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濼源書院刻書考

 山東濼源書院刻書考

武方藝、何朝暉

摘要

濼源書院是清代山東唯一的省級官辦書院，曾主持刊刻大量書籍，但以往研究對此關注不足。本文基於書籍史視角，系統考察濼源書院的刻書活動，分析其運作機制、刊刻特點及文化意義。該書院經費充足、設施完善、人才薈萃，除自主刻書外，還積極參與地方文獻出版。

其刻書活動通常由山長主持，經費來源於官府撥款與官員捐資，內容由山長選定，書院師生負責校勘，書版則由書院統一收藏。現存刻書共19種，主要為科舉教材、先賢著述和地方文獻。這些出版物兼具官學特色，彰顯科舉示範價值、學術意義和地方文化傳承功能，既豐富了當時的圖書市場，又保存了珍貴的地方文獻，對山東地區文化積累與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濼源書院 刻書史 地方文獻

書院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不僅承擔著書、藏書、讀書、教書之責，還承辦刻書事務，因此其不僅是文教機構，還是不同於官府、書坊與私家的另一刻書主體。

書院刻書一直是書院史與印刷出版史研究共同涉及的領域，而過去的書院刻書研究成果，大多停留於宏觀概論層面。或是總論書院刻書，討論書院藏書與刻書關係，對書院刻書的內容、部類進行分類與總結。或是關注某時、某地的書院刻書情況，探究某朝書院刻書或某地書院刻書發展的原因及特點。其中，對書院刻書的地域性研究多涉及福建、江西、湖北、河南書院，而對書院刻書的斷代研究則集中於元代。《中國古代的學校、書院及其刻書研究》對清前期書院刻書的經費來源、刻書種類、刻書作用、興盛原因及刻書概況做過大致討論，是較早引入文化史視角進行書院刻書研究的著作之一，其思路對後來者極具啓發。近年來，對書院刻書的個案分析逐漸受到重視，先後出現對西湖書院、鰲峰書院、致用書院、解梁書院、東山書院、建安書院之刻書活動的考察，研究方法更為豐富，除了傳統的統計刻書數量與部類，整理刻書卷數、內容與存佚等基礎要素，以及對刻書原因和價值作宏觀概述外，還有意將書院刻書置於社會環境下進行考察，史料來源也更為詳細多樣，如文人序跋、書信等。

儘管近來研究已有意識地融入書籍史與文化史視角，但成果有限，仍存在許多亟應著力之處。其一，對明清的書院刻書個案研究尚顯不足。作為中國古代版刻發展的高峰階段，明清書院在刻書事業中究竟承擔何種角色、產生哪些具體影響，這些問題仍需深入探討。其二，當前研究多聚焦於書院刻本的文本內容，而對書院刻書行為本身及其出版活動的關注不夠。在研究材料上，主要依賴書院刻本，缺乏將刻本分析與當時社會歷史背景相結合的跨學科視角。書院參與刊刻或出版之書同樣保存了大量反映書院刻書活動特徵的原始材料。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充分關注並系統運用這批材料，導致對書院刻書活動社會文化特徵的探討存在視野局限。

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下令各省在省會創建書院。各督撫紛紛響應，先後共成立22所省級官辦書院，其中，濼源書院即由時任山東巡撫岳濬應詔創建於濟南。作為清代山東唯一一個省級書院，濼源書院在建立之初即獲得清政府御賜庫銀一千兩，其經費支出得到官銀保障。地方官紳亦多次通過捐資生息等方式為書院籌集資金。由於經費充足且資金來源相對穩定，書院無需過多考慮刻印成本，因而選用的紙張、墨料和刻板都更為精良。濼源書院基礎設施完善，曾於嘉慶九年（1804）與道光二十一年（1841）進行修繕擴建，規模進一步擴大。這不僅為師生的教學與研習提供了良好環境，也使書院成為編校刻書的理想場所。在朝廷政策支持、經費充足穩定、環境優越的條件下，眾多學子慕名前來求學。濼源書院秉承“為國儲才”的辦學宗旨，建院一百六十餘年間，匯集桑調元、宋弼、王元啓、匡源、何紹基、繆荃孫等鴻儒學者在此講學佈道，並在高標準的篩選與教學機制下，先後培養出周永年、李廷芳、法偉堂、王懿榮、王壽彭等知名學者，為培養人才和促進文教做出重要貢獻，是清代北方頗具影響力的書院之一。由此看來，濼源書院亦有足夠的人才資源支持書院參與書籍的編校與出版。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談及書院刻書有三善：「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版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濼源書院不僅完全具備刻書所需的經費、場地和人力條件，而且各項標準較高，因而其刻書活動得以順利開展，所刊書籍質量亦屬上乘。

