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書籍流通、知識再生產與知識系譜的關係—以《東方兵事紀略》為例
晚清書籍流通、知識再生產與知識系譜的關係—以《東方兵事紀略》為例
葉國安 董乾坤
摘要
《東方兵事紀略》是晚清姚錫光所著的甲午戰事專著，在對其出版史和銷售史進行考察後可以發現，該書的傳播在受限於商業化程度與傳播地域等因素的同時，又得益於有秩序的知識體裁，進而引發了系列知識再生產過程。不同文化場域的再生產力量對相關知識的轉接、重組與化用，促使該書在甲午戰爭知識系譜中具有權威範本地位。《東方兵事紀略》的案例有利於引入知識史的視角對書籍史研究的傳統觀點—書籍影響與流通量成正比關係進行反思，發行量與流通量較低的書籍同樣可以因為知識的複數傳播方式，輻射到整個知識系譜並產生遠超書籍物質邊界的社會效能。因此，在書籍社會史的研究當中，亟須構建起物質傳播史與知識流通史的雙重分析框架。
關鍵字
書籍流通；知識傳播；甲午戰爭；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
書籍與社會的交互聯繫向來是書籍史學家矚目的焦點，從西方早期費夫賀和馬爾坦所開創的計量史學傳統到羅伯特·達恩頓所提出的「傳播循環」（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式，在書籍如何影響社會的問題關懷下中西方分別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傳統。西方學者較為關注書籍在促進歷史從「傳統」走向「現代」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而同時期的中國雖然沒有發生相似的事件，但明清印刷文化的繁榮對士人文化、大眾文化與西學東漸的影響同樣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無論中西方的書籍史研究，都存在將「書籍影響與流通量成正比關係」作為預設前提的傾向，雖然學者基於閱讀史的研究已對該觀點做出了批判與補正，但當將書籍影響的範圍划定在某種知識系譜的形成與衍變時，書籍流通與知識系譜間的關係總會不自覺地滑入正比關係的誤解中。
一般而言，書籍乃是知識的載體，書籍發行量與流通量的增加便意味著知識曝光度的提高，進而會對相應知識系譜的形成與衍變產生重大影響。當把該觀點置於知識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時可以發現，上述觀點過多強調了書籍的物質形態與知識傳播的線性因果關係，而忽略了讀者與知識再生產在知識系譜形成與衍變中的複雜面向。筆者擬以《東方兵事紀略》的出版、傳播及其對整個甲午戰爭知識系譜影響的反比現象，來進一步闡述不同文化領域的再生產力量對知識傳播的重要性。
01《東方兵事紀略》的版本流傳
《東方兵事紀略》是晚清人士姚錫光於甲午戰後所著紀事本末體史書，專論中日兩國交往淵源與甲午戰事。關於該書的出版時間，姚錫光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初八日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曾提及該書「現已脫稿付諸梓人，約在下月初旬當可刊成」，可知該書出版於同年十二月初左右，這便是後世《東方兵事紀略》最為常見的版本—光緒二十三年武昌刻本（以下簡稱武昌本）。據筆者管見所及，除武昌本外該書現存三個版本系統，分別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京都琉璃廠得古歡室本（以下簡稱得古歡室本）、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川尊經學舍刻本（以下簡稱尊經學舍本）和江西通學齋叢書本（以下簡稱通學齋本）。
