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史的分期和要點——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上）
目錄學史的分期和要點——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導言（上）
武秀成
王重民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和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是20世紀目錄學著作的兩大高峰，均為治目錄學和古典文獻學的必讀書。最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由崇文書局推出新版。新版糾正了舊版的不少錯誤，並且增補了幾篇文章，除此之外，還特請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武秀成教授撰文推介。為此，武老師寫了兩萬多字的長篇導言。
武老師的導言不僅對《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一書做了客觀的評述，而且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對目錄學史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提綱挈領，舉要刪蕪，也是一篇不可不讀的目錄學好文章。
現分兩期發佈，以饗讀者。總目如下：
一、關於目錄學史的分期
二、歷史分期的要點
（一）目錄學建成期
1.關於《七略》
2.關於《別錄》
（二）目錄學發展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
5.關於目錄學方法理論
（三）目錄學繁榮期
1.關於官修目錄
2.關於史志目錄
3.關於私家書目
4.關於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
5.關於目錄學理論方法
三、王先生對明清目錄學的研究
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目錄學最為發達。近現代有兩位目錄學大師，一位是余嘉錫先生，另一位則是王重民先生。前者以精深淵博著稱，《四庫提要辨證》《目錄學發微》是其代表著作；後者以成果豐碩聞名，如《敦煌古籍敘錄》《中國善本書提要》《校讎通義通解》《中國目錄學史料》《普通目錄學》《圖書與圖書館論叢》《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等，而就其目錄學思想與目錄學史的成就而言，仍當以《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為代表。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是王重民先生身後由其弟子、文獻學家朱天俊編纂而成的。此書命名與一般的目錄學史著作不同，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王先生所撰的目錄學史，即上世紀六十年代王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開設的「中國目錄學史」課程的講義；二是王先生所撰的有關目錄學史的論文選錄。將「中國目錄學史」與相關論文編纂在一起，是因為王先生的「中國目錄學史」沒有寫完，只寫到了宋元時期，故而編者選擇了王先生對明清時期幾部具有代表性的目錄學著作和目錄學家的研究論文，對尚未完成的明清目錄學史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充。這是編者獨具匠心的地方，值得稱道。
崇文書局（原湖北辭書出版社）最近規劃重新推出王先生這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沿用舊名而略加編輯，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即未完稿的《中國目錄學史》，下編為有關明清目錄學史的論文，凡九篇，在原有基礎上又補入了三篇。全書文字，編輯有深度加工，即檢核著作的原始文本與文中徵引的原文，校正了通行本、甚至是初版的一些訛誤。又命我略作導引，以便青年學子閱讀理解。
一、關於目錄學史的分期
