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與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
中國古籍與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
毛瑞方
二、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的新領域
中國古文獻學是以中國古籍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既然中國古籍及相關整理工作涉外的部分已很難被忽視，那麼中國古文獻學研究必然會在其影響下出現新的研究熱點。
第一，古文獻學的基本概念更新和基本理論新構建。在國際化浪潮洶湧的今天，對「中國」古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重新審視和總結。成為中國古文獻學基本概念更新的一個重要工作。由於中國古籍的「中國」涉及地域、作者和語言三個主要問題，那麼所謂中國古籍實際包括12種情況，分別是「中國產生、作者為中國人」；「中國產生、作者為外國人」；『外國產生、作者為中國人』；「外國產生、作者為外國人」；「中國產生、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中國產生、語言為外語」；「外國產生、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外國產生、語言為外語」；「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外語」；「作者為外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作者為外國人、語言為外語」等。因此，中國古籍實際上有三個層次：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指在中國國內產生、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境內其它民族語言的古籍，這既包括在中國的中國古籍和流通、收藏在國外的中國古籍;而以核心中國古籍為底本產生的衍生品，以及對核心中國古籍及其衍生作品進行再整理的相關成果也可納入中國古籍範疇，視為中國古籍內涵的第二層次;既不在中國產生、作者亦非中國學者、語言也不是漢語或中國境內其它民族語言，但與中國歷史文化密不可分並收藏於中國的外語古籍，則可視為最外圍的中國古籍，此為中國古籍的外延。當然，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一個逐步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但是，對中國古籍這一概念內涵和外延的新界定是當代中國古文獻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亦是中國古文獻學國際化建設的起點。
一旦視野被打開，中國古文獻學的基本理論就會受到新的衝擊。近年來，一些年輕的古文獻研究者嘗試對「文獻學」一詞的緣起進行考察，並梳理日本和德國「文獻學」的情況，對它們與中國文獻學的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歐美文獻學領域的「新書籍史」研究給中國歷史文獻學帶來的改變。張升近些年對西方「新書籍史」研究用力頗多，不僅梳理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專著、學者及觀點，還關注西方對中國書籍史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總結了新書籍史對中國文獻學研究的啓示，認為新書籍史將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帶入文獻學領域，為古文獻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張升在西方新書籍史研究的視野下重新審視古文獻學，認為「文獻學是研究有關文獻產生、流通、收藏與整理的學問」。他在其新作《歷史文獻學》中突破傳統，按照「文獻學的理論與研究資料」、「文獻的產生」、「文獻的流通」、「文獻的收藏」、「文獻的整理」的思路詮釋了整體文獻學的理念[9]。另外，對國際相關研究成果的參考和利用，也極大地補充甚至改寫了一些中國古文獻學史及其相關專題的內容。
第二，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的深入開展。一個方面，域外漢籍及相關文獻的整理工作更加多樣化。除了繼續將域外漢籍善本分批影印回國出版，為保護中國古籍、為學界提供更多寶貴文本之外，很多域外文獻整理的系列成果出現。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出版反映東亞中、日、韓、越交流狀況的使行文獻叢書即是一例。他們倡導「從周邊看世界」，秉持借助異域眼光打量自己，以及域外文獻亦是中國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寶庫的理念，繼《越南漢文燕行之文獻集成》《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之後，又整理出版了《朝鮮通信史文獻選編》，彌補了中國學術界在通信使文獻整理上的空白。再如《美國所藏容閎文獻初編》，收錄了耶魯大學所藏容閎致各方友人13封書信、容閎致衛三畏8封書信、容閎與耶魯大學1854屆同學相互留言選錄，1902年1月1日至1902年11月29日的日記，以及甄選的37頁容閎手跡。還有一種，是對域外文獻的校勘、注釋成果。例如，郝春文等著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三十卷，以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漢文非佛教文獻為資料來源，將數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寫本，全部按號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並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盡可能地解決所涉及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一百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另一個方面，對中國古籍在海外的流傳及其影響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2007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張西平教授帶領他的團隊開始申請題為「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2015年，他主持的「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更名為「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標誌著域外漢籍與海外漢學的研究更加深入，並聚焦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研究。2015年，他的教育部重大課題結項書稿《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問世，成為國內乃至國際範圍內第一次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25個國家的傳播做系統調查和研究的開拓者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相關研究的先鋒。當然，在這股學術潮流中，還有很多相關學術成果不斷湧現，《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10]、《越南漢籍文獻論述》[11]等是著作代表；而論文則更多，例如《從西北漢簡與朝鮮半島出土(論語)簡看漢代儒家文化的流布》一文則利用中外出土文獻考察了中國古籍《論語》及其對周邊文化的影響[12]；而《陶淵明在朝鮮的接受與傳播—以〈和歸去來辭〉為中心》則是以文獻為中心的專人研究，考察了中國晉代文學家陶淵明及其思想對朝鮮王朝的影響[13]。
