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輩慧眼中的顧廷龍先生
老輩慧眼中的顧廷龍先生
沈津
中國當代最重要的圖書館事業家、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顧廷龍先生，於1998年8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歲。在顧先生的追悼會上，各界人士送的輓聯甚多，其中有柳定生、柳曾符的“碩學冠群儒，窮經史百家奧秘。目錄指津，書藝挺秀，師表流芳新世紀。長才典策府，聚古今歷史文獻。華夏瑰寶，國家命脈，輝煌炳業耀千秋”。或以此聯較有代表性。顧先生在圖書館學這個領域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應該離不開早年對他提攜、教誨的眾多老輩們。
老輩們都是清末、民國乃至當代，在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人物。曾經滄海、飽經風霜，也使他們成為博大精深、殫見洽聞且德高望重者，如王同愈、夏孫桐、章鈺、楊鍾羲、張元濟、冒廣生、葉景葵等。顧先生和他們的交往，在賞奇析疑、探討學問的過程中，自然深受教誨。那麼，這些老輩耆宿眼中的青年顧廷龍，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是如何評價顧先生的呢？
王同愈（1856-1941）是顧先生的外叔祖，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充國史館編修，任湖北學政、江西提學使。在蘇州地區創辦學校，革新教育，篳路藍縷，貢獻良多。辛亥後，退隱滬上。顧先生自幼即往來外家，二十歲時在上海補習英語，即住在王家。
1925年，顧先生二十二歲，正是韶華之年，他給王同愈寫了一封信：「龍生晚學薄，閭閈之中，請益無地，家寒又乏藏書。幸渭水侍坐，杏壇私托，得窺什一，尤盼長者優遊興余，郵錫南箴，不致誤入歧路，則更喜而不寐矣。」顧二十四歲時，假館於王家，隨王同愈習金石目錄學，「飫荷啓迪，忝聞緒論」。
1928年中秋，王同愈撰《起潛錄諸家校批積古齋款識書後》有云：「余移家上槎溪，延外姪孫顧君起潛為館師，授小兒女輩讀。起潛勤學好問，有志稽古。課余輒手一編，研索六書，上窺倉籀。聞有藏家秘籍，必輾轉假歸傳寫。是書以五色筆匯錄翁（宜泉）、葉（東卿）、龔（孝珙）、潘（伯寅）、吳（清卿）諸家之說於一編，美哉備矣！阮《款識》之批校本，當無有精於此者矣！於其卒業也，不禁歡喜贊嘆而為之記。」（《王同愈集》，28頁）
《積古齋鐘鼎款識》是清代學者阮元編錄考釋傳世銅器銘文的著作。阮氏椎輪之功不可沒，但亥豕魯魚極多。道光以降，不少金石學者多有指摘，凡器物之真偽，製作之意義，名稱之是非，釋文之然否，多有批語在所藏本之上。顧先生夙好古文字，費盡心思，從各處借得各家所藏，用五色筆傳錄於己藏之本。
這部傳錄本後來獲得當時多位重要學者及金石學家的交口稱贊。如顧頡剛稱：「五色相宜，七襄成報，而又摹寫逼真，如見古人原跡，展讀一過，心目為開。」徐中舒許為：「此又阮書最善本，可寶也。」董作賓評為： 「此書集諸家校訂之大成，洵足稱海內第一善本。」劉節：「得讀其所錄阮氏《款識》諸家校語，嘆為難得。」唐蘭借此傳錄本，錄其尤要者半月之久。這些來自一流學者的激賞，反過來也印證了王同愈眼光的精准，他不僅看到了顧先生的勤勉，更看到了勤勉背後不同尋常的學術判斷力。
有了這樣長久的觀察，王同愈對顧先生的評價才愈發篤定。1931年7月12日，王同愈有信致顧先生，云：「內外孫輩中，惟足下與翼東最為老人所心折，學業、志趣、品行三者公備，恐千萬人中不易一二覯也。」翼東，即顧翼東，王同愈的侄外孫，是顧先生的表兄弟，復旦大學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為中國近現代無機化學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稀有元素化學的開拓者，中國鎢化學的奠基人，為中國化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位學者，能在「學業、志趣、品行三者公備」，是極為難得的。顧先生童年在王家「戲嬉庭院」，早歲在國民大學，從胡樸安、聞宥習文字音韻之學，又從伯舅王懷霖和金松岑習古文詩詞，再從王同愈習金石目錄學。其時顧先生從上海持志大學國文系畢業，國學基礎扎實，故王對顧先生的大智若愚、不露圭角的品性瞭解甚深，才有此「千萬人中不易一二覯也」的的論。