關於目錄學史的敘述，一般有兩個要點：一是要把握歷史發展的邏輯脈絡以及各個時期的主要特徵；二是對各個時期重要書目的學術史意義及其特點的論述要切中肯綮。民國以來，諸家目錄學著作對古代目錄學的發展歷史，有多種劃分方法，如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等。所謂二分法，乃以西漢至隋為上期，李唐至清為下期（詳見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三分法，或以唐前為一期，唐宋元明為二期，清代為三期（詳見汪辟疆《目錄學研究》[1]）；或以周至三國為上期，晉至隋朝為中期，唐至清代為下期（詳見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四分法，乃以先秦兩漢、魏至隋末、唐至元末、明至鴉片戰爭為四期（詳見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2]）。五分法，則以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為五期（詳見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周少川《古籍目錄學》[3]）。七分法最為細緻，先秦為起源期，兩漢為奠基期，魏晉至隋為變遷期，唐五代為發展期，宋遼金為興盛期，元明為中衰期，清代為恢復、鼎盛期（詳見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4]）。
各家分期自有理據，但唐前目錄學的發展極不均衡，實在不宜視為同一時期，因此兩分法與三分法終歸過於簡略；而明清兩代目錄學也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特點與發展態勢，以明清同為一期，也頗有違和之感。
相較之下，王先生《中國目錄學史》的歷史分期較為合理。從先秦至元，凡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建成期，從先秦至西漢，即以《七略》《別錄》系統目錄建成為標誌；第二期為發展期，從東漢至隋代，以史志目錄、私家書目、專科目錄出現為特點；第三期為繁榮期，從唐到元，以各類型書目的完備、成熟與目錄學理論的總結為特徵。王先生在《普通目錄學》（1957年印本）中對目錄學史的分期（上古至宋元）也是如此。王先生分期的核心原則有兩條：一是其社會經濟文化狀態，二是其目錄體制的演進。根據這兩條原則，王先生對上古至宋元的三分法，最為科學。若據王氏考察邏輯，補上王氏所闕部分，其後當作：第四期為衰落期，朱明一代，以缺乏可以比肩唐宋的書目為主要特點，官修、私家書目一般皆為插架目錄，而史志目錄又多付闕如；第五期則為鼎盛期，有清一代，目錄學巨著美不勝收。如此「五分法」，顯然更符合古代目錄學發展的實際歷程。但在《普通目錄學》中，王先生僅分為四期，第四期為總結期，稱作「目錄學的總結」，把明清兩代合在一起。若分四期，根據明清兩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態，這樣合併是有理據的，也是能接受的。但社會經濟文化作用於目錄學，終究是外因，而從內在的目錄體制的演進方面來看，宋元到明清所呈現的目錄學發展狀態有一個明顯的衰落期，明代目錄學的寂寞與清代目錄學的勃興相差懸殊，我認為分為兩個時期更能反映目錄學發展的時代特徵。
這裡有一點要說明，在該書目錄和開篇標題「中國目錄學史」後面，都有括號標注「先秦至宋末元初」以做限定，知此「中國目錄學史」非全史，而是缺少元中後期與明清兩代的目錄學發展史。不知這是王先生所注，還是整理者所添加，要之，與文中實際劃分有所齟齬。這主要表現在第三期的認定上。該書第三章章目為「古代中古後期我國圖書目錄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開篇即言：「這一時期包括唐代建國（公元618年）到元末農民大起義，直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廢除秘書監的時期。」（第94頁）明顯是包含整個元代的。從文中研究對象看，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是重點討論者之一（第八節即名「鄭樵的《通志·藝文略》、王應麟的《玉海·藝文》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文獻通考》約成書於元仁宗延祐年間，延祐四年（1317）王壽衍到饒州採訪遺賢，謄抄了一部《文獻通考》，延祐六年進獻朝廷，泰定元年（1324年）於西湖書院刊行。此時已入元代中期。由於元代並無其他綜合性書目傳世，故王先生此史可以說涵蓋了元代，而非僅至「元初」。當然，元代目錄學除了馬端臨這部准史志目錄外，還有鐘嗣成的《錄鬼簿》以及元代黃裳、胡師安等編撰的《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前者可視作元代戲曲的專科目錄，後者則是元代杭州西湖書院書庫保存的宋刻版片目錄，僅著錄書版122種。此兩種目錄王重民未納入討論範圍，應該不是省略，或是此前目錄學史研究者的視野尚未矚目於此。最早論述《錄鬼簿》為戲曲專科目錄屬性的目錄學史著作，應當是呂紹虞的《中國目錄學史稿》[5]。這麼說，元代僅有一種書目《文獻通考·經籍考》可論，王氏目錄學史的意圖是涵蓋元代的。
