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俞樾致徐琪未刊書札一通考釋
俄藏俞樾致徐琪未刊書札一通考釋
靳亞萍 肖鴻哉
摘要：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東方文獻中心所藏的《明清名家書札詩稿》中，存有俞樾致徐琪的未刊書札一通。經考證，此札作於光緒十七年（1891）臘月二十一日，其內容不僅包括俞樾的日常生活細節及其與徐琪的詩文唱和，更涉及《春在堂雜文》《春在堂詩集》等著作的編刻及俞氏文章觀念、對中醫的態度等問題，是研究俞樾生平及詩文創作、學術思想的新材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俞樾 書札 交遊 刻書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學者。平生勤於著述，有《春在堂全書》（以下簡稱《全書》）近500卷，內容兼涉經、史、子、集。徐琪（1849-1918），字花農，浙江仁和人。工詩詞，善書畫，著有《粵東葺勝記》《日邊酬唱集》等。徐琪是俞樾的弟子，兩人關係甚佳，書信往來最密。這些書札反映出，二人除了以美食玩好互贈，分享生活近況外，還經常互寄詩文彼此品鑒，時亦涉及重要的學術內容。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東方文獻中心所藏的《明清名家書札詩稿》中，存有俞樾致徐琪的書札一通，係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舊藏。此札目前尚未刊布，是我們瞭解俞樾日常生活、詩文創作及學術思想等相關情況的新材料。
一、書札謄錄並考釋
花農仁弟館丈惠覽：
呂紀赴粵帶上信件，知已照入。嗣得到粵電音，又托上海文報局寄上一函，未知已達否？得初五日手書，並以賤辰儷詞致祝。遠在天南，猶記憶及此，不徒見愛我之真，而亦可見吾弟事煩而心暇。即此精神淵著，八面俱圓，可知衡鑒公平，一塵不蔽。感荷之余，更欣欣佩服也。又承以庾嶺梅花一枝見贈，展讀佳章，與羅浮春色俱來，幾案之間，頓為生色。輒奉和二首，用酬雅意。詩雖不工，而事則甚韻，已錄入集中矣。兄近將去今兩年詩寫付手民，刻作第十三卷。詩頗不少，年內未能刻成，俟明春印釘齊全再當奉寄也。
尊意擬縮刻《茶香經說》，此事甚愜下懷，至縮刻《全書》則工費太巨，不妨俟吾弟出任封疆以後也。惟拙刻中有不甚愜意者，如《春在堂雜文》初刻止二卷，蓋承《賓萌集·雜篇》而刻之，其時文本不多也。乃此後虛名日甚，求文者日多，於是有《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而《初編》乃止二卷，頭輕腳重，不稱矣。而檢閱亦頗費事。吾意擬重為編次，序則歸序，記則歸記，碑傳則歸碑傳，合四編而一之，題曰《曲園雜文纂》，並近時所作未入四編者而亦併入之。散文雖不高古，然較之貌為桐城派者，實稍勝一籌；視小倉山又稍似謹嚴，微有根柢。老弟如先縮刻此種，亦可風行一時。如果有意，兄當編次寄呈也。
又《詩編》分年而錄，不待更張，然亦有小小未愜者。每卷冠以「某某編」，而以「春在堂詩編幾」刊於下方，此乃泥漢人大題居下之例。爾時識見未宏，頗多拘泥。其實拙書非止此一種，他種不然，何獨於詩而必法古乎？兩《雜纂》亦是大題在下，此則無妨。如吾弟為縮刻之，卷首竟大書「春在堂詩編第幾」，下用小字注明自某年至某年，豈不老實乎？尊意以為何如？筆便奉商，毋固毋必。
尊夫人喉患，想偶然感受風熱所致，不足為患。如或有時舉發，兄處有急救喉症散方，在吳下施送極驗，今當以方寄上，在粵配合，亦可送人。羊城藥料較他處殊佳，兄每年由信局寄買，不下百元也。吾弟所患白癜知已就愈，甚慰。前次所寄各方皆從《本草綱目》及《圖書集成》中鈔出，未經試驗，其效否不可知。如需用，當希酌之。
