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秩深耕研版本，津逮古籍育英才（上）
六秩深耕研版本，津逮古籍育英才
—從《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觀其思想、貢獻與育人實踐
王蕾
摘要
古籍版本目錄學家沈津著《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出版之際，文章回顧沈先生擔任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聘專家期間開展古籍版本鑒定與整理工作、培養古籍版本鑒定與保護人才的豐富實踐；分析沈先生的古籍版本鑒定思想與卓越貢獻。沈先生認為，古籍版本鑒定是綜合運用版本目錄學知識的科學，古籍版本鑒定人才培養關鍵在於投身古籍事業的志向情懷、實踐經驗豐富的一流導師，以及具有豐富的善本古籍和工具書基礎。
關鍵詞：沈津 古籍 古籍版本鑒定 古籍人才培育
2011 年，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先生自哈佛燕京圖書館榮休後，應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大館」）館長程煥文教授邀請，擔任中大館古籍特聘專家，開展館藏古籍版本鑒定編目、整理出版與人才培養工作。此後6年間，筆者與中大館特藏部同仁有幸與先生朝夕相處，時時問學於側。時光荏苒，我們始終對先生的悉心教導感銘於心，對先生不辭辛勞，著力推動古籍版本鑒定與整理實踐工作、培養古籍版本鑒定與保護人才的熱情和行動深為感佩。即將出版的《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記錄了先生數十年來輾轉海內外之豐富實踐、見聞與思想，是其60餘年深耕古籍工作的心血，亦是當下關於古籍整理與版本鑒定的圭臬之作。在此，筆者謹以多年來跟隨先生所見所聞所思，拉雜敘之，以冀對先生在古籍版本鑒定實踐、學術思想及人才培養方面的卓越貢獻與深遠影響，略紀一二。
一
先生在眾多伸出橄欖枝的邀請者中選擇中大館，源自他與程煥文教授在古籍版本鑒定人才培養的迫切性上，以及在圖書館古籍工作的重要性上，有著高度一致的認知與追求。
先生認為，古籍版本鑒定是一門科學，是建立在深厚積累與豐富實踐經驗之上的學問，是目錄學、版本學知識的綜合運用，既需要深厚的學養，又關係到學術研究、文獻保存與市場交易的準確性。的確，古籍版本鑒定是以文獻學、圖書館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為基礎，尤其是依託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等分支理論支撐與方法指導，通過對古籍載體（紙張、裝幀）、刊刻（字體、刀法、墨色、版式、牌記）、內容（作者、避諱、序跋）及遞藏流傳（印章、題識、批注）等多維度特徵進行辨別、分析、考證，確定其撰著方式、成書年代、刊刻主體、版本屬性、流播變遷及文獻與文物價值等的研究與實踐過程，旨在實現對古籍辨真偽、明源
流、定優劣，促進古籍保護與傳承。先生畢生致力於古籍版本鑒定實踐與理論探索，始終在呼籲業界、學界、國家及各級古籍管理單位、古籍保護機構重視古籍版本鑒定工作，重視古籍鑒定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究其原因，實出於古籍版本鑒定的必要性。先生認為，傳世舊籍經不良書估之手多失去本來面目，古書在流傳中歷經天災人禍，往往零落流散、發生變化，一書流傳過程中形成不同的版本，源流關係複雜，有優劣之別。因此，古籍版本鑒定對於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的學者、古籍編目與保護工作的圖書館員、以收售古籍為業者，以及眾多的古籍愛好者、收藏者而言，都是必須擁有的業務技能，是古籍編目、保護、校勘、研究、整理、出版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礎。
古籍版本鑒定是古籍編目的前提。版本鑒定的核心是辨識真偽、評估價值，版本項是古籍編目核心著錄款目；編目旨在對古籍內容進行科學化、系統化的揭示與管理，質量高低依賴於版本鑒定的準確性，「只有鑒定正確，才能保證一部書的著錄質量」，兩者結合使人能知真善而得要領。
古籍版本鑒定是古籍保護的依據。古籍保護需通過版本鑒定明確古籍的文獻與文
