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書志及書志的寫作
古籍書志及書志的寫作
沈津
在中國傳統目錄學、版本學的著述中，書志、讀書志、藏書志、訪書記、提要、書錄、敘錄、經眼錄、題跋記等，都是介紹古籍圖書的寫作形式。應該說書志是在書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書目僅僅著錄一部書的書名、卷數、作者和版本，是因為限於著錄方式，無法著錄的非常詳細，而只有書志這種形式可以用來自由發揮，盡可能詳細地把書中一些很重要的作者、書的內涵以及出版方面的信息全部鈎稽出來，這對學者、讀者的利用大有裨益。
撰寫各種藏書志的學者，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如過去在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而寫作提要的翁方綱、周永年、姚鼐、邵晉涵等，文人藏書家、學者如吳騫、黃丕烈、鮑廷博、顧廣圻以及後來的繆荃孫等，皆是一時俊彥。如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就由繆荃孫、吳昌綬、董康等賡續修撰而成，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則為顧廷龍、潘景鄭二位先生在王氏「舛誤觸目、凌亂無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訂而成。
藏書志的寫作工作，圖書館想做，私人收藏家也想做，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如果容易的話很多圖書館和私人收藏家早就把它做出來了。從四十年代至今，在圖書館系統中，並不是沒有人想到書志的重要性。我過去在寫《顧廷龍年譜》的時候，將顧先生的所有日記都讀了一遍，日記中有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那是說顧先生看了繆荃孫寫的《嘉業堂藏書志》，覺得不滿意，說如果將來有條件的話，他寫的書志要「力壓眾編」。我以為這「力壓眾編」是顧先生的雄心壯志，即詳細揭示書之內涵及版本源流，這在三十年代顧先生編的《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四卷中，可見一斑。
五十年代，趙萬里先生在完成了《中國版刻圖錄》後，擬將北京圖書館藏古籍善本寫成善本書志，但因當時的形勢，致使工作無法開展。前北圖資深研究館員冀淑英先生曾於1999年7月15日致筆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如今圖書館領域發生了顯著變化，我以為國圖人才濟濟，專家多多，又有明智者執掌帥印，若假以時日，何愁《國圖善本書志》不成？昔年，北圖以《中國版刻圖錄》在業界獲掌聲數十載；今朝，國圖若將《國圖善本書志》竣事，到那時模式高懸，嘉惠學林，則不以時間計矣。
1963年，時上海圖書館善本組在顧師廷龍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嘗試寫作善本書志，那時候上海圖書館正在編上海圖書館藏的善本書目，顧先生即抽時間跟潘景鄭、沈文倬先生寫了一些館藏善本書志的樣子。當時大約寫了二十多篇，如今我手裡保存了顧、潘兩先生所寫的二張親筆樣張，由於當時的工作重心是編制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所以寫得不多即告停止。
除了圖書館外，私人收藏家也有寫作藏書志的計劃，如七十年代，黃永年曾致顧頡剛先生一札，云：「受業昔年嘗有志寫一《舊書識小錄》，取寒舍所藏舊本書及所見舊本，略記出版本或內容，稍事考釋，已成數十篇，勞動後暫中止。近又思寫一《前塵夢影錄》式之筆記，記所藏、所見、所聞之舊本書，日來在醫院中已寫了數千字。此等事自知無當大雅，然存之腦中，數十年後終於澌滅，則不若筆之於書，為後人留此參考數據耳。」顧得信後寫道：「近年能從事此道者已不多，甚盼其欲撰之書早成，為讀古籍之工具也。」這本《識小錄》似屬書志之範疇，可惜的是，我們沒有看到黃先生的稿本。
為什麼一些重要的圖書館要把撰寫善本書志作為長期奮鬥的目標，視之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我以為對於一些收藏古籍圖書較為豐富的大型圖書館來說，其收藏都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蒐集，得之不易。館藏中有不少珍貴善本和稀少的圖書文獻，既有館方以之傲人的「鎮庫之寶」，也有視若枕秘的孤槧秘本，如若館藏珍本雖多，卻嚴錮深扃，既不與研究者利用共賞，又不傳播流布，廣眾見聞，而只是「養在深閨人不識」，甚無意義，是一種資源浪費。因而，對於鮮為人知、世間少見的珍本，如能讓館內專家予以揭示，廣為眾曉，必是一樁嘉惠學林之「大功德」。
圖書館在過去的工作中，曾編制過一些索引、書目及專題書目，其目的即是掌握館藏，但寫作善本書志，則是更深層次的具有學術含量的大事。書志的寫作，可以對一館幾代人所蒐集的全部善本，包括庫中所藏之最重要的精華圖書予以揭示，又可發現新的有價值的圖書，這遠比館藏目錄、圖錄、索引等更具學術性，它集目錄、索書號、書之內涵於一身，這是一種昇華，是一種自信，是對一個重要圖書館最重要資源的全面挖掘。可以說，沒有什麼工作比寫作書志更具學術性，也沒有什麼工作比寫作書志更困難。
寫作書志的過程，也是培養古籍整理、版本鑒定專業人才的過程，參與寫作的人員會多方面地接觸圖書，加強實踐，不僅可以知道經眼的圖書特點，也可以知道館藏最重要的典藏是什麼。前人論學，強調潛移默化，心領神會，所謂「觀千劍以識器，操千曲然後曉聲」。在掌握書志寫作方法的同時，又可以熟練地使用工具書、參考書。封建時代以及近時的藏書家，盡一生辛苦，積聚了許多圖書，但他們所見有限，而圖書館的專業人員「近水樓台先得月」，能夠和更多的善本書打交道；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寫成的善本書志也給無緣見到善本書的人一種實用的信息，幫助他們傳道、授業、解惑。
寫作善本書志，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甚至是件苦差事，如若易辦，那先人前輩早就著手上馬，而不用等到今天。無論是哪一個圖書館，書志的寫作，都取決於一個模式，或為簡志，或為繁志。簡志者，如30年代出版之《浙江省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題識》《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圖書題識》及1948年歲末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等。《北大館書錄》的對象是北大50週年紀念會展覽的館藏精品，包括宋元明清刻本、鈔本、稿本、日本及朝鮮刻本計499種，每書之介紹，僅限於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及序跋、稽核項，極簡略，如此而已。繁志者，即是在簡志的基礎上，增加版本之認定依據、全書之內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錄、他處入藏情況、書之特點及鈐印等項。
