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府秘藏到經世要籍—《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與接受
從內府秘藏到經世要籍—《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與接受
鐘河水
摘要：
在清代西北史地和中俄關係史研究中，圖理琛所著《異域錄》是一部備受重視的文獻。然而長期以來，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圖理琛使團往返俄羅斯的經歷和《異域錄》所記載的具體內容，對《異域錄》如何逐漸為清代學者所接受、學術影響力如何漸次彰顯、學術價值如何被不同學者所挖掘等文獻傳播方面的問題關注不多。事實上，《異域錄》在康乾之際的傳播範圍相對有限，反而是進入嘉道時期，國勢由盛轉衰之後，才廣泛傳播並愈發為徐松、魏源、何秋濤等西北史地學者所重視，其學術影響力也在被評介、引述、考訂的過程中逐步擴大。因此，釐清《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路徑，考察清代學者對《異域錄》學術價值的逐步發掘，不僅能進一步豐富對清代西北史地研究之認識，還有助於加深對史學與時代互動關係的理解。
關鍵詞：圖理琛；《異域錄》；《大清一統志》；西北史地；徐松
康熙五十一年（1712），圖理琛（1667-1740）銜命出使西遷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所撰《異域錄》記錄親歷俄羅斯及阿玉奇汗廷見聞，是研究土爾扈特部和清代中俄關係史的重要一手史料。目前所見關於《異域錄》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圖理琛生平事跡考述、《異域錄》版本考證及史料價值的闡釋上，對《異域錄》傳播與接受問題的研究尚不多見。
早在1912年，法國學者加斯東·加恩（Gaston Cahen）就已關注到《異域錄》在西方世界傳播的問題，認為法國籍耶穌會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是最早將《異域錄》譯介到西方的外國人。但百餘年後，《異域錄》在清朝的傳播情況卻未得到更多關注。實際上，《異域錄》從刊刻到逐漸為清代學者所認識和接受，學術價值和影響力日漸彰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有清代官修史志活動的助推，也伴隨著不同學者對其學術價值不同面向的挖掘。考察官修史志在《異域錄》傳播初期的重要地位、考據學家和晚清經世派學者對《異域錄》學術價值的不同認識，不僅能梳理出《異域錄》在清代傳播與接受的歷程，也有助於加深對時勢與史學互動關係的理解。
一、清代官修史志中的《異域錄》
《異域錄》最早由滿文寫就，初稿大致可追溯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圖理琛歸國後陛見所上奏疏。在這封滿文奏折里，圖理琛概述了往返土爾扈特部的關鍵節點，重點記述了阿玉奇汗對聖祖的感念之情。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圖理琛又奏請將上年三月所上奏疏及君臣問答的內容「俱兼書漢字進呈」。這便是關德棟所說的「漢文的首次寫本」及「滿文的第二次寫本」；滿、漢文本《異域錄》正是在這兩種語言進呈文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同在雍正元年（1723）末刊刻問世。
《異域錄》刊刻後，其史料價值率先獲得官修史志的認可。《朔方備乘》作者何秋濤有言：「（《異域錄》）蓋我國使臣實抵俄羅斯境而撰述，足以傳信者，惟是編為然，後來官修《一統志》《四裔考》諸書於此錄採取無遺。」何秋濤對《異域錄》史料價值得到官方認可的判斷固然正確，但實際情況遠比這更複雜。其中首先要確認的是《大清一統志》（以下簡稱「《一統志》」）的版本問題。《一統志》凡三修，以始修時間區分，可分為康熙、乾隆、嘉慶三個版本。那麼，最先採錄《異域錄》的是哪一版？
