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下）

從「貴族」到「寒士」：古籍叢書的價格與讀者定位（下）

朱琳

二、做書不貲：技術、紙張等的成本

1921年，中華書局開始醖釀出版《四部備要》系列。標榜「為讀書而刻書」的中華書局，版本選擇上以清代刻本為尚，並採用了排印技術。版本與技術上的抉擇，均反商務之道而行之，此間緣由當然不無善本難求這一難言之隱。從成本上看，排印確系高出影印一截。排印技術需要對原書重新排字，有排字便需校對。為力避錯訛，中華書局延請耆宿10餘人，每葉校十三四次[1]。《四部備要》全五集卷帙浩繁，全書350餘種2,000余冊，「排校工程大，欲速則不達，每集須20萬工，若影印則什一之工足矣」[2]。如按照10年工期算，僅人工成本則「300人工作10年約合100萬工」[3]。按其上述自測，如果影印則大致僅需10萬元的花費。

有意思的是，1926年的影排預算之差，放到1935年則乾坤顛倒為影印比排印更貴。1935年上半年，開明書店開始發售《<二十五史>補編》的預約，定價44元。此時所輯之書僅170餘種，後經博咨周訪而增加到247種，「已溢出七千頁以上」。在不增加已預約各戶價格的情形下，全書「惟一律改排版，免鑄鋅版。一轉移間，尚可拉平，惟出版不免延遲，而校對亦須加工進行耳」[4]。在「成本幾增二分之一」的情形下，開明書店力輓狂瀾的手段無非是從影印改用了排印，彼時排印成本竟然僅及影印一半上下，成本上一躍而為佔據優勢的一方。但需要說明的是，開明書店的影印，使用的是照相鋅版技術，並非十年前的照相石印。此前《二十五史》便用此法，開明還專門登報巨細糜繁地介紹照相鋅版印刷的優勢，通過宣揚印制手段的先進性凸顯圖書印製質量的高超[5]。

照相鋅版印刷技術屬於凸版與平版結合的新型印制技術，也集合了平版與凸版印刷的兩種優勢。據開明書店描述，照相鋅版印刷技術印制工序，需先把原稿用照相方法做成陰版，翻到塗布感光劑的鋅版上，通過光線使鋅版上顯出和原稿相反的文字來，再將不感光部分的感光劑洗去，再用特製藥品使感光的部分成為耐酸性，最後再用酸性劑把別的部分腐蝕掉，獨剩有耐酸性的部分。與之同屬凸版的鉛印技術，需將活字一個個組合，由此必須對排字加以校改，「一部字數達四五千萬以上的大書，要校對得沒有錯字，實在不是簡短的歲月和少數的人力所能辦到」。於是開明書店請來了「精細的照相機去做鈔寫先生」，通過照相技術將原版原文復寫在鋅版上，這照相機抄寫先生「是負得起絕對無訛的責任的」[6]。

