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朱氏結一廬藏書
也說朱氏結一廬藏書
沈津
朱氏結一廬藏書是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藏書之一。關於結一廬，有不少資料可以檢索，而專門著為文章者，則有李雄飛《縹緗盈棟，精本充牣——仁和朱氏結一廬藏書研究》（《文獻》，2001年第4期），以及王世偉《朱氏結一廬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記》（《歷史文獻》第5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李文有云：「結一廬藏書之精華為張佩綸所得，少部分為繆氏所得，澄子及澄弟溍手中均有剩餘，還有一些不知流歸何處。盛極一時的『結一之藏』，就此煙消雲散了。」又說：「轉入澗于草堂（佩綸堂號）的結一廬藏書，未足二十年即遭滅頂之災。葉德輝雲：『至辛亥國變，盡其所有付之於狼烽馬糞。』佩綸之子志潛云：『辛亥之亂，未及取出，遂毀於兵。』繆荃孫慨嘆曰：『辛亥金陵失守，革黨踞洪氏園，書籍狼藉，流出東洋猶其幸者，余不免襯馬蹄當樵蘇耳。長恩不佑，感慨繫之。』」
葉德輝、張志潛、繆荃孫三人所說都證明結一廬所藏，在辛亥變革中幾乎全部被毀。而李君得出的結論是：「誠如繆氏所言，流至海外者尚屬幸運，留在國內的，適園主人張鈞衡所得不少，更多的則不知所終了。」
說朱氏書遭遇厄運之事，還可見李詳的《李審言文集•藥裹慵談》，有云：「幼樵卒於癸卯正月，時余館江寧，為詩輓之云：『霸台白簡震朝端，廢籍書空黨禁寬。元祐舊臣甘屏逐，陳濤往事劇辛酸。秦樓列宅棲蕭史，華屋西州感謝安。嘆逝尚書頻自念，並添憂國淚泛瀾。』幼樵治宅未畢而死，南皮尚書時署江督，往哭極哀，且為之題主焉。幼樵得仁和朱氏藏書，冀以晚年蹉跌，暮志不遂。辛亥之變，黠賈暴徒，剽掠其第，精鈔佳槧，悉索無遺，酬以賤值，利市贏數十百倍，誠書林一厄也。」故李詳嘆云：「而所謂豐潤者，先盡矣，哀哉!」
李君對朱氏及結一廬藏書作了較詳盡的敘述，可惜，李君未能見過朱氏藏書，對於後來的朱氏結一廬藏書也沒有進一步審核。實際上，趙萬里先生曾在《古刻名鈔待訪記》一文中提到結一廬藏書可能被發現的重要線索。趙先生是大家，他一直關心的就是散失在外的重要善本能為公家圖書館所藏。有云：「杭州朱氏結一廬藏書，為同治、光緒年間巨擘。主人朱修伯死後，重要藏書歸他的女婿張幼樵所有，後來張氏的後人移居上海。1952年春天，上海來青閣書店從張氏獲得結一廬舊藏宋刻本《周易本義》《周禮疏》《六甲天元氣運鈐》《花間集》等4種。其中《六甲天元氣運鈐》係術數類書，自來很少有人稱引，其餘三書對古典文學和歷史科學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以上4書，現藏北京圖書館）。1958年10月，上海古籍書店又從張氏獲得結一廬舊藏古代刻本抄本102種，現藏上海圖書館。其中宋刻小字本《藝文類聚》就非常重要，書中收著大量漢魏六朝古典文學資料。根據以上情況來看，結一廬舊藏絕不止此，可能還會有第三批第四批書出現。試把《結一廬書目》重溫一下，目前尚未發現的書，除前面提到的蜀本《杜荀鶴文集》外，還有下列各種：《才調集》10卷（韋縠），宋刻本；《皇朝編年備要》30卷（陳均），宋刻本；《西漢會要》70卷（徐天麟），宋刻本；《東漢會要》40卷（徐天麟），宋刻本；《文心雕龍》10卷（劉勰），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樂章集》9卷（柳永），元刻本。以上各書，以元刻本《文心雕龍》和《樂章集》最引人注意，這些書如果尚未亡失的話，是有希望早日發現的。」
由此可見，在解放後的9年中，上海的張氏後人曾將結一廬藏書的小部分悄悄地分售與來青閣及上海古籍書店，其中就有一些為趙先生所看重的重要版本。我們可以推斷若沒有張氏後人在經濟上出現拮據而將書轉讓的話，那這批藏書的下落仍然是個謎，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和傳聞顯示結一廬的藏書大部仍存張氏後人之處，而且保存得非常好。我相信，當年張佩綸之子志潛所說「辛亥之亂，未及取出，遂毀於兵」的話只是一個幌子。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富人都不顯山露水，誰還會再加張揚呢？而結一廬所藏的重要善本，價值不菲，所以張家大可編造所謂毀於兵燹的故事，這於己於書都有利而無弊。至於過去葉、繆等大老所說，應是沒有人懷疑，而且聽者還為之嘆惜有加。