物價值，及珍善等級，才能實施分級保護，合理分配保護資源，達到最優的保護效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三性九條」標準、「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分級保護體系、《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評選及保護機制等都是以古籍版本鑒定為基礎的。古籍版本還具有時代性、區域性等特徵，版本鑒定可為保護理念與技術的應用提供針對性依據。古籍版本鑒定並非絕對精准，保護實踐中各類修復技術、數字化技術及檢測技術的應用，可有效補充鑒定所需的多重證據與信息。
古籍版本鑒定更是學術研究的基礎。版本鑒定可為多學科學術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基礎，保障文獻的真實性，奠定學術研究的可信性。而且鑒別本身就是一項嚴謹、複雜的學術活動，其研究過程可系統揭示文獻的歷史源流與學術脈絡。在中國傳統和現代學術中，借助版本鑒定糾正學術謬誤是人文學科極為常見的研究路徑。古籍版本」鑒定在方法、思想和實踐上的發展不斷地豐富並推動著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文獻學的理論體系發展。進入數字時代，古籍版本鑒定借助圖像識別、比對等各類計算機視覺技術，正逐步向數字版本學拓展和轉型，傳統版本鑒定的理論、技術方法是數字版本學發展的基礎，數字版本學則進一步豐富了版本鑒定理論和方法體系，形成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發展格局。
儘管古籍版本鑒定具有上述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然而這項具有深厚歷史
積澱的專業性工作長期面臨多重困境：全國古籍普查工作因版本鑒定專業力量薄弱而進展遲緩，基礎編目數據的準確性與完整性受到影響；古籍資源的開放共享因版本信息缺失而難以深化，大量珍貴典籍仍處於「藏而不用」的狀態，無法充分發揮文獻的學術價值。尤其在數字化時代，基礎目錄數據質量參差、關聯難度大進一步成為古籍智慧圖書館建設的主要瓶頸。這些困境的根本癥結之一在於人才培養體系的結構性失衡—從國家級古籍保護單位到基層機構，普遍存在專業斷層危機，具體表現為人員數量不足、代際傳承斷裂及專業鑒定力量薄弱。雖然「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通過培訓基地、傳習所、專業碩士等復合培養模式，古籍修復人才規模得到極大擴展，但系統掌握版本鑒定能力的專業人員仍非常稀缺，人才儲備嚴重不足。
正是基於上述現實與矛盾，程煥文教授自任中大館館長伊始，便著眼於圖書館古籍事業的長遠佈局，致力於古籍人才的培養，在大量引進具備扎實學術素養的碩士、博士入職的同時，自2002年起，先後延聘原遼寧圖書館副館長韓錫鐸先生、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潘美娣先生、故宮博物院碑帖專家施安昌先生來館主持古籍、碑帖的鑒定整理工作，並培養年輕專業人才。這一系列舉措為圖書館建設專業化的古籍人才隊伍和工作體系奠定了關鍵基礎，在全國圖書館界並不多見，成為當時我國圖書館界與古籍保護領域的標桿。
2011年2月，程煥文教授聘請沈先生擔任中大館特聘專家，負責指導古籍整理保護工作，承擔古籍鑒定人才培養任務，此舉在當時業界再次引發強烈反響，究其原因，在於先生在海內外古籍界獨特的經歷、成就和影響力。
先生少時即師從顧廷龍先生，又得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悉心指導，在上海圖書館的工作中奠定了扎實的古籍專業基礎，後20餘年又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長期深耕古籍鑒定與整理領域，60年來足跡遍至海內外知名古籍收藏機構，經眼珍善古籍數萬部，造就了卓越的古籍版本鑒定能力。程煥文教授評價先生：「環顧海內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難以尋覓。」這也代表了業界對先生的看法。
