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善本書志
簡談善本書志
吳哲夫
「善本書」一詞，在字義上，應該是指精印、精鈔或精校的好書。但是，現在大家所稱的善本書，已多半是指古書，別是指明代以前的舊刋本或稿本，名家批校本以及舊鈔本等書籍。
近來由於典籍漸漸流失，善本書流傳已慢慢稀少了，所以善本書在今天，更受各方面的重視。我們知道歷代的著作，歷經傳鈔，翻刻，於是產生了許多脫漏罣誤，增刪臆改等現象，導致探研閱讀的困難。如果要克服這些困難，恢復古書原來的面目，則今天留傳在世的善本書，是最好的徵考資料了。但是，目前到底有那些善本書？它又珍藏在何處？是極需被人瞭解的，因而，現在收藏在各地的善本書，多已編有善本書目出版，讀者不難按目求書。不過，書目的著錄僅及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實在甚爲簡略，無法顯示各書的特點。爲補救書目的缺點，使流傳稀少而又珍貴的善本書更能發揮它的功效，於是書志的撰寫又有其需要了。
「志」字本有私意的意思，所以說心之所之謂志。但它也是識字的古文，又可訓作記，在廣雅釋詁及釋文中，都有說明，因此善本書志便可以說是記錄善本書的特徵、內容，以介紹給讀者認識的一種文體。民國五十七年夏天，我從學校畢業，不久便到故宮博物院服務，由於所學的是中文，乃被派在圖書文獻處工作。故宮圖書文獻處珍藏有豐富的善本舊籍圖書及清代許多檔案，我的工作是保管及整理其中的古書，介紹故宮所藏的善本書也是份內的工作之一。由於以前接觸善本書的機會太少，剛開始撰寫時，甚感吃力，幸承昌彼得處長多方教導，幾經摸索，才漸漸入門。到目前爲止已將故宮所珍藏的一百多種宋元版善本書，完全撰有書志。大概是個人學識有限，識見不廣，檢討起來，總覺得應付公事多，而得意之處少，故承圖書與圖書館編者徵稿，命我寫一篇關於撰寫書志心得的文章，本不敢應命，又無法推辭，只好抱着野人獻曝的心情，草成此篇。
善本書志的發展情形
善本書志的撰寫，與藏書有莫大的關係。藏書本來是讀書人最喜愛的，家裏藏書多了，爲了檢尋方便起見，便有書目的編寫。有了書目，不但可以按目搜書，而且藏書量也容易確定。最早的藏書目，大半只記載書名、卷數，頂多加上作者或刻本、鈔本及版刻的時地，這些粗枝大略的記載，無法顯示好書的價值。到了明朝中葉以後，便有人仿照書畫賞鑑的體裁，撰寫專門注重賞鑑方面的書錄。可是，這種書錄與古代敍錄撰寫方式不合，它不注重書的內容或作者，只論及書的本身。例如繕寫的工拙，刊刻的好壞以及遞藏源流等等，純粹以審鑑與欣賞的態度爲主，錢遵王的讀書敏求記，就是很好的例子，錢氏將家藏書中最精華的挑選出來，每一書寫一篇解題，編成述古堂書目題詞，後來改名爲讀書敏求記。自此以後，風氣愈爲盛行，到了清乾嘉時期，踵事增華，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後奉敕編撰天祿琳琅書目正續編，又進一步，於記載書籍刊刻年月以及刻印優劣之外，再把書中的收藏印記與名家題記等，詳細收錄，有時還考訂他們的生平。這種風氣一開，當時人便紛起效法，以後，流衍愈廣，體例也就更加詳備，凡是各書的版式、行款、諱字、牌記、序跋、紙質、墨色、字體等等都加詳細敍述。但是，這樣的記載，還是以書的外形爲對象，雖然對版本的考訂鑑別有幫助，猶不能脫離賞鑑的習氣。所以後人又加發展，於賞鑑文字之外，又能模仿古代敍錄的方式，介紹作者的生平，闡釋書中的大旨，甚至於能將同一種書的許多流傳版本加以校勘，並附列校勘記，像鐵琴銅劍栱藏書目錄、藏園羣書題記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書志發展到此，它的本身除了賞鑑功效之外，又眞正能幫助讀者瞭解書中的內容及長處，對於治學的人，眞是裨益良多。