廣東新會縣出茅筆，乃白沙先生之遺法也。先生詩所謂「茅龍飛出右軍窩」，即詠此筆。兄處有二三管，可以作盈尺大字，若再大則嫌單弱矣。吾弟行部所至，請為物色之。如有極大能作數尺字者，又有極小能作徑寸字者，請購數枝見惠。《廣東新語》中有一則言及此筆，未知案頭有其書否。在粵言粵，此書不可無也。
兄近頗安善，每頓吃一茶杯飯，但零落輔牙只存八個，諸物皆不能咀嚼耳。日前為劍孫之子篆玉辦喜事，明正又遣嫁許氏二外孫女即子原次女，嫁王氏長外孫，即在吾家作女邊。而許氏大外孫春郎明年娶婦，子原又托在蘇州制備衣裙，兒婦輩日不暇給，亦算喜事重重也。一笑。
手肅，敬頌文安，順賀年禧，統惟惠照不宣。
愚兄俞樾頓首。
尊夫人以下均此，兒婦輩均侍叩。
臘月二十一日。
二、書札繫年
書札已注明寫作時間為「臘月二十一日」，唯年份不明，現結合此札與《詩編》的具體內容，並參驗前後諸札，考其時間如下：
如前文所述，題為《花農度大庾嶺，有早梅迎馬首而開，折一枝見贈，並媵以詩，次韻酬之》（下簡稱《花農度大庾嶺》）的二首七言律詩，正與札中「又承以庾嶺梅花一枝見贈……輒奉和二首」相應；這二首詩下有《花農途次又倒疊堪字韻見示，未有以報也，因寄書之便，走筆成此》（下簡稱《花農途次又倒疊堪字韻見示》）三首，其中「更煩吉語祝頤庵」句下俞樾自注「以十二月二日為余生日，駢詞寄祝」，與此札「得初五日手書，並以賤辰儷詞致祝」相應；「殘牙零落猶存八」句下注「余新又墮一齒，存者僅八」與「但零落輔牙只存八個」相應；「好事平章卻有三」句下注「新為姪孫箴璽娶婦，而許氏長外孫及二外孫女昏嫁之事，亦半由我處料量也」，與札中「日前為劍孫之子籌玉辦喜事，明正又遣嫁許氏二外孫女……而許氏大外孫春郎明年娶婦」相應。
由此可見，《花農度大庾嶺》《花農途次又倒疊堪字韻見示》與此札若合符節，可為繫年之參。《詩編》之詩分年而錄，二詩處卷十三「庚辛編」中，屬庚寅、辛卯（清光緒十六、十七年）二年之詩。且二詩處此編之末，前有《辛卯元旦試筆》一詩，則其當作於清光緒十七年之末。而此札與二詩內容一一對應，故亦作於此年之末，結合札末所注「臘月二十一日」，可知此札即作於清光緒十七年臘月二十一日（公曆1892年1月20日）。
明乎此，此札在俞樾書信中所處的位置，亦可明確。以《書信集》為例，其所收致徐琪的156通中，第31通有「得中秋日手書」「知初四請訓、十五啓節，想到粵在仲冬矣」之語，可知作此札時，徐琪尚未到廣東赴任。而此札云「嗣得到粵電音」，顯然在其後。此札言「尊意擬縮刻《茶香室經說》」，第32通稱「初擬縮刻拙著《茶香室經說》分貽士子，今則改縮刻為翻刻」，則此札當在第32通之前。故當繫於《書信集》的第31、32通之間。
三、學術價值
從上文可知，此札不僅呈現出俞樾和徐琪之間贈花祝壽、詩文唱和、編刻著作、問藥購筆等交往細節，還反映出俞樾晚年的身體狀況和生活狀態。是研究俞樾晚年生活及其與弟子之間交遊狀況的重要史料。具體而言，其中關於俞樾著作編刻情況、文章觀念以及對中醫的態度等方面的內容，則具有更重要的學術價值。
俞樾一生勤於著述，有即時刊刻自己著作的習慣。此札的價值之一，在於對俞樾刻書細節的呈現。由「輒奉和二首……已錄入集中矣」「兄近將去今兩年詩寄付手民，刻作第十三卷」，可知俞樾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詩稿按時間順序即寫即收。《詩編》即作即錄、隨編隨刻，《雜文》亦是如此。
