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發覆
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發覆*
南江濤
摘要：
徐恕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教授「版本學」。由於其講義未見存世，加之長期以來「著名藏書家」身份的掩蓋，學界對其目録學思想知之甚少。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徐乃昌友朋書札中，有一通附録有《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和《版本學課目》，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對目録的定義和範圍，分類，內容和功用等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這無疑對研究近代目録學史有著較高的參考價值。
關鍵字：徐行可；徐乃昌；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目録學思想
徐恕（1890-1959），字行可，湖北武昌人。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尤精於目録版本校勘之學，曾任教於武昌圖書館專科學校等處，交遊遍及南北，是近現代著名文獻學家、收藏大家。徐行可與另一位藏書大家徐乃昌（1869-1943）結識於1921年3月[1]，其後信函來往頻仍[2]。上海圖書館所藏徐行可致徐乃昌書札30多通，在1931年十一月四日一函末，附有徐行可《答周雲青商榷四部書目總録體例書》（下簡稱《答周雲青書》）數紙[3]，長達四千餘言。此文不見録於《徐行可先生年譜》所附《徐行可集》，亦未見他處有所提及。然而，這篇附録於書信之末的文章是徐行可目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對研究徐氏目録學和近代目録學編纂有較大文獻價值。此外，該札還附有油印本《版本學課目》，與《答周雲青書》有諸多可對比參看之處。本文以這兩篇文獻爲主要研究物件，試從《答周雲青書》的背景、內容和反映出的徐行可之目録學思想幾個層面加以解讀，供學界參考。
二、《答周雲青書》之內容
徐行可《答周雲青書》洋洋灑灑四千餘言，除首尾幾句寒暄客套，其他均爲學術討論，從宏觀構架到具體條目，對周氏《籑例》進行了客觀詳實的刪改增補，是一篇非常嚴謹的學術文章。全篇分爲正名、徵存、録先士書、採通人説、正篇可合兩體、附篇宜廣十目六個部分，其中第六部分「附篇宜廣十目」又將十目列出一一舉例説明。此後又列舉「書跋宜刪補者十事」和「籑例宜刪者二條」。概括來説，其內容可以分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書名的建議。其實這也是徐行可對周書體例所提意見，但書名關係尤重，徐氏列在首條，而我們也值得將其單獨看待。《論語·子路》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周雲青在《四部書目總録籑例》（第一次草稿）中，作者開宗明義，聲明「是書爲續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作」，並云「其四庫失收之書、禁毀之書以及後出各書，皆悉爲補録」。由此觀之，《總録》確係承接《四庫全書總目》而作，而且從分類標準，也是「每部分類大多從之」。因此，徐恕認爲「總録」作爲書名，似乎有包羅《四庫總目》之嫌，非續補之作的最佳選擇；而是認爲書名應當改爲「四部新録」纔與該書內容更爲貼切。造成這種悖論的原因，或出於對「録」字之理解的分歧。周雲青《籑例》説：「是録者爲後世書籍解題之濫觴。本書薈萃群言，集解題之大成，故名『四部書目總録』。」周氏將「録」的重點放在了「敘録」，認爲自己所纂之書，是薈萃群言的敘録之作，並且將《四庫總目》已著録及存目書仍然著録，衹是不再移録提要；因此是超邁《總目》數倍、最爲全面的「總括性」著作，故而「總」更能揭櫫其全，「録」方能凸顯其「解題」性質。徐氏對「録」的理解，則是強調「目録」，既是「敘録」性質，更兼「目」之賡繼，所以要以「新」字與所承繼的《總目》進行區分，避免讀者誤會爲「書目長編」類著作。爲了佐證己説，徐恕先引述梁阮孝緒《七録敘》「總輯衆家，更爲新録」，認爲賡繼前人目録著作重新編録時，「新録」一詞作爲目録學專業術語是淵源有自的。進而列舉荀勗《中經新簿》、盧昶《甲乙新録》、陳京《貞元御府群書新録》、唐仲友《乾道秘府群書新録》等歷史上同類目録，擴充其流。對比周雲青《籑例》和徐恕之建議，徐氏之説確實更切合實際。當然，從後來正式出版的《四部總録·醫藥編》《天文編·演算法編》來看，這個建議並未被周氏接受。
