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當齋集》前言
《四當齋集》章鈺 撰 呂文濤、李軍 整理
定價：12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6月
章鈺（1865-1937），字式之，一字堅孟，又字茗理，晚號霜根老人，别署蟄存、晦翁、北池逸老等。江蘇長洲（今蘇州）人。章氏一族，可上溯至唐五代时期福建浦城人章仔鈞（868-941），其後繁衍生息，子孫遍布閩、浙各地，其中多有顯達英特之士。傳至章鈺時，已歷三十九世。第二十八世章諭，始自閩中遷居浙江諸暨泰南鄉，世以務農爲業。再傳八世，至章鈺曾祖父章明芳，因與兄章明揚經商，自浙江諸暨遷出，分别前往杭州、蘇州定居。章明芳舉家遷蘇之初，居閶門外普安橋，遂著籍爲長洲縣人。遷蘇之後，章氏仍以商賈爲業，初尚小康，中經太平天國戰事，章鈺祖父章國彪病逝於逃難途中。章鈺父親章瑞徵（1836-1886）奉母逃至太倉，續返祖籍諸暨小住，復經寧波渡海，再到上海、海門。同治初年，蘇城克復，章家返回蘇州，家中産業幾乎蕩然無存。章瑞徵設存誠堂藥鋪，製售丸藥，維持生計，辛苦經營，凡十七年之久。至光緒八年（1882），章瑞徵棄商從教，設館授徒，家境日窘，僅以自贍，而其於困頓中仍然力購書籍，作爲課子之資，以《日知録》《困學紀聞》授章鈺。章鈺在《先考事略》中追憶，“鈺稍有所知，自此二書始”，可見其治學根柢發端於此。章瑞徵生有四子，長子銓、四子鈞，並殤；次子即章鈺，以科考入仕；三子章鑑，經商，先章鈺卒。章鈺十七歲入蘇州府學，復就學於紫陽書院、可園學古堂，受業於黄彭年門下，以樸學見稱。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但此後科場蹇蹙，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方才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學習。通籍未久，即以奉養母親爲由歸里。在鄉期間，積極參與地方學務，歷任學務處參議、師範學堂監督等職，創辦初等小學堂四十餘所。彼時新政初行，地方教育尚屬草創，章氏之舉，於蘇州地區啟迪民智，實具先導之功。光緒末年，章鈺入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繼而隨調北上，歷任吏部、外務部官員，並兼京師圖書館編修。辛亥革命後，絶意仕進，僑居天津，以授徒自給，而專力於藏書、校勘與著述。民國三年（1914），應趙爾巽聘，入清史館任纂修，參撰《清史稿》諸傳及藝文志。後又應嚴修等敦請，在崇化學會講學十餘年。晚年移居北平，住織女橋，手不釋卷，至老彌篤。一九三七年，病逝於北平，年七十有三。一九四八年，章氏子孫移柩歸蘇，安葬於城南横塘鄉梅灣村境内福壽山東麓。元配浙江仁和縣胡欽蓮之女胡玉，繼配仁和縣王丹芬，皆“賢明能内助”。有子四人：元善、元美、元群、元羲；女二人：元淑、元暉，亦“皆有才學”。門人張爾田爲撰《先師章式之先生傳》，述其生平甚詳。一九九三年，顧廷龍應其孫章鼎之請，爲其撰并書《校勘學家章鈺先生墓碑》。章鈺一生治學，以校勘爲指歸，著述宏富，其中《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等數種尤負盛名。《讀書敏求記校證》廣搜衆本，增補考訂，篇幅較原書不啻倍蓰，成爲版本目録學之重要參考書。《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則據多種宋本精校《資治通鑑》，糾謬補闕，爲學林所重。章氏强調讀書必資善本，校讎乃入學之門徑。