武昌本是《東方兵事紀略》的最早刊本，五卷十篇，另存目（第六卷）表、圖未刊。該書四周單邊，上下粗黑口，單魚尾，版心處刻「東方兵事紀略」及其篇數，每半頁九行，每行凡二十二字，宋體字印刷，初版所用紙張乃是白棉紙，做工較為精美。該書褐色封面，前後皆不見牌記，只有扉頁用正楷書有「光緒丁酉刊於武昌」八個大字，書簽除書名外右下角亦書有「翊清署眉」四字，可知江人度在補注《書目答問》時曾說該版本乃是「自刻本」並非空穴來風。
據現存實物可知，武昌本於光緒二十三年初次印刷後，最起碼還曾再版印刷過兩次。首先在內容上，兩次再版印刷的內容與初版並無二致，唯有初版中有少許內容打有墨釘，再版時則補齊了部分內容。如初版武昌本卷五《台灣篇下》第二十三頁打有三行墨釘，再版時則補齊了缺失的內容。稍後所要論及的尊經學捨本和通學齋本在相應處皆有墨釘，可知兩次武昌本再版的時間應在光緒二十五年之後，但具體時間卻無法判斷。其次在版本形態上，第二版為黃色封面，未有書簽但在相應的位置上仍有「東方兵事紀略」及其「翊清署眉」的字樣，所用紙張由白棉紙變為竹紙。裝訂者分別將前三卷和後兩卷各裝訂為一冊，總冊數僅有兩冊。第三版是藍皮包裝且無書簽，所用紙張較第一個再版版本更為劣質，且天頭略有縮小。裝訂者將卷二、卷三裝訂為一冊，總冊數有四冊。該版本的質量和做工遠遜於前兩個版本，或因如此該版本每頁中間都夾有名為《修行集要》的佛經，以起到保護書籍和提高價格的作用。
初版武昌本《東方兵事紀略》刊刻完成後，汪康年於光緒二十四年元月下旬接到了姚錫光委託《時務報》館代售的信件，這標誌著該書正式進入市場。大概一個月後，北京琉璃廠一家名為得古歡室的店鋪採用石印法縮印了《東方兵事紀略》。得古歡室本在最大程度上還原了武昌本《東方兵事紀略》，除書籍的長寬比例有所縮小外，唯一的差別便是原先書籍扉頁的「光緒丁酉刊於武昌」變更為「光緒戊戌年仲春月京都琉璃廠得古歡室用西法校印」，即便該書簽右下角的「翊清署眉」四字也依樣還原。得古歡室不見於與琉璃廠相關的文獻，目前可以確定為琉璃廠得古歡室刊刻的書籍也僅有《東方兵事紀略》。參照同時期琉璃廠的店鋪名稱，該店鋪更可能是以古玩、碑帖為經營主業，而非職業書店。因此在較短時間內得古歡室選擇出版該書，並在此之後又止步於此的行為便顯得疑竇叢生。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東方兵事紀略》在借助《時務報》館進入市場後的確引起了良好反響，該書傳播至北京後得古歡室的經營者出於商業目的或愛國情懷翻印了此書。
《東方兵事紀略》剩餘的兩個版本都刊刻於光緒二十五年。首先是尊經學捨本。該本藍皮封面，無書簽，內扉頁正面四行，第一行用楷書書有「姚錫光著」四字，第二、第三行用篆書書有「東方兵事紀略」六字，第四行則用行書書有「鴛湖釣客題」五字及其「鴛湖釣客」的印章，扉頁反面用行書書有「光緒己亥尊經學舍同人校鐫」等字樣。該書數量仍為五冊，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處在武昌本的基礎上加有篇名。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寬度較武昌本有所增加。尊經學捨乃晚清四川著名尊經書院刻書時的別名。尊經書院刻書原以傳統經學為主，晚清時局漸變後也開始刊刻不少時務書籍作為學生教材，同時期尊經書院還以「尊經學舍」之名刻有《庸庵文編》《英法俄德四國志略》等書，可見尊經書院選擇重刻《東方兵事紀略》並非意外之舉，而是因時局變化而做出的應變之舉。
通學齋本《東方兵事紀略》與尊經學捨本的刊刻目的相似。光緒二十五年，江西高安人士鄒凌沅以「兼容並包中西新舊之學」為意，選取歷史、地理、軍事、科技、金融和農業等五十一種書籍編為《通學齋叢書》，《東方兵事紀略》便被收錄其中。通學齋本採用鉛印法，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處刻有「東方兵事紀略」及其卷數，中縫下方刻有「通學齋校印」的字樣。為了縮小書籍體量以契合叢書體裁，通學齋本擴充半頁為十四行，每行三十二字，冊數也由原本的五冊減至一冊。與武昌本相比，通學齋鉛印本的《東方兵事紀略》印刷效果較差，尤其是文中的雙行夾注部分，字跡過密且參差不齊，還存有大量字跡漫漶的情況。
