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淳化閣帖》上的清使遺墨
《宋拓淳化閣帖》上的清使遺墨
劉宏輝
日本明治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也收藏有一部珍貴的宋拓完本。1911年，此閣帖交由東洋印刷株式會社以玻璃版精印，定名為《宋拓淳化閣帖》。卷末，留存有晚清首屆駐日正使何如璋與參贊黃遵憲的兩則親筆跋語，均不見載於二人詩文集，係新發現的散佚跋文。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內府所藏歷代名家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摹刻，成《淳化閣帖》十卷。這部大型官刻書法叢帖被後世尊為「法帖之祖]。由於原刻木板不久毀於火災，至今未見可信的宋初祖本傳世，現存閣帖均為翻刻本。流傳至今的《淳化閣帖》以明刻明拓、清刻清拓本居多，宋刻宋拓本存世極罕，最為著名的有上海博物館藏安思遠藏本、潘祖純跋本，上海圖書館藏泉州本，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等。
然而學界關注不足的是，日本明治太政大臣三條實美（1837-1891，號梨堂）也收藏有一部珍貴的宋拓完本。1911年，東京出版家手塚猛昌從三條實美之子三條公美處借觀，徵得允諾後，將此閣帖交由東洋印刷株式會社以玻璃版精印，定名為《宋拓淳化閣帖》。其出版識語交代了影印緣由：「故梨堂相國筆翰工麗，世皆知之，而其所愛藏《淳化法帖》在我邦現存閣帖中最為珍本，余耳之久矣。今茲夏請三條公得借觀焉，精采奕奕，果不負所聞。因思刷影以傳於世，則所裨益不尠。更請於公，公欣然諾之。乃付玻璃版，以頒同好之士云。」
這部《宋拓淳化閣帖》卷末，留存有晚清首屆駐日正使何如璋與參贊黃遵憲的兩則親筆跋語，均不見載於二人詩文集，系新發現的散佚跋文。茲依次輯錄二跋，並略作考釋，據此鈎沈這段晚清公使為明治收藏家鑒定法帖的往事。
何如璋跋云：
久未晤教，馳仰日深。昨石崎屬官持《宋拓閣帖》來述公言，屬璋審定。璋素不工書，安能鑒別古帖。聞公言，徒增慚汗而已。考閣帖初刻雖係木板，在當時已極推重之。流傳日遠，翻刻日多，頃秦中所存石刻亦殘缺，頗失其真。宋拓完本最難得，在中土亦未易多購。細審此本，神完氣足，確系舊刻無疑，珍物也。前於綾小路家及跡見學校見公所書額，用筆結構深得古法，超越流輩。女公子六歲能為徑尺大字，知其淵源有自。其賞鑒之精自不待言，乃不我遐棄，猥以見詢，其謙衝雅度尤不可及，公真盛德君子哉。檢舊藏鐘《表》一本，亦系宋拓善本，惜不完。呈公覽觀，與此帖一較之，益可灼然，並乞賜跋數行，藏之以為永寶，想公必見許也。冬寒，伏惟台候萬福，不宣。三條相國閣下。何如璋再拜，十月三日。
黃遵憲跋云：
遵憲始至長崎，見三條相國書，為之驚服；及來東京，又聞其收藏之富，賞鑒之精。昨出《宋刻閣帖》見示，憲見題簽字知為蘇齋先生物。按，蘇亝姓翁氏，名方綱，字覃溪，順天大興人。十二補□（附）學生，二十入□林□（翰林院），為□□（乾隆）十七□□□（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八□□（年八十二），重宴□□□（瓊林，加）二品卿銜，又四年乃卒。國史本傳稱其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書畫、譜錄、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錄》直駕洪文惠而上之。其書初法平原，繼學率更，當時與劉石庵相國、鐵冶亭制府齊名天下，稱為三家。是卷鋒穎如生，慧眼所鑒必不謬。初歸翁氏，今歸三條公，殆有神靈為之護持，必使物得所主乎！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為識於卷末。大清光緒四年十月黃遵憲敬跋。（原跋有數處墨跡不清，以□標示，括號內文字系筆者根據《清史稿·翁方綱傳》及沈津《翁方綱年譜》等資料所作推斷）
何跋僅署「十月三日」而未繫年，黃跋明書「光緒四年十月」。何如璋與黃遵憲同為廣東人，有鄉誼之親。黃之參贊一職即由何氏引薦，二人出使期間形跡相偕，故可推知二跋當同作於光緒四年（1878）十月三日。考何如璋使團行跡，自光緒三年十月赴任，十二月二十一日始移寓東京芝山月界僧院臨時使館。月界僧院處都市中而有林棲幽趣，只是地勢低濕、空間局促。此後使團四處尋訪更合適的館捨，至次年十月中旬才購定外務省華族會館，十一月初方從月界僧院遷入新址。何、黃二跋作於十月三日，其時使團尚駐月界僧院，可知跋語當作於此地。
何如璋跋語謙稱「素不工書」，而鑒定意見卻頗見功力。他考察閣帖版本源流，指出初刻為木板，當時已負盛名。後世翻刻極多，所謂「頃秦中所存石刻」乃指順治三年（1646）金石學家費甲鑄據萬曆「肅府本」摹刻、立於西安碑林的「關中本」。至晚清已逾兩百年，歷經風雨，不免殘缺，由此更凸顯出「宋拓完本最難得」。何氏又細審紙墨神采，斷為「舊刻無疑」。他還特意提及此前在綾小路家及跡見學校見三條實美所題匾額，稱其「用筆結構深得古法，超越流輩」。尤為有趣的是，何氏還特別稱贊其女兒秉承家法，六歲即能書徑尺大字。這並非溢美之辭，而是對半年前跡見花蹊攜女弟子造訪月界僧院臨時使館一事的由衷贊嘆。
