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上）
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上）
朱琳
一、書往何處去：富人的客廳與窮人的亭子間
1919年，供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茅盾，在報紙上看到了北京學生們空前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辱華外交。他說自己身邊也有一件大事發生—「這件大事便是《四部叢刊》的性質究該如何？」[1]所謂的性質，即《四部叢刊》的消費定位指向。《四部叢刊》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意義何在？茅盾將之歸結為大事，可能來源於自身的直觀感受—商務印書館整整為這事爭論了五六個月。這件事對館內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回視過往，《四部叢刊》不但是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型古籍叢書的開山之作，更開啓了整個時代整理與出版大型古籍叢書的先河。茅盾把它同五四運動並舉列為重要之事，當然有調侃的意味，但也不無道理。
據茅盾描述，《四部叢刊》籌謀之初的爭論點在於印制方式的選擇，商務印書館內部據此分化為兩派—倡導影印的「善本派」與主張排印的「實用派」。善本派最終佔據上風。勝出並非源於派系成員以當權者居多，而是此派「就他們同館外接觸而得的印象」做出的印製預算優於對手。如果用鉛活字排印，不但需要重新排字，還要進行校對，而且「合格的校對人員很難找（編譯館中只有編輯《辭源》的一班人可以勝任），即使找到，薪水必高，則《四部叢刊》的成本也將隨之增高，也會影響銷路」。相比之下，如果影印善本，則「可銷一千，那就已經有盈利了」。借由經濟算盤，善本派得償所願。
善本派的經濟賬雖然勝出，但並不能等同於古籍叢書的定價不高。茅盾所述的此次策劃活動，於1920-1923年間出版了《四部叢刊》系列的第一編（即初版本），全書包含323種2,100冊圖書。連史紙印本定價高達800元，預約價500元，毛邊紙定價640元，預約價400元。1927-1930年間該叢書再版，價格不變。同時期，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四部備要》系列。1922-1923年末，《四部備要》第一集陸續出版，全書48種405冊，定價160元，預約價80元；1925-1926年，第二集出版，全書66種405冊，定價與預約價與第一集相同；1928-1931年，全五集出版，全書349種2,000餘冊，連史紙印本定價1,200元，預約價600元，賽宋紙印本定價800元，預約價400元。揆諸各古籍叢書價格，即便預約價相比定價要低，但從數十元到數百元的價格梯隊，依舊引發時人叫苦。相比叫苦，他們更為令人咋舌的價格感到困惑，大呼不解。
1930年代前期，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經濟凋敝。據籍貫湖南漵浦的中華書局編輯舒新城描述，在古籍出版熱的1934年，內地如湖南、四川鄉間維持溫飽的生活費用是每月2元錢，而彼時單冊書價普遍情形則動輒1元上下。如以「近年來新出版的科學或文藝書籍」這類普通常見圖書為例，「只要略有插圖用道林紙印刷（道林紙稅額為紙價百分之十七）之四開本，大概要一分錢一頁，十萬字之書，售價總在一元上下」。從購買可能性上看，「要內地人民費半月糧米買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書籍，自然難之又難的事」[2]，何況動輒數十元以上的古籍圖書。城市的情形也概莫如此，在米珠薪桂的30年代前期，長江流域商埠也情形慘淡，時人觀察到：
在內地，不要說是在農村，就是在都市中，就筆者近日所到的長江流域幾個商埠，中產以上的人民都在鬧恐慌，化一元買一本書是很少見的事。所以，如在九江、蕪湖等處，就是商務、中華等幾個大書局的分館，其日常至要的營業也只見數角數分的買賣，市上所見的無非是一折八扣七扣的東西。[3]
上海的購買力也不容樂觀。1935年，有人曾調查過自身周邊喜歡買書之人的購買力變化。大約1930年前後，他們還能每年為書報花銷幾十塊錢，時過境遷後連幾塊錢的書也無力購買了，「經濟的壓迫使他們陷於精神糧食的缺乏」[4]。「小資產階級是更破產了，連一元錢的書都買不起，降而去買小書、一折書。窮人，自是根本上談不到買書」[5]。於是令人費解的問題來了，「在這國民經濟日漸破產，國民購買力日漸枯竭的今日，居然容許這樣空前的大規模的出版古書，這不是一個令人不能解的現象嗎？」[6]
