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籍史對古文獻學研究的啓示
新書籍史對古文獻學研究的啓示
張升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始，西方興起了文獻學與史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的書籍史研究。與傳統的書籍史相比，新興的書籍史注重將其視為整體史的一部分，更注重用社會史、文化史的方法來研究書籍，並且注重開發以往書籍史涉略較少的領域（如傳播、閱讀等），進而通過書籍來研究社會、歷史。因此，學術界把這種書籍史稱為新書籍史，或直稱為書籍社會史。最近十幾年，國內有一些學者對之作介紹①，而且，也有一些學者學習其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書籍史。但是，這些介紹和研究，更多是一些文獻學研究之外的學者所為，而專門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反而對這種新變化視而不見。本人認為，新書籍史的出現，是西方傳統文獻學發展的內在需求與突破，正可以為我們的古文獻學發展提供諸多可以借鑒的啓發和思路。
一、西方的新書籍史
以下主要就本人目前所讀到的論著並參考相關介紹概述西方新書籍史的基本情況，並附之以本人的評價。
（ 一）概述
學界公認西方新書籍史研究興起於法國，而且一般均以1958年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馬爾坦（Henri- Jean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書的誕生》為標誌。該書採用了統計學、社會學的方法，比較全面地論述了歐洲印刷書出現的背景及其生產經過、發行、消費、社會影響等情況，深入分析了書籍作為商品的傳播方式以及書籍與社會文化變革之間的關係，打破了傳統目錄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式，揭示了新書籍史研究的發展方向。費夫賀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而馬爾坦是其學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該書是費夫賀策劃的，因精力有限，他邀請馬爾坦合作，並成為主要撰稿人。他們的合作，從現在來看，似乎是歷史的必然。它很好地詮釋了文獻學（西方多稱為目錄學）與史學的合作，並預示著其合作必將成為書籍史研究的新方向和典範。自此以後，西方書籍史研究即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書籍史時期。
20世紀60年代，法國高等研究實踐院以弗朗索瓦· 孚雷為首的學者合作出版了兩卷本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會》。該書主要論述18世紀法國書籍的生產、傳播、分布情況以及與群體心態的關係。該研究繼承了《印刷書的誕生》所採用的研究路徑，將計量系列法大規模地應用於書籍研究，而且，將書籍出版發行與社會心態聯繫起來，希圖借助研究書籍探明18世紀法國社會思想的演變。［1］
興起於法國的新書籍史很快就得到了西方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學者的響應。例如，美國文化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啓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979）即是一部影響巨大的新書籍史代表作。通過該書，我們瞭解到：啓蒙運動是從一筆投機生意開始的；《百科全書》是出版史上偉大的出版物之一，也是當時一筆大生意之一。這個故事本身就挺吸引人，而且其寫作方法與一般的歷史學著作也有所不同，是一種類似於報告文學的寫法。在書中，他根據詳細的檔案資料，論述了這筆生意的開展情況，進而分析了出版過程對啓蒙運動的影響。可以說，這是一部關於書的傳記，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此外，羅伯特· 達恩頓還發表有一篇著名論文《什麼是書籍史》（What is theHistory of Books），提出了新書籍史上著名的「傳播循環」模式（communication circuit），認為作者、出版商、印刷者、銷售者、讀者是一個循環傳播的過程。［2］
美國文化史學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 ElizabethL. Eisenstein）花了17年時間寫作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1979）也是一部書籍史巨著。該書涉及印刷史、技術史、文藝復興史、宗教改革史、歐洲史、傳播學等諸多方面，對諸多學者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其將印刷機與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聯繫起來，認為印刷機從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促成了這些歷史巨變。它所展示的宏觀視野，將書籍、印刷機與整個社會的巨變聯繫起來，很有震撼力。