夏孫桐（1857-1941），字閏枝，一字悔生，號閏庵，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及湖州、寧波、杭州知府。民國時任《清史稿》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列傳總纂。早年致力於鄉邦文獻整理，與繆荃孫等合力編撰《江陰先哲遺書》。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清儒學案》，夏即主其事。1941年卒，年八十五。有《悔龕詞》《觀所尚齋文存》等。
顧先生於1962年5月25日撰《悔龕詞續》序，談及夏與顧之契誼：「余曩負笈燕京，研治目錄掌故之學，亦嘗從游章（鈺）俞（陛雲）兩公之門，蓋皆仍世交好，並為延譽長者之前，因得摳衣晉謁，備承誘掖，質疑問難，無復冥行擿埴之嘆。忽忽三十餘年，回首前塵，此樂不可復得矣。自余返棹申江，與先生通問最密。」這是顧先生發自內心的話。
顧先生在燕京大學求學時，曾編有《清代學政年表》。學政是清代官職，是掌管一省教育行政和科舉考試的官員，一般由翰林學士或進士出身的侍郎等京官擔任，主持院試，選拔秀才，並督查各地學官。1941年3月5日，夏致顧信雲：「雒誦台函，知有《學政年表》之輯，一朝文化，足補史表之未備，擬例精密，至為欽佩。尚為芻蕘之詢，愧謭陋之不足以贊高深也……」「尊著《年表》告成，似可擇其尤者，勒一專書，以昭一代文化之盛，為後來所鑒，可與《年表》相輔而行，亦佳事也。昔繆藝風在清史館，曾擬為學政有名者立數佳傳，惜未盡其事。公可續成其志，亦有關係之作也。」（《顧廷龍年譜長編》，218頁）
夏孫桐先生對《學政年表》的期許，已經不止於文獻體例的肯定，而是寄望顧先生能由表及裡，為一代學制及文化留存留信史。老輩眼光如炬，於字裡行間早已看出顧先生的器識。顧先生的《學政年表》，我至今未見，過去也未聽先生談及。此應為年代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所輯。大致想來，顧先生作《學政年表》，或與其外叔祖王同愈先生有關，蓋王曾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為湖北學政。
楊鍾羲（1865-1940），字子勤，號雪橋、聖遺居士，遼陽人，清末遺老，清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任江蘇江寧、淮安知府，辛亥革命後留寓上海。他的一生多為著書、編書、刻書、校書、購書、藏書，以治學嚴謹，博覽群書著稱。
顧先生1940年跋《儼山簃手札》，云：「聖遺先生清高絕俗，鼎革以後，息影舊都，罕接交遊。」楊多次對顧述及「清代三百年典章制度，人文學術之變遷，關於八旗者尤多。旋龍為燕京圖書館司採訪，乃於旗人著述力事蒐羅，備後來文獻之徵，實先生有以啓之也」。
《楊鍾羲年譜》內記顧先生往謁一則，云：「丙子，承弼為刻《竹山堂文剩》《詩補》各一卷，介顧起潛相贈。起潛名廷龍，與王勝之同年有連。甲戌冬，勝之年八十矣，居南翔，為作書介紹來見。能讀書，著《古匋文孴錄》，乞余書『匋誃』橫額，有其鄉先生鄭盦、愙齋之風。」鄭盦即潘祖蔭，潘師景鄭先從祖。愙齋為吳大澂，顧先生有《吳愙齋年譜》。潘、吳皆蘇州人，過從最密。楊先生是1940年去世的，顧先生即有輓聯並唁函，有云「去年陰曆除夕，嘗得雪老手書，許為相契。憶昔在平，為述掌故甚多，至可念也」。
楊雪橋「清高絕俗」，不輕易許人，卻願與顧先生娓娓長談掌故，又為其題額，引為「相契」，足見他對顧先生的賞識。
章鈺（1865-1937），字式之，蘇州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官至外務部主事，蘇州開辦小學之創始人。晚年僑居北京、天津，一生以收藏、教書、著述為業，精研古籍，博學多識，尤擅於金石目錄、史部掌故之學及校勘之業。有《四當齋集》等著作。年七十三歲卒於天津。
