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實踐與意義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實踐與意義*
林振岳
摘要：
過去一般認為京師圖書館（1909-1928）留存有三部善本書目，實際該館先後有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張宗祥、史錫永主持編纂過六部善本書目，在近代公藏書目編纂歷程中堪稱典範。本文根據史料及對現存稿抄本書目的調查，回溯京師圖書館編目歷程，將之分為草創藍本、簡明書目、善本書志三個時期，補敘王懋鎔、張宗祥、史錫永所編三部善本書目的相關情況。該館善本書目編纂實踐，體現了近代藏書由私化公、善本書目編纂規範化之過程，開創了公共圖書館編纂善本書志的先例。這些歷史書目記錄了古籍的歷史面貌及國家圖書館早期編目成果，為京館舊藏善本留下了六份「歷史檔案」，可為調查京館舊藏善本去向提供重要依據。
關鍵詞：
京師圖書館 善本書目 公藏書目 圖書館史
0.引言
清宣統元年（1909）創辦的京師圖書館，是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該館在1911-1928年間，先後由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張宗祥、史錫永等人主持編成多部善本書目，在近代公藏書目編纂歷程中堪稱典範。如張廷銀先生《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前言》介紹近代公共圖書館編目歷程，曾舉該館為例，認為「那些由當時的館長和著名學者主持編修的目錄，今天仍是古籍編目的重要參考和典範……它們構成了國家圖書館古籍書目系統的重要元素，為廣大學者瞭解和使用國家圖書館古籍準備了良好的條件」[1]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則稱館中編目實踐「為後來各公共圖書館編輯館藏目錄樹立了良好的典範」。[2]12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編纂情況，過去一般認為現存有繆荃孫、江瀚、夏曾佑所編三部目錄。1987年《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前言》提及京館時期正式出版善本書目二部，分別是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和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3]。1989年寒冬虹《北京圖書館歷年所編的古籍目錄》[4]一文與《前言》大意相同，文中另提及《廣化寺圖書館檢書草目》稿本、繆荃孫《學部目》稿本及民國二年（1913）《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登載的《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2009年《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敘述此段編目歷史時，提及繆荃孫、江瀚、王懋鎔、夏曾佑所編善本書目[2]21，所依據的應是夏曾佑的敘述[5]，其中所稱王懋鎔目未詳所指。2013年全根先、王秀青《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所編各類書目概述》[6]一文，敘錄了京館時期繆荃孫、江瀚、夏曾佑三部書目。同年全根先、陳荔京《民國時期國家圖書館目錄學論著編年》[7]一文同樣載錄了繆、江、夏三目，但文中將夏目系年在1913年，江目（文中稱「京師圖書館印行」，當指《月刊》本）繫於1916年，似將二者時間誤倒。在個案研究上，張廷銀先生《繆荃孫與京師圖書館藏書目錄》（2008）對國家圖書館藏《學部目》稿本及該目編纂歷程進行了考論[8]。筆者《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2015）考證了該目利用舊目合編的史實[9]。根據上述研究成果，可知過去一般認為京館時期共計有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四人編纂過善本書目，現存三部，分別是1912年《古學匯刊》本的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1913年連載於《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的《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過去認為是江瀚所編「江目」）、1916年印行的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近年海內外發現了一些新的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稿抄本，對該館編目歷程認識日趨深入。2012年高橋智先生介紹斯道文庫藏江瀚稿本《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0,11]。筆者2015年在國家圖書館調查到該目的另一部謄清本，題為《壬子本館善本書目》。過去學者認為1913年《月刊》發表的《簡目》是江瀚所編，但根據新發現的稿本，江瀚所編書目另有其書。在江瀚任內《簡明書目》前後編過兩部，第一部是曾在《月刊》發表過的《簡目》，這部應是館員王懋鎔所編，第二部是江瀚重編本《簡目》，有斯道文庫藏稿本及國圖藏謄清本。2019年徐蜀先生發表《承先啓後的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2]一文，認為江瀚重編本《簡目》編纂在前，另一部在《月刊》發表過的《簡目》是根據江瀚重編本刪裁而成，二者次序似有所誤會。除了以上四部書目外，1919年至1921年間張宗祥也編纂過一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2009年國家圖書館百年館慶時，館方曾與浙江圖書館互訪，未見藏本[13]。喬秀岩先生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現傳抄本兩部，在《〈舊京書影〉出版說明》中初步判斷為「張氏草目」[14]。2014年筆者在上海圖書館調查到《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京師圖書館抄本一部，判斷此目才是張宗祥所編[15]，而日藏兩抄本是館員史錫永根據張宗祥目改編[16]。
