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繁榮期及王重民明清目錄學研究—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下）
目錄學繁榮期及王重民明清目錄學研究—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下）
武秀成
二、歷史分期的要點
（三）目錄學繁榮期
從唐朝到元代，主體是宋代，這是中古目錄學的繁榮時期，其顯著特點：一是各類型的書目完備且成熟，對後世影響巨大；二是目錄學理論已經形成，並指導目錄學的發展。今略作介紹如下：
1.關於官修目錄
歷代大型官修目錄很少，這一時期共產生了5部官修解題目錄：唐代兩部，即《開元群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宋代三部，即《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及《中興館閣續書目》。五部書目，都沒有保存下來，只有《崇文總目》傳下一個沒有解題的一卷本簡目，《中興館閣書目》及《續書目》有一個趙士煒的輯本。下面對三種要目略作補充說明：
（1）《開元群書四部錄》：①這是古代綜合性書目中卷帙最大的一部，凡200卷。另一部200卷的書目就是《四庫全書總目》。②「開元盛世」成就了此目，此目反映了唐朝開元時期的藏書盛況。③完全沿襲《隋志》的四十類分類系統。④此書目由麗正殿書院（即後來之集賢殿書院）數十人共同合作完成。四部各有專人負責，此言「經部是殷踐猷、王愜，史部韋述、余欽，子部毋煚、劉彥直，集部王灣、王仲丘」（第98頁），「王仲丘」乃襲《新唐志》著錄之誤，當作「劉仲丘」[1]。
（2）《古今書錄》：①毋煚不滿於《群書四部錄》的分類與著錄錯誤，於開元後期據之增補刪訂，新增六千餘卷。②《古今書錄》雖然亡佚，但《舊唐志》全採此目而成，今人對《古今書錄》的瞭解全部來自《舊唐志》。③毋煚改革圖書分類系統，增設5類，其中經部詁訓類與子部類事類最值得關注。詁訓類著作從經學附庸獨立出來，是古代小學類演變的一個關鍵；類書從雜家類分出，則是古代類書迅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崇文總目》改名「類書類」，此後歷代沿用。④《古今書錄》原本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2]。所謂「注撰人姓氏」，非指為圖書標注撰人姓名，而是撰人附有小傳。據此看，《古今書錄》採用的是傳錄體，它刪去的《群書四部錄》的提要文字，是那些關於圖書內容的部分，而保留的是撰人事跡，故二百捲縮減至四十卷。⑤《古今書錄》「著錄圖書3,060部，51,852卷」（第100頁），僅為其《四部目》所錄，不包括《釋道目》（《舊唐志序》言釋道兩家「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著錄圖書3,060部，所據為《舊唐志序》，而《舊唐志》四大類前自注著錄圖書部卷數可與之印證，唯史部與《舊唐志序》「八百四十部」有異，作「八百四十四部」。「四」字易脫不易衍，而南宋王應麟《玉海》引「《舊史志》載《書錄序》」總計部數亦作「三千六十四部」[3]，然則《古今書錄》之《四部目》著錄圖書當以3,064部為是[4]。
（3）《崇文總目》：①宋代崇文院，包含“三館秘閣”，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與秘閣，是宋代的國家圖書館和文化機構。館閣的藏書目錄就是《崇文總目》。②《崇文總目》原本六十六卷亡佚，傳世一卷本是宋人刪去敘錄、提要的簡目。此一卷本以天一閣藏本為舊本原貌，四庫本著錄序次有改動，清人錢東垣等《集釋》本可提供部分原書敘錄與提要佚文，但著錄序次亦有改移，更要注意區分撰人姓名是否為清人所補。③《崇文總目》首次在分類上把釋、道二家經書系統性地納入四部之中；又把詁訓類合併進小學類，首次完成了小學類的演變；並在官修目錄中首次設立了文史類，即後來的詩文評類。
2.關於史志目錄
這一時期，史志目錄較官修目錄與私家書目更為重要，一是因為官修目錄幾乎都已亡佚，私家書目也僅存三種；二是史志目錄的數量遠超其他時期，計有《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六種。下面依次對各家史志目錄的要點略作說明：
（1）《隋書·經籍志》：①關於《隋志》的底本。一般都認為是「用《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作為纂修的底本」（第105頁），今有學者考證魏徵在校理貞觀藏書時，「根據當時藏書編製了一份四部書目錄」，即「《隋志》所依據的『舊錄』」[5]。這說明《隋志》正文著錄的圖書，不僅是隋代的藏書，也是唐初朝廷的實際藏書。這從《隋志》的小序和著錄方式也可以得到印證。如《隋志》「讖緯類」小序言：「今錄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②「舊事類」小序言：「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6]其他如「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雜傳類」「譜系類」「簿錄類」等皆有「見存」字樣。又正文著錄之下，往往有注文言「梁有……亡」字樣，這都說明正文著錄的圖書為當時編撰書目時所實有。即使堅持以傳統的《隋大業正御書目錄》為底本的觀點，也是以當時豐富的官方藏書檢核過的，因此才能夠考見存亡。[7]《隋書》各志，原本單行，名《五代史志》，其後合入《隋書》，故《隋書》十志，多涵蓋梁、陳、北齊、北周及隋五代內容。但《隋書·經籍志》正文著錄包含北朝著作，而注文只反映南朝圖書流通情況，以梁朝為主，兼及宋齊。③《隋志》注文「梁有」的來源，討論者甚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說即指《七錄》，一說主要根據《七錄》，同時兼採梁朝其他官修書目。張固也最後考定「梁有」即指《七錄》[8]，其說可信。④《隋志》體例、分類、著錄方式皆十分完善，對後世影響深遠，四部分類法的定型即始於《隋志》。⑤清代有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當代有日人興膳弘、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可以參考。
