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
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
劉玉才
說明：
2022年4月27日晚，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日知」系列第40期，暨古籍整理學術實踐系列講座第三講，將以直播形式在線上、線下同時舉行，具體地點為國學館122。講座題目為「《論語義疏》的日本流傳與回歸」，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玉才主講，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陳偉文主持。
為了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講座內容，我們特將劉玉才教授的舊文《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刊於此處，該文原載於《文獻》2006年04期。
在日本的公私藏家中，存有不少《四庫全書》的散本，僅筆者涉獵所及，就有日本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慶應義塾大學及附屬斯道文庫以及大倉集古館、恭仁山莊、富岡文庫等多處收藏，而且版本涉及文淵、文津、文溯、文源四閣和南三閣本。這些散本對於研究《四庫全書》的纂修、繕錄、復校、撤改、補遺、存毀，無疑具有重要的標本價值，尤其是作為焚燼之餘的文源閣散本，更值得倍加珍視。
一、《四庫全書》的纂修、庋藏與散本的形成
《四庫全書》纂修始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徵求遺書，次年依據安徽學政朱筠條議，乾隆帝命於《永樂大典》中綴輯散篇成帙，並令依經史子集蒐輯遺籍，命名為《四庫全書》。紀昀、陸錫熊、陸費墀等人總纂其事，傾朝野之力，歷經十年之久，方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首部《四庫全書》鈔本貯藏於紫禁城文淵閣。乾隆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又續繕三部，分別貯藏於盛京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和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以上合稱「內廷四閣」，亦稱「北四閣」。為嘉惠江南士林，啓牖後學，乾隆四十七年又下令續繕三部，分別貯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裝潢庋置完畢，合稱「南三閣」。「北四閣」與「南三閣」本鈔寫格式基本一致，均為朱絲欄端楷書寫，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裝禎用絹麵包背裝，木制函套，但是用紙、開本、鈐印有所不同。「北四閣」本用開化榜紙，開本寬大，每冊首頁鈐有各閣之印；「南三閣」本則用太史連紙，開本較小，每冊首頁鈐蓋「古稀天子之寶」，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不鈐各閣之印。「北四閣」本主要以供內廷御覽為目的，藏的意義大於用。「南三閣」本繕寫的目的即為便於閱覽傳鈔，故諸項管理規章都著眼於利用，嘉道以還，登閣閱覽者不計其數，許多江南藏書家更雇請書手，從閣中抄出大量罕見秘籍，於是江南私家藏書中的善本古籍，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別：傳鈔四庫全書本或稱閣鈔本。
《四庫全書》纂修伊始，即有「寓禁於徵」之意，各地進呈的許多書籍因所謂「違礙悖逆」而被摒棄乃至禁毀，即便經過再三磨勘收入四庫的書籍，也有相當部分遭到抽毀、改易、重編，甚至再被撤出銷毀。僅據今存《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統計，已經列入四庫著錄或存目的書籍，就有六十餘種或被刪除，或遭撤毀。全書修成庋置完畢之後，又陸續進行了撤換、復校、補遺等項後續工作。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帝在抽閱續繕之書時，發現李清所著《諸史異同》，語涉悖妄，本應禁毀而竟然漏網。同年駐蹕山莊，偶閱文津閣書，又發現其中違礙訛謬之處尚多，遂命令原纂修校對人員復校內廷四閣全書。結果查出了大量問題，僅紀昀領銜復校的文津閣本，總計「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各書六十一部；漏寫《永樂大典》書三部，坊本抵換者一部；漏寫遺書八部，繕寫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換者四部；排架顛倒書四十六部；匣面錯刻、漏刻及書簽誤寫者共三十部」，幾佔全部著錄書籍的二十分之一。