從《東方兵事紀略》的出版情況來看，該書的確經歷了一定的商業化進程。首先，《東方兵事紀略》在1897-1899年的短短四年間得以出版四次，並且在進入二十世紀仍然存在兩次武昌本再版的情況，這足以說明在短時間內市場對《東方兵事紀略》的需求與接納。其次，在各個版本的物質形態上，從武昌本的白棉紙宋體雕版印刷到得古歡室本、通學齋本的石印和鉛印法，再到武昌本再版時選用成本較低的竹紙和在每頁中夾紙以增加書籍厚度，都可以發現商家通過降低成本以趨利避害的策略，書籍價格的降低和冊數的減少有利於讀者購買和書籍傳播。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卻不宜對《東方兵事紀略》的商業化程度做出過高的估計。首先，《東方兵事紀略》的再版時間幾乎都集中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後僅有兩次武昌本再版的情況，這從長時段而言並不利於書籍傳播的持續性。其次，就出版機構而言，武昌本乃姚錫光自刻，得古歡室本乃琉璃廠一家不知名的店鋪所翻刻，通學齋本的刊刻機構情況不明，唯有尊經學舍本的刊刻機構尊經學院在晚清稍有名氣，這便降低了出版機構賦予書籍的權威性和宣傳效應。最後，在四次刊刻的書籍數量上，雖然目前不能掌握四次刊刻的具體數量，但姚錫光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曾提及：「茲先寄上《東方兵事紀略》四十部，即請貴館代售。（如銷售暢，再續寄。）祈附貴報，即上告白，每部售價六角，照貴館例，弟八折收回。」
可知初版武昌本的數量大於四十部，而姚錫光以4.8角的價格收回，這說明一百部武昌本《東方兵事紀略》的成本當在48元之下，但這對於自費出版的姚錫光而言仍然價格不菲，因此初版武昌本的數量不會過高。同理，儘管鉛印和石印的價格較雕版印刷便宜，但得古歡室作為不知名店鋪鑒於經營成本並不會大規模印刷書籍，而鄒凌沅礙於叢書體裁亦是如此。尊經書院刊刻書籍的主要目的在於為學生提供教材而非商業銷售，因此書籍數量仍然不會太高。因此，儘管武昌本《東方兵事紀略》在隨後的時間內得以兩次再版，但考慮到時空廣度，該書在市場上的數量不會太高（筆者推測，武昌本的再版或與1936年的銷售熱潮相關），尤其是與彼時的同類書籍相比（詳後）。1929年，龔德柏在給陸奧宗光的《蹇蹇錄》寫序言說「姚書已成廣陵散矣」，意即當時的市面上幾乎已經尋不到《東方兵事紀略》了。該說法雖然有待商榷，但足以說明《東方兵事紀略》的刊刻數量有限。
《東方兵事紀略》歷年的版本形態與刊刻數量的變化從縱向角度表明，該書只經歷了一定限度的商業化，而遠未達到學界在對民間實用性書籍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般程度。下面就以《東方兵事紀略》的銷售與傳播地域為橫向切入點，對其流行度再進行詳細探析。
02《東方兵事紀略》的傳播地域
書籍的銷售與傳播地域的廣闊性頗能反映出書籍在一定時空內的流行度。商業銷售與社會網絡依然是《東方兵事紀略》得以在社會上傳播的主要途徑，前已言及，姚錫光在《東方兵事紀略》刊刻中和刊刻完成後分別致信汪康年，希冀《時務報》能夠刊登相關的書籍信息和序言，並且幫其代售。姚錫光此舉無疑是想利用《時務報》風行全國之際擴大《東方兵事紀略》的知名度，查現存《時務報》可知，姚錫光委託汪康年刊登的書籍信息與序言分別刊登於《時務報》52期的告白和53期的正文當中。《時務報》確為該書起到了相當的宣傳作用，如鄒代鈞便在給汪康年的信中透露：「《東方兵事紀略》收到二部，已如命分別送存矣。」商業銷售之外，該書也通過姚錫光的社會網絡逐漸擴散。晚清人士何宗遜便曾於光緒二十五年在北京與姚錫光相遇且得以一觀該書：「歸途由煤市街回拜姚石荃同年，得觀《中東兵事紀略》諸作，蓋亦通達時務之才也。」
遺憾的是，以上是目前僅有的能夠展現《東方兵事紀略》傳播過程的文獻記錄。其餘記錄大多出於書店銷售目錄、私人與公共藏書目錄，這雖無法體現《東方兵事紀略》的傳播過程，但對於討論該書的傳播地域卻大有裨益。現將《東方兵事紀略》在晚清民國時期的銷售情況列表如下：
注：未注明具體信息來源的欄目，乃是根據現存實物中的信息判斷得出，下表同。