元代目錄學從唐宋繁榮期實際上已經進入了衰落期，到明代跌落至谷底，洪氏七分法以元明為中衰期，是頗有見地的。而王先生認為元代目錄學是宋代目錄學發展的余緒，故仍歸於唐宋繁榮期，亦無不可。
二、歷史分期的要點
（一）目錄學建成期
中國目錄學在其建成期，有兩個要點：一是目錄學建成的軌跡，二是目錄學奠基時代的代表作《七略》與《別錄》。
目錄學誕生的軌跡有兩條線，一條是圖書數量的積累，一條是圖書閱讀的需求。王先生採用考古新材料，利用出土的甲骨尾或背上刻有「入」「示」和一些數碼，推定甲骨文時代，就有了目錄工作的雛形。甲骨積累到了一定的數量，為了便於保管和檢尋，自然就會產生一定的編目工作。同理，典籍積累到了一定的規模，書目也就隨之產生了。《周禮》載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6]，可證先秦已經有了簡單的書目。到漢代，「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7]。面對文獻的蓬勃發展，國家藏書目錄應運而生，於是有了我國的第一部國家藏書的系統目錄《七略》。有了系統的藏書目錄，典籍的收藏、翻檢、管理便有了方便的工具。而圖書的閱讀，則是催生解題目錄的核心動力。圖書是知識文化的載體，是其根本價值所在，編撰、收藏圖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閱讀，閱讀是圖書價值得以實現的唯一媒介。閱讀有障礙，便有了幫助閱讀的解題，於是《尚書》《詩經》等有了大序和小序。儒家為先王舊典撰寫大小序，諸子、史家則仿此為自己的著作撰寫自序，以便讀者閱讀理解。如呂不韋《呂氏春秋》之《序意》，劉安《淮南子》之《要略》，司馬遷之《太史公自序》。古書多是單篇流傳，小序匯聚即如同群書解題目錄。如古代兵書百十家，單篇流傳居多，「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時，「楊樸捃摭遺逸，紀奏《兵錄》」[8]。這是可知的我國最早的書目，而且應當是一部專科解題目錄。至成帝時劉氏父子校讎群書，每書撰寫一篇敘錄，最後匯聚成編，於是誕生了我國第一部系統性解題目錄《別錄》。
關於兩部系統目錄的學習，可關注以下方面：
1. 關於《七略》
（1）《七略》的分類是六分法，不是七分法（有古典文獻學教材稱為「七分法））。
（2）圖書的分類序次，受到當時思想文化的重要影響，如「六藝略」居首，「兵書略」獨為一部。
（3）圖書類別的設置，受到此類文獻數量多寡的制約，如《七略》無史部，更遑論史部之小類（史書著錄於六藝略之《春秋》類）。
（4）圖書分類反映當時的學術思想，如《諸子略》十家，基本涵蓋了上古的思想流派（外加兵家、數術家、醫家三種）。如「詩賦」單為一類，表明西漢文學已經獨立；如《六藝略》各類對今古文的著錄序次，可知《毛詩》在漢代不被視為古文經。
（5）《七略》是否為解題目錄。觀《漢書·藝文志·春秋類》「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條顏師古注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9]如此，可稱其為解題目錄，但通觀《漢志》顏注，如此者甚少。據此推測，《七略》是一部有豐富題注的國家藏書目錄，若稱之為解題目錄，亦無不可。
（6）《七略》單行本在唐代亡佚了（唐代傳本很可能已非全本），但它基本上保存在《漢志》中，須通過《漢志》來瞭解《七略》。
（7）《七略》佚文，清代以來有11家輯本，姚振宗輯錄較為完善，鄧駿捷對姚輯本有整理[10]。
2. 關於《別錄》
（1）各篇書錄的完整體制，首列一書篇目，次敘校讎過程，再述著者事跡，後言本書大旨，末陳上奏套語。
（2）若有著者，書錄以敘述其生平事跡為主，故余嘉錫稱「劉向所作書錄，體制略如列傳」[11]。此為後世傳錄體之學術淵源。
（3）述著者生平，余嘉錫總結「附錄、補傳、辯誤三例」。所謂「附錄」，謂「史有列傳事跡已詳者，即翦裁原文入錄」[12]，舉例二，《管子書錄》可證，而《韓非子書錄》不可為證。
（4）今存《韓非子書錄》為偽作，原存於宋板《韓非子》卷首，題作「序」，姚振宗首先定為劉向《別錄》佚文。今考史源與體例，實系宋人採錄《史記·韓非列傳》與《通鑒》之文而成，完全不合劉向《書錄》體制[13]。
（5）《書錄》中容易誤讀者，如「殺青書可繕寫」云云，「書」字應屬上讀。
（二）目錄學發展期
中國目錄學發展期的主要表現是：目錄的三大系統已經形成，即官修目錄、史志目錄、私家目錄各有系列書目，並有其代表著作，影響深遠。
1. 關於官修目錄
官修目錄，又稱官修書目、官藏目錄、公藏目錄、國家書目。官藏目錄之名更科學，可以避免因修撰者身份而導致的歸類困惑。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官藏書目是荀勖的《晉中經簿》。關於《晉中經簿》，學習要點有三：
（1）《晉中經簿》分類體系的變革。從東漢到西晉，三百年間文獻積累十萬余卷[14]，史書顯著增多，兵書、數術文獻相對減少，《七略》的分類體系不再適用，於是史部文獻從六分法中六藝略春秋類中獨立出來，而兵書、數術、方技併入子部，四部分類法就此誕生。