（2）《舊唐書·經籍志》：①《舊唐志》即據《古今書錄》而成，「一點沒有改動地保存了51,852卷圖書的著錄」（第124頁）。王先生的這個觀點非常精當。有學者認為五代史官採用《古今書錄》編撰《舊唐志》時對圖書有所增補，這個觀點應當是不成立的。[9] ②《舊唐志》對《古今書錄》的改編，只有刪削沒有增補，即刪去大小序和傳錄體的提要，並刪去所附的佛、道經目錄。③《舊唐志》對中晚唐文獻沒有涉及，此為其最大缺陷，原因就是其後沒有唐代的官修書目可以依徬。
（3）《新唐書·藝文志》：①《新唐志》的「著錄」部分較《古今書錄》的著錄多出2,063卷，其依據何在？學者多有不同意見，王先生「疑歐陽修所據的《古今書錄》是一個經過增訂的本子」（第125頁），今考定《新唐志》在採用《古今書錄》之外，還採用了韋述的《集賢書目》[10]。②《新唐志》「不著錄」部分是否具有紀藏書的性質，王先生認為《新唐志》「所補充的《古今書錄》未著錄的兩萬多卷是根據宋代的藏書」（第125頁），今據學者考證，「不著錄」部分多有採自史傳雜著者，不能視為具有宋代藏書的性質。[11] ③「不著錄」部分具有典型的紀唐代著述的性質，對清代興起的補史藝文志具有重要的首發意義。雖然劉知幾在《史通》中曾經倡導以北齊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中的《墳籍志》為「楷則」，把紀朝廷藏書的史志變而為紀一代著作的史志[12]，但《關東風俗傳》早佚，後人無從得見，而劉氏之說也不見古人徵引，故其影響力遠不及《新唐志》。④歐陽修所補唐人著作還不完備，今人多有拾補，主要成果有張固也的《新唐書藝文志補》[13]。
（4）《宋史·藝文志》：①《宋志》改變了編纂方法，不依據官修書目，而是採用四部國史藝文志編纂而成。具體而言，是以《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為藍本，採用《三朝志》《兩朝志》與《四朝志》進行補充修訂[14]。雖然仍舊是紀藏書的性質，但與此前史志目錄又有所不同，即不反映一個時間點的藏書狀況，而是反映南北宋時期的官方藏書。②因為是根據四部國史藝文志進行刪並，重復之書又往往刪除不淨，故《宋志》中多有重復著錄，造成採用「互著法」的假象。③因為《中興志》下限在寧宗嘉定以前，故《宋志》缺少嘉定以後的著作。元代史官欲仿《新唐志》採用「不著錄」的方法進行補充，但僅見於少數類別，而未能貫通全志，故清代黃虞稷有《宋史藝文志補》之舉。④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查雪巾《宋史藝文志校證》訂正了《宋志》的不少錯誤，可參考。
（5）《通志·藝文略》：①《藝文略》的性質完全不同於其他史志目錄，既不同於此前的史志紀一代藏書（《新唐志》兼紀唐代著作），也不同於此後的史志紀一代著作（如《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而是「紀百代之有無」[15]的古今圖書總目。②首次採用三級分類體系，即「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16]。這是鄭樵目錄學的根本主張，也是古代圖書分類學史上的一大進步。③《藝文略》主要採錄《隋志》《新唐志》《崇文總目》《四庫書目》（即《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以及北宋一些私家書目而成。[17]
（6）《文獻通考·經籍考》：①《經籍考》首創輯錄體新體裁（王應麟《玉海·藝文》成書雖早於《經籍考》，但並未流傳，且其體制與「輯錄體」亦有區別），是元代最富創造性的目錄學著作。主要輯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而成，同時還採錄了《崇文總目》、四種國史藝文志的解題，以及原書序跋、筆記、詩話、文集中的相關文字。②此書對《直齋書錄解題》的傳播意義重大，明清人採用陳氏《解題》大致都源自馬氏《經籍考》（清武英殿聚珍版問世之前）。
這一時期還有一部較為特殊的綜合性書目，即王應麟的《玉海·藝文》，兼有《通志·藝文略》與《文獻通考·經籍考》兩家的特點。因為它是類書中的一門，屬於子部，歸類有些困難，但從體式上看，與此二書相近，故附於此。
王先生首先把「藝文」一門從《玉海》中析出，揭示其獨特的目錄學功用與價值，這是王先生目錄學成就的重要貢獻。《玉海·藝文》以「廣古今而無遺」為編撰宗旨[18]，同時又採用輯錄體匯編各種書目與經史文獻、古注、類書等相關資料，間加考證，故又稱之為「輯考體」[19]。其輯錄的材料，一般以《新唐志》為著錄基礎，以《中興館閣書目》為輯釋基礎，涉及的資料範圍極為廣泛。其編纂的具體方法，是以每個編題為著錄單位，與後世的主題目錄的形式相近。王先生的這些闡釋非常精到。王先生還提醒，若要瞭解《玉海》著錄的藝文全貌，還要兼顧其他門類，尤其是天文、地理、職官、音樂等門類。今人研究，主要有陳仕華的《王伯厚及其玉海藝文部研究》與武秀成、趙庶洋的《玉海藝文校證》可參看。
3.關於私家書目
