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朝鮮古活字本《醫方類聚》解題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朝鮮古活字本《醫方類聚》（第一輯）
（全26冊）
作者：〔朝鮮〕金禮蒙等編；
劉青、〔日〕武田時昌、李華雨編
開本：16開 圓背 精裝
出版時間：2026年5月
定價：23400.00元
ISBN：978-7-5598-9532-5
《醫方類聚》解題
一、編纂、初刊及校正修訂過程
《醫方類聚》是朝鮮王朝第四代國王世宗召集文官、醫官合力編纂的國家級醫方百科全書。該書於朝鮮世宗二十五年（明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年）開始編纂，歷時三年，朝鮮世宗二十七年（明正統十年，一四四五年）完成初稿，後經校正修訂，於朝鮮成宗八年（明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年）以銅活字（乙亥字）刊行三十部。
在此之前，世宗已命盧仲禮等人編纂《鄉藥採取月令》［朝鮮世宗十三年（明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年）］與《鄉藥集成方》［朝鮮世宗十五年（明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這些著作對以朝鮮可採集藥材為基礎的藥方加以系統整理並匯集成書，嘗試建構獨立於中國醫學之外的自主醫學體系，繼而再以中國文獻資料為基礎，進行體系化整理，藉此確立本國醫學研究的基礎。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一百一十對參與《醫方類聚》編纂的人員及其所分擔的職責，作了具體的記載：
（世宗—編者注）命集賢殿副校理金禮蒙、著作郎柳誠源、司直閔普和等，裒集諸方，分門類聚，合為一書。後又命集賢殿直提學金汶、辛碩祖，副校理李芮，承文院校理金守溫，聚醫官全循義、崔閏、金有智等編集之，令安平大君瑢（世宗第三子李瑢—編者注）、都承旨李思哲、右副承旨李師純、僉知中樞院事盧仲禮監之。歷三歲而成，凡三百六十五卷，賜名曰《醫方類聚》。
這是一項動員了眾多文官與醫官的重大工程。由於醫方關乎人命，其後校正工作格外謹慎，務求杜絕訛誤。據《朝鮮王朝實錄·世祖實錄》卷十八記載，朝鮮世祖五年（明天順三年，一四五九年）九月，朝廷就懸而未決的《醫方類聚》刊行事宜展開討論，並決定遴選一位精通漢籍、熟諳醫方者，擔任校正工作的負責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行大護軍梁誠之被任命為監領。至朝鮮世祖十年（明天順八年，一四六四年）正月，朝廷對遲滯的校勘加以督察，並以錯誤過多為由，對孫昭、柳瑤、韓致良、安克祥等七十餘人施以免職等處罰。其後，校正工作加速推進，至朝鮮世祖十年秋，校正方告完成。同年九月八日，梁誠之擢任吏曹判書。同時，參與編纂者亦升等一級，其中堂上者（正三品以上高官）則由其子婿弟侄代受。此次校正修訂，初稿原有的三百六十五卷被重新編整為二百六十六卷，可謂一次大規模校正修訂工作。其後，至朝鮮成宗八年五月二十日，西平君韓繼禧、左參贊任元濬、行護軍權攢等人以銅活字刊行，初刊三十部並進呈朝廷。負責出版事宜的監印官柳湑與典校署別提白受禧亦獲准升官，受到褒獎。
二、東渡日本與江戶時期的收藏與研究
首次刊行的三十部《醫方類聚》在朝鮮究竟被分發至何處，又如何流傳，至今已無從得知，後來該書幾乎悉數散佚，目前在忠清北道陰城郡的韓獨醫藥博物館中僅存一冊殘本（卷二百一『養性門三』）。然而，有一部較早傳入日本，並於日本安永九年（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成為江戶幕府醫官多紀氏的藏書，進而被活用於醫學研究之中。
關於《醫方類聚》傳入日本的途徑，多為傳說，缺乏確實的史料記載，但多紀元堅（一七九五—一八五七）在《時還讀我書》卷下提到『傳說由加藤清正掠來』，即萬曆朝鮮戰爭（又稱『壬辰倭亂·丁酉再亂』『文祿·慶長之役』）期間，該書由加藤清正帶回日本。萬曆朝鮮戰爭時期，從朝鮮帶回的醫書大多被收入初代曲直瀨正琳（一五六五—一六一一）創建的養安院，而《醫方類聚》最初藏於仙台藩醫工藤平助之家，後由多紀元簡（一七五五—一八一〇）斥重金購得。
吉田篁墩（一七四五—一七九八）的書簡集《艾峰手簡》（其寫給立原翠軒的書信）中，記錄了更詳盡的情況。當時吉田篁墩在奈須玄真宅中，從工藤平助處得知其持有《醫方類聚》，並聽聞其有意將該書寄藏於多紀元簡的私塾躋壽館（後因幕府管轄而改稱為『醫學館』），遂主動出面斡旋該書的轉讓事宜。據《艾峰手簡》（天明四年五月十四日條）記載，該書冊數為『四百三十冊（缺十餘卷）』。約一個月後，他在書信中提及已將該書送達多紀氏，並附言稱關於所缺卷帙，播州（今日本兵庫縣南部）尚有人收藏，建議加以尋訪。（同年六月十一日條）