據顧先生《平郊旅記》，1932年11月21日，吳燕紹（寄荃）為顧先生手書介紹信兩件，往見胡綏之、章鈺。章、顧第一次見面，應該是1932年12月，二十九歲的顧持函至章宅拜見。顧跋《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云：「辛未季秋，龍來燕京大學肄業，時先生亦方自津步就養舊都，始克以年家後進登堂展謁，獲聆緒論。以龍於金石目錄之學有同耆焉，不鄙頑鈍，引而教之，休沐良辰，輒詣請益，或出孤拓珍本、名書法繪相與賞鑒，或述鄉邦掌故、前朝舊聞昭示愚蒙。逾年，龍既卒業，即傭書母校圖書館，仍得不時奉手。六年以來，相契益深。龍或經月不入城，則必貽書垂詢，而龍亦以久不見長者為念。」俞陛雲序《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也云：「起潛以鄉後學請益於霜根翁，備承啓迪，曾有英年好學之譽見於集中。」（《顧廷龍年譜長編》，114、116頁）
這段師生之誼，在患難中愈見深厚。1933年10月，顧先生父親顧元昌去世，11月顧先生有信致章，請為其尊人撰寫墓誌銘，並請潘師景鄭先生轉致。章鈺撰《清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安徽補用通判吳縣顧君墓誌銘》云：「年家顧子起潛，修業燕京大學，時過余織女橋僦捨，討論金石文字及鄉邦掌故，至相得也。」「起潛追念舊交，一敦古處，有父乃有子，用以見君之學足以闓後，君之行足以型家，宗模鄉望，不忝前人矣。」這篇墓誌銘既能見顧先生尊人之德，又能見顧先生之孝，更印證了顧先生與章鈺平日「至相得」的情誼。
章、顧也是金石之交。顧夙好古文字，從章先生處得知並見到許多舊日所不曾見者。1933年1月26日，顧至章宅談刻石，「獲見巴蜀藏經目，吳中天慶觀造象，罕覯之拓也。又承以批校《語石》相示，眉注甚密，丈多見葉氏之未及見者，足資訂補。亟乞假讀，歸與頡剛共賞，即取其藏本過錄一通。越兩日，副墨竣事，書此以志感辛」（《顧廷龍年譜長編》，56頁）。據顧跋《霜根老人手批〈語石〉》：「辛未秋後，龍負篋來舊都，謁式丈於織女寓齋，以金石目錄之學請益。丈即出此書見示，簡端加墨滿幅，間有吳氏昌綬印臣手筆，或為訂補，或志見聞。鄉先輩銘心之作，得此補苴，益稱精審矣。龍即借歸，傳錄一過。」（見《顧廷龍全集·文集卷下》P.582）又顧跋章氏藏《鄭盦藏匋》云：「今謁式之太世丈，乃承出示此冊，鄭盦藏匋始見一二，積念為之冰釋。冊中集拓百八十二紙，雖猶鱗爪，而其可貴為何如哉。假橅既竟，率附數語，以志眼福。」（《顧廷龍年譜長編》P.88）
最讓顧先生感慨的是1933年1月，他在章宅見到了夢寐以求的《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今冬，謁章丈式之於其織女橋寓齋，殷殷以外叔祖杖履相詢，並以《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鈔》手寫本一冊見示，且曰：『曾在外家見之否？此乃宣統己酉冬，與勝老同客宣南時，彼居石燈庵，余寓邑館，從之傳錄者。翌年，勝老即奉提學江西之命矣。』 展卷覽觀，不禁狂喜，心儀垂十年，一旦獲讀，亦奇緣已……今日披讀，蹤跡前賢，何其歟！遂效瓶瓻之乞，丈慨然許之，攜歸走筆，兩日而蕆事。」（《顧廷龍年譜長編》，55頁）
1937年5月9日，章去世。11日，顧先生與顧頡剛進城，去章家弔喪。據章遺囑，家屬將章氏藏書中的抄本、校本寄託燕京大學圖書館。舊刻、舊抄之善本暫寄五年，普通本捐贈燕大館。因此顧先生編了《章氏四當齋藏書目》，這是他編的第一部書目。他在《我和圖書館》中深情回憶：「在燕大讀書與工作時，有位長者對我關心幫助很大，他就是吳中名宿、寓居京師的章鈺先生。先生字茗理，晚號霜根老人，清光緒癸卯進士，長於金石目錄及乙部掌故之學，聚書二萬卷。他認為讀書不求善本，則郢書燕說，謬種流傳，為學之大蠧，遂發憤遍校群籍。」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與風華正茂、未及而立的顧先生，於金石、文字、書畫、目錄之學，賞奇析疑，極盍簪之樂。章先生曾寄語雲：「詩以自然高妙為極致，書以平淡天成為極致。」從校勘經史到傳授「平淡天成」的境界，章先生給予顧先生的不只是學問的門徑，更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品位。這段持續六年的忘年之交，深深影響了顧先生治學與為人的底色。