即作即錄、隨編隨刻固然有實時保存文獻的效用，但也難免會因前後失察而出現重復，又或因刻非一時而出現體例不協、分卷不均等問題。此札所論，正關乎之前所刻著作的一些不愜意之處。徐琪有意縮刻《全書》以贈士子，俞樾則就已刻成之四編十九卷本的《雜文》和十三卷本的《詩編》指出了一些「不愜意者」。前者由於隨寫隨刻，導致各編體量分配不均，甚至出現「頭輕腳重」的情形。有鑒於此，俞樾希望在縮刻時按文體重新編次，「序則歸序，記則歸記，碑傳則歸碑傳，合四編而一之」，以省卻翻檢之勞。然從今之《雜文》刻本面貌來看，該書仍然保持著原有的體例（後刻的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六編補遺六卷亦如此），欲改而未改，不知是否因晚年家境不佳所致。而徐琪之後的仕途亦不如人意，未能如札中所言「出任封疆」，重編翻刻之事抑或因此而擱淺。而按時間編次，雖體量有所不侔，然各編內部基本仍是按記、傳（墓誌）、序的次序編排。從數量上看，因實用而見求的傳與序顯然遠多於記。若按文體編次，各編數量仍然懸殊，那麼俞樾之所以欲改而未改，又或有此考慮。《詩編》的不愜意處則體現在題名方式上，《全書》中惟《詩編》與兩《雜纂》循漢人大題居下之舊例。為求體例一貫，俞樾擬改為大題居上，小題居下，以合《全書》通例。然由今存《詩編》刻本觀之，這一想法亦未能得到落實。
其次，札中俞樾對自己和時人文章所作之評語，對研究俞樾的文章觀念亦有較大價值。其稱：「散文雖不高古，然較之貌為桐城派者，實稍勝一籌；視小倉山又稍似謹嚴，微有根柢。」「小倉山」即袁枚。袁氏素來重辭章而輕考據，而俞樾則是清末考據學的代表人物，二者相較，俞樾自然「謹嚴」而「有根柢」。而其所批評之「貌為桐城派者」，則有其所指，這在俞樾為他人文集所作序文中多有體現。如《趙子玉文鈔序》云：「近世以來，論文者率以桐城為文家正軌。夫桐城一派，誠謹嚴有法，然必執是以繩天下之文，則非通論也。」「世之自托於桐城一派者，貌為高古，實則空疏；貌為清真，實則枯澀。」此處俞樾承認桐城派文章可法，但又認為這並非天下文章的唯一標準。同時，他又對近世之“自托於桐城一派者”提出了批評，認為他們文章空疏而乾澀。在《寄鴻堂集序》中，俞樾又稱：「至本朝，文治昌明，桐城方氏、姚氏諸先生出，始有以起明代之衰，而追及於古之作者。故論文者必歸桐城，亦猶言詩者必歸新城也。李孝曾先生為姚姬傳先生門下高弟，同時如陳碩士、梅伯言諸君，皆推重之。其所為文，原本經史，抒寫性真，粹然儒者之言；而結體謹嚴，選詞雅潔，無叫囂之氣，無滌濫之音，是真姬傳先生之嫡派，而嘉慶、道光間，東南古文家一大宗也。」既肯定了桐城派起明代之衰的歷史功績，又正本清源，以姚鼐弟子李孝曾文章為例，總結了正宗桐城派文章的特點。這也隱含了對近世之「貌為桐城派者」的批評。本札既涉及俞樾對袁枚和近世以來「貌為桐城派者」文章的批評，也是對其所作散文的一種自我評價，對於俞樾文章觀念的研究而言，有較大價值。
再次，此札還反映出俞樾對中醫的態度。以往研究中，俞樾多被視作近代史上反對中醫的第一人。近來不少文章已修正了這一觀點，從「廢醫說」轉為「起醫說」、「醫藥說」，指出俞氏並非否定中醫的效用，而是不滿於世俗之庸醫。從此札中也能看到，俞樾常從《本草綱目》等古書中抄藥方，並按古方配藥治病。其中不乏靈驗的良方，如札中提及的「在吳下施送極驗」的「急救喉症散方」。凡此種種，足以表明俞樾對中醫古方的認可，亦可為「醫藥說」提供佐證。
綜上，此札不僅可為現有的俞樾書札整理成果補遺，補充其與徐琪二人交往的細節，還可呈現出其刻書活動等內容，反映其文章觀念和對中醫的態度，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隨著不同版本《俞樾全集》的相繼問世，可以發現，雖然俞樾保存下來的日記為數不多，但因其詩文創作畢生不輟，與友朋之書札交往頻繁且多保存完好，這些詩文、書札庶幾可補日記缺失之遺憾。俞樾的日常生活、學術活動等方面的更多細節，亦可從此類文獻中繼續發掘。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藏中文古籍的調查編目、珍本複製與整理研究」的階段成果之一，批准號（16ZDA180）。
本文原刊於《漢學研究》（總第三十六集 2024年春夏卷），學苑出版社，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