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圖書館所藏兩種宋元版佛經試探目鑑古籍版本的關鍵
從國家圖書館所藏兩種宋元版佛經試探目鑑古籍版本的關鍵
盧錦堂
提要
目鑑是古籍版本推定法之一，即先憑直覺，以獲致圖書外觀形態的第一印象。本文試舉國家圖書館所藏宋開寶八年吳越王錢俶刻本《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以及元至正元年刻朱墨雙色印本釋思聰註解《全剛般若波羅蜜經》為例，首在申述目鑑古藉版本要能多看眾本，反覆比較，並且最好親睹原書，萬一不得不用影印本或書影，必須格外模重，儘管影印本或書影如何逼肖原書，畢竟無法完整呈現原書全部情況，尤其是紙張、墨色等線索。
關鍵詞：古籍、佛經、版本鑑定
一、前言
我國古籍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版本問題相當複雜，而有關研究也日益發展。清洪亮吉《北江詩話》提及藏書家有數等，雖然說的是藏書家，亦可從中看出昔日研究版本各有側重：所舉藏書家或「獨嗜宋刻」，洪氏稱他們為「賞鑑家」。就歷史文物此一評價標準細察，宋元善本圖書歷時久遠，印刷復較精美，兼且流傳稀少，再加上大抵都經過名人收藏和整理，不免受到世人像珍寶般看重，這是可以理解的。宋元善本既屬罕見，謀能化身千萬，足供更多愛書人賞鑑與典藏，早期曾用影鈔、影刻等方式，晚近則探照相製版技術，如照相石印、珂羅版印刷或膠印來出版影印本，務求逼肖原書，其中精者甚至「下眞跡一等」。此外，現存宋元善本分散全球許多收藏單位，若想取來原書逐部比較，恐怕很難辦得到，於是複印自原書卷端或特殊書葉的「書影」（原尺寸尤佳），即被學者和專業人員視作鑑定古籍版本的一種參考依據，[1]這與影印本同樣值得探討。
說到古籍版本的鑑定，累積實踐經驗，自有相當必要性，李清志歸納為直觀法、理攻法兩種；[2]又，姚伯岳則分作考證法、直觀法和對勘法。[3]此處僅針對直觀法稍作說明。直觀法，亦可稱為目鑑，是先憑視覺觀察，以獲致圖書外觀形態的第一印象，如清孫從添說的「必須眼力精熟，攷究確切」；又如葉德輝說的「多見古本書之人，可以望氣而定」。[4]而圖書外觀形態，大抵包括裝訂、版式、字體、刀法、紙張、墨色、初印與後印、原刻與覆刻等。至若目鑑的先決條件，則是諸種版本見得較多，能釐清不同版各項特徵。總之，鑑定古籍版本固不可單靠目鑑，但目鑑卻是最起碼的基礎，因爲若是連原書都沒見著，復有何「賞鑑」可言？本文所要申述的是，在目鑑古籍版本時，最好是親睹原書，萬一不得不用影印本或書影，必須格外慎重；儘管影印本或書影如何逼似原書，畢竟無法完整呈現原書全部情況，尤其是紙張、墨色等線索。下面試舉國家圖書館所藏兩種宋元版佛經為例予以說明。這兩種宋元版，一是宋開寶八年（975）吳越國王錢俶刻本《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是元至正元年（1341）刻朱墨印本釋思聰註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前者是館藏最早的刻本書，後者是現存最早的雙色印本書，都具有相當歷史文物價值，藉此廣為介紹，尚術方家不吝賜正。
二、宋刻本《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1卷，唐釋不空譯，宋開寶八年（975）吳越國王錢俶刻本。卷子裝。版匡高5.8公分，寬208.5公分。四周單邊。全卷用四紙黏連而成；第一紙經文51行，第二紙73行，第三紙73行，第四紙71行，又經文除第一紙首行11字外，其餘每行均為10字。卷首刻「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塼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刊記三行，右下方鈐有「朗闇」朱文方印。次刻禮佛圖。圖右方佛三尊，稍左有一女膜拜，疑爲吳越國王妃。再左偏下，二人相立，略高者頭頂有佛光；稍矮者為另一女子，雙手合十。最左端則是階砌廊屋。最上方有瓔珞幃帳，中央懸一寶燈，天花四散。最下方有山石及水。緊接禮佛圖後即經文，首二行頂格題「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卷末有尾題「寶篋印陀羅尼經」。