因此，就目前調查可知，京師圖書館時期前後主持編目者有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張宗祥、史錫永六人，編過六部善本書目。該館善本書目編纂歷程具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為「草創藍本」時期，即繆荃孫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一為「簡明書目」時期，有王懋鎔、江瀚、夏曾佑所編三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一為「善本書志」時期，有張宗祥、史錫永編兩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下文將分期回顧該館善目編纂歷程。
1.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歷程
1.1草創藍本：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清宣統元年（1909），學部奏請籌建京師圖書館，以內閣大庫藏書、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南陵徐氏舊藏①、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進呈本、清國子監南學藏書、敦煌新發現寫卷等為館藏善本基礎，繆荃孫、徐坊首任正、副監督。宣統元年（1909）八月繆荃孫被任命為圖書館監督，但實際到任時間在宣統二年十月（1910年11月）[17]110，宣統三年九月離任(1911年11月)[17]165。其間編纂了《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八卷、《方志目》四卷，並刻有善本影譜《宋元書景》。
京師圖書館籌備之初，藏書暫存於學部。宣統二年（1910）確定以廣化寺作為館舍以後，所收各宗藏書陸續運到館舍。十月繆荃孫到任後，即開始拆箱整理歸安姚氏、南陵徐氏兩家書籍，編纂《善本書目》。十二月，內閣大庫藏書從學部移送到廣化寺館捨，開箱編目。[18]宣統三年（1911）三月，內閣大庫舊藏方志也運到館內編目整理。八月，武昌起義，革命爆發，繆氏匆匆完成書目編纂工作，告假南歸，寓居上海。民國元年（1912）六月，繆氏在滬上為鄧實編《古學匯刊》，將在京館所編書目以《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為名印出。需要注意的是，京館最早的兩部書目刊行並非由官方頒布，而是繆荃孫個人行為，如曾任該館副監督的徐坊即稱「繆竟攘為己功」[19]。除了《古學彙刊》本外，繆氏當時編纂的稿本近年也陸續發現一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本兩冊，原為莊尚嚴在坊肆購得，1932年捐贈北平圖書館[8]。2017年日本東京「平成29年度古典籍展觀大入札會」出現稿本、謄清稿本各一冊，皆僅存集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一部，即鄧之誠1949年所見標記舊藏來源的一部[20]。根據現存的各種版本，從中可以看到該目利用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舊目合編而成的痕跡[9]。繆荃孫在舊家藏目的基礎上，加上了書目著錄的新規範，記錄行款及著錄版框尺寸等信息（下文簡稱「繆目」）。
繆目著錄善本783部，《古學彙刊》本未著錄舊藏來源，與後來夏曾佑《簡明書目》比對，可知該目著錄清內閣書434部，歸安姚氏書296部，海虞瞿氏書36部，南陵徐氏書1部，本館購進書4部，此外來源未詳者12部。該目為京師圖書館第一部善本書目，奠定了該館善本書目的基本格局，成為後來歷任主事者新編善本書目所依據的藍本。
1.2簡明書目：王懋鎔、江瀚、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1912-1918年間，江瀚、夏曾佑先後主持館務，其間館方編纂了三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簡明書目》是在繆目基礎上刪裁而成，而編纂體例更為規範。關於此時期編目情況，夏曾佑曾有介紹：「《善本書目》前此編纂者，共有三本。一為前館長繆荃孫所定，現印於《古學彙刊》內。一為前館長江瀚所定，現存鈞部社會教育司及本館內。一為前館員王懋鎔所編，現存鈞部圖書室內。三者之中，以繆本為最詳，而草創成書，不能無誤。江本、王本，蓋即就繆本蕞錄而成，所不同者，僅增刪書目十數種耳。」[5]提到此前有繆荃孫、江瀚、王懋鎔三人所編三部目錄。
1912年5月，江瀚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1913年2月離任，其間圖書館編纂了兩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第一部《簡明書目》是館員所編，1913年6月至11月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一卷第五、六、八、九、十、十一冊登載經、史兩部，此後《月刊》停刊，子、集兩部未刊行，僅有抄本。此目不題撰人，過去被認為是江瀚所編，近年江瀚稿本發現以後，可以知道「江目」另有其書，而第一部《簡目》應是夏曾佑所提到的「王懋鎔」根據繆目刪改而成。江瀚在王懋鎔第一部《簡目》的基礎上批改，改編成京館第二部《簡明書目》。1913年夏曾佑接任主持館務，在王、江二目基礎上修訂成京館第三部《簡明書目》，於1916年出版。
1.2.1王懋鎔《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王佐昌（？-1913），字懋鎔，湖南善化人。王懋鎔所編《簡目》國家圖書館現存有兩部，一部是鉛印本與抄本合配而成（目351.1/27），經、史兩部為《教育部編纂處月刊》鉛印本，子、集兩部為抄配，卷首有小字說明「此下擇其罕見者抄之」，可知條目是節錄。寒冬虹文中著錄的「江目」提到子、集兩部抄配的情況[4]，即是此本，《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亦據此本影印[21]。實際該本並非江瀚所編，且非完本，國家圖書館另藏有一部內容完整的民國抄本（目351.1/27.2）。