濼源書院的刻書活動從乾隆時期一直持續至光緒間，《清代山東刻書史》和《濼源書院志》都已對濼源書院刻書做過初步調查。但由於濼源書院並無清人所編的書院志存世，因此搜輯書院資料與刻書信息頗為不易。據《清代山東刻書史》考證，濼源書院共刊刻書籍8種，每種均附有詳細提要，包括版本信息、序跋內容及編著者生平等內容，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濼源書院志》則記載該院刻書18種，其中8種與《清代山東刻書史》所錄重合。值得注意的是，這8種中有6種直接轉錄自《清代山東刻書史》提要，其餘12種僅簡錄書名、編著者及版本信息，未附提要。此二書通過對濼源書院刻書的統計與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濼源書院所刻何書”的問題。而濼源書院在怎樣的背景與條件下進行刻書？目前掌握的濼源書院刻本是否確由濼源書院所刻？濼源書院為何選擇刻印這些書？濼源書院的刊刻出版活動大致經歷哪些環節，何人參與其中？濼源書院刻書活動有什麼特點，又產生怎樣的影響與文化意義？這些問題都值得持續深入研究。

一、濼源書院刻書類型與過程

（一）書院刻書的內容類型

濼源書院刊刻或參與出版了眾多書籍。筆者在《清代山東刻書史》與《濼源書院志》已有記載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梳理史料、檢索書目文獻及實地訪查，對已發現的濼源書院刻書作了更為詳盡的版本考證與信息整理。經考訂，現可確認的濼源書院刻本共15種，另有4種雖非書院直接刊刻但系其參與刊印的書籍（表1、表2）。

濼源書院曾刊刻或參與刊印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種：教學與科舉用書、先賢著作、鄉邦文獻。

教學與科舉用書包括小學工具書、科舉指南、舉業文匯編三種。小學工具書包括《小學集注》《小學名解》《經韻集字析解》《四書審音》《韻幅》，內容簡略，主要對經典篇目進行簡要注音與釋義，大多是面向初級從學者的啓蒙類讀物。科舉指南僅《詩說》二種（《聲調匯說》《通韻譜說》），是指導學子進行賦律寫作的工具書。舉業文匯編數量最多，既有《試帖前選》《濼源書院試帖》《聚奎書院試帖》等試帖詩匯編，還有《小題新編初刻》《小題新編續刻》等專門針對童試所編的小題文選，《濼源書院課藝初編》《二編》《三編》《四編》《五編》等書院諸生課藝習作匯編。

先賢著作有勞史談論易學及理學的學術著作《餘山先生文集》，與沈翼機個人詩集《澹初詩稿》。

鄉邦文獻有明代山東詩歌總集《山左明詩鈔》，與山左著名學者馬國翰所輯《玉函山房輯佚書》。

（二）書院刻書的運作流程

在具備成熟刻書條件的情況下，濼源書院刻書應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流程，可惜因無清人所編書院志留存，僅能通過書院現存刻書所留存的信息窺見其流程的冰山一角。

書院帑金以及地方官員捐俸是濼源書院刻書資金的主要來源。由於書院的辦院經費相對較為充足，且來源多樣，能夠支持書院自行刻印部分書籍，如《小學集注》《小學名解》即「以帑金刊刻頒布」。地方官員也會專門捐奉以供刻書，如在刊刻《濼源書院課藝初編》《二編》時，「中丞聞之，欣然捐廉為之倡」。《濼源書院課藝三編》的刊刻，亦由「中丞及蕭質齋觀察，實捐廉成其事云」。中丞即時任山東巡撫丁寶楨，蕭質齋觀察為時任濟東泰武臨道署按察使蕭培元。丁寶楨，咸豐三年（1853）進士，同治六年（1867）任山東巡撫，光緒二年（1876）代署四川總督；蕭培元，字質齋，咸豐二年（1852）進士，同治七年（1868）任濟東泰武臨道署按察使，同治十二年（1873）升任山東按察使。《濼源書院課藝初編》《二編》刻於同治八年（1869），《三編》刻於同治九年（1870），可知課藝刊刻時，丁寶楨與蕭培元皆任職於山東，且官署俱在濟南府，二人身為山東地方官員，扶持文教，為濼源書院捐資刻書。