其次，對體例架構的建議。《四部書目總録》樣本中，丁福保的緒言和周雲青的籑例，都是對該書架構體例的具體闡釋。《緒言》從劉向《別録》到《四庫全書總目》，概述我國目録編纂歷史，對《總目》給與高度評價。但是，《總目》所收有限，所以從阮元到梁啓超，陸續有學者對《總目》以外之書解題和著録，但均是「《通志·藝文略》之流亞」，且未能未能系統完成。鑒於續修四庫非指日可待，丁福保認爲可以利用自己藏書，借助海內各大藏書家藏書志，彙輯諸家題跋、補編《四庫提要》是比較可行的。《籑例》則是對該書編纂方法的設計，共計18條，從收書範圍、書名依據、類別劃分、著録事項、句讀索引等層面做了較爲詳實的思考。徐氏《答周雲青書》中關於徵存、録先士書、採通人説、正篇可合兩體、附篇宜廣十目、《籑例》宜刪者二條等六方面的意見，即是針對周書體例架構而言。
第一，徐氏認爲「徵存」是該書編纂的當務之急。在這一點上，由於樣本即以清儒群經新疏開篇，徐氏表示認同，但凡例又有「求全」之意，故苦口婆心做出進一步舉例申説。周雲青在《籑例》第十三條云：「編輯目録解題之書，如取廣博主義，則論者或舉某某等書謂不宜著録，而評之曰蕭蘭並擷，駁雜不純。果如其人之言，而取謹嚴主義，選最重要者於一編，則論者又或舉某某等書謂不應不著録，而評之曰固陋寡聞，缺略殊甚。然則編輯一書，寧有得當之一日耶！是編爲便利學者檢查書籍計，著録之書，較《四庫提要》不啻倍蓰，此亦與其失之過略，毋寧失之過博之意云爾。」[15]足見周氏在兩難之間做出了取全的抉擇。但徐氏覺得，周書之編纂，並非像章宗源考證魏徵《隋書經籍志》和翁方綱補正朱彝尊《經義考》那樣，無論書籍存佚，都要廣徵博引，矻矻考證；而是應該以現存著述尤其是清代撰述爲急務，類似於編纂一部「清史藝文志」，以備史志刪採，故雲：「著遜國藝文，備史志之刪採，俾前哲資以不彫，後生睹而益厲，諒學者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第二，徐氏認爲全書應當以録先士書爲通例，摒棄生人著述。這是針對周書《籑例》第七條所提意見。《籑例》第七條云：「《四庫提要》於並時人所著之書，不加著録。惟史部目録類都穆《金薤琳琅》下及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下，兩引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之説。則其書於時人之説，亦所不廢。今是編引用近人之語，即本《提要》之例。而著録今人著述，則又仿朱竹垞撰《經義考》，於同時師友如孫退谷、顧亭林、毛西河、徐健庵、閻百詩諸家並載其書之例也。」[16]顯而易見，爲了追求「總」而全，周書對體例進行突破，並援引《四庫提要》中的個例和朱彝尊《經義考》予以支撐。徐氏認爲如此處理極爲不妥，應當遍循“録先士書”的體例，將生人著述摒於録外，故雲：“俗儒短書，未有論跋者，可不存目。存而不論，既違通規，論而示譏，復乖雅道。擯之録外，斯爲當矣。”他又徵引班固《藝文志》之刪殳《七略》、張衡稱向歆父子閲定九流，也進行了刪汰俗籍的工作，證明按照體例進行選擇性編纂爲歷來慣例，是應當遵守的旨趣。
第三，從引用書目角度，對上述録先士書所表達觀點進行補益，認爲時人著作需要審慎甄別，遮斷圖書，採通人説。上文提及，在周氏《籑例》之後，附有「徵求目録學書」啓，其中説道：「又學者如己有所著題跋書後，亦可示下。本書局當儘量録用，概署著者姓名。」周氏纂輯此書，對材料蒐集用力甚勤，故而除了歷代書目題跋著述，計劃將時人的題跋等也儘量收録。徐行可則認爲此法不妥，他建議道：「時流撰述，既多醜雜；其所平跋，亦尟諦當。大著所引用者，報章猥載之篇，口義鈔撮之語，咸汙簡畢，以廁前賢。如足下經緯在心，不妨將縑比素；在學子西東才辨，詎易涉澤求蹊。且抑淮陰與樊噲爲伍，抗韓非共老子列篇，賢否雖自有分，佳惡要爲相掍。故應遮斷圖説，博採通人，庶幾榛楛既翦，大道夷蕩耳。」明言時人撰述良莠不齊，與前人相比，猶如將縑比素，自是新不如故，需要嚴格收録標準，纔能達到該書設定的學術指引目的。
第四，建議利用好《四庫全書考證》。在周書的《籑例》和引用書目中，以目録題跋類著作爲主，徐氏認爲其中前人無總論之書，如詳爲引録《考證》，合體二爲一，便於使用。《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清王太嶽等四庫館臣編纂，對《四庫全書》中1,100多種書進行了考證，涵蓋文字校勘，指出原刊本之訛誤，對所收書的某些説明等內容。正如琚小飛所説：「《四庫全書考證》作爲《四庫全書》編纂的副産品，彙聚四庫館臣辦理書籍校簽的精華，對於瞭解《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以及館臣校勘書籍具有極大價值。」[17]