王懋鎔在調來京師圖書館之前，曾在江南圖書館任職，編校《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其所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也繼承了《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的體例，以繆目為藍本刪繁就簡，僅保留書名、卷數、舊藏來源、撰人、版本、藏印、冊數、存卷等信息。該目所著錄的藏書來源，較繆目多了「清翰林院書」一項，即1912年7月教育部移交給圖書館的《永樂大典》六十冊[22]30。而根據該目已載錄《大典》的情況，可知其完成時間在1912年7月以後。此目1913年6月至11月在《月刊》連載經、史兩部，而據《魯迅日記》，王懋鎔在此年底去世[23]。1916年夏曾佑尚提及該目[5]，但往後館中人事更替，到1918年該館目錄課館員對館中幾部書目編撰情況已不大瞭解[24]，因該目是在江瀚任上編成，且在江瀚1913年離任後才登載在《月刊》，故一直被誤以為是江瀚所編，稱為「江目」，實際應是王懋鎔所編（下文簡稱「王目」）。
王目著錄善本865部，其中清內閣書484部，歸安姚氏書320部，海虞瞿氏書49部，南陵徐氏書3部，本館購進書5部，清翰林院書1部，清國子監南學書3部。該目是京館第一部《簡明書目》，奠定了該館《簡目》的基本體例，後出江瀚、夏曾佑《簡目》都是在該目基礎上改編。
1.2.2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1912年5月至1913年2月江瀚擔任館長，在此期間以王目為底本批改重編善本書目，加入了行格、藏印等著錄信息，其批改原稿今藏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卷首有江瀚親筆所署「長汀江瀚重編」，可證實此稿才是江氏所編「江目」。另有謄清本《壬子本館善本書目》藏於國家圖書館，為民國七年（1918）京師圖書館目錄課據教育部社會司藏本傳抄，書上有1918年5月8日目錄課識語，提到當年教育部視學趙憲曾來擔任主任，見到夏曾佑《簡明書目》所稱的繆目、江目、王目等,「徧詢館員，未有知者」[24]。最後來到教育部社會司查檔，才知道江瀚編過善本書目，於是館員認為「排印本」（即1916年鉛印本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所依據的是江瀚「第一次所編」《簡目》，並且從社會司存檔中抄出「江氏第二次重編」書目（卷端署「長汀江瀚重編」者）存入館中，即這部《壬子本館善本書目》[24]。壬子為1912年，為江瀚在任之時。從目錄課識語可見，當時館員對京館之前的編目情況已不大清楚，以為第一、第二部《簡目》都是江瀚所編，因此稱前者為第一次所編，後者為第二次重編。從江瀚稿本可以看出，江瀚是在第一部《簡目》的謄清本上批改重編，如果兩部都是出於江氏之手，似沒必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由同一人前後編出兩部書目，並且兩部書目在著錄內容、分類上理念有著較大的差別。稿本有江瀚親筆署名「長汀江瀚重編」，可知江瀚是把第二部批改本《簡目》視作自己所編。（下文簡稱「江目」。）
江瀚對王懋鎔《簡目》批改的內容幾乎全部出自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江氏致易培基札中提到：「雖在館僅七八月，然於接續之交保存善本諸書似不無微勞，並錄繆藝風有《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是其確證。」[25]所謂「錄繆藝風有《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即是以王目為底本，與繆目對校，抄錄繆目原來著錄的行款、藏印等到王目之上，並在著錄體例、分類上也幾乎逐一恢復了繆目的舊貌，將王目與繆目分類不同的條目，都移易恢復為繆目的分類。又如王目分經史子集四部四卷，而江瀚遵繆目則將史部分上、下，共計五卷。這些在江瀚稿本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改動的痕跡。江瀚擔任館長期間，極為推重繆荃孫舊制，對繆氏「舊政不甚改動」[26]869，因此重編《簡目》也恢復了繆目的一部分面貌。
江目著錄善本866部，其中清內閣書481部，歸安姚氏書324部，海虞瞿氏書49部，南陵徐氏書3部，本館購進書5部，清翰林院書1部，清國子監南學書3部，所著錄各宗藏書數量與王目相差無幾。江目只有稿抄本存世，未曾刊行，其編目意見部分被吸收到了夏曾佑《簡目》之中。
1.2.3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1913年2月，夏曾佑以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兼領館務[22]48，在1913年至1917年間主持京師圖書館館務。1915年8月，夏曾佑正式免去司長職務，專任館長。11月，教育部敕令京館編輯善本書目 [22]71。1916年6月善本書目編成[27]，8月21日，教育部檢收書目，並敕令印行[22]78-79。1917年1月，京師圖書館遷至國子監南學重新開館。1918年夏曾佑離任。該目是京師圖書館第三部《簡明書目》，編纂人由館長夏曾佑、主任彭清鵬共署[22]78-79（下文簡稱夏目）。
夏目有民國五年（1916）鉛印本，在正式鉛印頒布之前，還有過一油印本。夏目著錄善本968部，其中3部為互著條目，即實際著錄965部。其中清內閣書579部、歸安姚氏書324部、海虞瞿氏書50部、南陵徐氏書3部、本館購進書5部、清翰林院書1部、清國子監書3部，約12600余冊。夏目著錄善本部數較王目、江目增加了近百部，主要是內閣大庫書部數的增加，可以看出館方對大庫殘書的整理工作在持續進行。該目是首部由京師圖書館官方頒布的完整書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部。在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刊行之前，1916-1928年間館外讀者利用京師圖書館藏善本主要依靠夏目，包括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廿四史》、《四部叢刊》等，都是通過這部書目進行選書。1934年北平圖書館編纂《本館新舊善本書目異同表》[28–30]，也是對比夏目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異同，以便館外讀者。
1.3善本書志：張宗祥、史錫永《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
1.3.1張宗祥《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
1918年1月，夏曾佑改任總編輯員。為節省經費，館長由教育部次長袁希濤兼領，視學趙憲曾兼任主任。當時傅增湘出任教育部總長，張宗祥與魯迅也在教育部供職。有一次祭孔活動結束後，張宗祥與魯迅到圖書館參觀，議論排印本善本書目的種種不是，被傅增湘聽到，張氏因此被委派到館中重編目錄 [31]。1918年12月20日，張宗祥以教育部視學兼任圖書館主任，次年重編《善本書目》，「窮兩年之力，成目四卷」[32]。張氏1921年2月辭職，可知此目編纂始於1919年初，完成於1921年2月離任之前。
