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年譜

談年譜

1935年1月30日，杭州《東南日報》副刊《讀書之聲》刊登平林《國內研究風氣的新趨向》，其六「年譜之撰述」，指出：「年譜足以覘知一人治學的過程、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友朋間交接來往之關係，原是一種極好的傳記體裁。最近年譜的著作出版，似乎特別風行，而所撰述的，尤以著名學者的年譜為多，確是研究上的好現象，尤其重要的，年譜之撰述，可以訓練作者以蒐集資料和編排資料的方法，為治學上的有效訓練。」同年3月6日，《讀書之聲》又刊登署名「楚」的《談年譜》一文，對年譜作了一些學理上的探討，還可一讀，分享如下。

談年譜

楚

在本刊第一百三十三期，我們曾指出年譜之撰述為現今國內研究風氣的新趨向之一。事實上，近來撰述年譜或正在從事撰述的，確實不少，但是關於年譜之學理的闡明，卻未有所見。僅梁啓超氏在他那《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里有一章專講年譜的作法，足為我們所可注意一讀的。

我認為作年譜最大的益處，在於訓練作者以研究學問的方法。第一，年譜的資料，並不是現成的，單靠譜主的文集之類，還是沒有用處，我們必得向同時代人的文集里或後人的筆記里廣為蒐羅，以資參證。第二，資料獲得以後，須為之按年排比，有許多資料並未顯明的表示年月，更須設法為之考訂。第三，作年譜也和其他著作一樣，須注意於資料的取捨標準。有許多資料是無關大體的，可以置之不理；有的雖僅一言兩語，但關係重要，便當安插著錄，這樣可以訓練撰（揀）擇資料的眼光。最後，作年譜可以養成多方面觀察人生行為的習慣。因為年譜不應僅為譜主的身世、學業之敘述，且應處處顧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師友的學說思想。譬如我們做黃梨洲年譜，如不瞭解明清之際的政治情形，劉蕺山的學說思想，大江南北的黨社運動，以及黃梨洲的許多朋友在殘明間的活動事跡等等，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做年譜既有這許多好處，有興趣的不妨就自己所喜歡的一二個人物來試一下。如果先要翻讀幾種的話，明末劉蕺山的兒子劉汋做的《劉蕺山年譜》、顏習齋的門生李恕谷做的《顏習齋年譜》和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譜》，都是極好的範例，因為他們和譜主關係密切之故。此外如錢德洪的《王陽明年譜》，敘述陽明死後學派盛行之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附有考異數卷；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替王安石辯護立場，駁正舊說的誣蔑，也都是世所公認的良好之作。

大抵稱為良好的年譜，對於譜主身世一定要記載翔實，時代環境要分析清楚，舉凡和有關係的人物應時時插入對照（如胡適的《章實齋年譜》，便是提出同時代的戴震、袁枚、汪中三人，來和章實齋比較），思想學說和事業應注意其久遠的影響。由於最後一點的關係，所以年譜不一定等譜主一死就擱筆的，如錢德洪的《王陽明年譜》，於陽明死後還繼續寫了二卷，便是因為陽明學派的盛行不是陽明一死就算了結的。更如梁啓超的《朱舜水年譜》，在年譜後還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遜位之事，雖然覺得太過分些（朱舜水死於康熙二十年），但是因為朱舜水志在滅清，且當清季末年，一般僑寓日本的革命志士，也往往宣揚他的學說以鼓吹革命，則他的影響也很可說是直到清亡以後。不過這些可以作為「附錄」或「譜後」，不必入於正文之中罷了。

本文原刊「雕蟲小記」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