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林謙光撰《台灣紀略》版本考述—兼論「華鄂堂集本」與臺灣地理知識之遞嬗
清初林謙光撰《台灣紀略》版本考述—兼論「華鄂堂集本」與臺灣地理知識之遞嬗
李朝凱
摘要
本文以康熙三十年（1691）《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為文本，指出該書各類版本的形成原因與流通過程，並探究「華鄂堂集本」文字內容與附圖之間的關係與意義。《台灣紀略》的版本種類多樣繁雜，目前流行的版本源自「說鈴本」。「說鈴本」的流行是因為吳震方的編纂、出版和銷售的手法所致。相比較而言，「華鄂堂集本」內容更為翔實，也更貼合作者原意，其文字內容銜接了由明鄭時期至清初台灣人文地理與沿革地理等知識的連續過程，附圖內容則具象地展示了新近納入王朝治理下的海疆版圖，其圖文並現與互參閱讀下的地理知識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關鍵詞
《台灣紀略》，版本，林謙光，方志地圖，地理知識
一、林謙光撰《台灣紀略》及其版本種類
林謙光，字芝嵋，又字道牧，福建長樂縣坑田人。康熙十一年（1672）林謙光參加鄉試中副榜，為副貢生出身。初任官職為福建省建寧府政和縣儒學教諭，官秩正八品，任內時留心於儒學教育。不久，林謙光因政績著聞，升任福建省延平府儒學教授，官秩正七品。康熙二十六年（1687），林謙光奉命調任台灣，擔任台灣府首任儒學教授，時人贊譽其「誘人無倦色」。或因其教授有方，又有到海疆邊陲任職的經歷，康熙三十年晉升為浙江省嘉興府桐鄉縣知縣。林謙光的文章「文辭純雅」，為人為政「所至潔己愛民，興利除弊，綽有循聲」，「篤學勵行，誨人無倦，多士為立去思碑」。因此《長樂縣誌》在《循績》篇為其作傳，並記載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祀郡學鄉賢祠。
林謙光「著作甚富，士林傳頌」，最為學者熟知的著作即為《台灣紀略》。就目前所見，清代刊行的林謙光《台灣紀略》主要有五個版本，其中由林謙光撰述小引的《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可能是最早的刊本。《華鄂堂集》是由林謙光所編輯的文集，《台灣紀略》收入其中，在內容上應該相當貼近初刻本。至於其具體成書時間，應在康熙三十年以後。清代地方志書的序文通常是在正式刊印前預先撰寫完成，等待志書內容完成後再合併刊刻印行，是故志書序文與實際刊行時間，可能會存在若干年的時間落差。林謙光在《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中撰作小引的時間為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但實際刊行時間為何，必須透過內容記述加以釐清。據「華鄂堂集本」《職官》記載：「台灣學開先者傅廷璋，今林宸書繼之。」林宸書何時擔任台灣縣儒學教諭，並未記載明確的時間，而高拱乾的《台灣府志》載明：「林宸書，莆田縣人，歲貢。康熙三十年任。升廣東歸善縣知縣。」可知林宸書為康熙三十年任職教諭，「華鄂堂集本」實際刊行的時間最早應在康熙三十年以後。該書的序文應是林謙光在台灣擔任府學教授時便已撰寫完成，其後才刊刻印行。
「華鄂堂集本」之後，其他四個版本按時間排序，分別是康熙四十四年吳震方編纂的「說鈴本」，乾隆五十九年馬俊良所輯的「龍威秘書本」，嘉慶四年「吳震方說鈴重鐫袖珍本」，光緒三年至二十三年由王錫祺編輯、經上海著易堂鉛印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後述四個版本至20世紀以來又被陸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百部叢書集成》與《台灣文獻叢刊》等十餘套叢書中，流通範圍最為廣泛。
