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整理》前言
《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整理》前言
孫繼民
.webp)
孫繼民 宋坤 耿洪利 張恆 田琳 黃顯功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近代以來，我國對典籍文獻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始於考古出土新文獻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後，又擴展到傳世典籍文獻新資源的蒐集、整理與開發。考古出土新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近代考古新材料的「三大發現」或「四大發現」。稱「三大發現」者通常指商周甲骨文、戰國至西晉簡帛文獻、十六國至宋初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稱「四大發現」者則再加上宋遼夏金元時期的黑水城文獻。傳世典籍文獻新資源的蒐集、整理與開發的對象則主要是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巴縣檔案、南部縣檔案、河北獲鹿檔案，等等。
經過近百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出版界在文獻新資源的整理與開發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標誌性大型文獻資料編纂成果。文獻新資源整理與開發所涉範圍之廣、種類之多、數量之大，幾乎涵蓋了傳世典籍文獻和考古出土文獻的各個方面，從而形成了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獻整理出版高潮。目前，在已出考古新文獻基本整理完畢（仍有一批正在進行中），各地古代公私檔案（包括民間散存的各種文獻）正陸續進入相關地區、部門研究者視野或已被著手整理的背景下，一個集古籍文獻整理與古代文書整理於一體的新領域正在引起文史學界越來越多的注意，吸引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這就是蘊藏於我國傳世典籍文獻中的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所謂公文紙印本是古籍刻本的一種特殊形態，專指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賬簿（包括私人書啓等寫本）紙背刷印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界有「公牘紙」「文牘紙」「官冊紙」「冊子紙」「冊籍紙」等不同稱謂。一九八七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一書使用「公文紙印本」一語著錄此類古籍以後，此類古籍才有了統一的稱謂。一九九二年瞿冕良先生《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在公文紙印本」之外，提出了「公文紙抄本」的概念，並列舉了十多種公文紙抄本的古籍。於是，涵蓋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兩種古籍形式於一體的「公文紙本」概念的提出就成為一種必然，這也是本書中有時在使用「公文紙印本」之外也不排除使用「公文紙本」一稱的學術背景。
具體到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古籍而言，其藏量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國古籍總目》等版本目錄載，該館藏公文紙本古籍二十種，其中元代兩種，明代十八種，分別為：
（一）宋刻元刊公文紙印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據查閱紙背文獻為元代湖州路戶口冊。
（二）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元刊公文紙印本《論衡》（存五卷），據查閱紙背文獻為元延祐年間某司為卷宗事目事呈報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公文殘件，與南京博物院藏公文紙本《論衡》殘卷為同一批公文紙印刷。
（三）《後漢書》原著錄為宋紹興江南東路轉運司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但據查閱，其紙背文獻為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故正面古籍刊印年代最早應為明，原版本著錄有誤。