第五，對附録內容的擴充。關於附録內容，周書《籑例》第十六條云：「《四庫提要》以經史子集分類，非稍有專門目録智識者，檢查時輒感不便。是編既依四庫分類編次，復從辭書通例，另編筆畫索引、著者索引，弁諸簡首，俾著録之書，一檢即得。可免學者搜索之苦。」[18]在中國古籍編纂整理過程中，索引的思路源遠流長。晚近以來，以章學誠爲代表的學者，更是從理論到實踐都對「索引」的編製做出重要貢獻。在傳統索引思想和西方索引法交互融合的背景下，「索引」成爲近現代大型圖書和工具書的標配。即以丁福保主持的醫學書局而論，編纂出版的《文選類詁》《説文解字詁林》《佛學大辭典》等，均有相應的索引，便於讀者翻檢。徐行可從專家的角度，不滿足於《籑例》所言的「書名（以書繫人）」和「人名（以人繫書）」索引，認爲還有十個方面的內容可以擴充，即：甲、撰人邑里；乙、類書舊注引用書；丙、清代輯逸書；丁、清代禁毀書；戊、清儒未刊遺書；己、史志藝文；庚、嫥科類別（又分二類）；辛、叢書類別；壬、宋元舊刻；癸、異名、省稱。具體而言，就是要從上述十個層面增加以下索引內容：一是撰人邑里索引，以地繫人，可「正邑乘沿訛之説，廣所未備，亦示學子以求書之方也」；二是類書注引書索引；三是清代輯遺書索引，即以輯佚叢書及輯佚者系聯子目和撰者，以便「其有異同，讀者可互勘也」；四是清代禁毀書書名索引、撰人索引，並應著録禁毀時地；五是清儒未刊遺書的撰人索引和部類索引，分別建目，注明出處，以示「無徵不信也」；六是史志藝文、宋人書録書考及清儒所補史志，應當以書名、撰人分別立目索引表著；七是專科類別索引，可分二類：一類如經義、地志、年譜、刑法、目録、金石、曆算、農學、醫籍等，均應以今人專科目録進行董理。二類如歷代總集撰人韻編、宋元明三朝詩文集目録，「倘獲成書，將以道夫先路矣」；八是叢書類別索引（輯遺書除外）；九是宋元舊刻類別索引，以書繫聯出處，或以地繫書；十是同書異名、省稱索引，令讀者“明其同也”。
第六，建議刪除兩條《籑例》。《籑例》第十五條雲：“古人刻書，皆無句讀。然窮鄉後進，往往有恉義未通，不免破句相授受者。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受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反復乎句讀之論。古人之重視句讀也如此。今本書每條並加圈點，務期句讀分明，使讀者開卷瞭然。”爲了便於初學閲讀，正文均有圈點點斷，並將此作爲一條體例列出。徐行可認爲點書之難，古人多有論及。然而這與編纂的體例無關緊要，沒有必要列爲專條。又《籑例》第十七條雲：「古無以數人之書編爲一集者……左圭《百川學海》出，始裒集諸家雜記，刊爲一書。《明史藝文志》附之類書，《四庫提要》列之雜家，於義皆未允當。本編於彙刻一部一類之叢書（舉例略），既已仿《隋志》例分載各部，其彙刻諸家書者（舉例略），擬別爲《叢書書目總録》一編，繼此刊行。」[19]徐行可先糾正了周書《籑例》的知識性錯誤，即左圭《百川學海》並未見録於《四庫總目》雜篹類下，僅有《廣百川學海》附存目之中。明清以來叢書數量日夥，品質參差不齊。故而徐行可認爲要辨其優劣，「衹可以校勘家言、版本家言説之。非遍讀遍校，則語焉不詳；卒讀而後詳説之，又埶所不能。」所以不如刪去此條。
再次，對樣本具體內容的修改。除了書名、體例方面大的建議和補充，徐行可對樣本具體內容也認真閲讀，並根據自己讀書所見所聞，提出來十條應當刪補的序跋：
《儀禮正義》，張錫恭有是書跋三篇，載《茹荼軒集》。書樣僅依《南菁書院文鈔》，録其第一跋。黃巖王舟瑤《默庵集》卷四有是書書後一篇，俱宜甄補。
《三禮通釋》，《敦書咫聞》一則宜刪，《三禮陳數求義》別爲一書，恕有藏本。《通釋》，侯官陳先生石遺（衍）新撰《福建藝文志》中有跋語，附載《籀經堂類稿》跋，宜採。
《爾雅義疏》，蜀中緟刻有敘，可採。
《説文義證》，崇文局本有張之洞敘，宜節録。
《金石萃編》，《石廬書志》自首行至十一行「搜輯之功」止，宜刪。
《墨子間詁》，《墨學書述評》宜刪。嫥録俞蔭父敘語。
《陶靖節詩注》，《墨莊書跋》宜刪，別檢毛斧季原跋録之（此注記僅有拜經樓本）。
《文選集注》，跋雲：陸善經仕履未詳。於所著書，僅引《日本見在書目》所載諸篇。友人向宗魯（承周）謂善經曾官河南府倉曹參軍，與李林甫同撰《月令注》，書成，表上，列銜如是也。恕案：善經有《孟子注》七卷，（《崇文總目》尚存其目，孫宣公《孟子音義》略著其説，今佚。）官集賢院直學士時，與李林甫等註解《禮記·月令》一卷，並見《新唐書·藝文志》。《志》又稱開元十年詔集賢院修《六典》雲雲。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又稱開元中，張説請修《開元禮》，命陸善經等撰緝。陳振孫《書録解題》：「《古今同姓名録》一卷，梁元帝撰，陸善經續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子本《蒙求》，首載天寶五年饒州刺史李良《薦李瀚表》，表後有令國子司業陸善經爲表語。」（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是善經曾官位胄監，撰述又可稽矣。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南獻逸徵》及《箋》宜並刪去。陳邦福跋雲：「李申耆爲之助輯。」按蔣彤撰《李先生年譜》，謂道光二年在揚州館鮑氏。鮑氏意欲繕完嚴氏書，以屬諸先生。是申耆爲鮑氏斠寫，而未竟業，非助嚴氏同輯也。陳語宜訂。張文虎《舒藝室尺牘·復汪謝城書》（見原書第四十九頁）有論嚴氏文編語，宜採。