美國史家丹頓（Robert Darnton）提出「傳播的循環」（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之概念，敏銳地指出應將書籍流通的每個環節弄清楚，包括從寫作→出版→印刷→流通→銷售→閱讀，並注意各層級之間的關係，以及將書籍流通放置於當時的時代和社會，考察它們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下借助丹頓「傳播的循環」的概念，釐清《台灣紀略》後續為何受到吳震方《說鈴》叢書的收編與印行，形成較為多元龐雜的各類版本，並探究版本最初產生分歧的原因。
比對前述五個版本的文本格式、篇目及內容後（參見表1），乾隆、嘉慶、光緒等三個版本大體上都是源於乾隆四十四年吳震方的「說鈴本」，較早刊行的「華鄂堂集本」明顯與後述四種版本不同。其中乾隆、嘉慶、光緒等三個版本和「說鈴本」幾乎相同，僅在書名字體、文本格式、書冊大小以及將書內的「偽」字挖除等細節略作更動，具體內容上沒有鮮明差異。因此，就研究運用而言，《台灣紀略》可以簡單分為「華鄂堂集本」與「說鈴本」。
二、《台灣紀略》「說鈴本」的流行及其謬誤
吳震方，字右紹，號青壇，浙江石門人。康熙十八年（1679）二甲第一名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陝西道監察御史。因參劾關弊罷官，居家開始著述為事，著有《嶺南雜記》《晩樹樓詩稿》及《朱子論定文鈔》等書。康熙四十四年，吳震方纂輯《說鈴》前、後集（53種），將林謙光《台灣紀略》、季麒光《台灣雜記》等書籍輯入其中，對後世影響甚廣。
然而，在乾隆年間紀昀（1724-1805）等三百多位官員共同撰寫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於《四庫全書》未收存目的書籍進行解題說明時，許多官員已不約而同地察覺到吳震方將書籍收入《說鈴》叢書時產生的若干問題。其一，在解題《山東考古錄》時，提及《說鈴》中載明為「炎武書四種」，考辨後發現「其三皆雜剽《日知錄》」。其二，在解題《說鈴》獨有的顧炎武著作《京東考古錄》時，則尖銳地指出「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記》，殆震方剿取，別行偽立此名也」。亦即吳震方將顧炎武著作中對於山東、京東的相關敘述加以整並，另創立書名再收入《說鈴》叢書，已非忠實呈現原書的樣貌，也割裂了原作者的書寫脈絡。其三，吳震方編排的南懷仁《別本坤輿外紀》，則被發覺「此本摘錄其文，並刪其圖說，乃叢書之節本」，解題者嚴厲地批評吳震方的編纂方式「猶明季坊刻竄亂古書之陋習也」。《四庫全書》因此大多未將《說鈴》叢書輯入，而是僅存目與記述書籍提要，也說明瞭《台灣紀略》「說鈴本」未收錄到《四庫全書》的原因。由於《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解題的《台灣紀略》是依據大學士英廉購買的吳震方「說鈴本」，並未對此書作其他版本比對考辨的評論，說明《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已不流行於乾隆晚期，當時的書籍市場上已經是以「說鈴本」為主要流通版本。
透過詳加比對《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與「說鈴本」的編纂體例，可以更為細緻地瞭解吳震方編纂《說鈴》的編排方式，以及「說鈴本」為何可以廣泛地流通至今。
由表2可以看出，「說鈴本」將「華鄂堂集本」的《小引》《目錄》《宮室（園囿寺觀附）》《祀典》《職官》和《跋》等內文，以及《台灣府全圖》《澎湖全圖》兩幅地圖皆直接刪除，這是兩個版本之間變動最為顯著的部分。吳震方大幅度地刪減了林謙光原先撰寫的內容架構。