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羅傑·夏蒂埃（RogeChartier）撰寫了《近代早期法國印刷品的文化功用》（1987），主編了《法國出版史》（Histoire del’edition francaise）和《西方閱讀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等大部頭書籍史著作。其主要貢獻是將書籍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推進，尤其是在對閱讀史領域的開拓上。與之前簡單地通過書籍的統計來分析集體心態不同，其指出了從書籍到心態之間種種複雜的變量：讀者讀什麼類型的書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怎麼讀。由此開始，讀者與文本的關係成為書籍史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正如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在《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中所指出並詳細論證的：印刷文化與科學有著緊密的聯繫。歐洲的科學革命也是拜印刷術之賜。關於這一點，在《歷史上的書籍與科學》中有集中的討論。［3］該書基於書籍史對科學書籍的進化性描述與文本分析，探討了書籍與科學發展的相互推動作用。
此外，相關的著作還有很多，讀者可參考《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所附的「西方書籍史參考文獻」，《書史導論》所附的參考文獻以及何朝暉在該書譯序中補充的一些參考文獻。
綜上所述，新書籍史發展的基本情況如下：
其一，研究範圍。
書籍是什麼？書籍是一種商品。從商品的角度，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它的產生、流通規律。
書籍如何創作？書籍史也關注書籍是如何寫出來的, 也就是書寫史。與此相應的是關於 「作者」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開展，如作者的身份、權益，作者與書籍、讀者的關係等都得到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書籍是如何生產的？從手抄本到印本，是一場革命。書籍史學者對此十分重視，因此，書籍史簡直就如同印刷文化史。
書籍是如何流通的？學者展開了對銷售網絡、盜版、國家審查制度等問題的研究。
書籍如何被閱讀？由朗讀到默讀，由集體閱讀到個人閱讀，均意味著書籍史上的巨大轉變。圍繞閱讀史，研究者展開了對識字率、不同階層讀者的藏書偏好、特定地區的閱讀取向等主題的研究。閱讀習慣、閱讀方式及閱讀大眾集體心態的變化等等問題，目前均成為書籍史研究的重點。
其二，研究方法。
年鑒學派應用計量方法研究法國書籍與社會史，直接推動了新書籍史研究的興起。此後，書籍史研究更是融會了傳統目錄學、文化史、文學批評理論、科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等理論，採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其三，研究結果。
在西方，新書籍史逐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而獨立的學科，一門為諸多人文社會學科所關注的顯學。一些大學開設了這門課程，並出版了多種教材，成立了一些書籍史研究中心，召開了多次研討會，至於相關的著作就更多。［4］
（二）評價
新書籍史現在還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中，要作定評還為時過早。以下謹就本人之認識，對西方新書籍史作一簡要評價：
其一，擴大了史學研究和文獻學研究的視野，提供了將兩者很好地結合的研究模式。新書籍史著作突破了早期印刷史研究的分析方法與問題意識，將研究推進至社會史、文化史領域,開拓了閱讀史、傳播學等重要論題,並以這些論題為切入點,探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近代科學的興起等歐洲近代史的基本問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史學和文獻學研究的視野。
其二，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這是新書籍史的特色之一。其所採用的方法有年鑒學派的計量方法，文學理論上的文本分析方法，以及社會學、心態史、觀念史等方法。
其三，提升了書籍史的地位。書籍史從來沒有如此被重視過，也從來沒有被認為能發揮這麼大的作用。
其四，將閱讀、讀者、文本等討論引入書籍史研究中，很有啓發性。例如，羅蘭· 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文本批評思想，否定作者對文本的權威性與創造性，認為作者一旦將作品交給社會，作者就不復存在。這對書籍史研究有很大的啓發。一些學者據以探討讀者問題，指出文本的意義不在於文本本身，而在於讀者對它的期待。
