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武漢圖書館的善本書志喝采
為武漢圖書館的善本書志喝采
沈津
4月初，每年一度的美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年會正好在波士頓召開，在年會結束前，我抽暇去看了會場上的數百個出版機構及書商的攤位，我最著意的是十來個中文書的攤位，其中一個是來自北京的，書不多，二三百本社科新書而已。但有一本書像磁石似的吸引了我，那就是對別人並不起眼但對我卻很有用的《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這之前，我竟然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出版。當晚，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幾位藏書家朋友，他們竟然也毫無所聞。
一個月後，採訪部門的同事即通知我，書到了。我略略一翻，覺得寫得不錯，但事情太多，也沒工夫細讀，就擱置一旁了。前幾天居然又想起了它，就又抽暇翻閱了幾篇。《書志》只為第一輯，300頁左右，並不厚。主編韓兆海、張穎。執筆陳琦、鄢靜慧、張蓉。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數1000冊。著錄經部之書119種，30萬字左右。
武圖的古籍約21萬冊，善本藏書並不多，和湖北省圖書館相比，是小巫見大巫，和其他省市一級的大圖書館相較，那更是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小館也可以做大事，而且可以做大館一時半會兒所做不到的大事。您不相信嗎？
武圖的負責人卻真是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們有意將數量有限的館藏善本全部寫成善本書志，而且已經出版了經部（第一輯）。有了經部，那史部、子部、集部、叢部就指日可待了，我的老師顧廷龍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火車只要開，總歸要到站的」。
書志，是介紹古籍圖書的一種寫作形式，包括了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簡歷、內容、牌記、序跋、題識、刻工、諱字、流傳著錄、藏印等。對於圖書館來說，編著善本書志不僅是館藏古籍普本文獻的詳細記錄，使家底清楚，心中有數，同時可以提供給有關研究者各種資訊，也可為其他圖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那不僅僅是擴大影響，而且是開發古籍文獻，實在是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訓練了幹部，培養了人才。撰寫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的實踐。故書志的編著也是一些重要的收藏單位在具備了各種雜件後，必須做或最終一定要做的工作。
中國內地是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雖然古籍整理在50年代至「文革」以前做了不少工作，80年代以後也出版了一些有關目錄學、版本學的專著，但有影響的卻不多。近50年來，出版專門的書志也少，而國內圖書館撰寫館藏善本書志只有兩種，一種是《蘇州市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另一種即為武圖的書志。而大館如國家圖書館，省市館如上海、南京、浙江，以及重要的大專院校圖書館如北大、復且等館卻沒有一家有自己的善本書志的。大有大的難處，家大業豐，人丁興旺，門面大，生意多，應付的場面也大不一樣，當然貢獻也大。不少館沒有整理編目的古籍還不少，當然搞創收發獎金，還要動腦筋，一時抽不出人手，矛盾也多多，這也怪不得領導們的。
反之，在台灣地區，所謂的「國家圖書館」於1994年開始「第二階段古籍整編計劃」，組織了13人撰寫該館所藏善本書志，從1996年出版《「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始，到2000年出版叢部止，共12冊，著錄12369部，約400萬字。
在香港特區，1970年即出版饒宗顧編著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著錄229部，約6萬字。2003年又重編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著錄704部，約25萬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也於1999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錄》，著錄848部，約30萬字。
而在北美地區，則有王重民著、袁同禮修訂《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錄》，著錄1775部，約10萬字。王重民著、屈萬里校訂《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著錄1136部，約8萬字。沈津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著錄1450部，約152 萬宇。柏克菜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菜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著錄768部，計98萬字。
