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瑰寶—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孤本《薊丘集》考略
天府瑰寶—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孤本《薊丘集》考略
王毓藺
摘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孤本《薊丘集》，是萬曆間北京人王嘉謨詩文之彙集，內有大量明代北京地理景觀、地方風土、歷史語言等資料記載，更存留有迄今最早的明代北京地區珍稀家譜文獻，在所載北京地方文獻的豐富性、重要性、珍稀性及後世徵引的廣泛性上，確稱是明代北京地方文獻之瑰寶。作為珍貴的明代北京地方文獻，該書刻本流布罕稀，清乾隆以降，二百數十年間見者寥寥。本文首次考訂著者生平，敘其主要內容及刊刻庋藏線索，並著重闡述其蘊藏的寶貴文獻及版本價值。《薊丘集》的撰著，表徵著明代後期北京本土文化精英對本地文化自覺的開始，啓續了明清之際北京地方文獻的空間轉向和本土化書寫，在北京文化史研究上，具有獨特且重要的文獻學意義。
關鍵詞：《薊丘集》 明代 地方文獻 北京史 文化自覺
神京翼翼，四方之極。明代北京作為近古中國最重要的空間秩序中心，蘊留著豐富的研究可能性。囿於明代北京地方文獻向來稱乏，究治明代北京史者，常有史料乏徵之嘆。發現、整理、刊布稀見或未見明代北京地方文獻，對於深入開展明代北京歷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將奠定基礎。明清以來諸多京華史籍，其間徵引或轉引《薊丘集》者，不勝枚舉，足見《薊丘集》所載明代北京地方文獻之寶貴。《薊丘集》是萬曆間都人王嘉謨詩文集匯刻本，該書刻本稀見，明清以來，在公私藏書目中多無著錄，僅康熙間《寶翰堂藏書考》首載其收藏及版本線索，至清末光緒唯《順天府志》載其存佚，但所載卷數誤。1959年，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首次披露該書入藏信息。自清代乾隆以來二百數十年間，眾多學者僅能從《日下舊聞考》等寥寥數種書中輾轉旁引該書部分資料，吉光片羽之嘆常有，至此始有窺其全幀者，惜因孤刻善本，藏之秘府，向之見者恆艱。2016年底，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其數字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中，首次公佈了該書的黑白數字圖片。至此，人間孤本《薊丘集》，開始通過數字圖書形式，以供讀者從容瀏覽。筆者不揣淺陋，撰作此文，希能引起更多學者關注，推動對該書的深入研究。
一、《薊丘集》與王嘉謨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薊丘集》的基本情況：國圖藏《薊丘集》，共四十七卷，二十四冊，半頁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版心上部題「薊丘集」，中部為「序」「目錄」或各卷標記（「卷之一」至「卷之四十七」），版心下部橫線下記頁數，版心下角在序、卷一、卷二和卷三卷首等位置有刻工題記。據卷首序，該書刻印於著者王嘉謨卒之逾年，即萬曆三十五年（1607）。卷首序首頁右下角自上至下鈐有「北京圖書館藏」陽文方印、「慕齋鑒定」陽文圓印及「宛平王氏家藏」陰文方印等藏書印三枚〔圖1〕，中間卷冊偶有卷首鈐「慕齋鑒定」及「宛平王氏家藏」印。第二十四冊四十七卷末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序及目錄分訂為二冊，余四十七卷分訂為二十二冊，每冊大多為二卷，個別冊依卷字數多少分訂為一卷或三卷不等，另四十七卷卷末附《王嘉謨行狀》（以下簡稱《行狀》）。以上即國家圖書館藏《薊丘集》的古籍現狀及版本信息。
王嘉謨生平及《薊丘集》成書背景：王嘉謨，字伯俞，號弘岳，又號如是居士。生於嘉靖己未年（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丙午（萬曆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二十日，終年47歲。其先祖本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先祖有諱忠者，以靖難軍功隸軍籍，屬豹韜衛，遂占籍京師，「薊之有王氏自此始」，至其父應祥，已七代久居京師。嘉謨以上，皆以武職世紹其官。應祥有子四人：長子嘉謨，仲嘉𬤥，叔嘉議，季嘉詔（字奉孺），為順天鄉舉。嘉謨生而穎慧，名聞於親黨。萬曆三年（1575），年十七，娶京城錦衣百戶李氏女為妻。萬曆七年（1579），舉順天鄉試；十四年（1586），中萬曆丙戌科進士。科第前，長期隱居於京郊西山及海淀一帶，朝暮讀書，與逸友遍游西郊山水，有詩文多篇。因家貧，有時傭為課徒都講，逐食他鄉以濟時窘。其讀書得間，撰《鷲峰問道錄》。
