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山海經》研究百年述略

日本《山海經》研究百年述略

張西艷
摘要：
自1907年至今，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百餘年間，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成為《山海經》在日本傳播的主要力量。在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史上，出現了小川琢治、伊藤清司、松田稔等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幾乎代表了每一個時代的研究特徵，其他學者的研究雖相對比較分散，但也各有特色。日本學者普遍採用實證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涉及比較文學、文獻學、神話學、民俗學、地理學、博物學、學術史等多個層面，早已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
關鍵詞：日本 《山海經》 研究 百年

《山海經》是我國古代文化的寶庫，早在奈良時代（710—794）或者更早時期便傳入日本。海外有大量關於《山海經》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日本最多。平安時代（794—1192）成書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敕編漢籍目錄，其中就有關於《山海經》的詳細記載。江戶時代（1603—1868）中期，日本著名儒學家狄生徂徠（1666—1728）在《峽中紀行》（1706）一書中曾推斷山梨岡神社的一足木雕像為《山海經》中的“夔”，這可以說是日本最早有關《山海經》的研究。但是，日本以《山海經》為主題的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卻是在明治時代（1868—1912）末期才真正開始。20世紀以來，日本不僅有多部研究《山海經》的專著，迄今公開發表的以《山海經》為主題的研究論文有200余篇。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這些研究涉及《山海經》的方方面面，成為《山海經》在日本傳播的主要力量，非常值得探討。

一、明治、大正時代《山海經》在日本的研究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全方位向西方學習，近代科學迅速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與江戶時代相比，明治時代和大正時代（1912—1926）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中已少見《山海經》的蹤影，但日本學者有關《山海經》的研究卻一經發端便取得突破性成果。
1907年，武藤元信（1854—1918）在《〈風土記〉與〈山海經〉的類似》一文中運用實證的方法找出《風土記》與《山海經》的諸多相似，強調了《風土記》對《山海經》的模仿。這是日本近代以來最早公開發表的以《山海經》為主題的論文，屬於比較文學中典型的影響研究。1909年，佐佐木安五郎（1872—1934）在《讀賣新聞》上發表了《〈山海經〉與〈聖經〉》一文，對《山海經》和《聖經》進行了比較，找出《聖經》與《山海經》的一些相似之處，甚至認為《山海經》中的「孟塗」與《聖經》中的摩西可能為同一人。當然，佐佐木的這種推測只是假設和猜測，並沒有確切根據，但他將《山海經》和《聖經》這兩部原本毫無聯繫的大典籍進行比較，屬於比較文學中典型的平行研究。不論是武藤元信還是佐佐木安五郎，他們的研究都體現出跨文化研究的視野。可以說，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始於比較文學。
繼武藤元信和佐佐木安五郎之後，日本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小川琢治（1870—1941）陸續發表了《〈山海經〉篇目論》《〈山海經〉篇目論補遺》《關於〈山海經〉的錯簡》《中國上古地志〈禹貢〉和〈山海經〉的價值》《中國上古的天地開闢及洪水傳說》《崑崙與西王母》《中國本草學的起源與〈神農本草經〉》《中國上古的開闢傳說補遺》等一系列以《山海經》為主題或與《山海經》相關的論文。小川的這些研究不僅涉及《山海經》的篇目、版本、成書、錯簡訛字等文獻學的內容，還涉及《山海經》的性質及其地理學、神話學價值等。小川琢治也因此被譽為日本《山海經》研究的「第一人」。