首先，各個機構銷售《東方兵事紀略》的時間呈現出了馬鞍形的特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應當為該書的第一個銷售熱潮，銷售機構包括《時務報》館、尊經書院和得古歡室。但在二十世紀的起初三十年里，《東方兵事紀略》的銷售逐漸陷入低潮期，彼時僅北京通學齋等少數機構在銷售該書，前引龔德柏的話即為旁證。1936年前後正值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東方兵事紀略》的銷售方才重新進入熱潮，北平的稽古堂、松韻閣、文芸閣、寶銘堂、宏遠堂、青雲齋和上海的二酉書店、來青閣幾乎都在同時出售該書。其次，《東方兵事紀略》的銷售地點與版本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中心效應。除尊經學捨本的出版地成都以外，其餘所有的銷售地點基本集中在北平和上海兩地，而北平更是內聚於琉璃廠。書籍市場往往又為既有的出版與銷售傳統所影響，因此可以發現上海書店基本只銷售武昌本《東方兵事紀略》，而北平得古歡室本和武昌本的銷售基本局限在琉璃廠內，諸如文殿閣、粹雅堂和青雲齋等北平隆福寺的書肆則不出售該書或只出售尊經學捨本，以上情況的出現或與得古歡室和《時務報》館出版或銷售過《東方兵事紀略》，進而引發了某種地域傳統相關。
《東方兵事紀略》的銷售格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北平琉璃廠和上海是晚清最有影響力的書籍市場，《東方兵事紀略》在數十年間借助於它們的輻射能力確實得以傳播開來；另一方面，北平和上海作為通都大邑對書籍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因此《東方兵事紀略》出現在這些地域並不稀奇，北平和上海只能視為晚清書籍傳播的底盤，書籍是否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往往取決於邊緣性城市的情況而非中心城市。《東方兵事紀略》有限的出版次數與規模，及其宣傳力度的不足，導致全國市場對該書的感知度偏低，該書的銷售只能延續早期的地域市場傳統局限於上海與北平，而無法進一步延展。筆者在翻閱天津、杭州等城市書肆時皆不見該書的銷售記錄，遑論諸多邊緣性城市了。在商業化程度有限的情況下，《東方兵事紀略》的傳播地域又呈現出怎樣的格局呢？筆者在查閱了大量私人與公共圖書館藏書目錄後，列表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囿於史料限制，上述表格只能部分還原出《東方兵事紀略》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傳播軌跡。筆者借助於中華古籍書目資源庫和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兩個數據庫進行檢索後發現，現存《東方兵事紀略》仍收藏於全國部分藏書機構。目前暫無法逐個確認《東方兵事紀略》在各個機構的入藏時間，但考慮到各個地區機構藏書的延續性和地域性，這些記錄對於觀察晚清民國時期《東方兵事紀略》的傳播軌跡仍有參考價值。將上述表格出現過的藏書地點排除在外，《東方兵事紀略》還現存於長春、呼和浩特、天津、銀川、成都、太原、常州、揚州、台州、萍鄉、新鄉、嵊州、重慶和西安等14個城市。在上述表格中的11個城市中，除湖北潛江以外，其餘的10個城市皆是沿海或省會城市，但正如前面所說的，書籍影響力的限度往往要視邊緣城市而非中心城市而定，因此僅就以上表格而言，《東方兵事紀略》的傳播似乎並不具有下沈性。假設《東方兵事紀略》在長春等14個城市的入藏時間都在1949年之前，可以發現絕大部分涉及到的城市仍是省會等區域中心，但傳播限度已有明顯的拓展，萍鄉、新鄉等邊緣城市都出現了該書。但藏書與閱讀並不能等量齊觀，在這裡筆者引入某地的書籍數量作為參考變量，某地的藏書數量越大，表明該書在此地的影響力越大，被閱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在諸多城市中，除北京與上海之外，絕大部分城市出現該書的次數低於2次，長春等14個城市基本只出現過1次，因此儘管可以將長春等14個城市作為影響《東方兵事紀略》傳播的參考因素，但仍不能做出過高估計。
