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詩日本「抄物」古寫本的首次系統整理 」—卞東波《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出版
蘇軾詩日本「抄物」古寫本的首次系統整理 」—卞東波《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出版
《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全五冊），〔宋〕蘇軾撰，[日]大岳周崇編注，卞東波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
在中國蘇軾研究史上，宋代和清代是兩大高峰期，產生了大量的蘇詩注本，而其間的明代似乎沒有產生有影響力的注本。將目光轉到東亞，大致相當於明代前中期的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卻是東亞蘇軾接受史上的鼎盛期，當時的五山禪林「兄玉堂而弟豫章」（伊藤東涯《紹述先生文集》卷三《杜律詩話序》），又有所謂「東坡山谷，味噌醬油」（參見上村觀光《應仁亂より觀たる五山の學問》，載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別卷》，思文閣1973年版，第929頁）之說。
室町時代產生了大量蘇軾詩歌的「“抄物」，現在尚存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遺芳》（下簡稱《遺芳》）、瑞溪周鳳（1392-1473）的《坡詩脞說》、萬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以及笑雲清三（1492-1520）編纂的東坡詩抄物集成《四河入海》等。所謂「抄物」，指的是室町時代中期到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禪僧和文人對典籍進行解說與注釋而形成的書物的統稱。
大岳周崇所撰的《遺芳》是現存最早的室町時代蘇軾詩歌日本古注本，卞東波教授所著的《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下簡稱《校證》）是對大岳周崇《遺芳》的深度整理。
大岳周崇生平見於卍元師蠻（1626-1710）所撰的《本朝高僧傳·京兆南禪寺沙門周崇傳》（下簡稱《周崇傳》）。據本傳可知，釋周崇，俗姓一宮氏，字大岳，號全愚道人，阿波國（即今德島縣）人。大岳“幼而博學，洛中所在之書，悉周覽之”（林羅山、林鵝峰《本朝通鑒》第一二《續本朝通鑒》卷一五四應永九年「三月甲申朔辛卯僧周崇住相國寺」條），又「深慕禪那」（《周崇傳》），師事臨濟宗夢窗派禪師默翁妙誡（？-1373），後隨默翁遷至京都臨川寺。大岳為人明敏，受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尊信。應永九年（1402），任京都相國寺住持，後又任天龍寺、南禪寺住持。應永十一年始，任鹿苑院主、僧錄司十年，晚年再任天龍寺住持。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岳在學問上，通內外典，即所謂「百家之篇，靡不涉獵」（《周崇傳》），這為他從事漢籍研究奠定了極好的基礎。大岳能夠著成《遺芳》，也與他曾「往相州閱金澤庫書」（《周崇傳》）的經歷有關。「金澤庫」即鐮倉幕府執權北條氏建立的藏書機構金澤文庫，以漢籍收藏豐富著稱，其中就收藏了大量從中國購買的宋版漢籍。
五山僧萬里集九曾說：「《芳》《脞》《翠》之三部，乃坡集之日、月、星也。」（《梅花無盡藏》卷六《天下白序》）可見，《遺芳》的學術價值早在室町時代就得到了承認。《遺芳》之注全部為漢文注釋，單行本目前僅有室町時代京都五山之一相國寺僧人喜承在延德二年至延德三年（1490-1491）的寫本傳世（現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寫本書名或作「翰林遺芳」）。另外，《四河入海》也幾乎全文抄錄了《遺芳》，日本市立米澤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舊題王十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下簡稱《百家注》）殘卷上亦過錄了《遺芳》部分文本。《遺芳》以《百家注》為底本，用傳入日本的宋人趙次公注東坡詩，以及施元之、顧禧、施宿《注東坡先生詩》（下簡稱施顧注）加以補充，又加入了日本蘇軾詩舊抄物「肖抄」「笑抄」「或本首書」以及大岳周崇本人的注釋，最後形成一個中日蘇詩集注本，也是現存最早的蘇軾詩歌「東亞集注本」。
《校證》整理的對象《遺芳》不但是日本接受蘇軾詩歌的重要文獻，而且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首先，從文獻上來看，《遺芳》最大價值在於保存了眾多中國本土已經失傳的宋代文獻資料。兩宋之際的趙次公是學術史上較少的既注杜又注蘇的學者，《遺芳》引用了大量趙次公注東坡詩，而趙注在中國早已散佚，《遺芳》中所存多為《百家注》所未載，而且其文獻形態也不同於《百家注》中所載，《遺芳》又保存了數十首趙次公的「和蘇詩」以及宋代文獻提到然已亡佚的「男虎錄」（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三〇《學記》）。施顧注東坡詩是宋人注宋詩中的精品，現存宋刊本施顧注僅存三十六卷，尚有六卷亡佚，而《遺芳》不僅保存了這些佚卷的部分內容，還能補苴現存版本殘缺的部分。南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稱「惟蜀士趙次公為少陵忠臣」，趙次公也是蘇軾「忠臣」，而《遺芳》保存了中國本土已經失傳的蘇詩宋注，故大岳周崇亦可謂東坡的異域「忠臣」。