除了直接刪除部分章節內容與兩張地圖，吳震方還對《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部分內容進行合併與改寫。「說鈴本」將「華鄂堂集本」性質相近的兩篇，如《沙線》和《礁嶼》、《戶役》與《賦稅》、《學校》與《選舉》都合併為一篇。又將《列女》《人物》《宮室（園囿寺觀附）》等篇目刪除後，將林謙光對陳永華之女、禮官鄭斌之女、寧靖王朱術桂與妻妾，亦或是洲仔尾的描述等內容，挪移至《沿革》篇的相關文句內。
值得注意的是，吳震方在編纂過程中大幅裁減《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文字內容，對該書形成嚴重的割裂。首先，吳氏將《山川》篇中對南路、北路的山嶽名稱由來與景觀描述皆進行簡化或刪除的處理。其次，將有關少數民族各社的地理分布位置，其與山嶽、河川的相對關係等的描述全部刪除。再次，刪除了部分人名。例如將明鄭時期一府二縣的「府尹楊朝棟、天興縣莊文烈、萬年縣祝某」，以及將鄭經改置二州的職官「天興柯平、萬年毛恆」等人名都直接去除。最後，刪去了施琅抵台期間有關台灣職官制度與行政制度如何運作的描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下旬，施琅攻克澎湖。八月十三日，施琅便率師抵達鹿耳門。從《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可以看到，在十一月施琅班師凱旋前，曾委派線一信為巡海道、吳啓爵為總兵、鄭第先署理台灣府印，在台灣施行武官治理。因為吳震方將《職官》整篇割捨，這些記載也被刪去，讓正處於棄留之議時期的台灣行政制度未能流存於世。凡此種種，無疑偏離了林謙光原先的書寫脈絡，吳震方縮減篇幅版面的意圖甚為明顯。
吳震方又將《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各縣轄下所詳細羅列的坊、里、街、鄉、社等行政區域名稱，以粗糙的計算方式呈現為統計數值，卻又因地名句讀錯誤，使得相關數值不符合原意。例如鳳山縣轄下的行政區域，吳震方簡略摘要統計為「六里十四鄉二十餘社」，其中「十四鄉」在「華鄂堂集本」明確記載為：「鄉之名曰瀨口、鹽埕、凹底、竹戶、半路竹、烏樹林、鯽仔潭、濁水溪上莊、下莊、阿嗹甲、後紅仔等處」，實際上應共計11鄉。吳震方載明的「二十餘社」在「華鄂堂集本」中翔實列出赤山仔社、上淡水、下淡水、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加洛堂、郎橋、麻漢文社、阿猴林社、搭樓社、傀儡社、卑南覓社，共為13社，吳震方應是憑借閱讀的概略印象，便摘錄此一文句為「二十餘社」。同樣的情形，吳震方有關諸羅縣所轄「四里、十四鄉、四大社」的記載，也有句讀和統計上的錯誤。據「華鄂堂集本」：「鄉之名曰：新港東、新港西、加茇仔、佳里興、赤山仔、大排竹、上加東、下加東、南世竹、大龜肉、龜佛山、覆鼎山、鹿仔埔等鄉」，應共計13鄉。由於吳震方誤讀了林謙光《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內容，造成後續研究者未能精確理解清初鳳山縣行政建置的情形。
此外，吳震方亦有將地名「安平」誤植為「平安」，或是將台灣鹽的出產地由「瀨口」誤植為「淡水」。或是將施琅攻台之際，清軍燒毀鄭軍的船隻數量由36艘減為26艘，以及施琅揚旗入灣的時間由八月三日誤植為八月二日。依據《靖海紀事》，施琅攻台是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開駕進發，十三日到台灣鹿耳門。從檔案史料來看，林謙光的記載雖然不一定準確，但也和吳氏所述不同，不知吳氏誤植的依據為何。