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江蘇如皋人，冒辟疆後人。與林琴南為友，拜師吳汝綸。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任刑部及農工部郎中，後任江浙等地海關監督。抗戰勝利後，為國民政府考試委員、國史館纂修。1949年後，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文管會特約顧問，是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的朋友。
冒廣生對顧先生極為賞識，曾當面許他為「蘇州後起之秀」。據顧先生1941年4月27日日記，那天他去拜訪冒廣生，獲觀涵芬樓所藏舊抄本《春秋繁露》。不久，蘇州同鄉前輩沈恩孚（字信卿，創辦鴻英圖書館，又任上海市議會議長） 也來，兩位老人對顧先生多有褒勉，「鶴老謂吾蘇州後起之秀，信老謂吾亦已中輩。鶴老又謂不久亦即將推為老輩之列，彼等昔在也是園攝景時年尚青，曾幾何時，已成老輩，相與慨嘆」。
1941年，冒廣生六十九歲，沈恩孚七十八歲，而顧先生三十八歲，已是中年人。故二老言，「不久」顧先生也將屬「老輩」之列。
越二年，即1943年9月13日，冒老還「合眾」所借圖書，並為書小屏一幅，有贈詩云：「我識王懷祖，因知顧澗蘋。異書探二酉，餘事了千人。墜地斯文舊，憂天熱淚新。葉公真好者，龍性不須馴。」這首詩處處用典，句句落在顧先生身上。
王懷祖，即王念孫，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語言學家。顧澗蘋，即顧廣圻，著名學者，精於校勘之學。以兩位前賢作比。是說從顧先生的學問根基上，看到了清代樸學正脈的影子。「異書探二酉」借「二酉」指藏書極富之所，當指「合眾」圖書館，這是稱贊顧先生於浩繁卷帙中探賾索隱。「餘事了千人」，則是說顧先生學問精深，書法一藝也足稱勝場，為眾人所重。「墜地斯文舊，憂天熱淚新」，是說抗戰烽火中，江浙地區文獻飄零，傳統文化命若懸絲。然在葉景葵、張元濟諸先生的努力下，「合眾」擎旗而起，而顧先生受命主持期間，延續斯文。其間的憂患與擔當，被冒廣生以「熱淚新」三字寫得深切又鄭重。
末句「龍性不須馴」，是全詩的點睛之筆，也是冒廣生對顧先生最深刻的評價。所謂「龍性」，語出顏延之詠嵇康「龍性誰能馴」，本意指一種不可折辱的高潔本性。冒廣生用在這裡，顯然不是說顧先生桀驁難馴，恰恰相反，他看中的是顧先生外示衝和、內懷剛毅的品格—在亂世中守護文獻，在艱難中主持「合眾」，正需要這種不隨流俗，不輕妥協的「龍性」。一句詩既寫出了顧先生的為人底色，也寄託了老一輩對他的無限期許。
冒廣生與顧先生的交往始於1939年顧先生初到上海主持「合眾」之時。此後幾年中，冒廣生常往「合眾」閱覽圖書。並就《春秋繁露》版本往復討論，彼此十分熟悉。正因為相知甚深，他的這些評價才更顯分量。
張元濟（1867-1959）是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也是中國近現代出版事業的開創者，獨樹一幟的出版家。他的重要貢獻在於傳播現代思想和啓迪民智，是崇尚實踐，篤定實幹而非空談的學者。
1939年，張先生從葉景葵先生處借得顧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和《吳愙齋年譜》，讀後十分贊賞。張先生與顧先生第一次通信是在1939年5月，云：「夙從博山昆仲飫聞行誼，久深企仰……以滬上迭遭兵燹，圖書館被毀者多，思補其乏，願出所藏，供眾觀覽。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權輿，亟須得人而理。閣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駕輕就熟，無與倫比。揆兄馳書奉約，亟盼惠臨……此間開創伊始，倘乏導師，便難措手，務望婉商當局，速謀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請移駕南來，俾弟等得早聆教益。」
