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書緣見沈津
一生書緣見沈津
—讀《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
勵雙傑
前些天去寧波參加文代會，童銀舫兄向我推薦了一冊新書《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銀舫兄跟沈津先生熟，說起這部書的署名，用了「王婉迪著」，他的意見是，其實應該寫作「沈津口述 王婉迪撰寫」更為準確。我翻完全書，深以為然。這確實是一部地道的口述史，王婉迪博士花了不少時間整理訪談材料，把許多平日不易見到的細節都寫了出來。書中不只是談沈先生的學術經歷，也寫到了他的師承、交遊和性情，語言風格也極貼近沈先生本人的敘述腔調，讀來如見其人。
沈津先生不棄，一直以「小友」待我，這份情誼我感念在心。他帶著研究生多次來過我的思綏草堂，我的家譜收藏，沈先生是關注的，他在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中山大學圖書館舉辦版本目錄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沈先生主持其事，曾邀請國內幾位重要的民間收藏家與會，家譜收藏方面推我為第一，此外還有收藏敦煌精品的王德、印譜收藏家林章松、古籍收藏家韋力、田畝地契收藏家易福平、近代小說收藏家趙俊傑等。沈先生說，十多年前學術會議比較少，即便有，也不會有人請這些民間收藏家去參加，而他認為這些人「是藏書界中的精英分子，在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保護典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平台。他還曾多次帶中山大學館的同事以及復旦的碩博同學來慈溪，讓我講如何收藏家譜。在沈先生眼裡，只要是與書有關的人和事，他都願意瞭解、記錄、傳播。無論館員、學者，還是民間收藏者，他似乎總有興趣去認識、去成全。我與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緣分，也是因沈先生的推薦而產生的，他在牽線搭橋這件事上，從不吝惜自己的力氣。
沈先生這部口述史，讀來讓人感慨良多。他自己說一生的機緣、師緣、書緣都是與眾不同的，這話不虛。他是顧廷龍先生的入室弟子，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從旁輔導，三位老先生住得極近，他去拜年，先顧家、再上樓潘家、出門轉彎一分鐘到瞿家，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南北加起來不超過十個人，上海圖書館佔了三位，且住處一箭之遙。這樣的學習環境，後來大概很難再有了。而他晚年又遠赴哈佛燕京圖書館，撰寫善本書志，創建“哈佛模式”，四百萬字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獲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最讓我動容的，是他做翁方綱研究的故事。從1960年代起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有忘記這個題目。《翁方綱年譜》四十多萬字，《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一百多萬字，兩部書稿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交給了不同的出版方，一個在台北，一個在桂林。他等了多年，不催不問，盼星星盼月亮，結果兩部書在同一天，2001年1月2日寄到了他手上。沈先生說這像是上蒼安排似的。讀到這裡，我倒覺得所謂「巧合」，背後還是幾十年不曾放下這個題目的緣故。沒有那份「一直沒忘記」的堅持，就不會有那樣的「同一天」。
沈先生在書中還提到一樁與我有關的趣事。他的《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出版後，第一版索引沒有頁碼，成了錯體本。他去浙江慈溪看我藏的「思綏草堂」家譜，座中有小友王孫榮，說買到了這部《書錄》，發現索引確實無法使用，問他可否簽名並寫個跋作紀念。沈先生第二天清晨離開酒店前，把這件事辦完了。他說「《書錄》也是有漏網的」，這話說得風趣。我輩民間藏書之人，能與沈先生這樣的版本目錄學大家有這樣實實在在的交集，是緣分，也是幸事。
沈先生自稱「不是在線裝書裡翻過來滾過去的」，他的眼界和興趣遠不止於古籍版本。書中寫他的家世，合肥的沈家和楊家，外祖父楊克岐、祖父沈曾邁，大舅楊振寧，那些與楊振寧交往的細節，比如楊先生看到報紙上有關中國古籍善本的英文報導，當場逐句翻譯給他聽，那份剪報和手寫的記錄他至今保存著。這些細節若不寫進回憶錄，大概外人很難知道。王婉迪博士在緣起里說，她希望把沈先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展示出來，而不僅僅是某一領域的「專家」，讀完全書，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正是這一點。
我印象深的還有他對三位老先生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的遺憾。他說有很多想問的問題沒來得及問，那時受年齡和閱歷的限制，想不到去做口述史，等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訪問時受到唐德剛教授做口述史的啓發，萌生了念頭，再想去做，顧先生已八十六歲多在北京，潘先生臥病在床，他自己也忙得抽不開身，後來遠隔萬里，更不便了。比如他很想知道葉景葵、張元濟去合眾圖書館找顧先生時閒聊什麼，胡適專程來看《水經注》時有哪些細節，合眾圖書館保存的一批共產黨的宣傳品是如何從貴州轉移到上海的。這些問題，當年天天在一起的時候沒有問，現在再也問不到了。讀到這裡，我心裡也替他惋惜。
沈先生今年八十歲了，他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屬猴，說算命先生講他這個猴子「一個翻身就十萬八千里，將來一定會飛到西方去」。他從上海到香港，又到美國哈佛，確實是飛到了西方。但在我看來，他這輩子的變化，並不在於後來到了香港、去了美國，而在為了謀生進入圖書館工作的年輕人，最終走上了版本目錄學研究的道路，並在哈佛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他常用的三句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物以稀為貴」「什麼事都要有依據」。這三句話看似尋常，卻很能概括他的做事方式。
王婉迪博士在後記里說，她與沈先生的談話，就像坐在壁爐前聽祖輩回憶往事。我讀這部書，也有類似的感受。沈先生的敘述不疾不徐，有細節，有情致，不煽情，不賣弄，該笑笑，該嘆嘆，說到恩師顧廷龍去世時眼中落下兩大滴淚水，也只是擦了擦眼睛，用平穩的語調繼續說下去，反而更見真情。王婉迪把這種說話的語氣保留了下來，所以讀來不像傳記，倒像沈先生坐在對面聊天。
書名叫《沈津樂道》，程煥文教授的建議，一語雙關。「樂道」既指樂於講述，又指君子樂道。「樂道」二字用在沈先生身上很貼切。他喜歡談書，也喜歡談人，談師友舊事，談學林掌故。聽他說這些掌故舊聞，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穫。沈先生一直以「小友」待我，我也始終把他當作長輩看待。讀完這部書，對他的經歷和為人又多知道了一些。合上書時，我忽然想起這些年與沈先生見面的情景，許多往事又都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