《說鈴》各類書籍並不是簡單地「收錄」於叢書中，而是經過吳震方的刪除、合併、挪移、摘錄、誤植等編纂過程後才放入叢書內，編纂過程中產生了不少錯誤。因此，《說鈴》叢書中的各類書籍在運用上必須特別留意。吳氏刪除地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繪制地圖比撰寫文章需要更複雜的技藝，兼且刊印圖版需要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所以出現「存文缺圖」的出版方式。再者，吳氏對於內文以合併、刪減為主的方式進行修改，應該是為了節省製作成本，因此出現「內文裁併」的編輯手法。第三，吳氏在版面排字上較《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字數有所增加，應該也是基於對書價成本的商業考量，才有「版面增字」的出版現象。最後，亦和康熙中後期出版業的復興，叢書出版頗受書籍市場歡迎所致。吳氏在《說鈴》叢書中蒐羅各種文人筆記、各類異聞小說，內容涵蓋歷史典故、志怪異聞、殊鄉風俗等，以套裝販售、價格實惠的方式，熱銷一時。吳氏編輯書籍的手法以及出版叢書的銷售方式，形成蔓延至今仍以「說鈴本」為主流的《台灣紀略》知識體系。
三、《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與台灣地理知識之遞嬗
僥倖留存在上海圖書館的《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是一本較為貼近林謙光著書原意、體例與內容的版本，其內容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理知識信息。
（一）文字描述中的人文地理與沿革地理知識
《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內文中最為明顯失實的地理知識，是在概括諸羅縣的管轄範圍時記載：「自台灣府起，至雞籠城止，共五千三百五十里。」若比對約略同時的蔣毓英與高拱乾《台灣府志》的記載：「北至雞籠城二千一百七十五里，南北延袤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數據差距甚大。觀察林謙光撰寫5350里的道路里程之描述，是由赤嵌城途經諸羅山、半線、竹塹社、南嵌社等各社直至雞籠城的道路間距合計而來，將其重新加總統計後的數值為2321里，此處應是林謙光筆誤所致。因為林謙光在序文中也提到台灣周長「三千餘里」，但2321里這個數值仍然和《蔣志》《高志》的2315里稍有不同。
《蔣志》與《高志》的2315里應是源於沈光文（1612-1688）的考察資料。沈光文在1680年代曾撰寫《台灣輿圖考》一書，是他在台多年親身實地考察的成果，也是康煕時期重要的台灣輿地典籍。此書現今已然佚失，但在應該是沈光文撰寫的《平台灣序》中提到：
至於幅員之廣大也、道里之延袤也……北路通計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過江十五里淡水城、三十里奇枹龜侖社、六十里內雞州、六十里大屯社、四十里小雞籠、跳石一百五十里金包裡外社、十里金包里內社、跳石二百里雞籠頭、過江二十里雞籠城。
上述內容應是依據其自身撰寫的《台灣輿圖考》而闡述。《平台灣序》或《台灣輿圖考》等內容，顯然是《蔣志》《高志》所述「南北延袤二千三百一十五里」、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六《附紀彭湖台灣》、《福建通志》增補的《台灣府三縣圖》的參考來源。林謙光《台灣紀略》應該也參考了《平台灣序》等文，但為何里程總數多了6里？考察二書的內容差異，林謙光是寫「六十六里至內雞州」，而沈光文等人撰著的其他書籍皆是記載為「六十里內雞州」，應是林謙光或是刊刻匠人的魯魚亥豕之誤。