張宗祥《善本書目》編成後，魯迅曾建議他抄錄了一部副本。張宗祥後來出任浙江圖書館館長，將這部副本捐給了該館，但該本現在也無法蹤跡[13]。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著錄有「《京師圖書館庚申善本書目》八卷，張宗祥等編，北平圖書館藏民國九年鈔本」[33]418，該本亦不詳所在。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民國抄本《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館方原著錄為「夏曾佑輯」，實際是夏曾佑之後繼任者所編書目，目中案語自稱「宗祥」，可證實是張宗祥所編。[15]該目是1925-1928年間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籌備改組國立京師圖書館時所抄，故書名帶「國立」二字。此外，張濤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發現1919年1月京館《善本書目補遺》一冊，是張宗祥重編善本書目前的一個階段性稿本。又2017年日本東京「平成29年度古典籍展觀大入札會」中出現《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抄本經部殘本一冊，較上圖藏抄本更早，是1920年10月之前張宗祥所編初稿（下文簡稱「張目」）。
張目共計著錄善本1512部，其中2部為互著條目，即實際著錄1510部，其中內閣大庫書789部，歸安姚氏書330部，海虞瞿氏書48部，南陵徐氏書6部，本館購進書68部，清翰林院書1部，清國子監南學書50部，本館抄本9部，捐贈書3部，其他不著舊藏來源者206部，全目著錄約20150余冊。該目是京師圖書館編纂的第一部善本書志，依次著錄書名、卷數、冊數、撰人、版本、版心、序目、卷端、行款、避諱、藏印、舊藏來源、存卷、序跋，並加案語，對過去繆目、夏目著錄錯誤多有是正。
1.3.2史錫永《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錄》
1921年1月，張宗祥辭職，教育部派劉同倍兼任主任。6月9日，歷史博物館移交來一批內閣大庫殘書給圖書館，館員以張目為藍本，重編書目，目中補入大量標記為「從歷史博物館移來」的殘卷。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著錄有「《京師圖書館壬戌增訂善本書目》，史錫永編，北平圖書館藏民國十一年鈔本」，並加案語「按此目增入午門紅本、宋元版殘本甚多」[33]418-419，此本今不詳所在。喬秀岩先生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現兩部抄本。東文研藏抄本為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1928年留學中國編拍《舊京書影》時摘抄，內容不完整[14,34]。人文研藏抄本卷端題《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錄》，內容完整，應是後來重抄，書上另錄有1922年館方校對和曬書粘簽。兩部抄本皆不署撰人，根據《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著錄、民國《萬縣誌》史錫永小傳有史氏曾「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35]的記錄，以及方蘇生《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敘錄》《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敘錄》引用史錫永《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內容與日藏兩抄本相合的情況，可證實這兩部抄本即史錫永所編[16]。史錫永（？-1927），字子年，萬縣人。史錫永在京師圖書館任職時間為1921年2月至1922年7月和1923年1月至1925年[22]1365。重編書目的時間則應在1921年2月張氏辭職之後，至1922年8、9月京師圖書館曬書重校之前。（下文簡稱「史目」。）
史目在張目基礎上改編而成，也是書志形式，共計著錄善本1514部，其中清內閣書798部，歸安姚氏書324部，海虞瞿氏書48部，南陵徐氏書6部，本館購進書89部，清翰林院書1部，清國子監南學書50部，本館抄本12部，私人捐贈書3部，未注舊藏來源者183部，全目著錄約22500余冊。史目著錄形式較張目略有調整，張目過錄原書題跋皆另行低一格附後，末附張宗祥案語。而史氏利用張目重編時，將張目各條所附題跋、案語，混編入書志之中。張目有的條目著錄比較簡略，史目都重加詳細著錄，故全目文字約較張目增加了三分之一。史目記錄了歷史博物館移來內閣大庫殘書的配補情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1928年京館曾計劃印行該目，6月2日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報告書》稱「善本則擬校印新目」[22]210。但在1929年京師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合併，成立新館，從此館名改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庫改組，故史目最終也沒有印成，該目是京師圖書館的最後一部善本書目。
2.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之意義
以上為目前調查可知《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的基本情況。通過上文回顧，隨著歷年來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和發掘，對京館時期的編目歷程的認識日趨完整。京師圖書館共計編纂過六部善本書目，尤其是最後張宗祥、史錫永兩部善本書志的發現，以及王懋鎔所編《簡目》的重新發現，這些書目沈寂了將近百年，無論是對釐清中國國家圖書館早期館史，還是對宋元版研究、近代版本學史的討論而言，都有著重要意義。
2.1反映了京師圖書館館藏善本之變遷
