而且也不是寫幾篇、數十篇，而是寫千篇以上，那就不能隨意。我曾經看過很多書志提要，重要收藏家的藏書志、經眼錄，包括清代的、民國的、現代的，我都仔細去研究，分析哪種可以為我所用。北大教授王重民先生是公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在1940年代寫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很了不起，那時的王先生也不過三四十歲並不是他學術水平最高的年紀。這也導致後來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四位學者到普林斯頓大學以後，發現王先生寫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錯誤率比較高，而且寫得非常簡單，沒有揭示書的內涵。所以，我認為「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寫作要小心謹慎，而且一定要揭示書的內涵，在版本鑒定上每一種都要有依據。 「哈佛模式」實際上是指在撰寫古籍善本書志時，必須遵循的一種格式。即在著錄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序跋...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續纂考論 —以新見嘉慶內府寫本為中心 陶志鑫    摘要： 《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歷來被視為經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纂、乾隆四十六年重纂兩次纂輯而成，而新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嘉慶內府寫本正是目前僅見的《宗室表傳》續纂本原物。分析嘉慶內府寫本形製、粘簽、內容，並與《宗室表傳》其他版本對勘，可見其記事在各版本中最為準確完備，並能定讞為嘉慶朝國史館進呈後的欽定本；晚清時期《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所編印的《宗室表傳》之底本，應為該續纂本未進呈的原稿本。《宗室表傳》續纂始於嘉慶十五年（1810），迄於嘉慶十九年，此後再無續纂。考察嘉慶內府寫本補遺輔國公興兆事跡之原委，可管窺宗室王公在皇權集中的高壓政治環境下，利用《宗室表傳》編纂與皇帝進行互動的微妙過程，顯現嘉慶內府寫本對於清代皇族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價值。 關鍵詞：《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嘉慶內府寫本；清宗室王公 引言 清自建國初已留意纂修國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式開辦國史館，乾隆三十年（1765）改國史館為常設，修史工作持續至清亡，留存大量國史紀、志、表、傳等史籍。其中，《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下簡稱「《宗室表傳》」）與《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以下簡稱「《蒙古表傳》」）於乾隆朝相繼纂輯，體例相仿（採用前表後傳體例，以表詳列封爵世襲，以傳記載立功原委），均獨立刊印成書，在清國史中性質相類。《蒙古表傳》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朝歷有纂修，學界已有認知。然而對於《宗室表傳》，現僅知乾隆一朝修纂情況，即乾隆二十九年由宗人府會同內閣初纂，題名為「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四十六年改由國史館重纂，書中內容增敘至乾隆五十一年，題名作「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而乾隆朝之後是否續纂、續纂情況如何，尚未引起關注。究其原因，一是反映《宗室表傳》續纂情況的上諭、奏折未被《清實錄》《起居註冊》等常見官書記載；二是現今主要目錄書著錄《宗室表傳》僅有乾隆朝初纂本、重纂本二種，未見續纂本。 筆者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一部新公佈的清嘉慶間內府朱絲欄寫本《宗室表傳》（索書號：故殿027393、027382—027392，以下簡稱「嘉慶內府寫本」），恰為嘉慶朝續纂《宗室表傳》之實物。但台北故宮博物院著錄該書影像信息時，誤將其第二至十二冊與該院另藏的清乾隆間內府朱絲欄寫本《宗室表傳》（索書號：故...

寫書志，工具書越多越好 我在「哈佛燕京」的辦公室裡有兩排書架，放的全部都是工具書、重要參考書，在寫作善本書志的過程中，每天都要查的。顧廷龍先生跟我說，工具書就像人的襯衫襯褲一樣，因為要經常使用，所以都要自己有，不能等著去向別人借。我經常要查的有臧勵龢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當時買的時候是上海書店翻印本，只要五塊錢人民幣，我都帶到美國來了；還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辭源》《辭海》。要查某人有沒有中過進士，宋元時代的可以查傳記索引，也可以查他們的文集；明清的可以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這部《碑錄》對我有很大用處，我不僅可以知道某人什麼時候中的進士，還可以知道他是哪裡人，進而查這個地方的地方誌，地方誌里一定有中進士的人的傳記。江蘇古籍出版社（今鳳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書店和巴蜀書社三家共同出版的《中國地方誌集成》也很有用。地方誌就查裡面的人物部分，人物部分都是分類的，有些人在「藝文」中可以查到，有些人在「醫家」，有些人在「釋家」。我們寫書志，某些作者就是在方志裡查到的。各家的書目和書志我也要參考，包括日本的大學圖書館，什麼文庫等等的書目、書志都要查。 本文原刊於《沈津樂道》

葉恭綽跋《醫籍考》 沈津 前幾年，寫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中的醫家類圖書書志時，曾參考過日人丹波元胤撰的《中國醫籍考》，那是1956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印的本子,最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又得見許寶蘅校、葉恭綽跋的《醫籍考》八十卷，二十七冊，是葉先生在1928年至1929年初時，出貲請人對日藏稿本的傳抄之本。 丹波元胤，字奕禧，一字紹翁，初名安良，後改安元，號柳片。文化二年(1805)，謁將軍家齊，八年三月續家長權而為醫師，又承父元簡之後而為醫學館督事。另賜俸米三十八。文政五年(1822)被敘為法眼，十年六月三日歿，年僅三十九歲。又有《難經疏證》《體雅》《疾雅》《藥雅》《名醫公案》等。 是書成於1819年，乃據各種有關文獻廣泛收錄中國歷代醫籍三千餘種，部署井然，勾玄提要，搜採惟勤，蓋作者以畢生心力，覃精是事，對研究中國古代醫學文獻有重要參考價值。書仿朱彝尊《經義考》之體，每書先揭其名，次示卷數，再言存佚及未見，又錄諸家序跋並撰者履歷，後附作者按語。 葉恭綽跋云：「此書為日本漢醫秘籍，向未付印。廿年前，余訪知在日本富士川博（醫史專家）游所，因介人往日過錄，一如原書，丹黃篇幅，不失舊狀，計糜日幣八百元。歸後，擬加以精校，設法付印，未果。旋聞滬上有宋某者，不知從何亦得一本，將付印行，介丁仲祜來商，欲取以互校。余未及應，而宋所印已出版，且對余加以指摘，余置之不理，蓋仍擬相機校印，以副初志也。嗣轉徙流離，所藏盡散，僅浼許君寶蘅（牛角）校一過，今卷中墨筆所書者是。衰年睏乏，已無印行之望，聊志其緣起經過。此本雖未與宋印互勘，然或有其勝處。至日人盛行漢學，時對吾國典籍鑽研如此，與比年攻究西學相同，深足畏惕。邦人君子，欲持空談救國者其鑒諸。三十六年秋日，葉恭綽志。」 丁仲祜，即丁福保，醫學書局主人。宋某者，即宋大仁，湖南長沙人，上海中西醫研究社主持人。許寶蘅，字季湘，號巢雲，又號耋齋，浙江杭州人。學者、詩人、書法家。光緒舉人，任學部主事、軍機章京。民國時先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兼管掌故部。1949年後，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元濟內侄。 《醫籍考》最早有1935年日本東京國本出版社據日本北里大學白金圖書館藏本影印本。1936年又有上海中西醫研究社石印本，四冊，為《無患室叢書》之一。石印之底本，乃丹波家舊藏，明治末年時，范行准得之於日本書賈淺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