善本書志撰寫的重點
從書志發展的情形，可以看出，書志是隨時代日漸轉精，體式也愈爲詳密，對於一般讀書人也更有助益，所以晚近的許多藏書志可以供我們取法。
善本書志既是以介紹圖書爲對象，因此寫書志時，首先需要肯定它的版本。因爲一種書刊刻時地的確定，對於幫助瞭解一書的好壞，關係甚大。自從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多半以雕版代替抄寫，我國地方大，歷史久，同一種書往往在不同的地方及時間經過許多次的翻印，因而流傳的版本常有好幾種。這些書在刋刻時，常因刻書的人校勘態度有謹慎敷衍的不同，造成傳本有善與不善的區別。例如刻書的人，當時所據的本子，有的不是足本，認真負責的人常會加以補足，馬虎的人，則往往不找其他的本子補足，就照刻了，有時甚至於改頭換面來掩飾原有殘缺的痕跡；又有因所據的原書脫漏謬誤甚多，根本不加詳細校勘，即行鋟梓，甚至錯誤比所據的本子還多；也有因古書文義深奧，刻書的人由於不瞭解文義，常將原文增刪或臆改。所以不同的版本，在內容上，有時會有很大的出入，如果不能將版本的時地確定，別人就無法瞭解這種書某一版本的情形。版本確定之後，對於一種書到底有那些本子流傳？那些本子在內容上有何差異，差異之處在那裏？那幾種本子是足本，那些是缺損的，也應加以敍說，才能給治學的人許多方便。此外，對於各書的遞藏情形，那些藏書志曾加載錄，也應盡量交待，使讀者容易查檢參考。
善本書的功用很廣，最主要的還是希望讀者能加以利用，如果書志僅止於刊刻時地的考辨，或只是以賞鑑的觀點區分雕榨的精拙、繕寫的良否，最後難免脫離不了玩古董的俗套，因此要發揮善本書的功用，除了以上考訂版本之外，對於一部善本書能給予讀者在治學參考方面有多少的幫助，也是重點之一。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歷來受人重視，就是因爲提要中除了記載書名卷次或偶爾敍及所據版本外，對於一書作者的生平，內容大旨，學風流派以及影響等等都能簡略的述及，這樣對於讀者在治學途徑上是很有幫助的。因而書志的撰寫，應該在因襲版本鑒賞之外，也能仿效敍錄提要的作用，使想讀其書的人，在未見其書前，已能概略的知道它的內容。此外，如果書志介紹的是一種流傳稀少的本子，而此種書還有其他較通行的刋本流傳，最好能將若干本子一起比對，提出此一本子的優劣情形，以幫助讀者瞭解運用，當然，在可能情形下，能附列校勘記，那是更完美不過了。以下就將撰寫書志幾項比較重要的事情，簡單的加以述說。
記載版本特徵
書志是以介紹圖書爲主的，因此對圖書本身的特徵，應該有完備的記載，然後依其特徵，才能審訂該書的版本，那麼書志應該記載書中那些特徵呢？
一、版式行款
每一本書，最大的特徵，便是它的版式行款。所謂版式行款，包括一書的四周界欄、板口、行數以及每行字數等等的特徵。四周的界欄，又省稱邊欄，通常有左右雙欄和四周雙欄兩種，同時有版匡高低及寬狹的分別；板口是一書的板心，有黑口、白口及花口等區分，在板口中通常還有大小字數、書名、卷葉次、刻工、魚尾、横線等標記；每行字數則有單行或夾行等情形，最常見的是大字單行，,小註夾行，偶而也有跨行的例子，除以上這些特徵要記載之外，書中大題、小題、序及目錄等，都要盡量敍述到，才有參考的價值。