有關沿革地理，《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描述約有二點值得注意。第一，為1680年代行政衙署的機動設置情形。諸羅縣典史廳在《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記載於「諸羅山」，而《蔣志》則是載明為「佳里興」；諸羅縣的巡檢司在《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是記載在「半線」，而《蔣志》則是載明為「佳里興」，顯示清朝自康熙二十三年以來，治理台灣的衙署設置，採取一種靈活調整的制度。諸羅縣的典史廳與巡檢司的南遷，也說明半線至諸羅山之間的區域，設官治理不易的情形。第二，反映了明鄭時期的里鄉行政制度。清初台灣、鳳山與諸羅三縣的建置沿革，過去是透過《蔣志》，認識到城市以內以「坊」和「街」進行城市治理，城外的轄區則是以漢人居住的「里」和少數民族居住的「社」進行管理，里以下是否有明確的行政單位則並不清楚。「華鄂堂集本」除了和《蔣志》同樣提及台灣縣設有14里，還能夠進一步看到里之下另轄有6鄉，即上港岡、中港岡、大鄉洋、小鄉洋、紅毛寮以及舊社口等鄉。鳳山縣則設有11鄉：瀨口、鹽埕、凹底、竹戶、半路竹、烏樹林、鯽仔潭、濁水溪上莊、下莊、阿嗹甲、後紅仔。諸羅縣轄有13鄉：新港東、新港西、加茇仔、佳里興、赤山仔、大排竹、上加東、下加東、南世竹、大龜肉、龜佛山、覆鼎山、鹿仔埔等鄉。里鄉制度是明鄭時期施行的地方行政區劃，「華鄂堂集本」在沿革地理上的論述較為清晰，得以概見明鄭時期以來里鄉行政制度的大略樣貌。
（二）附圖的地理知識
美國學者何谷理（Robert E. Hegel）較早指出明清時期書籍內容中版畫插圖的重要性，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曾透過分析17-19世紀清朝的大量地圖，呈現台灣逐步進入清朝版圖以及清朝對台灣地理知識增長的過程。延續鄧津華的地圖分析，可以發現《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附圖在地理知識方面的意義與重要性。
方志地圖由於刊刻方便，具有體積較小、刊行數量多、流通較廣、延續時間長等特點，在信息落差明顯的傳統社會，較為準確地反映了地方官員和士人的整體地理知識水平。同時方志地圖的簡要與直觀等特點，有利於外派官員及其施政團隊迅速掌握地方大勢，瞭解管轄區域的範圍與責任歸屬，有其高度的實用性質，具有方便閱讀、研讀時間少等優勢，是一種易於上手的高效率圖像資料。清代官方最早繪制的台灣方志地圖，夏黎明認為是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通志》所收的《台灣府三縣圖》。但當時台灣剛納入版圖，《台灣府三縣圖》並未及時收在康煕《福建通志》最初版本內，遲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一月二十九日因為開館纂修《一統志》，才有御史上疏：「適台灣、金門、廈門等已屬內地，設立郡縣文武官員，請敕禮部增入《通志》之內。」之後才議准增補到《福建通志》內。是故此圖繪制時間應非《福建通志》首次刊行的康熙二十四年，最早增補的時間應該在康熙二十五年以後。過去認為較為可靠翔實的清初台灣方志地圖是康熙三十五年刊行的高拱乾《台灣府志》附圖，然而若是審視康熙三十年林謙光《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所附的《台灣府全圖》《澎湖全圖》（以下分別簡稱《林台圖》《林澎圖》），與高拱乾《台灣府志》所附《總圖》《澎湖圖》（以下分別簡稱《高台圖》《高澎圖》），不難發現兩者相似程度甚高。蘇峰楠就認為《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附圖與高拱乾的地圖共享相同的製圖脈絡，但尚未判斷二者的先後關係。