若濼源書院參與其他書籍刻本的刊印，資金則由他方提供，如《澹初詩稿》，即因「公（沈翼機）之諸孫心齋（沈維基）世講由長沙明府升任東原刺史，……心齋來省，得與款洽\，才得以校刻行世。沈維基，字抑恭，號心齋，浙江海寧人，雍正十年（1732）副貢，乾隆三十年（1765）知東平州。彼時桑調元「掌教濼源書院」，沈維基遂出資拜託桑調元主持校刻，將《澹初詩稿》刊行於世。由此可見，濼源書院刻書經費並非完全由書院獨立承擔，而是形成了以書院為主體、地方官紳及相關人士共同參與的多元資助體系。這種相對穩定的資金來源，既保障了刻書活動的持續開展，也為提高刻印質量提供了物質基礎。

1.山長主導的內容編選機制

不同群體參與濼源書院刻書的出版環節，使其分工精細化。書院既有飽學之士任山長，又有眾多生員，因此編校工作常由書院師生承擔。山長往往負責內容的編訂，比如《試帖前選》封面題「山長選訂，濼源書院刊行」，目錄下署「濼源書院山長選定」，該書卷前有宋弼序，言明其選取唐人試律，「擢其菁華，去俗訂舛，僅存其半以授梓」，且編刻此書時「予居濼源學捨……刻既成，為序其緣起」，可知該書內容的選訂由時任山長宋弼負責。又如《小題新編初刻》目錄下注「膠州匡源選輯」，《小題新編續刻》目錄下注「膠州匡源鶴泉氏選輯」。匡源，字本如，號鶴泉，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同治元年（1862）被慈禧罷免，此後一直留寓濟南，主講濼源書院長達十七年，直至光緒七年（1881）卒於書院。《小題新編初刻》刻於光緒六年（1880），可知當時匡源正任山長，直接負責了小題文的編選工作；《小題新編續刻》刻於光緒九年（1883），儘管彼時匡源已逝，但繼任山長朱學篤承接其志，在匡源編選的基礎上「廣為搜輯，重加丹黃……以完全匡老先生之璧也」。書院學子則主要負責校對，比如《小題新編初刻》《小題新編續刻》目錄下皆注明「濼源書院諸子參校」。校刻者不局限於在讀學子，書院肄業生甚至書院職事人員亦可參與校對，且承擔主要工作的人還會獲得單獨題名的機會，如《濼源書院課藝初編》即由「監院李石瑚廣文，肄業生陳藝圃、朱豫生實司讎校之役」。由此可見，刻書內容的取捨一般由山長等掌握學術動向的人選定，而書院諸生只負責無礙於刻書主旨的文字校對工作。

2. 師生協同的校勘保障體系

即使濼源書院不作為出版方，書院師生亦能通過搜輯與編校文字內容，參與到書籍出版環節中。比如李文藻所刻《山左明詩鈔》，即為宋弼在擔任濼源書院山長期間，依託書院學子遍布山東各地的優勢輯錄而成。宋弼廣泛發動學生，「郡縣之士來學者，使各搜討其所知」，於是「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諸同人，遍搜昭代之詩，上自名公巨卿，下及隱逸方外，莫不畢載」。濼源書院肄業生李文藻亦積極參與了該書校刻，他不僅購得多種明代山左詩集，豐富該書內容，還在宋弼去世後繼續將所收內容全部校過，面對遺緒未曉或有傳無詩之處，皆持審慎態度“不敢遽有增改”，並最終主持付梓。可見濼源書院在出版過程中更注重編校的精細程度，書院師生共同參與到出版不同環節中，各司其職又通力合作，接力完成工作，為刻書內容的準確性提供保障。