《全唐詩》，《四庫書目略》乃節録提要語，不應迻書以自亂其例。此等書當於書題後特注雲：「《四庫書提要》已著録。」
不難看出，徐行可所作刪補，均有據可依。或源於博覽群書，見多識廣；或本於自藏之書，實物可證；或素與友朋論學，切磋所得。這些真知灼見，不但從側面反映出徐氏藏書之富，更能看出其讀書用力之勤，與朋友交論學之謹嚴，絶不可以普通“藏書家”論之。在這些對具體內容的刪補中，也始終貫穿著他對《籑例》的思考。如《敦書咫聞》等當刪的序跋，正是對「録先士書」、謹慎對待時人撰述的具體闡釋。對《全唐詩》一類《四庫提要》已經著録的圖書，應當用標明「已著録」的方式，摒棄《四庫書目略》節略之語，以堅持好《籑例》第三條：「《四庫提要》已著録及存目之書，是編仍得著録。惟《提要》全書，卷帙浩繁，久已家藏戶遍。本書不録隻字。」[20]
三、徐行可的目録學思想
由於學術著述不多，加之長期以來的宣揚側重「藏書家」的身份，學界較少關注徐行可作爲學者的一面。目力所及，近年提及者約有二端。一是馮天瑜《在徐行可捐贈古籍文物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説：「徐先生不僅是一位藏書家，同時也是一位學者，對目録學、版本學都很有研究。」[21]二是李明傑等《民國大藏書家徐行可的「朋友圈」》中有：「在藏書家的外衣下，徐行可也是一位嚴謹而低調的學者。他重經史、古文，尤精於版本、校勘和金石之學，曾受聘於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北平輔仁大學、中國大學，教授版本目録學和韓愈文學。」[22]這兩處的來源，當是徐孝宓所撰徐行可傳記文字[23]。三者來源既同，其表述方法也都是一筆帶過。僅有李明傑文章提到後人回憶余嘉錫對徐行可「目録學講義」的贊譽—「講義一絲不苟，滿紙新見與考證。」[24]之所以我們無法具體縷述徐行可的學術成就，即緣於他不輕易立説，著述甚少。雖在幾所大學講學，但「目録學講義」未見存世，不能不説是個較大的遺憾。如今幸運的是，徐行可這篇《答周雲青書》得以保存，並且與之同時附録在一通書札內的還有他爲文化圖專草擬的油印本」版本學課目」。這些材料，能夠具象地爲我們呈現出作爲一位教授版本目録學的學者的核心思想。循此，起碼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幾點徐行可先生的目録學思想。
首先，徐行可對「目録」及其包含範圍的界定是比較客觀嚴謹的。目録之學，源自向歆父子，其後派分流別。汪辟疆在《目録學研究》一書中，根據功用的差異，將其總結爲四派：目録家之目録、史家之目録、藏書家之目録和讀書家之目録[25]。最後給「目録」和「目録學」分別下了定義：「目録者，綜合群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録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別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啓後世著録之規，方足以當之。」[26]又蔣伯潛在《校讎目録學纂要》中説：「目録指一書底篇目，或編次某一類書乃至各類書底書目而言。」[27]這是近代對目録和目録學做出的比較科學的定義。徐行可在《答周雲青書》中對「正名」的建議，反映出他對「目録」一詞的深刻理解。上文提及，徐行可認爲的「目録」，應該是既有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敘録」性質，更兼綜合群籍、簿録甲乙的「目」的功能。這與汪辟疆、蔣伯潛的觀點較爲接近。除了《答周雲青書》，這通書札還附録了徐行可擬定的《版本學課目》。這份課目包括傳本、版本學、逸篇、簿録、校讎五個部分，其中的「簿録」具體內容有：「前人書録提要；《經義考》《小學考》著録書目（餘如地志[清以前者爲前編]、年譜[冠集首者並加詳録]、刑法、目録、金石、曆算、農學、醫籍等近人多有專目，重加訂定焉）；清代禁毀書；清史藝文志補正；方志藝文冣目（別爲書）；士禮居善本書補志（在《蕘甫題識》外者）；《藏書紀事詩》正誤、補遺（補事、補書、[必具人，無書目者始著之。]補人）；《書林清話》廣證、糾繆；《叢書舉要》自著書目摭遺。」雖然沒有更爲具體的講解，但是這一節大綱也可以印證他對「目録學」的理解之全面和系統。作爲章目的「簿録」一詞雖僅取「目録」的一層含義作爲符號，但內容卻涵蓋了目録家之目録、史家之目録、藏書家之目録等多個方面，並且根據清代以來目録學發展的新趨勢—專題目録日益增多，列爲專目。在這簡短的幾行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宗溯本源卻又與時俱進的目録學家的身影。
