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反被聰明誤
聰明反被聰明誤
沈津
讀去年一份收藏類雜誌，有西安某君寫的一篇《收藏印的妙用》，說的是他如何利用版本鑒定知識，根據某書上的藏書印來判斷抄本年代的事。文中說：「坐落於唐長安實際寺舊址的西北大學圖書館以藏書豐富聞名，特別是館中珍藏室所藏數百種珍貴善本書籍更為人稱道。其中有一部書叫《五國故事卷下•安祿山事跡》，因係手抄本，有些內容不為他書所載，故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數年前，國務院古籍領導小組曾電函西北大學圖書館，指出原先認定此書為明代抄本的證據不夠，要求作以補充。圖書館古籍部負責人就問我有什麼辦法，我說可以從收藏印入手鑒定抄本年代。」於是某君從書上找出兩枚印章，一是「孫胤伽印」，一是「孫江之印」，並從《中國古人名大辭典》（應為《中國人名大辭典》)中找到二人簡歷，認為「既然孫胤伽、孫江二人是明代人，則蓋有他們收藏印的《安祿山事跡》自然是明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手抄本了」。他還說：「通過收藏印，我們斷定了一本手抄本的年代。看來，印章的妙用還真不少呢。」在古籍版本的鑒定中，稿本、抄本、校本較之刻本要難，過去開舊日書店的老闆們最怕看抄校稿本了，認為最為頭痛。因為，一個看錯，或偶然的失誤，就會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將明抄本看成清抄本，將名人批校看成一般人手筆，或是將重要稿本當作小稿本處理，這樣一來，價錢上失落很多，虧就大了。那時候，誰不想多賺幾個錢呢？（現在更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上海古籍書店賣給上海圖書館的古籍圖書內，就有幾種沒有看出來，如黃丕烈跋的本子，價錢極低。至於收藏印，那內裡的學問也很多，一真一偽，價錢就不一樣。但是讀了上文，給我的感覺是鑒定抄本實在太容易了。
作者從藏書印查抄本之時代，這沒有錯，因為藏印是屬於版本鑒定的輔助條件之一，但不是決定條件，況且藏印還有真有假。作者僅憑印主去查《中國人名大辭典》，無非是證明明代有此二人，但又憑什麼來證明孫氏二印是真的呢？沒有任何一點證據。如果書上鈐有偽造的明初人印，在《中國人名大辭典》也可查到，那可否說抄本的時代應在元末明初，抑或又在宋代了呢？所以，略懂一點版本門徑者，如僅憑某條線索來鑒定版本，是很難判斷準確的。
文中短短的一段話，就有幾個錯誤。如：「因係手抄本，有些內容不為他書所載，故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抄本都是手抄的，有的抄本內容有價值，有的沒有什麼用，完全要看書來作判斷，至於抄寫的年代早晚，要根據字體、紙張以及其他輔助條件，包括藏書印等，來綜合判斷，絕不是幾句話可以講清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寫過一篇《抄本及其價值與鑒定》（已收入《書韻悠悠一脈香》中。整理者按，全文見上、中、下），舉過不少實踐中所碰到的例子。
又文中的「數年前，國務院古籍領導小組」云云，也不準確。時間上應是1980年，即二十七年前，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對該館藏《五國故事》的版本作「明抄本」有疑問，故發函西北大學圖書館，請求提供複印件以便鑒定。後來，應該是編委會的專家見到了西大館寄來的複印件後，認為這並非明抄本，而是一個很普通的清抄本，而且又是殘存一半，沒有什麼價值，不作善本，所以在初審階段就理所當然地刪去了，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以及正式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是沒有西大本此一款目的。遺憾的是，此文作者不知道，也沒有去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五國故事》為二卷本史部雜史類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僅六部，分別為明抄本（清鮑廷博校，清趙輯寧跋）、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李調元刻函海本（傅增湘校並跋）、清孫潛抄本、清抄本、清光緒翁斌孫抄本（翁斌孫錄，鮑廷博校，翁同龢跋），五種皆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又清抄本（清丁丙跋），藏南京圖書館。
某君作此大文，可能很想將他對版本的鑒定經驗寫出來，以供大家一起分享。雖然願望是好的，可惜所寫全部錯誤，大大誤導了讀者，這可是作者所想不到的。
2008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