從1911年到1951年，共40年，這中間沒有人知道結一廬藏書的大部仍存於世，而且確由上海張氏後人慎加保管。對外的保密，竟讓嗅覺極為靈敏的上海、北京、蘇州、杭州的數十位書商，包括大名鼎鼎的修文堂、富晉書店、來青閣、中國書店、來薰閣、蟫隱廬、抱經堂、古書流通處、文學山房等等，都沒有嗅到任何信息，更遑論那些重要私人藏書家和公家圖書館。然而，我想到的是，也真是難為了張氏的兩代後人，從杭州移至天津，再轉徙南京，直至定居滬濱，夾著尾巴做人，絕對的低調，不露聲色地度過了各種驚濤駭浪，包括抗日戰爭。不管是出於對先人歷盡艱辛所得藏書的精心呵護，還是對這筆重要財富的別種企求，但有一條，那就是他們為了保護這批圖書文獻，盡了最大的心力。
「生薑是老的辣」。趙先生的判斷終於應驗了，遺憾的是，趙先生卻在「史無前例」時期遭到不公正的對待，後於1980年6月去世，他再也看不到他念茲在茲的朱氏結一廬藏書了。儘管是在社會主義和平建設時期，結一廬藏書還是逃脫不了 196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場中國人民的大劫難，在那所謂破「四舊」(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和「造反有理」的口號聲中，結一廬藏書的主要繼承人張子美先生平靜的家也遭「造反派」光臨，張氏保存的結一廬藏書「理所當然」地被張子美先生的單位上海市黃浦區新昌路房管所（一說牯嶺路房管所，二所離上海圖書館都很近）先行「代管」。好在房管所的領導還懂一點政策，只知道這些舊書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並不是變天的罪證，或許他們也認為必須將抄家來的某些東西加以處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和上海圖書館聯繫，希望將張氏藏書全部移交。
當時的上海，抄家來的圖書大約有500萬冊，什麼線裝書、平裝書、珍本、普通本、中文書、外文書，至於郵票、畫片、照片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這些書中以上圖所「接收」的二家所藏善本書為最好，最先得到的是陳澄中留在上海的藏書，後來又得到朱氏結一廬藏書。將一、二類藏品做出清單，是極易之事，但我也以為可借此機會將陳、朱所藏之書全部編目，所以在徵得某領導的同意後，我就從「牛棚」中將仍在審查中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先生「請」出，請他們就陳、朱藏書進行編目並製作清單。顧、潘、瞿三位先生工作的地點在上圖的東大樓307室，而306室是小間，是我和任光亮兄的宿舍。所以，陳、朱藏書全部從特藏書庫移至307室，所有的工具書和參考書也是從普通書庫調來，我也幾乎每天都會抽時間和顧先生等看書討論聽講。雖然這項工作只做了兩個多月就結束了，但對我來說，比什麼大批判、大學習等「革命」形式要實在得多，我又能和顧先生等聚在一起，又能看到這許多難得一見的善本書，當然，對顧先生他們來說，也是「文革」中最為舒心的日子。當年顧、潘、瞿三位先生親筆所寫陳、朱重要藏品的簡述為一式三份，其第二份呈報「文清組」，第三份館方存檔，而第一份則為津所珍藏，這是值得紀念的。
這批存在上圖處的朱氏結一廬藏書總共450種3272冊（一作3475冊），其中宋刻本25種、元刻本40部、明刻本195部、精抄批校本190部。這對上海地區乃至全國來說，也是自60年代至2000年這40年來最重要的、絕為難得的收藏。1955年及1965年，周恩來總理在國家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先後兩次特批撥款80萬港幣、25萬人民幣，由趙萬里先生專程南下香港，收購陳澄中所藏善本共102種，歸於北京圖書館。北圖兩次收購陳澄中先生藏善本圖書和上圖當年「接收」張氏藏結一廬藏書，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最重要的三次收藏。