將《東方兵事紀略》置於與同類書籍的比較下將會更加有利於透視其傳播限度。與《東方兵事紀略》同時存在的甲午戰史數量不少，例如《中東戰紀本末》是林樂知、蔡爾康等人於1896年推出的甲午戰事史料匯編，初編首出八卷，1897年增出續編四卷，1900年再出三編四卷。從出版機構與宣傳力度來看，該書由晚清著名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印刷出版，並且得到了《萬國公報》等報紙的大力報導。書籍進入市場後，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反響，彼時著名人士李鴻章、孫家鼐和王韜通過不同方式為之背書，致使該書聲名大噪。因此，該書初版印刷三千餘冊，很快便售罄，後重印多次，總數達到了驚人的兩萬冊，這堪稱是同類書籍中的桂冠。與《中東戰紀本末》同年問世的《普天忠憤集》也頗為暢銷，不僅在北京、上海、漢口、蘇州、杭州和鎮江等地發售，同年5月上海某書店還翻印了3,000部。比較之下，《東方兵事紀略》的商業化程度與傳播地域在彼時的同類書籍中並無顯著性的突破。
如果按照「書籍的影響與其流通量成正比」的邏輯進行推演的話，那麼《中東戰紀本末》《普天忠憤集》等書的影響力應當要遠遠大於《東方兵事紀略》。事實上，在」
03對《東方兵事紀略》的閱讀與知識再生產
如前所述，《東方兵事紀略》能夠對甲午戰爭的知識系譜產生重要影響，主要得益於知識的再生產過程。這裡仍需解答的疑問是，《東方兵事紀略》與《中東戰紀本末》的差異何以導致了不同的讀者反應，致使前者成為甲午戰爭知識再生產的可據文本。筆者以為，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的體裁與秩序對於讀者的影響。以往學界對知識史的研究早已指出“知識是否能夠獲得廣泛的接納,一定程度上不取決於知識的價值，而取決於知識的獲取效率”。《中東戰紀本末》雖在名義上標榜本末體裁，但實為甲午戰爭的資料匯編。它的出版雖在短時間內極大地滿足了國人希冀瞭解甲午戰況的渴望，但正因為編者未對其中的內容進行提取、整理和分析，導致內容極為雜亂，時人對此頗有微詞，沈兆禕評論該書“未嘗稍加編訂，有謂其書當分別之者”，江人度的評價則更為一針見血：「近美國人林樂知撰《中東紀事本末》，未諳著述體裁，不足觀。」
劉聲木則與江人度持相同觀點。姚錫光本人更是對該書極為不滿：「乃雜錄成書，絕非本末體裁。如滿地散錢，不能貫注；且名曰《戰紀》，而於戰狀甚略。每篇皆濃圈密點如時文、如批點小說，其筆墨則報館窠臼，殊無足取。」
正是因為《中東戰紀本末》乃是資料匯編體，導致該書中的文本姑且只能被稱為信息，而無法使讀者在閱讀時高效地獲取到有秩序的知識。
相較而言，《東方兵事紀略》更加符合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姚錫光通過對口述和文本資料的匠心運用，不僅將散亂信息規整為了有秩序的知識，並且極其注重敘事可讀等讀者體驗。從讀者的角度而言，系統化、有秩序的知識也意味著能夠更高效率地獲取知識，且「固化的知識」至少在視覺呈現上提高了可信度。沈兆禕在為《東方兵事紀略》撰寫提要時即對二書做過對比：「至於教會所作《中東戰紀始末》一書出於中國某人所輯，哆口而言，如墮重霧，雖為識者所笑，猶且一時盛行，將以傳為信史，則當時真狀不著，可於此覘之矣……（《東方兵事紀略》）行文敘事尤為雅馴，書之所以當傳也。」沈氏所言表明時人對於二書之間的體裁差異已有直觀的認知。
除了有秩序的知識體裁以外，《東方兵事紀略》的史料可靠和內容翔實等優點也在讀者的閱讀活動中得到了彰顯。姚錫光在序言中特意強調的「親身之事」促使士人為該書打上了「可據」的烙印，沈兆禕即言該書「作者於時方參兵幕，奔馳於鋒燧之間，則所聞各條較為可據，亦固其宜」。對於甲午戰後只能獲取到有限信息的士人而言，書籍的內容豐贍和敘事完整顯得至關重要，姚錫光所據史料使得該書細節翔實，多被讀者稱道為論述甲午戰事最為詳盡之書，羅惇曧在《中日兵事本末》一文的前言中就認為「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為最詳盡」，左舜生將該書收錄進《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時則持有相同觀點，其餘諸如劉聲木、文廷式和呂思勉等人皆認為該書較為翔實。