國家圖書館所藏此卷紙面尤多磨損處，以致若干文字不復得見。已經過後人重新裝裱，卷背有錦綾包首，上貼題簽，以墨筆書「雷峰塔寶篋印經眞本」：復繫以錦帶及別子。在原經卷之前有近人樓邨（1880-1950）手繪雷峰塔圖，圖右題記云：「從此晚鐘聲不礙，棲鴉無復弄斜陽：南湖一抹煙光柴，猶認依稀在渺茫。乙丑（1925）仲夏爲雷峰塔寫照，樓邨辛壺。」並鈐有「辛壺」朱文方印。在雷峰塔圖後另有莊嚴（1899-1980）錄陳曾壽八聲甘州詞，末鈐有「守藏吏」及「林氏寶宋室所藏」二朱文方印。而在原經卷之後鈐有「朗庵審定秘玩」朱文方印，接著則是莊嚴書邵伯褧先生詞，云「穀孫道兄命寫」：穀孫即蔣祖詒教授，此經正是蔣氏讓予國家圖書館。全卷盛以木匣，蓋正面有墨書「雷峰塔藏經眞本 寶宋室」字樣：匣蓋背面有林朗庵手書題記：「雷峰塔崩圯於民國十四年（應是「十三」之誤）秋，時余適客申江，以江浙戰爭起，未能往弔為憾。塔磚內有藏經者，千萬中未能得一，雖有經而霉爛不能展舒者，又屬百中之九十九，故當時羅致已難。余出重值，共得三卷，均頗完整；一歸中村不折翁，一歸藤井有鄰館，此自留玩者也。後所見多翻刻，明眼人自能辨也。朗庵記。」并鈐有「朗庵」朱文方印。
譯者唐釋不空，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喪父，隨叔來中國，師事金剛智。開元間返國，廣求密藏。至天寶初復來中國，譯出密部經77部。自玄宗迄代宗，均擔任灌頂國師。大曆中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贈司空，謐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5]。此陀羅尼經大抵敘述佛赴大婆羅門無垢妙光居所，途中見一古朽塔，佛於是遶塔禮敬，並不禁垂淚；隨後微笑，十方諸佛亦同時大放光明，照耀此塔。佛又應金剛手菩薩所請，口授此陀羅尼經，接著即有七寶自塔涌出。民國十三年，江浙遭逢戰亂，而埋藏此經的杭州雷峰塔竟然倒塌，類似經中所述古朽塔，可謂巧合。
刻書者吳越國王錢俶，字文德，錢鏐孫。初名弘俶，因避宋太祖父弘殷諱而省略「弘」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納版圖於宋。端拱元年（988）暴卒，年六十。諡忠懿。史稱錢氏崇信佛教，與捨經入塔事相符。刊記所稱「西關塼塔」即雷峰塔，西關為當時吳越羅城十門之一，正在今雷峰塔下。[6]又，刊記紀年「乙亥」，當係宋太祖開寶八年（975），時俶正助宋攻滅南唐。俶依先祖遺命，臣服中國，既未稱帝改元，自無一己年號可署，至於何以不隨宋署「開寶」，平伯以爲「這或者在當時率筆書之，別無用意；或者因此經既為永閟塔中物，別無猜嫌」。[7]
吳越，五代十國之一，屬地大抵包括今浙江全省及江蘇省西南部、福建省東北部等地。國王錢氏所造此《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依張秀民所記，在浙江即有三種不同年的刻本先後出土；其中是1917年湖州天寧寺將要改建為中學校舍，施工時於石幢內發現，首刻「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956）歲記」字樣，知時在後周；經文每行約8字。其二是1971年在紹興縣城關鎮物資公司工地出士的金塗塔內發現，首刻「吳越國王錢俶敬造《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永充供養。時乙丑歲記。」字樣。「乙丑」即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經文每行約11字。其三是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8]在有孔的塔磚內發現。[9]館藏《寶篋印經》即屬最後一種。