中試當年，分選吏部觀政。不久「授行人，初奉命使韓藩（今甘肅平涼），繼使益藩（今江西南城），又使饒州（江西鄱陽），每出，騶從省約，饋遺無所受」。捧節奉使之間，多有詩詞唱和之作。使韓藩歸，王嘉謨曾專程赴鄒平訪祖，「召縣人遍訪問之，有數人稍稍能言舊事」，先祖世系，多渺不能辨。尋根回京，乃撰先祖遷京以來族譜七篇，以為燕山王氏譜傳，並曰：「為吾子孫，自稱燕山可耳，用以別於山東。」此後，嘉謨書題嘗以「薊丘」為地望。可見，王嘉謨及其家族因長期佔籍京師，雖源出山東，實已深以京師為祖居地。嘉謨身後遺著，匯刻為《薊丘集》，集名為其弟及門人所選，雖非生前所定，當深膺其遺意。
萬曆十六年（1588），妻李氏歿，嘉謨撰《亡妻李氏行狀》。按行狀，李氏生女二，長女早殤；次曰亞，適賈氏子。萬曆十二年（1584），生子陟，約在萬曆十四年後夭亡。後繼娶馬氏，萬曆中亦早卒（見《行狀》）。以上即王嘉謨籍貫及早期家庭情況。
萬曆二十年（1592）十月，考選科道官，王嘉謨由行人司行人授禮科給事中。迨居諫垣以來，侃侃論列，皂囊數十上。前此六月間，嘉謨曾暫為巡青科道官，會同巡青御史巡察京營草場，查得草場弊情，上疏參究當事諸員役。該年末，日本侵朝，會議東徵，乃條上御倭事宜，其議守、議兵條議甚有可取者。又不避權貴，參權璫田義八罪，直聲震天下。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原議東宮冊立之典已屆期，嘉謨備員禮垣，接連上請建儲諸疏。該年三月，嘉謨復摭舊事劾侍讀學士吳中行，部議非之，則嘉謨初居諫垣，不無燥進之戒。八月，上《星變疏》，所言皆切關時政。同月，又上疏力卻日本封貢（東封）當絕。九月，升吏科右給事中。吏科任內，嘉謨上用人諸疏，糾大僚，重用人。該年末，又條上治安事疏，以君臣相諧為治國之道。萬曆二十二年（1594）二月，升刑科左給事中。三月，上疏諫止東封，疏入，下兵部議。四月，又上疏請禁越訴之濫，詔可之。可見，嘉謨歷諫垣數載，諫疏數上，疏章從宏巨國政，到民瘼細事，指斥一無顧避，“侃侃偉議，一時稱為朝陽鳴鳳”，已成為一位富有從政歷練且初有政望的朝廷科道官員。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以王嘉謨典陝西鄉試。嘉謨選該科鄉試諸生文卷優異者，親加筆削，序刊為《陝西鄉試錄》。該科取中舉人，有潼關衛籍盛以弘，嘉謨取為經魁。四年後，盛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之，盛以弘仕宦以來，對座主王嘉謨心懷感激，執禮甚恭，稱嘉謨典試陝西所錄士，視前後數十科為獨盛。嘉謨身後，盛以弘以門人親撰行狀，並與嘉謨生前友人濱州王文運，協助嘉謨弟嘉詔（奉孺）編選其生前詩文，並親為序，繡梓以刊，此為《薊丘集》刊刻因緣。
該年典試陝西，秋闈未撤，王嘉謨旋升陝西布政司參議，未任，於十月間改任河南參議。時黃河奪淮，萬曆二十三年（1595）二月，以楊一魁總督河道。楊一魁發夫數萬，開黃壩新河，分洩黃河入海。河工方殷，河南、山東、南直各省夫役蟻集，須得專官，以便責成。該年十一月，調河南左參議兼僉事王嘉謨督河南夫役，管理修河。二十四年（1596）九月，河工竣，嘉謨代楊一魁作《新河頌》，並因河工獲賞。嘉謨在河南期間，長期參與治河，執役督率，日夕勞苦，「三年猶自役河渠」，遍歷豫北，駐地多遷，或開封，或歸德，或考城，「跡參魚鱉守，愁共鶺令難」，備嘗艱辛，稱得上是一位盡職盡責的河道官員。二十六年五月，王嘉謨以治河勞績，升河南按察司副使。此間，嘉謨與河南巡撫鐘化民、巡按塗宗浚等多有交往，有酬唱序文多篇。二十七年（1599）秋，嘉謨以入賀返京省親，「會兩尊人年俱六十」，得舉耆壽，以敘天倫之樂。以上約是其在河南從政期間宦跡。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議徵四川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先是，播州土司楊應龍桀驁不馴，荼毒地方，川貴兩省議勘，剿撫不定。至是，應龍遂反，所在震動。二十八年（1600）二月，徵播軍興，李化龍疏薦王嘉謨等人急調入川以佐軍務，嘉謨由河南副使升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分守上川南帶管清軍督糧道。平播期間，嘉謨「親在行間，參贊謀議」，深得化龍賞識，贊其譚兵料賊有「雕龍竹書之業，倚馬草檄之才」。嘉謨有詩文多篇，紀其平播情形。該年六月，播亂平，嘉謨作《平播鐃歌》紀之。敘功，得銀俸之賞。二十九年（1601）初，嘉謨受李化龍所托，將化龍平播軍牘裒集，編為《平播全書》十五卷，並親撰《平播全書後序》，論者以為美談。
播亂平，王嘉謨議復改河南右參政，繼任總督王象乾題請留任川南。萬曆三十年（1602）秋，復入賀萬壽，值立東宮覃恩，王嘉謨以從三品升授中大夫，其祖父母及亡妻皆各得贈。約在該期，嘉謨已升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三十一年（1603）三月，又升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川西道。時平播後郡縣其地，新設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二府新立，又與水西土司（貴州宣慰司）接壤，清疆議起，兩省會勘，累年不決。王嘉謨清理遵義府新疆，不肯曲徇，被動陷入了紛雜的地方官僚利益爭鬥旋渦中。六月，有數官以勘播功冊內注之爭，交章相訐，詞連嘉謨。至是，王嘉謨宦海知倦，以父疾親老為辭，「決意引歸」，萬曆三十二年（1604）辭官歸鄉。