目前看來，纂定於乾隆五年（1740）的康熙《一統志》是最先採錄《異域錄》的一版。其中關於俄羅斯風俗、山川、土產情況的記述，大量採用《異域錄》成文。以「風俗」一節為例，康熙《一統志》云：
（俄羅斯）地寒而濕，多雨雪，少晴和。山川險阻，林樾叢繞。居止有廬捨，水陸用舟車。風俗以去髭須為姣好，發卷者為美觀。卑賤見尊長，以免冠立叩為恭敬。服氈罽，喜飲酒，不知茶，屑麥為餅，不飯食。知種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居河濱者，喜浴善溷。有錢文，大小、銀銅式不一。以十六寸為一尺，十二兩為一斤，千步為一里。無節氣書，知有四季而不知朔望。人材勇健，性矜誇貪得，平居和睦，喜詼諧，少爭鬥，好詞訟，刑罰頗嚴。尚浮屠，自國王至庶民，有四季大齋數十日。
這段話其實源於圖理琛在俄國境內的實際見聞。他在《異域錄》中如此記載：
鄂羅斯國地方寒而濕，雨雪勤，多陰少晴，幅員遼闊，林木蕃多，人煙稀少。其國俗貴賤難辨，其下人每見尊長，皆免冠立地而叩，尊長不免冠。凡男子或遇於途次及他處，每遇皆互免冠立地而叩。男子於婦人相遇，男子免冠，婦人立地而叩。其俗以去髭髯為姣好，發卷者為美觀……喜飲酒，親友至，必出酒以敬之，不知茶，服氈褐薴布，以麥面做餅食，亦食各項肉魚，不食飯。每食用匙，並小乂，無箸。務農者少，借貿易資生者多。知種而不知耘，不知牛耕。沿河近水居住者多，喜浴善泅。用瓜種大小銀錢，有值三文、十文、五十文、百文之銀錢，亦有紅銅大錢，與小銀錢通用。以十六寸為一尺，十二兩為一斤，千步為一里。人性矜誇貪得，平居和睦，喜詼諧，少爭鬥，好詞訟……問及節氣，彼雲無歷，俱於伊鄂羅斯佛經內選擇日期，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為一月，以十二月為一歲，知有四季……尚浮屠，齋戒之日多，自伊國王以至庶民，歸入鄂羅斯教之各種人及男婦童稚，每年按四季，大齋四次，每季或四十日、三十餘日不等。
不難看出，康熙《一統志》這段對俄羅斯氣候、地貌、植被以及居民容貌、社交禮儀、飲食習慣、勞作方式、錢幣形制、度量衡、曆法等問題的描述，其實都源自《異域錄》。
《異域錄》對俄羅斯風土人情的記載之所以為康熙《一統志》所採錄，與擔任過《聖祖實錄》總裁官的蔣廷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康熙五十九年（1720），時任內閣學士的蔣廷錫為漢文本《異域錄》作序，稱其「志俗繪風」「為典屬國之必錄」。雍正三年（1725），清廷重開一統志館，繼續纂修《一統志》，擔任這次續修總裁官的，正是時任戶部左侍郎的蔣廷錫。雖然尚無直接證據證明將《異域錄》採入《一統志》是蔣廷錫所為，但結合他對《異域錄》「為典屬國之必錄」的評價，可知他在其中應發揮了一定作用。
康熙《一統志》對《異域錄》的引述被乾隆二十九年（1764）續修的乾隆《一統志》及嘉慶十六年（1811）重修的嘉慶《一統志》全盤吸收。除了《一統志》，何秋濤提到的《四裔考》，即乾隆十二年敕修之《皇朝文獻通考》中的《四裔考》，其「俄羅斯」篇亦節《異域錄》之大要，重點抄錄清朝使團行程、所歷山川、城邑等內容，可視作《異域錄》之節錄本。
此外，乾隆四十四年（1779）開始纂修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亦吸收了《異域錄》中關於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對清朝態度的關鍵史料。在《土爾扈特部總傳》中，有一段阿玉奇汗的自白：「我雖外夷，然冠服與中國同。俄羅斯乃嗜慾不通、言語不同之區也。若以往來數故，不假道，則我無由入貢中國矣。」這段話本是阿玉奇汗請圖理琛等使臣轉奏聖祖之辭，被圖理琛完整地記錄在《異域錄》中。其原文為：「我雖係外夷，然衣帽服色略與中國同，其鄂羅斯國乃衣冠語言不同之國，難以相比……至遣使往來人數若多，恐彼憚煩，斷絕道途，我遂無路請安朝覲進貢矣。」與《一統志》的不同之處在於，《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明確提到《異域錄》，表明瞭史料的來源。縱觀《一統志》《清朝文獻通考》《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對《異域錄》的吸收，不難發現，官書雖載錄其文，但也還沒有到何秋濤所言「採取無遺」的程度。