1939年7月，張先生與顧先生首次見面於上海。顧先生自平抵滬不久，即兩次趨張宅請益，討論「合眾」辦館方針。張先生對顧的印象極佳，他在致葉景葵的信中頗有誇贊，云：「顧君曾晤數面，持論明通，為館得人，前途可賀。」
顧先生是張元濟最為信任之人。1942年10月，張元濟將家藏查日華所繪《涉園圖詠》移送「合眾」，並在跋《秀野草堂圖》中云：「（涉園藏書）今悉以歸於合眾圖書館，丐起潛為我護持，俾不至復有散失。良以世間寶物，秘諸私室，總不及納諸公家之能久存。此查氏所繪副圖，已成碩果，余亦以踵先人遺籍，庋之合眾圖書館中，庶幾神物呵護，不至為原圖之續乎！余請以斯意為起潛晉一說，未知起潛以為何如也。」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騷擾地方，屢屢強佔民居，並闖入「合眾」，強令將樓頂搬空。又是張先生及時趕到看望顧先生，並坐鎮「合眾」，這種以實際行動的鼓勵，是對顧先生及「合眾」的巨大支持。而《涵芬樓燼余書錄》，就是張在病床上囑顧先生完成的。
1953年6月18日，「合眾」正式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從而結束了私立圖書館的時代，改名上海市合眾圖書館。就在捐獻當日，張先生迫不及待地致信顧先生，云：「若干年來，弟尤得讀書之樂，吾兄十餘載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當銘感。」這是張先生對顧的人品評定，也是對顧克盡厥職，不辭勞瘁工作的敬佩和恰如其分的評價，也代表了葉景葵先生的意願，是發自張先生心底的感激之情。津以為這句話也是張先生見證了「合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篳路藍縷經營的過程。他清楚地知道，「合眾」是一個在燈紅酒綠的上海灘從未懸掛過館牌的私立圖書館，艱難竭蹶支撐了十四年，顧先生忍辱負重的堅持功不可沒，所以張先生說「不敢忘也」。
張先生以「持論明通」四字，道盡他對顧先生的首次印象。而一句「不敢忘也」，則是歷盡艱辛後，對這位後輩十餘年心血的最終評語。從賞識到相托，再到感念，這份信任貫穿了顧先生事業的全盛時期。
葉景葵（1874-1949），字揆初，號卷盦，杭州人，人稱「揆公」，是近代有影響的實業家和藏書家。抗戰初期，葉先生目睹江浙私家藏書大量散失，於1939年5月偕張元濟、陳陶遺等在上海創建私立合眾圖書館，並首先獻書入館，為國家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1949年4月去世，年七十六。
葉和顧的交誼，始於神交，成於相知，終以托付，可謂恩澤殊遇、情深義重。早在1935年6月，顧先生第一次致信葉，信中說道：「每從式之先生處備聞風誼，深為仰慕。比見景印《諧聲譜》全稿，發潛闡幽，令人欽敬。」並呈上《吳愙齋先生年譜》，冀為引玉之資。同年秋天，葉先生到北平，在章鈺家中，與顧先生第一次見面。顧先生曾回憶：「我和他在章式之先生家裡初次見面，討論版本目錄之學，很投契。先生回滬後，就常常通信，都是討論校本的各種問題。」
葉先生善於識拔人才，獎掖後進，對顧先生的才智一見即深為器重。1938年2月13日，葉先生在與顧先生通信中，盛贊顧整理章鈺後人捐贈燕京大學圖書館的章氏遺書，「茗理遺物，歸君料理，永存燕校，可稱得所」。同年9月28日，葉先生致顧先生信云：「接到《四當齋書目》一部，體例極善，足以表章式老劬學之裡面，吾兄可謂能不負所托矣。」從這兩句話已可看出葉景葵不僅欣賞顧先生的學養，更看重他能盡心盡力，不負所托的品格一而這正是後來「合眾」托付最為關鍵的條件。
日寇侵華，戰火紛飛，為使中國文化典籍不至於灰滅或流落海外，張元濟及葉景葵決定在滬籌辦圖書館，為中華典籍尋找一處安身之所。1939年，葉景葵六十六歲，張元濟更長，二老均感垂暮，亟需一位懂版本目錄，能實際主持館務的青年人。葉乃於是年4月3日致顧信鄭重相邀，云：「弟因鑒於古籍淪亡，國內公立圖書館基本薄弱……是以發願建一合眾圖書館……惟弟與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節對於此事有興趣者，任以永久之責，故弟屬意於兄，菊生也極贊許。」「志節」二字，可見葉先生看中顧先生的不單是他的學問，更是這個人的操守與擔當。顧先生隨即從北平南下接掌「合眾」，從此他的事業與生命便與這座圖書館緊緊連在了一起。