嘉謨還京以來，未半歲而父亡，未浹歲而母游恭人亦逝（萬曆三十三年，1605），嘉謨哀毀傷身，逾年底（萬曆三十四年）卒於家。嘉謨無子，弟嘉詔為營葬，門人盛以弘為狀。嘉詔搜其遺稿為《薊丘集》，合盛以弘、王文運等校之，以弘前序，延刻徽工黃典，付梓以傳，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成《薊丘集》四十七卷。
二、《薊丘集》的主要內容
《薊丘集》四十七卷，其整體文獻體量龐大，內容紛雜，時間跨度較長，可從其文獻體裁、創作時期、反映內容等幾方面進行初步考察。
從文獻體裁上看，《薊丘集》的體裁主要分為詩、文兩大部分。其詩歌體裁又可細分為古詩、楚辭、古歌辭一卷（卷三），古樂府四卷（卷四至卷七），五言古詩七卷（卷八至卷一四），七言古詩三卷（卷一五至卷一七），五言律詩六卷（卷一八至卷二三），七言律詩四卷（卷二四至二七），五言絕句一卷（卷二八），七言絕句二卷（卷二九、卷三〇），詩歌類體裁共計二十八卷，佔其文集篇幅的近60%；其文可分為賦二卷（卷一、卷二），譜一卷（卷三一），疏三卷（卷三二至三四），碑、論一卷（卷三五），序三卷（卷三六至三八），記、論、傳、銘、題跋及雜文四卷（卷三九至四二），書信一卷（卷四三），祭文、行狀、墓表三卷（卷四四至四七）。文集主要體裁以詩歌創作為多，尤以五言見長。明清以來，選其詩作者多種。同為順天人的清初文士王崇簡，曾選其詩作六十餘首編入《畿輔明詩》中，稱許其詩作「五言古之奇秀，游山水諸詩自為高創之言，彷彿二謝」。朱彝尊評價王嘉謨詩作「伯俞五言頗熟選理，第北人用韻，恆以入聲雜上去讀，故不多存」，認為其詩作以五言見長，但詩韻多以北音為主，與清代以來詩韻稍異，故流布不廣。其文種類稍雜，其中疏、序、記、論及祭文、行狀、墓表等類較多，這應與其仕宦生涯及交遊有關。
從其生平來看，《薊丘集》收錄詩文可分為兩個較長的創作時期，大約以萬曆十四年為界：一為其未中進士前的隱居求仕時期（萬曆十四年前），一為其仕宦時期（萬曆十四年後）。
隱居求仕期。王嘉謨長期隱於京郊西山一帶，讀書求仕，時與逸友往來，以布衣自題。其間，或「隱於西山（萬曆初）」，或「移居水簾庵（萬曆九年，1581）」，或「隱於甕山（萬曆十一年，1583）」，或「讀書海墊（萬曆十一年）」，或棲於寺，或短居於官宦別業。該期創作，以詩為主，嘗作楚辭《九引》諸章以存其「少年矜激」之志。間有序、記類文辭，主旨皆讀書明志、隱逸出世之意，所撰《行狀》僅一篇，蓋因其時尚未仕宦顯達，交遊有限。該期詩文幾乎全部撰於北京，觀察的地域主要也在北京，其以布衣身份進行的地方文化書寫是自發的，關注的空間主要是北京地方的鄉野空間和日常空間。
仕宦期。王嘉謨歷宦多地，可以其宦歷，結合文集內容，略為分說。萬曆十四年至萬曆二十二年，為京官時期。該期以科名居諫垣，有思奮發，期間章疏數陳，侃侃列論，故該期疏奏類文較多，間有賦類駢文，多為得事明主感念之文。其間因數使諸藩，多歷外地，其詩作中紀游唱和類較多。自萬曆二十二年至萬曆二十八年，嘉謨仕宦河南，其間曾於二十二年秋短暫典試陝西。仕宦河南期間，嘉謨長期參與治河，與河南督撫、布按諸司官員及沿河地方官同僚多有互動，所作之碑、序、題跋類文較多，治河期間，亦曾苦於行役，有述懷詩作多篇。萬曆二十八年至萬曆三十二年，嘉謨遠宦蜀地，平播勘疆，其間有詩作多篇，序文一篇，始於欣躍，歸於倦勤。該期宦歷倥傯，詩文所觸，紀游酬唱多散綴各地。但京郊歷行，訪故尋根，省親祭友，思舊懷鄉，欣悅經行和遣懷追憶的地方仍圍繞北京，其以官員身份進行的地方文化書寫是自覺的，觀照的空間主要是北京地方的身份空間、世俗空間和在地交織的親緣社會空間。
萬曆三十二年至萬曆三十四年，是其辭官後短暫的歸田園居歲月，其間養親求志，雖接續有親老亡故打擊，但暮年詩作，哀而不傷，「不恨歸來晚，空園尚未蕪」，漸露出回歸生命本真的恬淡。其晚景詩文，歸老歌詠的地方又復回北京，其褪卻社會身份的生命書寫是從容自信的，觀照的空間主要是北京地方的依戀空間。
三、《薊丘集》的文獻價值
《薊丘集》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其對明代北京歷史文化的寶貴記錄，具有重要且獨特的文化史意義。此外，對萬曆中期的治河及播州之役等重大歷史事件，也以親歷者的角度，留下了有價值的文獻記錄。
《薊丘集》是明代北京地方文獻的瑰寶。明代北京地方文獻向來匱乏，有明定都北京二百餘年，官方編纂的府級方志僅有永樂《順天府志》與萬曆《順天府志》兩部，前者缺佚，僅能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部分佚文，後者失於簡略，遠不能反映明代中後期順天府人文及地理情況。個人撰著僅有《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燕史》《宛署雜記》《長安客話》《帝京景物略》《燕都遊覽志》等寥寥數種文獻，且《燕都遊覽志》久佚，《燕史》存留部分已無涉北京史地，可以說，存世明代北京地方文獻是相當單薄的。王嘉謨世為京師都下之人，自幼及壯，遍歷京郊，以熟悉的地方感，記錄了豐富的明代北京風土及景觀。從所載北京地方文獻的豐富性、重要性、珍稀性和被徵引的廣泛性來看，《薊丘集》可謂是明代北京地方文獻瑰寶。