除了作為官修史志的參考文獻，《異域錄》本身也被《四庫全書》收錄其中。在當時學者看來，《異域錄》的價值並非僅在史料一途，在政治方面亦有意義。《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圖理琛之所以能憑親身經歷證明「《史記》述匈奴北海」確有其地、「《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確有其事，「皆我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稜震疊」，故使團所至，「莫不具驛傳，供芻糒，涉越三四萬里，如行閨闥」，圖理琛等人才得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纂述成編，以補亙古黃圖所未悉」。其書「所記俄羅斯、土爾扈特畏懷恭順之忱」，體現的是「凡在方趾圓顱，無不鱗集仰流，效誠恐後」的天朝氣象。因此，《四庫全書》「備錄其文」，目的是「使天下萬世知聖化彌綸，迥出於章亥所步之外」。
被官修史志所採信，為《四庫全書》所收錄，使《異域錄》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故而何秋濤才會說：「原書得蒙編入《四庫》，學士大夫尤欲爭睹其全。」
二、《異域錄》傳播的困境
何秋濤的看法自有其合理性，但須要留意的是，《異域錄》的流行與官修史志的頒行並不同步。被官書採錄固然提升了《異域錄》的學術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傳播範圍。《一統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官書刻印數量較少，頒行後或藏於禁中，或分藏於內外札薩克蒙古各部、將軍衙門等處，並不利於一般學者參考利用。當這些官書連同《異域錄》一並被《四庫全書》收錄之後，其情更甚。嘉道理學名臣湯金釗的門生張履對此深有體會，他說：「文淵閣《四庫》之編，盛於前代，非詞臣任校讎之職，不得而窺。」此後雖「於外建閣，分貯以待四方好學之徒」，然「士或不克遠就，且書掌於官，求觀亦不易」。因之，乾嘉時期僅有一小部分與修官書的學者才有機會接觸到《異域錄》。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三十一歲的祁韻士充任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分校官；次年，他又任國史館纂修官，奉命接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在纂修過程中，祁韻士融萃所閱史料，完成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的稿本《皇朝藩部要略》。檢諸《皇朝藩部要略》對應條目，不僅能看到前引《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的全部內容，還有大量《四庫全書總目》中《異域錄》提要之內容被祁韻士抄錄其中。可見祁韻士確實借助纂修官書的機會接觸到了《異域錄》。
如果說像祁韻士這樣與修官書的學者有接觸到《異域錄》的便利條件，那麼同一時期遠離中央政府主導的文化工程的學者，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這一點，從七十一所著《西域聞見錄》的一些內容即可窺見端倪。
《西域聞見錄》卷前有七十一自序一篇，落款時間為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這通常被認為是《西域聞見錄》成書的標誌。此書系七十一任庫車印房章京期間所著。其時《異域錄》已刊刻多年，康熙《一統志》早已纂定，《四庫全書》的編修尚未完結。七十一身在庫車，在空間上沒有看到內府秘藏的可能，在時間上也不可能看到尚未完成的《四庫全書》。因此，他在《西域聞見錄》中對俄羅斯的描述，與圖理琛所記錄的俄羅斯實際情形多有抵牾。
