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海備遺錄

日本《山海經》研究百年述略 張西艷 摘要： 自1907年至今，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百餘年間，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成為《山海經》在日本傳播的主要力量。在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史上，出現了小川琢治、伊藤清司、松田稔等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幾乎代表了每一個時代的研究特徵，其他學者的研究雖相對比較分散，但也各有特色。日本學者普遍採用實證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涉及比較文學、文獻學、神話學、民俗學、地理學、博物學、學術史等多個層面，早已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 關鍵詞：日本 《山海經》 研究 百年 《山海經》是我國古代文化的寶庫，早在奈良時代（710—794）或者更早時期便傳入日本。海外有大量關於《山海經》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日本最多。平安時代（794—1192）成書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錄，其中就有關於《山海經》的詳細記載。江戶時代（1603—1868）中期，日本著名儒學家狄生徂徠（1666—1728）在《峽中紀行》（1706）一書中曾推斷山梨岡神社的一足木雕像為《山海經》中的“夔”，這可以說是日本最早有關《山海經》的研究。但是，日本以《山海經》為主題的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卻是在明治時代（1868—1912）末期才真正開始。20世紀以來，日本不僅有多部研究《山海經》的專著，迄今公開發表的以《山海經》為主題的研究論文有200余篇。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這些研究涉及《山海經》的方方面面，成為《山海經》在日本傳播的主要力量，非常值得探討。 一、明治、大正時代《山海經》在日本的研究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全方位向西方學習，近代科學迅速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與江戶時代相比，明治時代和大正時代（1912—1926）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中已少見《山海經》的蹤影，但日本學者有關《山海經》的研究卻一經發端便取得突破性成果。 1907年，武藤元信（1854—1918）在《〈風土記〉與〈山海經〉的類似》一文中運用實證的方法找出《風土記》與《山海經》的諸多相似，強調了《風土記》對《山海經》的模仿。這是日本近代以來最早公開發表的以《山海經》為主題的論文，屬於比較文學中典型的影響研究。1909年，佐佐木安五郎（1872—1934）在《讀賣新聞》上發表了《〈山海經〉與〈聖經〉》一文，對《山海經》和...

《國學季刊》稿約 《國學季刊》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尼山學堂主辦的學術季刊，每年四期，繁體橫排，16開本，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季刊主要登载與我國古代傳統學術相關的各種專門性研究論文，內容涵蓋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刊登文章一律以學術質量為標準，推崇實學，鼓勵創新，不拘形式，不限文體，字數一般在15000字以內。本刊歡迎知名專家教授的力作，也歡迎青年學者、博士、碩士研究生、本科生的優秀論文。來稿請遵從本刊的格式規範（另見），并註明作者姓名、單位、通信地址、電子郵箱、電話等信息。來稿一經采用，酌付稿酬，并贈送當期樣刊二冊。投稿後三個月內未接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 投稿郵箱：guoxuejikan@foxmail.com 紙本請寄：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山大南路27號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國學季刊》編輯部韓悅收，郵編250100，電話：0531-88369378 《國學季刊》編委會敬啟 稿件格式 一、來稿請使用標準繁體字，特殊情況下可保留必需的異體字、俗字。 二、來稿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除破折號、省略號占兩格外，其他均占一格。書刊名、詩文題目等用書名號《》標識，征引文獻用“”引號標識。 三、來稿注釋請采用當頁腳注。注釋碼用阿拉伯數字①②③④……表示，當頁連續編號。注釋碼一律置於被注文句標點符號之後的右上角。連續徵引同一文獻，可用「同上書，第╳╳頁」的形式，但不采用合并注號的方式。 四、徵引文獻請核實無誤，并詳列出處。引用古籍，首次出注時须注明著作者（清及清以前著者括注朝代，外國人括注國籍）、整理者（包括校注、校箋、校釋、點校者）、書名、篇章、出版機構、出版日期、页碼等項，再次出注時可以省去出版機構、出版日期，如：［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一《曲禮上》，中華書局，1989年，第22頁。引用今人論著，首次出注時须注明著作者、篇名、書名、出版機構、出版日期、页碼等，如：王紹曾《論續修〈四庫全書〉》，《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96-1001頁。引用期刊論文，首次出注時须注明著作者、文章名稱、刊物名、刊期、頁碼等，如：劉曉東《論六朝時期的禮學研究及其歷史意義》，《文史哲》1998年第5期，第86頁。引用外文論著，一般遵循該文種通行的徵引格式。引用文獻再次出注時可省去出版機構和出版日期。 五、文中首次涉及帝王年號，應括注公元...