（2）四部分類的序次是經、子、史、集。子部居於史部之上，這是繼承《七略》諸子「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之思想[15]，沿襲「諸子略」緊接「六藝略」之後的序次。
（3）《晉中經簿》丁部「詩賦、圖贊」後著錄「《汲冢書》」，此並非以《汲冢書》歸丁部，而是附於集部之末。
需要注意的問題還有這麼幾個：
（1）是否首創四部分類法。王先生認為《晉中經簿》「開創了我國系統目錄中的四分法」（第49頁），但後來有人提出首開四部分類法者當是魏鄭默《中經》，其依據主要是《隋書·經籍志序》所言：「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16]此「因《中經》」，似可理解為因襲《中經》四部之法。但聯繫阮孝緒《七錄序》所述以及兩家目錄序的文脈而言，余嘉錫的分析頗中肯綮：「《七錄》《隋志》不言其體例有所變更，知其分類猶沿《七略》。」[17]《唐六典》卷一〇「秘書丞」職有注云：「《晉書》稱桓石綏為秘書丞，啓校四部圖書。」又「秘書郎」職注引《晉起居注》云：「武帝遣祕書圖書分為甲、乙、景、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一焉。」[18]此可知四部之法始於晉武，旁證目錄中《晉中經簿》開創此法[19]。而所謂「因《中經》」，只是因為西晉秘書基本從曹魏傳承而來，其舊藏之書自然可以因襲《中經》的著錄。王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
（2）是否是提要目錄。王先生認為「《晉中經簿》沒有提要或解題」（第50頁），但後來有人提出此書目應是解題目錄，其主要證據有：《隋志》著錄《晉中經簿》有十四卷之多（若加上《七錄序》附錄《古今書最》所言「書簿少兩卷」，則原本當有十六卷），若為簡目，絕無如此大的卷帙。從卷帙十四來看，《晉中經簿》不是簡目的結論是可信的，但這並不能反證該書目就是提要目錄。王先生引《隋書·經籍志序》批評《晉中經簿》語很重要：「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第51頁）不論「作者之意」，即無關乎著作內容。王先生據此證明《晉中經簿》非提要目錄是可信的。但王先生的論述仍有可疑，他認為「錄題是指的書名著錄，錄言（按言字似有誤）是指的卷數或撰人等」，果若如此，仍未解「十四卷」之疑。王先生的這個解釋明顯有誤。古書有「大題」與「小題」，大題指書名，小題指篇名，如劉向各書《書錄》先載本書篇目（史書與諸子一般都有篇目）。此「錄題」應該包括著錄大題與小題，若著錄篇目，篇幅自然要大為增加。觀《隋志序》下文言「（李）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可亦知荀勖著錄了「眾篇之名」。而「言」字指卷數或撰人卻無別例，故王先生也懷疑「言」字有誤，實則此屬誤讀（《隋志》中華點校本亦誤讀）。「及言」屬上，則其下被王先生刪削的八字「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與上下文不相屬。此「及言」當屬下，如余嘉錫所讀：「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20]，則該書體制之疑渙然冰釋。「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是指《晉中經簿》記載著圖書用什麼函套包裝，用什麼材料書寫。如《太平御覽》卷六〇六引《晉中經簿》曰：「盛書有縑袠、靑縑袠、布袠、絹袠。」卷七〇四引《晉中經簿》曰：「盛書皁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21]《緯略》卷八「楷書」條引《晉中經簿》曰：「有緗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22]《晉中經簿》基本改變了《七略》題下關於撰人和書籍情況說明的敘錄體制，而轉向於著重著錄書籍的形式特點。從今人輯錄的《晉中經簿》的佚文看，圖書作者若存有疑惑難明者該目亦有簡要說明[23]。難怪《隋志序》指責其對「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也難怪該書目有十四卷之巨。《晉中經簿》不是提要目錄[24\]，也不是簡目，而是一種內容獨特的解題，若因此而稱作解題目錄，亦無不可。