對於目録包含的範圍，徐行可遠繼向、歆父子及班固，近承《四庫全書總目》的目録學思想，目録編纂認爲應當秉持「汰俗籍、備雅記」的旨趣，不宜爲求全而不辨良莠，泥沙俱下。《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8]這是漢初整理典籍的記録。從一百八十二家中，刪去要用，最後定著三十五家，足見刪去之多，取録之少。到劉向父子奉命校書，所做的工作涵蓋面很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即是去僞存真、汰除俗籍。其《周訓敘録》即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29]又《晏子敘録》雲：「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30]至於《封胡》《風後》《力牧》《鬼容區》《黃帝説》諸書，則直斥爲依託之作[31]。鑒定真僞，分流雅俗是校定群籍，編纂目録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漢代學者的做法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成爲很多後世目録學家的師法。逮至清朝，開四庫館修書，校訂考證之間，總成《四庫全書總目》。其凡例亦有云：「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並擷，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録，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暇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鹹無，要流傳之已久，准諸家著録之例，亦並存其目，以備考核。」[32]以此觀之，自漢代以迄於清朝，傳統的目録編纂一直以辨僞存真爲旨趣。而目録所包含的範圍自然不是越全越好，卻是要經過嚴謹判別之後纔予以著録，如此也纔能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功用。徐行可在其第三條建議「録先士書」中説道：「俗儒短書，未有論跋者，可不存目。存而不論，既違通規，論而示譏，復乖雅道。擯之録外，斯爲當矣。昔班固謂方朔文詞，劉向所録外，世傳它事皆非，其志藝文，雖本《七略》，復有刪要以備篇籍之言。張衡又稱向、歆父子閲定九流，未有讖録。是汰俗籍，備雅記，有先例也。後有祖述，當味斯旨。」正是祖述前賢，備陳事例，建議周氏審慎對待所録之書。
其次，徐行可對目録學功用和內容的認識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余嘉錫在《目録學發微》中將目録學的功能總結爲六方面：「一曰，以目録著録之有無，斷書之真僞；二曰，用目録書考古書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録書著録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四曰，因目録訪求闕佚；五曰，以目録考亡佚之書；六曰，以目録書所載姓名卷數，考古書之真僞。」[33]徐行可撰寫這篇《答周雲青書》時，尚未與余嘉錫結識。此後由文華圖專同事毛坤介紹，二人纔得以相識[34]。但他也注意到可以利用目録著録之有無判斷書之真僞，如上文提及的「班固謂方朔文詞，劉向所録外，世傳它事皆非」。他還善於利用目録訪求遺闕，如對於宋元明三代別集，認爲需要合併諸家目録所載，「應先輯編，以便搜訪」。除此之外，他對目録學功用也有自己一些獨特的見解。
一是目録著作的編纂，應當保留盡可能多的考證內容，便於使用者一編在手，考諸書之源流。這一點應當是對鄭樵、章學誠對目録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能的具體理解。他在建議第五條認爲：「正篇可合兩體。《四庫全書提要》外，別有《考證》。今此所録，前人無總論而有考證者，宜爲詳摭，以省別編。\認爲可以借用《四庫全書考證》的既有成果，將前人沒有總論的著作，繫入《考證》內容，方便讀者把握該書主旨源流。又在第三條建議提到：」「先士自號、別字、官位、邑里、生卒年月、家學、師承，宜依舊文，詳録於所首見書下。讀書論世，義本相資，匪惟其中失可見，後之人亦得所致焉。\字號、官位前人一般都會寫入小傳，但生卒年作爲作者一項非常重要的信息，前人卻多模糊處理。這兩個簡單的數字看似不難，卻往往有不少作者需要考訂纔可落實，那麽將其標出，無疑對使用者是極爲友好的。家學、師承、邑里，凝結著作者的血緣、學緣和地緣，如從知人論世説來，是立體瞭解一位作者及其著作表達的思想脈絡的基石。