3. 書院專責的刻版存藏制度

在書籍刊行後，濼源書院還會對書院本的刻板進行妥善保存。不少濼源書院刻本的封面、牌記中會包含「濼源書院藏板」「須友堂藏板」「敬樂堂藏板」之類信息，曾擔任過濼源書院山長的桑調元曾作有《疊韻奉酬萩林題濼源書院須友堂作》，《濼源書院課藝初編》有匡源同治六年（1867）序，其落款為「膠州匡源書於濼源書院之敬樂堂」，由此可知須友堂與敬樂堂皆為濼源書院內的建築。書籍封面標明板存地信息，不僅彰顯刻書版權歸屬於濼源書院，還為考察書院藏書與藏板留存了信息。清代大型書院皆會專設藏書處，如漢口紫陽書院藏書閣「舊在主敬堂，嘉慶癸亥重建在近聖居之樓上」，福州鰲峰書院「北為正誼堂……正誼堂後為藏書樓」。濼源書院作為規模可觀的省會書院，亦應有單獨藏書藏板之處，雖然與其建置相關的信息基本無所存，但書院刻本序言落款往往為山長作於敬樂堂，如《小題新編初刻》前光緒六年（1880）匡源序落款為「鶴泉氏匡源書於濟南濼源書院之敬樂堂」，《小題新編續刻》前光緒九年（1883）朱學篤序落款為「實甫氏朱學篤書於濟南濼源書院之敬樂堂」，《濼源書院課藝五編》前光緒九年（1883）朱學篤序落款為「聊城朱學篤書於濼源書院之敬樂堂」，《濼源書院課藝》全五編的牌記皆言明「敬樂堂藏板」。由此可推測，敬樂堂或為濼源書院專設的管理書籍之所，可能兼有藏書與藏板的職能，因此但凡書院刻書，山長往往於敬樂堂作序，書籍版存信息也標明敬樂堂，可見濼源書院會自覺對書與板進行保存與管理。

二、濼源書院刻書特點

據上文刻書成果統計可知，濼源書院所刻大多為教學與舉業用書，其刻書內容可反映出濼源書院明顯的官學指向性。其舉業書的刊刻主要為科舉提供參考模範，同時在其官學底色之上，濼源書院刊刻先賢著作，又為其刻書活動增添了學術性與紀念性。

（一）以官學為底色：刻書具有明顯的科舉示範性

清朝初期，為防止書院聚眾反清，清政府「不許別創書院」，抑制書院發展。隨著政權的穩固，清政府對文教的態度逐漸放鬆，為了培養忠臣順民，一方面崇尚理學、推行科舉，以鞏固其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另一方面積極構建官辦書院體系，由政府聘任山長，將書院活動掌控在官府手中。至此，書院辦學日益官學化，尤其是官辦書院，其主要職能已從自由講學育人轉變為訓練八股、應舉取士。

濼源書院作為清代省級官辦書院，其辦學宗旨深受官方學術導向影響，創立伊始便確立了理學講習與科舉考課並重的教育模式。乾隆元年（1736），要求各書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仿《分年讀書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乾隆十三年（1748），時任山東巡撫准泰為濼源書院制定《訓課條規》，其中多引孔、孟、宋儒之說，旨在以經理指導諸生學業及品行。不僅如此，書院祭祀活動亦重視朱子。乾隆二十六年（1761），時任山東按察使沈廷芳在濼源書院建朱子祠，「以陸龍（隴）其稼書、張履祥考夭、勞史麟書三先生配」，「大昌朱子之學，以上泝先聖之傳」。可見濼源書院尊崇理學，旁及經史，而如此辦學的主要目的是促使生員通過科舉應試。錢大昕曾談及宋弼主濼源書院時的書院科考情形：「歲己卯，大昕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可知濼源書院在傳授舉業對策、八股文法方面效果顯著，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書院刊刻出版書籍的類型及內容取向。

教學與科舉用書為濼源書院刻書的主要類型，且其種類豐富，面向不同學習階段的生員。濼源書院刻本15種，參與刊印的書籍有4種，其中教學工具書4種，舉業書11種。濼源書院所刻舉業書不僅數量多，且針對不同科舉題型，凡是清代科舉應制所設的出題方式，幾乎都能在濼源書院刻書成果中找到相應的範文選編。