我曾有一份1993年北京方面編的撰寫《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的手冊，其中的凡例、範例很好、很詳細，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參考作用。如果一篇書志，沒有作者的小傳、沒有內容、沒有自己的見解，那麼只能算是某書的基本著錄，也即卡片式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稽核項等而已。書志不應是卡片，也不應是卡片的放大。
我以為今天的學者在善本書志的撰寫中，不僅要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更應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亦可搜討佚亡，而備後人之徵考。前人於書志寫作有云，應「辨版刻之時代，訂鈔校之精粗，改卷數之多寡，別新舊之異同，以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既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去揭示書之內容版本，則應盡可能使之精審確鑿，而不只是放大一張圖書館藏書卡片，這樣的書志才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書志的寫作，代表了寫作者本身的水平，也代表了一家圖書館的學術水平。曾見上海某館在九十年代末撰寫的部分書志，每篇書志僅200字左右，包括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這樣的模式鈎稽不出書之特點，價值不大，亦不符合一個重要大館的學術水平，果然沒多久，這項寫作即停止了。又如台北某館的善本書志，模式甚簡，每篇基本在300字上下，文字內容上有不少限制。如中國現存最早的套印本，元至正元年（1341）劉覺廣江陵刊經所刻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國內所有文獻學、版本學、美術史、印刷史的著作，沒有一部不提到此書之重要，而且國內的學者見到此書原件者僅三二人而已。這樣一部重要圖書，從書名到鈐印，僅有150字的表述。由於吝於文字，又無人把關，沒有半句提及此書之重要，其文獻價值亦不得彰顯。我曾經將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經解》的書志，用香港某大學圖書館的著錄與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作一對比，前者書志去掉子目有200字，後者去掉子目有5000字之多。我們的宗旨就在於將一種書的情況大致上寫清楚，即學者不必到館查找書目，即可以知道這種書對他有沒有用，是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得到的信息一定比其它的圖書要多。
一般來說，書志是一部書的客觀記錄和寫作者主觀意見的結合，也是數據性和學術性的結合，使它蘊含更多的信息量，是比以往的敘錄解題更符合揭示圖書形式和內容特徵的本質要求。比較好的書志，要站在讀者、學者的角度去寫作，從目錄學、版本學的層面提供信息，即有內容、有分析、文字不枯燥。
寫作善本書志，有關目錄及重要工具書、參考書都非常重要。我原來在「哈佛燕京」的辦公室有兩排書架，都是這一類的書籍，很多來「燕京」的朋友都很羨慕，說你這些書真好，我們那裡沒有，包括有些台北地區的、日本的(內閣文庫、靜嘉堂、尊經閣、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其他很多大學)善本書目。也確實，這在中國國內的一些圖書館不多見，國內的一些書目、圖錄等，我都盡可能調來參考。但空間有限，有的我就到樓下參考工具書閱覽室去取。我一直以為這個世紀是一個新的信息世紀，而圖書館工作者提供給別人的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提供給研究者的信息，或是他人一時不能查到，但圖書館工作人員查到了，或是載有這些信息的某種工具書、參考書，是其他單位或個人沒有的。
寫作善本書志要有壓力的，即使有指標，也須循序漸進，那是集體的成果。我和我的同事合作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2012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寫作，採用的是「哈佛模式」。因為我認為書志的寫作是一門學問，應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揭示書的內容版本，盡可能精審確鑿，而不僅僅是一張圖書館卡片的放大，這樣的書志才會對讀者更加適用。因此，《哈佛書志》是將書名、卷數、行款、板框、題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錄作者簡歷、各卷內容、撰著緣由及序跋、版本依據、全書特點，乃至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館藏、收藏鈐記等，盡可能地將這些信息一一記錄，供研究者參考利用。您知道，這些古籍善本流傳到今天，收藏在各個地方，有些善本北京有，但上海沒有，也有些是上海有而北京沒有，如果沒有類似《哈佛書志》的模式，那很多藏本的內涵就無法瞭解。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是當時「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和我們在一起時談到的，「哈佛燕京」所收藏的東西，雖然是在北美地區的一所私立大學的圖書館裡，但它們都是「公器」。我認為，這些藏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雖然保存在美東地區，但只是收藏地不同。對於在海外圖書館工作的中國人來說，我們很願意讓這些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古籍圖書以另外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歸中國大陸，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比如將收藏在美國的一些難得的珍本影印出來，這就是一種回歸。另一種回歸則是以善本書志的方式，通過我們揭示的內容，讓人們知道，「哈佛燕京」有這樣一些古籍，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難得的，比如《永樂大典》、明代尺牘，或其他一些稿本、鈔本，或者沒有影印的，或者是非常有價值的，至少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給那些學者，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公器」，大家都可以用，不應該視若珍秘，藏之深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