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本鑑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
活字本鑑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
姚伯岳
在古籍的各種版本類型中，活字本近年來得到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關注，圍繞著活字本開展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作為一個古籍編目工作者，筆者在實際工作中也碰到了一些關於活字本的問題，並在活字本的鑒別和著錄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思考，遂撰寫成文，以求教於方家大德。
一、活字本的翻刻、覆刻問題
筆者曾在沈乃文先生主編的《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一輯和第二輯上分別發表過《論覆刻本》和《古籍版本鑒別和著錄中的內封、牌記依據問題》兩文。現在看來，筆者在這兩篇文章中所做的結論也都適用於活字本的鑒別和著錄。
按照本人在《論覆刻本》一文中所述，覆刻本是將古籍原書拆成散葉，直接粘貼到木版上作為版樣，照其版式、字划原樣雕鐫，製成新的書版後刷印而成的本子。而依據此說。活字本是最有可能會被用來作為覆刻的底本進行複製的。因為活字本一般不保存印版，即使是原出版者，再印也需要重新排版，在版權意識尚不突出的中國古代社會，複製一部活字本圖書，如果採用覆刻的方法，也就是將其原書葉拆散直接上版刻印，無疑是最為簡便易行的。
活字本有覆刻，其實早已有專家指出。例如魏隱儒先生在其《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八章「活字本的鑒定」中就曾說過，明銅活字本《錦繡萬花谷》《會通館印正文苑英華辨證》和《蔡中郎集》這三部書都有覆刻本傳世（書中稱覆刻為「影刻」）。其中《錦繡萬花谷》覆刻本將原書版心「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字樣改刻為「徽藩崇古書院」六字；而《蔡中郎集》僅在卷六第十葉版心上端刻有「蘭雪堂」三字，未有其他任何說明，書葉中有斷版痕跡，說明其為刻本無疑。而明銅活字本《會通館印正文苑英華辨證》的覆刻本，除國家圖書館有藏之外，北大圖書館也存有一部。
韓國曹炯鎮先生在其所撰《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書中也曾提到，朝鮮銅活字中，癸未字印本有兩種覆刻本（第108頁），庚子字印本有四種覆刻本（第109頁）。甲寅字印本有兩種覆刻本（第110頁），乙亥字印本有十種覆刻本（第112頁）。曹先生的書出版得較早，書中所說的「覆刻」，是否是筆者意中的覆刻，還有待於進一步證實：但即便如此，也起碼是用雕版印刷方式所進行的一種翻刻。
《武英殿聚珍版從書》編印出版後，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詔將該部叢書頒發到東南五省，並准所在翻板通行。閩、江、浙、贛、粵乃奉救重鋟，世稱外聚珍。翁連溪先生在其《清代內府刻書概述》一文說：「此書翻刻本有大小兩種。原大本多為用內府聚珍本原書貼版影雕。」這就是說外聚珍中的大本應該是覆刻本。但實際上江蘇和浙江兩省翻雕，均為小本；江西、福建兩省所雕大本，係照原書大小重新寫樣上版。據魏隱儒先生說，只有後來廣東廣雅書局所刻之聚珍版各書，才是採用了覆刻也就是翁氏所說的「用內府聚珍本原書貼版影雕」的方法（見魏隱儒《古籍版本鑒定從談》第八章「活學本的鑒定」）。這也許是因為各省只收到很少的複本，也可能只有一部，非常珍費，不捨得或者是不政將取書毀壞，所以只好重新寫樣上版了。