（3）關於《晉中經簿》著錄圖書的數量。王先生列舉了三家記載：《七錄序》所附《古今書最》言有「20,935卷」，《隋志序》言有「29,945卷」，《舊唐書·經籍志》後序言「27,945卷」。王先生認為「莫由斷定《隋志》與《唐志》那一個是正確的」（第50頁），《古今書最》記載少了九千卷，是「因為阮孝緒所據的書簿少二卷」。恐怕事實並非如此。阮氏所據《晉中經簿》確實是「少兩卷」，但《隋志》著錄的「十四卷」恐怕也非全本。阮氏年代與唐初很近，阮氏窮搜公私書目，所得為殘本，《隋志》所載當同，若視為全本，反而不太可信。再者，古書分卷，盡量平衡，《晉中經簿》十四卷，以《隋志序》所載平均計算，每卷著錄2,139卷，少兩卷目錄則當少4,200餘卷，今兩卷著錄達9,000卷，倍增於別卷，不合常理。且這些書目的部卷數量，當非《隋志》編者統計所得，而是原書目序文所載。《古今書最》之統計，亦當是據序文著錄。再從傳寫脫衍的規律看，《古今書最》涉下「九」字脫漏了「九千」或「七千」二字，更為可信。至於《隋志》與《舊唐志》所載，「九」與「七」易誤，別無旁證，正如王先生所言，不知「那一個是正確的」。
這一時期的官修目錄，還有三點要注意：
（1）東晉李充《晉元帝書目》始以「經、史、子、集」為序。李充因襲荀勖四部之法，但將《晉中經簿》的乙丙兩部先後互換，即以史部居於子部之前。此僅見於《七錄序》的記載。四部之序從此確立不移。
（2）官修目錄別有梁祖暅《文德殿目錄》的五分法，這是南北朝目錄的新發展。官修目錄循例皆作四分法，但梁氏《目錄》以「術數之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25]。此與梁阮孝緒《七錄》內篇分為五部是一致的，可見梁代士人對術數文獻的獨特認知。
（3）副本制度的建立。梁朝正式建立圖書抄錄「副御書」的制度，副御書相對正御書而言，即副本與正本。漢代有重要圖書錄副的現象，但並沒有形成普遍錄副的制度。圖書錄副制度的形成，對圖書的保存和圖書的傳播、利用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有一點要補正：東漢有無官修目錄。王先生認為東漢的「東觀與仁壽闥的藏書都是新書，校理之後，按照《七略》的分類體系，各自編出了新的藏書目錄」—《東觀新記》和《仁壽闥新記》」（第47頁）。王先生的依據是阮孝緒《七錄序》的記載：「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台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26]但阮氏所謂「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乃指班固等相繼撰寫《東觀漢記》，「乃當時國史，非目錄書」，余嘉錫所辯甚是[27]。
2. 關於史志目錄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目錄就是《漢書·藝文志》，它既是史志目錄的開創者，又是現存最早的古代目錄，已經成為「我國目錄學中一部最古的經典著作」（第51頁）。學習《漢志》，有以下幾個要點：
（1）《漢志》總序是理解上古學術流變、西漢文獻發展與《七略》成書過程的大綱。該序無一字廢話，是經典著作中的經典篇章，當了如指掌。其中「術數略」當如正文作「數術略」，「今刪其要」當作「今刪取其要」[28]。
（2）《漢志·六藝略》及《諸子略》所屬十九類，歷代沿用，各家小序也是經典論述。
（3）《漢志》與《七略》的差異，即《漢志》對《七略》做了哪些改動。王先生分6條對《漢志》的刪取方法進行了撮述，前5條很精當，對《漢志》所用「出」「省」「入」三個術語也作了準確的界定。其中「出」字的說明可以補充一點：「出」可以用作「省」，如《六藝略》自注云「出重十一篇」，指《樂》類「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和《春秋》類「省《太史公》四篇」，即「省重十一篇」。淮南王、劉向等人的《琴頌》也不見於《詩賦略》及其下各類有注「入」者，可以判定此兩用「出」字，皆同「省」字。此可視作體例不純的表現。第6條對《七略》著錄圖書的數量問題，需要辨正一下。關於《七略》著錄圖書的具體數量，王先生所據為《七錄序》所附《古今書最》：「《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這個統計是否可信，由於沒有其他文獻可以為證，只能依靠《漢志》記載的信息進行推算。《漢志》對著錄的圖書數量有明確的總計：「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29]《漢書》諸家舊本同[30]，唐人徵引亦如此，這個數目是可信的。《漢志》其下又有自注明言：「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據此加減，則《七略》著錄之數可以推知。《漢志》新增三家，但兵書略又減少了十家，實際較《七略》少了七家，故《七略》有六百三家。《古今書最》於家數統計無誤，但其篇卷數統計卻出現了明顯的邏輯漏洞。《古今書最》統計的「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並沒有特別的資料來源，正是根據《漢志》自注「入三家，五十篇」進行的推算，即在《漢志》總數「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基礎上減去班固新增的「五十篇」，因得《七略》之總數（《漢志》在統計圖書篇卷數量時「篇」「卷」無別，但《漢志》在著錄圖書時「篇」「卷」是有具體差異的，今人多有討論）。