其五，新書籍史研究本身也在不斷發展中，也存在很多爭議。即便是在目前，其中一些觀點還有待商榷，例如：（1）歐洲中心觀②。西方學者談書籍的歷史，基本談的是歐洲的書籍史。至於中國，只是偶而提到，而且也不夠重視。可以說，中國在新書籍史研究中仍處於邊緣位置。（2）一些方法也應檢討和改進。例如，計量方法是新書籍史研究的一種慣技，但是，有的學者不斷擴大這一方法的適用範圍，進而用到思想史、心態史研究上，就不一定合適。（3）新書籍史研究越來越強調主觀的作用，有逐漸淡化書籍本身的趨勢。例如，書籍應該是新書籍史的中心，是一切問題的起源和直接導向，但是，新書籍史更重視書籍的產生、銷售、流通、傳播與閱讀的過程，以及在這些過程中衍生出的諸多問題，而忽略了書籍本身。可以說，新書籍史的表現是：重文本而輕書籍，重讀者而輕作者，重過程而輕結果，重理論而輕考證。書籍往往被過於主觀地加以推理、構想和詮釋，其最終結果必將是「書籍之死」。（4）新書籍史研究是從傳統文獻學發展起來的，最後還要反哺文獻學的研究。而現在的情況是，其研究距離傳統文獻學越來越遠，似乎成了新書籍史學者自說自話的一套東西。
二、西方關於中國的書籍史研究
受新書籍史研究的啓發，西方一些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以社會史、文化史、閱讀史為切入點，開拓出了中國書籍史研究的新視野，其中包括加拿大學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和美國學者周紹明（JosephMcDermott）、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 、周啓榮（Ka- iwing Chow ）、賈晉珠（Lucille Chia）等人。
（一）概述③
1996年《清史研究》（ Late Imperial China） 第 17卷第 1 期推出了中國書籍史研究專號，這是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書籍史研究的集中展示。法國書籍史家夏蒂埃為該期撰寫了長篇導言。該期的作者包括卜正民、賈晉珠、周啓榮和包筠雅等人，均為著名的書籍史研究者。
200年，包筠雅與周啓榮共同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與圖書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LateImperial China）一書出版。這本論文集收入了包筠雅、周紹明、賈晉珠、馬蘭安（Anne E. McLaren）、何谷理（Robert E. Hegel）、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安妮·伯卡斯-查森（AnneBurkus- Chasson）、孟久麗（Julia K. Murray）、徐小蠻等學者的論文。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對晚明至清的圖書出版情況進行了探討，包括城市與鄉鎮的圖書出版與市場、閱讀群體的構建、晚清暢銷書、滿文書籍的出版等多個主題。
在以上西方中國書籍史研究學者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包筠雅—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代表作為 《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書業》。作者通過多次深入的實地調查，獲取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從一個在國內較少有人關注的四堡的刻書入手，分析了其刻書之風的形成、銷售路徑、刻書種類等。與傳統的研究不同，她的研究更傾向於書籍社會史而不是印刷史。例如，她認為，四堡是一種區域類型的象徵，雖然地處偏僻，但卻代表著清代書籍滲透地方社會的深度和廣度。④
周啓榮—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教授，代表作為《近代早期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利》。該書從書籍生產成本和書價著手探討，認為明代的中國書價比西歐的便宜，士大夫普遍能買得起書。在此基礎上，作者探討了書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舉考試與出版的商業化等問題。［5］此外，周氏在《浙江大學學報》2010 年第1期上發表的《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一文，秉承了其前書的主要思路，從書價、印刷成本、藏書目錄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書的書價，認為明清時期刊本書籍已經成為一般百姓的消費品。
周紹明—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教授，代表作為《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何朝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該書從一個不起眼的鞋匠的讀書生活入手，探討了從宋代到清中葉雕版印刷業興盛時期的書籍生產、發行、閱讀、流傳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正如本書書名所示，書籍史，實則應該是書籍社會史。中國的書籍史如何書寫，本書的思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啓示：吸收西方書籍史的方法與視角，採用中西比較的方法進行長時段的考察，進而揭示書籍、閱讀對人們社會生活的影響。