兪平伯在雷峰塔藏經出土之初，曾撰文報導，文中對所見《寶篋印經》有所介紹，大抵情形如下：「以千年來風雨霜露所侵蝕故，殘經多而全經少。出土之全經，粗如拇指，長約二寸。外有半腐析之黃絹套，兩頭作結。腰繫以藍色扁綬。眉端署《寶篋印經》四字。經捲如小橫披。開首有一細竹條，捲心之軸亦以竹製。經高約二寸，長六尺強。凡四節，節均黏住。紙本黃色。有竹紙、綿紙兩種。版式印刷均有參差，很有優劣。求當時之佳者，必曰精刻與初印；求今日之佳者，必曰完整，發現之經如三德俱備，斯為無上上品，以我所見聞，杭地只數卷耳。通常殘品大都首尾不完，中有缺文。一字不損之本，從未及見」。[10]此經刊記提及印數為「八萬四千卷」，查有以佛所說全部教法為八萬四千法藏，而佛滅後，阿育王即作八萬四千寶塔，安奉佛舍利。至若雷峰塔藏經的實數究有多少，今不得而知，在塔倒當時出士的，則不過千卷左右。[11]胡適曾寫信給李書華說：「當1924年雷峰塔全塌下時，這種卷子出現了無數，一元錢可買幾十卷，後來就貴到百元一卷了。」[12]又，沈津先生記：「所見雷峰塔藏經一百餘卷，北宋所刻僅十數卷，餘皆為民國間各坊估重刻售于善男信女者，其中多染奐充舊，以欺瞞藏家。」[13]
雷峰塔出土此《寶篋印經》，除本館收藏者外，筆者所知其他公藏單位，臺灣地區，尚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等；大陸地區，則有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吉林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西北大學、陝西省博物館、武威縣博物館、山東省博物館、浙江圖書館、浙江博物館、溫洲博物館、湖南省圖書館等，或有陳會壽繪圖並題詩，或有曾熙、張爱、黃起鳳、王雲繪圖，或有恩棣繪圖，或有姚華、張祖廉、馮煦、冒廣生、程頌萬、黃孝紓、胡嗣瑷題詞，或有溥儒題詩，或有吳昌碩、鄒壽祺跋，或有康有為跋，或有龔心釗跋，或有鄒安跋，或有葉恭綽跋。[14]至於海外，如英國有大英博物館等：[15]美國有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等，或有王雲、陳曾壽、張克龢其中一人的繪圖。[16]以上僅屬公藏的概況，拍賣、古籍書店販售及私人收藏等還未包括在內。
李書華在他的著述中提到：「伯希和遺著以為雷峰塔的陀羅尼經既印了八萬四千份之多，則當時所雕之板一定不只一次；因為一次所雕之板，應不能抵抗排印經卷份數如彼之多。」[17]所說不無道理。試就艾思仁博士關於雷峰塔藏經三種本子的說明與書影'作一觀察，發現其中字體與卷首版畫都有著差異，顯示所用並非同版。此外，筆者復根據此《陀羅尼經》的若干書影，如國立故宮博物院、[19]北京圖書館、[20]浙江圖書館、[21]浙江博物館、[22]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23]等所藏，以及拍賣公司如中鴻信、[24]翰海[25]等的拍賣目錄，再加上兪平伯文[26]等附圖，跟館藏此卷稍為比較，字體固然各不盡同，而首版畫亦頗有差別，像是圖左廊屋的臺階及黑白磚砌、中央的寶燈及夫花、下方的山石等處最為明顯。艾思仁博士認為所見第二種本子於經文開端作「如是我聞，時佛……」，「聞」與「時」之間漏去「一」，這是不應有的疏忽，因疑很可能並非真跡。]27]又，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中鴻信1999秋季藝術品拍賣會的古籍善本拍賣自錄所著錄，「佛」字都作一般寫法，而未仿照唐人寫經省卻偏旁「弗」字左方的短豎筆，與所見其他諸本異，但筆者所見既為書影，無法從用墨及紙張等細加考察，不敢妄加論斷孰眞孰偽。
三、元刻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姚秦釋鳩摩羅什譯，元釋思聰註解，元至正元年（1341）中興路資福寺刻朱墨雙色印本。1冊，經摺裝。版匡高27.8公分，每摺寬12.7公分。上下單邊朱匡線。每摺5行，行大字12（朱印經文），小字24（墨印註解）。卷端首行頂格朱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次三行低二格分別墨印「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梁昭明太子加其分目」、「汝水香山無聞思聰註解」。末並附刻「般若無盡藏眞言」、「金剛心陀羅尼」、「補闕真言」、「普回向真言」、「無聞老和向註經處產靈芝圖」（朱墨雙色印）、至元六年（1340）潛邑蚌湖市劉覺廣（時寓中興路）跋并次年（至正元年）讚，及「南無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前有後人朱繪「釋迦說法圖」；卷後有「韋陀護法圖」，亦後人朱繪。