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及其價值與鑒定（上）
抄本及其價值與鑒定（上）
沈津
在造紙術沒有發明以前，文字的傳播，有賴於竹簡，木牘和帛書。東漢時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使我國的文化事業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這個時期文章、書籍的流傳，全仗讀書人的手抄。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云：「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抄錄。」這是指印刷術未發明前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這些手寫的本子稱為寫本。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可見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人的作品都是靠傳抄而流傳於世。因此，探討這種手寫的本子在版本學上的重要性是很有意義的。
一
中國文字起源於象形，為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擴大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用的文化工具，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起極大的作用。經過歷代的變遷，中國文字先後經歷了籀、篆、隸、行、草和楷書的階段，而以楷書為最普遍，直至今天仍為通用字體，從現今傳世的手寫本子來看，多為楷書。而通過文字把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記錄出來，這就是圖書。于光遠同志說：「圖書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人類的文化能夠一代一代傳下去，很大程度上是靠書，人類的經驗如果寫成了書，那經驗就轉變成文化了，轉變成文化以後，\才能傳下去，才能推廣。」(1)
晉陳壽的《三國志》抄本殘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用紙抄寫的書。殘卷僅存吳志的部分，於1924年在新疆鄯善縣出土，共八十行，一千餘字。至1956年1月，又在新疆吐魯番盆地的一座佛塔的遺址中發現了另一《三國志》的殘卷，計四十行，五百餘字，皆為字體工整的楷書，亦即當時的書寫體，我們今天之為「寫經體」。
中國雕版印刷在唐代已逐漸盛行，但唐代書籍的流傳還是要靠一些書生手抄，這從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甘肅敦煌莫高窟遺書的發見可以證明。敦煌遺書為我國學術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這些起自晉末至宋初的三萬餘卷寫本圖書，都是寫在質細而厚的藏經紙上，包括了經史子集的許多內容，對於今天進行校勘、訓詁、輯佚均有極大貢獻。
敦煌遺書的價值已有一些專書敘述，筆者僅從遺書中極其豐富的古典文學資料略舉一二，以窺其大概。敦煌遺書中重要的有詩歌，曲子詞、變文和俗曲。1928年東方學會影印的羅振玉輯《鳴沙石室佚書》十八種，中有「唐人選唐詩」殘卷，存者為王昌齡、邱為、陶翰、李白、高適、李昂六家。其中全者七十一篇，殘者二篇。羅振玉曾以六家之傳世刻本校過，發現李昂詩，《全唐詩》載一篇而佚其二；王昌齡詩，卷中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僅三篇；邱為詩六篇、陶翰詩三篇，載於《金唐詩》者僅一篇；高常侍詩二篇，則今本一存一件，可見殘卷中唐代詩人之作品可補《全唐詩》等唐人集之不足。「殘卷中各詩今集本雖存而異同至多，篇題亦有異同，殆每篇中有數字。其尤甚者為李昂、李白與高適三家。如《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以殘卷校之中間少四句。李白『胡無人篇』殘卷無末三句，『瀑布水篇』（今本題作「望廬山瀑布」）則卷集全異者四句」。〔2〕由此可見殘卷不僅在文物價值上，而且在學術研究上都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當然敦煌卷子只是唐代文化的一小部分，而大量的史料卻未能傳世。
敦煌卷子之所以集中，是由於當時的唐代道士所專門收集。宋景祐二年（1035）西夏佔據了敦煌，莫高窟的和尚在逃難前，就把這些經卷和有益文書、繡畫等都藏在一個洞窟的複室裡，外面用泥壁封好，繪上壁畫，裝點得看不出痕跡。後來戰亂平息，和尚再沒有回來，這個秘室一封就是近九百年，直至1900年5月，藏經洞才被道士王圓籙等人所發現，後來這批經卷中有許多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走了。
或許有人認為敦煌卷子中的史料確是研究我國中古時代社會、經濟、文化諸方面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對明清抄本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在抄本中，宋元抄本傳世稀如星鳳，舊時藏書家偶得一帙即視若枕秘，輕易不肯示人。而明清抄本則是傳世抄本的大部分，而尤以清代所抄居大多數。這些抄本包括了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學者的各種著述，保存了我們祖先在文學、歷史等學科的許多文明，因此抄本得到了歷代藏書家和學者的重視。
藏書家和學者重視抄本是因為他們通過實踐認識到舊抄本接近原本，較之流行的刻本來說價值要高。宋佚名撰《楓窗小牘》:「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如此。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又如《愧郯錄》一書，清代藏書家黃丕烈謂原書及以後刻本皆缺去十頁，但是近人周越然購得清初抄本半部，其中就有所缺的十頁。張元濟先生在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時將此《愧郯錄》配全，彌補了向來的缺憾。明趙清常道人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是中國歷史以及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極其重要的文獻，被鄭振鐸高度評價的「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漢簡的出世的」，其中刻本六十九種，抄本一百七十五種，多為世人所不易得見的秘籍。從鄭振鐸寫的《跋脈望館抄本古今雜劇》一文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批雜劇填補了中國戲曲史上部分空白，使人們得知在元明時代尚有許多戲劇家的傑作。