關於《山海經》篇目的變遷，小川琢治通過考證指出《山海經》的古今版本大體可分為三種：一為漢本，二為隋唐本，三為現行本。經過對《山海經》篇目的考證，小川總結指出：「劉向《七略》及《藝文志》之《山海經》十三篇與劉秀校定本十八篇之不同，只是外觀，其實則同一者也。」小川對毛扆手跋本等十餘個《山海經》諸現行版本進行了考證，認為清代目錄學家楊紹和在《楹書隅錄》中所錄宋本《山海經》屬於尤氏校定的南宋刻本，而其藏書中的明鈔本《山海經》為元刊本的復本。關於明刊本《山海經》，小川認為現存者頗多，但最有價值的是明道藏本。關於清代的《山海經》版本，小川對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注》評價最高，認為其為考究《山海經》的「津梁」。通過考察，小川發現日本南葵文庫藏明覆刻本為深草元政手書，是明本中嘉靖以前的覆宋刻本，與宋本同保有隋唐本舊面目。在考證《山海經》的內容時，小川還注意到《山海經》錯簡頗多的問題，並對《山海經》中錯簡最嚴重的地方進行了訂正。關於訛字，小川認為最明顯的一例就是「埻端璽㬇」四字，吳任臣、畢沅、郝懿行都認為這四個字是指兩個國家，但小川認為「這四個字可以看作是由原本記作『埻（端）皇（喚）』的四字轉訛而來。」同時，小川還指出，《海內經》四篇應在漢武帝開拓西北邊境設郡前就已形成。
同武藤元信一樣，小川琢治始終將《山海經》視為地志，特別強調《山海經》作為地志的價值。小川在對《山海經》中的諸多地名和人名進行細緻考證的同時，對其中的藥物也有所研究。另外，在對中國古代神話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小川特別注重《山海經》的文獻學和神話學價值，認為《山海經》是現今解讀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可靠文獻之一，其文獻價值遠遠大於《禹貢》。
值得一提的是，小川琢治不僅對中國歷代學者的《山海經》研究進行考證，還關注西方學者的研究。關於《漢書·藝文志》所言《山海經》「十三篇」與劉秀（歆）《上山海經表》中所言「十八篇」不相符這個問題，法國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在《中國古代文明西源論》（1894）一書中將《五藏山經》與《海外南經》以下十三篇相區別，小川對拉克伯里的這一觀點甚為贊同。在研究《山海經》神話的過程中，小川也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個神話，而是以《山海經》等上古文獻為基本資料，將有關的神話傳說聯繫起來，並與希臘、印度神話等進行比較。小川的《山海經》研究，處處彰顯跨文化的學術視野，樹立了比較神話學的典範。
除小川琢治外，大正時期在《山海經》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的還有神田喜一郎（1897—1984）。神田在《〈山海經〉中所見中國古代的山嶽崇拜》（1922）一文中對《五藏山經》中的山嶽神和山嶽祭祀進行了考察，認為從《山海經》中看到的中國古代民族崇拜山嶽的根本動機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對山中動物的畏怖和將山嶽本身直接視為神域」，從民俗學層面開啓了對《山海經》的深入研究。
如上所述，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山海經》研究學者主要有武藤元信、佐佐木安五郎、小川琢治、神田喜一郎四位，其中尤以小川琢治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這一時期的《山海經》研究涉及比較文學、文獻學、神話學、地理學、民俗學等多個層面，為之後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瞭方向。

二、昭和時代《山海經》在日本的研究
昭和時代（1926—1989）的《山海經》研究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二戰”結束之前的昭和時代前期（1926—1945）和「二戰」後的昭和時代後期（1947—1989）。昭和時代早期，由於經濟大蕭條，日本社會處於不安之中。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擴大了侵略中國的行動，日本在侵略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二戰」結束。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也深受影響。在昭和時代前期，除小川琢治外，在《山海經》研究領域有所成就有中尾萬三、赤津健壽兩位學者。
1928年，小川琢治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一書出版，翌年又出版續集。由於小川對《山海經》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收錄在此書及其續集中，小南一郎評價其為「以近代科學的視點對《山海經》進行綜合研究的開端」，松田稔稱其為「日本研究《山海經》書籍的先驅」。1931至1934年，岩波書店出版的17卷本「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礦物學和岩石學、地理學」系列講座叢書中收入了小川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其中第八節題為「《山海經》的地理學價值」。在這一節中，小川再次強調《山海經》的地理學價值，認為《五藏山經》是一種「經濟地志」，呼籲大家關注最早的地理學專書《山海經》。