最早梳理描繪明代京師西郊海淀一帶景觀。按海淀地名最早見於元代，曰「海店」，是金中都被摧毀後自中都通往開平（元上都）驛路上歇腳打尖聚落點。元大都興建後，驛路稍向東移至元大都西北門健德門至清河一帶，海淀一帶又復蕭條。至明，京師西郊海淀一帶泉流四溢，諸水瀦集，澱泊彌望，頗類江南。王嘉謨家居西城，近西郊，幼時耕讀，時往還於西郊海淀一帶。其詩「猶有數畝田，隔在西湖堰。農時輒往還……經年但如此」可為寫照。中舉前後，登仕以前，王嘉謨更是有長達七年多的時間隱居於海淀一帶讀書養志，悠游西郊山水之間。撰有《丹稜沜記》，敘述時稱「海墊」附近水道景觀，列出「（南）海墊」「岣嶁河」「嶁兜橋」「甕山」「青龍桁」「巴溝」「西勾」「西湖」「東雉村」「白石」等地名之地望，多系第一次出現在北京歷史地名中。尤為可貴的是，王嘉謨親尋得墊旁古祠內元代斷碑一碣，「乃元上都路制使朵里真撰文云丹稜沜，尚餘數行，餘皆磨滅」。知該地元代尚有「丹稜沜」之雅稱，今「土人訛為諸墊」云，交代了元明間海淀地名變遷。海淀附近元代丹稜沜殘碑的發現，迄今所見文獻，王嘉謨是唯一記載者。嘉謨該記，首次描繪了萬曆初年（十一年）海淀附近的河湖水道村落植被等微地貌景觀，並贊其秀麗，「蓋神皋之佳麗，郊居之選勝也」。嘉謨徜徉其間，該記之外，又歌詩吟詠，如《丹稜沜訪範二老人》《丹稜沜獨立》《西郊海墊西勾橋上作》《海墊嶁兜橋上觀魚信步西行境益清勝聊題鄙什》《晚歸海墊歌》《督府公邀寓海墊別業敬賦》《海墊望西山》《海墊暮雨》《海墊偶題四首》《海墊精捨題》《海墊醉中作》《海墊庭前作》《海墊雨中》《海墊精捨題壁二首》《雪舸先生海墊別業》《海墊三聖祠前作》等諸詩，表露出作者對京師西郊海淀的真摯情感。明清以來，究治北京西郊海淀者，蔣一葵、朱彝尊、繆荃孫以下，並及洪業、侯仁之等，靡不取徵有加。
最早整理北京西郊甕山、西湖一帶風土人文。按甕山即今頤和園萬壽山，西湖即昆明湖，時曰甕山泊，因處京師西郊，又名西湖或西湖景。明時，甕山、西湖一帶，水田棋布，嘉謨少時曾於西湖堤堰旁耕種，未仕前亦曾隱於甕山之陽，愛其山水清幽，多有詩文紀之，嘗有《甕山》《山下破寺》《耶律丞相墓》《西湖泛舟》《望西湖》等多首詩作詠之。其撰述西湖與甕山地理方位曰：「甕山斜界百望，是山也，南阻西湖，神皋蘭若皆萃焉；北通燕平，叢叢碨磈，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峰焉。是宜禾黍。山之陽有祠焉，高十五丈，登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潞。」這是明代對甕山、西湖地理環境的最翔實記載。最可彌珍者，王嘉謨不以高雅文士自居，留心民間掌故，訪山樵漁父，撰《石甕記》，載甕山石甕傳說，以見成弘嘉萬以來京師風俗世習變遷，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最生動的記載明代北京地方風俗變遷的珍貴資料。甕山石甕傳說這一明代北京地區最早的非遺口傳文獻，幸賴是書核載而流布，觀俗於野，明清以來究心北京風俗者，莫不徵引該文。
最翔實的明代北京西山考察記錄。北京西山，太行之余阜，自宛平西北蜿蜒至昌平境內之段，明人稱北山。王嘉謨家世軍功，其父長期出守鎮邊城（今懷來縣鎮邊城村），嘉謨入仕之初，得暇請急不朝，赴鎮邊省親，撰《北山遊記》，紀沿途山川之勝。敘其從京師西直門高梁河出發，過白石橋，經甕山、西湖，過百望山，渡長樂河（南沙河），北至昌平白浮，折西過灌石（昌平陽坊鎮東、西貫市）、駐蹕山，過漆園村（昌平漆園村），越雅思山（了思山），又向西穿高崖（今昌平高崖口）、清水澗，入深山區，翻長城嶺（昌平長城嶺），過了思台（昌平了思台村）、馬跑泉（昌平馬刨泉村）、越灰嶺（懷來縣橫嶺），始達鎮邊城。沿途，嘉謨敘其道里，察其泉流，述其奇勝，紀其風物，雖卉植鳥獸，纖細皆錄。雖曰遊記，其考察豐富，記敘詳盡，觀察細微，描述生動，是一篇蘊含豐富自然地理要素、極富科學價值的地理考察文獻。王嘉謨此行，游蹤雖遜於徐霞客，但時代早於其數十年，其對北京西山（北山）一帶地理面貌的考察記述，對復原研究歷史時期北京西山地理環境，提供了珍貴史料，是自《水經注》以來系統描述北京地區山水景觀的最重要文獻之一。
最廣泛豐富的明代北京地理景觀記載。王嘉謨世居京師，自少時耕讀、青年隱居、壯歲暢遊，對北京風土人情，有著天然的熟悉感和自覺的文化書寫。舉凡內廷宮苑、寺觀壇廟、亭台園邸、京郊山水、鄉野村落等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觀，皆有觀風之述。在現存明代北京地方文獻中，《薊丘集》所載明代北京地理景觀之豐富及被同時及後世諸書徵引之廣泛，稱得上是研究明代北京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之一（表一）。
現存北京地區最早的明代家譜資料。北京是近古以來族群變動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歷經元季兵亂及明初皇權更迭，明代北京在族群結構、移民遷徙、土客民比例上都有著巨大的變動。家譜纂修，是表徵地方族群、宗族穩定性延續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明代華北地區的家譜纂修遠遜於江南和華南地區，約與王嘉謨同時期的王士性敏銳地觀察到這一現象：