從吉田篁墩的表述中可窺見，此次寄贈背後尚有隱情未盡言。當時持有《醫方類聚》者並非只有工藤平助一人，播州亦有藏家。這一信息在此時被突然提及，恰恰暗示工藤平助所藏並非其家傳本。若進一步推測，原本存於播州的《醫方類聚》，或許是工藤平助以轉售為目的而獲得。由於未能將全卷悉數攜出，部分卷帙仍留存於播州，而對此情況有所耳聞的吉田篁墩，便在書信中含蓄地暗示了其存在。寄藏本的總冊數標為『四百三十冊』，與實際卷數有明顯出入，這亦可視為內中隱情的一種反映。關於所缺卷帙，在多紀元簡所編《聿修堂架藏醫書目》（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富士川文庫藏）中記載，『《醫方類聚》二百六十二卷，朝鮮刻本，不著撰人姓氏，缺第一、四、五、百十六、百二十、百四十八、百四十九、百五十五、百五十六、百八十九、二百七、二百九、二百二十，凡十二卷（十三卷——編者注）』。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朝鮮初版本及喜多村直寬的復刻本（序文中提到『所缺凡十二卷』）相對照，朝鮮初版本及喜多村直寬的復刻本所缺『卷六十三、百五十四』，在《聿修堂架藏醫書目》中為缺『卷一、四、五』。此情形頗為蹊蹺，且長期未受到學界關注。由於所缺者乃書首諸卷，難以簡單視為記錄失誤。較為合理的推測是，這三卷乃後來補入。若其來源正是播州本，則可進一步提出如下假說：
工藤平助所持之本原存於播州，其二百六十六卷中原本就缺失十餘卷。工藤平助所寄藏之本最初被描述為總冊數『四百三十冊（缺十餘卷）』，但多紀元簡編寫《聿修堂架藏醫書目》時，已修正為『二百六十二卷，缺十二卷』。若『卷一、四、五』三卷為缺，那麼實際缺失的卷數應該更多。此類錯誤，因書籍信息先於實物流傳，導致總冊數出現齟齬，並使本應列為缺卷的『卷六十三、百五十四』也被忽略。其後，隨著播州本補齊了不足的卷帙，多紀元簡舊藏遂最終形成僅缺十二卷的近乎完本。
關於該書自朝鮮傳入一事，據工藤平助所言，該書乃豐臣秀吉兩次進攻朝鮮（即萬曆朝鮮戰爭）時掠奪而來的戰利品。萬曆朝鮮戰爭中，直江兼續攜回大量漢籍一事廣為人知，此說表面上頗具合理性。然而，這一說法並無史料佐證，且當時貴族與五山僧侶亦多有入手各種朝鮮古活字本，故該書或另有傳入途徑。若該書並非工藤平助家傳本，而是自播州或他處所得，且意在轉賣，則上述說法更可能只是為抬高書籍價值而附會的傳聞。因此，探討該書的傳入過程，應置於現存眾多朝鮮古活字本以何種途徑傳入日本的整體脈絡中，從更宏觀的視角重新檢討。
在多紀元簡取得工藤平助藏本的大致同期，另有《醫方類聚》抄本流傳。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的佐伯文庫本便是其中之一，現存四十四冊：其中完整保存二十一卷，包括卷六至十五、四十至四十八、六十四、六十五；另有二十三冊為部分抄錄，包括卷六十六至八十八。卷六『五藏門』首葉題有『佐伯醫員津田道齋著』字樣，可知該書為豐後（今日本大分縣）佐伯藩藩醫津田道齋所抄。書中另見『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卷末亦留有『昌平阪學問所』藏書印。據此可知，該抄本原為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標（一七五五—一八〇一）之藏書，後成為日本三大文庫之一的佐伯文庫。毛利高標去世後，其孫佐伯藩第十代藩主毛利高翰於日本文政十年（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應幕府之請，將該書作為『毛利高標獻上本』（共一千七百四十三部、二萬七百五十八冊）之一獻納，後經昌平阪學問所轉入內閣文庫。抄寫者津田道齋著有《傷寒論選注》二卷［日本天明五年（清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序；日本天明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刊］，以及《傷寒津氏微》二卷［日本寬政四年（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刊］等。抄本《醫方類聚》的具體書寫年代與地點皆不詳，但極有可能早於多紀氏收藏之前。以多紀元簡為代表的江戶醫學館學者雖也留下若干《醫方類聚》抄本，但與此抄本並非同一系統。此應為十九世紀以前的最早期抄本之一。就目前研究現狀而言，其存在雖為部分研究者所知，卻長期未得到充分討論，實在令人不解。