其他諸閣，包括南三閣，復校的情況大體相仿。乾隆五十六、七年，根據乾隆帝的要求，紀昀、陸錫熊領銜對內廷四閣全書再次進行了復校。經歷兩次全面的復校之後，許多版本、鈔寫存在問題的書籍與違礙書籍一樣遭到撤換。然而各類撤換書籍並沒有全部被銷毀，有許多流傳了下來。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尚存有李清、周亮工等人多種著作的四庫寫本。至於南三閣全書，由於其中一部分早在李清著作遭禁毀之前已經發往江浙，而後續部分的復校也並不認真，因此應撤毀各書甚至並未全部撤出。如文宗閣《四庫全書》，便存有《書影》、《同書》二書；文瀾閣《四庫全書》則存有《讀畫錄》、《印人傳》、《同書》、《書畫記》四書。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四庫寫本《書影》，考其開本和鈐印格式，顯然為漏網的南三閣本。中國書店2005年秋季書刊資料拍賣會拍品中有欽定四庫全書本宋張九成《橫浦集》(存五卷）和元吳鎮《梅花道人遺墨》（二卷），據其紙張、款式，可以斷定是北四閣寫本，其中《梅花道人遺墨》卷首書名漏抄「墨」字，大概就是因此而被撤換。此書現已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購藏。
南北七閣《四庫全書》庋藏之後，在時局動蕩、戰亂頻仍的清朝後期，經歷了坎坷曲折的歷史命運。文淵閣本因深藏宮禁，得到較好保存，1917年春遜清內務府曾進行清點，僅缺《四書大全》等九種書，共計二十三卷，隨後按照文津閣本補鈔齊全。1933年，因日軍侵華，華北局勢動蕩，故宮博物院為防不測，將文淵閣《四庫全書》運往上海，此後十數年，輾轉播遷於重慶、南京等地，竟然保存完好，1949年運抵台灣，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貯藏於盛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則在清末動亂中已有丟失現象。1914年，又一度運往北京，1925年始返還瀋陽。經歷此次轉徙，闕書、闕卷現象更為嚴重，初步統計達16種72卷之多。1926年、1934年分別據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進行了補鈔，始基本恢復原貌。1966年，文化部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移交甘肅省圖書館保管至今。文源閣《四庫全書》裝潢貯閣之後，乾隆每年駐蹕圓明園，幾乎都要憩此觀書，吟詠題詩。然好景不長，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圓明園遭到野蠻焚掠，文源閣全書連同建築本身化為灰燼。過去普遍認為文源閣全書焚毀殆盡，世間已無片紙只字。但是台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精鈔卷子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赫然鈐有「文源閣寶」朱文方印，似乎又昭示著還有焚燼餘冊流傳於天壤間。日本所存文源閣全書本《草廬集》、《南巡盛典》散冊，更證實了這一推測。在北四閣《四庫全書》中，僻處承德的文津閣全書保存最為完整，據光緒二十年（1894)的查檢結果，除經部《日講詩經解義》一書原未補入，有函無書外，其他書籍基本無闕佚現象。宣統元年（1909)，清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決定將文津閣全書並避暑山莊陳設書籍撥歸收藏，延至1915年正式移交，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南三閣相對於北四閣本，命運更多劫難。道光年間英兵人侵，鎮江文宗閣全書已遭損毀。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入鎮江、揚州，文宗、文匯兩閣《四庫全書》全部毀於戰火，距庋藏僅五十餘年。同治初年，莫友芝奉曾國藩之命專程至鎮江、揚州探訪兩閣全書的下落，試圖尋到一些前此「借錄未歸」或亂後「拾諸煨燼」的遺文佚冊，結果空手而返。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再次攻克杭州，文瀾閣因戰亂傾圮，閣書星散，幸賴鄉紳丁申、丁丙兄弟收拾殘編，並多方搜輯購求，文瀾閣全書劫後餘生，尚存八千餘冊，約佔全書的四分之一。光緒年間，文瀾閣重建，丁氏兄弟又發起大規模的補鈔閣書工作，使閣書總數恢復到3396種，34769冊。民國年間，浙江方面又進行了兩次補鈔，並從坊肆購回一批舊鈔殘本，文瀾閣《四庫全書》基本恢復了原貌，現藏浙江省圖書館。另外，目前在海內外的公私收藏中，還存有為數不少南三閣樣式的《四庫全書》原鈔本，一般均援例著錄為文瀾閣本，然而其間會不會存有文宗閣、文匯閣的遺冊呢？考慮到南三閣本開本、紙張、鈐印形式無從區分，又有文源閣的事例，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二、日藏《四庫全書》散本