（中州）自古為戎馬之場，勝國以來，殺戮殆盡，郡邑無二百年耆舊之家，除縉紳巨室外，民間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譜。爭嗣續者，止以殮葬時作佛超度、所燒瘞紙姓名為質。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戶當差者為親。同姓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畜之為奴。此皆國初徙民實中州時，各帶其五方土俗而來故也。
明代北京地區的家譜修纂較之同期中原更為稀少，目前所見著錄的北京地區家譜資料，僅能上溯到清乾隆時期。《薊丘集》收錄有王嘉謨親撰族譜一卷，敘其燕山王氏世系，將家族由外地軍功之家以軍籍世守京師、終佔籍京師成為北京土著的家族發展歷程，敘其始終，列其蔓延，不僅可補上海圖書館家譜缺考之憾，洵為目前發現北京地區最早的珍稀明代家譜資料。
《薊丘集》是明代北京地方人物志研究的重要資料。王嘉謨作為北京本地文化精英，多與京師高逸之士相交，撰有呂食安、吳端御、孫孝本、潘紹康、殷薦誠、馬應乾等諸逸人傳。幸賴其撰，明清以來北京地方文獻所傳該人物志，皆抄改自王嘉謨之傳。王嘉謨家族姻親故舊，亦多京師土著或佔籍京師官宦武功之家，或世誼，或宦情，多有往來，撰有序、傳、行狀、墓表多種，其傳皆有可觀。又撰雜傳多篇，或銘貞婦，或懷山人，亦略具文獻價值。
《薊丘集》是研究明代北京地區歷史語言變遷的珍貴樣本。中古以來，北京地區長期處於族群雜處融合之中，造成語音的劇烈變動及中原地區與幽燕地區方言的混合，共同語通行範圍擴大的同時，南北差異也在逐漸形成。王嘉謨世為都人，其口語音（母語或地方方音）深受北方官話影響，在書面行文時又受到以《洪武正韻》為基礎的官方讀書音（即正音）的制約。其生前創作的一千餘首古體詩與格律詩，大都收錄於《薊丘集》中，其用韻規律，基本能反映出其音系特點。因之，與王嘉謨同為順天人的明末清初詩人王崇簡，與其有著基本一致的北京音系背景，在評價嘉謨詩作時往往對其推崇有加，稱其五古奇秀，「自為高創之言，彷彿二謝”。而清初南方詩壇大家浙西朱彝尊，基於南北差異的音系背景，評價嘉謨詩作稱其為“北人用韻，恆以入聲雜上去讀，故不多存」。兩者評價迥異，概因音異也。因此，從《薊丘集》所存大量詩作入手，運用相關音韻語言學知識，進行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當能從中得窺明代北京地區歷史語言變化的若干有效信息。
《薊丘集》與明代後期以來的北京本土文化書寫。明代北京是中國近古以來最為典型的政治權力型城市，深受皇權與中央權力的直接干涉與滲透，地方自治勢力先天不足。城市經濟呈現出寄生性消費經濟畸形發展的特點，制約了城市內在人口結構的合理性發展空間。地方勢力的相對弱勢，導致了城市精英群體的身份認同差異，客民相對土民獲得壓倒性優勢，成為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構成中的土客失衡問題。上述城市特徵，既造成了客民精英階層在北京地區隨權力更迭而導致的頻繁變動，又制約了在地土民精英的勢力擴張，表現在文化自覺上的地方文獻書寫，明代北京與中原地區甚至與更小規模的江南市鎮相較，其地方文獻的撰著數量與規模都是相當單薄的。
現存明代北京地方文獻，總體上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官修志書相對缺位。官修府級方志僅有永樂《順天府志》與萬曆《順天府志》兩部，州縣方志大多亦僅修一二，且存者不多，更有部分縣二百餘年甚至並無官修志書；二是私人撰著文獻以客民為主。明代北京文獻中的私人撰著者以客居北京的文化精英和官員為主，北京本地文化精英的撰著較少，現存的土民私撰文獻僅有《薊丘集》和《帝京景物略》等少數幾部。
王嘉謨乃世居京師的北京土民，以科舉入仕，進入京師權力、文化精英階層後，與京師客民精英大多關注北京城垣宮禁、府部衙門、壇廠廟宇、宮廷、權貴生活、奇山勝水乃至奇聞逸事而較少關注當地土人日常生活的書寫不同，其以熟悉的地方感，觀風察俗，留心掌故，舉凡山水風土、塘澱水道、村落野居、土民生活等，靡不記述。書寫空間由京師恢宏高大的皇權空間、京師空間、神聖空間、權力空間、獵奇審視空間轉向都人真實生活現場的民間空間、地方空間、世俗空間、鄉野空間和平實日常空間，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書寫空間轉向和敏銳的本土文化自覺。其本地文化精英的在地化書寫，有別於過往客民文化精英的他者旁觀視角，以自我親歷的地方日常，努力表述皇權籠罩下的北京地方空間。其流風遺韻，深刻影響啓發了明末清初以來如米萬鐘祖孫、於奕正、孫承澤、王崇簡等北京本地文化精英的本土文化書寫，明清之際的北京文獻撰著，因之呈現出新的文化特點。
《薊丘集》作為現存明代北京地區最早的本地文化精英撰著的地方文獻之一，伴隨著王嘉謨的生命歷程和身份轉承，表現出了明代北京地方文化由自發、自覺到自信的書寫轉向，表徵著明代後期北京本地文化精英本土文化自覺的開始，具有獨特且深刻的區域文化史意義。
《薊丘集》其他文獻價值舉隅。王嘉謨仕宦河南期間，正是萬曆中期潘季馴與楊一魁等治河官員關於治理河、淮、漕運「蓄洩之爭」的關鍵時期。《薊丘集》中詩文多篇，多有王嘉謨隨總河楊一魁與開黃壩新河之記載，其《新河頌》《新樽銘》《題兩河水利記略後》《題全河入海圖後》等文是研究明代黃壩新河變遷的重要水利史文獻。
