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沈津和顧廷龍的師生情 勵雙傑 1960年3月，十五歲的沈津拜入顧廷龍門下，自此開啓了長達三十年的師生之緣。這一年，上海市委宣傳部推行一項培養文藝界新生力量的計劃，旨在為老一代名家選拔「接班人」，將他們的學問與技藝傳承下去。正是這一機緣，使十五歲的沈津成為顧廷龍的大弟子。 沈津的幸運不止於此。在上海圖書館善本組，他不僅追隨顧廷龍，更同時受教於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潘景鄭為章太炎、吳梅的學生，系潘祖蔭滂喜齋後人，家富藏書，精於鑒別。瞿鳳起則是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鐵琴銅劍樓的後人，於宋元版本研究頗有造詣。三位先生年屆五十，正處學術盛年，對沈津傾囊相授。在二十世紀中國圖書館學界，能同時親炙三位大家而獲其真傳者，殆無第二人。 顧廷龍對弟子的培養，既有言傳，更有身教。他規定沈津每日臨池一小時，遍臨《孟法師碑》《倪寬贊》等帖。他告訴沈津，藏書家或學者在書冊上題跋時，往往提前打好腹稿，然後一氣呵成，筆墨自然連貫。若系作偽，臨摹者心有所懼，刻意求像，反而失去氣韻，破綻立現。這一訓練使沈津日後在鑒定名家手跡時，能以筆墨氣韻為重要依據，洞燭幽微。 顧廷龍每星期天上午必去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這裡曾是合眾圖書館舊址。他對這片土地懷有深沈的感情，1939年，葉景葵、張元濟諸公取「眾擎易舉」之義創辦合眾圖書館，力邀時在燕京大學任職的顧廷龍南下主持館務。顧廷龍致信葉景葵，有「他日以館為家，有所歸矣」之語。三十餘年後，他依然以館為家，每星期天準時到庫，如平日上班。沈津徵得同意後每陪同在側，師生對面而坐，顧廷龍講起「合眾」往事、張元濟與葉景葵諸先生的貢獻，以及他與眾多老輩學者的交往。正是在這樣的星期日，顧廷龍出了題目，讓沈津後來做成《翁方綱年譜》。這種在閒談中自然施教的方式，非朝夕親近者不能得。 顧廷龍對沈津的提攜，有時表現為一種「打磨」。沈津年輕時愛打乒乓球，曾入選黃浦區乒乓球隊，每星期訓練一次，晚七點至十點，打得大汗淋灕。他也愛看小說，馮德英、楊沫、柳青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讀。顧廷龍知道後，對他說：「你打得再好，打出了黃浦區，進入上海市隊，高手如林，你還能打得上去嗎？回過頭想一想，搞古籍版本鑒定的人又有多少？將來很多事情都要靠你們來做，你應該把精力放在業務上來。」至於小說，他說：「將來改編成電影你再看，一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沈津由此頓悟，立即中止了乒乓球訓練，小說也不看了。後來丁冠玉教練...

 由紀昀的字而想到作偽 沈津  大凡著名藏書家或學者，他們的書跡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書法家之韻味。實際上，如四庫總纂官紀昀的字、校勘學家顧廣圻的字都不好。他們是做學問的，校跋都是隨手寫來，並沒有在書法上去下功夫，也沒有想去做書法家。每個人因學養、閱歷、審美之不同，所書自會各具面目，風格特色皆自然形成，若著意追求，矯揉造作，就會捨本逐末，徒成下品。 紀昀的字筆畫老練、筆勢瘦勁，乃隨手而寫，沒有做作，故不以書名世。曾見《中國書法墨跡鑒定圖典》 （ 重刊者案，王乃棟著，2004年文物出版社 ） 內裡六副署名紀昀的手書對聯，除了一副為真外，五副 （重刊者案，聯） 皆為贋品。 《中國書法墨跡鑒定圖典》 在傳世的清人楹聯中，紀氏的手書極為罕見。最妙的是，《中國近代名賢書札》 （ 重刊者按，高金寶編著，2006年文物出版社 ） 中署為紀氏所作的大部分都是偽作。其中《集吳下俗語得詩十五首》，署為紀昀手書，實乃不知名者所抄，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手抄本。 《中國近代名賢書札》 要知道，紀氏雖然學問淵博，然其書法不工，這在當時文人學者中是眾所周知的，而且不少筆記中也有記載，如《嘯亭雜錄》《書林紀事》《清稗類鈔》等等。實際上，紀氏自己也多次言說他不擅書法。由於紀不是書法名家，又不喜替人寫字，因此他傳世的墨跡亦不多見，且間有代筆和贋作，託名者頗多。 