光緒四年四月五日，東京著名女教育家跡見花蹊攜女弟子六人造訪清國使館。跡見花蹊所輯《彤管生輝帖》（1880）詳細記錄了這次雅集，並收錄她為此行所繪之圖，自題「攜女弟子揮毫於清國公使館圖，時戊寅清和月」。據名簿所錄，同行的六位女弟子中，首位即是「從一位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公長女智惠子」，年僅六歲，為其中最幼者；其餘五位皆以「花」為學名，分別為花香、花萼、花翠、花雲、花山。是日，六齡智惠子當場揮毫書寫「鳳鳴」二大字，筆力遒勁，字高於人，在場清使為之驚嘆。何如璋即席賦詩一首相贈，詩序雲：「三條惠子，年六齡耳，書‘鳳鳴’二字，筆甚遒勁，字高於人，為之驚詫不已，書一絕贈之。」詩曰：「腕力千鈞筆有神，書成鳳諾墨痕新。聰明那得人間有，知是天孫現化身。」蒲生重章批注道：「余亦嘗觀其書，做如是看。」何如璋《袖海樓詩草》又有《花蹊女史工詩，善書畫，於戊寅夏攜女弟子六人見訪，皆齠齔美材。即席賦詩相贈，因次韻答之》一首，還有分別贈予六位女弟子的一組詩作。雅集當日，何如璋將六首詩書於扇面，背面由使館隨員潘任邦、沈文熒、何定求作畫。副使張斯桂也參與了這次雅集，亦賦詩一首相贈：「新栽桃李滿庭除，桃李穠時尚讀書。紅粉兩行陳學士，絳紗一帳女相如。謾薰蘭麝熏班馬，不羨鴛鴦羨蠹魚。更有餘閒添畫稿，丹鉛點染寫芙蕖。」《彤管生輝帖》上還留存有黃遵憲題辭「濃艷豐郁，神韻標格，兼而有之。人與花比此文耶，文比人與花耶」，以及何如璋題辭「神韻標格俱佳，女史得此序，足以傳矣」。
由此可知，何如璋十月三日跋語中提及「女公子六歲能為徑尺大字」，所據正是半年前親見智惠子揮毫之印象。既然三條氏父女皆有如此深厚的書法修養，其賞鑒之精自不待言，愛藏之帖也必為珍品。跋末何如璋將自己所藏鐘繇書跡的宋拓本呈請三條實美比較鑒賞。因《淳化閣帖》卷二收有鐘繇《宣示表》《還示表》等作品，兩相對照即可辨析真偽。他懇請三條氏題跋，流露出一種以法帖鑒藏為媒的知音之感。
黃遵憲跋語開篇說「始至長崎，見三條相國書，為之驚服」，亦可與使團赴任行跡相印證。何如璋使團於光緒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抵達長崎，日方外務卿寺島宗則此前已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稟告使團赴日事宜。推想使團抵達長崎時，日方曾送呈三條實美親筆公函。進駐東京月界僧院後，中日文人往來頻繁，黃遵憲更因文名卓著，「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王韜《日本雜事詩序》）。黃氏於交遊中聞知三條相國「收藏之富、賞鑒之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三條實美派遣屬官石崎氏持帖請二人鑒定。
黃遵憲根據帖上題簽，識出此本為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大家翁方綱（號蘇齋）舊藏。彼時日本文人對題簽“蘇齋”瞭解不多，黃氏遂以大半篇幅詳述翁氏的生平及書法、金石學成就：翁方綱字覃溪，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書法融合顏真卿、歐陽詢，與劉墉、鐵保齊名；所著《兩漢金石記》，黃氏認為已超越南宋洪適《隸釋》。黃遵憲如此詳加介紹，意在借翁方綱的鑒定權威來確認此帖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金石學家和收藏家，翁方綱與《淳化閣帖》淵源極深。他一生經眼、鑒藏、校勘過的閣帖版本甚多，堪稱乾嘉時期閣帖版本研究的翹楚。除三條實美藏本外，翁氏還珍藏過一部萬曆肅府初拓本，並以之為底本，動用乾隆內府本、宋拓《大觀帖》等珍本進行逐字校勘，朱筆圈識，批校至數百處。1916年，東京西東書房將這部翁方綱批校本精印出版，定名為《翁覃谿校勘秘本淳化閣帖》。
翁氏兩種閣帖相繼東傳，其輾轉之跡已難詳考，但大體不出翁方綱身後、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文物大量流往東洋這一時代背景。黃遵憲跋語中「初歸翁氏，今歸三條公」一句，恰可作為這一時代風潮的縮影：翁方綱當年在蘇齋中題簽、校勘的珍本，不過數十年間，即已易主東鄰。帖上蘇齋題簽墨痕猶新，而故物已越海他屬。何、黃二跋一析版本、一述遞藏，為這宋拓珍本留下的，已不僅是一則鑒定意見，更是一段近代文物流轉與文人交遊的文獻旁證。百餘年後展卷重讀，猶令人感慨繫之。
從翁方綱舊藏題簽到三條實美珍藏，從何、黃公使賞鑒到手塚猛昌東洋影印，這部《宋拓淳化閣帖》的傳世歷程串聯起乾嘉金石學的余暉、晚清中日文人的筆墨交往，以及近代文物複製技術的傳播。當人們觀賞影印本上蘇齋題簽與何、黃手跡時，感受到的不僅是法帖的精采奕奕，更是一段以文物為紐帶的跨越時空的文化因緣。
本文原刊文匯學人2026.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