二是認爲目録學對宋元版本的鑒定具有輔助作用。在宋元舊本的鑒定中，刊刻地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標識。明代周弘祖《古今書刻》是我國第一部按照地域著録圖書的專題目録，爲考求古籍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綫索。徐行可在「附篇宜廣十目」中專門列出一條：「宋元舊刻。類別著之。見何書志，詳注下方。或依周弘祖《古今書刻》例，更以地別之。」宋元舊刻存世數量有限，按類著録，詳其出處，更可以地繫書，助益版刻之學。這一見解在近代版本學領域，可謂獨具慧眼。如果看一下他的《版本學課目》，又會豁然開朗。其課名「版本學」，卻以「傳本」目録開篇，繼之“版本學”也是以目録爲主，足見他對知識體系中，認爲目録是“版本學”的根基。
三是認識到目録編纂對總集編纂的重要功用。明清以來，唐以前總集編纂蔚然成風。但是，宋元明三朝詩文，近代尚無全編。如何將這樣巨大的工程啓動，徐行可認爲當從目録蒐集和編纂開始。一方面要廣泛蒐集清代以來的各家所藏宋元明人別集目録，如朱彝尊《潛採堂宋遼金元人集目》、曹溶《靜惕堂宋元人集目》、鮑廷博《知不足齋宋元人集目》、近人李之鼎《宋人集目應徵》、祁承㸁《澹生堂明人集部目録》及《述古堂書目》所載鈔本宋元文集目録、《絳雲樓書目》所載鈔本國朝文集目録等等；另一方面整合編定，即目求書，「庶有志者，拾其遺闕，則事簡功渻，三朝詩文，可窺其全矣。」這一點則是充分肯定了目録學在總集編纂上的道夫先路之功。今人也正是在此類目録的指引下，先後完成了《全宋詩》《全元文》《全宋文》《全元詩》等斷代總集的編纂。
四是對目録的變體——索引的作用非常看重。在《答周雲青書》中，關於「附篇」的建議佔了40%的比重，分爲十個角度，把可以索引的主題幾乎囊括殆盡。如第一個「撰人邑里」索引，一旦做好，就相當於爲每個郡縣編製了一份「藝文志」，無疑將對地方文獻搜訪、編纂乃至地方文化研究起到很大推動作用。第二個「類書舊注引用書」索引，自然會爲古書輯佚提供莫大的便利。至於清代輯逸書、清代禁毀書、清儒未刊遺書，無疑每一個索引都可以單獨成爲相應專題領域的專著了。
第三，徐行可對目録內容和類型具有更爲全面系統的認識。傳統的狹義「目録」即敘録，應當包含哪些內容？書名、篇卷、撰人和朝代、版本、提要等不必贅言，但在此框架之上，還有沒有更完備的著録方式呢？徐行可認爲可以有。他在書名的問題上，注意到了異名省稱，認爲：「異名、省稱，明其同也。於前代書，宜詳。」在撰人上，不滿足於普通的小傳，而是如上文提及，須做到「自號、別字、官位、邑里、生卒年月、家學、師承，宜依舊文，詳録於所首見書下」。這些內容大大擴充了撰人這一信息的容量，使其具備了更高的實用價值。關於目録的類型，除了公藏目録、私藏目録和史志藝文，他在「附篇宜廣十目」第七條對專科目録和特種目録也做了比較詳盡的闡釋。僅據專科一而言，列舉經學目録《經學考》，小學目録《小學考》等，縷述其弊，認爲應當「將朱、謝兩考書名、撰人，列目分詳，以待續篹，以檢原書，一舉而獲二益也」。此外更旁涉各科，認爲很多專業目録都應當借此做出索引：「餘如地志、（清以前者爲前編。）年譜、（冠集首者宜兼録之。）刑法、目録、金石、曆算、農學、醫籍等，近人多有專目，宜理董之。」關於特種目録，他提到了叢書目録（下文詳述）和禁毀目録，均見治學之根底。對清代禁毀書，認爲「書名、撰人，宜各爲目。禁毀時地，亦並詳之」。關於這一點，與徐行可擬定的《版本學課目》對讀，可以發現他在「版本學」一章列有「鄉邦著述」，在「簿録」一章列有「《經義考》《小學考》著録書目」「清代禁毀書」等，恰可與之對應。
第四，徐行可對叢書這一部類的清晰認識，承繼張之洞《書目答問》，代表著目録學由四分走向五分的新方向。叢書肇自宋代，發展於明清，至於近代，蔚爲大觀。清末張之洞在編纂《書目答問》時，經史子集之外，將此前位於子部雜家類的叢書單獨析出，列爲第五類，是有圖書目録之「五分法」。徐行可對周氏《籑例》提出刪去的二條之一，即是重點討論叢書問題。他説：「近代叢書之刊夥矣。其優劣，衹可以校勘家言、版本家言説之。非遍讀遍校，則語焉不詳；卒讀而後詳説之，又埶所不能。」這是從客觀實際著眼的論斷。張之洞之所以將叢書單列，就是因爲此類的數量已經太大，至於子部之中，有尾大不掉之嫌。但是叢書編纂良莠不齊，進行判斷是一個艱難的工作。量既大而評亦難，周雲青也是打算單獨成書。故而徐行可認爲此處《籑例》大可刪去了。對比其所擬《版本學課目》，在「版本學」一章之下，首列ㄣ叢書子目（別爲書）」，正與此説呼應。