在「鄂羅斯」一節中，七十一記述了一些當地的風俗，如所用錢幣形制與幣值：「（俄人）以銀為錢，鑄文肖其汗之面，重七錢余，謂之阿拉斯朗。」而根據上引圖理琛的觀察，俄羅斯國內流通的錢幣不只有銀幣一種，還有銅幣；具體使用時，又存在銀、銅兩種貨幣混用的情況。又如提到俄國人飲食習慣，《西域聞見錄》云俄人「嗜茶，然必調糖而飲啜之」，上引圖理琛所記俄人習慣則是喜飲酒，不知茶。《異域錄》的「不知茶」與《西域聞見錄》的「嗜茶」完全相反。再如，論及耕種情況，七十一直言「其民皆耕田納稅」，上引圖理琛的觀察則是「（俄人）務農者少……知種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務農者少」與「民皆耕田」的記載可謂南轅北轍。這足以說明，七十一在撰寫《西域聞見錄》時並沒有參考《異域錄》。這與幾乎同一時期纂修的《一統志》和《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對《異域錄》的載錄狀況完全不同。這當然不是因為七十一不認可《異域錄》的價值，而更可能是他身處新疆，不具備祁韻士那般便利的客觀條件，無從參考其中內容。
即便進入道光時期，處江湖之遠的學者想要看到《異域錄》也並非易事。道光十七年（1837），時任淮南監掣同知姚瑩致書江陰暨陽書院山長、輿地學名家李兆洛，邀請他於中元節後攜弟子赴揚州游談。正是在這次揚州之行中，李兆洛一行見到了《異域錄》。據李兆洛弟子蔣彤記載，他們在揚州遊覽了收藏《四庫全書》的文匯閣御書樓，但「樓亦壞漏，文匯閣書盡移藏城中天寧寺」。巧合的是，當時姚瑩「方取閣中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一統志》鈔錄」，需「鈔胥數十人」，李兆洛一行方有機會「假觀秘笈，鈔《異域錄》等數種以歸」。
乾隆四十七年（1782），高宗諭將《四庫全書》多抄三份，「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其中，揚州文匯閣《四庫全書》管理經費，「向由兩淮鹽運使經算」。李兆洛師徒之所以能抄錄《異域錄》等秘笈，與姚瑩於道光十七年獲得護理鹽運司之職有直接聯繫。是年二月，原任兩淮鹽運使「以奏銷缺額，憂極自盡」，時任兩江總督陶澍奏請以監掣同知姚瑩護理其職。兩淮鹽運司駐紮於揚州，文匯閣《四庫全書》盡移城中，姚瑩又恰巧獲得鹽運司之權限。天時、地利、人和齊備，方令李兆洛師徒獲得抄錄文匯閣秘笈、親見《異域錄》的良機。
以李兆洛之名望及距揚州之近，觀《四庫》秘笈猶須滿足這樣多的條件，尋常士子想要借助《四庫全書》認識《異域錄》的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見張履說「書掌於官，求觀亦不易」並非虛言。
三、西北史地研究興起與《異域錄》的流行
《異域錄》在清代學者中廣泛流傳，與西北史地研究的興起有密切聯繫。
道光元年（1821），經汪廷楷、祁韻士、徐松三人之手次第纂成的《西陲總統事略》由時任熱河都統松筠進呈宣宗，宣宗賜名《新疆識略》，「俾付剞劂，用資考證」。《西陲總統事略》的纂修與《新疆識略》的刊刻，被視作清代西北史地學興起的重要標誌之一。在此前後，俞正燮、徐松、魏源、何秋濤、丁謙等人紛紛預流其中。在他們的著述中，《異域錄》幾乎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文獻。
嘉慶十年（1805），樸學出身的俞正燮入會典館，協助會典館總纂修官兼提調葉繼雯纂修嘉慶《大清會典》。在館期間，俞正燮有感於「俄羅斯之不見於史」，「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遂鈎輯史料，作《俄羅斯長編稿跋》。在追溯俄羅斯歷史沿革時，俞正燮直接引用了《異域錄》中時任沙俄西伯利亞省省長馬特維·彼得羅維奇·加加林的說法，稱自伊凡四世「始稱汗」，至康熙五十三年，俄國已有三百五十餘年歷史。此外，俞正燮還撰有《俄羅斯事輯》《書〈西域見聞錄〉後》等涉及俄羅斯與厄魯特蒙古史事的篇目。在這些篇目中，《異域錄》亦有出現。在《俄羅斯事輯》中，俞正燮利用《異域錄》中俄人「具槍炮旗幟」迎接清朝使團的記載，結合《平定羅剎方略》《絕域紀略》《黑龍江外紀》等史料以及雅克薩城所藏繳獲俄國火炮實物，駁斥了「俄羅斯無火器」的謬論。在《書〈西域見聞錄〉後》中，俞正燮鑒於「土爾扈特獨蒙惡聲」，遂「詳檢官私著述」，利用《異域錄》等史料，試圖改變時人對回歸后土爾扈特部的刻板印象。不過，俞正燮受乾嘉學風影響較深，比起後輩們，他對《異域錄》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局部考證上，在廣度和深度方面的挖掘略顯欠缺。