但《漢志》「入三家，五十篇」，是指新增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即在《七略》著錄的基礎上新增了「五十篇」，並不是指在《七略》著錄總數上增加「五十篇」而沒有任何減少，因此這個統計是不可靠的。《古今書最》統計失誤的要害，即在於完全無視《漢志》「省」的問題。《漢志》「省兵十家」，所省篇數到底有多少？據《兵書略》大序載「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加上《六藝略》「出重十一篇」，則《漢志》共省略了《七略》著錄的二百八十二篇，除去《漢志》新增的五十篇，《漢志》較《七略》實際減少了二百三十二篇，那麼《七略》著錄圖書的總數當為一萬三千五百一卷，作「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者顯然有誤。[31]
（4）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開後世書目研究之先河，清代、民國皆有多家《漢志》研究成果。當代有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對讀者理解《漢志》最有幫助。
《漢志》雖然對後世影響巨大，但在這一歷史時期卻影響不大。這一時期正史中少設《藝文志》。據梁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所載：“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32]可知東晉袁山松撰有《後漢書·藝文志》 （宋思溪藏本《廣弘明集》卷三載阮孝緒《古今書最》亦稱“袁山松《後漢藝文志》”） ，謝沈撰有《後漢書·書品志》。袁、謝在正史中設立藝文志，自然是受到了《漢志》的影響，但其體制卻恐怕已經改弦易轍。王先生對此作了獨到而精審的探析：所謂“採自近錄”，指的是根據《魏中經簿》《晉中經簿》等書目，採錄東漢末年以前的著作，不能真實反映東漢的現實藏書。這種藝文志的編撰方法，雖然受到了後世學者的批評，但也要看到當時的文獻條件和史家撰志的積極意義。東漢沒有產生大型的國家藏書目錄，史家可依憑的唯有“近錄”，從近錄中選擇東漢以前的著作，這是史家戴著腳鐐跳舞的必然結果，可以推想，其《後漢書》列傳中所載的傳主的著作也會收入其藝文志中。這是把藏書目錄與著述目錄兩種不同性質的編目混合起來了，雖然有些不倫不類，但關注當代著述的編目視角，對後世目錄學著作新體制的產生或有一定的影響。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的做法與之頗為相似，或即受其影響（以劉昭序為媒介）亦未可知。
3. 關於私家書目
這一時期，私家書目的代表就是王儉的《今書七志》和阮孝緒的《七錄》。
《七志》雖然分類上仿效《七略》，總體上無足稱道（「圖譜」獨立為志，佛、道二志分附於後，屬於王儉的變革），但其目錄體裁對綜合性系統目錄的創新則頗有學術史意義。《七志》的傳錄體已經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雖然有學者對其提要體例有重新考察，對提要面貌有更清晰的認識[33]，但從佚文看，《七志》仍是以「由撰人事跡和文章篇目構成」（第81頁）為基本模式，仍然屬於「傳錄體」。《七志》的卷數是個小問題，《宋書·後廢帝紀》稱「三十卷」，《南齊書·王儉傳》作「四十卷」，《隋志》著錄「七十卷」。三十卷與四十卷之別，有學者認為三十卷為初編本，四十卷或為增訂本；也有學者認為三十卷為《七志》正文的卷帙，附錄道、佛經為十卷，合為四十卷。七十卷本，兩《唐志》亦有著錄，注「賀縱補注」，顯然是補注本所分新卷次。
《七錄》是這一歷史時期著錄圖書最多的綜合性目錄巨著。《七錄》已經亡佚，後人對《七錄》的瞭解幾乎全來自唐釋道宣《廣宏明集》卷三所保存的《七錄序》《古今書最》《七錄目錄》以及《隋志》總序與小注。其中《古今書最》應當是《七錄序》後的一個附錄，屬於「書目之書目」的性質[34]，保存了梁以前大部分官修目錄著錄圖書的部帙與卷數，其考存亡的做法，對《隋志》紀亡書的體例有直接的影響。《七錄》與《梁文德殿五部目錄》關係極為密切，阮孝緒就是用《五部目錄》作底本進行編纂的，《七錄》內篇五錄分類也是因襲《五部目錄》分類體系而成的，但又有所創新，如設置「偽史」類，對《隋志》分類影響較大。《七錄》解題乃仿《七略》而作，因無校書敘錄為依據，故其解題較為簡單，甚至「淺薄不經」（《隋志序》），但卻開啓了脫離劉向校書敘錄而又不同於《七志》傳錄體的另一條編撰藏書解題目錄的新途徑。《七錄》佚文，主要見於《隋志》小注，即注文中稱「梁有」者。今有任莉莉《七錄輯證》可參閱，《輯證》首次離析了《隋志》中的《七錄》佚文。《七錄》小序的佚文，可參看張宗友的《〈七錄〉小序考》[35]。
關於私家書目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注意私家書目的概念。私家書目的主體是私家藏書目錄，但又不局限於此。