批判是閱讀的伴生環節，讀者對《東方兵事紀略》的批判更能夠形成對該書價值的清晰認知。在所據史料方面，「親身之事”確實為該書帶來了贊譽，但史料的單一性又難免導致相關論述局限於一隅，《東方兵事紀略》成書時大量的檔案尚未公佈，因此該書多取材自民間，故而文廷式評價該書“詳於閫外，而略於朝廷」。又因此書多忽略日本等方面的史料，亦多飽受詬病，龔德柏便說此書「惟僅記中國一方之實相，於日本蓄意挑覺之陰謀詭計，則毫無所知也」。然而，以上讀者雖從不同角度對《東方兵事紀略》提出了批判，但基本上仍對該書持肯定態度。
良好的閱讀反應在無形中增強了《東方兵事紀略》的文本權威性，同時也引發了廣泛的知識再生產過程。以《東方兵事紀略》為範本的知識再生產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首先，《東方兵事紀略》的觀點或其本身作為文化參照點進入到注釋、書目等副文本（paratext）中。成書於1933年的《奉天通志》在大事記中就引用該書內容作為注釋，其餘如黃遵憲、程演生等人亦有相同之舉。在書目方面，1904年沈兆禕在《新學書目提要》中對該書評價甚高，此後該書還出現在了1910年由章嶔編寫的《中國大歷史》的「治今代史用」條目中，延至二三十年代，柳詒徵在《史學概論講義》中又將該書列為近代兵事外交所宜參考的書目之一。1931年，羅家倫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中依次列舉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史料，《東方兵事紀略》便名列其中，郭廷以在編寫《近代中國史》時則幾乎照搬羅文。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中論及台灣淪陷、晚清水師時多用小字注有「散見《東方兵事紀略》」等字樣，與上述書目有異曲同工之用。這種將《東方兵事紀略》編入類似目錄性質的書籍的做法雖無法讓讀者直接目睹文本內容，但方便讀者按圖索驥，尤其是所收錄的文本皆與史學研究相關，這更易將甲午戰爭的研究導向《東方兵事紀略》的知識體系內。
其次，《東方兵事紀略》的文本整體或部分被重組、轉移和化用到了其他文本的正文中。下文即以1898-1949年為時間段詳細考察該過程，以及勾勒出不同文本在誕生之際的撰述旨趣和承載的歷史意義。
（一）1898-1931年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日矛盾再次激化之前，公眾對甲午戰爭的關注逐漸退熱，對甲午戰事的知識再生產失去了強烈的目標指向和情感寄予，因此在該時段內《東方兵事紀略》主要還是服務於整理和注釋史事之用。1902年，《杭州白話報》所連載的白話戰史《中東和戰本末紀略》即是以該書為據。清末劉錦藻在撰寫《皇朝續文獻通考》言及甲午戰史時，又於卷末附上了一篇根據《東方兵事紀略》凝練而成的短文，以供讀者與前文相互參看。延及1913年，羅惇曧於《庸言》雜誌一卷五號上正式發表《中日兵事本末》一文，其在按語中解釋此文的來歷是因為他覺得《東方兵事紀略》的文字冗雜，因此「乃取『姚略』變易簡括之，遂成是編」。此外，羅惇曧又著有《割台記》一文，羅雖並非言明此文概括自《東方兵事紀略》一書，但文中的許多內容細節皆與《東方兵事紀略》相吻合，可知此文所據底本依然是《東方兵事紀略》。
在該時間段內，中國經歷了由清王朝至民國的歷史嬗變，階段性的變革引發了學界對清王朝的總結與反思，《東方兵事紀略》因此也成為通史型著作的史料來源之一。幾乎在與羅惇曧發表《中日兵事本末》的同時，趙爾巽受北洋政府之托開始了《清史稿》的編纂，在涉及甲午戰史時，趙爾巽等人就多取材於《東方兵事紀略》，因此不少《東方兵事紀略》獨有的觀點亦被《清史稿》所繼承。如致遠艦在沈沒前“彈藥將罄”的記載據學界考證僅存在於《東方兵事紀略》中，而《清史稿》則繼承了該觀點。又如《東方兵事紀略》中記載日艦「西京丸被定遠擊沈」的訛誤多次出現在《清史稿》中，這足以證明《清史稿》的編纂者將《東方兵事紀略》視為敘事範本而多加採摭。