唐代私家藏書目錄有名可考者較少，惟吳兢《西齋書目》最有名，不僅因為其傳至宋代，更因為其新創的「文史」一目被《三朝國史藝文志》和《崇文總目》所沿襲。宋代君主「右文」，經濟、文化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隨著雕版印刷的逐漸興盛，宋代藏書家蜂起，私家藏書目錄有名可考者不下數十家。其亡佚而有大名者，有李淑的《邯鄲圖書志》、田鎬的《田氏書目》、董逌的《廣川藏書志》等；而傳於今者，僅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三種而已。下面對此三家書目略作說明：
（1）《郡齋讀書志》：①這是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也是現存最早的單行本解題目錄。②此書目有兩個迥然不同的版本：一個袁本，即袁州刻四卷本，有宋刻本傳世，這是《讀書志》的初編本。或稱七卷本，包括《後志》二卷，《附志》一卷。《附志》是趙希弁所撰，若以此為獨立一家，亦可稱宋代私家書目存4家。另一個是衢本，即衢州刻二十卷本，僅有清抄本傳世，這是《讀書志》的增訂本。衢本較袁本多出435部書（其中2部重復），相同圖書的提要文字也多有不同。過去曾有袁本、衢本優劣之爭，衢本優於袁本可為定論，但袁本仍有獨立價值。③《讀書志》袁本分43類，衢本分45類，衢本分設「史評」與「文說」兩類最為後人稱道。部分小類有序（袁本9類，衢本25類），其位置很特別，編在每類的第一種提要之內，仿《詩經》大小序。④今人成果有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郝潤華《晁公武評傳》可參考。
（2）《遂初堂書目》：①此目開古代版本目錄之先河，這是其最顯著的特點。但著錄版本簡單，且基本僅限於九經和正史兩類。②此目在圖書分類上的亮點是在集部新設了「章奏類」與「樂曲類」，皆為後世所沿用（「樂曲類」後改作「詞曲類」）；《孟子》也從子部移入經部（附「《論語》」後）。③今傳各本皆直接或間接源自陶宗儀《說郛》[20]。由於此目著錄圖書過於簡略，全然不錄卷數，大部分不載撰人，與尤袤嗜書的「四當」風神及其史官與大藏家的身份完全不符，亦與前人及宋代書目著錄方式截然不同，今本當出於後人改竄[21]。
（3）《直齋書錄解題》：①《解題》著錄圖書51,180余卷，是宋代私人藏書最多的一家（宗室除外），超越了南宋官修書目《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的圖書總量。②《解題》分53個小類，其中「別史」「詔令」兩類為新創，並為後世所沿用；「語孟類」升《孟子》與《論語》並列，亦定位允當。無總序、大序，小類亦僅有9個類目有序，即「語孟類」「小學類」「起居注類」「時令類」「農家類」「陰陽家類」「音樂類」「詩集類」「章奏類」，不是「僅有七個類目有小序」（第122頁）。有學者對《解題》小序數目曾有考辨，又續增2個，皆不能成立。③著錄方式固定化，是其著錄撰人的特點；解題方式則從傳統的注重撰人與圖書內容轉變到關注或兼顧圖書版本及流傳情況。其對版本的著錄，又主要關注版本的差異與優劣。④《解題》通行本是二十二卷的《永樂大典》輯本，又有原本之殘抄本傳世，盧文弨據之定為五十六卷本，名《新訂直齋書錄解題》（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卷八至卷十六今闕，可用國圖藏傅增湘過錄盧校本[校於內聚珍本上]彌補其缺損部分[22]）。⑤今人研究成果，有武秀成《陳振孫評傳》、何廣棪《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並《史錄、子錄、集錄考證》）可參考。
4. 關於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
這兩類目錄可補充者無多，唯元代《錄鬼簿》，書中未曾涉及，此略作說明如下：
《錄鬼簿》是古代戲曲專科目錄之祖，元鐘嗣成編撰。初稿成於至順元年（1330），元統二年（1334）和至正五年（1345）曾作過兩次修訂。該書記載金元散曲作家、戲曲作家生平事跡和作品目錄，共收作家一百五十二人，作品名目共四百多種，保存了元人記述元雜劇歷史的重要資料。明代賈仲明有訂補，又有無名氏作《錄鬼簿續編》。今有王鋼《校訂錄鬼簿三種》本，對該書現存簡本、繁本、增補本三個版本系統分別進行了深度整理。王重民先生不提此書，或因其僅屬於專科目錄雛形，而非傳統目錄學意義上的書目；或是因為此前目錄學研究者尚未關注此書。
5. 關於目錄學理論方法
目錄學理論方法在這一時期有了質的變化，即在各種類型的書目湧現的背景下，目錄學理論方法也有了自覺的總結，鄭樵《通志·校讎略》正式誕生了。這是目錄學史上首次出現的目錄學理論和方法的專門著作。王先生分為目錄的功用、分類原理、著錄方法和解題編寫方法四項對這一時期的目錄學理論方法進行了扼要的論述。
關於目錄的功用，有兩個層面，一是目錄學的宗旨，也就是根本旨趣；一個是目錄學的具體效用。鄭樵對目錄分類、著錄方式、解題編寫的論述，都關涉目錄學的功用問題，但鄭樵未對目錄學的根本旨趣做過論述，故王先生取智昇《開元釋教錄》自序與毋煚《古今書錄》自序而論之。智昇要言有「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提綱舉要，歷然可觀」；毋煚要言有「剖判條源，甄明科部」，「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目錄學功用的揭示，有利於目錄學的傳播和普及。宋代以前單行本書目的全部失傳，與目錄學功用的認識不足有重大關係。
關於分類原理，鄭樵的認識最深刻。他有編撰《群書會記》與《藝文略》的豐富實踐經驗，建成了全新的三級分類體系。這是分類學史上的偉績。因為如此，鄭樵對分類原理才闡述得如此精辟：「類例不明，圖書失紀」，「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類例分明，不僅有利於圖書的保存，更能使學術脈絡清晰，即通過圖書分類，區分學術源流。這實際上就是後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一種表達。