197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圖書館的普通線裝書庫裡發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存123卷，內裡有紀氏手筆，但不多，還有不少四庫其他纂修官的修改筆記。又徐世璋曾藏有紀氏手撰《四庫提要》原稿，存70卷，後為天津圖書館所有。其後天圖再交出版社影印出版《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我曾將全書細翻一過，發現影印本前言說稿本中紀氏筆削之處「較多」，實際上細審之下，紀筆並不多見。之所以提出作偽這個話題，是由紀昀的字而想到的。 每個人的字有自己的章法，本人寫字是一氣呵成的，只要偽造就一定有破綻，因為偽造者腦子里想的是某一筆要像，用毛筆蘸著墨汁，稍微一猶豫，筆在此處不動，墨化開收不起來，就不能再改了，就像有一個人說話結結巴巴，一聽就聽出來了。從前那些偽作為什麼是假的，有什麼破綻，顧先生常常講給我聽。個別沒有資質的拍賣公司把不怎麼好的東西拼命說好，鑒定中又胡說八道。有些書本身不全，是個殘本，但有人就會想辦法把它「變」成全的，就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工...

 一生書緣見沈津 —讀《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 勵雙傑 前些天去寧波參加文代會，童銀舫兄向我推薦了一冊新書《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銀舫兄跟沈津先生熟，說起這部書的署名，用了「王婉迪著」，他的意見是，其實應該寫作「沈津口述 王婉迪撰寫」更為準確。我翻完全書，深以為然。這確實是一部地道的口述史，王婉迪博士花了不少時間整理訪談材料，把許多平日不易見到的細節都寫了出來。書中不只是談沈先生的學術經歷，也寫到了他的師承、交遊和性情，語言風格也極貼近沈先生本人的敘述腔調，讀來如見其人。 沈津先生不棄，一直以「小友」待我，這份情誼我感念在心。他帶著研究生多次來過我的思綏草堂，我的家譜收藏，沈先生是關注的，他在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中山大學圖書館舉辦版本目錄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沈先生主持其事，曾邀請國內幾位重要的民間收藏家與會，家譜收藏方面推我為第一，此外還有收藏敦煌精品的王德、印譜收藏家林章松、古籍收藏家韋力、田畝地契收藏家易福平、近代小說收藏家趙俊傑等。沈先生說，十多年前學術會議比較少，即便有，也不會有人請這些民間收藏家去參加，而他認為這些人「是藏書界中的精英分子，在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保護典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平台。他還曾多次帶中山大學館的同事以及復旦的碩博同學來慈溪，讓我講如何收藏家譜。在沈先生眼裡，只要是與書有關的人和事，他都願意瞭解、記錄、傳播。無論館員、學者，還是民間收藏者，他似乎總有興趣去認識、去成全。我與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緣分，也是因沈先生的推薦而產生的，他在牽線搭橋這件事上，從不吝惜自己的力氣。 沈先生這部口述史，讀來讓人感慨良多。他自己說一生的機緣、師緣、書緣都是與眾不同的，這話不虛。他是顧廷龍先生的入室弟子，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從旁輔導，三位老先生住得極近，他去拜年，先顧家、再上樓潘家、出門轉彎一分鐘到瞿家，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南北加起來不超過十個人，上海圖書館佔了三位，且住處一箭之遙。這樣的學習環境，後來大概很難再有了。而他晚年又遠赴哈佛燕京圖書館，撰寫善本書志，創建“哈佛模式”，四百萬字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獲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最讓我動容的，是他做翁方綱研究的故事。從1960年代起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有忘記這個題目。...