其實，除了中國學界對中國古籍在域外的流傳、收藏情況進行爬梳和整理以及對中國古籍在國外的影響進行研究之外，國際學者也做了大量這樣的工作。這一狀況是以往學界關注和交流不多的部分。國外各大圖書館或博物館都有重視館藏中國古籍的傳統，並從16世紀以來開展過不止一次的整理編目工作。除上文所述及的幾部，再舉幾例，像1877年大英博物館負責人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編著的《大英博物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14]和法國伯希和編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15]，等等。另外，出於漢學研究的需要，國外學者對相關中國古籍進行編目的成果也有很多。如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家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編著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論著手冊》(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16]，是研究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學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書，裡面著錄了很多相關中國古文獻。此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籍的成果也應引起重視。杜鼎克的《晚明中國基督教研究五種》就是這方面很好的一個例子[17]。這部研究論著中的研究對象就有晚明時期的中國古籍《南宮蜀牘》《破邪集》《聖朝佐辟》《主制群徵》，成為外國學者從文獻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典型個案。
第三，開展中西方文獻學比較研究，以資借鑒。世界文明多元共同發展，就古文獻學科而言，中國有自己的古文獻學，其他國家亦有自己的文獻傳承與古文獻學。無論是古文獻的內容、歷史與獨特性，還是古文獻學相關的目錄、版本校勘、注釋等分支學科的理論、方法，都可以梳理、呈現於學林。就像白壽彝所說：「文化是賴比較而更明白的。」[18]434
中西校勘學比較研究的第一人應該是胡適。1933年，他為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撰序，認為中國校勘學不如西洋。他說：「西洋印刷術起於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所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三兩人而已。」[19]122後來，胡適又進一步指出：「中西校勘學的殊途同歸的研究方法，頗使我驚異。但是，我也得承認，西方校勘學所用的方法，實遠比中國同類的方法更徹底，更科學化。」[20]135雖然這僅僅是談及，還算不上真正的比較研究，但卻為文獻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方向。到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目錄學理論與方法的引介一時成為熱點。2006年，余英時為劉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寫序言，認為西方「文本考證學」源遠流長，倡導比較研究。他說：「西方在校讎、考證各方面都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文本處理的技術更是日新月異。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十分熱心於中西哲學、文學以至於史學的比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證學』的中西比較，則少有問津者。事實上，由於研究對象—文本—的客觀穩定性與具體性，這一方面的比較似乎更能凸顯中西文化主要異同之所在。」近些年，蘇傑將西方校勘學的相關理論和論著譯介到中國，2009年編譯出版了《西方校勘學論著選》[21]，2015年又翻譯出版了西方古典學、校勘學經典名著《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22]，做了些基礎性的工作。此外，相關研究課題的立項以及《20世紀西方文獻學發展歷程探析》《20世紀西方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述評》等論文的發表也說明西方文獻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第四，中國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外文獻交流史的研究是中國古文獻學的有機內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獨特存在。原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提出「漢籍之路」，就是要強調典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發揮的重大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絲綢、茶葉、奇器外，還有一種十分珍貴的東西—典籍，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籍交流已被國家高度重視。以往中外學者對文化交流的研究多側重於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而典籍文獻往往被認為是歷史研究的史料基礎。其實，文獻交流是文化交流—尤其是某些歷史時期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是文化交流史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文獻不僅是記錄與保存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文化傳播中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且，這些中國古籍在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流通的歷史本身就是文獻流通史的主要內容。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入華，西方書籍就是他們獲得中國人好感的重要工具，不僅從歐洲募集大量西方書籍並攜帶至中國，而且將中國古籍攜帶、譯介至歐洲，成為中西文獻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1877年2月，英國哈福德史蒂夫·奧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的《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籍和印刷品目錄》中有這樣一段序言：「本目錄包括的中國圖書於不同時間、不同條件逐漸被收藏。圖書館小部分館藏來自斯隆、哈利父子、舊皇室和蘭斯等遺產，主要館藏來自1825年赫爾(Fowler Hull)先生所贈。1843年，英國皇室將在鴉片戰爭中所獲中國圖書贈予圖書館。」記載了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從中國掠奪的中國古籍大約有2萬冊之巨。清末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甲於海內，其子陸樹潘將其售於日本三菱財團岩崎家，落得「民族文化罪人」的罵名。而這四萬多冊中國古籍經過百年，完好保存至今，這又不得不歸功於日本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業經營策略。201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購入的「大倉文庫」典籍，是1912年董康赴日時將自己誦芬室部分舊藏和譚錫慶正義齋的部分典籍售於大倉文化財團創始人大倉喜八郎的重要古籍，在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大倉集古館以「大倉藏書的名義」保存了一個世紀。這931部、28,143冊典籍返回北京大學圖書館，被以「大倉文庫」專藏形式永久整體保存。這一段又一段的中外文獻交流的故事告訴人們，古籍不僅是記錄文化的載體，還是保存文化的功臣、傳播文化的媒介。