賈晉珠——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教授，代表作為 《印書牟利:福建建陽的商業印刷者》。該書通過對宋、元、明時期福建建陽民間坊刻作個案研究,探討了這一地區書籍出版的具體流程、圖書貿易、與江南經濟圈的關係，以及不同社會階層讀者的閱讀取向等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和評價建陽坊刻在中國書籍史中的地位。［2］
卜正民—加拿大學者，他發表在《史林》2003年第3期的《明清時期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館貿易》一文，利用明清時期若干文字獄案件的材料，研究了書籍的生產、流通和官方查禁等問題。卜正民認為，沒有像西方那樣的出版物審查制度，清代圖書可以自由地出版印行，而且乾隆只是依靠官僚機構進行事後的查禁，顯然對於印刷術發達的中國來說，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此外，卜正民還在《明代的社會與國家》一書中對明代地方學校藏書進行過頗有價值的探討。他主要依據地方誌材料，討論了地方官學的藏書數量、種類、來源及其象徵意義等問題，在宮廷與私家藏書之外開拓出了一條新的藏書研究路徑。
（二）評價
其一，西方書籍史研究範式在中國的應用。其研究的內容、方法、觀點等，與新書籍史如出一轍，例如，計量的方法、個案研究與長時段的研究相結合，與經濟、社會、文化聯繫緊密。相對來說，其較少關注書籍本身內容的研究，而更關注以此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社會。
其二，重新探討了一些歷史問題，有啓發意義。與新書籍史對印刷文化史的重視一樣，研究中國書籍史的學者也十分關注中國印刷文化史的研究。例如，他們對於印刷術的起源、推廣，活字印刷的應用、存在的問題等，提出了新的解釋，值得重視。
其三，拓展了傳統文獻學的研究範圍。例如，他們關於圖書流通中下層環節、書價、圖書審查制度、印本數與抄本數的比較等方面的研究，均是我們以前關注較少的。
其四，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書籍史的研究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包括：（1）有些結論不一定正確，例如，周紹明、周啓榮等學者均認為明清時期書價並不昂貴。又如，對明清時期中國的識字率，西方學者往往也作了過高的估計。（2）計量的方法，在中國書籍史研究中有很多局限性。例如，書價、識字率、印書數、成本等，均需要統計數字，但在中國這方面的材料並不好找。因此他們採用的是一些較模糊的數據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其結論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三、新書籍史對古文獻學研究的啓示
新書籍史研究提供了文獻學研究的新思路，開創了文獻學與史學等學科結合的一片新天地，讓人有豁然開朗之感。
（一）新書籍史提供了研究歷史的新角度
新書籍史通過書籍來看整體的歷史，而不是書籍本身的發展史，為研究歷史提供了新思路。事實上，文獻學研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對歷史的發展提出自己的解釋。例如，關於中外圖書流通，筆者就曾提出，中國歷史是從「賜書」到「接受賜書」的歷史。又如，印刷史中的資本主義在西方體現得特別突出，圍繞活字印刷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簡直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的模型。但是，在中國則沒有這樣的體現，這是為什麼？因此，我們也可以從印刷史的角度對中西資本主義的產生做出自己的解釋。總之，文獻學可以有更大的作用，也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空間。
（二）作為整體的書籍史
目前國內學界關於文獻學的概念有諸多不同的認識，本人認為，文獻學是研究有關文獻生產、流通、收藏與整理的學問。這種文獻學是整體的文獻學，是研究文獻的一生的，包括其從生到死的過程，既要研究這四個環節，也要研究它們之間的關係。這一認識，可以從新書籍史中得到支持，而且新書籍史的研究比筆者的認識走得更遠，它還特別重視閱讀（有一種觀點認為閱讀也是傳播或流通）。
1.對流通的關注。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書籍史應納入傳播交流史中。我們的傳統文獻學只是強調整理與收藏，而本人認為，我們需要「動」的、「活」的文獻學，而不是「死」的文獻學；文獻只有放在流通中考察，才有生命力。這樣，就能擴大文獻學的研究視野，書價、書商、書坊、書船、行業公約、行業神、公私流通、流通渠道（賜、贈、購）等等，都應進入我們的研究範圍。
2.注重閱讀、接受。就西方書籍史發展而言，目前正在由書籍史研究轉向更為強調讀者角色的閱讀史研究。那麼，我們文獻學研究者是否也應多關注一下閱讀史呢？
