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錫光與《東方兵事紀略》
姚錫光與《東方兵事紀略》
舒習龍
姚錫光是晚清政壇經歷較為複雜的封建官僚，政聲、業績雖不能和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中興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東方兵事紀略》、《東瀛學校舉概》、《籌藏芻議》、《籌蒙芻議》、《姚錫光日記》等，這些著作對軍事、教育、民族問題都有不俗的見解。可惜，由於晚清人物眾多，學術界尚無人對其做專門研究。本文擬對姚錫光的生平做初步的梳理，重點研究《東方兵事紀略》的思想內涵、編纂特色和學術影響，不妥之處，敬祈賜教。
01姚錫光的生平
姚錫光（1857-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蘇丹徒人。1877年1月到1882年2月，由李鴻章舉薦，隨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當過駐日本領事，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社會變化有了初步瞭解，為他後來撰寫《東方兵事紀略》和《東瀛學校舉概》埋下了伏筆。1885年，考取光緒乙酉科拔貢，1888年中式光緒戍子科舉人，1889年考取己醜科內閣中書。1886年，「錫光始役津門」，供職於李鴻章幕府，頗受李鴻章器重。但是入幕後，姚錫光對李鴻章在朝鮮問題和甲午中日戰爭中的「避戰求和」方針頗有微詞，並數次向李鴻章條陳意見。他在上李鴻章說帖中說：「錫光於丙戍始役天津，見朝鮮之禍蘊蓄之深，關係之重，非可言喻，疊於丁亥春夏間上兩說帖，以要合肥相國，每謁見必陳朝事；相國不之審。約七歲而東方之難作，舉我所策以先發制人者，而人果持其術以毒我，區畫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為之時，竟無法牖當道之胸，而作先事綢繆之計。今者朝鮮既覆，而我東三省之禍遂等剝虜。誰生歷階，至今為梗。偶檢存稿，令人憤懣欲絕！」可見，姚錫光對李鴻章「和戎」政策的不滿。在姚錫光看來，朝鮮問題是甲午中日戰爭的導火索，如果李鴻章能夠虛心聽取幕僚的建議，早做防禦，則可能「利害相反」，攻守之勢異也，這些思想和見解在後來寫的《東方兵事紀略》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894年，他在鎮江守孝，中日戰爭爆發，他應李鴻章之召趕去北方，在天津、山海關、秦皇島等地參預軍事。1895年1月到3月，姚錫光在山東巡撫李秉衡幕府任職，並再次向李鴻章上《陳進兵朝鮮大略情形說帖》，表明他對中東戰事的看法。由此可見，在姚、李關係中，姚錫光既感激李鴻章的重用提拔，又能堅守幕僚的責任。甲午中日戰爭後，他將軍中見聞和感受寫成《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詳細記述戰爭經過。1895年9月，經前署兩江總督張之洞調赴江南，和外籍專家視察長江下游各炮台，寫成《長江炮台芻議》，成為後來整頓、建設各炮台的依據。1896年正月，經湖廣總督張之洞調赴湖北，派充自強學堂總稽查。1897年，張之洞以「練兵必兼練將，而練將又全賴學堂。......故武備事宜，尤以設立學堂教育將材為首務」為由，以王秉恩為總辦，錢恂為提調，姚錫光為總稽查，創辦湖北武備學堂以「儲備將才」。該校第一屆招生極為轟動，陸續報名投考者竟達四千餘人。經挑選，擇「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120名為學生，入堂學習，學制五年，開設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和營陣攻守轉運等課。
1898年2月，張之洞派姚錫光到日本考察學制。他要求姚錫光將各種學校選材授課之法，以及武備學分槍、炮、圖繪、乘馬各種課程，或隨時筆記，或購章程賫歸，務詳勿略，籍資考鏡。姚錫光在日本對陸軍省和文部省各種學校進行了全面考察，回國後向張之洞作了彙報，並將在日本考察教育的見聞寫成《東瀛學校舉概》，主要介紹日本近代的學制和教育思想，該書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一定影響。姚錫光這次日本之行，開創了官員考察西方教育的先河，對中國近代新學制的形成起了鋪路作用。1899年到1901年，歷任內閣中書、安徽石埭、懷寧、和州等州縣官，經安徽巡撫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備學堂提調。在皖期間，姚錫光厲行新政，妥善解決民教衝突，發展農業生產，建立地方軍事組織，加強地方治理，捐款贊助皖省藏書樓，特別是面對1901年長江特大洪水，措施得當，處理有方，採取賑災和自救相結合的方式，將損失降到較小程度，避免了流民的出現和農業生產的停滯。更為難得的是，他將在皖基層執政的經驗和皖省的保甲團練、賑災、民教衝突等地方社會史料記錄下來，為後人研究清末皖省社會政治情況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903年2月24日，經吏部帶領引見，本日奉旨：姚錫光照例發往。當經管學大臣奏留京師，充大學堂副總辦。1904年4月，請咨到省。5月，經北洋大臣袁世凱檄委發審公所監督。7月，兼充北洋大學堂總辦。8月，經練兵處王大臣派署軍政使副使。1905年5月，奉檄前赴東部蒙古卓索圖盟一帶，考察墾牧、蒙鹽各等情形。7月，回處呈覆。7月5日，經練兵處王大臣奏補軍政使副使缺。本日奉旨：依議。12月21日奉旨：姚錫光著賞給副都統銜。欽此。12月，經肅親王奏請，隨同考察東隨同考察東西盟蒙古事件。1906年5月回處。9月23日，經陸軍部憲堂派充練兵處提調。1906年，朝廷「議設川滇邊防大臣，命錫光肩厥任，錫光以資淺辭」。1908年，撰《籌邊芻議》，申明作者對於西藏的態度和觀點。宣統元年，陸軍部左侍郎壽勳丁憂，姚錫光改署陸軍部左侍郎。1909年2月，蔭昌署陸軍大臣，姚錫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1911年，曾參與組織帝國憲政實進會。辛亥革命後，曾任參政院參政、蒙藏事務局總裁、口北宣撫使、查撫津保被災商民專使。