按此經以若干版雕印而成，版心記有版次，自第三至三十九：除第三版印6半葉、第三十九版印3半葉，餘版各印5半葉。最後的心經4半葉，無記版次。又，無一、二兩版。昌師彼得由此推考，似此本前後「說法圖」、「護法圖」原亦係雕印，不知何時佚去，而由後人手繪補上。書中鈐有「甘露記」、「慈航記」二朱文長方印，或曾收藏於寺院。民國三十六年，國家圖書館在南京購獲。此釋思聰所註金剛經，「有明以降諸大藏俱未收，亦未見於著錄」。[28]民國五十八年，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市漢華文化事業股份公司計畫合作影印「善本叢書」，此《金剛經》即其中之一，於民國六十年出版，仿照原式採經摺裝，題簽作「元刻注釋朱墨雙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關於本書註者，沈津先生有所介紹，說：「釋思聰，字無聞，河南汝州香山人。初參獨峰，不得其解。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復見准西無能、鐵山瓊，方得穎脫。住汝州香巖。至元中為資福寺方丈。註金剛經，有紫雲瑞芝之應。見《金剛持驗》下、《續稽古略》三、《續燈存稿》七、〈五燈嚴統〉二十一。」[29]而對刻書者，亦有不同看法：劉覺廣跋末署「至元六年歲在庚辰解制日寓中興路」，又記「師在奉甲站資福寺丈室註經，庚辰四月間忽生靈芝四，莖黃色，紫豔雲蓋。次年正月初一日夜，劉覺廣夢感龍天聚會於刊經所」云云。往昔著錄皆作「元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資福寺刻朱墨套印本」，大抵以劉跋後小字所記「師在奉甲站資福寺丈室註經」為依據。但此僅說釋思聰在資福寺註經，並未說是刻經。「註」、「刻」為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劉覺廣當是篤信佛教的居士，刻經所即在江陵，故此本刻書年應是「至正元年」，又刻書者及刻書地似宜作「劉覺廣江陵刻經刻經所」。[30]
書籍印刷出現雙色或多色，可以說是繼承昔日傳統，早在寫本書時期，多有用兩種或數種顏色抄寫書籍，主要為了分別書中不同的內容。早在東漢時，賈逵、董遇等人就已用朱墨雙色寫《春秋》的傳注。又在唐代以前，有人合《神農本草經》和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爲一書，而用朱筆抄寫原文，用墨筆抄寫註釋：也有人說是陶弘景用朱墨兩色區別新舊藥名。直至唐初，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亦「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敦煌所出唐人寫經同樣有用朱墨兩色分寫經注的。除區別不同內容外，書籍多色印刷的發展，還受到評點批校盛行以及彩印紙幣發行很大的影響。[31]至於館藏此一朱墨雙印本《金剛經》在我國古籍套印方面應有的地位，可從昌師彼得專文中獲知詳情：「自明季陳繼儒（序《史記鈔》）、凌啓康（《蘇長公合作》凡例）諸人謂為程閱齊伋始創朱墨本，後世皆信其雕關說，而近代研究印刷史者亦以為我國兩色套印刷術發明於萬曆末年，西元十七世紀之初。是故民國三十七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輯出版，著錄此書，若干版本學家初未目驗其書，於其版刻時代，或持懷疑態度。然姑無論就字體、紙張、墨色及初印覘之，其雕印時代決不晚至十六世紀以後。而且在鳥程閔氏之前，即已知用朱墨兩色印書，尚有記載可資證明。考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者；有單印者，有雙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此所謂『雙印』，顯指兩色印刷。應麟為萬曆四年（1576）舉人，卒於萬曆三十年（1602），所著《經籍會通》，據序撰成於萬曆十七年（1589），其時在閔齊伋開始朱墨套印諸書之前二十餘年，足證朱墨印書法非閱氏所始。惟古代朱色顏料係用銀朱，其價昂而書印費工，故胡氏言必貴重用之，此或為前代朱印本與朱墨本傳世甚罕之主因。