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的襯頁
古書的襯頁
沈津
大凡線裝書都有襯頁，襯頁或稱封皮。古書在流通的過程中，往往因為保管不善，或遇到兵燹水火之災，全帙變得不全。這種殘缺不全的本子，我們稱之為殘本。殘本要配齊，很不容易，如果能夠合浦珠還，破鏡重圓，那真是有緣。不然的話，一部書僅剩下零星單冊，價值就大打折扣了。所以過去舊書店裡遇到配不齊的殘書，往往都堆在店鋪的一角，價錢則是便宜之極；因為圖書館一般都不收殘書（海外的東亞圖書館即是），藏書家則大多取選全帙，故對殘本問津者不多。'對於店主來說，則是希望早日出手，留著也沒有什麼用處，又賣不出價錢，所以要看重殘本也難。於是有心人即將明清殘本廢物利用，拆線後而成單頁，或將數十種殘本的單頁編成書景，或將殘頁再經裱糊配以他紙做成較厚的襯紙。我在工作中，偶見有襯紙之書，當時做了些記錄，特錄於下：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小窗幽紀》十二卷，題明陳繼儒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崔維東刻本。四冊。書衣襯紙為元刻本《資治通鑒》零頁八紙。半頁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邊，版心上刻大小字數，下有刻工姓名，興宗、杞宗、君亮等。子部雜家類的書。興宗刻過宋刻《資治通鑒》（宋鄂州孟太師府三安撫位鵠山書院刻本）、《五代史記》；君亮刻過元刻《胡注資治通鑒》。查興宗，又有范興宗，刻過元刻本《資洽通鑒》。王興宗，刻過宋刻大字本《通鑒紀事本末》。
上海圖書館藏的《金匱要略方》三卷，漢張機擇、晉王叔和集、宋林億詮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吳遷抄本。是書乃用舊書之背面抄錄而成，舊書為《中庸五十義》《大學會要》兩種，按兩書為宋刻本，皆不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台灣公藏善本書日》著錄。清朱彝尊《經義考》及《藝文志二十二種引得》也未採用。《中庸五十義》題「平湖陳堯道敬之撰」，半頁十行十六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下有刻工，避諱至「讓」字。此兩書僅知書名，卷數不詳，又因裝釘之故、無法知其頁數。
「物以稀為貴」，古籍版本也是這樣。鄭振鐸在《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一文中曾有這樣的敘述：「因了十年來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友人某君數年前，嘗獲明武定侯郭勳刊之《水滸傳》殘頁數紙、詫為奇遇：余於明本書的封皮後，嘗揭得萬曆版《西遊記》一頁，又隆、萬間福建版《水滸傳》一頁，亦頗加珍視。琉璃廠某肆存萬曆福建版《西漢演義》數頁，亦知寶存，留以贈給我們，斯可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
我在過去的工作中，也曾兩次碰見過從襯頁中發現的難得版本，一是《京本忠義傳》，一是《三國演義》。《水滸》《三國》都讓我給碰上了，這大約也算是運氣，或者說是「緣」。
《京本忠義傳》是著名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的早期印本，向不見著錄，且為國內外《水滸》研究者從未提及過的刻本。那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因為要給上海圖書館古籍訓練班上課，就從一捆明清舊紙中找些印書用紙樣張來作說明。誰知章發現兩張封面的底頁，其襯紙乃為明刻《京本忠義傳》殘頁，為第十卷第17頁的下半頁和第36頁的下半頁，並各殘存前半頁的後3行，各頁均有相應的內容標題。第17頁是「石秀見楊林被捉」，第36頁是「祝彪與花榮戰」，標題兩端都插有簡易圖案，版心書名題「京本忠義傳」。於是，我即在孫惜第的《中國小說書書目》，居然沒有著錄這種版本，所以第二天，我就持殘頁請顧師廷龍先生、潘師景鄭先生審定。他們一見，即說此本絕未見過，且從字體、標題、紙張等方面鑒定，也都認為應在明萬曆刻本之前。或為明正德、嘉靖間書坊所刻，很可能早於郭勳本，那就更接近於原本的面貌了。
《三國演義》，這部家喻戶曉的長篇小說，成書以來、也不知有多少個不同版本了。我嘗於1989年7月在上海圖書館藏的明嘉靖周顯宗刻本《陶淵明集》的襯紙裡發現《三國演義》的殘頁兩張。周顯宗刻本《陶淵明集》極難得，他館均無入藏，裝幀為明代包背裝，內裡襯紙計四頁，每冊前後各一頁，然內容各有重複。文字中有「算」「窗」「開」「喫」等異體字。察其內容，乃《三國演義》中太史慈與孫策交戰之事。檢毛宗崗本《三國演義》核之，當為卷八第十五回「太史慈酣鬥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的上半部分。過去學者認為《三國》存世之最早刻本為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20世紀70年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發行。此殘頁之內容也即該本之第三卷「孫策大戰太史慈」。今據殘存之兩頁的字體、紙張、文字等進行鑒定，此種刻本應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間。查《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不載此刻之行款，當另一新版本也。
