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及其價值與鑒定 （下）
抄本及其價值與鑒定（下）
沈津
三
書畫作偽由來已久。宋代書法家米芾的《書史》中就對前代的書法偽作感到不知所措，而對於書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書賈和別有用心的人作偽技巧也更加詭計多端，心機用盡，為的是偽作的圖書求得善價，在版本學中，我們不僅要研究同一書的各種不同本子，以及內容的增刪，行款的字數，印刷的精粗，裝訂的形式，而且還要鑒定不同的版本。抄本和刻本、校本、稿本一樣，都有以假亂真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對圖書認真鑒定，以便正確著錄，下面僅將抄本的一些作方法作一簡要的介紹。
為了獲取更大的暴利，在名家抄本上作偽。如《竇氏聯珠集》一卷。清袁氏貞節堂抄本，書中有朱筆校語，題清黃丕烈跋。黃跋云：「朱筆校勘乃義門手筆，……。」有了黃跋，且又認為朱筆所校乃何焯所為，那些書的價值不問而知。然而抄本文字牽強，筆墨呆滯，雖貌似而神離，此其一也。何焯生於清順治十八年，卒於康熙六十一年（1661-1722），貞節堂即袁廷檮，其抄本所抄時代當在乾嘉間，廷幬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卒於嘉慶十五年（1764-1810），豈有何氏卒後復生之理！此其二也。黃丕烈（1763-1825）為版本目錄之大家，況時代與袁氏同時，一生都是和書打交道，自稱為「老眼」，豈能寫出如此跋語，書賈原想在袁氏貞節堂抄本上偽造黃跋。又通過黃跋來說明書中所校為何焯之筆，這種「一箭雙雕」的伎倆卻為「聰明」所誤。
移花接木的手法，是將真的一部分配上偽作的本子，以達到弄假成真的目的。筆者曾見到一部原題為明毛氏汲古閣抄本的《樵隱詩餘》一卷的書（與《西樵語業》《近體樂府》合冊），梵夾裝，書口下有手寫「汲古閣」三字。書中所抄字體雖然工整，但欠精神。扉頁上有「顧嗣立印」、「俠君氏」二方圖章。顧嗣立是《元詩選》的輯者，乃為清初著名學者。一般來說，書中有顧氏之印，那書必然就是明末或清初時的抄本，然而扉頁卻比後面的正文頁高出一點，似為人有意拼湊粘合。顧氏印章的真無疑，而抄本的字體墨色不舊，顯然非明末清初人所抄，這是後人有意為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且移來其他冊頁上拆下的有顧嗣立印章的一面，作為扉頁，使人產生顧印真，那汲古閣抄本也不會假的感覺。鈐蓋假印，以偽充真。在抄本上鈴上名藏書家和學者的偽印，是作偽者經常使用的故。曾有《周易守》一卷，佚名撰，書中各本首葉均鈐有「王守仁印」方形圖記，末頁鈐有「彝尊私印」。按守仁，明嘉靖大名士，彝尊為朱彝尊，清康熙間著名收藏家。此抄本中「弘」字缺筆，當避弘歷諱，因此為乾隆抄本，而書中出現明人和清初人的印記豈不怪哉？這說明書賈得一抄本後，出於牟利的目的，隨意鈐上王、朱印記，以充明抄，實在可笑。
傳抄罕見的本子，化身數十，這種做法對古書的傳布確有好處，但書賈得到一個好本子，就雇人大抄特抄，偽造名家抄本，這種例子較典型的是一部元代鄧文原的《巴西文集》。此書為清廷博知不足齋抄本，有鮑氏手校,書賈得到後即專門印製黑格白棉紙，雇人依樣照抄，並鈐上鮑氏的「知不足齋抄書」、「遺稿天留」等印章，偽充鮑抄。筆者曾在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四川、雲南、廣東等地見到這種抄本，多著錄為鮑氏知不足齋抄本，拿來一看，一模一樣，有的甚至還鈐上「盧文弨藏書」的藏書印和口的題款。可見這種作為後的本子流傳之廣，也說明書賈確實欺騙了不少人。
書賈作偽的例子實在太多，限於篇幅關係不再舉例。一般來說，作偽者的技巧並不高，這和他們本身的文化水平是有關係的。
對於抄本的鑒定，和其他版本一樣，只要多看、多聽、多比、多問、多查，只要多加實踐，看的東西越多，自然而然就會積累起自己的經驗。所謂多看，不僅要看名家抄本，而且要看作偽的抄本。多聽，即多多聽取老同志談他們的心得體會，老同志過去幾十年來在採購、編目鑒定中，有許多經驗，這在關於版本概述一類的書中是找不到的。多問，當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即應提出疑問，請教老同志，往往一經指點，茅塞頓開。多查，對於工具書、參考書的利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疑問要查書，千萬不能自以為是。
大凡明清兩代的名家抄本，抄書用紙多為自家專門印製，版心下或版心上多印有自己的藏書室、齋、閣樓等，如明無錫姚姿的「茶夢齋」，版心下刻「茶夢齋抄」，清南昌彭元瑞的「知聖道齋」，抄書用紙版心下有「知聖道齋抄校」數字。