關於著錄方法，鄭樵總結了書目中的兩種著錄方法：「類書」與「類人」，批評了《新唐志》著錄以撰人為主的「類人」法，肯定了傳統的以書名為主、注撰人於其下的「類書」法。所舉《新唐志》雜傳類的著錄最能切中要害。
關於解題編寫，鄭樵提出「書有應釋」與「書有不應釋」的區別，強調「泛釋無義」。他針對的對象是宋代的書目，其意圖是書目解題要繁簡得當，既反對無差別的為每書做一解題，更反對解題內容於明白處贅言。這對提高解題質量無疑是有益的。
鄭樵對著錄內容的探討很有遠見。他主張：著錄內容應該「紀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這是他「會通」思想在目錄學中的反映。「通錄古今」，則不論存亡，故強調「編次必記亡書」，以期為學術史提供完整的文獻譜系。
簡言之，鄭樵的目錄學理論就是：通錄古今，以分類為體，以簡要為用。
三、王先生對明清目錄學的研究
下編為《論叢》，收入王重民先生九篇專題文章，可以對王氏《中國目錄學史》未完稿的明清部分稍作彌補。
關於明代目錄學，王先生沒有專門的論文，但在《〈中國目錄學史〉後記》中仍顯示了他對明代目錄學研究的心得。《後記》是王先生為重印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而作，著重說明瞭六個問題，訂正或補充姚著關於六部書目的錯誤或不當論述。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對明代葉盛《菉竹堂書目》的辨偽。《菉竹堂書目》是現存明代最早的私家書目，王先生引據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五《粵雅堂刻偽菉竹堂書目跋》與陳氏《帶經堂書目》卷二引周星詒批注，指出今傳粵雅堂刻本及多種抄本皆為偽本。其證據有二：一是今本該書目分類雜亂，著錄圖書的冊數較葉盛《菉竹堂書目》原序（文集本與該書目卷首序一致）所言多出四倍，卷數相差倍數更大。二是今本書目的分類與著錄的圖書與明代《文淵閣書目》相當一致。《菉竹堂書目》偽本說已成定論，首發此說者當屬於周星詒[23]。另外王氏還對舊題倪燦的補史目錄《宋史藝文志補》與《補遼金元藝文志》，先唐的宗教目錄《眾經別錄》與《大隋眾經目錄》，清代章學誠的專科目錄《史籍考》與邢澍的《關右經籍考》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辨析，可補姚著之不足。
王先生還有兩篇研究明初《永樂大典》的文章，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明代文獻學和清代輯佚學，故亦收入《論叢》。《〈永樂大典〉的編纂及其價值》一文，討論對象是一部巨無霸的類書。該文對《永樂大典》產生的社會時代背景、纂修的過程及其價值都作了概括論述，其中對古代字典、類書及百科全書的演進過程和《永樂大典》編纂形式的學術意義的論述較有創意。《〈永樂大典〉纂修人考》是這一專題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此前民國時期郭伯恭 《〈永樂大典〉 考》第三章《纂修諸人考略》考出194人，較為簡略，採用文獻主要是《明實錄》。王先生所考人員最多，有246人（內1人重復），郭文所考得者4人不見於王文，不知何故。同時王文對每個纂修者之纂修工作也有揭示，而《永樂大典》的纂修方法與方式也藉此得以顯明。令人驚嘆的是，此文形成的文獻積累，是親閱數百種明代方志、明人傳記及明人文集之後的資料爬疏，而非採用數據庫檢索所能一時完成的。但如此龐大複雜的文獻編纂工程，其資料爬疏很難由一人完成。此後，又有朱鴻林《〈永樂大典〉纂修人考補》[24]、張金梁《〈永樂大典〉 纂修人研究 》[25]、劉波《永樂大典纂修人續考—以方志為中心》[26]等續有所考，其中劉文考得最多（達98人，其中4人為補正前人所考）。可供讀者參考。
《永樂大典》雖非書目，但和明代目錄學有一定的關係，這主要表現在六十卷的《永樂大典目錄》上，王文因專題限制而未作討論。《永樂大典目錄》是由清代張穆（1805-1849）從《永樂大典》中抄錄出來的，道光年間由楊尚文出資刊入《連筠簃叢書》中。[27]另外還有一個清抄本傳世（藏國家圖書館）。該《目錄》為《永樂大典》各卷之目錄，每卷標注字目、事目，有少部分事目出現書名與篇名。此書名匯總即如一部小型簡目，可以結合明英宗正統年間編纂的《文淵閣書目》，考察元明官方藏書情況。《永樂大典目錄》雖然具有某些目錄功用，但大量的卷目中並未出現所錄書名，終究不宜直接視為明代官修目錄。
關於清代目錄學的專題論文有5篇。其中《千頃堂書目考》是《千頃堂書目》研究的奠基作。作者對《千頃堂書目》的作者黃虞稷的生平事跡、黃虞稷纂修《明史藝文志》的過程論述頗為翔實可靠。其中「附論倪燦撰《藝文志序》」，辨析倪燦「沒有分纂或正式參加纂修《藝文志》」，僅作過一篇《明史·藝文志序》，盧文弨從《明史藝文志稿》中析出《宋史藝文志補》與《補遼金元藝文志》，刊印時因而誤題撰人為「倪燦」。此論後成共識。該文對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與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的關係，《王志》與張廷玉《明史·藝文志》的關係考察得比較準確，即《王志》出於《黃志》，刪改較多；《張志》出於《王志》，很少改易。其中較有價值的發現是，《王志》經部《易》《書》《詩》《禮》四類採用朱彝尊《經義考》進行了大量條目的增補和部分圖書序次的調整。需要注意的是，說王志出於黃志，從史源上看是沒有錯誤的，但從《明志》具體的演進線路來說，應當注意作為中介的舊題萬斯同的《明史·藝文志》：《萬志》繼承《黃志》而刪去了《黃志》中的「補宋遼金元」部分，《王志》沿襲《萬志》，又刪削了一些「無卷帙氏里可考」及「書不甚著」者（第305頁）。