三、中國古文獻學涉外問題研究的意義
2016年由中華書局主持、國外多家藏書機構共同參與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已啓動，被列入「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五大重點之一，是中華書局長期以來關注海外中國古籍的整理編目與出版工作的一個重大項目，旨在摸清海外圖書館存藏中國古籍的家底。這樣看來，借助古籍數字化技術，《全球中國古籍聯合目錄》的編成指日可待。古籍數字化使傳統古籍與當代世界先進的信息技術完美結合，建設「全球中國古籍數字圖書館」也會實現，中國古籍的國內、外地域差異問題有一天將會消失。其實，中國古籍數字化一直就不是技術層面的一個話題，而是一個對信息技術時代的中國古籍整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等很多方面產生巨大影響的革命性課題。而這些又勢必會對「中國文化熱」及「漢語熱」繼續在全球擴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目前，全球學漢語的人數和開設漢語課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激增，漢語教材已經進入美、英、日、韓等國的大中小學課堂。很多歐美漢學家自發研習中國古籍，並日益精通。可以想見，在國內、外產生的、作者為國外漢學家的中國古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漢語或外語成果也會日益增多，而這些外語類相關成果的中譯版本也會增多。因此，相關的中國古籍的整理工作將會不斷被提上日程，對中國古籍內涵和外延的清晰的認識必然會促進當代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順利開展。
與此相適應的是中國古文獻學的國際化建設的逐步展開。到目前為止，古文獻學的國際化建設大概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從國內學者所開展的工作角度來看，最重要和突出的成就是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海外中文古籍總目》《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等一批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成果是其代表。另外，中西文獻學的比較研究出現，如從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目錄學理論與方法的引介開始，到當下各種課題立項及相關成果發表，這方面的意識逐步增強，相關研究已經起步。還有國外書籍史等與文獻學相關的專著漢譯本的湧現，如蘇傑編譯的《書籍的歷史》《書籍社會史》《印刷書的誕生》等。這些均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者在國際化浪潮下而初步產生的寶貴成果。但綜合來看，國內古文獻學研究者國際化建設的自覺意識還有待強化，有意識地、全面而深入地探研中國古籍與中國古文獻學的整體世界形象及其貢獻的研究尚顯薄弱。對國外學者在中國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其對中國古文獻學的瞭解與借鑒方面所做的工作，還沒有系統梳理和總結。而要從中國古文獻學的角度開啓這一領域的研究，必須明確提出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自覺對其進行全面梳理與理論總結，並清晰認識和把握其對中國古文獻學的貢獻及其與海外漢學、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學科的互動關係。沒有對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進行的全面梳理和總結，就很難準確把握它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和意義，遑論中西學者中國古文獻整理與研究之比較。
提出中國古籍和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還是拓展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維度的自覺。20世紀初期，中國古文獻學學科被提出並逐步建立起來。如今，中國古文獻學的歷史又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由埋頭梳理和總結中國古文獻學的傳統到自覺將中國古文獻學置於全球視野重新審視，這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維度的增加。維度的增加帶來的將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的巨大變化。因為這樣一來，所研究問題的參照物就會完全不同，其內涵和外延必然需要重新界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古文獻學將可能被重建。當然，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計算機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是其技術革命性助力。在這樣的技術支持下，當代的文獻載體、文獻的產生與流通、文獻的收藏與利用乃至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均產生了顛覆傳統性的變化，中國古文獻學的國際形象建設也得到極大的推動。
另外，中國古文獻涉外的問題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和中國優秀傳統文獻與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亦有重要價值。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國古籍及古文獻的涉外問題，就是要從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與其他國家或文化的關係、作用與價值的角度，以全球視野探索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影響。對在世界範圍內開展的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給予重視與觀照，才能更加準確地認識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的世界意義，從而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文化戰略與中國優秀傳統文獻與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提供中國古文獻學角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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