筆者近年來負責CALIS（中國高等院校文獻保障系統）三期重點項目「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具體實施工作，其發佈平台名為「學苑汲古」，其上共有24所高校圖書館幾乎全部的館藏古籍書目記錄約63.4萬條。檢索一部古籍，就會有各個館的相關書目記錄顯示出來。這樣一來，各館著錄的差異也就凸顯出來了。活字本的情況也不例外：同書同著者，出版年也相同，但有的著錄為活字本，有的著錄為刻本。「學苑汲古」上還有各館提交的古箱書影圖像約24萬幅，我們查看相應的書影圖像，發現不少著錄為活字本的古籍其實是刻本；準確地說，應該是活字本的翻刻本，甚至就是覆刻本。
例如《平定粵匪紀略》十八卷附記四卷，在「學苑汲古」上可以看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蘇州大學、廈門大學、鄭州大學等校圖書館都有所謂同治十年（1871）京都聚珍齋撿子板的收藏（見圖2、圖4）、除山東大學圖書館外，各館都提交了書影圖像，經比對應為同一版本。但各館在版本類型上著錄不一，有的著錄為活字本，有的著錄為木活字本，有的甚至非常謹慎地著錄為印本，更多的藏館則著錄為刻本。筆者調出北大圖書館藏本細細察驗，發現雖然該本內封題「京都聚珍齋撿子板」，版式風格也頗類活字本，但雕版印刷的各種特徵極為明顯，其為刻本毫無疑問。少數幾個館將之著錄為活字本，是上了內封所鐫「京都聚珍齋撿子板」幾個字的當。
在沒有看到群玉齋活字本之前，我曾經設想應該是先有一個真正的「京都聚珍齋撿子板」，但因其印數有限，而此書社會上需求量很大，於是其他書商據該本翻刻，甚至連內封的文字也不改換，就像今天的盜版書一樣。但在看到群玉齋活字本之後，我不敢這樣說了。因為聚珍齋的活字不可能與群玉齋的活字一一對應地那麼相像，說明絕不是聚珍齋用自己的活字重排了《平定粵匪紀略》。據我所知，聚珍齋只有一部真正的活字本傳世，那就是光緒四年印行的《吳興合聚》（見圖5、圖6）。蘇州大學圖書館收藏有該活字本。將其字體與群玉齋《平定粵匪紀略》的字體相比，就可以發現聚珍齋的活字稍顯瘦長，而群玉齋的活字更趨方正，二者整體上的風格是不同的。
這樣一來，結論只可能有兩個；一個是聚珍齋翻刻或覆刻了群玉齋的活字本《平定粵匪紀略》，一個是其他書商假借聚珍齋的名義翻刻或覆刻了群玉齋的活字本《平定粵匪紀略》。
除了「聚珍齋撿子板」之外，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所謂的 「都城琉璃廠半松居士排字木」，目前我們所知所見的都是刻本，沒有一部是真正的活字木！
而且我們還進一步發現，即使是都有「都城琉璃廠半松居士排字本」牌記的同一部書，也可能是不同的版本。例如《貳臣傳》十二卷，下面圖11至圖14所示分別是北大圖書館和廈大圖書館關於該書的卷端頁和牌記，兩個本子雖都號稱排字本，其實都是刻本，而且還不是同一個版本。但是版式風格字體又極為相似，顯然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又如都有「都城琉璃廠半松居士排字本」牌記的《明季南略》十八卷，筆者將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和四川大學圖書館3個藏本（見圖15至圖17）相比對，發現競然是3個不同的刻本！
鑒於內封、牌記有被原樣翻刻或覆刻的可能性，我們在鑒定活字本時，確實需要有翻刻、覆刻的意識存在，不能僅據書上的一二處活字本的特徵，就貿然斷定其為活字本，更不能輕易相信書上內封或牌記中的說明，一定要看全書的版式風格，在進行綜合鑒別之後，才能最後下結論。
最後要提醒一下：就上述所舉各本而言，既然已經斷定其不是活字本，那麼對出版項的著錄當然也不能依據其內封或牌記上的文字了。例如有的藏館著錄為都城琉璃廠半松居士刻本，好像鑒別得很準確，但其實未必。因為對翻刻本或覆刻本來說，出版者大多已經發生變化了。應該薯錄力清末刻本，內封或牌記的情況可放到附註項去詳細描述。
二、怎樣看待斷版、裂版現象？
在活字本的鑒別上，版本學界有個共識，就是活字本絕無斷版、裂版現象。因為活字印書，版面各個部分相對獨立，不會像雕版那樣因存放年久或氣候乾燥而出現斷版，裂版情況。