同期較為著名的通史著作尚有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作者自稱該書參考書籍達數百種，在論及甲午戰事時便多參考《東方兵事紀略》，該書在許多細節上幾乎與《東方兵事紀略》並無二致，如兩書在「大東溝海戰中中日雙方的艦船配置對比」和「台北李文奎叛亂之事」等內容上就幾近相同。但該書並非只以《東方兵事紀略》為據，許多內容亦雜糅《清史稿》《清史紀事本末》等書的觀點而成，致使許多史事較為混亂。在教科書方面，目前可追溯到較早參考過《東方兵事紀略》的教科書是1927年高博彥所編訂的《中國近百年史綱要》，該書是高博彥於南開中學教學時的講義，其中「中日戰爭」條下高博彥列有四篇文本，除《東方兵事紀略》之外其餘三篇則是前已言及的羅惇曧的三篇短文，因此該教科書中有關甲午戰爭的知識仍可最終溯源至《東方兵事紀略》。
（二）1931-1949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近代中日關係的演變作為思考彼時中日格局的切入點進入到民眾和學界的視野中，相應的歷史著作層出不窮，而對向來被視為近代中日兩國分水嶺的甲午戰爭的研究亦進入到第一個高潮，人們對於《東方兵事紀略》的閱讀和改寫也進入到再發現階段。1931年11月14日，《申報》上即刊發了王曉籟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及台灣淪陷之慘狀具詳於姚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之中，或有提醒國人重溫此書以促進愛國激情之意。延至1933年，左舜生再次將《東方兵事紀略》全文收錄進了《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之中，以供學者研究甲午戰爭之用。1936年，當中日兩國矛盾日趨嚴重時，就有名為「東蒓」的人在《申報週刊》上發表了《論甲午之役》一文，作者從海軍、陸軍兩個方面總結了中敗日勝的原因，文中史實多參考《東方兵事紀略》《中日戰紀本末》等文本，這表明《東方兵事紀略》所建立起來的「知識倉庫」在此時已不再僅僅適用於整理與注釋史事，而是成為國人總結經驗以抗戰救國的歷史武器，這也是1931-1949年以《東方兵事紀略》為範本的知識再生產的最大動因。
在該時期，較有影響的中日關係著作有《中日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紀要》《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等。王鐘麟所著《中日戰爭》於1930年出版，1933年再版，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論述甲午海戰與陸戰的專著，葉紹均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伯詳此書參覽近人著述十餘種，而一以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樹之乾。」再查該書的參考書目可知除《東方兵事紀略》以外，尚有文本十五種，但大多為參考資料性質，當是作者為補充《東方兵事紀略》的不足所蒐集的。彼時國民政府也編著有《甲午中日戰爭紀要》一書，該書雖在內容上與日本參謀本部所編訂的《日清戰史》相似，但站在清政府立場的敘事則多取材於中方史料，其中尤以《東方兵事紀略》的參考痕跡最為明顯。王芸生所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抗戰時期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著作，該書源於《大公報》所開闢的中日關係史料專欄，故而該書內容尤以史料見長。甲午戰爭的篇幅位於該書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作者在論述各場戰役時多引用《東方兵事紀略》的內容，尤其是在第三卷中的「台北之亡」「台南之亡」等章節中，幾乎全文照搬《東方兵事紀略》。