歷代的刻書，除了覆刻本之外，版式及行款甚少規律。但是，經驗多了以後，也約略可以看出各時代的特色，例如北宋本，大體上多是單邊、.白口、字大、行寬，而且墨色濃厚，所以給人一種疏朗悅目的感覺。版心上端通常刻上字數，中標書名，下方署刊工姓名；南宋時期，承北宋風氣，惟稍予變化，一般刻書多用雙邊，細字，密行，黑口也漸漸流行；胡元又承襲南宋習慣，黑口本已盛行，尤其是大黑口特多，行界也多半緊密，版心雙魚尾，中縫多半有刻工姓名和字數，同時左右雙欄逐漸變爲四周雙欄；到了明代，嘉靖以前還是盛行黑口，字體款式都沿襲元代，尤其是私家刻印的書坊本，更是如此，有時和元版很難區別，只有内府所刻的經廠本，獨具一格，書型大，版框寬，行界疏朗，字大如錢，多有句讀，而且黑口、雙邊，幾已成爲定式；嘉靖年間，刻書風氣驟然改變，刻書的人爭相模仿北宋時期的白口本，因此黑口本幾乎絕迹，版式幾乎與北宋相同；萬曆以後，黑口本又漸多，黑白兩種書口就常見了，明代後期還盛行朱、墨套印的書籍，多是白口，左右雙欄，中無界行；到了清代，白口、黑口都有，大體上是乾隆以前，白口爲多，嘉慶以後黑口漸盛。以上所述，只是各時代的簡略特徵，其實，行款版式的變化很多，不能依行款式就驟然判斷爲某時某地的刻本，僅可利用它與歷代藏書志中已記載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較，做爲審訂版本參考依據的佐證資料。
二、刻工
刻工就是當日參與刻書的工匠姓名。古代刻書，多半聘請熟練的工人雕梓。這些參與刻書的工人，習慣的在所刻書葉留下自己的簽名，這種舉動，一方面是對刻書負責，另一方面是古代刻書按數量計酬，假使是一部大書，參與雕刻的人很多，葉數也不少，零星支付工資不甚方便，因此，刻工便在所刻書葉留下自己的簽名，待書印就，便可依各人刻雕的多寡付上工資。書葉刻工簽名的地方不很一致，最常見的是在版心的下方，偶爾也有在版心的中間或上方，少數的還有簽名在版葉前末端的下方。
刻工留下自己的簽名習慣，從什麼時候開始，已不可考，後晉開運年間所刻的天王像，還保存着當時刻工雷延美的名字，可知刻工有簽名習慣的歷史，是相當久遠了，由於人類生活的歲月有限，而且古代遷居的情形比較少，因而，刻工變成考定版刻時地的最好資料。利用刻工做爲版本時地的佐證，前人還很少注意，到了晚清民初才漸被廣泛的使用。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傅增湘藏圖羣書題記、中央圖書館宋金元本郷錄、故宮善本書志等都有刻工的載錄。日本長澤規矩也更編有宋元刻工表，近年臺大圖書館學系的同學也編有宋代刻工表，這些刻工表按刻工的姓名筆畫多寡爲次，極方便檢。
刻工姓名在今日已成爲審訂版本時地最好資料之一，在這裏我們舉出一個實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一本龍龕手鑑，天祿琳琅書目作爲遼版，但是這本書原名爲龍龕手鏡，鏡字被改作鑑字，已有避宋翼祖嫌諱的痕跡，而序文中鏡完二字又闕筆，同時書中全部不載鏡字，門部完字闕筆，完字是宋欽宗帝諱，如果此書爲遼刻，必定不會避宋帝諱，所以十駕齊養新錄、百宋一廛賦注、鐵琴鋼劍樓藏書目、文祿堂訪書記，都將此書以宋刻載錄，但卻沒有刻書時地的交待，而書中除刻工諱字外，沒有再好佐證了。書中刻工「徐永」、「虞」等見於紹興間明州刋本文選，明州爲浙江寧波府，又刻工「張良」另見於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光宗時浙刋本武經七書，可見此書大約是南宋初年的浙刻本。如果再拿日本翻明嘉靖間高德山歸眞寺刋本比對，明本中有殷、讓、恒、樹、慎諸字，而此本這些字都被删削，可見也是爲避宋諱的緣故，避諱至孝宗止，刻工張良雖見於宋光宗時刻書中，光宗繼承孝宗的帝業，年代相接而光宗字諱不缺筆，足見所謂遼刋的龍龕手鑑一書，應該是宋孝宗時浙江附近的刻本。