照相鋅版相較於平版石印來說，也可避免諸多影印劣勢。平版因受墨與不受墨者所處高低相同，紙張在承印時無法如凸版印刷般易與版面密切接觸，在較粗或硬性的紙面尤甚，造成石印書籍字跡模糊，且油墨浮泛，閱之猶隔一層雲霧。而且，平版全版面都經過墨棍滾過，不受墨的部分雖用水可揩洗掉，但難免有殘存，以至石印書中常有細黑點；再加上照相落石，石面常不能完全與照相一樣清晰，所以須人工描修。有時因為字跡不清，工人隨意描寫，以致錯誤踵出；有時原書上的折痕和斑點，也會經照相落石後變成墨點或墨紋，這時也需辨別後用白粉細心塗去。商務印書館於1919年採用照相石印技術影印《四部叢刊》第一編時，彼時供職商務的茅盾就曾被徵召作總校對。先於茅盾專門做這項工作者有兩三個人，但因其文化程度不高，「有時會把一個字的點、捺、橫，也當做折痕或斑點塗去，造成某些字的缺筆，會與真正避皇帝諱的缺筆混淆不清」，所以茅盾便被徵調去做「把修飾過的底片復校一遍」[7]的工作。同樣是「捉蟲」，鉛印捉住後於紙面圈划出來，排版時再以正確的鉛字替之即可，石印校勘還需反向書寫的能手在照相底版上改正錯訛。當時商務的校對工，還必須苦練反向字，「在印石上用小毛筆蘸油墨將字補齊及修得完整，如同出自原書」[8]。商務印書館缺乏古籍校對人員的事實，從張元濟日記所載亦可見茅盾所言非虛。1918年，張元濟就認識到館內校對人才的缺乏，稱「可加薪另聘較佳者」[9]，這或可理解為是為即將展開的《四部叢刊》之影印工作做準備。但直到1930年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商務才形成了比較制度化的校勘團隊。彼時為了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務成立了校史處，由汪詒年、蔣仲茀任負責人，張元濟為幕後總管，日常職員十一、二個人，其中包括從無錫國學專科學校畢業的三位應屆生—王紹曾、錢鐘夏、趙榮長。校史處主要從事校勘和描潤兩大工作，以及解決製版、制線問題，如果描潤、製版都解決不了版面文字內容不清，則不得不動用摹寫技術。摹寫主要服務於原書缺葉造成的內容不齊，在無原葉的情況下補配原書，既要摹寫者書法與原書字跡匹配，又要掌握反手書寫的能力，難度較大。商務職工徐之謙、朱均二人便負責這一工作，書內個別缺字、模糊字，也由徐、朱二人摹寫填補。日後成為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的王紹曾評價徐之謙的摹寫，稱其「簡直可以亂宋本之真」[10]。作為精益求精的叢書主編，張元濟更是對這一以假亂真的高手欣賞有加，曾將經徐手改訂的版面親筆批注「徐震水製版」，藏於東方圖書館[11]。

上述由照相石印帶來的諸般影印弊病，在後來產生的新的平版影印技術，如金屬版（包括鋅版、鋁版，鉛版又俗稱鉛皮版）和膠版（又稱橡皮版）的護持之下，有所降低。1934-1936年間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三編，便使用了金屬版影印；1936年下半年出版的初編，則使用了膠版影印。1926年，中華書局針對商務印書館提出的「影印則什一之工足矣」之議，顯然指的是《四部叢刊》初版本（即第一編），與上述使用了新影印技術的《四部叢刊》後續系列無涉。此時照相石印技術，確實從技術上不盡如人意，價格上也比排印低一大截。從商務棄用排印選影印，中華於對比中自矜排印價格上的「高貴」可得印證。但是影印技術經迭代後，尤其發展出了開明書店引以為傲的照相鋅版凸印後，價格也自然比照相石印要有所提升。因此，從印制技術上評估成本，不能一概而論，需要明確技術的細分。而且，影印並非不需校對，排印更在校對之外亦可能存在添加句讀的斷句費用，這是需要另外考慮的成本問題。

印制技術的不同，不能全然決定古籍的價格高低。紙張作為圖書必不可少的載體，選何種紙張，裝訂後冊頁量的多寡，同樣對古籍叢書的成本造成重大影響。開明書店在決定出版《二十五史》前夕，便於1934年初先到紙廠參觀，三天之內去了兩家造紙廠。楊樹浦路天章造紙廠製造西式洋紙，曹家渡的江南造紙廠則是中國傳統紙張製造商。在「連看天章、江南而中西紙張之不同與造法居然得其大較」[12]後，開明書店為當年年末開始出版的《二十五史》配備了一種洋紙，即俗稱新聞紙的瑞典厚報紙。開明書店自陳，此紙雖然質地較為粗糙，但好在價格便宜，能降低生產成本；選用瑞典紙的另一原因，在於他們使用了新型的照相鋅版影印技術。《二十五史》雖然縮印成了9冊，版面密密麻麻地布滿細小的字塊，但印制技術能克服字跡不清的隱憂，用紙如何對此不造成影響，可謂有恃無恐。換句話說，因為設計好了縮印9冊，便需保證字體細小但清晰的閱讀效果，不得不選用了照相鋅版，技術的昂貴，使得紙張的用度上不得不做精簡。平衡之下，選用價格相對便宜的瑞典紙。但據開明書店自述，技術與紙張的選擇邏輯，則是紙張在前，技術在後——「因為《二十五史》為減低成本起見，所用的紙是質地比較粗糙的報紙，而字跡又比較的細，所以用平版印刷，不及用凸版印刷的清晰，這是採用凸版的最大動因」[13]。從上述表述推測，大概紙張的整體用度要高於技術的費用，在謀利的原則下，先從紙張入手設計圖書的出版，再配以相應的技術。