清代科舉依舊「承明制用八股文」，因此八股文選是舉業書中最常見的。濼源書院所刻八股文選主要是時文選集，比如《濼源書院課藝初編》《二編》《三編》《四編》，分別收錄同治四年（1865）、同治五年（1866）、同治六年（1867）、同治七年（1868）書院生徒所作優秀課藝習作，《濼源書院課藝五編》則匯輯同治八年（1869）至光緒九年（1883）間的書院課藝習作。此類課藝匯編往往據四書五經文句進行擬題，一題多篇，一般於每篇下標明作者、主講人與考課排名之類信息。課四書文習作較多，一般排布卷首，其中又以論《論語》之題為多，課五經文較少，兼有經解、論（主要為人物論）等其他制義文體。此類課藝往往經山長品評，有所選擇，並匯編成冊，一方面「以資鼓勵」，表示對考課優秀者的肯定，另一方面通過選擇習作中「與理法不悖者」，「為諸生觀摩之助」。這不僅可為其餘考生提供學習模板，起到良好示範作用，以督促士子進取，還「使由此通經致用，……深造自得，以底於大成，他日處為碩儒，出為名臣，無負中丞、諸公栽培之意」，對學子的個人志向和發展有所引導。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考增加了對五言八韻律詩的考察，因此清代出現了試帖詩集、詩賦作法之類新型舉業書。濼源書院不僅刻印本院生員試帖詩作，還會翻刻其他書院的試帖詩選，比如《濼源書院試帖》收錄清代山東濼源書院諸生及鄰省士子所作試帖詩，《聚奎書院試帖》收錄清代湖北沔陽縣聚奎書院諸生所作試帖詩，這些作品大多以唐及唐前名句擬題賦詩。除此之外，《試帖前選》則以事物分類，選唐人試律二百餘首，卷前序言更是直接點明「歲在丁醜之二月，詔下禮部，春闈試士用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可知該試律集專門為應對新的舉業題型而編選。《詩說》二種所包括的《聲調匯說》《通韻譜說》則是專門教授如何撰寫試律的指導書，《聲調匯說》卷上題「律詩定體」，卷下題「重訂聲調譜」，該書「取飴山之《譜》與漁洋司寇一事，匯而說之，使學者曉然於聲調焉」，可知是本王士禛《律詩定體》、趙執信《聲調譜》而作；《通韻譜說》則是「掇漁洋、飴山兩先生之言聲病者，以示諸門人，其說詳於古體，則學者當知古韻」，據顧炎武、李光地之說而論韻譜，都是教授諸生詩賦韻律以便於習作試帖詩的書籍。不僅如此，在《濼源書院課藝》五編中，除了上述八股文習作外，還收有賦、古今體詩、試帖詩等文體，且每編的試帖詩往往選有二十餘篇，可見濼源書院刻書內容緊隨科舉動向。

以上幾類書籍大多服務於學習到高級階段的考生，除此之外，濼源書院還專門刻有針對童試的小題文選。《小題新編初刻》《續刻》即選取清代名人所作小題文，題目皆來源於四書，題意相對瑣碎，間有清代特色的截搭小題文，如《子曰學》《富而無驕》，為童試考生提供參考。

濼源書院所刻的教學與舉業用書，大多紙墨精良，版面疏朗，不似明清時大量的坊刻舉業書那樣「細行密字」「高頭講章」，且絕大部分內容只以大字刊刻題目及優秀範文，幾乎沒有小字註解，即使是《聲調匯說》《通韻譜說》在涉及韻律處以雙行小字作注說明，每頁也只有寥寥幾處，且小字與大字對齊，行款整潔，不似坊刻舉業書分上下兩欄甚至三欄，只為最大限度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容納範文及講解等更多信息。可見，濼源書院刻舉業書，主要作參考模範之用，是為了給廣大士子提供制義詩文的優秀示範，而非產出帶有主觀註解的教輔材料。