其次刻工尙可以幫助我們看出一種書遞經修補的情形。古時一種書，在雕梓印安之後，常將版片高置，若干年後，拿出再印，其中如有版片破損或缺失的情形則加以修補或另予雕刋，另刋的版葉，通常留下所刻的刻工姓名，這些刻工變成審訂修補時代的最有力證據，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初年浙東茶監司刋本周禮疏五十卷爲例，刻工丁璋、王全、毛昌、朱明、徐亮等三十三人，大多見於宋紹興間所刊雕的白氏六帖事類集、水經注、明州本六臣文選等書，推知爲原刻之版；而方至、王玩、包端、張永等三十八人，大多見於光宗時所刻書中，推知第一次修補版約在光宗之時；至於王桂、方中號、朱子文、何通等二十三人，,所刻書葉中諱字到擴廓諸字，又王嬅、沈祖二刻工，見於理宗寶祐湖州刋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則第二次修補當在理宗之時；另刻工丁之才、大明、王六、毛文等七十人多半見於泰定元年西湖書院所刋的文獻通考和重修定和博古圖錄諸書，可知第三次修補是在元代，入明以後又三次修補，爲節省篇幅在此不加敍述。
刻工固然對審定一書雕梓時地有很大幫助，但是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能只依一二個刻工就驟下定論，因爲古來同姓同名的人很多。同時還要留意刻工的流動性，例如宋代臨安附近包括湖州、紹興的刋工，大約在紹興以後，大量的支援了江浙其他地區，特别是各地的官府雕版。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今寧波）重修文選的熟練刋工，大部分來自臨安府，文選完工以後，其中部分刻工又南去台州（今臨海）。此外，溫州、婺州（今金華）、嚴州（今建德）、衢州和鎮江、平江（今蘇州）等地，也多有臨安附近刋工的足跡。這種遷移，以刻工考定雕梓的地方時，不能不加留心。所幸的是前人，流動性比較少，而流動的地方也不至於太廣大，所以不必太過於費心。至於刻工的簽名，有時也很特別，通常刻工簽上自己的姓名，有時還加上「刋」或「刁」字，不能把刋和刁等字當成刻工的名字。還有刻工常用單姓或單名簽字的，如以上所舉的南宋孝宗時刻本龍龕手鏡刻工張良，就常用張或良字代表簽名；又如元天曆六年范氏歲寒堂刊本的刻工方才卿，有時只簽上「方」或「才」字，這種單字代表全名的簽名方式有時就得特別在意，譬如宋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有劉三、江三二人，同以三字爲名，三字是何人的簽名，就不得不細心辨別了。至於刻工變更字體的簽名方式也是常見的，如趙字常省寫作走字，范字省作汜字是很平常的，在宋淳熙間浙刋巾箱本昌黎文集中，刻工師順，更取兩字的單旁，寫成頔字，像這種情形，利用刻工時，是應加留意的。
三、字體
字體也是審訂版本的依據之一。字體通常可分爲兩種特徵，一種是刻工的刻風，一種是字體。就刻工的刻風而言，如果能仔細的觀察，也可以大體分辨版刻的時地，以宋刻爲例，大體上說兩浙地區，字體方整，刀法圓潤；而福建地區，尤其是建寧書場，爲了擴大商品銷路市場的需要，便從減低成本上着手，因此普遍使用了本地生產的柔木版雕，儘量擠緊版式，壓縮册數，在南宋中晚時期，創造了一種適於密行的粗細線分明的瘦長字體；至於四川地區成都眉山雕版的字體略爲扁平，撇捺過長，而其中的大字版，字大如錢，墨色如漆，可以說在南宋雕版中別具一種疏朗明快的風格，這種川版的特徵，以後會經影響到長江中游,特別是江陵（今宜昌）、鄂州（今武昌）等地區。而江淮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字體比較活動自然，尤其是江西方面特別流行，這種自然書體流行，多半是雕版歷史較短，交通不甚方便的地區所表現出來的特徵，其原因是由於專爲雕版書寫的書手人數還少，一種流行的版刻字體尚未形成所出現的現象。