2010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鄒毅先生的《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一書。作為一個非專業人士，作者花費5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專心致志地投身於活字印刷術的研究、探素，其精神和毅力令人感佩。作者在書中提出了「活印線」的說法。什麼是「活印線」？照鄒毅先生的說法，就是版面上水平方向筆直穿破所有界欄和兩端邊框的白道子。這種白道子不是因雕版印刷中的裂版、斷版而產生的，而是活字印刷時因使用浸了桐油的捆版繩橫向將活字版緊緊擱住所致。
鄒毅先生論述「活印線」的意圖在於告訴人們，今後在版本鑒定時，不要再僅憑版面上有所謂的裂版、斷版，而不敢將在各方面都具備活字本特徵的版本鑒、
活印線的說法是否成立？我在看到鄒先生《證驗於年活版印刷術》一書後，對此說法很感興趣，從此特別留心尋找相關的證據，以證其說。但我在屢次試圖驗證鄒毅先生的說法時，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看起來似乎可以用「活印線」來解釋的本子，其實都是活字本的翻刻本甚至是覆刻本。
例如，北大圖書館藏有一部所謂「聚珍齋擺字」的《忠武候諸葛孔明先生全集》五種，11冊1函。內封右上角錢「同治元年秋月」6字，左下角創「聚珍高擺子字」（見圖18），觀其版式字體和版面神氣。也確實有活字本的特證。但該書幾乎每葉靠下方大約在版框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有一道白線橫版面，並穿破版框（見圖19）。起初，我曾試圖用鄒毅先生的「活印線」 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但發現許多白道上方或下方的文字扁平而且變形，說明係採用了拼版的方法，即用兩塊甚至幾塊小木版拼成一個完整的書版，在刻版時，為了避開拼版中的裂縫，不得不改變文字的大小形狀。如果是因「活印線」而形成的自道，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了。此外，書中還有一些葉面出現角上大片字跡殘缺不全的現象，分明是版面殘損所致，這是雕版印刷的特徵。「高校古文獻資源庫」中遼寧大學圖書館著錄該本為「翻刻本（根據聚珍齋活字本），大概也是發現其絕非活字本，才這樣描述的。於是，我本想用這個本子來證實鄒毅先生「活印線」說法的願望又落空了。
鄒毅先生還進一步說一些近代的鉛印本上也有這種「活印線」，這就更令人疑惑了：假如說，因為中國古代印書所用墨中油的成分較少，所以捆版線在桐油中浸泡過，可以不沾染墨跡；那麼近代的鉛印本是用油墨印刷的，是否捆版線就應該用水來潤濕呢？而水是很容易蒸發掉的，如果印的時間長了，那捆版線不就沾上油墨了嗎？那不就很容易印出一道道黑線了嗎？
筆者以為，捆版線在一些活字印刷中可能是應用了的，但應如李致忠先生在其《古書版本鑒定》中所說，捆版的方法應該是從版框四周來捆扎，而不是將線繩橫貫版面來擱扎。「活印線」的說法，有待於進一步的認證。
鄒毅先生在其《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一書的第四章中還提出，活字本也有「斷版」現象。但所舉例子都是一些版面上局部的、細微的裂紋，有的是因紙張皺摺而產生，有的是因木活字產生裂紋所致。這些裂紋不是「斷版」，在具體的鑒別中，人們是能夠輕易識別的，不應與雕版印本中的「裂版」現象等同齊觀。而如果版面上的裂紋真是裂版甚至斷版，那就一定不是活字本。
例如，我在編目時，碰到清內府印本《御製欽若曆書》上編十六卷下編十卷表十六卷一書，發現其版式字體酷似清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因而懷疑其為活字本。查翁連溪先生編《清代內府刻書圖錄》書後附《清代內府刻書概述》一文，也說康熙雍正間內府銅活字本中有《御製欽若曆書》一書。再查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書目記錄，都有該書康熙雍正間內府本，但都著錄為刻本。而且該書印出後隨即改名為《御製曆象考成》，故各館藏本版心上方「御製欽若曆書」中的「欽若曆書」4字均用墨塗去。而各館所藏《御製曆象考成》內府印本。除版心已改為「御製曆象考成」外，其他正文文字與《御製欽若曆書》完全相同，毫無二致。