（2）私家藏書目錄的興起。六朝政權雖然更迭頻繁，但都是採取「禪讓」方式，因此社會相對安定，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而書籍載體也由簡帛轉換到了紙本，書籍傳播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到齊梁時期文獻總量遠超前代，私家藏書得到普遍發展，私家藏書目錄應運而生。
（3）私家藏書目錄沒有進入官方視野。當時私家藏書大多規模有限，私家藏書目錄流傳稀少，可補官修書目的不多，官方也不太重視，故《隋志》不予著錄。今不僅私家藏書目錄無存，即其書名亦無可考。
（4）王儉《今書七志》與阮孝緒《七錄》這兩種私家書目，皆非私家藏書目錄，而是當代的公私藏書總目。這是私家書目發展的一個新特點，其卓見遠邁時人。此外，別有一家書目名《 七林》，隋許善心在秘書丞任上仿《七錄》而作，則其性質亦與《七錄》相同，既非官藏目錄，亦非私家藏書目錄。事見《隋書·許善心傳》，卻不知何故《隋志》未予著錄。
4. 關於專科目錄
最早的專科目錄，應該是西漢楊樸的《兵錄》，但未見有人徵引。這一歷史時期最早的專科目錄是西晉荀勖的《文章敘錄》，其次是摯虞的《文章志》。晉宋時期，以「文章志」命名的專科目錄甚多，其體裁都是傳錄體。對此王先生有精辟的論述，即「主要是由撰人事跡和文章篇目構成的」（第81頁）。雖有學者重做檢討，認為這類《文章志》都是「對諸家別集的敘錄」[36]，但此敘錄與劉向之敘錄及別家敘錄大不相同，還是「傳錄體」最能揭示其基本解題特徵。
最值得關注的專科目錄是佛經目錄。這一時期產生了眾多的佛經目錄，最早的是東晉釋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已佚，主要內容保存在《出三藏記集》中），代表性目錄則有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隋法經的《大隋眾經目錄》和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等。佛經目錄的重要，不僅因為唐以前所有的單行本書目皆已亡佚，唯有佛經目錄傳世，而且還因為佛經目錄別有創新。如《出三藏記集》凡十五卷，與官修書目的解題方式迥別，此書各個部分著錄、解題方式多有不同：《銓名錄》（卷二至卷五）採用分析著錄的方法，特別著錄不同的譯本；《總經序》（卷六至十一）專輯佛經譯本的序言和後記，這種做法正是後來輯錄體目錄的直接源頭；《述列傳》（卷十三至十五）則採取傳錄體的寫法，敘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平事跡（別有卷一《撰緣記》和卷十二《雜錄》兩個部分）。
5. 關於目錄學方法理論
這一時期還沒有產生目錄學方法理論的自覺論述，最具有理論色彩的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與《七錄》三種目錄的序文，結合存世的目錄及佚文，王先生對圖書著錄、分類、提要撰寫方式進行了概括提煉。最精彩的是王先生對「編寫提要的方式」的總結：以西漢劉向《別錄》和《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敘錄體提要，這是我國編寫提要、解題的正宗；以劉宋王儉《七志》為代表的傳錄體，是「發展期」內最發達的提要方式；以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為代表的輯錄體，由僧祐《出三藏記集》開其端。
注釋
[1]按：汪辟疆《目錄學研究》非為目錄學史而著，乃其目錄學論文之集，但從其《唐以前之目錄》與《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錄》兩篇專論可以推知，汪氏之目錄學史觀念當為三分法。
[2]按：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以鴉片戰爭至民國為「近代目錄學」。
[3]按：周少川《古籍目錄學》第三期以「隋唐五代」為名。
[4]按：洪氏的歷史分期是針對整個古典文獻學史提出的，今移之於目錄學，亦無不可。
[5]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按：此書撰成於六十年代，為未完稿。
[6]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註疏》卷二六《外史》，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820頁。
[7]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二引劉歆《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1頁。
[8]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762-1763頁。