京師圖書館創建之初，善本來源主要有內閣大庫、歸安姚氏、海虞瞿氏、南陵徐氏、清翰林院書、清國子監南學書各宗，其後增加了本館購進書、本館抄本以及私人捐贈之書。各宗藏書來源有的在六部善本書目著錄中品種、數量比較穩定，如作為京館善本第二大來源的「歸安姚氏書」為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載入善本書目者數量變化不大，基本在三百部左右，後人對此批藏書之著錄主要體現在版本、著錄的修訂上。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進呈本原擬進呈百部，後因清帝退位而中輟，共計進呈了50部，此事也是繆荃孫所辦理，50部中包括瞿氏新抄之本37部，舊刊本13部，繆荃孫僅選了36部登入善目，其後各目幾乎將50部全部著錄入目，前後變化也不大，但繆目因為沿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的著錄文字，將新抄之本當作鐵琴銅劍樓所藏原本著錄，張宗祥編目時曾加以糾正。「南陵徐氏書」為南陵徐文達、徐乃光藏書，以普通本居多，繆荃孫僅選1部載入善本，其後王、江、夏三部《簡目》增加至3部，張、史兩目增加至6部。「清國子監南學書」，為原國子監南學藏書，其中有一部分是清光緒十四年（1888）陸心源捐送之書籍，三部《簡目》著錄有3部，張、史兩目增加至50部，是從原圖書館接收國子監南學書籍中挑選了一些明刊本及寫本登載入善本書目。
善本書目變化較大的，主要體現在該館善本最大來源的「清內閣書」（內閣大庫藏書），以及本館購進、傳抄、私人捐贈之書。內閣大庫藏書殘書居多，清末發現時凌亂不堪，移交圖書館後整理工作一直在持續，不斷增補進善本書目。繆目最初僅著錄430余部，王、江二目增加了約50部，夏目增至579部，而張宗祥時期增補數量最多，著錄了近800部，史目與之相近。如內閣大庫舊藏北宋本《文選》，是張氏從雜書堆中檢出，「前主京師圖書館者，竟置之雜書堆中，不加裝訂，屏不錄入善本，可笑也。予至，即熏沐出之塵垢之中，登之選部之首」[36]。1915年教育部敕令京館編輯善本書目時將原內閣大庫所藏清代編修的《實錄》《會典》《八旗通志》等書收入。但1916年夏曾佑所編《簡目》並未收入這部分書籍，1919年張宗祥重編善本書目始加收錄。張目著錄內閣大庫舊藏的稿抄本較夏目增加了88部5200余冊，其中主要為明史館、三禮館、會典館等修書各館徵集書檔及所修書稿。史目著錄善本總部數與張目相近，1921年歷史博物館移交來的大庫殘書主要配補到原有條目之上，因此並沒有給善本的部數帶來較大增長，主要是冊數上有所增加，史目較張目增加了1800余冊。
館方也通過採購的方式補充善本，在善本書目中著錄為「本館購進書」。從繆荃孫至夏曾佑時期，善本書目著錄的「本館購進書」並不多，只有四五部。1919年張宗祥擔任主任以後，積極採購，「本館購進書」增至68部，其中包括一批姚東升稿本《經史識余》《讀左一隅》《古微書續》《釋神》《佚書拾存》《惜陰居文稿》等。至史錫永編目時，此類購進善本已增至89部。
張宗祥還通過抄錄的方式增加館藏，張氏自號「手抄八千卷樓」，通過抄錄的方式抄藏了不少罕秘之本，他就任之時甚至帶了一位善於抄書的文員趙用霖相隨。如京館藏內閣大庫舊藏元刊本《易林注》原缺八卷，1918年蔣汝藻根據汲古閣影抄本影寫一部，張氏托錢恂將蔣氏影寫本借到京中，影抄一部，並讓趙用霖為館中藏本抄補缺卷。[37]其他館中傳抄的抄本尚有《漢書疏證》（據沈欽韓原稿錄副）、《明季水西紀略》《建文會試錄》《嘉興藏目錄》《龍州道人詩集》等。張目著錄「本館抄本」共計9部，史目增至12部。
京師圖書館還接收外界捐贈藏書，載入善本者有日本、朝鮮友人捐贈之書，張目、史目著錄有捐贈書3部，包括日本長田宗惠捐贈的日本刊本《成唯識論了義燈》《成唯識論演秘》2部，高麗金達河捐贈的朝鮮刊本《四禮便覽》1部。
京師圖書館善本來源還有「清翰林院書」一宗，即《永樂大典》零本。教育部原藏有《永樂大典》64冊，1912年將其中60冊移交給圖書館（另4冊留存教育部），王懋鎔始將之登載入善本書目。張宗祥擔任主任以後，更廣為徵集，從坊間購得原本3冊，從美國攝影回流1冊，從藏書家等處藏本錄副10冊，增補館中所藏，善本書目著錄冊數增至74冊。如1919年從傅增湘處抄得四冊，「己未宗祥來任館事，又借得傅沅叔先生所藏四冊錄副收存」[37]。同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揆特南博士將該館所藏兩卷（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六）攝影送贈教育部，並擬遍訪美洲所藏其他零冊，攝影續寄。該冊10月15日交京師圖書館庋藏[38]。張宗祥還寄望「所冀海內外藏書家，倘收得此書，各發宏願，錄副贈館，或通知館中雇人錄寫，則庶乎涓涓之水匯為江河，或有一日，可以仍還清翰林院庫所存卷數乎」[37]。至趙萬里編纂《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時，原教育部留下的4冊《大典》也移送圖書館收藏，又新購入其他零本，冊數增至89冊。這些京師圖書館時期館藏善本的變化情況，都如實記錄在六部善本書目之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繆荃孫、張宗祥等前輩學者為京師圖書館創辦及豐富館藏所作出之努力。
2.2見證了近代藏書由私化公之歷程
京師圖書館時期所編纂的善本書目，記錄了內閣大庫、歸安姚氏、海虞瞿氏、南陵徐氏、國子監南學等藏書來源信息，可以據之追溯各宗藏書去向。該館最初編成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曾利用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合編，因而保留了原來書目的部分特點。繆目與《藝風堂藏書續記》也有相近之處，如同樣使用記錄版框尺寸的做法，「《藏書續記》《京師圖書館目》如此辦」[39]476。此外對「歸安姚氏書」輯錄題跋的體例也是從「輯錄體」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等發展而來，從中可以看出在近代私家藏書由私轉公過程中，早期公藏書目對私家目錄的繼承和發展。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到當時南北二館編目傳統的一貫性。繆荃孫、王懋鎔等在南方辦理過江南圖書館，繆荃孫編成《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有首創之功，成為了該館善本書目的藍本。王懋鎔編校過《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隨後被抽調到京師，依據之前的編目經驗，將繆目刪繁就簡，編成京館第一部《簡明書目》，奠定了後來江瀚、夏曾佑兩部《簡目》的基本體例，從中可見南、北二館的創辦與編目傳統一脈相承。
2.3體現了近代公藏書目著錄規範化之過程