1933至1934年，日本醫藥學家中尾萬三（1882—1936）在《本草》雜誌上連載了《讀〈山海經〉》，在對《山海經》的篇目和成書年代有所考察的同時，主要從藥物學角度對《山海經》中的藥物進行了研究。中尾不僅對《山經》中所記產物的功效進行了分類，而且指出這些記述其功效的產物中佔主要的是有藥效和預兆吉凶之物，認為其為掌握方術之人或是巫醫之徒必需之物。
1942至1943年，赤津健壽分兩篇連載了《關於〈五藏山經〉》一文，通過對《五藏山經》中的形態、色彩、災禍等進行研究，不僅指出《五藏山經》體現了古代中國人強烈的怪奇追求和色彩信仰，而且列舉了《五藏山經》內容古老的7個特徵。
「二戰」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恢復並飛速發展，《山海經》在日本學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開始關注《山海經》，並取得大量研究成果。這一時期的日本，湧現出伊藤清司、松田稔等非常有代表性的《山海經》研究專家，他們在《山海經》研究領域做出突出的貢獻。
首先是伊藤清司（1904—2007）。自1963年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並逢與協脅——關於古代中國的所謂“怪力亂神”的研究》開始涉及《山海經》的研究，伊藤陸續發表了專門研究《山海經》的論文共17篇，其專著《中國的神獸、惡鬼們——〈山海經〉的世界》也於1986年出版。這些研究涉及《山海經》的方方面面，包括山川諸神、妖怪、異民族、動植物及其藥效、礦物及其醫療等。在對《山海經》的諸多內容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伊藤也關注《山海經》的成書和民族社會背景等，處處體現跨文化研究的視野。例如，伊藤在論及《山海經》中的諸神和妖怪時，常常由此及彼，聯想到歐洲、日本、印度的諸神和妖怪。
其次是松田稔。自1971年發表《〈山海經〉中的災異》以來，松田在昭和時代發表了17篇專門研究《山海經》的論文。松田的研究涉及《山海經》中的動物、植物、礦物、山嶽神和山嶽祭祀、神話等多方面的內容，從博物學、神話學和民俗學等多個層面對《山海經》進行了深入研究。
除了伊藤清司和松田稔這兩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山海經》研究專家之外，高馬三良、大原利武、岡本正、三浦三郎、駒井和愛、大久保莊太郎、松岡正子、前野直彬、木內芳樹、小南一郎、竹內康浩、阪谷昭弘等眾多學者都對《山海經》有所研究，並取得一定的成績：1.在文獻學層面，高馬三良的《〈山海經〉原始》（1951）和竹內康浩的《東漢時代的〈山海經〉—關於現行本成書的問題》（1987）都對《山海經》的成書有所研究。關於《山海經》最初的篇目，高馬提出了與小川琢治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山海經》最初的狀態應是除去現行本《山海經》前半部分的《山經》……由剩下的《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大荒四經》《海內經》這十三經構成，即《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山海經》十三篇。」不僅如此，高馬還於1969年最早將《山海經》譯成日文。岡本正在《關於〈山海經〉》一文中對《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也有所研究，前野直彬在譯注《山海經》之前，對《山海經》現行諸本的注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由其所譯注的《山海經·列仙傳》（1975）一書的序言中；2.在《山海經》中的異民族研究方面，有藤田元春的《〈山海經〉所記載的倭國》（1943）和大原利武的《關於〈山海經〉與倭和蓋國》（1953）；3.在《山海經》中的藥物研究方面，有三浦三郎的《關於〈山海經〉藥物的特徵》（1969）和大形徹的《〈山海經〉之山經所見藥物與治療》（1988）；4.在《山海經》神話研究方面，有栃尾武的《精衛的傳說及其資料》（1971）和木內芳樹的《〈山海經〉中古代傳說的考察》（1984）、《〈山海經〉中古代傳說的展開——以帝俊的傳說為中心》（1985）；5.在《山海經》中的神人及其形象研究方面，有下鬥米升的《西王母研究》（1971）、駒井和愛的《與西王母有關的〈山海經〉記載》（1974）、松岡正子的《刑天——關於〈山海經〉中的「屍」與「舞」》（1983）、阪谷昭弘的《關於〈山海經〉黃帝女魃的形象》（1989）；6.在《山海經》學術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小南一郎的《〈山海經〉研究的現狀和課題》（1987）。
整個昭和時代，尤其是二戰以後，日本的《山海經》研究不僅學者人數眾多，而且研究成果豐富，研究內容涉及文獻學、民族學、藥物學、神話學等《山海經》研究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反映出日本學界對《山海經》的關注和重視。