（四）《魏書》原著錄為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共兩個殘本：一者現存三卷（卷八十六至八十八）；一者現存十卷（卷四十五、四十六、六十一至六十五、八十二、八十三上、八十三下）。但據查閱發現，此二殘本應為同一版本，且用同一批公文紙刊印，其紙背文獻同為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故本書印刷年代最早應為明，原版本著錄有誤。
（五）《羅昭諫詩集》，該書封面題「元抄本，壬戌秋摶九裝」，但據查閱，該書紙背公文為明天順三年為覆勘錢沚之妻守節事浙江金華縣委官知縣蕭子楫呈文及鄰居保結狀等，原書所云「元抄本」有誤。
（六）《選詩》原著錄版本為明嘉靖二十八年湯易刻明公文紙印本，共三卷六冊。該書紙背多數僅存半朱印，無文字殘留，半朱印一般鈐於紙張左、右下角。少數紙背帶有公文內容，綜合來看，大體包含兩類：一是嘉靖二十九至三十年間陳州衛等處官員的結狀文書；二是嘉靖二十九至三十年間陳州衛等處民眾訴狀文書。據紙背公文時間推斷，該書應刊印於嘉靖三十年之後。
（七）《酉陽雜俎》原著錄為明萬曆刻公文紙本，共二十卷，四冊。據查閱，紙背公文為嘉靖三十年一月至十月間蘇州、鎮江、揚州、常州等府下屬各縣及巡檢司上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某呈文、執結狀等。
（八）《陶朱新錄》為明刻公文紙本。該書將《陶朱新錄》《綠珠內傳》《正統北狩事跡》《賈氏談錄》裝訂為一冊。據查閱，該書紙背公文為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二年之間直隸徐州沽頭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據考證應為欽拱極）所收各類訴狀、保狀、領狀、結狀、呈文等。
（九）《毅庵奏議》原著錄為明萬曆孫成名刻公文紙藍印本，共一卷一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大體分為兩類：一是青陽縣儒學公文殘件；二是明萬曆四年山東文武官員考語冊。
（一〇）《漢隸分韻》原著錄為元刻明嘉靖三十年公文紙印本，但據查閱，紙背公文中出現有嘉靖三十一年文卷數目，故本書的印刷年代應晚於嘉靖三十一年，原版本著錄有誤。該書紙背文獻為明代照刷文卷卷目，含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個年號的卷宗總數，已完、未完數目，以及具體卷宗事由。
（一一）《勸忍百箴考注》原著錄為明正統十四年周恂如刻公文紙印本，共四冊四卷。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為嘉靖三十年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勾軍回答文冊，主要含戶絕名籍和挨無名籍兩類，據此可知，《勸忍百箴考注》印刷時間應晚於嘉靖三十年。
（一二）《武安王靈簽》原著錄為明刻萬曆公文紙印本，共二冊，不分卷。據查閱，該書裝訂線已無，已變為散葉狀態，紙背文獻為明萬曆十九年十至十二月份浙江台金嚴區水軍餉銀文冊，主要涉及「兩關兩游」四支水軍。
（一三）《胡廉一撫孤井柳錄》為明胡山刻公文紙印本，共一冊，不分卷。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包含兩類：一是明代科舉試卷；二是明正統十年十二月後山東布政司呈戶部清查庫鈔文冊，主要記錄了山東布政司下轄府縣府庫鈔、京庫鈔數目。
（一四）《藝文類聚》原著錄為明嘉靖二十八年平陽府刻公文紙印本，一百卷，共十二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大體分為兩類：一是萬曆四年、五年間山西平陽府所屬各州縣呈報清理文卷、稽考錢糧、歲報錢糧等文冊的具結狀；二是萬曆四年前後平陽府宗室交城王府、陽曲王府、西河王府和懷仁王府等宗儀祿糧解納、放支的帳冊。
（一五）《張司業詩集》原著錄為清初公文紙影宋抄本，共三卷,一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應為明永樂二十年賦役黃冊殘件。
（一六）《增修復古編》原著錄為明公文紙影明初抄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四卷，但實際為上、下二卷，共二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應為明天順六年某縣壹都壹圖賦役黃冊。
（一七）《徐僕射集》原著錄為明張溥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公文紙印本，共一卷六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包含有多種不同時間、不同地域攢造的明代賦役黃冊。由此推斷，該書所用黃冊應為明代後湖黃冊庫所藏進呈本黃冊原件。