葉德輝《書林清話》中「明以來抄本」一節所列甚詳，恕不贅述。當然也有在紙上寫上自己齋名的，如《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清初禦兒呂氏抄本，書口下就寫有「講習堂抄」。只要我們多讀明清藏書家的有關史實，就會瞭解他們的名別號，當遇到不熟悉的名號時，可查閱有關工具書，如陳乃乾《室名別號索引》、陳德芸《古今人名別名索引》等。
抄本與刻本一樣，都有規律，作偽者儘管想把自己所作的書盡量做得逼真，但假的總是假的，其破綻在紙、墨、印章、字體或其他方面總會暴露出來的。就目前所見到的明抄本來說，紙質多白皮紙，時間大約在明正德、嘉靖間。在有的地區盛產竹紙，如福建的藏書家徐𤊹紅雨樓抄書就是竹紙。明末抄本也多是竹紙。明抄本有黑格、紅格、藍格、無格之分。一般來說，黑格、紅格較藍格在時間上要早。而清抄本紙質多竹紙、毛泰紙，曾見一些舊抄本，如吳騫、吳壽父子「拜經樓」抄書多用毛泰。
抄本的字體很講究,明抄本字體既不似明嘉靖刻本的扁方,也不似萬曆刻本的方正,而是飄逸自然,不受拘束的書體,也是別具一格的。清初抄本的字體也不受拘束,揮灑自如,乾嘉以還,抄本多館閣體,字體力求工整,較好辨認。
抄書的人，過去稱之為「抄胥」。「胥」是舊時衙署中辦理一般事務的小吏，「抄胥」，即是專做抄寫工作的人，這裡泛指代人抄書的寫生。這種寫生有的是書生，求功名不得，傭於士大夫家，以抄書為業，藉得溫飽，象明抄本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三朝北盟會編》等均為寫生所抄。鑒定刻本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是要看書中字體是否避諱，對於抄本來說，明抄不避諱，清抄則要看情況，如「玄」字不避，則為清初抄本或更早。如「玄」字「弘」字等字避，則應為清康熙、乾隆後抄本。
中醫診病，非常重視觀風望氣，這是很有道理的。鑒定版本也是這樣。明抄本和清抄本無論在字體上，紙張上都確乎不同，而清初抄本和嘉慶道光間的抄本也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當然，在鑒定抄本中，不光要看字體、紙張，還要看其他輔助條件，如藏書印。藏印真，則抄本的時代就距藏家時代不遠，或同時，或再早些。如清抄本中有揆敘「謙牧堂」印，那抄本的時代則應在清初，因為揆敘為康熙宗室。
在鑒定抄本中，應該多看真的，對真的要有較深刻的印象，因為不知道真的，就不能辨偽。真的看得多了，見到假的就能夠識別。
有些人只注重名人抄本，而對偽的抄本不予重視，固然名家學者手抄本對研究者來說可以提供許多資料，同時名家的書法本身也是別具風格的。但是筆者認為，在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有意識地收集些抄作為的抄本作為一種形態出現，也必定有它另一方面的價值，因為它不光可以作為「標本」，可以使後來學習版本鑒定的同志得以目驗、對比，以提高鑒定水平，從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在版本學的發展過程中，也曾經有過曲折。對於這一類的抄本來說，只要本身的內容能夠使人們有所利用，就有保存價值。舉個例子來說，元鄧文原的《巴西文集》，北京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的傳抄本就是北京書賈作偽的本子，但是此本作為元人文集，而為研究者所利用，陸峻嶺同志編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中就收了此本，所以說不能把作的本子一概打入「冷宮」。
近代以來一些關於版本學的書籍對於抄本的價值偏重於名家抄本，而很少或不寫抄本的實際史料價值。自葉德輝《書林清話》後，一些學者皆沿襲葉說，有的甚至全部照搬，如查猛濟的《中國書史》關於「抄本」的章節。當然我們不否認名家抄本的珍貴和價值，名家抄本流傳不多，不易得見，就是在一些較大的公共圖書館裡也不一定有很多。清朱筠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初期，曾給乾隆帝送了一個「遵旨覆奏訪遺書」的摺子，裡面有一句話：「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在乾隆時，朱筠就感到抄本之重要，而今天，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抄本曾是傳布一切圖書的主要載體，沒有抄本,就無從繼承文化遺產。因此筆者認為只有通過對抄本的整理、核查，去進一步弄清抄本的使用價值，而不要畏難，或有不屑一顧的看法。本文的寫作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去探索的。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