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版本鑑定的幾個問題（上）
關於版本鑑定的幾個問題（上）
沈津
同志們：
我向大家彙報的題目是關於版本鑒定的幾個問題。1978年3月南京會議以來，許多省、市圖書館都開辦了古籍版本學習班、訓練班，講古籍版本的鑒別，諸如歷朝刻本的特點、避諱、刀法、紙張、字體、刻工等。我想著重就這次全國善本總目巡迴檢查中所遇到的一些在版本鑒定中所產生的疑難雜症，從幾個方面來談談我一知半解的看法。我搞這一行，只是跟在老同志後面學學、聽聽、看看，有的有點滴體會，但只是皮毛。這次發言要我講，我只得硬著頭皮準備，並徵詢了參加北片、南片巡迴檢查小組的同志的意見，摘錄了他們的一些例子，綜合起來講，今天在座的有我的老師、同行，講的過程中如有錯誤，請子批評指正。
版本鑒定是一門科學，只能認真對待，不能馬馬虎虎，投機取巧，只有鑒定正確，才能保證著錄質量，鑒定一錯，則著錄的問題就大了。在巡迴檢查的過程中，許多地方發現了一些過去從未發現的宋元刻本，但是在有的卡片中，原來作宋刻本、元刻本的書中卻發現了一些問題，較普遍的是拔高，即將明刻本看成元刻，或看成宋刻。這種情況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條件限制，無法核對，或是輕信前人的著錄，因此在編目製卡中就會產生偏誤。下面我舉一些常見的、易錯的書來說明一下。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這部書有元刻本，明刻本之別。元刻有兩種，一為元至止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目錄後有牌記的；另一為元圓沙書院刻本。而容易搞錯的是把明刻看成元刻本。明刻有三種，都是黑口；過去有人認為區別元、明刻本以有無太極圖來區分，但現在看來，元刻有太極圖，明刻也有二種有太極圖的，所以這種風分看來不是絕對的。如果從行款來說，元劉克常刻本，為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雙欄、上下黑口、雙魚尾，而明刻一為十一行二十字，一為十二行二十二字，也是上下黑口。從字體上來說，元刻字小，字與字之間緊密，明刻二本字較鬆散，也無元刻氣息。還有一種明刻，沒有太極圖的也容易看成元刻，像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中收的一種就錯當成元刻了。
又如《道園學古錄》，元虞集撰，也是一部容易看錯的書。此書有兩種明刻本，一為明景泰七年鄭逵據元本重刻，一為明嘉靖四年陶諧重刻景泰本。明景泰本，半頁十三行，行廿三字，上下黑口、四周雙欄，行格一仍元板之舊，此書前有「蘄陽鄭逵序」、「歐陽玄序」、又「致劉伯溫書」及「葉盛跋」。很多收藏家皆將此本誤作元本，這是因為在紙張、字體上頗類元刻。明葉盛《菉竹堂稿》卷八「書道園學古錄後」云：「鄭令既得印本於准雲寺中，即以元紙粘版刻之，此傳刻古書第一義。」但這幾頁序及跋多被書賈抽去，以充元刻。傅增湘過去也曾收得一部，也都佚去序跋。元至正建寧初刻本傳世殊少，至今未見到過。我們在某處圖書館見到的著錄為元刻本的，實際上也是明景泰七年本。
明代中期的福建書坊劉弘毅慎獨齋是一家刻書較著名的書鋪，與差不多同時的建陽劉氏安正書堂等齊名。從數量上來說，刻書也多，有的還是大部頭的；從內容上來說，是迎合當時知識分子的需要；從地區來說，建陽從宋代到明代，刻書一直不衰，由於慎獨齋沿襲了宋元時期建陽刻書的優點，因此質量上是很高的，所刻之書字體緊密，真是密行小字，別具風格，有的很像元刻，所以有的人就把書中劉氏慎獨齋刻書的牌子去掉，以充元刻或宋刻。較易弄錯的像《東萊先生十七史詳節》，在史記詳節的卷首有一行字「皇明正德丙子冬十月京兆劉弘毅刊行」，但是有的書這一行字的上半段卻被割去了，僅留下「京兆劉弘毅刊行」數字，如果不知道劉氏是什麼時代的人，那就很容易當成元刻。
又像慎獨齋刻的《資治通鑒綱目》也要注意的，葉德輝說此書「絕似元槧」。此書前有弘治時的序及重刻序，也有宋嘉定、咸淳以及元代至正年間的序，還有一塊牌子「皇明弘治戊午歲書林慎獨齋刊行」。這部書中的弘治時的重刻序往往都被抽去，並將牌子也搞掉，以充元刻。《資治通鑒綱目》這部書版本頗多，由於是知識分子的必讀書，所以宋代、元代、明代都刻了不少。宋代刻書有兩種，一種比較好看，大本子，八行十五字，小字二十二字，上刻字數，下有刻工，除「敬」字外，皆避諱，字體很大，端整仿宋。另一種宋刻本，十行十六字，也避諱，和上一本宋刻迥然不同。元刻本有十行十六字的本子，和宋刻本較相似，也易看錯，但區別在宋刻有耳題、避諱，元刻無耳題、不避諱。像《通鑒綱目》的其他明刻本，如成化九年內府刻本、嘉靖本、萬曆本都有，比較易於識別。此外像慎獨齋覆元中統本史記也都是可以亂真的，看的時候都要注意。