（二）刊刻山長先師遺著：刻書兼具學術性與紀念性

濼源書院在促進生徒科舉應試的同時，還會編印刊刻或協助出版碩儒個人著述，如勞史《餘山先生遺書》與沈翼機《澹初詩稿》，而勞史與沈翼機皆為濼源書院時任山長桑調元的授業先師，這就使濼源書院刊刻山長先師遺著的行為，兼具學術性與紀念意義。

沈翼機《澹初詩稿》的刊刻，即由其孫沈維基出資，拜託桑調元刻於濼源書院。沈翼機，字西園，號澹初，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桑調元，字弢甫，浙江錢塘人，雍正十一年（1723）進士，授工部主事，引疾歸，先後主講九江濂溪書院、河南大梁書院，晚年主講濼源書院。桑調元年幼時「即耳熟夫子（沈翼機）之名，既長，循例入成均」，恰逢當時沈翼機任國子監司業，桑調元遂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從學於沈翼機。雍正十一年（1733），桑調元中進士，歸田後任濼源書院山長。乾隆三十年（1765），沈翼機之孫沈維基「出先生遺稿與錢塘桑君伊佐」，「屬校對而付之梓」。彼時桑調元「應崔大中丞之招，掌教濼源書院」，具備協助刊刻詩稿的能力，因此以沈翼機門人的身份，借助書院完備的刻書條件，實際操辦了《澹初詩稿》的編輯與刊刻事務。該書主要是山長基於師生人際網絡而刊刻，可知濼源書院偶有協助出版紀念性詩文集的行為。

桑調元還以勞史門生的身份，與勞史「私淑門人」沈廷芳共同編刻了《餘山先生遺書》。勞史，字麟書，人稱餘山先生，浙江余姚人，一生未仕，年少時便以道自任，極研性理，是清初浙東地區傳承朱子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錢塘桑調元、余姚汪鑒皆史門人」，沈廷芳則自稱勞史私淑弟子，曾嘆「近時諸儒之學，稼書先生得其正，楊園先生得其精，餘山先生得其大」。勞史於《易》研究頗為精深，“深契四聖人淵旨於天地人物之理，辨其所從生，推其所終極，洞若觀火，言言確實”。《餘山先生遺書》實為勞史個人學術著作，收錄其論易學及理學「淵旨」之作，學術性極強。作為勞史弟子，桑調元回憶年少從學經歷道：「頻年就訓誨，躬親受明恩。」勞史逝世前亦念及桑調元：「調元何不來也？調元何不來也？吾遺稿可付之。」勞史的喪儀結束後，汪鑒遵從勞史遺願，「捧遺書至錢塘授調元」，此後勞餘山遺稿便由桑調元保管。沈廷芳，字椒園，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1736）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十九年（1754），沈廷芳任河南按察使，見到時任河南大梁書院山長的桑調元，「洎宦游中州，見桑山長調元，……叩其學，出所傳遺書見示」，為勞史學問所折服，「因願學為私淑弟子」。乾隆二十三年（1758），沈廷芳補為山東按察使，彼時桑調元已掌山東濼源書院，「及轉山左，偕纂遺書」，於是桑、沈二人共同編訂勞史遺著，並最終由桑調元在濼源書院主持刊刻而成。關於濼源書院刊刻此類學術著作的原因，沈序提及「議構朱子祠堂於濼源書院，奉三大儒配\之事，又桑調元晚年主濼源書院時「益暢師說\，此書前桑序亦云「尋思墜緒，必能遠紹之也」，可知不僅因山長桑調元希望借助濼源書院成熟且高質量的刻書條件，刊行校刻精良的書籍以紀念先師，還因其師說繼承朱子理學，與濼源書院的官學底色極為相合。桑調元兼有書院山長與朱學傳人弟子的雙重身份，既希望通過刻印先師遺書以引導書院諸生從其學，彰顯濼源書院的理學傾向，也希望借助濼源書院的影響力，以出版行為推廣勞史遺說。

濼源書院編印出版名儒著述與詩文集，不僅能為書院提供教學與研究的範本，促進書院的學術積累，其刻書活動還因這些學術著作的作者與山長之間的師生關係，而比刻印其他名儒著述而多有一份紀念性特質。

