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時代的寫本

何朝暉

各位師長，各位同道：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加東亞寫本文獻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暨首屆學術研討會，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研究中心的成立，無論對寫本學還是書籍史研究而言，都意義重大。

我本人從事書籍史研究，主要聚焦明清以來的出版史，以前沒有專門關注過寫本，在這方面我其實還是個小學生，要多向各位專家請教。書籍史這一源自西方的理論，關注的重點實際上是印刷時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寫本研究和印本研究都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二者雖然都屬於書籍、文獻範疇，但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交流其實並不多。目前學界已經譯介了幾部西方書籍史理論著作，其中包括我翻譯的《書史導論》，還有另外兩本譯著。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印本談得多，寫本談得比較少。在西方也有專門的寫本研究領域，叫「manuscript studies」，跟國內的情況類似，和印刷書籍研究涇渭分明。國內寫本學以簡帛文獻、敦煌文獻為中心，其研究範式、研究方法和印本研究存在一定差異。不過近些年來，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日漸增多，寫本學和書籍史理論也開展了很多對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我覺得書籍史理論應該有一個拓展和整合，也就是把寫本和印本放在一起考察。當前最經典的書籍史理論是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圈」。這個模型討論的全部是和印本有關的內容，而且是谷騰堡印刷術發明以來的東西。這次會議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整合寫本和印本研究理論？

在我看來，近年來國內寫本學的興起，其實是受到了書籍史，尤其是印刷文化研究的刺激。如今學界歸納出的寫本的諸多特點，大多是跟印本相對的。比如寫本具有現場感、具有個性化的特徵，對應於之前研究印刷文化的學者所提出的印本的標準化、固定性。寫本學的不少理論觀點實際上是比照著印本文化研究提出來的。我今天的發言，更多的是從兩者的延續性來談。以往的研究強調寫本和印本的差異，今天我想梳理一下二者之間的聯繫和傳承。

剛才杜澤遜老師總結了寫本的六個特徵，我覺得非常好，由此也激發了我的一些思考。印刷術發明之後，我們通常將這個歷史階段稱為印刷時代。但進入印刷時代後，寫本並沒有消亡。正如剛才徐俊老師所說，在印刷時代，寫本依然是文獻傳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我總結了印刷時代寫本的三個特點，分別是融合性、衍生性和互補性。

融合性就是抄寫和印刷同時出現在一個文獻裡。這是兩件明代崇禎年間的公文，一件「部札」，是委任狀；一件「札付」，是嘉獎令。公文裡都有一些套話，因為要批量下發給很多官員，就把重複出現的事由、背景等文字事先印好，中間空著的姓名、職銜等信息，手工填寫，這個就是印刷和手寫結合的復合形態。

還有古代科舉試卷，宋代以後是印刷的。因為試題需要大量複製，短時間內靠抄寫來不及，而印刷效率比較高。試題發下來，舉子要作答，答卷當然是寫本。試題和答卷應當視作一個整體，試題是印刷的，而答卷是手寫的。

書也有這種情況，比如功過格。功過格有固定模板，每個月分成三十天，每天手寫記錄當天的功過。模版旁邊有小字說明，可以依照模板印十二份，對應一年十二個月，裝訂成冊，就能記錄全年的功過。這就是一本寫、印復合的書。

清黃正元輯、周兆壁繪圖《御虛階功過格》一卷，乾隆二十二年（1757）天賜堂刻本（天津圖書館藏）

前些年我曾訪談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包筠雅教授，她提到在福建做田野調查時，看到過一種民間禮儀文獻。通用的內容是印刷的，和本家族宗教信仰有關的部分比較獨特，是手寫的，合在一起，也是抄刻復合形態的書。

還有一些書雖然是印本，但實際上保留了寫本文化的印記。例如顏元《禮文手抄》，內容一部分是大字，是從各類典籍中摘抄的和禮儀有關的文字；一部分是小字，是作者對禮文的註解和闡發。雖然書名裡面有「手抄」二字，但實際上是印本。再比如《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安徽省圖書館藏有一部《春秋手抄》，是明刻本，書名卻保留「手抄」二字，可以想見這部書最初是抄寫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