又如《史記》的本子是很多的，明代嘉靖時就有三刻，一是嘉靖四年的汪諒刻本，一是嘉靖四至六年的王延喆刻本，另一就是嘉靖十三年秦藩朱惟焯刻本。三本行款都是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小字雙行二十三字，文字互有得失。其中最著名的為王延喆刻本，王刻史記的底本是宋刻黃善夫本。王刻史記摹雕至精，初印本尤明湛可喜，由於覆刻精善，坊賈得到一本即去其牌記以充宋刻。像《天祿琳琅書目》中所著錄的宋刻二本，一為嘉定六年萬卷樓刻本；為秘書省正字張耒校刻本，都是坊賈用王刻史記本改刻牌記，以宋刻出售的。王刻史記各卷皆有牌子，目錄後有篆文木記，題「震澤王氏刻梓」，集解序後有隸文木記，為「王氏刻於恩褒四世之堂」，索隱序後有王延喆識語七行，但很多王刻的本子，這些東西都去掉了。我曾見到天祿琳琅著錄的一部宋刻史記，內多鈐元、明人印記，如元之脫脫、楊維楨，明代之宋濂等名人，「天祿琳琅」稱為「真南宋本」。有人誤信天祿琳琅之言後，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但經和明刻本一對，顯然是王刻史記，除個別葉子是有意補刻的外，餘皆一樣，這也是書賈搞的花樣，把王氏刻書的牌記全部挖去，又另外補刻了幾張，以充宋刻真本。據說此書又送到北京，經北圖的同志再鑒定，也認為是王刻史記，此本的真相才告大白。
還有一部《玄玄棋經》，元嚴德甫、晏天章輯，大本子，前面有元至正九年序。此次檢查發現了好幾部，山東、四川、雲南好幾個地方都有，有的作元刻本。此書上海也有好幾部，一部在上海棋社，兩部在上圖，上海古籍書店也有一部，棋社的那部曾拿來上圖核對過，他們曾認為是極難得的、傳世最早的元刻本。這幾部《玄玄棋經》，都是一塊板子，不是元刻而是明刻，從字體、紙張等看，都沒有元刻的風格，而頗類萬曆間所刻。
當然像原來著錄為宋刻本，後改元刻本的還是有的，但這次巡迴檢查，我們沒有碰到，可是像這類的書中有幾部較著名的還是應該知道的，像元岳氏荊谿家塾刻本的《春秋經傳集解》，卷後有「相台岳氏刻梓荊谿家塾」牌記二行，前人因肯定相台本群經為宋時岳珂家刻本。後經張政烺先生考證，證明此書非宋岳珂所刻，而是元初義興岳氏據廖瑩中世采堂本校正重刻之本，此事詳見《中國版刻圖錄》。此外像版式寬大、字劃精整的元刻代表作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在《楹書隅錄》中誤認為宋刻本。
各家書影、版刻圖錄是我們在鑒定工作中經常加以參考的，一些單位的版本依據也是根據書影而來的，當然像《中國版刻圖錄》的質量是非常高的，但是有些書影問題就大了，如果依照它著錄就非錯不可。比如在檢查的過程中，發覺有些原題宋刻本、元刻本的卻景明刻本，問他的版本依據，說是根據《嘉業堂善本書影》而來。這種情況並不能怪經手工作的同志。在《嘉業堂善本書影》中，鑒定不確、提高版本身價的例子還是有的。像《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書影中作宋刻本，細審原書，無論字體、紙張都是明刻本。又像《帝學》一書，有些同志可能還有印象，是在去年十二月在四川成都開會時，某單位拿來鑒定的，在《書影》中作「宋嘉定辛已刻本」。經過比對，實是清刻本，和上圖藏的本子一對，除扎子的一頁不同外，其餘的都相同。此外像題宋刻的《新編性理群書句解》，題宋景定刻本的《纂圖互注荀子》，實際上都是元刻本。所以我們在鑒定版本時，還要考慮到書影的正確性，要多翻翻其他的著錄和工具書。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天祿琳琅宋元刻本之偽」、「坊估宋元刻之作偽」，都講書估作偽的手法。葉德輝云：「自宋本日稀，收藏家爭相寶貴，於是坊估射利，往往作偽欺人，變幻莫測，總之不出以明翻宋板剜補改換之一途，或抽去重刊書序，或改補校刊姓名，或偽造收藏家圖記，鈐滿卷中，或移綴真本跋尾題簽，掩其贋跡。」只要我們掌握這些規律，就能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日本翻刻我國的刻本也要注意。這次在巡迴檢查的過程中，各組的同志都有發現。我們曾見到一部《草書韻會》五卷，為日本五山覆明洪武本，大字闊板，半頁七行，白口雙魚尾，有「明洪武二十九年兩子日卒刊」一行，於是編目的同志誤作為明洪武二十九年刻本，此本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曾著錄。又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這書有宋刻本，有元刻本，有日本翻元刻本。宋刻本不去講它，十行本。元刻有兩本，兩本都為半頁十一行，一本為元至正辛丑妃仙興慶書堂刻本，一為元至止乙未日新書堂刻本，二書在卷一的後面均有牌子可見。日本翻刻本較之元刻的字體更多尖鈎，在卷五第五至第八頁外有「日本永春刀」五個字，其中「刀」字實應是「刁」字，刁即雕的簡字，永春才是刻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