閔氏套印之書，朱色暗褐而無光澤，遠遜元印此本，或以廉價顏料取代丹砂，故能推廣其術而大量套色印書，後世未察，誤以雲礽而作高曾矣，今幸賴有此元刻朱墨印本存世，以為實證，而將我國朱墨印書術之起始推前二百餘年。」[32]目前，有關此本的刊印年代大抵已無異議，不過，說到印刷方式，似還存著不同的見解，蕭東發教授即提出「此件……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印本。也有學者認為經文為朱色，注文是墨印小字，但有若干筆畫，甚至大半個字顯現出朱墨兩色，可知其經文和注釋都是刻在一塊版上，刷色時不小心，把應用墨色的地方也刷上了朱色，以致產牛這一現象。筆者在臺北央圖見過此物原件，以樹幹與雲彩處可見兩塊版是斷開的，有一二毫米的距離，可見還是分色分版套印」。[33]簡單的說，大抵有同一塊版而分次刷色，以及分色分版套印兩種看法；前者如喬衍琯教授所主張，[34]後者如蕭東發教授上述意見。無論如何，只要仔細觀察原書，對這個問題不難獲致正確的解答。
此一元刻朱墨雙色印《金剛經》，可以說是珍貴的孤本，若非親臨國家圖書館，則無法對原書詳加鑑賞。雖然早在三十年前已有仿照原式複製的影印本發行於世，但對原書究是先印墨色，還是先印朱色？上下朱匡線是印刷的，抑或畫上去的？其中筆畫斷裂的若干墨印小字是否經過墨筆填寫？諸如此類疑惑，都不能只根據影印本來作出判斷。此外，原書若干朱印大字邊緣呈現墨色，又若干墨印小字邊緣呈現朱色，這在影印本中亦不能完整表露，同樣有礙於了解原書印刷技術的應用。而昌師彼得早曾倡言此印本「實係一版而先墨後朱分兩次印成」，顯是深究原書後的眞知灼見，下文試就個人觀察所得聊為佐證。
首先探討書中朱墨雙色印刷孰先孰後，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取一適用的放大鏡置於原書上觀察，即可發現凡遇因分色刷印，位置不易對準，以致朱印部分與墨印部分多有相互重疊的情形，而且都是紅色蓋在墨色上面。若僅憑肉眼去察覺，則似較吃力；又若根據的是影印本，尤其無法獲致正確答案。其次有關本書究屬雙色同用一版印刷，或係分色分版印刷，問題便複雜得多，非仔細觀察原書不可。
經過筆者細察，從下列情況應可證實「同一塊版而分次刷色」這看法。其一是斷版的發現。根據影印本，如第二十六紙，自右橫觀，小字「無」與大字「若」「藐」「得」「提」並列，大字出現斷版，小字則無：又如第二十九紙，自右橫觀，大字「第」、小字「虛」「不」與大字「何」「世」「何」等並列，大字亦出現斷版，小字則無。因此：若干學者認爲這正是分色分版套印，才會產生朱印、墨印相間，而朱印斷版，墨印則否的現象，卻未察原書此等小字都有以墨筆填補筆畫的痕跡，換言之，原亦與同版鄰近大字同時出現筆畫斷裂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如第十九紙，自右橫觀，小字「聞」、大字「如」「波」、小字「蜜」「諦」、大字「波」「是」與小字「也」並列，同時出現形成一條線的斷版，尤為確證。其他如第六紙、第八紙、第十二紙、第十五紙、第二十一紙、第二十三紙等，亦出現連及大、小字的斷版現象。不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因分色刷印，位置不易對準，所以同版中相連朱墨兩色的斷版，兩者或有高低差別，而實際上版片本身的斷裂痕跡原是形成一條線。
其二是在原書中，明顯地可以看出若干朱印大字邊緣呈現墨色，如卷端題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四個朱印大字中，「若」「蜜」「經」三字左邊筆畫有在邊綠處刷印了少許黑色；又若干墨印小字邊緣呈現朱色，如第五紙朱印大字「善現起請分第二」左旁「解空特地」四墨印小字右邊筆畫有在邊緣處刷印了少許紅色。再者，原書中界於朱印大字與墨印小字間的圈點，其中靠近大字的一半印成朱色弧線，而靠近小字的一半則印成墨色弧線，這情況並不少見。以上各例，都是由於同版分色印刷所致，亦即在刷印朱色部分時把墨色部分掩住，或在刷印墨色部分時把朱色部分掩住，卻都沒有做得完全而形成的；若是分色分版套印，則不可能會有這種情況。此外，還可發現原書中若干靠近朱印大字的墨印小字又或疊出淡朱色的該等小字樣貌，如第四紙大字「時」左旁「界諸」二小字；又如第六紙大字「三」下方「梵語」「眼」三小字、大字「藐」下方「藐」「等」二小字，及大字「提」下方「善」「也」二小字。以上所舉例子，有可能是在刷印大字時，不小心讓旁邊掩住墨印小字的紙張亦沾上朱色，稍加抹拭像再將已印有小字的書葉覆上，加印經文，因掩住小字的紙張上所不小心沾上的朱色抹拭未淨，以致印成的書葉留下淡淡痕跡。至若前引蕭東發教授所說，「註經處產靈芝圖」上，以樹幹與雲彩相接處斷開一、二毫米，可見是分版套印的有關說法，個人則以爲，這正是由於同一塊版上雙色分次印刷，要刷印某色時把另一色的地方掩住，而樹幹與雲彩密接，刷印雲彩時難免會將樹幹底端掩住，無法著色，看似斷開。