同樣是基於對古籍版本鑒定的重要性，及版本鑒定人才稀缺的清醒認知，先生不僅長期致力於古籍版本鑒定實踐與理論探索，亦長期依託自身條件與影響力，不遺餘力地倡導並躬身踐行古籍整理人才培養事業，通過豐富的人才培養路徑推動了古籍事業的代際傳承與發展。早在1974年、1975年上海圖書館舉辦的古籍訓練班中，先生與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師一起為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地區圖書館從事古籍工作的年輕館員講授古籍版本鑒定課程。1979年，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撰工作會議上，先生作古籍版本鑒定專題發言。
同年8月，先生隨顧廷龍先生赴浙江瞭解古籍善本普查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工作進展，與浙江圖書館邱力成館長在探討人才培養問題時，曾總結人才培養的關鍵「三條」：要立志、要主動學習，並以此為事業；要有實踐經驗豐富、一流的好導師；要有大量的善本、普通古籍及工具書可看可查，三條缺一不可，由此可窺先生對古籍鑒定人才培養的科學思想。
先生選擇加入中大館，得益於程煥文教授以豐富的古籍特藏資源、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等為條件所發出的多次誠摯延邀，但更重要的是歸功於程煥文教授明確的古籍人才培養的宏偉藍圖和願景。先生的應聘，體現了先生對中大館古籍工作的高度肯定與支持，更彰顯了先生對古籍版本鑒定人才培養的一腔熱誠。
二
先生認為，培養古籍鑒定人才，唯有實踐才出真知；而要想大量地經眼古籍，必須有一個大型計劃，比如編一個目錄或大型圖錄，也要結合以圖書館編目為主體的日常實踐。在先生指導下，中大館古籍館員先後開展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修訂版）、《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和《黃海章珍藏書畫圖錄》《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等書的編撰與出版工作。
先生認為：「書目是圖書館提供給所有的教授、學者、研究者使用的，書目的編排，包括分類、子目排列、版本認定應該是一種高標準工作。」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過程中，先生對審訂工作秉持極致嚴謹的態度，從大類與小類的調整到版本項信息的修訂，始終恪守「實物判別」原則：「我必須要看書來解決的，我就會寫一張條子列出來一個目錄，請同事到書庫調書。」
每日早上，先生交給身邊館員一份目錄，是他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初稿中找出來的條目，這些條目或為版本較為特殊者，或為版本判定有可能存在問題者，根據此目錄，館員自庫房中逐一取出供先生翻閱。
中大館珍藏有一套珍貴的善本目錄卡片。這套卡片既凝結著歷史上中大館先輩們心血的初始信息，也含有2004年編纂《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時韓錫鐸先生指導館員全面修訂時留下來的修訂信息，至《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版）編纂時，又留下了館員在先生指導下的校改增訂信息。其中最為珍貴的，則在於上有韓錫鐸、沈津兩位先生的諸多親筆校改。
值得一提的是，抄本與稿本向來為顧廷龍、潘景鄭等前輩所重，因其最考驗鑒定功力，且直接關乎古籍價值的評判。先生亦格外關注，他認為「稿本和抄本在所有版本鑒定當中是最難的」，而中大館善本中抄本、稿本又頗為豐富，因此他特別對中大館藏稿抄本進行了逐一鑒定，大大提高了善本書目的質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部分之前未予重視的館藏抄本中的精品，其中之一便是現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鮑廷博抄本《五峰集》。在《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中，先生談到明末清初藏書家毛晉及其《汲古閣集》稿本的流傳與價值，闡釋了影宋抄本的定義與重要性；亦從敦煌寫經切入，梳理古人抄書傳統，探討抄本的價值及名家抄本案例，並結合實例提出通過紙張、字體、墨色、鈐印等鑒別抄本與稿本的方法。事實上，先生在審訂中大館所藏抄本、稿本之時，正是從書籍本身出發，結合他所經所見，細致講解了鑒別的方法，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視野。