該文最有影響的是第五部分討論的「黃氏《明史藝文志稿》與《千頃堂書目》」的關係。作者根據「這兩部書都是一人所著，而內容又是百分之九十九相同」的特點，確認這是同一部書；又通過考察《經義考》引《黃志》與《千頃堂書目》的不同，主要是比《千頃堂書目》多出的3條著錄，均見於盧文弨所校朱文游藏的黃氏《明史藝文志稿》（但對於撰人的注釋文字有不同），並援吳騫《重校千頃堂書目跋》為助，從而判定：「《千目》是初稿，《明志稿》是增訂稿，《千目》在先，《明志稿》在後。」（第315頁）這個觀點一直是學界的主流觀點，但近年來受到了嚴重挑戰。李鶴麗《〈千頃堂書目〉系黃虞稷〈明志稿〉改竄本考論》[28]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檢討，在日人井上進、青年學者李言等人研究基礎上，經過翔實考證，縝密推理，獲得了較為圓滿的答案。其考論路徑，主要是通過朱彝尊《經義考》徵引的黃虞稷《明志稿》與盧文弨所見《黃志》及《千目》的異文比勘，尤其是盧見《黃志》對朱引《明志稿》與《千目》共同的著錄錯誤的訂正，以及盧見《黃志》對朱引《明志稿》與《千目》正確文字的錯誤修訂，從而考定：盧見《黃志》並不是黃氏《明志稿》的原本面貌，而是後來史官的修訂本。又梳理《千目》的流傳軌跡與稱引情況，從《千目》的編撰宗旨和著錄體制，《千目》與《明志稿》著錄圖書的異同與體量，以及史官的「立言」心態與錄副現象等方面進行考察，確認：《千頃目》實際上就是黃氏《明志稿》的一個副本，早期應當稱之為《黃氏書目》，經過杭世駿等人增補，於是有了今本《千目》。嚴格來說，今本《千目》實際上就是黃氏《明志稿》的一個改竄本，但黃氏《明志稿》亦在其中。過去諸家相互詰難，不能定讞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沒有一個可堪比較的準確文本，即諸家用以比較的盧文弨所見《黃志》（包括京大本《明志稿》）實際上並非黃氏《明志稿》原本，《千目》亦非黃氏原本或杭氏原本，而往往採用的是融合了多個版本系統的混合性文本—張鈞衡《適園叢書》增訂本。
《〈明史·藝文志〉與補史藝文志的興起》一文，主要論述了傅維鱗《明書·經籍志》、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張廷玉《明史藝文志》的纂修、沿革情況與清代各家紛紛撰著補史藝文志的盛況，揭示了史志目錄發展至明代的變革必然性與黃氏《明志稿》對清代補史藝文志蓬勃興起的推動作用。此文在黃氏《明志稿》的編纂宗旨與體例的學術淵源的考察上還略有不足。《黃志》斷代編纂著述目錄的宗旨與體例，實際上是直接繼承了其前任尤侗編撰的《明史藝文志》，尤侗《藝文志序》對其改轍易弦的編纂方法也有扼要說明[29]。
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文章有兩篇。《論〈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學」中最早的從纂修過程、思想內容與後世影響等角度全方位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一篇長文，是《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奠基作之一。豐富的四庫纂修檔案的利用和政治、時代的研究視角是其特色。其對《總目》纂修三個階段的劃分，最符合實際；對《總目》的著錄原則與提要編撰的主導思想的分析雖然帶有當時濃厚的政治話術色彩，卻能切中要害；《總目》對後世目錄編撰和士子閱讀的影響的論述，可謂精當。末尾談《總目》版本有兩點需要糾正一下：一是武英殿本、浙本皆刊於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而不是1793年[30]；二是浙本刊刻的底本不是殿本[30]，而是《總目》早期的一個寫本[31]。文中關於《總目》初稿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觀點，學界有爭議，這主要是對「初稿」的理解不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館臣曾進呈《總目》，此當為《總目》雛形。四十一年高宗諭稱「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32]，此時《總目》當基本完成，但似與各書提要分離，至少沒有完全合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總裁進呈之《總目》，當屬於今本二百卷《總目》之初稿。文中有關《四庫全書》刪削抽毀的絕對論述，以及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與清廷開始實施文教政策的問題，可參看張宗友《論王重民先生的四庫學研究成就》一文的辨正[33]。
《跋新印本〈四庫全書總目〉》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出版的年月問題」，二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殿本、浙本優劣問題」。第一個問題，上文已有說明。雖然王氏提出的「乾隆五十八年」說被「乾隆六十年」說推翻了，但這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推進過程。王氏據《總目》提要中涉及的最晚成書時間和《四庫全書》及《總目》的刪訂時間節點，成功地推翻了當時乃至當今還在影響讀者的「乾隆五十四年」說[34]，距離該問題的終極答案又進了一步。第二個問題更有價值。王先生採用新印本所附《校記》五十八例，分為圖書卷數、人名地名與篇章名數、一般文字等三組，詳為辨析，三組合計浙本訛誤32例，殿本訛誤3例；浙本優者3例，殿本優者8例；兩通之異文12例。