（三）眼光向下
我們的傳統文獻學，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精英文獻學、藏書家的文獻學。文獻學研究的書，也是精英的文獻，是精英眼中的文獻，而不是普通民眾眼中的文獻。其實，藏書家的藏書，並不能真正反映通行書的情況，有時甚至恰恰相反。這也促使我們思考：藏書是否等於藏書家所擁有的全部書？藏書目錄是否反映了藏書家所有的書？那麼，文獻學的視野是否可以向下看，關注更多的普通書籍的生產、流通、藏讀情況呢？事實上，新書籍史研究更關注藏書家藏書之外的書，也就是那些不是為了收藏的書，如善書、一些小冊子、通俗讀物、商業書、通俗類書等。他們研究更多的是可閱讀的材料，而不只是經典，並據此來考察一個時代。
另外，新書籍史也促使我們關注那些與圖書有關的下層人物，如印刷工人、書販等。
（四）書籍是商品
書籍是什麼？我們的傳統文獻學給人的印象是，書籍更多地體現為文化的載體。但是，新書籍史強調書籍的第一要義是其商品性。《印刷書的誕生》第一卷題目就是「書籍，這種商品」，並以此為出發點探討圖書生產的市場化運作、作者權益、版權法、市場化寫作等等。可以說，西方自印刷術興起，其書史即充滿資本主義氣息。由此也啓發我們思考：書籍一定要流通起來，才有價值；書籍不是為了收藏而生產的，而是為了閱讀、流通、買賣而生產的。
（五）新方法
1.計量的方法。儘管計量方法在中國書籍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獻學特別缺乏通過數字來說明問題的意識，這一方法的應用（如關於出版的成本、書價、印書數、識字率等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我們現在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並給我們諸多啓發。
2.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法。古文獻學研究完全可以借鑒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分析文獻生產、流通、收藏、整理與閱讀等問題。總之，新書籍史帶給我們很多啓示和思考的方向，值得我們文獻學研究者格外地重視。當然，其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需要我們加以甄辨和避免。
註釋
①相關綜述主要有：安佔華的《法國書籍史研究簡介》，《世界史研究動態》1986年第1期；孫衛國的《西方書籍史研究漫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3期；張仲民的《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於文的《西方書籍史研究中的社會史轉向》，《國外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梅洛的《何為書籍？何為書籍史？—出發點與展望》；韓琦、［意］米蓋拉的《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英］芬克爾斯坦、麥克利里的《書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②這一點何朝暉在《書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譯序中也指出了。
③詳細情況可參見［美］梅爾清《印刷的世界：書籍、出版文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史林》2008年第4期。
④以下概述主要參考：張志強的《海外中國出版史研究概述》，《中國出版》2006年第12期；劉永華的 《包筠雅 〈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評介》，《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美］梅爾清的《印刷的世界：書籍、出版文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史林》200年第4期；塗豐恩的《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09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洪慶明.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紀法國書籍與社會研究［J］.歷史研究，2011，（1）：143-158，192.
［2］于文.西方書籍史研究中的社會史轉向［J］.國外社會科學，2008，（4）：9-17.
［3］［英］瑪麗娜·弗拉斯卡-斯帕達,尼克·賈丁.歷史上的書籍與科學［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4］梅洛.何為書籍？何為書籍史？—出發點與展望［M］//韓琦，［意］米蓋拉.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5］張志強.海外中國出版史研究概述［J］.中國出版，2006，（12）：35-38.
本文原刊於《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