三、濼源書院刻書的文獻價值

濼源書院作為山左文士聚集之地，本就具有較大的文化影響力。其刻書成果數量與質量並重，刻書活動也獨具特色，所刻內容絕大部分為山東學子的習作，即使是書院參與出版的書籍，也有不少是山左名人著述或匯集山左藝文的書籍，因此在文教影響之外，濼源書院刻書還頗具保存鄉邦文獻、賡續山左文脈之功。

濼源書院刊刻山左學子的考課習作，不僅能因書存人，保存史料，還可因書存文，豐富地方文學創作實績。濼源書院生徒皆來自山東各府縣，眾多學子既有名留史冊、著作等身之輩，亦有名位不顯、著述飄零之人。而濼源書院將諸位學生時代的作品刊行於世，不論身份顯隱，只選取行文優良者，保留了更豐富詳細的山左士人藝文資料。書院多數學子名不見經傳，並無著述傳世，而其求學時的優秀作品則能夠憑借《濼源書院課藝》得以留存，且作品之下還題有諸生籍貫與功名，是研究山左文人群體的基本史料。即使是知名學者或官員，也會存在著述散佚的情況，或有館課習作未能被收入個人詩文集中，而濼源書院逐年刊刻的課藝匯編，就及時保存了這類未收漏收的作品。比如萊陽王蘭昇，因工於書法而聞名，咸豐十一年（1861）拔貢，同治六年（1867）鄉試解元，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國史館協修，文章詞賦亦為時人所推，著有《鋤耕堂遺稿》，經查《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等，皆未得見，可能著作已佚。然而《濼源書院課藝三編》《四編》卻保存了王蘭昇大量習作，《三編》共收18篇，其中四書文2篇，論2篇，賦4篇，五言古詩1首，七言律詩1首，試帖詩8首；《四編》共收28篇，其中四書文6篇，表1篇，論1篇，賦5篇，古詩2首，七言律詩2首，七言絕句1首，試帖詩10首。又如膠州法偉堂，清末山東著名音韻與金石學家，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優貢生，光緒五年（1879）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著有《山左金石志》《山左訪碑錄》《說文聲音考》《夏小正書箋疏》等學術專著，其考校《經典釋文》的成果“多前人所未發”，但無個人詩文集傳世。《濼源書院課藝四編》保留其藝文習作30篇，其中四書文9篇，表1篇，論1篇，辯1篇，賦3篇，古詩3首，七言律詩1首，七言絕句1首，試帖詩10首。濼源書院將這些作品編選刊行於世，眾體兼備，不僅彌補了眾多文人著述之缺遺，為專人研究提供更多元的史料，而且反映出山左士人在不同學術專長之外的詩文成就，也為研究山左文人群體與文教特點保存了豐富材料。

濼源書院除了編刻山東學子的館課作品，還積極參與到其他山左文獻的編校與出版中，為展示與傳播地方文化成就做出貢獻。《山左明詩鈔》是明代山東詩歌總集，匯輯大量明代山左詩人詩作，清代濟南歷城縣著名藏書家馬國翰所輯《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錄唐前散亡古籍，對瞭解佚書情況頗為重要。此二書皆鴻篇巨製，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但其出版問世過程皆異常坎坷。它們之所以能夠流通於世併發揮巨大的文化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濼源書院師生所做出的努力。