而清代西北史地學開創者之一徐松在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記》中也非常重視《異域錄》。徐松對《異域錄》的使用，相較於官書，已有明顯突破。官書採錄《異域錄》，除因其有「志風繪俗」之功用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宣示國家文治武功之盛。因此，官書多關注《異域錄》中俄國官員、阿玉奇汗等人恭順的態度，對俄國地理環境不夠重視。直至徐松撰《西域水道記》，《異域錄》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價值才被進一步發掘。
徐松對《異域錄》的參考主要體現在他對額爾齊斯河源流的考論中。據徐松所記，額爾齊斯河自宰桑淖爾（今齋桑泊）西北溢出後，輾轉流入俄境。然「水入彼界，難知翔實」，幸有圖理琛「奉使詣土爾扈特阿玉奇汗所牧之額濟勒河，假道俄羅斯，往返郵程，經歷額爾齊斯，撰為《異域錄》」，遂能「採其書，粗備條貫」。但問題在於，《異域錄》並非地志專書，圖理琛對山林川澤的記錄以使團行程為主線，至一地則記一地山川。與其如四庫館臣所言「以地理為綱而日月附見」，不如說是以行程為綱而地理附見。這使得《異域錄》對俄國山川的記述缺乏系統性，而圖理琛對額爾齊斯河的記述就體現得尤為明顯。
圖理琛第一次提到額爾齊斯河，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閏五月抵達薩馬爾斯科（今漢特-曼西斯克）後；隨後於當年六月至狄穆演斯科（今傑米揚斯科耶）、七月至托波兒地方（今托博爾斯克）後又提及額爾齊斯河；此後再敘及額爾齊斯河，則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抵達塔拉斯科（今塔拉）後。一河分見數處，前後相隔數月，令人很難通過圖理琛的描述直觀地認識額爾齊斯河的具體走勢。
而這些分散、零碎的記錄經徐松剪裁、拼接以後，額爾齊斯河在俄國境內的走勢才得以清晰呈現。徐松認為，額爾齊斯河自宰桑淖爾西北輾轉流入俄國之後的流向為：
過托穆斯科，又東北流，過鏗格爾圖喇。又東北流，過森博羅特城。又東北流，過達布遜淖爾。又東北，折而西北流，塔喇河注之。又西北流，托波兒河注之。又東北流，過狄穆演斯科。又東北流，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
顯然，徐松並不是依據《異域錄》的順序條列史料，而是根據河流的走勢，重新排布了《異域錄》對塔喇河、托波兒河、鄂布河的記載，並將額爾齊斯河的支流及流域內重要聚落等關鍵信息全面地呈現出來。
《西域水道記》是徐松於嘉慶十七年（1812）至嘉慶二十五年謫戍伊犁期間所作。其稿本寫定於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六年之間，成書後徐松又以箋條的形式對稿本做了訂補。而在41個箋條中，並未出現《異域錄》相關內容。這說明，徐松在撰寫《西域水道記》稿本時，就已完成對《異域錄》內容的消化與加工。
上文提到，直至道光年間，若非身在禁中或接近南三閣，想看到《異域錄》仍非易事。那麼，身在伊犁的徐松又是怎樣接觸到《異域錄》的呢？這一點，從徐松的仕宦經歷可以找到答案。
嘉慶十三年，仁宗詔修《全唐文》，次年徐松入全唐文館，自《永樂大典》輯出《宋會要》等書；嘉慶十五年，徐松又被任命為文穎館總纂。這意味著，在遣戍伊犁之前，徐松已經具備讀到《異域錄》的客觀條件。從主觀角度來看，以徐松的文獻纂輯能力，自《四庫全書》中抄出《異域錄》亦非難事。此外，徐松自新疆回京後不久即被授為內閣中書，亦不乏接觸內府圖典的機會。
徐松回京後，迅速成為西北史地研究的核心人物，在他周圍聚集起一大批留心西北史地的學者，魏源就是其中一員。《魏源師友記》提到：「默深之在京師，嘗與（徐松）商論天下形勢、西北輿地。」