（一八）《崔豹古今注》原著錄為明嘉靖十二年陳𬬩刻公文紙印本，一冊三卷。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為明嘉靖十一年衢州府龍游縣賦役黃冊殘葉。考慮到明代黃冊的廢棄時間，該書印刷時間必晚於嘉靖十二年。
（一九）《樂府詩集》原著錄為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公文紙印本，共一百卷，十八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包含十九種左右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攢造的明代賦役黃冊。同時，該書紙背黃冊還見有後湖黃冊庫駁語內容，結合以上信息可以推斷，該書紙背黃冊應是出自明代南京後湖黃冊庫。
（二〇）《趙元哲詩集》原著錄為明萬曆十年朱應轂刻公文紙印本，四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應為明萬曆十年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黃冊殘葉。考慮到明代黃冊的廢棄時間，該書印刷時間必晚於萬曆十年。
除了上述二十種公文紙本古籍之外，筆者帶領研究生在查閱整理過程中，通過翻閱館藏紙質卡片，又新發現三種公文紙本古籍，分別為：
（一）《負暄野錄》，紙質卡片載其版本為明隆慶元年葉恭煥用嘉靖十八年公文紙抄本，共一冊二卷。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撰擬時間均為嘉靖十八年，撰擬機構則包括河源守御千戶所、龍川縣、龍川守御千戶所、通衢巡檢司、清溪巡檢司等，呈送對象均為提調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吳（據考證，應為吳鵬）。由此可知，該書紙背公文應為明嘉靖十八年廣東惠州府下屬各縣、司呈送提調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吳鵬的公文殘件。
（二）《歷代史纂左編》，紙質卡片著錄為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公文紙印本，共一百四十二卷，九十九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為明浙江提刑按察司照刷正德五年至嘉靖四十二年文卷刷尾，所記內容包括各年份文卷總數量，及雜行、錢糧等各類文卷數量，每一項下又詳細列出每宗文卷事由、起首公文、結尾公文、總計紙張縫數，等等。
（三）《梁昭明太子集》，紙質卡片著錄為明張溥刻明公文紙印本，共一卷，二冊。據查閱，該書紙背文獻包含兩種明代賦役黃冊：一是明永樂二十年「某縣貳拾捌都第玖圖」賦役黃冊；一是嘉靖年間山西大同府應州泰定坊賦役黃冊（因內容殘缺，無法準確推定黃冊攢造時間）。年代不同且地域不同的兩種黃冊同時刊印一種古籍，且目錄第二葉背黃冊殘葉中還存在「駁語」內容，由此可以推定該書紙背兩種黃冊應屬於原藏南京後湖黃冊庫的黃冊原件。
綜上所述，目前已知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元明古籍共計二十三種，內容涉及元明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不但總量巨大，且極為珍貴。概要而言，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古籍紙背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可大體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以明代公文檔冊為主，這些明代文獻可與其他明代傳世大宗檔案文獻共同構成一個從上至下的完整鏈條。目前已公佈的明代大宗檔案文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共四編。前三編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明代檔案，主要含以下幾類：第一種，兵部、禮部的題行稿及科抄題本、奏本、啓本、揭帖、札付、稟文；第二種，私人契約、手札、訟狀、供狀等；第三種，敕諭、詔誥；第四種，《武職選簿》；第五種，抄存或謄印的書冊，共有《魯齋全書》《掌詮題稿》等十二部。第四編為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明代檔案，共有七百一十件（卷），主要是洪武至崇禎年間明代遼東都指揮使司所屬二十五衛與安樂、自在二州，以及明中期後設置的遼東經略、巡撫、巡按、總兵等衙署的檔案。另一種是徽州文書，主要是徽州遺存的宋至民國的民間交易文契、合同文書、承繼文書、私家賬簿、訴訟文案、會簿會書、鄉規民約、信函書札等歷史檔案。綜合來看，此兩種大宗檔案，前一種主要是明代中央各部及地方省一級的衙署檔案，後一種則主要是民間私人文契檔案，兩者之間缺少了地方州縣等基層行政機構這一環節的公文檔案資料。而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絕大多數均為地方州縣行政機構的事務辦理公文檔案，恰可彌補已公佈的兩種明代大宗傳世檔案的缺失，與其構成一個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再到民間個人的檔案鏈條。