《玉函山房輯佚書》對所輯諸書皆「作序錄以冠於篇」，然而蓋因當時馬國翰「隨編隨刊」，其序錄「顛倒舛錯，漫無條理」，且「書未成而先生卒……體例未能劃一」。馬國翰去世後，書板歸章丘李廷棨之子，儘管後來李廷棨長子李寶嬰曾以藏板印行了數十部《玉函山房輯佚書》，但這一版本體例不一，且「已有散失」。同治九年（1870），時任山東巡撫丁寶楨和山東按察使文彬下令將書板重作整理，時任濼源書院山長匡源「參校漢、隋、唐《志》，補為目錄」，李廷棨長子李寶嬰和馬國翰繼子馬超凡又「補刊其殘缺若干篇」，該書才能夠以完整的形式流傳於世。《山左明詩鈔》不僅由濼源書院山長宋弼主持編刻，書院學子也發揮其來自山東各縣的地緣優勢，遍搜昭代之詩，書院優秀肄業生李文藻亦多次為該書編刻出資購入山左詩文數十種，並參與編校。《山左明詩鈔》保存了大量別集散佚的詩人作品，如王象節，字子度，號翼吾（或冀吾），王漁洋叔祖，詩集不存，宋弼於館課得詩數首，輯錄其一；又如趙邦彥詩，「惟從《海岳靈秀集》見之，門人劉琴於其族人處偶得刻本，所謂幸而存者，予為選訂」。除了詩作，《山左明詩鈔》還輯錄詩人小傳、詩評等，保存了傳記資料。如王祖嫡，史志所載其生平寥寥，宋弼遍搜志乘，於《信陽志》《前朝實錄》等文獻中鈎稽出其事跡及詩作。可見濼源書院師生廣泛蒐集地方藝文資料，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明代山東詩人資料與詩作信息，具有極高文獻價值。該書編成後交由盧見曾，盧氏未及刊印而被抄家，數十萬卷書籍盡入官府。不久後宋弼亦辭世，李文藻「恐此書之遂湮，己醜正月，走德州，從州官求買此書……吏為檢三日」，只是其中詩人小傳一冊佚去。過數日，等到「先生柩至自洛陽」，李文藻「迎哭已，啓笈，得小傳」，正是宋弼手錄的一冊。此書卷帙至此完備，又經李文藻精審校過，才最終刊行。濼源書院師生積極參與山左文獻的編纂與出版，標誌著其刻書視野拓寬，不僅僅著眼於書院內部藝文，還關注到地方文獻的整理與保存，書院師生廣搜博採、謹慎校對，接力搶救鄉邦文獻於存亡之際的行為，無不彰顯濼源書院的文化責任感。其出版活動作為保存文獻的有效手段，與地方文化形成良好互動，服務於山左文化積累，也促進了山左文化的傳播。

結語

濼源書院在官府支持下，獲得堅實的物質基礎與文化支撐，因此書院不僅能夠自發刊刻書籍，還可協助他人進行刻書。在山長的主持下，書院師生、職事人員甚至肄業生都會積極參與到刻書工作中，細緻分工，對內容進行搜輯與編校。濼源書院所刻大量舉業書，面向不同的舉業題型，在彰顯書院的官學傾向的同時，為科舉士子提供行文示範。書院山長還會主持刊刻與協助出版其先師遺著，該行為不僅具有紀念意義，還可促進書院學術積累，同時擴大書院與先賢遺說的影響力。濼源書院不僅以靈活多變的刻書活動豐富了版刻業態，還主動刊刻山東學子館課作品，並積極參與到《山左明詩鈔》《玉函山房輯佚書》等重要鄉邦文獻的編校出版活動中，保存了大量山左文人與文獻資料，彰顯山左藝文的豐富實績，使山左文化成果得以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傳播。

濼源書院刻書數量與質量並重，其出版物所存史料也頗為豐富，因此本文力求在更大範圍內蒐集相關資料，並親自目驗現存濼源書院刻本，希望能在《清代山東刻書史》《濼源書院志》等已有成果基礎上，刻畫出濼源書院刻書的基本面貌。相較於已有研究對濼源書院刻書信息的羅列，本文以文化史與出版史視角較為完整地分析了其刻書活動各環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尤其闡明瞭濼源書院刻書在豐富出版業態、留存地方文獻方面的重要意義。濼源書院作為清代雍正時期設立的二十二所省級官辦書院之一，其豐富的刻書活動卻常為學界所忽略。在學界更為關注南方書院的研究現狀下，北方書院刻書的特殊性甚至是南北方書院刻書異同等問題，較少得到關注。若要解決諸如此類問題，則需廣泛瞭解南北方書院刻書個案的基本情況。濼源書院的刻書活動是清代省級書院文化職能的典型體現，兼顧學術傳承與地方文獻整理，不僅服務於仕進之需，更在文化積累與傳播層面發揮了持久影響，堪稱北方書院刻書的典範之一。本文以書籍史視角觀照濼源書院出版活動，揭示其中細節，並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在為北方書院刻書研究提供新樣本的同時，也期待能與其他書院刻書研究成果一道，為勾勒中國書院刻書整體面貌而添磚加瓦。

原文刊於《印刷文化》（中英文）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