再就版刻字體而言，當時的刻書，許多是先用書寫的書手，寫成書後，再交付刻工雕版。這些書手的書法，多是臨摹名家的字體，名家不但有時間性，而且有時代的風尙，所以字體偶而也可以做爲考定版本的佐證。大體上北宋時字體接近手寫，早年用歐陽詢的書法比較多，後來也流行顏眞卿和柳公權的書法;南宋各地方通常有各地方獨特風格，顏柳體都被使用，同時字體自然,能盡力追求書法的逼眞；元代的版刻字體雖然承襲南宋，但後來多用趙孟頫的字體，秀麗圓活；明代初年經廠本字體也以趙字爲宗，工整圓潤；嘉靖問字體，則由採用歐、顏書法，並且特別注意整齊方版，稜角峻厲，刀法欠靈活，使人有板滯的感覺，這或許與當時文化提倡復古運動有關。當時作文的人追摹秦漢，作詩的人追摹盛唐，因而刻書的人也追摹北宋；從萬曆以後，字體方面，更發展了方整的字體，字形膚廓，筆畫板滞，漸漸形成機械式圖案；明末清初字體慢慢變爲橫輕直重，横細直肥，而成爲四角斬方的方塊字，當時刻工把這種字體叫做宋體字，實際上已完全不是宋體本來面目，可是這種字體在清代一直被沿用着。另外與宋體字相對的，還有一種軟體字，明代後期刻書時，正文字體通常採用以上所說的宋體，但評語往往用手寫體，甚至用行書體，也有很多書用手寫的行、草書上版的，通常稱爲軟體。清代初年的刻本，很多就用軟體字雕梓的。由以上可知，古代的版刻書籍，不管在刻風或字體上，都有時代地區的特徵，如果在書志中也能多少加以記錄，也可予人多一種參考的佐證。
四、木記
宋人刻書，常在書的首尾、序文或目錄後刻上一圖記，稱爲木記，因爲它的形式通常像牌，所以又稱牌記，又因爲牌記外圍常用墨欄環繞，因而有人也稱它爲墨圍。元明書場刻的書，很多還仿效沿用，木記是書場用來標明刻書的處所，它的功用，有如現在圖書中版權葉上注明的書局名稱一樣，所以木記也是審訂版本的很好資料。古書中有牌記的例子很多，例如故宮博物院珍藏麻沙劉通判宅刋本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在序文後空三行有「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雙行木記，宋鄂州覆刋龍爪本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末有「鄂州孟太府三安撫位刋梓於鵠山書院」雙行木記，宋嘉定十三年刋本的歷代名醫蒙求一書的序文後也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刋行」木記一行，宋刋本常建詩集上卷末又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眭親坊南陳宅刋印」木記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木記標明刻書的處所對於審訂版本是很有幫助的，故宮收藏的元刋本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三卷，獨缺奏議二卷，其實在奏議二卷的目錄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刋」木記一枚，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琅續目時，未加細審，僅據文集前的兪翊序， 誤訂爲宋乾道丁亥兪翊鄱陽刊本，如果當時奏議二卷還存在，看了木記之後,便不致於產生這種錯誤。木記有時還可以看出補刋的時代的情形，如故宮博物院另外珍藏的宋淳祐十年福州路提史秀溫刋元明遞修本國朝諸臣奏議中，有一部分是元大德四年補刋的，因爲在卷八十二與卷一四七中都署有「福州路儒學教授劉直內命工刋補」的木記。木記固然有助於審視版本，但是許多覆刻本，通常將原書的木記照刻上,而且依原式影刻，還有一種情形是藏書的人或書商爲了提高書的價值，常將木記割去，或從別本書中取下木記補襯到書上，凡此,易造成錯誤，寫書志時便不能不特別小心了。