鑒於時局動蕩，政治日非，章鈺以校書爲精神寄託，「丹鉛不去手」，遍校群籍，前後手校及抄録典籍逾萬卷。蘇州博物館藏有章鈺生前所用石硯一方，造型樸實無華，而硯堂中央竟有穿孔，大抵是章鈺日久使用以致，可謂「磨穿底墨海」，足見章鈺校勘、著述之勤。其校勘方法兼采「存古」與「求是」二法，既尊重版本舊貌，又於證據確鑿處加以訂正，影響深遠。二章鈺書齋名號衆多，曾用崇禮堂、茗理簃、不鬥齋、聽鴟儉舍等，而其中以「四當齋」最爲知名。其文集以「四當齋」冠之，足見其受章氏之重視。章鈺嘗自言「題齋之義，兼取二家」，即化用宋人尤袤「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之説，而參以明人胡應麟之論。其立意不獨爲風雅，而意在表明自身屏絶塵世，終日與書爲伴的決心。章鈺少時家貧，衣食不給，而嗜書不輟，中年以後，歷經仕途失意與世變動蕩，更以讀書校書爲消遣。故「四當」之説，並非徒託空言，而是斯人切身的經驗。蓋書籍既可代衣食之不足，亦可與古人爲友，慰孤獨、解憂患。章氏四當齋中藏書，乃積其平生之力而成。《道德經》有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章鈺晚年便已籌謀身後藏書的歸宿，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彌留之際，特留「負翁預囑」，囑其子女妥善保存其平生用功的手校、手抄諸本，毋使散佚，其餘書籍則聽由妻子王丹芬處置。是年五月九日，章氏卒於北平。未幾，時局驟變，七月二十九日日軍入城，公私機構收藏的典籍均面臨兵燹之虞。章氏遺孀王丹芬有鑒於此，不忍耗費數十年心血的四當齋藏書毁棄或流於外族之手，遂率子女在十月二十三日與燕京大學訂立「贈與及寄託霜根老人四當齋遺書契約」，將藏書分爲「子、丑、寅」三類，加以處理。其中，「子類」手校、手抄本，寄存校方，章氏家族保留隨時取回的權利；「丑類」善本舊刻及各家抄本，約定寄存五年，期滿再議；「寅類」普通書籍，則悉數捐贈燕京大學圖書館，並辟設專室，陳列遺書及章氏生前文具書案，俟清點完畢後，編印總目。燕京大學於辦公樓設「霜根老人紀念室」，使四當齋藏書得以妥善保存，免於流散。四當齋所藏，凡三千三百六十八部、七萬二千七百八十二卷半、二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册，另有章氏手澤及若干善本未計在内。因個人財力所限，章鈺購藏宋元舊槧無多，所存宋刊僅《晉書》《周書》《南齊書》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數種，且多爲殘本或元、明遞修之本；元刊僅《唐賢三體詩法》一種，且僅存卷一。其藏書以乙部爲大宗，經、子、集兼備，尤重目録、金石及校勘相關文獻，可窺見章氏治學之重點。其藏書之可貴，在於普通之本，多章鈺手抄、手批、手校并手跋，朱墨交錯。殆章氏校勘必求善本，且廣搜異本，反覆勘校，借校借録，往往有之，顧廷龍謂其藏書「經丹鉛者約居其二」。書不徒爲藏，而爲用；不徒爲觀，而爲校，此即四當齋藏書與一般藏書家務求古刻名鈔之差别所在。至於四部善本盡力搜羅之外，章鈺復留心搜羅鄉邦文獻，經數十年訪求，四當齋中所藏吴地文獻、吴人著述及未刊稿本，頗具特色。此類文獻，雖然在當時未必爲世所重，但對於區域文化的研究，則意義甚大。此外，受清代樸學思想影響，書籍之外，章鈺「旁及金石考據之學」，故四當齋中所藏金石拓本達數千種之多，章氏以金石證史，考證題跋，亦甚可觀。燕京大學依照契約約定，推進編目，此事由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顧廷龍（1904-1998）擔任。顧氏出於舊誼，苦下功夫，檢理編目，歷時十月，編成三十萬字的《章氏四當齋藏書目》。