播州之役，嘉謨得總兵事者李化龍之薦，「親在軍中，備見行事」，有大量詩文以紀此役。其《平播鐃歌》十首，以軍歌形式描述了播州之役自議討、興兵、平亂、奏凱全過程；另集中所收《平播全書後序》全文，今存《平播全書》萬曆本《後序》闕失嚴重，光緒《畿輔叢書》本誤刻之處有之，都可據以校補正之。今據萬曆本《平播全書》卷首時任四川按察使兼布政司左參議李悌所撰《前敘》，言「（化龍）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並證之《薊丘集》中王嘉謨所撰《平播全書後序》，可知李悌所言同僚之「守南大參王君」，即時任四川布政司右參政王嘉謨。則《平播全書》實為王嘉謨受李化龍所托，輯錄化龍平播軍牘而成書，《平播全書》的正確著錄信息應為李化龍撰，王嘉謨輯，並可訂正自《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存目》以下諸書著錄之誤。
四、《薊丘集》的版本線索與價值
《薊丘集》自版刻以來，傳本罕見，著錄少聞，傳序情況不清，略以目下材料整理，序其線索，闡其價值。
《薊丘集》版本流傳線索。王嘉謨中年遽逝，生前未及整理文集，身後遺稿乃嘉詔與門人匯刻，是為《薊丘集》。嘉謨雖歷宦在外，及宦歸都下，甚少交遊。明末清初里人孫承澤志其傳，嘆曰：
公生平好讀書，手不釋卷，雖家京師，而狷介不妄交，門庭閒寂，有如山林。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公沒未久，鄉人至不能舉其姓氏。
嘉謨生性恬淡，財力寒儉，身後無子，弟為刻集，當時刻本極少，加以交遊有限，聞者甚少，流傳更是不廣，此為該集歷來傳本罕見的根本原因。
《薊丘集》與清代北京文化世家宛平王氏關係密切。王嘉謨歿後四十年，甲申之亂，京華文獻風流，喪失無算。先是，順天鄉舉宛平王崇簡久困科場，於崇禎十六年（1643）始中進士，未及觀政，來春甲申之變，挈家南逃。順治二年（1645）末，歸京遂仕新朝。按王崇簡，字敬哉，其先河間任丘人，自曾祖以來，世為順天宛平人，譜稱宛平王氏。崇簡生於萬曆三十年，及嘉謨卒年，崇簡甫幼，薊丘王氏與宛平王氏，並無通譜。崇簡少有文名，崇禎元年（1628）舉於鄉，讀書西山，雅好清流，與當世京師名士孫承澤、勺園主人米萬鐘子壽都友愛，藏書品畫，藴藉風流。崇簡藏書，起自父祖，至明末，已積書萬卷，曾構室藏書，堂名青箱，極力搜讀奇書。王嘉謨歿後不久，《薊丘集》雖刊刻不多，京師名士之間，當有流布。且崇簡、承澤、米氏皆都人，讀游西山之間，於嘉謨詩文，有天然熟悉地方感，加以風氣相和，更有瞭解之同情。因之，明亡之前，王崇簡藏書，當已藏有《薊丘集》。甲申南逃之際，“積書萬余卷，流寇之亂，無一存者”。其孫王克昌所敘藏書亡佚，雖不無誇張，但其在京藏書散佚可知。
入清後，順治元年（1644），順天督學御史曹溶啓薦故明進士王崇簡等五人。崇簡受知新朝，父（崇簡）子（熙）同官，貴崇無加。其藏書入清後又復盛。克倡言：
皇清定鼎，（文貞公）以名宿入翰林，移居外城，積俸所入，悉以置書……人間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力不能購，輒命人繕寫。青箱堂之連床架屋，幾與棟平。故京師之藏書，惟文貞公為多。而江南人士來游京師者，無不嘆先文貞公聚書之富，而用心之專也。
約在順治朝中期，王崇簡著手編纂《畿輔明詩》，極力搜求畿輔明人詩作。若前明時藏書散佚，《薊丘集》失藏的話，入清以來，《薊丘集》入藏青箱堂，則無疑矣。今國圖所藏《薊丘集》刻本，卷首鈐印三枚，除國圖「北京圖書館藏」館藏印外，餘兩枚「宛平王氏家藏」「慕齋鑒定」書印皆王氏家族藏書印。「宛平王氏（家藏印）者，王文貞公藏書印記也。」《畿輔明詩》刻印於順治十七年（1660），從《薊丘集》選詩六十三首，翻檢國圖藏《薊丘集》，凡《畿輔明詩》所選詩作，皆於《薊丘集》該卷詩作天頭處有毛筆批點，且批注曰「錄」，則該批注當即王崇簡手跡。〔圖2〕個別詩作有單獨品評，批注有「狎而雅」「巧而淡」「清奇」「入微」「似柳子厚西園作」「此卷五古，真有別趣，自然古淡」「此卷無一佳句」等評註，亦極有可能為崇簡手跡。《薊丘集》前二十八卷詩作，有批點之詩作約三百數十首，有具體批注之詩作六十餘首，其對嘉謨詩作之評價，可謂知者之言。王崇簡之於《薊丘集》，披檢摩挲之間，其珍賞可知。
約在同時，同為順天人的大興孫承澤，親歷國變，身仕三朝，益發絕望於世，告病歸第，擁書萬卷，築室西山，以保留勝朝典制、鄉邦文獻而自策。孫承澤時撰《畿輔人物志》，斷自明初，止於畿輔，仿汝南先賢、吳中往哲遺意，欲表一代鄉賢，「自屬草以來，歷七寒暑而始竟（順治九年至順治十六年）」。蒐羅文獻之間，時與崇簡等友交，切磋義例。從崇簡處得讀《薊丘集》，品詩閱疏，乃作《王憲司嘉謨傳》，贊其卓然君子之行，對王嘉謨充滿贊許與同情。其傳後曰：
公生平好讀書……所著有《薊丘集》四十七卷行世……余於敬哉王公（崇簡）處得見其遺集，而志其概如此。
孫承澤又從王嘉謨所撰《懷舊志》中，刪削改訂，作逸人傳三篇（《吳文學端御傳》《呂逸人食安傳》《孫逸人孝本傳》），此後清代北京方志中此三傳多抄改自《畿輔人物志》，以其未見《薊丘集》故也。翻檢《薊丘集》中《懷舊志·孫孝本傳》，該文中「僕（嘉謨自稱）」皆批改為「王伯俞」，核之《畿輔人物志》該傳，皆作「王伯俞」，又王崇簡並無作該三人傳，則該處批注，當為孫承澤手跡〔圖3〕。此外，孫承澤在編撰《春明夢余錄》《天府廣記》時，亦直接從《薊丘集》中抄錄《北山遊記》《石甕記》《丹稜沜記》等編入其著。