五、諱字
我國以前有一種風俗，就是在文字上，寫到當代帝王或自己所尊人物的名諱，必須用一方法加以迴避，稱爲避諱。避諱的方法，通常有三種，卽爲改字、空字、缺筆。避諱的習慣所造成的流弊，是足以淆亂歷史文獻，可是如果利用它，反而能幫助辨別文獻的時代。
古代避帝王的諱字，除了帝王本名之外，其它的同音字也要廻避，例如宋高宗名構，其同音字媾、溝、購、靚、垢、逅、勾、鈎等字，都除要迴避，這是利用避諱字應該留意的地方。由於古代的人，避諱上止於當代皇上的帝諱，所以諱字在幫助審訂版本時間上，助益良多，因此書志寫作時，諱字必須加以查明，並且詳細標出。前面在刻工一節中已舉出龍龕手鏡一書，從諱字幫助了判斷刻書的時間，這裏不再贅舉。由於歷代帝王繁多，它們的姓名，不易熟記，因此利用諱字之前，最好將歷代帝王諱字先列一表，以方便檢尋。
古書中避諱的現象，以官刻本最爲謹嚴，書院、坊刻及家刻本次之。有些書字變化極多，在找尋時，要多費一番功夫，始不致於遺漏，例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紹煕間建陽書坊刋巾箱本東萊先生註三國志詳解二十卷，書中對避諱字，方式很不一致，有採用缺筆的，如玄、朗、弘、殷、匡、恒、禎、徵、譏、署、樹、桓、構、搆、溝、慎、惇、敦、燉等字缺末筆；有隨文改字的，如太祖紀中將殷改爲商，明帝紀中將樹改爲建，王朗傳中將胤改爲裔等，例子很多；有省去宋諱字的，如吳主權傳，省去徵、讓二字，王昶傳省去樹字，許褚傳省去慎字等，例子也不少。此書各家藏書志都作宋末建陽刊本，如果按照宋諱來考訂，諱字止於惇字，惊爲光宗帝諱，寧宗以下帝諱不避，可見是梓行於紹熙年間。像這個例子中，避諱字這樣不規則，如果諱字不全部詳察出來，就據以斷定時間，是很不可靠的。
作者與內容的介紹
前面已談到，書志對圖書的作者與內容，最好能予簡略的介紹，才更能方便讀者。但是在介紹作者與內容時，切忌長篇贅述，應採取簡要明朗的方法。同時忌諱陳篇抄襲，落入俗套，前人已有論述的，需要引用才加引用，否則只注明在某藏書志已著錄即可。如果前人記載有誤，就需加以改訂改正，如此，方能做到眞正幫助讀者。在玆舉出一二例子做爲說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部孤本宋乾道二年韓仲通泉州刻本孔氏六帖，作者是宋代的孔傳。孔氏宋史無傳，凌迪知萬姓統譜說：「（傳）字世文，兗州人，孔子五十世孫，精於易學。」但是孔傳所著東家雜記自序末題：「宋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易食邑三伯戶借紫孔傳序」，而文中又稱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湛爲伯父，可知凌氏作五十世孫的記載有誤。這樣予以考證之後，讀者便不要再費力去辨訂了。又如王世貞讀書後八卷，此書本只有四卷，爲世貞四部稿及續稿所未載，遂散佚，後來世貞的姪子士騏得到殘本加以刊行，稱爲附集，以後吳江許恭從四部稿中採出書後之文爲一卷，續稿中探出讀佛經之文爲一卷、讀道之文爲二卷，併爲八卷刋行，陳繼儒爲此書作序時，稱此書與呂氏讀書記、晁氏讀書志同樣內容。其實晁公武的讀書志，每耆都詳載卷數、撰人，以及源流本末，但是世貞此書九十五篇中跋尾四十二篇，史論五十三篇，而前四十二篇又都是識論之文，並無一點考證的話，可以說與晁氏的讀書志南轅北轍，陳繼儒能可是沒有看過郡齋讀書志，只聽到書名，才會寫出這種錯誤的文字，如果我們在寫此書的書志時，不能加以糾正，許多讀者看了陳氏的序，便會受騙。由以上的例子，可知，書志撰寫時，如果對圖書的內容及作者要加以介紹的話，還是不能一例因襲前人之說的。