另外，《遺芳》還引用了一些現在已經失傳的日本蘇軾詩早期抄物，如「肖抄」「笑抄」「或本首書」等。由此，《遺芳》成為研究日本早期蘇詩接受史的重要文獻，反映出日本五山禪林內部豐富的注釋傳統與學術積累。日本室町時代蘇詩抄物集成《四河入海》雖然也抄錄了《遺芳》，但由於《四河入海》對《遺芳》的抄錄存在刪節與訛誤，今人在閱讀與研究《遺芳》時還是要回到《遺芳》的古寫本。然日本古寫本閱讀難度大，且《遺芳》未附蘇軾原詩，僅有注文，《校證》則載錄了《四河入海》的蘇詩原文（然根據《遺芳》的詞頭調整了部分原文），並以現代古籍整理的方式對《遺芳》古寫本進行了全面的董理。
其次，從注釋體例與文學研究角度來看，《遺芳》體現出綜合性的注釋方法。其底本為《百家注》，按類編排，而施顧注則為編年體。大岳周崇在此基礎上進行整合，將分類與編年兩種體例融為一體，同時加上趙次公對蘇軾詩的詩意闡釋，使讀者既能把握蘇詩的題材類型，又能瞭解其創作背景與詩歌意蘊。這種融合多種宋人注蘇詩的體例在蘇軾注釋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彌補了單一體例的局限。
在具體注釋方法上，《遺芳》秉持趙次公「無一字無來處」以及施顧注「援引必著書名，詮詁不乖本事」（清張榕端《施注蘇詩序》，《施注蘇詩》卷首）的注釋原則，徵文考獻，注重考證詩中事典、語典的來歷，同時兼顧詩意串講與藝術分析。《遺芳》不僅解釋時代背景、歷史典故、人物履歷，而且關注詩歌的寫作技巧、句法結構及用典特色。這種多層次的注釋方式，使其兼具文字訓詁、文學批評與詩學闡釋的文本肌理。
復次，從東亞書籍交流史角度來看，《遺芳》是漢籍東傳與再生產的見證。日本五山時代抄物，是對輸入漢籍的本土化闡釋。《遺芳》廣泛引用宋元時期的韻書、類書、筆記、詩話等文獻，其中許多是在當時新近傳入日本的。這種「即時引用」反映出東亞書籍交流的活躍狀態，也呈現了五山僧的閱讀世界和知識結構。《遺芳》不僅保存了中國宋元時代文獻的內容，還記錄了這些文本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活用」。《遺芳》呈現了五山僧如何選擇、閱讀及闡釋中國典籍，從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漢學知識。職是之故，《遺芳》也是研究東亞書籍交流史與閱讀史的第一手材料。
最後，從思想史與知識史角度來看，《遺芳》體現了五山禪林的「知識轉向」。《遺芳》開始引入朱子學著作來解釋蘇詩，這是此前宋代詩歌注本所未見的現象。朱子學傳入日本後，被視為「新義」「新釋」，逐漸影響到經學乃至文學闡釋領域。《遺芳》正處於這一轉型初期，其注釋中出現的朱子學著作標誌著宋學話語進入詩學解釋，也反映了日本室町時代對朱子學接受的樣態。
總之，作為日本室町時代最早的蘇軾詩抄物，《遺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作為宋代詩學文獻的寶庫，《遺芳》保存了大量宋人注蘇詩的佚文。《遺芳》整合了宋人注蘇詩的多種體例，並展現了綜合性詩學闡釋方法。《遺芳》作為文化與文獻載體，呈現了東亞漢籍流通與接受的歷史圖景；作為思想史的見證，反映出日本漢籍抄物由文字訓詁向義理闡釋轉變的趨向。《遺芳》不但是研究東亞蘇軾接受史的重要資料，而且是研究東亞漢籍交流、日本古代漢學史的關鍵性文獻。
卞東波教授所著的《校證》以喜承寫本為底本對《遺芳》進行了深度的整理，參校了《四河入海》所錄《遺芳》、宋刊施顧注等文獻，並對《遺芳》引用的文獻進行了一一復核和校證，糾正了原有引文的大量錯訛，從而形成一個閱讀《遺芳》的最佳文本。在此之前，東亞學術界對日本漢籍抄物主要以影印為主，或僅有部分整理，《校證》是學術史上第一部對日本漢文抄物古寫本進行全面、系統整理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本書是2022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也是卞東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古代漢文學史」（19ZDA260）階段性成果之一，同時為卞東波主編的《域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之一（入選「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第一批第二種）。《域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目前已經出版了《朱子〈感興詩〉中日韓古注本集成》《東坡詩日本古注本〈翰苑遺芳〉校證》兩種，下面將推出《〈天下白〉〈帳中香〉校證》《蘇軾詩日本古注本〈坡詩脞說〉合校》，以及宋人趙次公所注的東坡詩輯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