大凡國內重要的圖書館，其收藏皆先有二三故家大宗之書以立其基，而後陸續增益用底於成。比如1952年7月，上海圖書館成立，潘氏滂喜齋藏書中的精華成了該館首批重要藏品，這批藏品共76種1765冊，內有宋刻本20種、元刻本27種、明刻本18種、明清名家抄本9種，列入60年代國家等級藏品的達43種之多。其中如宋刻本《諸儒鳴道》《東觀余論》《侍郎葛公歸愚集》《嘉祐集》《梁溪先生文集》《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及元刻本《顏氏家訓》等皆為傳世之孤本。直到1957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的《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的2470余種善本中，潘氏滂喜齋的藏書仍佔榜首。經過1958年的四館合併，又經過多年的補充，善本書數量已達1.4萬部16萬冊。而後又得陳、朱藏書，更是錦上添花，且宋元佳本則有800部之多。
對於朱氏的珍藏，80年代津曾選取若干部寫成善本書志，如宋刻本《杜荀鶴集》3卷、宋紹興五年（1135）建陽刻本《古靈先生文集》25卷附錄1卷、元至順刻本《方是閑居士小稿》2卷、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禾刻本《文心雕龍》10卷、明洪武初蘇州吳遷據北宋刻本傳鈔的《金匱要略方論》3卷等10餘種，今多已收入《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結一廬的藏書，也是有些來歷的，主人朱學勤之所以藏書，始於咸豐十年（1860）庚申之變，時舊刻名鈔，散落廠肆，其中多有徐松（星伯）、韓泰華（小亭）、彭元瑞（芸楣）及怡邸之圖書。學勤及官京秩，為大理寺卿、軍機章京，不惜重值購藏，遂為京師收藏一大家。《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云：「咸豐庚申，英人焚澱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朱澄，學勤之長子，字子清，嗜古尤篤，亦好聚書，尤工搜訪，冷攤小市，無往不到，家藏既富，又裒益之，故精槧佳刻稱富。光緒六年(1880)，繆荃孫到滬訪子清，得見宋本《晉書》《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宋諸臣奏議》，元本《農桑輯要》，即嘆為「世所罕見者」。光緒十六年（1890），澄卒，遺書80櫃，其家賤售於張佩綸，然價未清，據說書亦未全交。
張佩綸為朱學勤之女婿，字幼樵，號蕢齋，直隸豐潤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同治十年（1871）進士，十三年（1874）授編修，光緒元年(1875)以編修大考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清史稿》列傳二三一有傳。佩綸為光緒年間清流派中堅人物，一生中有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薌，即學勤之女。繼室邊粹玉，為陝西按察使、閩浙總督邊寶泉之女。邊於光緒十二年(1886)去世後，李鴻章即將女兒李經璃許配給張。李氏夫人小名鞠藕，時年23歲，小佩綸17歲。小說《孽海花》中的「莊侖樵」即是暗指張佩綸。而現代著名作家張愛玲則是張佩綸的孫女。張子美系張佩綸之孫，即張氏藏結一廬書的第三代傳人。《結一廬書目》，葉德輝曾以家藏鈔本刊行，薄薄的一本,但用繆荃孫的話來說，卻是分量很重的，那就是「即此一編，高出尋常收藏家萬萬」。
朱氏結一廬的藏書，經過張佩綸、張志潛，再到張子美，並沒有「煙消雲散」，最後的歸宿是由國家來保存。張氏後人有功於國家、有功於傳統文化的保存，他們是有貢獻的。張氏的這批朱氏結一廬藏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落實政策，張子美先生將藏書悉數捐贈給上海圖書館。1980年1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張子美先生頒發獎狀並獎金。處理此事並詳知全過程的是我當年上海圖書館的同事陳秉仁先生，陳先生對結一廬藏書有很深入的研究，並會發為專文，欲知後事者不久當可覽讀。
2008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