這個有限異文的分析，除了個別例證判斷有誤外，如第二組第6例以浙本「黃貫曾」為誤（實則浙本是，《總目》稿本亦作「黃貫曾」，墨筆圈改作「黃省曾」，殿本作「黃省曾」是館臣誤改的結果[35]），其餘的辨析都是可靠的，顯然結論是殿本優於浙本。但這個問題的論證缺陷也是明顯的，即取材太少，採用的是不完全歸納法，論證難以周密。魏小虎通校殿本與浙本，獲得異文七千餘條，詳列各卷異文統計數目，認為當從浙本者較當從殿本者多出800餘條[36]，「則孰優孰劣可成定讞」[37]。魏氏論證採用完全歸納法，這是其最大的成績，其結論也有相當的可信度。但其論證浙本優於殿本的方法還可以完善，即確定優劣的標準問題。浙本與殿本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即浙本的底本非定稿本，而殿本的底本是紀昀等修訂的最後定本。定本與非定本，其優勝不僅在文字的傳寫刊印訛誤的多少方面，其他方面的比較也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近有孫利政撰《〈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優於浙本新論》[38]，提出新的思路，認為版本優劣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文字訛誤，二是文字優劣。文字訛誤既包括文字訛誤的「數量」，即指異文正誤的數量多少；也包括文字訛誤的「質量」，即指異文訛誤的繁簡難易程度。如誤校誤改、似是而非的文字錯誤相較於形音相近、易於考索的傳寫訛誤，它們的「質量」是大不相同的。文字優劣指二本異文文義皆通、不存在是非正誤，但在遣詞造句、行文表達等方面有優劣之別。孫文通過二本文字訛誤的難易程度和文字優劣兩個方面的考察，尤其是」對殿本呈現出的經過紀昀反復修改潤色後的定稿文本面貌的論述，重新論定殿本明顯優於浙本。此後重新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當以殿本為底本，而據浙本訂正殿本中的文字訛誤，同時參校其他各種類型的四庫提要，庶幾乎可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定本。
《章學誠的目錄學》是一篇以人為研究對象，較早地探討目錄學理論的論文。作者以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發展為線索，勾稽其各種文獻學活動和事跡，將其成長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章學誠的代表性著作是他編纂的《和州志·藝文書》。《和州志》今僅存三卷殘本，但《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卻完好地保存在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中。章氏是古代最重要的方志學家，《和州志·藝文書序例》是章氏方志藝文志的綱領性文獻，核心是以史統文，以官學溯源，以義例立規，將「藝文志」從「文苑選本」轉入「史學文獻」的軌道。現存的古代方志中藝文志大都是一地先民的文章選本，屬於地方詩文總集。到明代中期，如弘治十六年（1503）成書的《溫州府志》，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為《詞翰》，如舊志之《藝文》，專錄與郡邑相關之詩文，但該志又在卷十八設立《書目》一門，專錄「吾鄉諸儒之書」，且不論「其存其亡，其顯其晦」[39]。此類目錄性質的方志藝文志，萬曆以前較少，萬曆之後漸多，但相較於「文苑選本」性質的藝文志，仍然屬於「少見」，清代亦如此，故章氏由此討論。章氏在《文史通義》卷八《外篇三·修志十議》中也提出這一觀點：反對地方藝文志「類輯詩文記序」，而不記載「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這是章氏重要的目錄學思想之一，《和州志·藝文書》編纂為一地著述目錄，正是他目錄學思想的重要實踐。第二階段章學誠在目錄學上最大的成就是撰成《校讎通義》，這是古典目錄學理論的巔峰之作。該書主要的研究方法與傾向是：宗劉、補鄭、正俗，即尊崇劉氏父子，彌補鄭樵《通志·校讎略》的不足，糾正目錄學的弊端。章氏尊崇《七略》，尤其推重《輯略》的編撰，認為《輯略》「最為明道之要」，這說明王氏特別注重系統目錄工作中大小序的撰寫，因為這正是發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用的重要手段。同時也要注意在這個階段，章氏對此前墨守《七略》分類而批評四部的主張有了修正。章氏目錄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提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是闡明「互著」與「別裁」。前者在目錄學史上第一次確立了目錄學的學術史功能，後者是第一次完整闡明古典目錄學中兩種輔助性的著錄方法。章氏雖然在理論上闡明瞭「互著」「別裁」，但其論證舉例卻頗有不當。王氏盛贊其倡導的「互著」「別裁」理論，但否定了章氏列舉的全部的《漢志》之例。今人考察《漢志》中的所謂「互著」之書，實際上都是同名異實，即非同一部書；而「別裁」實際上是「別裁本」，並不是目錄學家的「別裁」，或可視作「不完善的別裁」。[40]最早明確採用「互著」法的，當是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41]。王先生對《校讎通義》用功極深，其《校讎通義通解》至今仍是最好的注本。第三階段主要是章學誠的目錄實踐和目錄學理論完善時期。這一時期開始並初步完成了《史籍考》的大部分編撰工作，修訂了《校讎通義》。還撰寫了《州縣請立志科議》[42]，提出制度性地設立地方文獻館「志科」，這是非常具有卓識的建議。第四階段中章學誠大致完成了《史籍考》的纂修工作，但此書屬於地方官領銜的官修，浙江巡撫謝啓昆陽助而陰阻，導致此書大幅增擴而未能定稿。其後又經道光間南河河道總督兼漕運總督潘錫恩增訂，寫成清本三百卷，待付手民。咸豐六年，不幸失火焚毀。關於《史籍考》的纂修過程，王重民在《〈中國目錄學史〉後記》中有詳細考述。