京館初期的繆目因存在利用舊目合編的情況，在體例上並不統一。比如著錄書名偶爾帶有版本項「元刻《春秋本義》三十卷」一類，這是沿用舊目留下的痕跡。隨著編目工作的進一步展開，在「重典掌而便尋覽」[5]這一編目理念下，王懋鎔、江瀚、夏曾佑所編《簡明書目》，則是進一步規範化的公藏書目，規範著錄書名、卷數、版本、冊數、存卷、藏印等信息。其後張宗祥對書目的著錄體例作了進一步規範，制定《凡例》，規定著錄善本版心版口、尺寸的細則。並不復沿用舊目著錄書名使用常用名或簡稱的習慣，統一以卷端題名為書名著錄項，這已十分接近我們今天書目著錄規範。如集部《東萊呂太史別集》，原著錄為《東萊先生別集》，張宗祥加以訂正，並加案語：「今依本書標題將‘先生’二字改作‘太史’。」[37]《水心先生文集》原著錄作《葉水心集》，《劉文敏先生詩集》原著錄作《桂隱詩集》，張宗祥皆加以訂正統一。這些規範化的書目，著錄更為精准，為館外讀者利用館藏善本提供極大的方便。
繆目開創了公藏書目著錄版框尺寸的規範。繆氏曾自述記錄尺寸是從他開始：「記行字自何小山始，兼記尺寸則亦自繆小山始矣，《藏書續記》《京師圖書館目》如此辦，記板心自島田始。」[39]475-476雖然早在清代私家藏書目錄已零散出現記錄版框尺寸的行為[40]，但將之作為公藏編目規範，應是如繆氏所言是從其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開始。張宗祥、史錫永等延續了這著錄規範並加以細化，張宗祥在《凡例》特別注明「版心尺寸皆據第一卷第一頁分寸為準」，如果是殘本，則「以所存卷在先之第一頁為準」[37]，與現在著錄規範基本相同。
在圖書分類上，逐漸由「四分法」向「五分法」遞進。京師圖書館時期所編的善本書目基本都參考《四庫全書》分類採用「經史子集」四分法，如夏曾佑《例言》稱「本編一以清《四庫全書總目》為準，因流通最廣，人所習見也」[41]，張宗祥《凡例》亦雲「本書分類悉從《四庫》」[37]。而有與《四庫》分類不同者，則以「互著」的方式兩類兼收，「實有甲乙兩類可收而《四庫》收入甲類者，則互見其目於乙類，藉便尋檢。」[41]現在古籍分類一般採用「經史子集叢」五分法，在京師圖書館時期，繆、王、江、夏、張五目主要使用四分法，不設叢部，叢書則按子目分散在四部之中。如張宗祥在史部《列女傳》案語中有說明：「本目不列叢書一類，故散列史部、集部中。」[37]至史錫永始有叢部的雛形，該目在子部末設立「子總類」一門，以著錄《六子全書》等子部叢書，並加說明：「謹按本館《善本書目》向無叢書一門，如《二十子》《六子》不免以一部分裂於各類之中，求合於《四庫》，但曰某子某人著，而編輯此部之人遂泯滅而弗傳。郘亭達人，亦以斯窘。夫《四庫》諸子各據單行本謄錄，當然獨立，與叢書之版本不同，致此窮途，何堪膠柱。竊仿《四庫》經總，另立一類，以觀其通。似創實因，閱者諒之。」[42]史錫永在子部之末設立「子總類」的類目著錄子部叢書，將過去善目分散在各部的叢書單種歸總在一起著錄。1922年《本學年考察京津濟寧蘇滬各圖書館事項表》介紹京館的「目錄編纂法」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43]，應是就史目而言。此時南北圖書館在分類上採用五分法的居多，「各館於舊書多分經、史、子、集、叢五部，蓋用《書目答問》之例」[43]。當時在圖書分類上將「叢書」單列一類的圖書館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類叢書部」）、直隸省立第一圖書館、南開學校圖書館、山東圖書館、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江蘇通俗教育館圖書部、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圖書館等，可見民國間公共圖書館已普遍採用五分法著錄古籍圖書。
2.4開創了公共圖書館編纂善本書志的先例
回顧南北兩館編目歷程，江南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差不多同時開始編纂本館善本書志。民國七年（1918），梁公約為江南圖書館（當時改名「江蘇第一圖書館」）編纂《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的同時，也編成該館第一部善本書志《盋山檢書錄》。與此同時，在1919-1922年間京師圖書館先後編成了兩部善本書志。1919年張宗祥開始為京師圖書館編纂第一部善本書志，1921年史錫永又在張宗祥所編書志基礎上重編。張宗祥所創立的書志體例已相當完善，他在《凡例》中說明其著錄體例：「宋元刊載板心板口，明刊罕見或刊印精緻者亦載之，抄本載行數字數」、「抄本清以上皆標時代，清以下概標為舊抄」、「書中有跋者皆全載之，庶閱者可得書之原委」[37]。張氏所撰書志著錄書籍書名、卷數、撰人、版本、版框尺寸、版心、行款、藏印、題跋等，如需加考證說明，則以案語的形式低一格附錄在後，如分類「其有變易之處，於案語中說明之」、「凡板本、書名、卷數及抄寫時代等有與前目不符者，皆根據本書中可以證明之處，或歷來目錄所載可以引證之處，附入案語，以示確定」[37]。並採用傳統輯錄體書目的方法，將原書題跋過錄列後，「書中有跋者皆全載之，庶閱者可得書之原委」[37]。張氏所撰書志體例完善，即便過去了百年，仍足為我們今天編纂善本書志所取法。
繼承京師圖書館藏書的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在歷史上也有過編纂善本書志的動議。1930年趙萬里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發表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志•明別集類》，是該館早期編纂的館藏書志。當時趙萬里本擬編纂全館善本書志②[44]，但計劃未繼續推進，只完成了明別集類的書志。此外，據沈津先生所述，冀淑英先生主持北京圖書館館務時也計劃編纂善本書志③[45]。現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志編纂工作仍在繼續進行中。而實際在民國時期的京師圖書館已編成兩部善本書志，時至今日，這兩部民國時期的善本書志仍可以重新發揮其作用，作為館方新編書志之參考。
2.5記錄了國家圖書館早期編目成果
現在提到國家圖書館的早期宋元版研究，基本是以趙萬里先生為起點。趙萬里是在1928年加入北海圖書館工作，次年該館與北平圖書館合併，趙氏隨之加入北平圖書館，編纂了《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趙氏改組善本書庫，分為甲乙兩庫，京館舊藏善本很多被劃歸乙庫、另存重復書庫、退還普通書庫，與京館時期書目著錄的善本面貌差別較大。《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編訂精審，學林享譽極高。但是在前趙萬里時代，即1909-1928年間京館時期，繆荃孫、張宗祥、史錫永等人的編目成果，有待重加評價。