《林台圖》與《高台圖》兩圖的編排方式皆由四幅分圖所構成，而《林澎圖》與《高澎圖》都是由兩幅分圖構成。這幾幅圖皆是「以東為上」。依據明代鄭若曾（1503—1570）所雲：「中國在內，近也；四裔在外，遠也。古今畫法皆以遠景為上，近景為下；外境為上，內境為下。」以遠、外為上的畫法，為後世繪圖者所遵循，成為傳統寫景式地圖的經驗性方位原則。說明兩志附圖以東為上的方位考量，是出於中央山脈以東為遠、為外的考量。李孝聰的觀點同樣值得參考，李氏指出地圖方位以陸地在上的繪制方式，是因為從船上望向陸地，服務於沿海航行之用。兩種觀點可以相互補充，顯示兩志附圖的構成，是以使用者的方位基準出發。
就繪圖技法而言，《林台圖》與《高台圖》在自然景觀的表現上，示意河川蜿蜒的曲折線條極為吻合。在圖狀式的符號上，無論是山脈走勢、樹林疏密，還是島嶼礁石大小、位置、數量及形狀上，都極為類似。《高台圖》普遍較《林台圖》的繪制更為精細，尤其表現在山勢、鯤鯓等地貌上。在人文景觀上，兩者都承繼了明代大多數方志地圖的畫法，諸如點狀式的交通路徑交相重疊，且都沒有繪制明確的疆界線條。兩圖對淡水城、安平鎮城等城池的表現方式也頗為相似。兩圖的淡水城皆是繪制為中國傳統城池圖像符號，顯然皆未親身前赴淡水、雞籠等地查探，否則該城西式城堡的特殊建築形態，應會如《林台圖》安平鎮城（又稱台灣城、熱蘭遮城）一般，用西式城池的圖像符號加以繪制。最後，在文字注記表示上，《林台圖》與《高台圖》的「蛤仔灘」等文字，同樣以「蛤仔」與「灘」的方式分開注明在第三、四幅分圖上，又或是特別標注如石門、旗竿石等特殊景觀皆如出一轍。《高澎圖》與《林澎圖》同樣會在澎湖群島內的港灣、島嶼之間標明有「沈礁」等航行必須留心的特殊地貌。以使用者為導向的情形，也反映在文字注記的書寫方向，《林澎圖》與《高澎圖》同樣會依據船隻航行路徑的變化調整文字的書寫方向，具有強烈的實用性質。
至於二者之間的先後關係如何辨別，可以由《林台圖》與《高台圖》的內容差異進行比對得知。《高台圖》在空間佈局上有明顯差異。《高台圖》的繪制者將澎湖群島畫得非常貼近台灣本島，在空間比例上誇張地縮短兩者之間的距離，從《高台圖》還可看到澎湖群島上的天妃宮、澎湖巡檢司衙門。繪制者應有其目的，因為澎湖群島最初隸屬於台灣縣管轄，此幅高拱乾名為《總圖》的地圖，可以概括台灣府的整體行政轄區，顯得更為名實相符，能夠更直觀地感受行政轄區的整體範圍。高拱乾應是以《林台圖》為底圖，參考《福建通志》的《台灣府三縣圖》作的修正。另外，與《林台圖》相比，《高台圖》放大南台灣的空間比例，將府城區域的比例略微縮小，使地圖更符合實際的地理空間，也應是《高台圖》以《林台圖》為底圖進行的調整。
《林台圖》與《高台圖》內容方面的差異，在以台灣府城為中心的區域最為明顯。《高台圖》相較於《林台圖》增加了一些官方建築，對建築細節的繪制也更為繁復。就衙署設置而言，《高台圖》在縱貫道路的西側增加了海防廳衙門。軍事建築方面，則是將右營、左營及中營等軍營移除，改為刺竹圍繞、四門防守的「總鎮營盤」；在安平鎮城的西方則增加了「水師協鎮府」之副將衙門，又在台廈道衙門的東南方增加了「演武亭」，作為綠營軍隊操演的場所。教化建築方面，《高台圖》增加了山川台、府學等教化建築。1685年《福建通志》補刻本《台灣府三縣圖》已標明「文廟」，《林台圖》則除了澎湖天妃宮外，未繪制任何教化建築，即使是自身的辦公場所—府學亦不例外。在繪制細節上，《高台圖》相較於《林台圖》，對台灣府衙門改以二重檐表示，道台衙門除了增加註明為「台廈道」，更以二進三間的建築符號表現，總兵衙門同樣改繪制為營盤內的二進式建築。又或是《高澎圖》在《林澎圖》的基礎上將東吉等島嶼的形狀與線條略為修正，使其樣貌更符合實際輪廓。
美國漢學家余定國（Cordell D.K. Yee）認為，無論是地圖上的線條符號或是文字注記，皆隱藏著繪圖者或統治者的思維。《高台圖》明顯較《林台圖》更加具有等級位階的政治思維。綜合來看，《林台圖》由於將衙署、軍營安排的過於緊密，彼此之間相對空間位置較有誤差；《高台圖》將中營、右營、左營刪除，並更為合理地配置各個衙署、軍營、學校和壇廟間的空間方位，說明《高台圖》不僅是單純的摹繪，而是有所改良。（參見圖1、圖2）