《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傳》是關於清代章宗源和馬國翰這兩位輯佚大家的一篇專論。王先生有感於兩位文獻學家對清代學術的貢獻，而在正史中卻沒有傳記，故發此論。《評傳》論述精深，是王先生輯佚學研究的代表作，在學界影響巨大。當代輯佚學的興起，此為嚆矢。王先生也因此被譽為「對輯佚作個案研究的第一人」[43]。該文有三個內容，一是考述章、馬兩位的家世與生平事跡，二是考察章、馬兩位輯佚工作的歷程與輯佚書的流傳情況，三是為章、馬兩位平生30種著作（包括輯佚書）撰寫敘錄。這第三個內容，就是王先生編撰的一部個人著作目錄。敘錄採用的是朱彝尊《經義考》輯考體的方式，為讀者瞭解章、馬二家學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中對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的敘錄，最值得注意。該《考證》對《隋書·經籍志》進行系統性考補，著意於輯錄佚書，考訂異同。惜其內容只有史部，而無經、子、集三部。這並非是流傳散佚之故，而是原本只有史部，正如梁啓超所言，本是為章學誠《史籍考》而作，《史籍考》亦多所採用。章氏《考證》，是目錄學史上繼南宋王應麟之後的第二部考證目錄學著作的專著，影響巨大。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即承之而作，並大量徵引章氏《考證》。章著原名，各抄本及光緒三年崇文書局刻本（文中稱「光緒十三年」疑誤）皆作「《隋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本、《二十五史經籍藝文志考補萃編》本題作「《隋書經籍志考證》」，可視作異名。又有王頌蔚批校、黃壽成點校本以及黃壽成《〈隋經籍志考證〉及其王頌蔚批校研究》可參考。
《評傳》中還特別辨析了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竊自章宗源的疑問，可以確認：這是沒有證據的誤傳。
重溫王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仍然受益良多。此書主體部分都完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從研究方法到語言表述，我們都能看到時代的烙印。當時的官方哲學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歷史觀，王先生系統性地採用政治、經濟、文化的視角來闡述目錄學的成立、發展與繁榮，具有相當的深刻性；不過也難免會受到庸俗化、政治化的影響，尤其是階級分析的絕對化，以及相應的一套政治話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書的學術魅力。但這些論述和話語是可以過濾的，當我們略過這些話術，專注於那些目錄學本身發展軌跡的探尋，以及各個時期代表性目錄學著作的考論，我們仍然不得不折服於王先生論述的宏大與精深。雖然我在書中各章節相應的地方有一些論述的補充與修正，但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學人踩在前人肩膀上繼續探索的結果，只是證明瞭一點：目錄學的薪火還在希望中相傳。
2026年春於南京大學文學院
註釋：
[1]詳見武秀成：《唐〈群書四部錄〉撰者「王仲丘」辨誤》，《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第36-44頁。
[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序》，中華書局，1975年，第1966頁。
[3]王應麟：《玉海》（合璧本）卷五二，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037頁。
[4]武秀成：《〈舊唐書·經籍志〉考校舉隅》，《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第81-84頁。
[5]張固也：《〈隋書·經籍志〉所據「舊錄」新探》，《古典目錄學研究》，第96頁。
[6]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三二《經籍志一》，第1063頁。
[7]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三三《經籍志二》，第1096頁。
[8]張固也：《〈隋書·經籍志〉之「梁有」新考》，《古典目錄學研究》，第75-88頁。
[9]詳見武秀成：《〈舊唐書·經籍志〉「增補說」辨正》，《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第45-66頁。
[10]詳見武秀成：《〈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探源》，《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第137-165頁。
[11]詳見張固也：《論〈新唐書·藝文志〉的史料來源》，《古典目錄學研究》，第118-125頁。