第五，徐行可對文獻輯佚工作的特別關注，透露出他對目録之於輯佚的決定性價值的肯定。古書亡佚的數量遠遠大於其傳世之數，而且天災人禍之下，亡佚速度之快，也往往令人唏噓。亡佚之書，並非都是價值不高所致。《四庫全書總目》云：「古書亡佚，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故明清以來，輯佚之風大盛，出現了很多重要的大部頭輯佚叢書。輯佚之重要來源，就是早期類書和舊注。這些類書之引書索引，對輯佚工作來説果真是大開方便之門。所以徐行可在「附篇宜廣十目」列出專條：「類書舊注引用書。域外古佚書，如日本所傳歐人所得敦煌石室藏本等，日本人舊著，如《和名類聚鈔》《醫心方》等所引群書，附入。」徐行可認爲，前人輯佚的異同和價值高低，又可以通過目録進行比勘驗證。所以他認爲周書應當專列「清代輯逸書」索引：「大著撰人姓字目中，首列丁公著《孟子手音》。《手音》僅有馬國翰輯本，宜依下列丁晏《淮南萬畢術》例，録入馬國翰下。輯逸目內，更著原撰人名氏。輯者或非一人，姓字附具下方。其有異同，讀者可互勘也。」除了類書舊注，徐行可還注意到出土文獻對輯佚和總集編纂的價值：「前人見聞所不周，金石書集之晚出，據舊鑒新，藉傳聞見，學者之業，正宜爾也。」對比其《版本學課目》，我們又會發現，他對輯佚工作的條理化並非一日之功。課目之中，列有「逸篇」專章，其下又分「類書舊注引用書（域外古佚書如日本所傳、歐人所得敦煌石室藏本等。日本人舊著如《和名類聚鈔》《醫心方》等所引群書附入）；唐宋人文集雜著徵引古逸書；唐宋人佚書遺文；唐宋人書闕篇遺文；清代輯逸書；前賢佚著及擬篹未成書事例；書本舊聞」等節目，與《答周雲青書》所建議者可謂別無二致。
結語
通過對《答周雲青書》背景和內容的梳理，結合《版本學課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徐行可不僅是近代收藏大家，更是一位對目録學、版本學有深刻認識和實踐教學經驗的文獻學者。徐行可的目録學思想大略歸納如下：一是對「目録」及其包含範圍的有著嚴謹客觀的界定；二是對目録學功用和內容有其獨特的見解，認爲目録著作的編纂應當保留盡可能多的考證內容，注意索引編纂，尤其看重目録學對宋元版本的鑒定、總集編纂的輔助作用；三十對目録內容和類型具有更爲全面系統的認識，特別注重專科目録和特有目録的實用價值；四是對叢書這一部類的清晰認識，承繼張之洞《書目答問》，代表著目録學由四分走向五分的新方向；五是對文獻輯佚工作的特別關注，透露出他對目録之於輯佚的決定性價值的肯定。總之，我們對包括徐行可在內的近代學人的研究，要避免以偏概全；而是應當隨著新材料的不斷披露，將研究工作推向全面和深入。唯有如此，我們對歷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認識纔能愈趨客觀和豐滿。
注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海圖書館藏徐乃昌友朋書札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3BTQ037）階段性成果。
[1]南江濤《〈徐乃昌日記〉所記與徐恕交往》，湖北省圖書館編《徐恕研究論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頁38。
[2]據馬志立《徐行可先生年譜》（崇文書局，2022年）「交往人名所引」，徐乃昌56多處，僅次於黃侃；檢索《徐乃昌日記》，徐行可出現更是百餘次。
[3]《徐乃昌親友書札》，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索書號3683。下引《答周雲青書》及《版本學課目》均見此冊之中，不一一出注。
[4]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民國十八年上海醫學書局鉛印本，頁2-3。
[5]周雲青傳記綜合自吳新雷等編纂《清暉山館友聲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737），陳文宜、錢曉卿、葉任斌《記中國目録學編纂家周雲青》（政協上海市普陀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上海市普陀區文史資料》第2輯，1991年內部印本，頁10），彭丹華《周雲青〈四庫全書提要敘箋注〉初探》（《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99）。
[6]沈恩孚《四庫全書提要敘箋注·題辭》，周雲青《四庫全書提要敘箋注》，民國十五年上海醫學書局鉛印本，題辭頁1。
[7]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引用書目表頁8。
[8]侯印國《清代稀見私家藏書目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3。