時人根據日常所及觀察到，出版社應對經濟危機的方式是對如下四類圖書趨之若鶩：其一教科書。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有學校，總有些銷路」；其二舊小說。小說讀者廣泛，而且大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小說，相較於之前以舊的石印機構和書攤為主的出版商來說是「大魚吃小魚」，門檻低，生意好做。圖畫雜誌類出版物情形於此相似；其三消閒類出版物。諸如「怎樣種菜」「怎樣造屋」「怎樣算帳」類書籍。商務的每日新書大體如此，時人評價該類書「都不過是些基礎技術科學的書」，就連用作「兒童書也已過時了」[7]；其四古書。與不得不買的教科書，以及成本低廉又受眾廣泛的舊小說和消閒類讀物相比，古書既不是非買不可的必讀書，也不是受眾廣泛的大眾讀物，價格又如此昂貴，它究竟為誰而出版呢？這位敏銳的觀察者總結說，古書的大規模複製，源於出版機構「知道至少有些圖書館及收藏者還有一些購買力」[8]。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回到1919年籌謀出版《四部叢刊》的商務印書館。「善本派」雖然是以經濟賬壓下了「實用派」的勢頭，但本質上這本經濟賬是由讀者定位決定的，也就是兩派的分歧實際上在於對新時代古籍讀者的認知不同。實用派主張實用，版本採精不採古，只要文本層面更勝宋元舊槧，即便版本近在眼前也來者不拒。實用派以「應該」來表達對自家青睞文本性的決心和原則，如他們認為「《莊子》，便應該採用郭慶藩的《莊子集釋》或王先謙的《莊子集解》；《墨子》就應該採用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等等」，以滿足一般讀書人的日常實用所需。但善本派依據「他們同館外接觸而得的印象」反對這種實用主義的意見，因為那些需要日常閱讀、使用古籍的人群，「他們所需要的如《莊子集釋》之類，通行本很多，他們早已買了木刻原版，不會再來買鉛印本」。從善本派的言外之意中推斷，這似乎是一趟古籍出版的末班車，古籍的命運不再是生生不息的不斷複製，這種古代的正常生命程序已經告終，取而代之的應當是一個以束之高閣為終點的了結，這時就需要給予古籍物質性方面足夠的體面。換句話說，古籍最終的命運是物質性的收藏而非文本性的使用。不過問題是，已經擁有「木刻原版」的讀者，難道以後就不會迭代更新了麼？如果以後新的此類讀者出現了，他們又沒有「木刻原版」，那麼這批讀者怎麼辦？此時的善本派，似乎只是考慮了他們所處當下的情形，或許他們似乎默認以後也不會有人有所需了，古籍已經不再「實用」了。於是以收藏為依歸的預設，決定了連同《四部叢刊》在內的古籍的整體購者群落—「附庸風雅的大腹賈、軍閥，地主階級的書香人家，少數幾個大學圖書館（那時公立圖書館寥寥可數）」[9]，那些買不起的「真正做學問的寒士」被排除在外。顯然代代有「寒士」。1938年，有個「寒士」就對商務印書館這種專出善本古籍的行為表達了不滿，他「希望商務之《四部叢刊》改易其最古之標準而為最精」。此時距《四部叢刊》籌劃幾愈20載。1927-1930年，商務印書館重版了《四部叢刊》初版本，1934-1936年間又出版了的《<四部叢刊>續編》和《<四部叢刊>三編》，1936年又再度再版了《四部叢刊》初版本，將之縮印，並易名《<四部叢刊>初編》，以區分續編和三編。十數年間，《四部叢刊》始終暢行不衰，而「寒士」也生生不息，「寒士」的心更始終不死。他們以「最古未必即最精。最古者當然可以別存，即最精之解釋，亦甚難確定，或互有短長，亦當然可以別存」來呼籲和勸誡商務印書館不要執迷於古本。
「寒士」的呼籲始終顯得無足輕重。以《四部叢刊》為開端，除了《叢書集成》採用了排印技術[10]外，《四庫全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宛委別藏》等古籍叢書無一偏離商務印書館最初的選擇路徑。商務印書館始終奉行不悖地遵循著策源於1919年的善本派「求藏」的決策。當然也未對「寒士」之音完全置若罔聞。1930年代的商務印書館，為應對時潮，也做出過多種調適。如1936年下半年分三期出齊的《<四部叢刊>初編》，便是對《四部叢刊》初版本進行縮印的新聞紙（瑞典紙）廉價本，分布面精裝本200元以及紙面平裝本150元兩種預約價[11]。相比於初版時500元的連史紙本價格以及400元的毛邊紙本價格，低至150元確實有些名副其實是「廉價本」了。《叢書集成》於1935年發售預約時，商務印書館也將之分作道林紙和新聞紙兩種紙本，前者比後者要貴一半，後者拆分下來每冊合七分錢，這顯然是顧慮到了「寒士」們的購買力了。