其次，提供了一大批重要新出史料。例如，據史籍記載，明洪武三年曾試行小黃冊制度，洪武十四年後開始在全國施行賦役黃冊制度。有明一代全國性的攢造黃冊共有二十七次，後湖所藏黃冊數量更曾高達一百七十九萬本以上，但這一海量文獻卻在明清之際的動蕩中喪失殆盡。據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一書統計，之前學界已知的黃冊遺存文書只有十二種，且絕大多數出自徽州文書，涉及的地域範圍基本屬於徽州地區，時間上則僅有永樂、萬曆、天啓、崇禎等四個時期。而日本學者岩井茂樹更是通過分析指出，其中只有四種屬於黃冊原本，且均非縣、府、省（布政司）和戶部四級官衙收貯的黃冊正本。岩井茂樹先生曾感嘆，後湖黃冊正本「今天我們已不能找出一本一葉」。但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中所見明代賦役黃冊計有三十六種，且其中包含之前學界未知的珍貴後湖黃冊庫藏進呈本黃冊三十種、北方地區黃冊三種，以及之前學界曾有少量公佈，但並未引起關注的小黃冊，時間上更是涵蓋了洪武、永樂、天順、正德、嘉靖、萬曆等多個時期。相較而言，上圖藏公文紙背黃冊數量更多、涵蓋時段更長、涉及地域更廣，對其展開研究，即可在橫向上對相同或相近時期，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口數量、土地佔有、經濟發展狀況等進行探討，也可在縱向上對明代整體的人口土地狀況演變進行勾畫，而這必能進一步推動明代經濟史相關研究的更深發展。
再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可填補相關研究的空白。目前學界已有與上圖藏公文紙背文獻內容相關研究成果，大多屬於宏觀的整體探究。這種宏觀研究固然可以使我們對相關制度、規定有一個相對清晰的整體把握，但對於相關制度運作過程的具體細節則仍留有大片空白。例如，關於明代清軍制度研究，學界關注的多是清軍御史的職能、清軍制度產生的背景、清軍程序等問題。在這些研究中雖然提及清軍過程中會產生清勾冊、花名總冊、回答冊等一系列文冊，但均是根據傳世史籍相關記載，對文冊內容作了一個大體概述，而缺乏對文冊本身的分析探討。上海圖書館藏《勸忍百箴考注》紙背為嘉靖三十年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所造勾軍回答冊，對其進行研讀可見，冊中有一類「挨無名籍」，此類名籍中均為「吊查洪武以來軍黃二冊，逐一挨查，並無本軍姓名來歷」的情況彙報。另外，在回答冊中詳細記載了各軍戶從明代開國之始的歷輩服役狀況，其中某些人員服役時間居然長達九十餘年。這些不合理現象均表明明代軍冊當中存在著嚴重的造假問題，而對此軍戶造假現象未見有專門研究，正可依此補足。又如，學界關於宗祿問題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宗祿對明代經濟產生的惡劣影響方面，但對於宗室俸祿發放本身所涉及的宗室俸祿標準、稅收來源、發放支領程式等問題則未見深入分析。而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藝文類聚》紙背所見明山西宗室的俸祿賬簿，其中詳細記載了山西對大戶錢鈔的徵收及利用徵收錢鈔發放宗室俸祿的種類、數量、過程，對其展開分析研究，正可填補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缺失，對明代宗藩制度研究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
最後，可對明代公文制度研究起到極大推動作用。目前學界關於明代公文文體、文風、管理的研究大多依靠的是明代史籍、文人文集當中保存的各種奏疏或制度規定，而對於各基層政府機構之間日常事務辦理過程中產生的各類公文原件提及極少。上海圖書館藏《唐段少卿酉陽雜俎》《選詩》《羅昭諫詩集》等紙背均為明代巡檢司、衛所、知縣等辦理相關事務的執結狀、申狀原件，《漢隸分韻》《歷代史纂左編》紙背文獻則為明代卷宗卷目及照刷文卷刷尾。將這些公文原件與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元代公文對照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明代公文不論是公文文體、用語風格，還是行移勘合、照刷磨勘，基本沿襲自元代。對這批公文原件展開整理和研究，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我們對明代公文風格的認知，還可使我們對明代公文文體文風、管理制度的源起及其在整個古代公文制度體系中的地位有一個更為明晰的把握和瞭解。