《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中有專章《藏書印及藏書印的鑒定》，介紹藏書印的悠久歷史、種類及鈐印規範，強調其在古籍版本鑒定中對考訂流傳脈絡、輔助判斷真偽、評估書籍價值等方面的重要性，例舉偽印現象與作偽手段，提出通過比對真印、觀察印泥、檢查鈐印位置及積累實踐經驗等鑒定方法。先生在修訂中大善本書目時，同樣堅持親視核驗，對書中作偽的藏書印一一予以指出，鑒別出如《巴西文集》抄本中多枚偽造名家之印，保障了目錄質量；同時，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真偽鈐印，向館員們一一詳細剖析，並分享他曾經眼的鑒別案例——此舉既保障了目錄質量，亦使館員得以掌握偽印辨識之法、理解前人未鑒之由及真偽版本差異，助力實踐能力提升。
《清代版刻圖錄》的策劃出版，先生深受《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中國版刻圖錄》的編纂思想與實踐啓發。顧廷龍、潘景鄭兩位先生編有《明代版本圖錄初編》，該書在精善的版本遴選、精審的版本鑒定、精當的版本著錄，以及豐富的版本類型、高質量的古籍書影等方面，為版刻圖錄編纂樹立了典範，對系統認知明代書籍刊刻史、版刻風格及時代演變特徵、稀見版本信息等極具價值，「惟朱明承先啓後，繼往昭來，傳遞之跡，有所蹤尋，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覘文獻之盛衰」。而趙萬里、冀淑英兩位先生編纂的《中國版刻圖錄》收錄歷代重要古籍版本，兼具書籍發展史與版本鑒定的雙重屬性，其版本鑒定詳盡精審，文字通俗準確，學術價值甚高。先生接踵前輩典範，又鑒於黃裳《清代版刻一隅》和黃永年、賈二強《清代版本圖錄》在收錄範圍和版本代表性上的局限，以及其他成果的版本鑒定著錄質量上的不足，希望中大利用館藏清代版本來做一本「和其他國內所有的圖錄、版本圖錄都不一樣圖錄」。他強調版刻圖錄編纂的關鍵在於呈現能反映出版信息的頁面，包含出版年、出版者、書價、發兌標誌（如「掃葉山房督造」）、地方信息等，無具體年份者一概不錄，「出版年和出版者全部都在這個地方，別的圖錄都做不到這一點」。可以說，此書就清代這一傳統與近代交匯、中西方印刷技術交融、書籍出版歷經巨變的時代進行版刻歷史總結，實現了「打開清代版刻的大門，讓大家看一看大門裡面各種各樣的清代版刻是什麼樣子」的願景。
在這一系列成果編纂期間，館員遇有疑問便向先生請教。彼時中大館四樓特藏部辦公室中，先生每日為館員答疑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他常先翻閱館員帶來的文獻，面對面解析各類有關版本與編目問題；亦常調取工具書，並多次與大家談及古籍保護機構應著力加強古籍書目、圖錄及影印叢書專藏建設—這既是為讀者提供全面的古籍工具書資源與服務，亦是館員開展館藏古籍鑒定與整理的重要參考。
在其推動下，中大館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充實各類古籍工具用書（含古籍修復相關書籍），形成了體系完善、特色鮮明的工具書專藏。
可以說，先生在古籍鑒定編目實踐及人才培養路徑探索中，既強調「實物研判」，通過經眼積累培養專業館員的鑒別能力；亦重視版本的歷史考證，引導館員善用歷代古籍書目、藝文志、經籍志等參考文獻輔助鑒定；更重要的是，注重以專項的整理工作、專門的出版項目為動力，培養館員在大量、集中、系統的實踐中獲得經驗。這一理念和方法，在讓我和同事們極為受益的同時，也為海內外古籍整理與人才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啓示。
三
先生曾言：要尋找好的導師，尤其是名師，有了名師就有了一個好的學習方法，要多切磋，多學習，多體會，尤其是導師口頭上的傳授，在書本上是找不到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個人成長體會，先生將這一理念融入和踐行到對中大館古籍人才的培養工作中，與古籍館員同一辦公室工作，以「傳幫帶」方式，聚焦業務實踐與問題，促進館員專業能力的提升。
