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序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序 

沈津

美加地區的不少東亞圖書館里都有古籍善本及普通線裝書的收藏，以美國來說，重要者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等。這些圖書館都有自己的歷史，藏書也各有特色，有一些品種和版本甚至是大陸各圖書館所未收藏的。對於這些圖書館來說，能形成較為豐富的館藏，是極為不易之事，有道是聚沙成塔、粒米成籮，那可是經過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蒐集、私人藏家高度信任並捐贈的結果。

我以為在美加的東亞圖書館，能把中國古籍圖書保管得如此之好，那是因為責任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加上圖書館內的各種設施也較國內先進，所以，這些書不僅保存完好，而且大都整理上架。舊時代那种束之高閣、秘不示人的積習，在當代的圖書館裡早已揚棄，而揭示館藏正是服務讀者的一種重要手段。也正因為如此，不少图书館多有自己的善本書目，甚或善本圖錄，供讀者檢索。

多倫多是加拿大的一個美麗的城市，而多倫多大學亦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專業齊全，更是加拿大最好的學府之一。我以為，鄭裕彤東亞圖書館不僅在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系統中佔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加拿大也最受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教授矚目。鄭裕彤館的「慕氏藏書」，是上个世紀的1935年從中國購得的，是加拿大收藏中國古籍圖書中最早最重要的一批，因此它在海外頗負盛名。七十餘年里，它的藏書保存良好，一如其舊。在那4000餘種的古籍中，明代所刻的版本達230餘種，清初至乾隆所刻者也有400餘種，而稿本、抄本約50餘種，且有數十種為難得一見者。

然而，加拿大畢竟是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國內學者欲知「慕氏藏书」的内涵，就必須寻找機會出國探訪，當然，這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即如身處「哈佛」的我，如想去加國多城，也須駕車十小時，所以，我至今仍無機會一睹「慕藏」真諦。近十年來，國內的一些有識者，在調查國內古籍藏書的同時，也在瞭解北美、日韓所藏中國古籍，但限於時間、專家及經費，工作進展緩慢。

三年前，喬曉勤先生來「哈佛燕京」，談及想將鄭裕彤館所藏「慕氏藏書」撰成善本書志事。對此，我極為贊成。記得前幾年，我和國內某省館古籍部負責人聊天，他告訴我，他一直想把館藏善本書目編出來，但做了好多年還是不行。於是，我給了他一個建議，那就是在已有的基礎上去寫善本書志，而且早寫比晚寫好。因為對於一個藏書卷帙縹緗、佳槧珍籍美富的圖書館來說，如想將館藏的重要資源予以詳細揭示，那善本書志的撰寫，將是該館最為艱巨的挑戰。編一部館藏善本書目已屬不易，而寫作善本書志則是難上加難，並要有「持久作戰」的概念，當然將來的成果、貢獻也是顯然不同的。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圖書館里想做成一件較大的事，需要的就是目標明確，決心加上毅力。喬先生是不怕困難，自力更生的書志撰寫者，他參考了十數種清代以來的公私善本書志、提要，決定了鄭裕彤館善本書志寫作的模式和方法，實實在在的寫了二年，終於達成所願。津以為，無論是善本書目還是善本書志，如若以為編輯質量不過關而待字閨中，或以為暫不面世，而不斷修訂、精益求精，待上五年、十年、二十年再予出版，那對研究者來說，真有望洋興歎之感。實際上，近十多年中出版的各種書目、書影、書志等等（包括我自己的著作），如果想一點錯誤都沒有，那是很難做到的。當然，我只是希望將錯訛減少到最低。

流傳至今的各種形式的藏書志（或作書志、提要、書錄、敘錄、題跋記等），上溯漢代，繼起宋時，至清而極盛。藏書志的編纂不外乎三類：政府（或公家）所編，如《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私家所編，如清錢謙益《絳雲樓題跋》、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等；一為坊賈所編，如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嚴寶善《販書經眼錄》等。此外還有學者讀書所得而撰為讀書志、經眼錄、訪書記者，如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等。其中公家藏書志較少，私家藏書志最多。