王芸生論述台灣淪陷時以《東方兵事紀略》為據並非隨意為之，台灣的歷史使其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意義與地位，而《東方兵事紀略》關於台灣的淪陷情況記載甚詳。1943年，徐嘉瑞有感於山河破碎，便打算以台灣割讓為背景來創造一部戲劇並借此提振國人士氣，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也因記事最詳成為戲劇創作的底本。徐嘉瑞在序言中如是寫道：「關於台灣淪陷的記載，以姚錫光先生的《東方兵事紀略·台灣篇》，記載得最為詳細，最動人。」
其後他充分肯定了姚錫光敘事的藝術性並據此創作了戲劇《台灣五幕劇》，《東方兵事紀略》的敘事進而突破了紙質形態而得以為人所熟知。抗日戰爭勝利後，島內民眾與學界對台灣抗日史的討論日益活躍，1948年，李震明和陳漢光分別出版了《台灣史》和《台灣抗戰史》，在論述甲午戰爭時亦不約而同地參考了《東方兵事紀略》。
04餘論
新中國成立後，對甲午戰爭的史料發掘與研究進入到新階段，以《東方兵事紀略》為範本的知識流通與再生產活動依然活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該書被收入進由邵循正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叢書中，七十年代又再次被收入進由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中。翦伯贊、範文瀾和郭沫若等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家在論述甲午戰爭時，也基本是對姚書進行簡單地裁剪抄錄。一方面，基於甲午戰爭知識系譜形成與衍變的階段性而言，上述活動展現出對早期以《東方兵事紀略》為範本的知識再生產活動的肯定；另一方面，基於甲午戰爭知識系譜形成與衍變的延續性而言，上述活動作為以《東方兵事紀略》為範本的知識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仍然起著強化知識系譜的作用。
綜上所述，《東方兵事紀略》是在甲午戰爭知識系譜上具有範本地位的文本，但通過對其出版史與銷售史進行考察後可以發現，該書在長時段內存在出版乏力、宣傳不足和數量較少等商業化程度有限的情況，這導致該書的銷售與傳播並不具有下沈性。然而，該書在知識體裁上遠勝同類書籍，時人的閱讀與評價增強了文本權威性。與此同時，文本中所蘊含的知識因為再生產活動而不斷地進入到其他書籍的副文本和正文中，進而編織出一張更加廣闊的受眾網絡，《東方兵事紀略》所蘊含的知識也經歷了一個標準化、合法化與經典化的歷程。由此可見，《東方兵事紀略》對甲午戰爭知識系譜的影響絕不能僅僅歸功於書籍傳播，而是得益於廣闊的知識再生產力量。
《東方兵事紀略》為引入知識史的視角對書籍史研究做出檢討提供了案例。書籍史研究雖將視野從書籍本身拓展至書籍與社會的綰結場域，但其固有的物質本位傾向仍存在隱憂。當研究者試圖通過印刷數量、版本流布和傳播地域等指標來詮釋書籍對知識系譜建構的影響時，極易陷入「書籍影響與流通量成正比關係」等線性因果關係的誤區中。這種範式在強調書籍物質載體的地理流動時，往往忽略了知識在跨媒介傳播中的形態嬗變與意義生成。知識史研究的核心要義是知識流通，強調的是「知識在其生產者、傳播者、接受者、消費者、再應用者之間的流動與轉換」，知識史研究雖然同樣關注知識的書籍載體，但卻並不會被局限於此。知識能以更加靈活的形態通過不同的媒介被生產、傳播與接受，進而生產出遠超書籍物質邊界的社會效能。因此，在對書籍社會史的研究當中，書籍史與知識史的路徑—物質傳播史與知識流通史缺一不可。
附記：筆者在參加第二屆「譚嗣同與晚清史研究」學術研習營時提交本文，並得到了張求會、章可、張曉川和張玉亮老師的指導與幫助，謹致謝忱。
本文原刊中國出版史研究202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