日本公私藏書單位存藏的《四庫全書》散本，即來源於前述《四庫全書》纂修、復校、撤換、補遺、存藏等諸多環節的闕失。試分別舉述：
《三魚堂四書大全》，一冊，清陸隴其撰，存卷首、卷一，靜嘉堂文庫藏。卷首鈐「文淵閣寶」，開本、紙張也均與文淵閣本相同。查檢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錄陸隴其著作達七種之多，卻沒有《三魚堂四書大全》，倒是《四庫全書總目》的「四書類存目」錄有該書。據此可以推測，《三魚堂四書大全》原擬收入《四庫全書》，並已抄畢首份，鈐蓋“文淵閣寶”印，但經過館臣磨勘，又決定撤出歸入存目。《三魚堂四書大全》是陸隴其在明胡廣等奉敕撰《四書大全》基礎上的刪訂改編本，並無多大發明，既然《四書大全》已經收入《四庫全書》，陸書也確實沒有再收錄的必要。靜嘉堂文庫藏本，據長澤規矩也回憶，係他1930年從北京的私人手裡購人，當時全書共十冊，索價三千元，他只挑了其中最薄的首冊作為標本，次年，他曾在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的案頭見到其餘九冊，然不知下落如何。
《鯨背吟集》，一卷，元朱名世撰，東洋文庫藏。綠色絹面包背裝，扉頁籤條為「詳校官臣劉權之，覆核官臣陸錫熊”，提要尾題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首頁鈐「文溯閣寶」印，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印，冊尾籤條為「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謄錄監生臣朱上林」。根據文溯閣保管委員會1925年的統計數據，當時已闕失的十六種書中，恰有《鯨背吟集》一卷。可見東洋文庫所藏該本，應是在1925年前自文溯閣《四庫全書》中散出，然後流人日本，而不是日軍佔領東三省期間所竊取。
《草廬集》，十卷，元吳澄撰，東洋文庫藏。全書共九冊，其中卷一、卷二合為一冊，各冊厚薄不均。冊首扉頁籤條為「詳校官郎中臣徐大榕」”，無覆核官。冊尾籤條為「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校對官、謄錄監生各冊不一。提要尾題乾隆四十八年恭校上。每冊首頁鈐「古希天子」（天頭）、「文源閣寶」（欄框）印，末頁鈐「信天主人」（天頭）、「圓明園寶」（欄框）印。根據開本、紙張、鈐印情況看，確屬文源閣《四庫全書》散本。但是，《草廬集》並不見於現存各閣《四庫全書》，此間另有隱情。根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的記載，各地進呈的全書底本，由於主事者管理不善，兼之營私舞弊，交付繕寫時即有因殘闕遺失，向坊間購買刻本，抵充原書的現象。乾隆五十二年，紀昀領銜復校文津閣全書，查出遺漏及坊本抵換者多部，《草廬集》即在其列。據當時所列清單：「《吳文正集》謹案:此書元吳澄撰，乃浙江孫仰曾所進。原本一百卷又私錄二卷，所闕者不過雜文四篇。今所寫乃坊刻《草廬集》，僅五十卷。」紀昀覆校文津閣全書的成果，成為其他各閣覆校的依據，《草廬集》大概就是據此被撤換出文源閣全書，從而躲過了火焚之災。
欽定《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清高晉等初編，薩載等續編，阿桂等合編，專門記述乾隆帝巡視江浙及途經直隸、山東的情形。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遵照乾隆帝的諭令，先後新編數十種書籍收入全書，《南巡盛典》即屬此列。然而由於諸種原因，這些「敕撰本」並未及時完成，有些甚至延至嘉慶初年才告竣，因而造成全書七份鈔成之後仍有部分空函待補的現象。根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的記錄，《南巡盛典》編成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次年始繕寫頒發諸閣庋藏，嘉慶八年軍機大臣慶桂等有奏折，提及《南巡盛典》早經繕畢歸架，只是原定十四函，書成歸架僅有七函，尚空七函。
據筆者涉獵所及，日本現有三處收藏四庫本《南巡盛典》。東洋文庫藏《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1冊），內藤湖南恭仁山莊藏卷二十八至二十九（1冊），同屬文源閣全書本。兩冊均為橙紅色絹面包背原裝，書框高15.2釐米，廣22.3釐米，較前述文溯閣《鯨背吟集》寬大。冊首扉頁籤條為「詳校官主事臣丁堦」，冊尾籤條為「總校官候補中書臣潘有為，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謄錄監生東洋文庫本為臣胡瑛，恭仁山莊本為臣陳韶。每冊首頁鈐「古希天子」（天頭）、「文源閣寶」（欄框）印，末頁鈐「信天主人」（天頭）、「圓明園寶」（欄框）印。應是圓明園文源閣焚燼散落之物，書皮尚存泥水污染痕跡。兩冊原先均為東京著名藏書家和田纖四郎收藏，有「雲村文庫」印記。