筆者仔細觀察發現各本版面有程度不同的輕微裂痕。如全書正文首頁次行「歷象」二字中間對應的右邊 ，在《御製致若曆書》本上只微現裂痕（見圖20）、到《御製曆象考成》本上，此裂痕已穿破「曆」「世」二字，甚至有向左延展至「月」「欲」二字者（見圖21），各館藏本僅在裂紋長短上有些微差異。如果是活字本，重印時需重新排版，版面、字體必會有所不同，更不會有裂紋擴大的現象，可見其必為雕版印本無疑，事實上，也確實沒有一個藏館將內府本《御製曆象考成》著錄為活字本的。就這樣，《御製欽若曆書》因為這個版面上的輕微裂紋最後被鑒定為刻本。至於是否確實有銅活字本的《御製欽若曆書》存在，那就有待於日後的尋找和發現了。
三、關於活字本中字與宇之間的筆划交叉問題
過去的版本學著作，包括本人所著的《中國圖書版本學》一書，都很肯定地說，活字本中字與字之間筆劃絕不交叉，否則就不是活字本。鄒毅先生《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第四章中指出，活字本字與字之間筆劃可以交叉。鄒毅先生主要的論據有二：第一，某些金屬活字丁並非是上下規格一致的立方體，而是不規則的異形活字丁。他舉了曹炯鎮、艾俊川、劉大軍三位先生的著作或文章作為支持。第二，木活字規格不一，排版時如出現排不下的情況，可以用刀切削字丁的空白部分，使字丁與字丁之間相互榫接，從而產生上字與下字之間的筆劃交叉現象。筆者對以上觀點表示贊同。
鄒毅先生還指出，出現上下字筆劃交叉的另一個可能，就是連字印的使用。他舉了史金波先生鑒定寧夏靈武出士的元代木活字木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例子。筆者這裡可以再追舉兩個例子。
如1991年在寧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出士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被認定為木活字本，但書中出現了上下文字之間連筆甚至筆劃交叉的現象，如卷五的漢文葉碼：「十一」、「十六」等，上下二字相連；「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中的後兩個數字，均為二字相連；「廿七」上下筆劃交叉。這些現象應該是將二字或三字刻在一個字丁上所致。
20世紀初在黑水城遺址和1987年5月在甘肅武威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被認定為泥活字本。但其卷首有西夏仁宗尊號題款「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容智製義去邪惇睦懿恭」一行西夏字，其中有的上下字有相接或交又現象，宇左右部的撤捺，特別是右部的捺伸出較長，筆端尖細，且文字書寫風格相同，為一人手筆，字體與經文正文風格迥異，與活字本的特點不相符合，推斷此行字是被刻在一整塊長條木印上，檢字排版時，將整條木印嵌於活字版內。因為仁宗的這個尊號可能不止出現在一個地方，而且文字較多，如果以字為單位進行檢排則費時費力，所以就採用了這種連字長條木印嵌入的方法。
其實這種連字印的做法在漢文活字本中也是被經常使用的。如家譜中經常需要用墨圍表示世系的「××世」如「第七世」「十七世」等，就常常刻在一個字丁上。其他一些特殊類型文獻中使用頻率較高的詞語如日期、年號、人名、官名、地名，等等，都有可能刻在一個字丁上，成為連字印，並有可能出現上下字之間的筆劃交叉。由此看來，古代活字的製作不一定完全以字為單位。還可以是二個字，三個字，甚至十幾個字，完全視其使用的頻率而定。所以活字本中出現上下文的筆劃交叉並不是不可理解的。
由此看來，以往那種認為活字本中活字與活字之間的筆劃絕不交叉的觀點，確實是顯得武斷了一些。
四、活字本是否包含鉛印本？
活字本的類型雖然很多，有泥活字本、銅活字本、錫活字本、木活字本，甚至鐵活字本、瓢活字本，但都可以用活字本概括稱之。問題在於，近代出現的採用西方鉛印術印刷的鉛印本能否作為鉛活字本而歸入活字本的行列？
表面上看，鉛印本當然是活字本，稱之為鉛活字本沒有問題。在鉛印本最初出現時，人們就是這樣認識的，所以在鉛印本的內封、牌記上仍然沿用過去傳統活字本的各種說法。如：清咸豐十一年（1861）上海墨海書館鉛印本《大美聯邦志略》（見圖22至圖23），其內封仍題「滬色墨海書館活字板」。
