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時憲書

清代的時憲書

沈津

前些時，看到了八冊期鮮刻印的曆書，最早的是《大清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時憲書》，其餘都是大韓光武五年至九年（1901-1905）、十一年以及大韓隆熙二年（1908）的《明時曆》，由此想到了中國清代的時憲書。

清建都北京後，知道新法曆的優點，就命湯若望等人襲用新法曆的成數，改名為時憲曆，從順治二年（1645）頒行，後因避高宗弘曆諱，改稱「時憲書」，「時憲」這兩個字，是睿親王所言，「宜名時憲，以稱朝廷憲天義民至意。」

清欽天監每年頒發時憲書一冊，而在年前又定期呈次年曆樣，並於十一月初一日頒曆於百官。其進呈御用者、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所頒欽天監印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為偽造，律處斬。

時憲書在清代民間流傳很廣，在《紅樓夢》第六十二回有：「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比起其他朝代，清代算是比較近的，從順治到宣統，總共二百六十餘年，國內所存，除了乾隆朝不全外，其餘各朝都是全的。而乾隆朝六十年，僅續十九個年份。有意思的是，康熙朝除了欽天監刻本外，還有不少朱墨抄本，當然，那是內府有關人員奉命所為。到了雍正朝，欽天監偶然會用朱墨套印，於是演變成了朱墨套印本。而嘉慶朝開始，欽天監有時會印兩種版本，一是套印本，一是刻本。光緒朝的時憲書上有時會鈴有鐵天監頒行印，文日：「欽天監欽遵御制數理精蘊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即使是清代的時憲書，今天也不易見到了，像北京天文館這樣的專業單位才藏有數十本清代時憲書。而民國間大藏書家傅增湘，他積幾十年的辛苦，也只見到《大清順治三年歲次丙成時憲書》、《大清乾隆六十三年歲次戊午時憲書》、《大清祺祥元年歲次壬成時憲書》三種（另有《大明萬曆七年歲次己卯大統曆》）。傅跋《乾隆六十三年時憲書》云：棉紙巨冊，紅綾面，漢字題「大清乾隆六十三年歲次戊午時憲書」，首為都城節氣時刻，次年神方位圖，次各省太陽出人時刻表，蒙古、回部、金川土司皆列後。次各省節氣時刻表，次日曆、次紀年，末葉列欽天監官銜名。按《會典事例》載：乾隆六十年（1795）皇太子奏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備內廷頒賞之用，並言現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宮廷之內若亦一體循用新曆，於心實有所未安云云。旋「奉旨俯從所請，用備頒發內廷皇太子孫曾元輩，並親王大臣等。其各省、外藩仍用嘉慶元年，以符定制。嗣後二年、三年皆屆期恭進。同時並進翻澤清、漢字各一本，刷印清、蒙字各一本，清、漢字《七政時憲書》各一本。外備賞漢字《時憲書》百本，用紅綾面，無套」。以此證之，歲在戊午，實為嘉慶三年（1798），而此冊仍用乾隆紀元，可斷為當時賞賜大臣百本之一也。

棋祥元年（1862）的時憲書，如今傳世僅六冊而已，其中有兩冊為套印本，藏北京天文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另四冊為刻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三冊）、上海圖書館。

重刊者按，中國國圖藏祺祥本時憲書有一氓題識，云：「一九四九年入京，於廠肆得祺祥元年時憲書一冊，裝而藏之。一九五五年回國，復得同書一冊，封面猶舊原藏者，復以祺祥銅幣拓本，插訂書前，足資映證。惟題籤『海內孤本』，則係不然也。今兩藏之，合璧駢暉，尤足珍矣。一氓識。」

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的清代曆書很多，而且部分朝代是全的。如嘉慶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道光元年至三十年（1821-1850）、咸豐元年至十一年（1851-1861）、同治元年至十三年（1862-1874）、光緒元年至三十四年（1875-1908）、直統元年至三年（1909-1911）。這是很不容易的，比大陸的任何一個圖書館所藏都要完整。

海外收藏的曆書不多，筆者僅知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清代時憲曆多冊，其中乾隆朝的有四十三年（1778）、四十七年、四十九年（另一部）、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八年（整理者按，另有殘本），共六冊。其中四十九年一冊，可補國內各圖書館之缺。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明代大統歷四冊，分別為正德六年（1511）、嘉靖三年（1524）、嘉靖十二年、萬曆四十五年（1617）。

文中開頭說到期鮮刻印的曆書，據記載，明清兩代，朝鮮所用之曆書都是從北京期廷內領回的，每年棚廷頒發一百零一冊曆書給期鮮，栩鮮國王用的是大皇曆，政府機構用小皇曆一百本。清順治五年（1648），朝廷指令朝鮮每年差行人，必須在冬至日趕到北京領取曆書。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朝鮮國王改稱皇帝，改號大韓，此後即不再派使臣到北京領取時憲書，而改成韓國自己的明時曆了。

2006/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