本書為二〇一五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古籍公文紙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結項成果之整理編部分。
該部分主要是對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代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進行了文書學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借鑒了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規範，對每件文書進行了定名、題解、釋錄及校勘。文書定名主要包括文書撰擬時代、文書撰擬主體、文書種類和事由等內容；題解則主要介紹了文書所在正面古籍頁碼、現存狀況、文書性質及與其他文書關係的判定等內容，以盡量保存文獻的原始信息；釋錄主要是依據文書原有格式，以竪排繁體字的形式進行全文移錄和標點，以盡量接近文獻原貌；對於文書中殘損內容，錄文當中一般不補，但根據文書格式或前後文義可以推斷者，則以腳注的形式在每頁下方予以說明，即為校勘內容。
本書的編排，根據古籍紙背文獻內容，分為三編：第一編主要是各種行政公文，含《羅昭諫詩集》《負暄野錄》《選詩》《酉陽雜俎》《陶朱新錄（外三種）》《毅庵奏議》《漢隸分韻》《歷代史纂左編》八部古籍紙背文獻；第二編主要是軍事文獻和經濟文獻，含《勸忍百箴考注》《武安王靈簽》《胡廉一撫孤井柳錄》《藝文類聚》四部古籍紙背文獻；第三編均為明代的黃冊文書，含《後漢書》《魏書》《張司業詩集》《梁昭明太子集》《增修復古編》《徐僕射集》《崔豹古今注》《趙元哲詩集》《樂府詩集》九部古籍紙背文獻。每編當中，對於文獻排序，先按文獻內容、性質，再據文書撰擬時間進行先後排序。
雖然自清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即已成為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關注的重點問題，相關著錄、題跋較多，但大量紙背文獻，因相關政策或是管理人員認識不足等原因，長期遭受“雪藏”，學人借閱查看極難。而這些珍貴的紙背史料一直得不到有效開發和利用，無疑是學界的一大遺憾。另外，因為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屬於孤本文獻，如果不加以整理，讓孤本內容化身千百，一旦有閃失，就將造成紙背文獻作為唯一存世文獻永遠滅失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據筆者統計，歷代書目中記載傳世公文紙本古籍，自近代以來已有近三分之一無法追蹤。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本古籍數量位於全國第二，本書對其展開系統的文獻學整理，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整理的問題，還具有搶救瀕臨滅失危險文獻文物的性質，其意義接近於考古新發現。而從學科建設和學術價值方面來看，本書不僅可以為學界提供一大批珍貴史料，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領域的深入發展，同時還可為其他館藏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的開發和利用提供一個「範本」，推動公文紙本文獻整理與研究這一新興人文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目次
叢書總序 孫繼民 第一冊1
前 言 孫繼民 第一冊1
圖版
行政公文編 羅昭諫詩集、負暄野錄、選詩、酉陽雜俎、陶朱新錄（外三種）、毅庵奏議、漢隸分韻 第一冊
行政公文編 歷代史纂左編 第二冊
軍事、經濟文獻編 勸忍百箴考注、武安王靈簽、胡廉一撫孤井柳錄、藝文類聚 第三冊
黃冊文獻編 後漢書、魏書、張司業詩集、梁昭明太子集、增修復古編 第四冊
黃冊文獻編 徐僕射集、崔豹古今注、趙元哲詩集、樂府詩集（第一至第七冊） 第五冊
黃冊文獻編 樂府詩集（第八至第十六冊） 第六冊
整理
行政公文編 羅昭諫詩集、負暄野錄、選詩、酉陽雜俎、陶朱新錄（外三種）、毅庵奏議、漢隸分韻 第七冊
行政公文編 歷代史纂左編 第八冊
軍事、經濟文獻編 勸忍百箴考注、武安王靈簽、胡廉一撫孤井柳錄、藝文類聚 第九冊
黃冊文獻編 後漢書、魏書、張司業詩集、梁昭明太子集、增修復古編 第十冊
黃冊文獻編 徐僕射集、崔豹古今注、趙元哲詩集、樂府詩集（第一至第七冊） 第十一冊
黃冊文獻編 樂府詩集（第八至第十六冊） 第十二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