清宣統二年（1910年）上海華美書局鉛印本《阿里巴巴遇盜記》，內封題「上海華美書局擺印」。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普法戰紀》十四卷（見圖24至圖25），內封背面牌記題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秋七月中華印務總局活字板排印」（見圖25）
像這樣的本子，過去各家著錄編目時，也常常順著書上的說法，將其著錄為活字本。例如江澄波先生的《江蘇活字印書》一書，收錄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銅、木、泥、鉛各種活字本圖書1800種，書中設「清代鉛活字印書」「民國鉛活字印書（線裝本）」兩節，明確將鉛印本稱為「鉛活字本」而歸入活字本。我們在「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中，也常常看到對這類本子五花八門的著錄方法，有稱「鉛印本」的，有稱「鉛活字本」的，有稱「活字本」的，還有稱「排印本」的。
現代一些論述活字本的專著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混亂。例如徐憶農所撰《活字本》一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之一）、以介紹中國古代的活字本為宗旨，但在最後卻加入了鉛印本的內容：印刷出版機構重點介紹了19世紀中期著名的上海墨海書館：期刊出版印刷詳細描述了《格致彙編》的編印情況；圖書則舉當代有代表性的鉛印本《新華字典》為例；書中甚至還以「當代—活字印刷術的變革時代」為題，用相當篇幅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王選院士的激光照排。這對人們瞭解活字印刷術的發展史來說是有益的；但對於人們清楚認識活字本的概念和界定活字本的範圍，則是不利的。
圖書館古籍編目是一項規範性很強的工作，古籍的版本類型也應該是概念準確，界限分明，不能模稜兩可，讓人無所適從。中國活字本的印刷方法是手工刷印，而鉛印本的印刷方法是機器壓印，所以在紙面字跡的凸凹感覺和墨跡、墨色方面二者都有明顯的區別。活字本和鉛印本之間各種不同的版本特徵，每一個合格的古箱編目工作人員都是知曉的，是可以輕易識別的。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明確的規定。
從古籍編目的角度出發，筆者不贊成稱鉛印本為鉛活字本。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確曾有過鉛活字本，但那是屬於中國傳統活字印刷技術的產物，與用西方鉛印術印刷的鉛印本不是一回事。鉛印本這個概念專指那些使用西方鉛印術印刷而成的圖書，它跨越古今且數量龐大。而活字本的概念只在中國古籍或者採用中國傳統活字印刷技術的印本範圍內使用。在古籍編目中，活字本和鉛印本應該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版本類型，它們是並列的關係，不是包含或交叉的關係。在現在的古籍書目數據庫系統中，如果將鉛印本著錄為鉛活字本，會影響活字本的檢素結果，造成混亂，這也是我們需要嚴格區分鉛印本和活字本的一個重要原因。
注：本文中所有圖片均採自「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故圖中均有「學苑汲古」水印。特此說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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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惜古弗塵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