我即為此把這個發現寫信向正在北京的顧師延龍先生報告，並附上了複印件。先生不久即有回信，予以肯定，有云：「您發現襯頁《三國演義》很有意義，亦可石印否？不能不印。」後又來信說：「《三國演義》殘頁印本，我給冀大姐（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副主編）看，她說早於萬曆，丁公（丁瑜，前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研究館員）看萬曆。我是望高看的，同意冀老的意見。我對您的細心發現，很高興，這不僅發現殘頁的本身，而可使全組（上圖古籍組）同志有所感受，比講堂上講多少更為有效。」
據英國的一位專研《三國演義》學者魏變說，他曾見有35個《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而最早者似為明嘉靖刻本。而這兩張殘頁卻從不見著錄，從字體、紙張等方面看，似應在明嘉靖刻本之前。魏安，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三國演義版本考》。他曾在哈佛和我大談《三國》的版本。確實，為了寫他的《版本考》，他不知跑了多少家圖書館了，從歐洲到美洲，從日本到中國，只要有一丁點兒的線索，他決不會放棄。我為他的鍥而不捨的精神所打動，所以就送了他我發現的《三國》的兩張殘頁的復印件，他如獲至寶。後來他的書中所介紹的第一種《三國》就是我送他的殘頁，他把它命名為「上海殘頁」。又劉世德先生的《劉世德學術演講錄》，有「《三國演義》的版本」一章，專門談到了《三國演義》殘頁，文末寫道：「最早發現殘頁的沈津是一位圖書館學專家、版本學專案。他認為，殘頁為成化、弘治年間刻本。我同意他的判斷。」如今，《金瓶椎詞話》已不是什麼稀奇書了、過去視作「珍秘」，想翻看一下「潔本」也非易事，現在什麼書都可在互聯網上下載閱讀，禁書早己不罕了。但在七八十年前，《金瓶梅詞話》還沒在山西發現時，中國的學者卻見到了《詞話》的殘頁，那是胡適先生在1961年6月12日的一次談話中說到了這件事。他說：「這部《古本金瓶梅詞話》，你們是不知道的。日本圖書館在重裱中國古書時，發現古書內的襯紙有《金瓶梅》的書頁，共有八頁，日本人不知道這八頁是什麼本子的《金》，於是照大小照相下來寄到中國來。問問徐鴻寶、馬廉和我幾個人。我們幾個人都不知道是個什麼版本，都不曾看過，恰巧在這個時候。北平書商向山西收購的大批小說運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金》，全部二十冊，就是日本發現作襯紙用的《金》。」（見《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98頁）
津按：徐鴻寶，即徐森玉，是被周恩米、鄭振鐸譽為「國寶」級的人物。馬廉是專收明清小說的學者，家有「不登大雅之堂」，藏書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1980年我在北京想看他的藏書，但北大館告訴我，馬的書還未整理，一句托詞就把我拒之門外了。明刻本《金瓶梅詞話》是1932年在山西發現的，次年即由北平古供小說刊行會據之影印了100部。所以說，《京本忠義傳》及《三國演義》、日本的《金瓶梅》被發現時都是殘頁，也都作為封面襯頁，三種書都是小說，又都是早期版本，您說巧不巧。
才子佳人的經典之作，可能要推《西廂記》了，這部第六才子書，歷來的版本不知凡幾。所以有專家學者專門在考證它的版本。《新編校正西廂記》是《西廂》的早期版本之一，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一頁，是1982年北京中國書店贈送的。原存四頁，那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書店修補舊書的劉建中師傅在重裝明刻本時發現的，那是裱在書封面裡的襯紙。明代《寶文堂書目》著錄有元刻本《西廂記》、可見在明代，元刻本還有流傳，但到清代，則不見有藏書家著錄。殘頁為黑口，插圖古樸，線條簡潔。不似明代萬曆或萬曆以後的刻本那樣細緻。路工先生曾以第一卷第四折所存曲與明凌濛初刻本作了對比後發現：除二本均有錯字外，最重要的是「佳人才予正肯春」這首詩和「多情佳麗無緣難會洞房春」這副對聯，凌刻本是沒有的。詩和對聯，不像劇中人物的下場詩和對念的對聯，可能是舞台上演員下場後，由樂隊唱的，目的是承上啓下，連接兩折之間的故事，保存了舞台演出本的原貌。看來殘頁中的學問還挺多。
此外，我還見有《增補四書精繡圖像人物備考》十二卷，明陳仁錫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多齋刻本。十二冊。此本的襯頁均是（光緒）《續修廬州府志》。
日本刻本也有用廢舊圖書拆開作為襯頁的，我見到過幾部，其一為王陽明的《傳習錄》、四卷附錄一卷，日本浪華中川明善堂印本。四冊，襯頁是用日本史部類《唐書》的零頁。
安徽省博物館藏《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宋朱申撰，明顧梧芳校正。明刻本。四冊。封面、封底用紙，均以隆慶六年察院憲票裝裱（憲票主要內容為廣積貯、以杜吏弊，以神國計事，對大梁道儀封縣呈報人犯處理意見）。
是什麼原因導致要在古書封面封底用別的書作襯紙呢？我以為，當時以之作為書之襯紙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因為用作襯紙的書已不全，殘本書亦不易配，於是廢物利用，或作封面襯紙，或作內頁襯紙；一種是原書即為禁書，要麼毀去，要麼拆開作他書之襯頁。看來前一種的可能性大一些。被處理的這類書，在當時可能不稀奇，但在數十年、數百年後也就物以稀為貴了。利用廢紙印書，這在宋代、明代都有、宋版的《王文公集》的用紙不就是宋人之手簡嗎？而明代的廢舊公文紙取來印書的例子就更多了。
2017年12月30日
本文原刊伏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