出版機構對紙張的精打細算，多從謹慎選紙，以及縮印減頁兩方面考慮。從1934年開始，古籍叢書普遍開始選用洋紙，主要包括瑞典紙、道林紙、橡皮紙、字典紙；此前則一致使用傳統中式紙張，如連史紙、賽宋紙、毛邊紙。中式紙張以舊造手工自制者為佳，但產額過少；機器量產者為次，上海的江南造紙廠是製造機制中式紙的佼佼者，頻頻現身古籍的再生產中。如1920年，商務印書館婉拒政府承印《四庫全書》之邀的理由之一便是「本國紙張不敷應用」[14]。手工制紙因產量無法保證，屢屢延誤出版。如中華書局原定1924年出版《四部備要》第一集的單行本，用紙為產自贛浙的手工毛邊紙，但囿於江浙戰事導致紙料生產與運輸受阻，單行本未能如期出版[15]。為了規避風險，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1933年《四庫全書》終於進入出版軌道時，出版合同中被政府指定的便是江南造紙廠的機制毛邊紙。時人抨擊此紙，稱其「色黃而脃，質厚而麤，視皖贛出產之潔白輕細者不侔」，而且「裝書百頁，其重量過於他種紙之二三百頁」。不但視覺與質地不佳，載裝上也笨重不輕盈。對於此等「藏書家往往不樂此也」之紙，抨擊者連連嘆曰：「不審當局何以選擇及於此廠之紙，又必強承印者以必行，而承印者竟納其議。」[16]政府對此的解釋是，紙張因本國舊造連史紙和毛邊紙產額過少，又因遭時艱而製作停工，存貨幾絕，收買不易，更不易大批購得，故擇江南造紙廠所出機制毛邊紙，於便利印刷之中“寓提倡國貨新工業之意”[17]。當然也有「不畏風險」選用中式手工紙者，如使用了手工連史紙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宛委別藏》。但從整體的使用頻率看，機制中式紙比之手工制紙更為普遍。兩種中式紙張，一律以線裝形式裝訂成冊。

自1934年開始，洋紙的使用蔚然成風，逐漸取代中式紙張成為古籍叢書的主流選擇。此時不但新叢書青睞洋紙，如使用了道林紙的《各省通志》，使用了新聞紙的《二十五史》《六十種曲》（平裝版），以及分道林紙和新聞紙兩種印本的《叢書集成》等；系列化的叢書也一改中式用紙的常態，改用洋紙。如《四部備要》全五集縮印本使用了橡皮紙，《<四部叢刊>初編》使用了瑞典紙。洋紙因成本與質量分三六九等，道林紙次於橡皮紙，但優於新聞紙。縮印本全五集《四部備要》，最初預約時擬用次道林紙，展期預約時改用次橡皮紙。中華書局對此解釋稱，「爰接待各界來函，均謂次道林紙質地雖頗堅韌，但紙面光滑殊甚，反光較強」。雖然成本增加了三成，但還是改用了「與普通報紙或道林紙不同」[18]的次橡皮紙，「此種紙潔白無光，不致有損目力；且紙質堅韌，歷久不變色」[19]。《叢書集成》出版了兩種印本，兩印本在內容、冊量、字體大小等各方面均無二致，僅用紙不同，道林紙印本比新聞紙印本價格上貴一倍。

隨紙變而變的是裝幀形制從中式線裝走向西式洋裝，隨洋裝而變的則是冊頁量上的減重縮頁。通過或影印時合版拼葉，或排印時縮小字體，再加之擴大版式，洋裝冊頁量遠少於線裝。1920年開始出版的《四部叢刊》初版本，全書323種圖書，線裝2100冊；1936年初版本再版，全書圖書內容不變，更名為《<四部叢刊>初編》，改線裝為平裝和精裝兩種洋式裝訂，平裝本440冊，精裝本僅110冊；《叢書集成》全書4,087種，原底本線裝8,000冊，排印洋裝後僅4,000冊；開明書店平裝版《二十五史》僅9冊，而商務印書館線裝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多達820冊，中華書局自《四部備要》析出的五開本線裝《二十四史》也不遑多讓地達至500冊。「舊式的《二十四史》就使有錢買，也沒有地方擺，尤其不便帶。像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這樣，擺帶都方便」[20]。冊頁量減少後，對儲存空間的要求降低，平民讀者受惠頗深。