繆荃孫輯清黃丕烈的《蕘圃藏書題識》和近人王大隆輯《蕘圃藏書題識續編》和《再續編》中對抄本多有敘述，現摘錄二條，略見一斑。黃跋《李群玉詩集》:「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抄本貴矣。」又說：「《澠水燕談錄》首冊及中冊上半，下冊末一頁，俱柳大中抄，即此可斷為殘本，然殘本已勝《稗海》本，知舊抄書最為可寶也。」按柳大中名僉，明正德時雲間人，《稗海》為明萬曆間商浚輯，所收多為唐宋人野史、筆記、掌故、瑣言之作。黃丕烈還說：「勿以世有刻本，而薄抄本。」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明人刻書，每喜憑主觀判斷改易古書，有時原本不誤，經過改易，反致錯誤。清初孫從添《藏書紀要》云：「若明版坊本、新抄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版、舊抄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細細讎勘，反覆校對，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為善本。」可見舊抄本對於坊間刻本、新抄本來說，是可糾正書中之謬誤的。
明清以來的藏書家除了重視宋元刻本外，對於抄本的位置有的也是放在明刻本的前面的。黃丕烈曾想輯他數十年來所見古書錄，將所藏者作為正編，所見而未藏者作為附錄，按宋、元刻、毛抄、舊抄，雜舊刻本的次序排列。這是按照版本的類別來分的。有的藏書家在圖書的分類上,甚至將抄本單列，另行分類，如清江憲（字千陂，號魚亭），他的藏書凡三千三百餘種，計放四十三櫥，其中第七至十三櫥皆置抄本。〔3〕常熟張月霄（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中收錄近千部書，而抄本竟有四百八十餘種。
明清兩代刊刻的叢書中，纂輯者出於「史志所載與夫藏書家所著錄名存而書亡者又何可指數。惟薈萃一編，俾有統攝，則諸子百家之撰述常聚也」〔4〕的意願，所以汲汲為叢書之刻。《知不足齋叢書》，清廷博輯刻，「全書三十集，都二百餘種，蒐羅之富，實罕其比，所輯各種或舊刻脫訛，而此獨完好，或中土久佚，而傳自海外，無陳陳相因之弊，且皆學者必需之書，,採輯之善，允推獨步。」〔5〕鮑氏所輯叢書中收錄了歷來藏書家僅有抄本而無刻本的圖書約六十種。《叢書》中第一種《御題唐史》二卷，即明抄本。至於像厲樊榭手抄元郭畀《客杭日記》葉石君手抄跋的宋王鈺《默記》一卷、何義門抄元白《湛淵靜語》二卷、柳大中影宋抄宋桑世昌《蘭亭考》十二卷、元俞松《蘭亭續考》二卷、
吳枚庵手抄元朱肱《北山酒經》三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善本。此外如錢氏述古堂、毛氏汲古閣、秦氏雁里草堂、謝氏小草齋的抄本也為歷來著名的抄本。除了鮑氏所輯刻的叢書外，其他諸如清乾隆間金忠淳輯《硯雲》甲乙兩編，計十六種，都是明人所著筆記小說，對明代文學藝術、生活習俗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用資料。此叢書中大部分為抄本。和金氏同時的盧見曾，也是名藏書家，他輯刻的《雅雨堂叢書》十三種，所收漢魏經說和唐宋筆記，多據名家抄校本。可見在許多叢書中，輯者都選用了較為罕見的抄本加以輯刻，保存了許多價值的圖書和文獻。
明代以來，藏書家每得有秘冊，即互為借抄，因此得以保存舊籍，有利傳承祖國文化，其中有的抄本還是藏書家本人親自抄錄。清朱彝尊《靜志詩話》云：「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秘冊相尚，若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玄敬輩皆手自抄錄。匏庵遺書流傳者悉心手錄，以私印記之，前輩風流，不可及也。」〔6〕朱氏所記還有一段，是寫金俊明的，「先生平日好錄異書，靡間寒暑，仲子亦陶繼之，縷屋數椽，藏書滿櫝，皆父子手抄書也。」〔7〕古人抄寫圖書，有的甚於飢渴飲食，長洲人顧樺：「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抄寫，寫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亦只盡數刻，而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抄，自以為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8〕這些例子只是對明清藏書家抄書史實作了一些摘錄，顯然這是掛一漏萬的，然而從中也可窺見藏書家對保存祖國文化典籍，發展文化，確實是有功的。
近代現代的一些藏書家也為保存地方文獻，多方採集，設法借抄鄉邦文人的詩文稿，這些有意識地收集本鄉本土的文獻，對於後人進行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像著名的南社創始人之一柳亞子先生，他所收集的多為吳江地方文獻，自明至清凡數百種。許多詩文集和地方史料都是從友人顧悼秋、金劍平、陳文浚、陳巢南等人處借抄，現在有些原本早已不存，而僅靠柳氏傳抄本作續命湯。這些傳抄本有柳亞子親筆所抄，也有屬於無垢、無忌所抄。柳亞子先生在許多書跋中敘述了他收集吳江文獻的經過，在保存這些鄉邦文獻的過程中，柳亞子先生功不可沒。除柳亞子先生外，還有如常熟周左季鴿峰草堂也專抄他認為流傳罕見的史料。丁祖蔭則致力於常熟地方文獻的收集，抄有不少今已不存的詩文集。
在各種抄本中，當以有校為好，又以名人學者所校為最。抄本在譽錄的過程中，難免出現誤，或漏字，或改竄，不一而足。在這種情況下，如能以較好的本子為之校勘，則可使後來的讀者少走彎路，便於弄清史實。清孫從添《藏書紀要》云：「葉石君抄本，校對精嚴，可稱盡美」。和黃丕烈同時的顧廣圻（千里）是著名的校勘學家，他曾協助黃氏校勘了不少重要典籍，傅增湘說：「至於澗賓先生者，受業於江艮庭，傳惠氏遺學，當時名賢大師皆得奉辭承教，故於經學訓故咸所通曉，其校勘之精嚴，考訂之翔實，一時推為宗匠，即蕘圃亦自愧弗如，如士禮居所刻諸書，泰半經其正定。」〔9〕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