從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始，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之後的1910年，京師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正式成立。1913年，浙江圖書館（前身為浙江藏書樓）開幕。而1949年後，在中國的大地上，每個省市都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設施和建設，這當中也創設了一些新圖書館。可以說，在這些圖書館中收藏的古籍圖書幾乎佔了全國數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這些古籍圖書是先民們傳世的著作，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其中存有大量珍貴文獻，是各個領域的研究者據以瞭解歷史的昨天，所不可或缺的佐證。

在那已逝去的一百年裡，各種形式的圖書館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有的也曾創造出令人艷羨的輝煌，一些書目、索引、圖錄、解題、工具書、展覽，乃至於有關圖書館著述等，也都出自圖書館員之手。然而，重要的圖書館（無論是公家或大學）卻鮮有反映自己館藏的善本書志面世。

先師顧廷龍先生是提倡寫作善本書志的，他的日記中即有「刻意編一精彩藏書志，以壓眾編」的記載。在他主持的的合眾圖書館，曾請潘師景鄭先生撰寫館藏善本書志數百篇，後因事沒有繼續下去。60年代初，顧先生主持上海圖書館工作，又將寫作館藏善本書志之事提上日程，但僅完成數十篇宋元刻本的書志即告停擺。而1999年，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冀淑英先生致津的信中，也提起1958年時，趙萬里先生曾考慮在《中國版刻圖錄》出版後，將寫作北圖善本書志事列入計劃，可惜的是，沒多久，就因各種政治運動不斷，無法再進行了。

津孤陋寡聞，只見有1948年歲末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那是北大五十週年紀念會展覽的館藏精品，包括宋元明清刻本、抄本、稿本、日本及朝鮮刻本計499種，極簡略。至於一些市級圖書館，卻著意將數量有限的館藏善本逐步寫成善本書志，如《蘇州市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武漢市圖書館古籍善本書志》（經部）。由此可見，小館也可以做大事，小館也敢於向大館叫板、挑戰。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台灣地區的「國家圖書館」，從1996年至2000年，出版了《「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在香港特區，1970年即出版饒宗頤編著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2003年又重編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也於1999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録》。

在北美地區，則有王重民著、袁同禮修訂《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錄》；王重民著、屈萬里校訂《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75年，台北藝文印書館）。李直方著《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板書錄》（1975年，該館印）。沈津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而歐洲的《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則由田濤完成。

《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哈佛燕京」與「鄭裕彤館」一樣，都是大學裡的東亞圖書館，都藏有一些中文古籍善本，且都認識到館藏善本應該寫成書志，予以詳細揭示，廣為眾曉。雖然兩館的書志模式略有不同，但這種「功德」，卻是館藏古籍善本的詳細記錄，不僅使家底清楚，同時也可提供有關研究者各種資訊，至於每種書志所配書影，也為其它圖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如果把「書志」看成是開發古籍文獻，實現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也未嘗不可。

實際上，對善本書的揭示上，許多國家的學者都是非常重視的，如日本的書誌學研究，就導致了《圖書寮典籍解題》、《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貴重書解題》、《慶應義塾圖書館藏和漢書善本解題》等書的出版。津雖草芥小民，人微言輕，但這些年來，卻一直鼓吹善本書志的寫作。前不久，在山東大學舉辦的「古籍整理研究與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提供的論文也是講善本書志的。我把前些年出版的拙著書志看作是提供一種模式，並作為一塊小石子，盼望並引出國內的重要圖書館將擁有的傲人資源逐步予以揭示，並供學界利用及研究。

早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先師顧廷龍先生曾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分類目錄》題寫書名，80年代又為美國的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加州洛衫機大學東亞圖書館題寫館額，90年代再為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題寫館額，這正彰顯先生與美加圖書館的緣份。作為先師的學生，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鄭裕彤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即將付梓之際，也接獲喬曉勤先生電話，囑為書序，因此拉雜寫上几段文字，一為再續機緣，二則權以塞責。

2009年6月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