[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15頁。
[10]劉向、劉歆撰，姚振宗輯，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1]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二《目錄書體制二》，巴蜀書社，1991年，第34頁。
[12]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二《目錄書體制二》，第39頁。
[13]武秀成：《劉向〈韓非子書錄〉辨偽》，《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鳳凰出版社，2023年，第1-11頁。
[14]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〇一引荀勖《讓樂事表》云：「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余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者也。」（清孔廣陶三十有三萬卷堂刊本，第3頁上）王先生言《晉中經簿》「是從東漢、三國300年間積累的十幾萬卷藏書中整理出來的」，藏書總量小誤。
[15]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46頁。
[16]魏徵等：《隋書》（修訂本）卷三二《經籍志序》，中華書局，2019年，第1026頁。
[17]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目錄學源流考上》，第87頁。
[18]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第297頁。
[19]詳見張固也：《四部分類法起源於荀勖說新證》，《圖書情報知識》2008年第3期，第67-71頁。
[20]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目錄學源流考中》，第88頁。
[21]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第2628、3141頁。
[22]高似孫撰，王群栗點校：《緯略》，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2頁。
[23]張宗友：《〈晉中經簿〉解題考》，《探驪拾微：古典目錄學論集》，鳳凰出版社，2022年，第47-65頁。
[24]張固也：《荀勖〈中經新簿〉是有敘錄的嗎？》，《古典目錄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6-48頁。
[25]唐魏徵等：《隋書》，中華書局，2019年，第1027頁。
[26]阮孝緒：《七錄序》，《廣弘明集》卷三，《四部叢刊初編》本，第8頁下。
[27]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目錄學源流考上》，第85頁。按：「仁壽闥」，余嘉錫皆作「仁壽閣」，蓋據後出諸書，當以「仁壽闥」為是。
[28]詳見武秀成：《〈漢書·藝文志〉總序獻疑》，《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第12-35頁。
[2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81頁。
[30]按：唯百衲本作「萬二千二百六十九卷」。百衲本所據底本雖然號稱是宋景祐刻遞修本（實為南宋紹興刻遞修本），但此卷此頁乃元大德八年補刊。日本公文書館藏有元大德儒學刻明成化正德間遞修本，仍作「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頁為元刻），百衲本之底本當是元人補刊時字誤。觀百衲本「二千」與「二百」之「二」，間架明顯不同，「二千」之「二」如「三」字殘損上畫。
[31]詳見李鶴麗：《〈七略〉著錄圖書篇卷數量新考》，手稿本（待刊）。
[32]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附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33]張宗友：《〈七志〉提要體例考》，《探驪拾微：古典目錄學論集》，第87-95頁。
[34]張宗友：《〈古今書最〉發微》，《探驪拾微：古典目錄學論集》，第190頁。
[35]張宗友的《〈七錄〉小序考》，《探驪拾微：古典目錄學論集》，第130-153頁。
[36]陳祥謙：《六朝〈文章志〉與別集之敘錄》，《圖書情報工作》網刊，2011年10月，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