上述見解雖未超出臆測範圍，但作為一項充滿啓發性的假說特此提出，意在指出尚有亟待精查的資料存在。
三、江戶醫學館的採集、復刻
多紀元堅在《時還讀我書》中，對《醫方類聚》內容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全書分為九十五門，其中『婦人門』與『小兒門』又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子目（據三木榮《朝鮮醫書志》所述，『婦人門』分為二十九子目，『小兒門』分為五十二子目）。所引用書籍共一百五十三部，其中已散佚者多達四十餘部。各門皆先論後方，並依著作年代先後排列，且引文一概照錄原文，不加改訂。因此，全書保存了大量佚書、佚文，其所引文字亦多能保留原書的舊態。多紀元堅還指出，其體例乃仿效《永樂大典》而成。關於編纂年代，《東醫寶鑒》中僅提到『先王命醫臣所撰』。多紀元堅在其入手的金安國《慕齋集》（現存一卷）的殘本中發現梁文襄公神道碑銘中有『校進《醫方類聚》』一語，梁誠之（字純夫，號訥齋）的卒年為朝鮮成宗十三年（明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年），據此可推測其大致編纂年代。如上所考，從多紀元堅展開的翔實準確的文獻考證，亦可推知江戶時代醫學研究的水平之高。此外，多紀元堅所持《慕齋集》現藏於築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並已數字化。
關於多紀元堅提到的一百五十三種引用書，在朝鮮初版本的序目中已有刊載。雖然這些典籍幾乎全是中國文獻，但仍包含了一本高麗醫書——崔宗峻撰《御醫撮要》［高麗高宗十三年（宋寶慶二年，一二二六年）］。多紀元堅從年少時便在父親多紀元簡的指導下，與兄長多紀元胤、同僚等一起從《醫方類聚》中收集佚文三十餘種，匯編成《醫方類聚採集本》（三木榮《朝鮮醫書志》第四部收錄三十五種書目）。
隨後，幕府醫官喜多村直寬根據此朝鮮初版本，自日本嘉永五年（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到文久元年（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歷時九年完成木活字版復刻本，稱為『學訓堂聚珍本』，又稱『喜多村直寬本』『日本文久元年本』。學訓堂聚珍本扉頁刻有『仿朝鮮國活字原本縮刻醫方類聚學訓堂聚珍版』字樣，全書卷末則有『文久紀元辛酉仲春月江戶學訓堂活字排印』之牌記。
該版本尺寸小於朝鮮初版本，全書高二十二點八釐米，寬十五點零釐米，版式為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根據書中多紀元堅的序文記載，同僚喜多村直寬在同志之中募款，並向幕府借款來籌措出版資金，最終得以完成復刻。
對於朝鮮初版本所缺十二卷，喜多村直寬請駐江戶弘前藩藩醫涉江抽齋（一八〇五—一八五八）參考各家文獻進行補寫。實際補寫情況是，涉江抽齋對於散佚的十二卷，完成了近八卷內容補寫。從現存的學訓堂聚珍本來看，在涉江抽齋補寫的卷六十三、百十六、百二十、百四十八、百四十九、百五十四、百八十九、二百七的版心處均有『補』字。而卷百五十四的『勞瘵門一』、百五十五、百五十六、二百九、二百二十未作補寫，至今殘缺。且此後出版的各種《醫方類聚》中，都不見此內容。卷百五十四卷末另有『目錄不存無由補填次二卷同』的記錄。
《醫方類聚》的編纂體例，除首卷開篇有全書的總目之外，各門首有此門目錄，按順序列舉此門收錄的內容（包括論與藥方名）。因此，可以推測，涉江抽齋補寫缺卷的方法，是根據各門目錄中的藥方名，參考引用書原本，補充各個藥方的具體內容。而未補寫的卷百五十四的『勞瘵門一』、百五十五、百五十六、二百九、二百二十均是各門的開篇，由於目錄不存，所以無從補寫。
此外，在日本國內的圖書館中仍散見多種《醫方類聚》抄本。除上述佐伯文庫本之外，東京大學藏有多紀元簡稿本、淺田宗伯舊藏本，杏雨書屋藏有白河家舊藏本，內藤藥材博物館藏有喜多村直寬稿本等。這些版本的成書時間極有可能更早，但卻很少被研究者重視。實際上，這些豐富的抄本資料，也為《醫方類聚》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依據。
四、朝鮮初版本的遞藏與現狀
多紀氏收藏的朝鮮初版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存二百五十二冊，缺十四冊。銅活字刊行。書高三十點五釐米，寬十九點零釐米。四周單邊，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個別行十八字，或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白口，雙對黑魚尾，版心鐫書名、卷數、葉數。