該目體例謹嚴，因書制宜，以子、丑、寅三類分卷，其下按經、史、子、集四部相次，詳録書名、卷帙、著者里貫、版本源流，並兼采前賢題識與章氏校跋，間附按語，以明學術淵源。《章氏四當齋藏書目》於一九三八年由燕京大學刊行，章鈺舊交葉景葵獲讀此目，贊許「體例極善，足以表彰式老劬學之裏面」，認爲「在當時可作析疑之助，在後來可充文獻之微」。三章鈺治學勤勉，筆耕不輟，加之師友間詩文往復、唱酬不絶，平生所撰文字約逾千篇。一九三五年，章氏始手自編訂文集，鑒於篇幅有限，不能悉數收入，於駢散諸文、詩詞之間嚴加甄選，遂定下「應課之作，不應存；賣文與入幕、坐曹諸草，則非出本心者，亦概從删棄」之標準。是故「手定之稿，淘汰倍至」，最終所録，皆其自認「出本心」之作，足以體現其學術旨趣者。就體例而論，全書十四卷，卷一爲序，卷二至卷六爲群書、金石及書畫題跋，卷七至卷九爲碑傳、序贊，卷十至卷十四爲詩、詞，結構井然。其中，以卷二至卷六爲全書重心，集中呈現章鈺在校勘、目録及金石之學等方面的造詣。章鈺一生以校書爲業，凡經眼之書，多加比勘。其題跋故多就傳本之脱誤、異文及刊刻源流發論，「考證精詳，扼要敘出」，不事鋪陳，而直指關鍵。文辭雖短，然往往兼具版本鑒定與校勘結論，可視爲其校書工作的心得展現。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評之曰：「鈺一生讀書細心，比勘異同，至爲精密，是集卷二、卷三所載群書跋尾，道及校讎之甘苦，尤多獨得。」從評論者的視角，點明《四當齋集》收録的書跋於後世文獻研究之價值。細加分析，不難見章鈺尤重版本源流與文本異同。如其跋洪武本《程雪樓集》，先據書目辨析世傳版本，繼而核對卷數與篇目出入，復指出「四庫本」删削之篇數及改動文字，條理井然，結論明晰；又如校《説苑》一條，不僅辨析北宋原刻與咸淳重刻之别，更上溯各家校補所據底本，據以給出版本判斷，老輩學人的版本功力於此可見一斑。章鈺身處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相繼發現的時代，得以親見新出材料，較前人多了幾分機緣。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在此時提倡並使用以考古與傳世兩重證據互參的考據方法，章鈺亦與友人同調。從《四當齋集》中可見，除傳世刻本、抄本之外，章鈺還特别重視金石材料及新見文獻。如關於「唐代銅刻三經文」的題跋，選擇兼采羅振玉著録、舊藏流轉記録與實物拓本以相互參證，從而判定器物年代與來源；又如「唐寫經題詞」條中，直言「所見（莫高）窟中遺跡至多，經卷更多」，即據新見材料展開考訂，體現出由新資料引發的問題意識。至於碑傳、序贊諸篇，章鈺不囿成規，側重史實考訂，以補人物行跡與文獻之闕，例如卷八《新寧劉忠誠公神道碑銘》一篇，於劉坤一「調護兩宫、維持東南二大事，言之綦詳，關係晚清政局，爲大有用之文也」。如此種種，不勝枚舉。詩詞凡五卷，所收皆爲其稱心之作。披覽其詩詞，故國之思、時局之憂與鄉關之念往往自然流露，偶亦有堪證史者。張爾田謂其「間賦小詞，含思綿眇，讀之慨然想見其爲人」，確如其言。一九三七年夏，章鈺卒後，其子元善等遵其遺願，以活字排印《四當齋集》四册，初印二百部，分贈親友及章氏門人，其書數量有限，流布未廣。底稿則藏於家，歷經桑海，已失所在。而今距《四當齋集》面世已近九十載，海内得見此書者益鮮。兹據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爲底本，施以標點，整理問世，以饗讀者，兼以爲章鈺逝世九十週年之紀念。惟以個人學殖荒疏，識見有限，不免訛誤，幸大雅不吝賜教是感。
二〇二六年歲在丙午穀雨日，吕文濤、李軍謹識於吴門芭蕉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