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是建立在京師圖書館時期六部善本書目編目成果之上，特別是借鑒了張宗祥一些鑒定意見。如《周易正義》，繆目、夏目著錄作宋刊，張目改作「明永樂刊本」，「前京師圖書館張主任宗祥重編，見書尾近欄處有‘永樂甲申歲刊’小字一行，遂改為永樂刻本。下部亦同」[28]。又巾箱本《左傳》，舊目著錄作宋刊本，張目定此本為明巾箱本，「此部書之上闌格式分為兩層，前京師圖書館張主任宗祥依據何屺瞻之言，以宋刊無此式，改為明刻本，新目遵之」[28]。「新目」即《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可見趙萬里先生版本著錄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張目及其他京館時期書目的鑒定意見基礎之上，只是因為京館時期善本書目完整刊行的只有繆目、夏目，其他各目一直脫離在學界視野之外，故對其編目成果吸收情況未為學界所知。如歸安姚氏舊藏《爾雅註疏》，繆、王、江、夏四目著錄為「宋刊本」，趙目改為「明刊本」，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為「元刻明修本」，並曰：「奈《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題為宋刻，《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④改題為明刻，並誤也。」[46]因張目、史目未曾刊行，王重民先生並未引用二目的鑒定意見。實際張宗祥編目時已改為「元刊本」，並加案語說明其補版遞修的情況：「案此書因楊聽臚跋中謂為宋本，前目遂未細審其誤，今細檢其書，實無宋刊確證，殷、匡、徵、胤等字均未缺筆，補刊之頁極多（補刊均系白口，間有墨塗之痕）。丁、瞿兩家所言元刊之本與此正同，今據之更正。」[37]
2.6為海峽兩岸善本古籍留下了珍貴「歷史檔案」
京師圖書館舊藏善本，先後多次書庫改組，又歷經戰亂，部分「甲庫善本」南遷，後又運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戰後被美國移交台北「中央圖書館」，最後入藏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些善本歷經動蕩，現存面貌變化較大。京館時期的六部善本書目，相當於給館藏善本留下了六份「歷史檔案」。這些編纂於不同時期的書目，呈現了館藏善本的動態變化，記錄了每一部藏本的配補、拆分、修復的詳細情形。尤其是對內閣大庫殘書而言，大庫藏書在清末發現之時整理工作就比較凌亂，其存卷配補分合變動較大，1921年又從歷史博物館移交來大量內閣大庫殘書，這些殘卷配補到原來的善本之中，而這些配補工作的細節都記錄在史目之中，標記為「由歷史博物館移來」。京館時期的配補工作，使得部分善本存卷、冊數前後面貌變動較大，如果缺乏這些記錄，我們很難確定現存的善本與舊目著錄的是否同一部書，要溝通、比較編纂於不同時期的京館善本書目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著錄條目也將十分困難。
此外，過去善本書目中殘本配補存在不合理者，張宗祥按照「藏本」將之拆分恢復原貌，並記錄在善本書目之中。又原來收藏於內閣大庫的宋元本書籍有部分保留了蝴蝶裝的裝幀形式，是研究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重要實例，而在京館時期的整理工作中，有不少書被修復改裝成了線裝，這些情況張宗祥也一一記錄在書目之中。如宋刊小字本《通鑒紀事本末》，張目著錄：「又此書原為蝶裝，中華民國七年改裝。」[37]這些著錄信息如實記錄了善本的原貌，為我們研究其原來裝幀及追蹤各書配補拆分以及去向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調查現分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京師圖書館舊藏善本，未來兩岸善本合璧提供目錄支持。近年如盧雪燕利用夏目調查台北故宮博物院現存內閣大庫藏書[47]，喬秀岩等研究者利用繆目、王目、夏目、史目調查《舊京書影》之底本，都取得豐碩的成果。
3.餘論
由前文介紹可知，京師圖書館時期一共編纂過六部善本書目，包括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王懋鎔、江瀚、史錫永所編三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張宗祥《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錫永《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錄》。繆目是最初藍本，還保留了中國傳統私家藏目的一些特徵。其後有館員王懋鎔據之刪裁為《簡明書目》，江瀚、夏曾佑所編《簡目》，都以王目修訂而成，這是「簡明書目」時期。張宗祥編纂了該館第一部善本書志，史錫永在其基礎上改編，並加入了歷史博物館移來內閣大庫殘書，這是「善本書志」時期。張目、史目是該館最早編成的兩部善本書志，著錄詳盡，更難能可貴的是還記錄了當時殘本配補、改裝情況，這為解決這些宋元本綴合、來源等難題提供了重要信息。如果說繆目尚未擺脫中國傳統私家藏書目錄之形式，那王目、江目、夏目三個「簡明書目」則是逐漸規範的公藏書目，而從張目開始變為書志，史目沿襲了這一形式。該館的善本編目實踐，在近代公共圖書館發展歷程中具有代表性。
京師圖書館時期所編六部善本書目，有十多種是稿抄本，其中僅有四種存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繆荃孫稿本最初也是流散在外，後來由莊尚嚴購回並捐贈），還有大量流失在外。百年滄桑，這些歷史書目能夠保存至今，需要感謝前輩學者莊尚嚴等人在當時購藏了這些稿抄本書目，護持至今。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日兩國學者在此方面作出的貢獻，如倉石武四郎留學中國期間傳抄了史目，喬秀岩、高橋智等學者對日藏江目、史目重加表彰。這些在動蕩時代沒有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歷史書目，沈寂了近百年之後，如今重新發揮它們的效用，將為研究和追蹤京師圖書館各宗善本提供重要線索。同時，對此段歷史的回顧，也將使得我們重新認識國家圖書館早期編目歷程，進一步推動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發展史、近代版本目錄學史相關研究。
參考文獻：
[1]張廷銀.前言[M]//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第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2.