附列校勘記
自唐代印刷術被使用以後，書籍多用雕版代替抄寫，許多書經過多次的翻刻，因此有許多不同版本流傳。前面提過，各種傳本常因刻書的人，態度認眞與敷衍的不同，使得各種版本有良善的區分，也有殘缺及完整的差異。類似這種情形，如果能在寫書志時加以說明，當然對學林貢獻至多，假使能更進一步的，將各種傳本加以比對，寫成校勘記，附在書志的後面，那麼就更能省去許多人的時間。所以，近代的人寫藏書志時，常將校勘字眼或校勘記附上，一方面可以看出該種版本的長處，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讀者省去許多比對的功夫。在此，我們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初年刋本劉賓客文集爲例。該文集現存世的宋本，尚有二種，一爲東瀛崇蘭館藏本，一爲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瞿氏藏本僅殘存首四卷，著錄於鋼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及書影，爲南宋蜀刻本。崇蘭館藏本，卽是民國二年武進董氏誦芬室以珂瓖版據以覆印的，商務印書館又從董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通行較廣。以該本的刻工判定，似應爲浙江刊本，釐爲三十卷另外集十卷。此宋本與故宮藏的宋本，除外集十卷爲皆據宋敏求輯本相同外，其他地方則大有出入。譬如文集編次有不同，故宮藏本先文後詩，崇蘭館藏本則先詩後文，而兩本各體所收的詩文及篇次先後亦不盡同，如崇蘭館藏本雜著七篇，故宫藏本題可論，又如澤宮一篇，崇蘭館藏本列在古詩，故宮藏本載入雜說；如果再以故宮藏本校崇蘭館藏本,，又會發現除編次不同外，文字更有許多互異的地方，像崇蘭館藏本卷三第十葉途中早發詩云：「隱士應高枕，無由知姓名」句，故宮藏本「由知」作「人問」；又崇蘭館藏本卷五第七葉武昌老人說笛歌云：「高聲五言隨指發」句，故宮藏本「高」字作「商」；再如崇蘭館藏本卷九第七葉第三行有「江上春來新雨晴」句，故宮藏本「春來」作「朱樓」，像這種例子太多了，無法詳加標舉。同時兩本的音註也互有詳略，可以互供校補。以上這種情形，如果能在書志中附上校勘記，豈不是很方便讀者。
後記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撰寫書志時比較應該留意的幾點事項而已，並非已包含所有的重點，其他像書中的鈐記，名家的題識，是否有朱墨批校，遞藏的源流，有那些藏書志載錄過，目前同樣的書在何處尚有收藏等等，也或多或少應簡略的提出。
總之，善本書志是幫助一般人瞭解所要介紹的圖書，因此，怎樣下筆，才能給讀者最多的幫助，是首先要考慮的。文章並非一成不變，流傳的善本書更非千篇一律，善本書志或也有多種寫法。筆者自愧學疏識陋，所述容有未備，尚希方家先進不吝指教。
本文原刊輿圖書與圖書館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