該書原書共二百六十六卷，每卷各成一冊，共二百六十六冊，除缺失卷冊外，實存二百五十二冊。《醫方類聚》原書目錄如下：
卷一至三 總論
卷四至十二 五藏門
卷十三至六十三 諸風門、諸寒門、諸暑門、諸濕門、傷寒門
卷六十四至八十四 眼門、齒門、咽喉門、口舌門、耳門、鼻門、頭面門、毛髮門、身體門、四肢門
卷八十四至一百六十五 血病門、諸氣門、諸疝門、陰門、諸痹門、心腹痛門、腰腳門、腳氣門、脾胃門、三焦門、翻胃門、嘔吐門、膈噎門、霍亂門、沙證門、眩暈門、宿食門、積聚門、咳逆門、咳嗽門、聲音門、諸瘧門、消渴門、水腫門、脹滿門、黃疸門、諸淋門、赤白濁門、大小便門、諸痢門、洩瀉門、諸虛門、勞瘵門、痼冷門、積熱門、火門、虛煩門、驚悸門、健忘門、諸汗門、癲癇門、中惡門、解毒門、酒病門、蟲毒門
卷一百六十六至一百九十七 諸蟲門、辟蟲門、蟲傷門、獸傷門、癮疹門、疥癬門、諸臭門、癰疽門、丁瘡門、丹毒門、瘰門、諸瘻門、癭瘤門、痔漏門、便毒門、金瘡門、諸刺門、折傷門、諸瘡門、膏藥門、湯火傷門、漆瘡門、怪疾門、救急門、雜病門
卷一百九十八 諸湯門、諸香門
卷一百九十九至二百五 養性門
卷二百六至二百三十八 婦人門
卷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六十六 小兒門
現存的朝鮮初版本所缺十四冊如下：
卷六十三、九十八、百十六、百二十、百三十二、百四十八、百四十九、百五十四、百五十五、百五十六、百八十九、二百七、二百九、二百二十
其中，卷九十八（『腳氣門三』），卷百三十二（『黃疸門二』『諸淋門一』），出現在學訓堂聚珍本中，版心沒有『補』字，由此推知，卷九十八、卷百三十二，應為學訓堂聚珍本製作後散佚的部分。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朝鮮初版本，每冊書首皆鈐有藏書印，藉此可考明治之後該書的移管去向。首先，除多紀氏及江戶幕府醫學館（前身為多紀氏創建的躋壽館）的藏書印『多紀氏藏書印』『躋壽殿書籍記』『醫學圖書』外，還可見『大學東校典籍局之印』『淺草文庫』『帝國博物館圖書』『宮內廳圖書印』。所謂『大學東校』，是江戶幕府末期的西洋醫學校（由蘭方醫創建的私營種痘所，後歸幕府管轄，改稱為『西洋醫學所』『醫學所』）在明治政府接管後的名稱，此後又合併了漢方的醫學館，發展為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日本明治五年（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為集中保管並公開大學東校等政府機關的藏書，政府在原昌平阪學問所講堂（湯島聖堂）內設立隸屬博物局的圖書館（書籍館）；兩年後遷至淺草藏前的舊幕府米倉（淺草御藏、八番米倉），改稱為『淺草文庫』，其藏書印原本由太政大臣三條實美題寫。淺草文庫在日本明治十四年（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閉館後，所藏書籍先後移交上野公園內新設的帝國博物館（後改稱為『東京帝室博物館』，二戰後成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宮內廳圖書寮之後，最終入藏於現今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此外，醫學館的大部分舊藏書經淺草文庫，移至和田倉門內書庫，管理權由內務省移交太政官後，進入太政官文庫（後改稱為『內閣文庫』，之後成為『國立公文書館』），其中重要書籍被選入日本宮內廳圖書寮收藏。《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一九五六年版，一九七一年改訂）中記錄了五種《醫方類聚》（學訓堂聚珍本三種、江戶抄本兩種），未見朝鮮初版本。因此，《醫方類聚》的朝鮮初版本或未移交內閣文庫，而是作為皇室相關的重要文獻直接移至日本宮內廳圖書寮，這也側面幫助其很早即被認定為珍貴書籍。
五、近代以來的回流與重刊