[2]李致忠.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 1909-2009[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3]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4]寒冬虹.北京圖書館歷年所編的古籍目錄[J].文獻,1989(02):255-268+289.
[5]夏曾佑.詳為呈送本館善本書目懇請鑒定事案[M]//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民國五年（1916）鉛印本.
[6]全根先,王秀青.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所編各類書目概述[J].文津學志,2013(6):305-314.
[7]全根先,陳荔京.民國時期國家圖書館目錄學論著編年[J].國家圖書館學刊,2013,22(03):102-112.
[8]張廷銀.繆荃孫與京師圖書館藏書目錄[J].文獻,2008(4):107-113.
[9]林振岳.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J].文獻,2015(4):38-47.
[10]高橋智.京師図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稿本について[J].斯道文庫論集,2013,第47輯:1-87.
[11]高橋智.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及其稿本[J].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013,26:413-498.
[12]徐蜀.承先啓後的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N].圖書館報•文獻保護專刊,2019-11-08（016）.
[13]徐曉軍.張宗祥先生紀念畫冊•序[M] //浙江圖書館.張宗祥先生紀念畫冊 紀念張宗祥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1.
[14]喬秀岩,宋紅.《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說明[M]//舊京書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1-14.
[15]林振岳.張宗祥《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概述[J].版本目錄學研究,2017,8:123-139.
[16]林振岳.日藏《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錄》編者考[J].文獻,2022(4):166-174.
[17]繆荃孫.繆荃孫全集日記 3[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18]恩光;許慶江,董婧宸.恩光日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50.
[19]賀葆真.賀葆真日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233.
[20]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490-491.
[2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第12冊[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22]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 1909-1949[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23]魯迅.魯迅日記：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74.
[24]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壬子本館善本書目）[M].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七年（1918）京師圖書館鈔本.
[25]馬忠文.江瀚致易培基未刊信札釋讀[M]//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14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176-177.
[26]錢伯城、郭群一；顧廷龍.藝風堂友朋書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7]王祖彝.京師圖書館回顧錄[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1,7(2):1-6.
[28]國立北平圖書館.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經部）[J].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4,8(1):89-101.
[29]國立北平圖書館.本館新舊善本書目異同表（續）（史部）[J].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4,8(2):97-130.
[30]國立北平圖書館.本館新舊善本書目異同表（續）（子部集部）[J].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4,8(4):85-115.
[31]張宗祥.我所知道的魯迅[J].圖書館,1961(4).
[32]張宗祥.冷僧自編年譜[M]//張宗祥文集：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69.
[33]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M].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34]林振岳.倉石武四郎《舊京書影提要》稿本述要[M]//中國古籍文化研究論集.東京:東方書店,2018:291-298.
[35]熊特生.（民國）萬縣誌[M]//重慶歷代方志集成：第1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177.
[36]張宗祥.張宗祥文集：第1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2.
[37]張宗祥.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M].上海圖書館藏京師圖書館鈔本.
[38]訓令：第四百五十三號（八年十月十五日）[J].教育公報,1919,6(12):8-9.
[39]繆荃孫.藝風堂書札[M]//繆荃孫全集詩文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40]石祥.版框樣式:描述與記錄的歷史[J].版本目錄學研究,2015,6:547-580.
[41]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M].民國五年（1916）鉛印本.
[42]史錫永.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錄[M].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鈔本.
[43]本學年考察京津濟寧蘇滬各圖書館事項表[J].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1922(7):1.
[44]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M].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24.
[45]沈津.編寫善本書志有百利而無一弊[J].圖書館論壇,2017,37(12):1-2.
[46]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0.
[47]盧雪燕.台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探源[J].版本目錄學研究,2014,5:647-734.
注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日本藏稀見中國書目文獻研究」（23CTQ043）研究成果之一。
①「南陵徐氏」過去被認為是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實際是徐文達、徐乃光父子藏書。參見拙文《京師圖書館「南陵徐氏書」非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辨》，《圖書館雜誌》，2023(6)。
②「本館所藏善本書約三千種，爰擬合編為館藏善本書志，詳考板刻時代、著者仕歷及與今本或他刻異同之故。關於集部明別集類之書，業已編竣，將依其體裁編錄其他各類雲。」
③「1950年代趙萬里在完成《中國版刻圖錄》後，擬將所藏善本寫成善本書志，但因形勢而作罷。中國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冀叔英於1999年7月15日致筆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2001年在另一封中又云：『1958年在趙萬里先生主持下，《中國版刻圖錄》完成後，北圖善本部就想將寫作館藏善本書志列入工作計劃。』遺憾的是，之後政治運動不斷，寫作環境不復存在。冀先生非常傷感地在信中說：『北圖今後再也不會有自己的館藏善本書志了。』」
④「《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當為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此本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本文原刊於《圖書館雜誌》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