[12]劉知幾：《史通》卷八《內篇·書志第八》，《四部叢刊初編》本，頁五、六上。
[13]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4]詳見馬楠：《離析〈宋史藝文志〉》，《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中西書局，2020年，第135-180頁。
[15]鄭樵：《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清武英殿刻本，第四頁上。
[16]鄭樵：《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第三頁上。按：據王先生統計，《藝文略》中二、三兩級分類的實際數量有所調整，但也存在統計的準確性問題。
[17]詳見張固也：《論〈通志·藝文略〉與「民間藏書」》，《古典目錄學研究》，第191-201頁。
[18]鄭樵：《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第五頁上。
[19]詳見武秀成：《玉海藝文校證·前言》，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21-36頁。
[20]石祥：《書目與版本：文獻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第1-2頁。
[21]詳見李鶴麗：《古典目錄學考論》三《南宋〈遂初堂書目〉後人改竄考論》，南京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23年，第45-48頁。
[22]石祥：《書目與版本：文獻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第7-8頁。
[23]萬姍姍：《周星詒、陸心源批注稿本〈帶經堂書目〉文獻價值舉隅》，《圖書館界》2024年第6期，第20頁。按：據萬文考察，周星詒批注早於陸心源。
[24]朱鴻林《〈永樂大典〉纂修人考補》，《故宮學術季刊》第五卷第二期（1987年冬季號）。
[25]張金梁《〈永樂大典〉 纂修人研究 》，《文獻》2009年第1期。
[26]劉波：《永樂大典纂修人續考—以方志資料為中心》，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九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
[27]詳見李鶴麗：《〈千頃堂書目〉系黃虞稷〈明志稿〉改竄本考論》，《文史哲》2025年第4期。
[28]詳見李鶴麗：《〈千頃堂書目〉系黃虞稷〈明志稿〉改竄本考論》，《文史哲》2025年第4期，第144-145頁。
[29]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30]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中國四庫學》第1輯，中華書局，2018年。
[31]韓超：《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底本及其成書過程再討論》，《圖書館雜誌》2020年第12期。按：浙本同時參校了文瀾閣抄本《總目》，並吸收了鮑氏、盧氏、王氏等多家校勘成果。
[32]張書才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7頁。
[33]張宗友：《論王重民先生的四庫學研究成就》，《中國四庫學》第1輯，中華書局，2018年。
[34]按：中華書局1965年浙本影印本，至今仍是通行本，其後各印次的《出版前言》未作修改。
[35]孫利政：《〈四庫全書總目〉考校》，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5年，第701-702頁。
[36]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匯訂》附錄二《浙本、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優劣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68-6973頁。
[37]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浙本、殿本異文考辨二百例》，《中國四庫學》第1輯，中華書局，2018年，第90頁。
[38]孫利政：《〈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優於浙本新論》（上、下），《四庫學研究》第11輯、第12輯，岳麓書社，2023年。
[39]鄧淮修，王瓚、蔡芳纂《（弘治）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影印明弘治刻本，上海書店，1990年，第32冊第829頁。
[40]楊新勳：《〈七略〉「互著」、「別裁」辨正》，《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6-66頁。
[41]詳見郝潤華、武秀成：《晁公武、陳振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43-460頁。
[42]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卷六《外篇一》，中華書局，1985年。
[43]曹書傑：《中國輯佚學研究百年》，《東南學術》2001年第5期，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