每周半天的漫談研討是先生獨具風格的培養形式，他希望以此促進專業學習與專業能力提升。在漫談中，一方面大家聚焦館藏古籍整理問題，集中討論版本著錄各細項及具體問題，先生結合實物研判講解，使館員在交流中提升版本鑒別與著錄能力，同時通過對比其他機構書例拓寬視野，讓大家舉一反三，加深認知；另一方面設版本目錄學理論專題，館員可提出感興趣的主題，先生則結合數十年經眼的稀世珍本、鑒別心得、書林掌故，闡幽發微，深入探討。
此外，遇造訪的學界同仁，他常引館內青年與之論學，助其廣見聞、開胸襟。先生曾言：「顧廷龍先生跟我講，凡是你不懂的，你就問我，問潘先生、瞿先生，他們會毫無保留，馬上告訴你怎麼回事。他們學識非常淵博，非常了不起，看的東西多，瞭解的東西多，因為人和人、人和書、人和事他們很多都經歷過了，而經歷過的這些東西都是今天的書本上所沒有的。同樣的道理，我所接觸到的人、接觸到的事、接觸到的書，很可能是我中山大學的同事所沒有接觸到的，我把我知道的告訴所有的同事，他們或許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和舉一反三。」「我把我過去走的那條路，我所看到的，我經過總結後覺得很有用的知識，可以和同事進行分享。分享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快樂的享受，對同事來說，或許看到我過去的那些對他有一些啓迪。」加強對外交流是先生特別重視的培養路徑。他常攜館內同仁參加各類古籍研修、學術會議、交流參訪，助其開闊視野、經眼更多珍貴古籍、參與學術交流、締結學界情誼。2012年，他受台灣漢學研究中心邀請，赴台展開為期一周的講學和培訓，與台灣古籍界同仁廣泛交流。倪莉和筆者隨行學習。一周裡，來自台灣漢學研究中心、台灣大學圖書館等機構從事文獻研究和古籍工作的同仁聚集一堂，集中聽先生講授古籍版本鑒定專題講座。其間，我們跟隨先生訪問了重要古籍收藏機構，各家機構亦利用此機會，與先生就館藏珍貴版本進行鑒賞和版本問題交流。這是一次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們不僅見到了這些機構最珍貴的庫房和館藏善本，如珍貴宋本、《永樂大典》、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天祿琳琅」藏本等，也在先生與大家的交流中加深了對古籍版本鑒定的認識，收穫巨大。我們與先生還訪問了知名古舊書店—舊香居，古雅的風格和豐富的珍貴舊書令人流連忘返。在此過程中，經由先生推介，中大館與台灣古籍界同仁建立了廣泛密切的聯繫，在此後中大館主辦的歷屆「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台灣代表團多次參會，大大促進了兩岸古籍事業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尤為重視古籍的民間收藏和民間藏書家。他認為私人收藏家是保存傳統古籍、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力量。韋力、勵雙傑、林章松、易福平、王德等著名收藏家都與先生交往密切，並以專業的鑒定能力和專注投入的熱忱，得到先生高度贊譽。2013年，先生帶領中大館古籍館員隊伍赴香港拜訪著名印譜收藏家林章松，見識其豐富收藏，講授印譜版本鑒定與目錄知識。2014年，先生率館員赴江浙，參訪浙江省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私人家譜藏書家勵雙傑的思綏草堂、寧波天一閣等，館員得以進入這些公私古籍藏書庫翻閱稀見版本，眼界大開。
搭建學術交流平台是先生致力推廣人才培養的重要經驗。自2012 年起，中大館在他推動下舉辦“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討會”，先後四屆。從邀約海內外學者，到統籌餐飲、接送專家、論文裝訂等事務，館員全程參與組織，既鍛鍊協調能力，又獲接觸前沿研究與學界名家的機會。系列會議特色鮮明，突破傳統參會圈層，除高校學者、圖書館專家外，納入社會藏書家與資深學者，實現專業研究與民間收藏的跨界對話；設特色展覽，既展館內重要古籍、金石碑帖，亦邀社會收藏家展出獨家藏品（如王德的敦煌經卷、趙俊傑的清末民初印本小說），為與會者提供接觸罕見文獻的機會。系列會議影響深遠，既提升了中大館在古籍與特藏領域的學術地位，亦為海內外中文古籍與版本目錄學研究的發展與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原刊《圖書館論壇》第四十五卷十二期（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