兩志所附地圖在文字注記上略有差異。如《高台圖》在《林台圖》的基礎上，在半屏山與萬丹湖之間增加了「打鼓山」，補充自然地理景觀；又如《高台圖》將「凹底山」由橫向寫法改為直向書寫，更為符合使用者實際的空間移動體驗；還有將「南崁溪」標記在更為貼近河口的位置，將雞籠城下方的「旗竿石」位置稍微向下挪動，等等。或是《高澎圖》將《林澎圖》如後袋仔、西垵仔、凌波嶼、布袋嶼、屈爪等島嶼文字位置略為調整，以便於閱讀。最後，《高台圖》將《林台圖》的「番城」（又稱普羅民遮城、赤嵌城）更名為「赤嵌城」，將「加洛堂」更名為「加洛社」，後者具有更直觀呈現該地是少數民族部落的作用。
《林澎圖》應可定位為清代最早以澎湖為主體繪制的全圖，有其開創性意義。比較《林澎圖》與《高澎圖》的差異，以人文景觀變遷最為鮮明。首先，《高澎圖》繪制了「澎湖司」，增加澎湖巡檢司衙門的位置，對於官衙信息掌握更為整體全面。其次，《高澎圖》還將《林澎圖》「協鎮府」的位置向上挪移，在衙署符號的繪制上，愈加精緻，使得衙署規模看起來尤為恢宏。最後，在文字注記上，《高澎圖》將《林澎圖》的兩行書寫形式改為單行書寫，排版上較為美觀，從中同樣可以看出高拱乾對於林謙光地圖的改良軌跡。
《高台圖》在改良過程中也有疏漏之處。《高台圖》在雞籠、淡水一帶，包括山勢、交通路線，均較《林台圖》有所缺漏。在台灣最南端的沙馬歧頭、跳石等處，既未作文字注記，也未繪制最末端的交通路線。另外，《高台圖》在台灣最西端少注記了「海翁堀」。尤為嚴重的是，《高台圖》未將《林台圖》台江內海的「鹿耳門」以文字注明。鹿耳門形勢險要，是進出台灣府城重要的自然地貌，《高台圖》文字標記中缺失重要地名，顯示《高台圖》在增補過程中仍未臻完備。
（三）「圖文互參」下的地理知識
方志的地理知識首重「圖文互參」，以期達到「虛實相資，詳略互見」的作用。將《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附圖與文字交互參照，才能完整地呈現當時的地理知識。例如《高台圖》在縱貫道路的東側增加了台灣縣衙門的建築符號，《林台圖》則沒有繪制。就「華鄂堂集本」內文記載，「台灣縣署與縣丞廳俱在東安坊之中軍營」，與《蔣志》《高志》內文一樣，皆是坐落在東安坊，而非沒有建立台灣縣衙門。又，林謙光對於鳳山縣的行政里制描述，相較於《蔣志》缺少了「依仁里」，但在其附圖之中仍然繪制了依仁里，應可判斷並非行政轄區的更動，而是林謙光在內文中有所遺漏。
必須注意的是，方志地圖的主要繪制目的，是為了掌握地理形勢和便於地方治理，透過方志的「圖文互參」，才能明瞭地圖上文字注記的真實意涵。例如《林台圖》在諸羅縣區域內以文字標記有赤山仔、龜佛山、覆鼎山，僅從這張地圖上看，很容易解讀為自然地貌，但結合「華鄂堂集本」的《坊里》內文可以知悉，實則亦指涉一個鄉級行政區域，在地圖上實則應該解讀為赤山仔鄉、龜佛山鄉、覆鼎山鄉。又如《林台圖》在鳳山縣區域文字注記濁水溪，結合「華鄂堂集本」的《坊里》內文也可以看見鳳山縣設有濁水溪鄉，濁水溪鄉應是傍鄰濁水溪而命名，若是僅依賴地圖而不參照方志內文，容易誤讀是溪流的文字注記。此類貌似自然地貌、實則可能對應行政區劃的文字注記，必須佐證方志內文等其他史料，才能確定其指涉意涵。
在《林台圖》中台灣縣部分，大香洋、小香洋、上港岡、中港岡等地名，也容易直觀認為是漢人村落或是自然地貌，但實際上參照方志內文也應該視為是一種行政轄區的表達，亦即是大香洋鄉、小香洋鄉、上港岡鄉和中港岡鄉。該圖台灣縣的部分尚有「舊社」的注記，亦容易誤認為是少數民族部落的舊址，但參照《坊里》內文同樣可以領會繪圖者是在表達此處是台灣縣的舊社鄉。