作為經世派學者，魏源亦相當重視《異域錄》，在《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海國圖志》等代表作中，《異域錄》不止一次出現。早在編纂《皇朝經世文編》時，魏源就已將《四庫全書總目》的《異域錄》提要全文收錄其中。《聖武記》提及土爾扈特部遊牧地面積時，云其「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則是參考了《異域錄》所載阿玉奇汗的說法。在提及色稜格河之源流時，魏源亦節抄圖理琛的記載，稱「色稜格河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徑俄羅斯境為楚庫河，又北為昂可剌河，以入北海」。而《海國圖志》中的俄羅斯地圖，更是直接使用了《異域錄》卷前的地圖。此後關於烏拉爾山脈、伏爾加河名稱的討論，魏源亦多次引用《異域錄》。
從俞正燮到魏源，學者們雖愈發重視《異域錄》，但都僅將其作為一種參考文獻，直至何秋濤開始，清代學者才把《異域錄》作為獨立研究對象，對其做通盤的研究與考訂，將《異域錄》研究推向新的階段。
何秋濤曾分兩卷抄錄漢文本《異域錄》全文，並將按語夾注其中，名曰《考訂異域錄》。他對《異域錄》的考訂涉及面廣，既有對不同版本間文字異同的考證，也有對俄羅斯境內物種名稱的解釋。漢文本《異域錄》提到，圖理琛等人於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行抵之黑林諾付地方出產一種「番名博羅托賴」的大青兔，但原書並未說明“博羅托賴”一詞出自哪種語言。對此，何秋濤考訂云：「博羅，蒙古語青色也。托賴，蒙古語兔也，亦作滔來，亦作討來。」「博羅」係蒙古文「boro」之對音，有鐵青色之意；「托賴」「滔來」「討來」皆音譯自蒙古文「taulai」，亦即兔子。博羅托賴其實就是對蒙古文青兔的漢語音譯。何秋濤將其還原為蒙古文的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此外，何秋濤還通過對《異域錄》的考訂，糾正了一些錯誤觀點。例如，《異域錄》曾提到俄羅斯西北有鄰國曰「圖里耶斯科」，魏源認為「凡言斯科者，皆部落之謂」，所以「圖里耶斯科」即圖里耶，「一作普里社，即與俄羅斯爭戰之空科爾汗也」；而何秋濤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圖里耶斯科並非普里社，而是土耳其，他說：「普里社即《志略》之普魯士國。」因為「當乾隆間，普魯士無與俄羅斯構兵事，其爭戰之控噶爾當是土爾其國」；同時，「《一統志》云，土爾古特北接俄羅斯，西接圖里耶斯科國」，故而「此圖里耶必土爾其也」。這糾正了魏源把圖里耶斯科當成普魯士的錯誤。可見，何秋濤對《異域錄》的考訂並非無的放矢，而是在吸收當時的前沿成果之後，有針對性地言前人所未及，正前人之錯謬。
在何秋濤之後，另一位對《異域錄》做全面研究的學者，是活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丁謙。《蓬萊軒地理學叢書》是丁謙輿地考證集大成之作，內有《異域錄》考證專篇，名曰《圖理琛異域錄地理考證》。全篇先概述《異域錄》之大要，再夾以按語，「就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闕之」。丁謙對《異域錄》的考證主要集中在地名、地望方面，對圖理琛所述俄國風俗、物產等內容甚少涉及，因而篇幅較短。其考證新意不多，亦缺乏說服力，較前人而言並未有太多推進。因此，學界對丁謙的考證成果多持謹慎態度，如阿拉騰奧其爾就認為，「引用丁謙的考證，應需特別的小心」。
不難發現，從用於局部考證到成為單獨研究的對象，《異域錄》的傳播範圍與學術影響力都有所擴大。為什麼一部形成於18世紀上半葉的使臣行紀，其學術生命力在進入19世紀之後反而愈顯旺盛？其根本原因在於嘉道之際海內外形勢的劇變。
