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做學術研究一定要花大力氣占有第一手資料。當年我研究藏書家吳騫的時候，發現他的日記都是五十二歲至八十歲時所記，前後跨度近三十年。要知道，清人日記的稿本、抄本，傳世大約兩萬餘種，但乾嘉時的學者存留的日記稿本卻寥寥無幾，並且多為零星殘帙。我認定吳氏的日記是清代乾嘉學者中最多的，所以我每天晚上就到圖書館看膠卷，一條一條抄，把他的日記全部抄下來。我讀到了他日記中的見聞雜錄、讀書筆記、清典故、鄉間風俗、友朋往來、藏書史實、鑒賞金石書畫、遊覽山水等。其內容豐富，所記時間之長，在目前所有明清兩代學者日記中僅見。後來台北的陳鴻森教授提出要出版這些材料，我就全部提供給他了，但最後沒能出版。後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們自己的《吳騫集》，我也就放棄出版我整理的這些材料了。但是，我收集的資料中還附了很多其他學者給吳騫的信，這應該是浙江版的本子中沒有的。我花了很多工夫，最後沒出版也沒關係，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認字及校點、整理。你不付出一點本錢（時間和精力），怎麼能夠慢慢地成功呢？

找第一手資料是很困難的，有時，我在寫一個題目，但文獻資料不夠，只能等待機會，比如我寫明代書價的文章就是如此，因為別的學者用的是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但我必須要用第一手的，是別人未曾見過的，所以只能等。不要說博士生，就連一些教授也得不到第一手的資料，參考的都是別人消化過的東西，再來進行分析和加工。個別學者的文章寫得不怎麼樣，很平談，講不出道道來，就是因為他沒有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沒有使用第一手資料，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書中才會有這類材料。有的學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舉個例子，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的普通書庫裡，專門瀏覽了經部類的線裝書，並就其中某些小類做了個小小統計。即周易類91種，尚書類80種，毛詩類109種，周禮類113種，春秋類102種，孝經類16種，四書類297種，這是在普通書庫時所見。同時，我又從經部善本的卡片中選了32種我認為不多見的書，結果一查，發現有11種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僅收1種；此外，32種中有一半 台灣地區《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著錄。再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連查5部，有1部未收。其經部之書類，確比1950年代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要多，和台灣地區《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不相上下，且有大陸及台灣地區所未入藏者。可見，這可媲美一些省市圖書館之所藏。所以我覺得，如有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之學者到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待個兩三個月乃至半年一載，所獲一定很多。

當然，學者即使得不到原件，也許會尋覓到複印件或掃描件，可以看得出原件的字體和長的模樣。然而複印件、掃描件看不出紙張的纖維，原件對著光線一照就能看到簾紋，掃描或者翻拍的無法看出到底是皮紙、草莖紙、竹紙還是宣紙。另外鈐在書上的藏書印有真有假，區別往往在顏色，複印件和掃描件是看不出原本的底色的。

本文原刊《沈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