三、近三十年來《山海經》在日本的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崩潰以後，日本經濟雖然長期處於低迷狀態，社會文化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山海經》在日本的傳播方式也趨向多元。
如前所述，松田稔在昭和時代發表的專門研究《山海經》的論文有17篇。進入平成時代（1989—2019）以後，松田又陸續發表了20余篇《山海經》研究的論文，並出版了匯聚其研究成果的兩部專著—《〈山海經〉的基礎研究》和《〈山海經〉的比較研究》。松田一直筆耕不輟，進入耄耋之年後，依然發表了《〈山海經〉佚文考》（2016）。松田在平成時代的研究涉及《山海經》的山嶽祭祀、山嶽觀、注釋、佚文、神話傳說與傳承、日本文學對《山海經》的接受、《山海經》與其他中國典籍的記述比較等多方面的內容，從民俗學、博物學、神話學、比較文學、文獻學等多個層面對《山海經》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結合松田在昭和時代後期發表的《山海經》研究成果，松田成為日本《山海經》研究史上成果最多的學者，在日本《山海經》研究史上做出突出貢獻。
近三十年來，除松田稔外，竹內康浩、櫻井龍彥、阪谷昭弘、大野圭介、井波律子、森和、栃武尾、松浦史子等眾多日本學者都在《山海經》研究領域做出一定成就：1.在文獻學層面，對《山海經》的版本、成書進行研究的有竹內康浩的《海外諸經的成立—〈山海經〉現行本的成立問題（二）》（1991）和《〈山海經〉五藏山經的天下、國、邑》（2006）、大野圭介的《〈山海經〉海外四經的成立》（1998）、《〈山海經〉大荒、海內經原始》（1999）和《〈山海經〉海外四經原始》（2000）、吉本道雅的《〈山海經〉研究序說》（2007）、栃武尾的《明蔣應鎬繪〈山海經〉：明刊本和和刻本》（2004）和《明蔣應鎬繪〈山海經〉續：明刊本和和刻本》（2005）、臼倉直樹的《〈山海經〉的形成過程及其特性》（2008）。竹內康浩認為劉秀（歆）校訂的《山海經》由《五藏山經》和《海外諸經》構成，而《海外諸經》在劉秀（歆）校訂以前就經過多人修改。吉本道雅通過考證指出：“在戰國後期的前299至前239年間，《山海經》基本的部分已經成書。”對《山海經》的注釋進行研究的有櫻井龍彥的《〈山海經〉注中所見郭璞的“變化”論》（1994）和《郭璞注〈山海經〉的態度（上）（下）》（1994）、立石廣男的《關於郭璞的音注Ⅲ〈山海經〉全音注資料》（2002）、松浦史子的《關於江淹“遂古篇”——以其與郭璞〈山海經〉注的關聯為中心》（2007）；2.在《山海經》中的諸神研究方面，有阪谷昭弘的《試論〈山海經〉鍾山條——關於諸神的鬥爭》（1994）、《〈山海經〉四方神考》（1998）、湯淺邦弘的《〈山海經〉〈龍魚河圖〉〈史記〉的蚩尤形象》（2007）、金鳳齡的《東亞古代文獻中所見水神的誕生及其形態：以〈古事記〉〈山海經〉〈三國遺事〉為中心》（2012）、尹青青的《〈山海經〉中帝王的戰爭——以蚩尤形象為中心》（2007）；3.在《山海經》中的神話研究方面，有阪谷昭弘《以〈山海經〉海經的誅罰傳說為中心—關於「夭」「獸」「聖人」的概念》（2000）、野崎充彥的《不死的神話與思想——關於〈山海經〉〈抱樸子〉〈列仙傳〉〈神仙傳〉的研究》（1995）、柴葉子的《〈山海經〉的神話研究——神話的編纂與變化》（2011）；4.在《山海經圖贊》研究方面，有佐竹保子的《郭璞〈山海經圖贊〉的文體與認識》《郭璞〈山海經圖贊〉與〈莊子〉及〈莊子注〉》《未實現的理想—郭璞〈山海經圖贊〉的敘述方法與認識》（2000）、松浦史子的《崑崙與水—郭璞〈山海經圖贊〉“崑崙丘”中所見水的宇宙》（2006）；5.在《山海經》圖研究方面，有栃武尾的《日本的山海經圖—山海經畫與山海異物》（2010）、重信步和董濤的《〈山海經〉中圖像的表達》（2017）；6.在《山海經》與其他典籍以及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方面，有竹內康浩的《〈初學記〉與〈山海經〉》（1994）、大野圭介的《「爰有理想鄉」—〈山海經〉與〈穆天子傳〉的「爰有」》（2000）、切畑健的《西域南道、尼雅遺址出土經錦圖案中的「傳統與想象」—〈淮南子〉與〈山海經〉的世界》（2001）、大野圭介的《〈山海經〉五藏山經與〈管子〉》（2008）、松浦史子的《關於六朝文學對〈山海經〉的受容：郭璞與江淹的情形》（2009）；7.在《山海經》與日本木簡的關係研究方面，有川崎晃的《古代史雜考二題——〈山海經〉與越中、能登木簡》（2000）、桐本東太和長谷山彰的《〈山海經〉與木簡：以下之西遺址出土的繪畫板為中心》（2001）；8.在《山海經》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研究方面，有石川了的《江戶狂歌中的又一個古典知識：〈山海經〉與〈狂歌百鬼夜狂〉等》（2012）；9.在《山海經》中的地名和動物考證方面，有大野圭介的《蒼梧考》（2004）、增子和男的《關於〈山海經〉所載的獺怪》（2013）、栃武尾的《〈山海經〉中的神鳥鳳凰：雖為異鳥卻並非異鳥》（2017）；10.在《山海經》的性質研究方面，有武部健一的《〈山海經〉的意圖：郭郛〈山海經注證〉自序中所見其本質及其意義》（2006）、井波律子的《〈山海經〉—幻想的力量》（1996）和武田雅哉的《〈山海經〉—活躍至今的怪物幻想》；11.在《山海經》的傳播史和研究史方面，有武部健一的《〈山海經〉研究的歷史及其現代意義》（2007）、劉捷的《從〈天地瑞祥志〉來看〈山海經〉的接受與傳播》（2015）；12.關於《山海經》研究的書評有伊藤清司的《「〈山海經〉的基礎性研究」松田稔—從統計解讀〈山海經〉的大著》（1996）和《〈山海經〉圖的真正的研究—馬昌儀著〈古本山海經圖說〉》（2002）。