顧先生從北平至上海，籌備合眾圖書館，這也是一種挑戰。辦圖書館，何其之難，這和辦企業、創業有同有不同，著眼點異，企業為私人、家族，而圖書館是為國家、民族，不為私己。
1941年4月，葉景葵整理所藏舊碑帖，送「合眾」。云：「起潛來，謂余送館之金石拓本頗多，而造象一類尤為豐富，談次頗有喜色」。又云：「余叔浩吾公所收曾氏造象，尤為精博，尚在杭州舊居，倘能悉數運出，可成大觀，整理之役，則非起潛莫屬也。」（《葉景葵雜著》，204頁）足見葉先生內心對顧先生的倚重。
葉能詩善文，文風以暢達為主。尤喜杜甫詩，博通熟諳，曾集其句贈顧先生云：「復見秀骨清，我生托子以為命。由來意氣合，汝更少年能綴文。」所集四句，分見杜甫《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巍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醉歌行》「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我生託子以為命」，這是一位文化守護者將未竟之業全然交與繼承人的鄭重之諾。顧先生不負重托，用他的一生向葉景葵先生做出了回應。
葉先生沒有子嗣，儘管有過繼的後代，但他卻把「合眾」當成自己心系之地。也因此葉先生的私宅建在了圖書館新館的旁邊，「合眾」為蒲石路746號，葉宅為752號。比鄰而居，是為了「可以朝夕往來，為計良得。昔日我為主而書為客，今書為館所有，地亦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書，書為主而我為客，無異寄生於書，故以後別號書寄生」（《葉景葵雜著》，221頁）。葉先生離世後，顧撰輓辭有雲“平生感知己，獎我掖我，緬懷風誼報無從」。並撰《杭州葉公揆初行狀》云：「廷龍追隨左右者十年，朝夕相親，沃聞緒論。」
緣分不會隨意而來，因為相吸。在所有的老輩中，顧與葉景葵、張元濟先生往來最多，葉、張二老是「合眾」的靈魂人物，對顧而言他們是伯樂，是有大德澤的貴人。同樣，他們提攜顧，把顧視為最信任、最親近之人，也因此把「合眾」交給顧主持，顧是他們心中的不二人選。對於顧先生來說，這是一種雨露之恩，他對葉、張的感情，源於內心的感恩。1949年3月，胡適來「合眾」閱書，適張元濟、葉景葵皆在，胡「力勸兩先生撰著年譜，兩先生皆含糊應之」。顧先生「自告奮勇，謂胡先生曰‘我能為之」（《顧廷龍年譜長編》，470頁）。因為顧先生與二老是管鮑之交，他表示「與揆老朝夕相見，請益甚便，而菊老很多資料已移送館中，所以編寫二老年譜，我是有較好條件的，無奈因循坐誤，至今引為憾事」（《我與商務印書館》）。
相知、相敬、相惜，這是人際交往中最理想的境界，在相處中也要保持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上面提及的老輩都是南州冠冕、耆宿大儒，他們之所以對顧青眼有加，正是看中了顧先生春秋正富、兢兢業業，認定顧是後生可畏，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顧先生與老輩之間的往來請益，不僅奠定了他一生的事業與道路，也塑造了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他一生恪守聖賢之教，宅心忠厚，處事和平，謙遜為懷，即使處理大小事務，亦從無疾言厲色之態。
津侍先生杖履有年，深受濡染。盛巽昌先生是我在上海圖書館的同事，他曾比喻說，顧先生是高級裁縫，沈津是熨衣童子。在上海圖書館的三十年中，無論是在同一間大辦公室，還是師徒兩人面對面坐，我都深深感到顧先生的儒雅斯文與學識的無所不窺，他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工作，一生從不說假話、大話、空話，是真正的實幹家與務實者。
本文原刊於2026.8.22《澎湃新聞·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