在近代日本，繼喜多村直寬的學訓堂聚珍本之後，《醫方類聚》未再重刊，而在中國及韓國，該書則有若干次再版。這些重刊都以學訓堂聚珍本為底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的朝鮮初版本卻始終未曾重刊，這一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在向韓國的回流過程中，喜多村直寬曾直接參與其中。他在日本明治九年（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二月《江華條約》（《日韓修好條規》）締結期間，曾托付外務理事官宮本小一將《醫方類聚》以及自己的著作《傷寒論疏議》《傷寒（論）六經疏義》《金匱要略疏義》《傷寒論札記》《經方權衡略記（權量略說）》《蛔志》《多疾匯箋》《越俎藥志》一並贈呈給朝鮮政府。由此，原本被認為已經亡佚的《醫方類聚》之存在，在朝鮮亦廣為所知。寄贈的學訓堂聚珍本進入朝鮮典醫局後，又由高宗賜給典醫洪哲普，後經藏書家洪宅柱之手，最終藏入延世大學圖書館。
韓國首個韓醫學培養機構—東洋醫科大學（前身為韓國慶熙大學韓醫學院）校長李鍾奎先生，懷著重刊《醫方類聚》的宏願，每日雇用三十名專業抄寫人員，累計動員六千人次，歷時七個月，摹寫延世大學所藏的學訓堂聚珍本，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實現了出版（正文十冊、索引一冊）。該摹寫本後由李鍾奎先生贈予台灣中國醫藥研究所的李煥燊先生，《醫方類聚》從而傳入中國。之後，該摹寫本經影印，最終由中華世界資料供應出版社有限公司整編，於一九七八年在台灣實現出版。
在韓國，另有一部學訓堂聚珍本，後來流入朝鮮。關於喜多村直寬所贈呈書之部數，雖有說法認為是兩部，但從外務大丞理事官宮本小一與禮曹判書金尚鉉的往來書信可知，實際僅寄贈一部（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 改訂版）》，一九六三年；三木榮《朝鮮醫書志》第五部·三三《醫方類聚（日本版）》，一九五六年）。該本傳入朝鮮後，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由朝鮮醫學科學院下屬的東醫學研究所進行翻譯，並由朝鮮醫學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共二十冊，每冊前半部分為朝鮮文譯文，後半部分為原文的手抄本。由於手抄及翻譯的底本尚未經過調查，其來源途徑尚不明確。該版本後由韓國引入，韓國驪江出版社將原文和譯文拆分為兩部（全四十冊），以影印形式於一九九四年出版。
在中國，除前述台灣地區影印的韓國摹寫本，經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湖州中醫院整理之校點本，由人民衛生出版社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間出版（全十一冊）。此後，該校點本由日本雄渾社在日本發行（全十八冊，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二〇〇六年，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等再次重校，並增加索引卷，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全十二冊）。
此外，二〇〇二年，九州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國文化研究會整理的學訓堂聚珍本的影印版，同時根據朝鮮初版本進行了頁碼訂正和文字校勘。
綜上，《醫方類聚》通過喜多村直寬製作的復刻本得到了廣泛流傳。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朝鮮初版本相比，殘缺卷不僅由涉江抽齋補寫，文字方面也作了諸多修正。在中國出版的校點本中，刪除了原書卷一至四的部分內容，並依據《醫方類聚》所引醫書的現行本對文本作了大幅改動，原書面貌已難以保存。需要注意的是，《醫方類聚》編纂時所使用的醫書版本，理應比改動之時流行的版本更接近原始形態，也更為可靠，因此，後人依據現行本對其的改動，實屬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問題。概而言之，關於《醫方類聚》的綜合研究，應回歸其初版本，在整理各種版本文字異同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內容加以分析。唯有如此，朝鮮醫官、文官們在刊行時力求忠實原典的辛勞，江戶醫學館醫官們在校正與復原中所做的努力，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基於以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朝鮮初版本得以影印出版，實在意義重大。
劉青 武田時昌撰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