近三十年來，日本以《山海經》為主題的論文有一百餘篇，在研究數量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在研究內容上更為豐富，涉及文獻學、神話學、文學、地理學、學術史以及《山海經》的性質、意義等方方面面的研究。除日本學者外，在日中國學者也發表了多篇《山海經》研究的論文，並有相關專著出版。例如，1998年，在日中國學者徐朝龍的《三星堆·中國古代文明之謎—作為史實的〈山海經〉》由大修館書店出版。該書以我國四川省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為基礎，找出古代奇書《山海經》中所隱藏的史實記錄，肯定了《山海經》的史學價值，在日本歷史學界產生一定影響。可以說，《山海經》在日本的研究已呈全面展開之勢。

結語—日本《山海經》研究的特點
自1907年至今的百餘年間，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也呈現出諸多研究特點：
第一，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學者人數眾多，研究視角和側重點各有特色。在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史上，幾乎每一時期都有若干代表性的學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小川琢治、伊藤清司和松田稔。這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和集中，研究成果最有特色，幾乎代表了每一個時代的研究特徵。其他學者的研究雖相對比較分散，但也各有特色。
第二，日本《山海經》研究的範圍特別廣泛，涉及比較文學、文獻學、神話學、民俗學、地理學、博物學等諸多層面的內容。在比較文學層面，既有關於《山海經》的影響研究，也有關於《山海經》的平行研究；在文獻學層面，涉及《山海經》的篇目、版本、成書、作者、錯簡訛字、注釋等多方面的內容；在神話學和民俗學層面，不僅有關於《山海經》中「山嶽神」「山嶽祭祀」「水神」「風神」「方位神」的研究，還有關於「太陽神話」「月亮神話」「崑崙神話」「西王母神話」「精衛填海」「誇父逐日」「鯀禹治水」等神話和「刑天」「女魃」「蚩尤」等神人的研究；在地理學層面，主要強調《山海經》作為地志的價值；在博物學層面，不僅有關於《山海經》中植物、動物、礦物等的研究，還有關於這些物產的藥效及其使用方法的研究，等等。
第三，實證研究是日本學者在《山海經》研究上普遍採用的研究方法。在《山海經》研究的過程中，日本學者都對《山海經》的學術史有所關注，特別注重對中日兩國相關文獻資料尤其是中國古代文獻的參考和運用，注重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的結合。
當然，日本的《山海經》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點：1.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學者雖然都對《山海經》的學術史有所關注，但對中日兩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相關研究關注較少；2.日本學者在《山海經》研究的過程中，雖然都注重對中國相關文獻資料的參考和運用，但與中國學界的學術交流和學術對話並不多，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相關學術交流和學術對話較少；3.日本學界的《山海經》研究成果雖然十分豐富，但研究論文較多，專著較少，研究成果被譯成中文或其他語種的並不多。總之，日本的《山海經》研究具備跨文化研究的視野，卻缺乏國際交流的主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學界對日本學界的瞭解。隨著中國學界對日本學界《山海經》研究關注度的提高，日本的《山海經》研究早已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


*本文系國家重點文化工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專項經費資助子項目「《山海經》在日本的流布與影響研究」（HBY201913）和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地培育項目「近代日本研究」（22D111403）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於《漢學研究》（總第三十五集 2023年秋冬卷），收入時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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