本書既屬同用一塊版，朱墨雙色分次印刷而成，上下匡線自易忽上忽下，或朱或墨，最後為求整齊美觀，於是上下匡線再以朱筆填補，這在影印本上自然察覺不出來。試以第八紙為例，見有上下朱描匡線，又上朱描匡線下另有一高一低的朱印匡線與墨印匡線，此是朱墨分次印刷時，位置不曾對準又重新描畫所造成的。
四、結論
如上所述，古籍版本鑑定，最好能親睹原書，即所謂目鑑，而目鑑要先憑視覺觀察，方便獲致古籍外觀型態的第一印象。以元刻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例，昌師彼得在1971年臺北出版的影印本識語中便提到：「若干版本學家初未目驗其書，於其版刻時代或持懷疑態度。然姑無論就字體、紙張、墨色及初印覘之，其雕印時代決不晚至十六世紀以後。」這大抵已無異議，學者所關切的還是印刷方式。經過對原本的仔細賞鑑，本文確定此一朱墨雙色印本為同一塊版而分次刷色，並非分色分版套印；若從影印本觀察，肯定無法作正確的分辨。此外，既屬雙色分次印刷而成，上下匡線難免忽高忽低，又或朱或墨，最後基於整齊美觀，有了將上下匡線再用朱筆填補的做法，無疑也是在影印本上不易察覺出來。由此顯示目鑑原書對古籍版本鑑定而言，最為根本，也十分重要，而「細心」絕對是不可或忘的。
宋元版古籍珍貴異常，目鑑尤須慎重：為辨識真偽，仔細觀察和增廣見識最是要緊。有關仔細觀察，前已提及，至若增廣見識，關鏈則在於多看實物，反覆比較，這一點卻不容易做得到。試以宋刻《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為例說明：姑不論在浙江先後發現的三種不同年代刻本，即使僅就雷峰塔出土的本子立論，海內外各圖書館或博物館所藏不盡相同，而筆者又無法獲見這些本子的全部，逐一檢查，以利研究，況且所睹甚或只是書影，無法從紙、墨方面加以細審，孰眞孰偽因亦不敢論定。或以爲雷峰塔經卷共印八萬四千份，當時雕版應不限於一次，故各處現藏者每有差異。此一說法如要取得認同，先決條件是這些藏本大抵上都是真的，不過，幾人能夠把分散在各地的《陀羅尼經》，縱使不全看遍，也看過十之七、八？
總之，目鑑關鍵掌握愈透徹，古籍版本鑑定也愈確實。
（本文為「宋元善本圖書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12月17、18日。）
註釋
[1]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項目的總編艾思仁博士在2001年2月初來臺時，曾告知筆者，該項目要求各參與單位不僅提交版本記錄，還需附上原尺寸的卷端書影。
[2]見李清志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3-30。
[3]見姚伯岳著，《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1993），頁163-183。
[4]孫氏語見《藏書記要》〈鑑別〉篇：葉氏語見《書林清話》卷十〈宋元刻偶本始於前明〉篇。
[5]參見國家圖書館所藏拓片，唐嚴郢撰，〈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並序〉。
[6]見俞平伯，〈記西湖雷峰塔發見的塔磚與藏經〉，《小說月報》，第16卷第1號。
[7]同上註。
[8]相傳雷峰塔是宋開寶年間吳越國王錢俶爲王妃興建。北宋宣和年問，遭戰亂受損，南宋初重修。元末失火，僅存塔心。明嘉靖時，倭寇入侵，縱火焚塔。直至清代後期，因年久失修，再加上迷信者盛傳塔磚可避邪，盜挖塔磚的人日多，塔基已漸不穩。1924年9月25日下午1時40分左右竟轟然倒塌。參見：（1）蘇惠文，〈千年等一回—雷峰塔和雷峰塔出土文物〉，《典藏—古美術》，第104期（2001年5月），頁86-87。（2）「地理教師」綱站 （http:/jyyp.363.net） 上「雷峰塔的神秘身世及雷峰塔歷史掌故考」。