元代初刊真本，半卷珍同球璧 郭立暄  《宋史》一書，以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為初刊，且元代僅此一刻，最為難得。近日泰和嘉成公司收得蝶裝《宋史》半卷，出以相示，審為元代初刊真本，且為張元濟先生影印百衲本時所未見未收。一旦獲此眼福，欣喜過望。特撰小文，為之介紹。 Lot4162宋史卷第九十一第十三葉至二十一葉 元至正六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 蝴蝶裝1冊 白皮紙 一 《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載，至正三年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脫脫為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爾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岩、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至五年十月，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魯圖進之。三史之中，《宋史》修纂時間最長，至正五年十月上進，六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開版。 《宋史》書前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之牒文，稱精選高手人匠，用淨稿依式鏤版。工畢，用上色高紙印造一百部，裝潢完備，差官赴都解納。據此，當時曾刷印一百部。除此本外，元代別無第二刻。 該種原刊本後歸內閣大庫，散失嚴重，僅有殘本兩部，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一部（索書號：A01206）今存一百二十七卷（裝幀方式為蝴蝶裝，鈐有「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保用」等印，知曾為明晉府舊藏）。另一部（索書號：A01172）今存十六卷，刷印不及前本早，紙張不如前本精美。合計兩部殘卷，不足全書三成。以上兩部元版，涵芬樓影印百衲本《宋史》多已收入。 此書元本藏之內府，未列學官，百餘年間，外間難得一見。「世或有得而錄之者，珍藏過於拱璧，不輕假人」。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覓得抄本，重刊行世。成化刊本字體稚拙，版式與至正原本迥不相同，前有朱英自序，又有阿魯圖等《進書表》及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板劄與修史官銜名。坊賈每撤去朱英序，偽充元刻。元刊真本未出，學者藏家難以分辨，往往以成化本當之。 二 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曾匯集舊版重加校修，輯為《二十一史》，其中《宋史》即用成化朱英本舊版。據《南雍志·經籍考下篇·梓刻本末》記述：「嘉靖七年，錦衣衛間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聞，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對修補，以備傳布。於順天府收貯變賣庵寺銀取七百兩發本監，將原板刊補。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遼、金二史原無板...