不過全書達至4,000冊的規模，合計起來一套的預約價最低也要280元[12]，又是令人望而卻步的數字。普通人家一次付齊如此巨款想必也絕非易事，按照中華書局對「寒士」們購買360元縮印本《四部備要》全五集「月省十餘元，積二三年」的建議，280元的價格必定也需要省吃儉用攢上一年半載。於是分期付款的方法被廣泛應用到古籍叢書的預約活動之中，但多期合計起來比一次付清要多繳納數十元不等，又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商務印書館的調適，連最低廉的品種也遠遠超乎普通人的購買力。可想而知，與其說這種因紙張而分價的劃分是為了「寒士」考慮，毋寧說是為了應付今非昔比縮水了的「貴族」。時人有評論，稱在這「商業不景氣，大家經濟困難，誰也不能說不是事實。然而大部的古籍的翻印，動不動就要費百元一部，還是有人買」，因而成了一個無法匪夷所思的「問題」。這位時評人借他人之口試圖解答認為：「社會上的經濟雖然困難，但是所受的痛苦，最深的人，還只是『中產階級』的人，比中產階級再窮的人，一直是這樣窮，不是從這兩年起。比中產階級更富的人，他並不因這兩年的經濟困難，而缺少了買古書的錢，況且，在他們，從前買木版書，和現在買影印本的書，已經算是‘拾便宜貨’了。」[13]可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寒士化的「貴族」相較之下依然有較為強勁的購買力，是古籍圖書消費的常備力量。此「寒士」非彼「寒士」，由此可見商務印書館「頑固」的讀者定位。
古籍叢書動輒上百種上千冊的數量，對儲藏空間有極大的要求。《四部叢刊》三編合計866種5,700餘冊，《四部備要》全五集共350余種2,100餘冊，《百衲本二十四史》24種820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231種1,960冊，《古今圖書集成》6,000餘種800冊……不以價格為慮，僅從空間上思量，古籍叢書的「貴族化」傾向已不言而喻。各出版機構為大型古籍叢書配備的書箱、書櫥也動輒35-80元不等，諸如箱櫥10隻5座聯排的規模，佔地不可謂不多。在時人對古籍讀者定位的認識中，諸如「因篇幅浩瀚，定價昂貴的緣故頗使書業脫離了一般的讀者階級，有成為一種裝飾風雅的趨向」[14]的看法不乏其數。「脫離了一般的讀者階層」，正說明古籍並非大眾讀物，也遠非普通人所能消費得起。
參考文獻：
[1]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茅盾《茅盾回憶錄·上》，華文出版社2013年，第133-134頁。
[2] 舒新城：《一年來之我國出版事業》，《文化建設》1934第1卷第3期，第101-113頁。
[3] 李衡之：《出版界往何處去》，《申報•出版界》1935年8月24日，第19版。
[4] 大川：《中國出版界之現狀及今後應走向的途徑》，《申報•出版界》1936年11月12日，第17版。
[5] 阿英：《雜談翻印古書》，《書報展望》1936年第1卷第3期，封1頁。
[6] 李麥麥：《論競出古書與民族自殺—請四萬萬同胞照照鏡子》，《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11期，第99頁。
[7] 李衡之：《出版界往何處去》，《申報•出版界》1935年8月24日，第19版。
[8] 李衡之：《出版界往何處去》，《申報•出版界》1935年8月24日，第19版。
[9]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茅盾《茅盾回憶錄·上》，華文出版社2013年，第134頁。
[10] 基本為排印，僅部分不合排印者影印。
[11] 先後兩版，數逾五千。“一•二八”之變，再版存書大半被毀，所留底版同付刦灰。越今數載，全部者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余。《縮本<四部叢刊初編>，保存善本真相，縮印廉價發行》，《申報》1936年2月17日，第4版。
[12]《<叢書集成>預約售價每冊只合七分》，《申報》1935年10月18日，第4版。何況兩個月後，又漲價20元。《商務印書館輯印<叢書集成>第一期書准期於本月底出版》，《申報》1935年12月19日，第4版。
[13] 豐乾早：《書報自由評》，《民報》1935年4月13日，第9版。
[14] 衛術：《舊書年》，《申報•自由談》1935年4月10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