兩冊之外，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屬下的大倉集古館尚存有一套完整的四庫本《南巡盛典》。全書一百二十卷，四十二冊，紅絹書皮，包背裝大本。每冊首頁鈐「文津閣寶」印，末頁鈐「避暑山莊」印，與文津閣全書樣式完全一致。有意思的是文津閣《四庫全書》並不缺《南巡盛典》，因此就有兩套文津閣全書本《南巡盛典》傳世，筆者推測大倉集古館藏本應是撤換之本，撤換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覆校時發現不少錯誤;二是插架時為湊函數需要調整冊數，於是另抄一部。因為《南巡盛典》是全書鈔成庋藏之後又補入空函的，今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全書本《南巡盛典》冊數厚薄不一，而大倉集古館本四十二冊厚度均一。當然這只是推測，還需要將兩本仔細比對，才能得出結論。
南三閣本 在日本的公私藏書單位裡，南三閣樣式的全書原鈔本還存有不少，一般也是作為文瀾閣本著錄，但為慎重起見，我們寧願稱其為南三閣本。據長澤規矩也回憶，1930年夏他在杭州發現了一批文瀾閣《四庫全書》散本，且對此事頗為得意。因為此前他自北京書肆為靜嘉堂文庫購到一冊四庫全書本《嘉禾百詠》，日本國內藏書家以沒有文瀾閣印為由，判定其為四庫底本，結果他不得不自己掏錢買下。他還曾拿在北京得到的四庫本《湖山集》請教著名版本專家徐森玉等人，徐也不認為是南三閣本。而他在杭州發現的這批散本與前二書樣式相同，關鍵是絹面書皮完整，證明確屬《四庫全書》原鈔本。當時他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購買了《竹嶼山房雜部》（卷十四至二十二，1冊），還購買了《墨客揮犀》（卷一至五，1冊）送給服部宇之吉，每冊僅二十元，所以後悔沒有全部買下。據長澤規矩也涉獵所及，南三閣樣式的四庫散本，日本還有如下收藏：
靜嘉堂文庫陸心源舊藏 《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卷一至三（1冊）；《桐山老農集》四卷（1冊）；《耕學齋詩集》十二卷。
富岡文庫 《六藝之一錄》卷一至二（1冊）
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 《通志》卷一七六（1冊）；《天中記》卷四六（至69頁，1冊），無封皮；《梅溪後集》卷二六至二九（2冊）；《宋文鑒》卷二八至三〇(1冊）；《宋詩鈔》卷三一至四〇(1冊）。
某私人 《通鑒紀事本末》卷二五下、二六上（1冊）。
上述之外，據筆者涉獵，尚有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春秋地名考略》卷六至八，《古史》卷二八至三一，《珞碌子賦注》卷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各一冊，分屬經、史、子、集四部，封皮絹面保存完好。慶應大學圖書館藏《周易函書別集》卷一至二（1冊），該校附屬斯道文庫藏《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上下（1冊），此冊後半還沾有血跡，背後應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三、四庫底本的散本
《四庫全書》除南北七閣庋藏之外，翰林院尚存七閣繕寫時依據的底本，所以實際共有八部。翰林院底本來源於纂修時徵集的大量書籍，其間部分是原書發還過錄的副本，但主要還是沒有發還的原書。乾隆帝原本諭令繕寫一份全書貯藏翰林院，供詞館諸臣和翰林士子閱覽，但是繕寫七份全書，人力物力已是捉襟見肘，四庫館總裁遂建議不再另抄副本而是直接貯存底本，並得到乾隆帝的批准。於是，續繕三份全書辦理完畢後，所有底本集中存放到翰林院，並依照全書部類目次編排，開放供詞館諸臣和士子鈔閱。翰林院貯存的四庫底本，原書在四庫纂修過程中，因輾轉傳抄、私人竊據，已經大量遺失，主事者敷衍塞責，用一些坊刻劣本抵充了事。據乾隆四十五年的清查，沒有鈐蓋翰林院等關防印鑒的不明來源底本高達五百餘種。四庫底本移交翰林院後，因為管理鬆弛，丟失不斷，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進佔北京，又遭到搶掠損毀，至光緒十九年清點，已僅存一千餘種。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翰林院淪為戰場，殘存的四庫底本損毀殆盡，剩餘部分或橫遭劫掠，或散落民間。
日本公私藏書單位存藏的四庫底本數量不菲，然筆者未及進行調查，現僅就外界瞭解不多的大倉集古館的收藏稍作介紹。大倉集古館是以中日古代美術品的收藏而聞名，實際其中國古籍收藏，因為有董康誦芬室的基礎，頗多珍罕之本。據其館藏善本書目，計有宋刊7部，元刊15部，明刊175部，明清鈔本107部，而這只佔其古籍收藏的三分之一。其中，四庫底本著錄有9種，列表如下:
此外，大倉集古館還有十餘種書鈐蓋有「翰林院」印記，與四庫底本一樣，也是翰林院的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