開明書店為「亭子間的窮人」所想的辦法，最終落腳處便是隨洋裝減頁而來的價格調整，比之1920年代總體下降明顯。這一時期，出版機構還總是不厭其煩又樂此不疲地做一道除法題—將叢書總價分攤到每本書中去，甚至還有精確到每卷價格上去者，如《<二十五史>補編》被開明書店不但計算出「每部售價約合1角4分6釐」，還精確到「每卷售價4分6釐」[21]。通過強調單本書每冊幾角甚至幾分的價格之低，襯托並凸顯叢書整體售價的划算，吸引被整部叢書價格嚇退的潛在消費者。將叢書拆分成若干小叢書或者直接化整為零地零售單行本的方式也較為流行，如1934年五開本《四部備要》全五集出版，中華書局將之拆分成12種組合方式售賣；1935年開始出版的縮印本《四部備要》全五集則被劃分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8組發售；1934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各省通志》，雖然僅出版了五省，但每省均獨立售賣。多管齊下的出版新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此前被廣泛詬病的「有錢買的人不讀」「想讀的人沒錢買」的市場行情。通過合版拼頁以減少冊頁量的方式，古籍叢書的製造者們努力為古籍的市場定位扭轉方向，從求「藏」邁向求「用」，這也意味著古籍叢書的讀者定位也從「貴族」走向了「寒士」。不過如上文所述，「寒士」的購買力遠不如出版機構的預期，也最終只是滿足了實力大不如前的「貴族」，以及新興的寒士化「貴族」的胃口。

參考文獻

[1] 《空前精印古書<四部備要>》，《申報》1926年11月5日，第3版。

[2] 《<四部備要>大器晚成》，《申報》1927年1月20日，第3版。

[3]《空前精印古書<四部備要>》，《申報》1926年11月5日，第3版。

[4] 王伯祥著，張廷銀、劉應梅整理：《王伯祥日記·第五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1978頁（1935年8月31日記）。

[5] 編者：《現代的印刷術—<二十五史>的照相鋅版印刷》，《申報·開明版<二十五史>特刊》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6] 編者：《現代的印刷術—<二十五史>的照相鋅版印刷》，《申報·開明版<二十五史>特刊》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7]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茅盾《茅盾回憶錄·上》，華文出版社2013年，第135—136頁。

[8] 徐志放：《我記憶中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編《商務100年》，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653頁。

[9]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68頁（1918年2月1日日記）。

[10] 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王紹曾《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46頁。

[11] 徐志放：《我記憶中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編《商務100年》，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653頁。

[12] 王伯祥著，張廷銀、劉應梅整理：《王伯祥日記•第四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1757頁（1934年1月6日日記）、第1758頁（1934年1月8日日記）。

[13] 編者：《現代的印刷術—<二十五史>的照相鋅版印刷》，《申報·開明版<二十五史>特刊》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14] 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通告》，轉引自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第二次影印之經過—民國十三年》，《圖書評論》1933年第2卷第2期，第72頁。

[15]《<四部備要>單行本預約出版展期》，《申報》1924年11月6日，第2版。

[16] 陳灨一：《論抽印<四庫全書>》，《青鶴》1933年第1卷第21期，第3頁。

[17] 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第五次影印之經過——民國二十二年》，《圖書評論》1933年第2卷第2期，第87頁。

[18]《聚珍仿宋版精印洋裝<四部備要>，續售預約千部，額滿截止》，《申報》1935年6月1日，第7版。

[19]《中華書局印行聚珍仿宋版洋裝<四部備要>，預約本月底截止，機會不再，預約請速》，《申報》1935年4月12日，第1版。

[20] 陳望道：《<二十五史>題辭》，《申報·開明版<二十五史>特刊》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21] 《<二十五史補編>發售廣告》，《申報》1935年10月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