這些中國港台、美國的善本書志，有的較簡單，如中國香港二館、美國國會、葛思德館，很少揭示每書之內涵，所以信息量不大。台北的稍微好些，但也沒有什麼特色。當然，寫書志，必須要有一種模式，模式有幾種，不必一律，看您選哪一種。說到底，無非是簡單和詳細。我總以為今天的善本書志寫作，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去揭示書之內容版本，盡可能使之精審確鑿，而不是一張圖書館藏書卡片的放大。前人有云：「若夫辨版刻之時代，訂抄校之精粗，改卷數之多寡，別新舊之異同，以及藏書印記、先輩供聞」，那就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我和我的同事目前仍在撰寫的《哈佛燕京善本書志》（清代部分）是採用「哈佛模式」，諸如原書之數、作者之簡歷、版本之認定依據、全書之內容、撰著之 由、序跋之摘錄、他處之人藏以及其書之特點、收藏之鈐記等。如若研究者能透過善本書志，找到對他有用的信息並加以利用，那這樣的書志必定受到學術界的歡迎。
武圖書志的執筆者是陳琦、鄢靜慧、張蓉三位，我孤陋寡聞，井底觀天，竟無三人信息。他們的書志，寫得很細，寫得不錯，和「哈佛書志」在寫作上雖有些不同，但他們實踐了「精審確鑿」這一點，有些書的記載還用圖表的形式，記錄原書的刻工、鈐印。哪怕是一種不怎麼樣的叢書零種，他們不光引用資料而且有自己的見解，你還可以知道他們寫作的時候查什麼工具書、參考書。何以見得？舉一小例以證之。武圖《周易兼義〉一書，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十三經註疏）本。他們在寫作時，看了我在1992年寫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我將燕京藏本《十三經註疏》，定作「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隆慶二年（1568）重修本」，並提及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有一部。而提及的話卻引得他們細查北大的幾種書目都未有著錄，所以他們寫道：「未知《哈佛書志》所據為何？」也真是誤導了他們。因為我在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錯看了收藏單位的代號，將1041（西北大學）看成了0141（北京大學），即隆慶二年重修本藏西北大學館。所以我的一點訛誤卻浪費了他們的不少時間，真是對不住。（他們還糾正了我的《書志》中其他錯誤，如刻工名等）武漢的書志有圖有文，可謂圖文並茂。更可貴的是有自己的觀點，搞目錄版本學的學者不妨看看這本書。這是我要為他們擊掌歡呼的。
再來做一個比較吧。前些時翻了一套今年出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作者是某名校名教授兼博導，再加上新書座談會，一些文化大老的一捧場，報紙的宣傳，真是煞有介事。然而初初一看，內裡所謂的書錄大約不到1/5，說是「書錄」，實類知見錄性質（也還是有些用處的）。其餘都是圖書館古籍卡片形式的放大，即使是書之行款，也是有的有，有的沒有。叢書零種當成單刻本，殘本當全帙，批校題跋者不用名而用字號，有些版本著錄的基本概念都不熟悉。至於冊數，哪怕一冊也用「共一」（一冊如何共？共一人、共一瓶、共一張、共一碗、共一座？）。最遺憾的是一些重要圖書的敘述，多是不注明出處地轉引日本學者的著作，幾乎沒有作者自己的考證和心得。拿武圖的書志和《善本書錄》相比（指內容），高下懸殊，天差地遠。如將《善本書錄》與黃仁生所撰同類書《日本現藏稀見元明文集考證與提要》相較，也是判若雲泥。
雖然《書志》中有些書在大館不屬善本，但武圖有自己的善本收錄範圍，所以不能以大館的收錄範圍來要求他館一律。如陳獨秀撰《字義類例》10卷，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亞東圖書館石印本等等。
我還是抄錄一些韓兆海序中的文字吧，「面對幾個年輕人用非白話文寫的這本《書志》，讀著其中幾乎無處不在的考證性文字，看他們在提要中發感慨、談古論今，我想，除了包容之外，我還要致以深深的敬意。在繁瑣考證被批判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在從來都只是老資格專家、學者才能隨心所欲揮灑才情的古籍提要、書志領域，恪守傳統而又敢於盡情發揮的年輕人，是應該得到尊重的。」最後的一句話是：「歷史是不能忘𨚫的，前人積攢了這樣一份寶貴的財富，我們不能只將它們好好地保存起來，讓它們不再受到人為的或自然的損毀佔我們更要將它們展示和提供出來，讓它們被更多的人認識、利用。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傳播，前輩曾經努力的足跡和敬業的精神，公共圖書館有著責無旁貸進行宣揚和傳承的義務，這本書志可以說算是我們踐履義務的一份答卷吧。」
我不知道這位韓兆海是何等人物，大約是官拜「館長」的責任人，宮雖不大，但是我卻對他充滿了敬意，序文沒什麼豪言壯語，平平淡淡，實事求是，我從話語中看出來的就是「支持」二字，這一點就最為可貴。他和他的同事是做事情的人，而做一件大事，也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需要勇氣的。就以武圖要寫成什麼樣的書志，要想在傳統的「書志學」上作一個什麼樣的突破，從而走出一條新路來，我相信他們的《書志》，也就是韓大人和三位執筆者共同探討而實踐的結果。我當然也希望韓大人能繼續支持三位執筆者的工作，我也熱切地盼望武圖的《書志》史部，子部、集部、叢部早日殺青。我翹首以待。
好了，不多說了。就寫善本書志來說，我的感覺就是：武圖敢於向湖北省圖書館叫板，敢於向國內的省市一級的大圖書館挑戰。我要為武圖喝彩，要為武圖叫好。叫板、挑戰不是不好，不是驕傲，而是表明自己有自信，有實力，這是一種相互間的促進，是好事。過去不是說「打擂台」嗎？
「打擂台」不好聽，或是說：各位領頭大哥，我武小弟先行一步了。說得「謙虛」一點，就是我「小」鳥已先飛了，你們就跟在我後面慢慢看著吧，看我能飛多高。
附帶說一句題外的話：《書志》封面設計上印有「武漢圖書館藏」小印，而封裡在主編名下又有「武漢圖書館藏書章」一印，不知什麼意思，好像顯得有些滑稽，也不知道武漢館的同仁有什麼高見，我是不能欣賞的。
（文章寫好後，就聽說武漢館的《書志》在經部完成後，繼續寫作書志的工作即告停頓，三位執筆者僅剩一人，實在可惜！）
2007/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