辨認古籍作偽的十一種手段 沈津 版本鑒定，實在是一門學問，想古人得書不易，所以才有節衣縮食，竭力營求之舉。更有窮書生，雨夕風晨，手抄各本，亦苦差事。如若不知鑒識真偽，不去檢點卷數，也不辨別紙張字體，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購得張冠李戴之書，淆亂耳目，則又為大不值之亊，至少是心理上不平衡，因為有受騙之感覺。是以藏家必須具備目錄學、版本學之知識，多有實踐，去經眼不同版本，不斷積累經驗，當能逐步識別古籍圖書被人為造假的手段。 過去我寫過幾篇關於版本鑒定的小文，長者萬餘字，少者三二千字，都是揭露不良書估之惡行。但這種例子實在太多，枚不勝舉，我也知道，要想理出一個頭緒，不是簡單之亊，加上工作繁重，也沒時間去細細思考，故先將筆記本中所記書估作偽的小例羅列於此，盡量避免與過去所舉之例相同，或可使有興趣此道者有所參酌。 作偽之風，自明代即有，在已印成的本子上想方設法作假，以偽造宋本，而清代佞宋之風盛極，偽宋本者更多。明高濂的《遵生八箋》之《燕閒清賞箋》論藏書篇曰：「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板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裝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錐書本子，委屈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這些方法一經使用，必使初習無經驗者入套。 清蔣光煦《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更是對不良書估歷數罪狀，大加撻伐：「光煦少孤，先人手澤半為蠹魚所蝕，顧自幼即好購藏。三吳間，販書者皆苕人，來則持書入白太安人，請市焉。輒嘆曰：昔人有言，積金未必能守，積書未必能讀，若能讀，即為若市。以故架上書日益積。稍長，欲得舊刻舊鈔本，而苕賈射利之術，往往索時下諸刻，與易而益之金，則輾轉貿易，所獲倍蓰。未幾，凡余家舊藏，世所恆有之書，易且盡矣。今計先後裒集者，蓋得四五萬卷，露鈔雪購，其值已不貲。而舊刻舊鈔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刓字以易名，染色以偽舊。卷有缺剗，他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反復變幻...

字跡鑒定的學問 沈津 字跡的辨認和鑒定是一門學問，不能小瞧，如果能深入其中，可以獲得很多知識。從前舊書店的老闆、夥計，最怕看到抄本，因為鑒定錯了就有損失，像名人手抄本，卻被看作普通抄本，價格上就虧大了。至於是不是手稿，就涉及字跡鑒定。提高認字能力唯一的方式就是多認。我自己受過兩次重要的認字訓練。第一次就是做《翁方綱年譜》，涉及他的材料我全部收集，他的題跋有的是楷書，有的是行書，和別人的往來書信也都是行書，有的字寫得很草很小，必須要辨認它們，讀懂意思。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的《復初齋文集》一百零二卷，裡面有不少翁手書的筆記、信札和擬稿等，32開本，字很小，我用放大鏡看，不認識的字就請教潘景鄭先生，一個一個解決。 再早時，我抄錄珂羅版碑帖中的翁跋時，很多字不認識。有一次，我就跟顧先生說：「館長，這個字不認識。」他一看就說這是「以後」的「以」，再讀一下句子就讀通了，那時年紀輕，以後這個字的形狀不大會忘記。顧先生還對我說：「學問學問，一是學二是問，不懂就要去問。我不在就問潘先生。潘先生是章太炎的學生，學問好，他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字。」第二次是認柳亞子的字，柳的字特別難認，連他自己都說他寫的字就像衝鋒打仗，寫了以後把一個個字剪下來，他自己都不認識。柳亞子的齋名是磨劍室，我收集了不少他的題跋，做了一個《磨劍室題跋》。那時真的辛苦，因為他的字太難認了。我不認得的字就空著，每天一早請教潘景鄭、林星垣兩位先生，林曾在文化局社文處任秘書，人非常厚道，學問和字也特別好。審定柳跋的人叫沈哂之，是個矮個子的小老頭，學問也很好，他曾是南社社員。老先生們的一句話，往往讓我少走很多彎路，而這些對他們來說都太簡單了。我在復旦上課時，很希望同學提問題，每次上課結束之前，我都會說一句話：你們有什麼問題一定要反饋給我的助教。但是一般都沒有人提問，我就有點失望。 在哈佛寫善本書志的時候，每本書的序跋都要看，有時行草看起來很吃力，尤其是明朝人的序，用典很多。潘景鄭先生曾跟我說「明朝人的序很難讀」，過去我沒有這個體會，在實踐中才覺得確實是這樣。有些字認不出來，就到《辭源》裡查，看有沒有這個詞組。我在哈佛也幫國內來的訪問學者認字，一般在下午，他們就會來找我，我也從中得到認字的機會。實際上，各種字體看多了以後，會有一種感覺，即可以馬上判斷出手上的字為何種字體。比如一位涉足此領域的初學者，看到一部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