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和顧廷龍的師生情

 沈津和顧廷龍的師生情

勵雙傑

1960年3月，十五歲的沈津拜入顧廷龍門下，自此開啓了長達三十年的師生之緣。這一年，上海市委宣傳部推行一項培養文藝界新生力量的計劃，旨在為老一代名家選拔「接班人」，將他們的學問與技藝傳承下去。正是這一機緣，使十五歲的沈津成為顧廷龍的大弟子。

沈津的幸運不止於此。在上海圖書館善本組，他不僅追隨顧廷龍，更同時受教於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潘景鄭為章太炎、吳梅的學生，系潘祖蔭滂喜齋後人，家富藏書，精於鑒別。瞿鳳起則是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鐵琴銅劍樓的後人，於宋元版本研究頗有造詣。三位先生年屆五十，正處學術盛年，對沈津傾囊相授。在二十世紀中國圖書館學界，能同時親炙三位大家而獲其真傳者，殆無第二人。

顧廷龍對弟子的培養，既有言傳，更有身教。他規定沈津每日臨池一小時，遍臨《孟法師碑》《倪寬贊》等帖。他告訴沈津，藏書家或學者在書冊上題跋時，往往提前打好腹稿，然後一氣呵成，筆墨自然連貫。若系作偽，臨摹者心有所懼，刻意求像，反而失去氣韻，破綻立現。這一訓練使沈津日後在鑒定名家手跡時，能以筆墨氣韻為重要依據，洞燭幽微。

顧廷龍每星期天上午必去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這裡曾是合眾圖書館舊址。他對這片土地懷有深沈的感情，1939年，葉景葵、張元濟諸公取「眾擎易舉」之義創辦合眾圖書館，力邀時在燕京大學任職的顧廷龍南下主持館務。顧廷龍致信葉景葵，有「他日以館為家，有所歸矣」之語。三十餘年後，他依然以館為家，每星期天準時到庫，如平日上班。沈津徵得同意後每陪同在側，師生對面而坐，顧廷龍講起「合眾」往事、張元濟與葉景葵諸先生的貢獻，以及他與眾多老輩學者的交往。正是在這樣的星期日，顧廷龍出了題目，讓沈津後來做成《翁方綱年譜》。這種在閒談中自然施教的方式，非朝夕親近者不能得。

顧廷龍對沈津的提攜，有時表現為一種「打磨」。沈津年輕時愛打乒乓球，曾入選黃浦區乒乓球隊，每星期訓練一次，晚七點至十點，打得大汗淋灕。他也愛看小說，馮德英、楊沫、柳青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讀。顧廷龍知道後，對他說：「你打得再好，打出了黃浦區，進入上海市隊，高手如林，你還能打得上去嗎？回過頭想一想，搞古籍版本鑒定的人又有多少？將來很多事情都要靠你們來做，你應該把精力放在業務上來。」至於小說，他說：「將來改編成電影你再看，一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沈津由此頓悟，立即中止了乒乓球訓練，小說也不看了。後來丁冠玉教練找到圖書館，問「你怎麼不來打球了」，他只能以「工作太忙」作答。

顧廷龍常對沈津說的一句話是：「你要大器晚成。」1930年代初，他在北平寄居顧頡剛家中，曾將自己住的地方題作「小晚成堂」，這「晚成」二字，正是他對後學的期許。1980年代初，當沈燮元等友人稱贊沈津「筆頭快」時，沈津深知，這是過去數十年打下的基礎，更是顧先生讓他「不急於寫文章」，厚積薄發的結果。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進入中年後，沈津才在顧先生親自擬定標題下寫出第一篇古籍版本論文《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

顧廷龍是文字高手，每批公文，必精心修改。沈津在旁觀察他用什麼詞更妥帖，將改過的公文送出前反復揣摩。有時他寫個小條子別在公文上，同事竟誤認為是顧館長的字。沈津當年的同事盛巽昌先生後來在《顧廷龍書題留影》前言中作了個形象的比喻：如果顧先生是「高級裁縫」，沈津就是「熨衣童子」。

1978年春，沈津隨侍顧先生赴寧波天一閣，在十六鋪碼頭坐簡陋的小輪船，夜中坐於艙內打盹，次日清晨四五點鐘抵達寧波。轉赴杭州的火車上，師徒面對面坐著，顧先生的腳翹起來輕輕敲沈津的腳，臉向旁邊一側，那裡坐著一位鄉村幹部模樣的人，脫了鞋，正搓著腳。顧先生從口袋取出一張小紙，寫了一句問話：“你聞到咸魚的味道沒有？”師生相視一笑。這種在枯燥旅途中忽然冒出的幽默，讓沈津終生難忘。去四川樂山為古籍版本訓練班講課時，顧先生講的是蘇州音普通話，學員聽不大懂，沈津便負責在黑板上寫板書，兼作翻譯，有時也代師上台。

顧廷龍去世時，沈津在美國。1986年曾有算命先生對他說：「去世的人，不是直系親屬，不要參加追悼會，去了對你不利。」但得知噩耗後，沈津全然忘記此言，立即請假飛北京，因機票難買，只得由美飛加拿大轉機。在八寶山追悼會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研究館員崔建英和文化部圖書館司司長杜克見到他說：「沈津，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向顧先生遺體告別時，其他人三人一組，唯有沈津一人單獨上前。他哭成淚人，走向顧先生哲嗣顧誦芬院士時，已說不出話。回到招待所，坐於車上，眼淚仍不停流出。回美飛機上即發起高燒，到家病倒三日。病中他追憶與顧先生相處的種種，想到一條便記下一條，後來寫成四萬余字的長文《學術事功俱隆，文章道德並富—回憶先師顧廷龍先生》，這是沈津自認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沈津後來將這份師生情誼鑄入筆墨。2004年，為紀念顧廷龍誕辰一百週年，他寫成七十餘萬字的《顧廷龍年譜》。二十年後，為紀念恩師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他在原著基礎上增補至一百四十五萬字，成《顧廷龍年譜長編》，由中華書局出版。顧廷龍一生「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沈津則以三十年的追隨與數十年的追述，完成了學生為老師「行役」的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