嘉慶元年（1796），白蓮教起義爆發，一直持續至嘉慶十年，「成為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叛亂爆發，新疆戰事又起。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過去「考證學一統天下」的學風開始向經世致用、救亡圖存轉變。而西北史地學的興起，正是乾嘉學術向經世實學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19世紀40年代後，沙俄也開始加快侵略中國的步伐，先後「武力侵佔了我國東北100萬以上平方公里的領土，並加緊窺伺我國西部地區」。因之，對俄羅斯問題的關注，自然而然地成為西北史地學者經世思想的重要寄託。
朱玉麒認為，徐松在《西域水道記》中描述額爾齊斯河在俄羅斯境內情況的同時，還補充了一些有關俄國擴張史、元代以來中俄交往史、《尼布楚條約》界定兩國邊界等內容，「無疑體現出對於西北邊外強鄰壓境的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正是其塞防思想的體現。無獨有偶，在《皇朝經世文編》中，魏源將《四庫全書總目》之《異域錄》提要編入兵政門之塞防目下，其視《異域錄》為經世文獻的態度亦不言而喻。而《朔方備乘》的成書歷程，更可視作何秋濤對沙俄步步緊逼的回應。咸豐元年（1851），沙俄強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片面設領、領事裁判權、貿易免稅、設置商站等特權。何秋濤即在不久之後纂成《北徼匯編》六卷。咸豐八年四月，沙俄強令清朝簽訂《璦琿條約》，「割去了我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六月，清朝又被迫與沙俄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失去了維護烏蘇里江以東和我國西部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主動權。及至咸豐十年正月，文宗將《北徼匯編》賜名《朔方備乘》時，其書已由最初的六卷擴充為八十卷。在何秋濤所考訂的十多種有關俄羅斯、中俄關係的文獻中，除了《異域錄》，《職方外記》《奉使俄羅斯行程錄》《龍沙紀略》亦在其列。不僅如此，書中還有《俄羅斯學考》《波羅的等路疆域考》《錫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羅斯亞美里加屬地考》等俄羅斯問題專篇。故有學者稱，「何秋濤筆下的每一處敘述都是針對俄羅斯的」，可謂至論。
因此，從表面上看，《異域錄》的廣為傳播是徐松等西北史地學者關注與使用的結果，但究其根本，時勢變易才是將其推而廣之的內在動力。沙俄對中國侵略愈緊，朝野對涉俄知識的需求愈盛，《異域錄》的重要性就愈凸顯。這也是為什麼時間越往後，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對其研究越全面、越深入。雖然他們在治學方法上與乾嘉學者並無不同，但想要回答的卻是國家在19世紀中後期面臨的新問題。
四、結語
綜上所述，《異域錄》在清代的傳播是一個逐步掙脫空間和時間束縛的漸進過程。在不同傳播階段，不同學者對《異域錄》的認識和接受程度各有不同，且都展現了時代的特徵。
乾隆時期國力強盛，海內一統，當時修書，要突出大清盛德可化萬邦。故最能代表官方態度和君主個人意志的官修史志積極採錄《異域錄》，重點關注阿玉奇汗恭順的態度，彰顯大清一統、萬方來歸的時代主題。而19世紀40年代之後，面對列強的步步緊逼，關注、研究“夷情”愈發成為學術研究的當務之急。魏源、何秋濤等在西北史地研究之風浸潤下成長起來的學者將視野拓寬到域外，努力借《異域錄》以濟時務，賦予其經世致用的時代價值。雖然這與《異域錄》最初被採入官書的目的相比已大相徑庭，卻也使《異域錄》煥發了新的生命力。
《異域錄》在清朝的傳播與接受還說明，一部傳世史著的學術價值與影響力並非一成不變。在不同時代主題下，經過不同學術取向學者的加工與發掘，其學術價值往往會展現出不同的內涵。考察一部史著的歷史影響，固然要關注知識層面的因素，但時代變換下學者對史學知識需求的轉向同樣不容忽視。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5年第6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