孫承澤讀《薊丘集》作王嘉謨傳後，時遺民孫奇逢隱居輝縣夏峰，亦撰《畿輔人物考》，文獻多有未徵，從居間者處得讀《畿輔人物志》，於康熙初年補撰《人物考》多篇，其中即有王嘉謨傳，其作《王按察公嘉謨傳》，歸入方正類，傳曰：
歲寒老人曰：公所上諸疏皆大，議論所薦舉之人與所共事之人，皆大品望，此可知公矣。
余文多抄自《畿輔人物志·王憲司嘉謨傳》。可知，若無王崇簡所藏《薊丘集》，則孫承澤《畿輔人物志》無得作王嘉謨傳，孫奇逢《畿輔人物考》更無可能撰該傳。
王崇簡歿後，諸子分爨，聚書復散。長子熙，號慕齋，謚曰文靖，深得帝眷，位極宮保，又得積累，舊藏復集。熙子克昌憶其父慕齋藏書曰：
文貞公棄世，先文靖公兄弟六人，析箸而食，書亦分授，於是文貞公之所藏聚而復散。先文靖公次第補輯，聚書復完。
因此，《薊丘集》刻本，自崇簡傳至子熙，熙治藏書印曰「慕齋鑒定」，鈐於其父「宛平王氏家藏」書印上方，此為國圖藏本《薊丘集》卷首兩枚藏書印之由來。熙書屋曰慕齋，亦曰寶翰堂。可知，《薊丘集》自崇簡之後，復歸藏其子王熙寶翰堂，並加鈐「慕齋鑒定」藏書印一枚。
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宏詞科，秀水朱彝尊以布衣應試，「擢居一等，除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罷歸南游前，竹垞有近十數年在京，為官之餘，交遊讀書，著述甚勤。先是，彝尊為生計曾入曹溶幕府，故得與崇簡善，與承澤交，與熙友愛。康熙二十三年（1684），竹垞罷職供奉，僦居宣武門外古藤書屋，搜拾舊聞，訂訛辨誤，全力輯纂《日下舊聞》。《日下舊聞》書中徵引《薊丘集》內文多達二十餘處，以竹垞與宛平王氏家族之交遊，其必當從王熙寶翰堂藏書中借抄過《薊丘集》。《日下舊聞》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刻後，其子昆田後又加增補，以「補」之形式列入正文，但昆田所補內容，並無引自《薊丘集》者，可知朱昆田增補之時，並無得見《薊丘集》。
朱彝尊晚年輯成《明詩綜》，該書自《薊丘集》選詩五首，其四首皆見於《日下舊聞》，余一首《述懷》詩，實即《薊丘集》中《後述懷詩二十一首》其四，原作篇首「潏潏泉初生」被徑改為「脈脈泉初生」，所引《後述懷詩二十一首》其四僅有前五句，原作該五古詩實有九句，在國圖《薊丘集》刻本中，可見該詩有將「潏潏」改為「脈脈」之批注，前五句有批點，後四句有擬刪之毛筆竪線標記。以上線索表明，該處批注及批點極有可能為朱彝尊手跡〔圖4〕。若依以上判斷，則朱彝尊輯《明詩綜》時，可能又從宛平王氏處借得《薊丘集》，且直接在所選詩作上批注；另有可能為竹垞在編纂《日下舊聞》時已批點抄錄該材料以俟他日之用。但是否全幀抄錄《薊丘集》，即朱彝尊是否抄存有《薊丘集》抄本，《曝書亭書目》無見該書，無法進一步判斷。
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熙卒，子克昌於四十四年（1705）撰《寶翰堂藏書考》，整理乃父藏書，將宛平王氏三代以來藏書做初步整理。從該書目中，得見當時《薊丘集》版刻情況，其在文集部載：
《薊丘集》：四十七卷，兩函十二本。明王嘉謨……有《薊丘集》四十七卷。
由此可知，康熙年間《薊丘集》版本裝訂是分為兩函十二冊的，根據每冊卷首鈐有王氏藏書印情況，基本可復原該十二冊的裝訂情況，冊均約四至五卷，個別三捲成冊，這應當是《薊丘集》的最初版本裝訂情況（詳見表二）。
自康熙四十年（1701）起，陳夢雷等輯纂《古今圖書集成》，從《薊丘集》選詩七首，文一篇；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書的《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自《薊丘集》選詩十七首，以上詩作，與《畿輔明詩》及《明詩綜》選詩並有異同，則可知《古今圖書集成》及《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在輯纂時當直接利用了《薊丘集》，至於是否即宛平王氏所藏之書，目前尚無法判斷。
乾隆初，明史纂修畢功，刊定藝文志中並無著錄《薊丘集》，甚至其所據底本之一的《千頃堂書目》中亦無著錄該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命各省購訪遺書，編纂《四庫全書》；三十九年（1774），又命增補《日下舊聞》成《日下舊聞考》。四庫開館之時，曾廣徵天下珍本秘籍，但《四庫全書》及存目均無著錄《薊丘集》。敕纂《日下舊聞考》之時，以「增」之形式，極大豐富了朱彝尊的「原」及朱昆田所「補」之內容，其所增內容與《薊丘集》相關者，多引自王嘉謨所撰之《丹稜沜記》及《石甕記》，其明確注明引用者，曰「王嘉謨《石甕記》」，而非「《薊丘集》」，因《丹稜沜記》及《石甕記》屢被《春明夢餘錄》《天府廣記》諸書引用，估計《日下舊聞考》新增引用王嘉謨之文獻，當非直接引自《薊丘集》，即《日下舊聞考》當時增纂之時，很有可能已未見《薊丘集》原書了。
乾隆以來，宛平王氏家族式微，「宛平敬哉王相國怡園，跨米市、爛面兩衚衕，今其子孫貧窶，割裂出售與人」。又遭回祿之禍，自是藏書散於坊肆間，時多位藏書家購有其舊藏，但目下所見當時諸家藏書目，並無收藏《薊丘集》信息。由此推測，乾隆以來，宛平王氏所藏《薊丘集》的收藏線索，是散亂不明的。