[9]目前見有《中華大典·古籍目録分典》及其資料庫（http://zhdd.qiushifang.com/），但翻閲檢索，距離這一理想還有較大距離。
[10]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6。
[11]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1。
[12]關於此札時間考訂，參考《徐乃昌日記》與信札內容對應之處得出，如言及兩年前相見與此後幾日徐行可赴滬，均可符合。又據此札亦可訂正《年譜》矛盾之處，如徐行可任教於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的時間（第96頁）先係於1927年秋，後（第123頁）又係於1930年，二者矛盾。當以1930年春天爲確，見《年譜》123頁所引《文化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30年3月）之《本科消息》。又，彭斐章、彭敏慧《文華圖專目録學教育與目録學思想現代化》一文提到「1930年增加版本學」，正是徐行可所教課程，也可旁證他在文化圖專任課時間爲1930（《圖書館論壇》2009年第6期，頁12）。
[13]《徐乃昌親友書札》，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索書號3683。
[14]據此札所言「去臘」知爲1930年底，但《答周雲青書》云：「二載甫周，初稿已就，肆力勤已。」周書始於1927年，兩年所指又當爲1929年底，未知是否徐行可誤記，俟考。
[15]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4。
[16]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2-3。
[17]琚小飛《〈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抄寫及刊印》，《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頁40。
[18]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5。
[19]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5-6。
[20]周雲青《四部書目總録樣本》，籑例頁1。
[21]湖北省圖書館編《徐行可研究論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文前」頁2。
[22]李明傑、李瑞龍、鄭翔《民國大藏書家徐行可的「朋友圈」”》，《中國圖書館學報》2021年第5期，頁121。
[23]徐孝宓《徐行可先生傳略》云：「其治學嚴謹，廣業甄微，不囿古，不泥今，不墨守一家之言，實事求是，精於經史考證、録略、金石之學，而不輕易立説。」（《徐行可研究論集》，頁1。）
[24]李明傑、李瑞龍、鄭翔《民國大藏書家徐行可的「朋友圈」》，頁122。
[25]汪辟疆《目録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4。
[26]汪辟疆《目録學研究》，頁11。
[27]蔣伯潛《校讎目録學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60年，頁3。
[28]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55。
[29][清]洪頤煊撰，胡正武、徐三見點校《洪頤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364。
[30]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總目》，中華書局，2014年，頁7。
[31][漢]班固撰，顧實講疏《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6。
[32][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頁135-136。
[33]余嘉錫《余嘉錫説文獻學·目録學發微》，頁16-17。
[34]李明傑、李瑞龍、鄭翔《民國大藏書家徐行可的“朋友圈”》，頁122。
本文原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三十二輯（鳳凰出版社，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