[9]以上見張秀民著，〈五代吳越國王的印刷〉，《張秀民印刷文論文樂》（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頁68-74。
[10]見俞平伯，〈記西湖雷峰塔發見的塔磚與藏經〉，《小說月報》，第16卷第1號。
[11]同上註。
[12]見李書華，〈五代時期的印刷〉，喬衍琯、張錦郎編輯，《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314。
[13]見沈津著，《書城挹翠錄》（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128。
[14]參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6冊，頁21。
[15]同註12，頁313。
[16]Sören Edgren, 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4), pp.50-51 °
[17]同註124，頁313。
[18]同註16。
[19]書影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干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圖版I-22。
[20]書影見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錄（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圖版3。
[21]書影見浙江圖書館，《浙江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錄》（杭州：西冷印社，2000），頁15-17。
[22]書影見《印刷之光》編輯委員會，《刷印之光：光明來自東方》（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圖版2-16。
[23]書影建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宋元版—中國の出版ルネツセンス》（奈良市天李氏：天理大學，1999），圖版11。
[24]書影見「中鴻信1999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古藉善本拍賣目錄的圖版11：其中經文第5行第6字作「堅」，其他所見本子多作「緊」。又見「中鴻信2000春李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拍費目錄的圖版7、圖版9；與前本都各不同。
[25]書影見「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1春季拍費會」古籍善本拍費目銀的圖版1087。
[26]見俞平伯，《記西湖雷峰塔發見的塔磚與藏經》，《小說月報》，第16卷第1號。
[27]見Soren Edgren, Chinese Rare Books in.American Collections. pp.50-51。
[28]昌師彼得題識語，見1971年臺北市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影印本。
[29]見沈津先生惠寄所撰有關此經的書志稿。
[30]同上註。
[31]以上見蕭東發著，《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93。
[32]昌師彼得題識語，見1971年臺北市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影印本。
[33]見蕭東發著，《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頁95。
[34]喬衍琯，〈我國套色印刷簡說〉，《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4卷1期（1971年3月），頁23。
本文原刊於故宮學術李刊第二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