地圖上展示的不僅是各種自然地貌，更是一系列與治理「番」民事務、衙門公務或軍備防務等相關的政治符號。詹素娟解讀《康熙台灣輿圖》時指出，少數民族的「社」可以指涉特定村落的「實體社」，也有作為地域連帶或治理單位的「虛擬社」，其成立都是基於國家統治的需要與便利，具有深層的政治、經濟意義。易言之，地圖上看似為漢人自然村落、少數民族聚落的地名，實則可能是繪圖者在展示地方治理下的行政轄區，意欲觀圖者（即外派台灣的文武官員及其施政團隊）更迅速地掌握地理形勢與行政轄區之概貌，以期達到按圖施政、按地施治的效果。凡此種種，皆可說明方志「圖文互參」的閱讀方式，能夠避免單獨閱讀各類國家輿圖上的文字注記時可能產生的誤解，可以進一步和各類國家輿圖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總體而言，林謙光《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附圖是清代台灣少見的私修方志地圖，其中的《澎湖全圖》應可定位為清代最早以澎湖為主體繪制的全圖，有其開創性意義。高拱乾《台灣府志》的《總圖》與「華鄂堂集本」《台灣府全圖》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應是參考《台灣府全圖》繪制而成。過去認為康熙至雍正年間的方志地圖承襲自高拱乾的《總圖》，實則應是源自「華鄂堂集本」的《台灣府全圖》。在該書序文中，林謙光提到：「光以眇然末吏，涉波濤、歷重洋，而敷仰天子之文教於今三年矣。廣諏博採，謹述一二，俾採覽者得以悉心考究、踵事增華。」廣諏博採的圖資來源，最有可能是來自沈光文《平台灣序》等文和今已佚失的地圖。易言之，《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的文字內容銜接了由明鄭時期至清初人文地理與沿革地理等知識的連續過程，附圖內容則具象展示新近納入王朝治理下的海疆版圖，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四、結語
康熙二十六年來台擔任首任台灣府儒學教授的林謙光，在任期間撰寫《台灣紀略》，是現今研究者建構清初台灣社會圖像經常引用的文獻。《台灣紀略》版本種類較為繁雜，目前流行的《台灣紀略》源自「說鈴本」，而「說鈴本」是經由吳震方的刪除、合併、挪移、摘錄、誤植等編纂過程才放入《說鈴》叢書內，編纂過程中產生了不少問題。吳氏可能出於商業考量，採取了「存文缺圖」「內文裁併」「版面增字」等編輯手法，對《台灣紀略》加以刪改。吳氏的編輯手法以及叢書出版的銷售方式顯然在書籍市場上甚有成效，因而形成綿延至今仍以「說鈴本」為主流的現象。
考辨版本間的差異後，以庋藏在上海圖書館的《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最貼近作者原意。該版序文與附圖，皆說明《台灣紀略》具有展示王朝版圖、介紹地理新知等功能。其文字內容銜接了由明鄭時期至清初人文地理與沿革地理知識的連續過程，其中包括明鄭時期的里鄉行政制度、施琅攻台時的軍事行政治理，以及清初行政衙署的靈活設置等情況。「華鄂堂集本」附圖更是清代台灣少見的私修方志地圖，與最早的方志地圖—官修《福建通志》的《台灣府三縣圖》交相輝映。通過對比高拱乾《台灣府志》的附圖與「華鄂堂集本」附圖，可知兩者之間有明顯的傳承關係，高拱乾應是摹繪《台灣紀略》附圖略加改良而成。過去認為康熙至雍正年間的台灣方志地圖，承襲自高拱乾的《總圖》《澎湖圖》，實則應是源自「華鄂堂集本」的《台灣府全圖》《澎湖全圖》，而林謙光的圖資來源應是參考了沈光文《平台灣序》等文字和今已佚失的地圖。《台灣紀略》「華鄂堂集本」通過圖文互參的閱讀方式，展現的地理知識信息，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本文原刊《台灣歷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