迄至清末，繆荃孫等人在編纂光緒《順天府志》時，藝文志中列有順天人著述一項，其載：
王嘉謨，《薊邱集》四十卷，存。嘉謨事跡詳《先賢傳》，此書見《明史·藝文志》別集類。
《薊丘集》實四十七卷，又《明史·藝文志》並無著錄，可知光緒《順天府志》纂修者其時並未親見該書，其所謂存者，顯係途聞傳抄而已。
民國以來，京師書肆及公私藏書目均無《薊丘集》著錄信息。大約可知，自乾隆迄民國一百數十年間，《薊丘集》幾乎未見著錄，幾成「久佚」之書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私人捐贈和本館採進，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善本藏書數量大增，為及時反映藏書情況，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年大慶前夕，編成了《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首次著錄了《薊丘集》版本信息，其著錄為：
薊丘集四十七卷，明王嘉謨撰，明刻本，二十四冊。書號：二四八八。
從該書目編例可知，該編所收「以新中國成立十年來新入藏書為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八年陸續收入之書，亦隨同編入」。則北圖藏《薊丘集》至少應為抗戰以來入藏，以其書號序列觀之，則新中國成立後入藏可能性更大。同時，與康熙《寶翰堂藏書考》所載該書十二冊相較，此時該書已著錄為二十四冊，比較可能的推測當是後來書賈輾轉鬻賣時擅自重加裝訂為二十四冊，以昂其值。至此，湮滅近二百年之宛平王氏珍藏《薊丘集》，復得歸藏寶山，妥為庋藏利用。
《薊丘集》的版本價值。《薊丘集》自明萬曆年間刊刻以來，明清以來諸書多有引用，諸書引用，或全文，或節錄，或轉引，字句常有魯魚亥豕之失，詩文多存漏衍徑改之誤，凡此種種，今稽核《薊丘集》原文，皆可追源溯流以校之（表三）。
又據以上諸書引文情況可知，早在萬曆末年，蔣一葵撰《長安客話》時，已頻繁徵引《薊丘集》，略知萬曆間《薊丘集》刊刻後，雖刻本流布較少，但仍被同時代關注京師風物人士所徵引，且蔣一葵所見《薊丘集》，當非其後宛平王氏藏本。至於崇禎間刊刻《帝京景物略》，引自《薊丘集》者甚多，但其所見《薊丘集》刻本，當有兩種可能：一為劉侗、於奕正自見本，一為從王崇簡處所借之本（即後之宛平王氏藏本）。
《薊丘集》刻工考。萬曆三十五年，王嘉詔延聘刻工黃典刊刻《薊丘集》，在《薊丘集》版心處共計有八處刻工題記〔圖5〕。由黃典題記可知，典乃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明代嘉萬以來，徽州為其時重要版刻中心之一，新安刻工中，歙刻益精，遂與蘇、常爭價。時人有刻，必請歙工。歙縣刻工中，以虯村、潭渡黃氏刻工尤為突出，跡遍兩京及蘇杭，傭為手民，繡梓為業。據李國慶先生考訂，黃典尚參與了內江趙鼎柱《脈望》之刊刻，該書刻工有於國相、黃典、謝直、胡芳、趙子清等五人。案《脈望》約於萬曆後期刊刻於蜀中；又刻工趙子清，除參與刊刻《脈望》外，曾獨自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在永平府刊刻《夷齊志》六卷。子清往來於盧龍及蜀地，黃典曾於蜀中刻書，由上可判斷，黃典、趙子清等人應為活動於萬曆中後期之流動刻工，《薊丘集》當為黃典在京師所刻。又案歙縣黃氏族譜，雖暫未發現黃典信息，但黃典本人，極有可能為萬曆中期出身於歙縣虯村或潭渡黃氏刻工家族之一員，因長期在外傭為流動刻工，其身份失載於族譜亦是可能的。
國圖藏《薊丘集》缺失情況。翻檢國圖所藏《薊丘集》，發現個別冊內尚有缺頁，缺頁情況如下：
第18冊，卷三六，《兩漢書疏選序》缺中間兩半頁，即第二十三頁上、下兩半頁全缺。
第19冊，卷三七，《色慾法戒錄序》缺中間兩半頁，即第八頁上、下兩半頁全缺。卷三八，《贈包生序》缺中間兩半頁，即第五頁上、下兩半頁全缺；《壽松泉君七十序》缺文尾頁，《向使君晉秩少參留鎮營平序》缺文首頁，即缺第九頁上、下兩個半頁。
第24冊，卷四七，附《中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弘岳王先生洎配李淑人馬淑人行狀》缺尾頁，即自第四頁下半頁後全缺。在該第四頁上半頁右下角，鈐有“北京圖書館藏”方印，可知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圖書館著錄該書時，後頁即缺，已非全幀。
以上缺頁情況，可能為當年該書由原兩函十二冊分割為二十四冊時所缺。頗為惋惜的是，瞭解王嘉謨生平最關鍵之《王嘉謨行狀》，缺失多頁，從孫承澤當日為嘉謨所作傳來看，孫當年是曾完整看到過該行狀的。《王嘉謨行狀》除附於《薊丘集》卷尾之外，還當可能收入盛以弘文集中，考以弘有《紫氣亭集》十二卷、《鳳毛館帖》四卷，從盛集中當能補全《行狀》。
國圖珍藏宛平王氏舊藏之孤本《薊丘集》，存王崇簡、孫承澤、朱彝尊等眾多清代名士手澤，歷經輾轉，久而復湮，佚而再現，浮沈之間，更蘊藏著珍貴的文獻價值及版本線索。尚祈他日，訪得盛集，以補此闕，則二百數十年久佚之《薊丘集》，永寶天府，又得化身萬千，庶幾能復全幀，更屬幸事矣。
本文原刊於《故宮學輯刊》2025年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