「翰林院印」與四庫進呈本真偽之判定  劉薔 1 何謂四庫進呈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朝廷向全國發出第一道購訪民間圖書的諭旨，廣徵天下遺書。二十八年（1773）閏三月，由皇帝直接過問的「欽定四庫全書處」在翰林院設立。各省督撫、鹽政購進、借抄遺書和私家進呈原書總計13501種，加之《永樂大典》等部分原貯翰林院的皇家藏書和武英殿所刻書，便成為纂修《四庫全書》的原本，統稱為「四庫進呈本」或“「四庫釆進本」。進呈本中用於謄抄編入《四庫全書》的三千四百餘種，又被習稱為「四庫底本」，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底本又稱副本。  數以萬計的進呈本匯集到北京後，在翰林院進行清點和造檔登記，並統一在每種書的首頁加蓋「翰林院印」左滿文右漢文的朱文關防大印，各省送到的私家藏本還在書衣上加鈐木記一小方，填注「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撫、鹽政某送到某人家藏某書壹部計書若干本」，以便辦完《四庫全書》後將原書發還。然後由四庫館臣進行分頭審閱和編輯，選定入《四庫全書》者則送往武英殿抄寫。翰林院舊址位於東長安街路南，據乾隆五十年出版的《日下舊聞考》記述，清代翰林院大門朝向北開，大門有三重，第三重稱登瀛門，門內署堂5楹，堂西為讀講廳，東為編檢廳。堂之後為穿堂，左為待詔廳，右為典簿廳，典簿廳掌奏章、文移及吏員、差役的管理事務，並保管圖書。待詔廳掌繕寫、校勘之事，其職掌均與編書有關。再後為後堂，後堂東西屋為藏書庫。   滿漢合璧「翰林院印」 進呈本中的私人藏書部分，依照乾隆帝原意，應在《全書》編完後盡數發還，乾隆帝還在纂修期間多次下旨申明此意並督促辦理，但因為編書、校書、抄書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時間，加之一因底本丟失而時有掉換，據統計有五百多種已非原書；二在編書過程中同時伴有禁書舉動，甚至大興文字獄，使得發還之初衷無法貫徹下去，見於記載被發還的實際只有兩淮390種。所有四庫底本及其它進呈本，在七份《全書》抄畢以後一直奉旨存放於翰林院，庚子之變時因毗鄰使館區而慘遭兵燹，損失殆盡。一萬數千種的四庫進呈本流傳至今的可謂稀若星鳳，有學者曾對存目部分現存的進呈本數量進行統計，所見所知的不過194種，分布在海內外26家收藏單位，而全部四庫進呈本的存世數量大致有三百餘種，仍然是為數甚少，因此每一部保存下來的四庫進呈本都極為珍貴。 國家圖書館藏清翰林院抄本《漁墅類稿》（四庫底本） 2 真偽「翰...

從內府秘藏到經世要籍—《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與接受 鐘河水 摘要： 在清代西北史地和中俄關係史研究中，圖理琛所著《異域錄》是一部備受重視的文獻。然而長期以來，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圖理琛使團往返俄羅斯的經歷和《異域錄》所記載的具體內容，對《異域錄》如何逐漸為清代學者所接受、學術影響力如何漸次彰顯、學術價值如何被不同學者所挖掘等文獻傳播方面的問題關注不多。事實上，《異域錄》在康乾之際的傳播範圍相對有限，反而是進入嘉道時期，國勢由盛轉衰之後，才廣泛傳播並愈發為徐松、魏源、何秋濤等西北史地學者所重視，其學術影響力也在被評介、引述、考訂的過程中逐步擴大。因此，釐清《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路徑，考察清代學者對《異域錄》學術價值的逐步發掘，不僅能進一步豐富對清代西北史地研究之認識，還有助於加深對史學與時代互動關係的理解。 關鍵詞：圖理琛；《異域錄》；《大清一統志》；西北史地；徐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圖理琛（1667-1740）銜命出使西遷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所撰《異域錄》記錄親歷俄羅斯及阿玉奇汗廷見聞，是研究土爾扈特部和清代中俄關係史的重要一手史料。目前所見關於《異域錄》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圖理琛生平事跡考述、《異域錄》版本考證及史料價值的闡釋上，對《異域錄》傳播與接受問題的研究尚不多見。 早在1912年，法國學者加斯東·加恩（Gaston Cahen）就已關注到《異域錄》在西方世界傳播的問題，認為法國籍耶穌會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是最早將《異域錄》譯介到西方的外國人。但百餘年後，《異域錄》在清朝的傳播情況卻未得到更多關注。實際上，《異域錄》從刊刻到逐漸為清代學者所認識和接受，學術價值和影響力日漸彰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有清代官修史志活動的助推，也伴隨著不同學者對其學術價值不同面向的挖掘。考察官修史志在《異域錄》傳播初期的重要地位、考據學家和晚清經世派學者對《異域錄》學術價值的不同認識，不僅能梳理出《異域錄》在清代傳播與接受的歷程，也有助於加深對時勢與史學互動關係的理解。  一、清代官修史志中的《異域錄》  《異域錄》最早由滿文寫就，初稿大致可追溯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圖理琛歸國後陛見所上奏疏。在這封滿文奏折里，圖理琛概述了往返土爾扈特部的關鍵節點，重點記述了阿玉奇汗對聖祖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