1912年5月12日「五族國民合進會」在北京成立，選舉總統府邊事顧問姚錫光為會長，漢人趙秉鈞、滿人志鈞、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寬、藏人薩倫為副會長。1912年6月至12月，為民國中央政府遣藏勸慰使，因受英印當局阻撓，滯留印度。1916年，任弼德院顧問大臣。1923年6月，曹錕擬利用國會賄選總統，當時反直聯盟欲使賄選失敗，姚錫光為曹錕出謀劃策：「組織公民團監督兩院，而公民團必須做猛虎在山之勢，使之有所忌憚，這樣一則可以破中立者觀望之迷，一則抑反對者囂張之焰」。曹錕對姚錫光的計策十分贊同，認為其「深識遠慮」。
從以上生平介紹中，不難看出姚錫光之所以能夠嶄露頭角，最終成為樞府一員，同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善耆等人的極力保舉和推薦關係密切。沒有李鴻章的推薦，他很難獲得最初出使日本的機會，也就很難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而且也沒有機會成為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張之洞則是姚錫光事業發展的引路人，他給姚錫光提供了充分發揮才能的政治舞台；袁世凱和善耆則為他走入中央權力機構起了重要作用。時勢造人，姚錫光之所以能夠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留下精彩一筆，在軍事、教育、民族等領域留下豐富的歷史遺產，和晚清急劇變動的時代有關，同上述諸人推薦有關，同他自身的努力有關。
02匠心獨運，改造體例
《東方兵事紀略》是作者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割地賠款「痛深創劇」的打擊下，為「明恥」而作的富有愛國思想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該書醖釀於1895年，1897年刊於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為：釁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東篇第三；金旅篇第四；遼東篇第五；山東篇第六；海軍篇第七；議款篇第八；台灣篇上第九；台灣篇下第十；表第十一（未刊）；圖第十二（未刊），共計8萬多字。這部書敘事平實、生動，記載全面、周詳，是當時人記載甲午戰爭史的權威之作，也是全面記載甲午戰爭最及時的著作之一，該書不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而且從體例方面也體現了作者的匠心。
從體例方面而言，這部書的主要成就和特點表現在：抓住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特點，對史事的取捨得當，將複雜的史事條理化，寫出了甲午戰爭發展的階段和特點。
甲午戰爭是日本走上資本主義以後，隨著國力的強盛而發動的侵略中國的戰爭。戰爭的遠因實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步步試探和挑起事端開始。作者設《釁始篇》簡略地記述了中日之間的交往歷史，重點記敘了琉球事件、江華島事件，和日本因東學黨起義而派兵侵略朝鮮的全過程，體現了作者詳今略古的撰述思想。在對事件起因的記述中，突出了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推行的「大陸政策」是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指出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戎心」由來已久，「禍患之來，非一日之積也」。並對當局在外交和軍事上的妥協退讓，應對無方有所披露，如說：「我兵消遙牙山，世凱、志超屢電請濟師，不報；求歸，不許，且戒勿近王京，攖日人鋒」。作者把當局在朝鮮問題策略的失誤視為助長日本迅速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原因。作者以《釁始篇》記載甲午戰爭的起因為第一階段，抓住對甲午戰爭的爆發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把它們放到中日交往的國際背景下來考察戰爭發生的經過和原因，重點突出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和清朝政府的妥協退讓方針是造成戰爭迅速爆發的原因。作者能透過複雜的歷史事件，抓住問題的核心，表明作者具有較高的歷史見識。
作者對甲午戰爭經過的記載，更能體現作者處理複雜歷史事件的水平。甲午戰爭於1894年6月的牙山戰役爆發，到1895年2月威海衛淪陷止，中日雙方經過三個階段的海戰和陸戰，大的戰役計有近十次，包括平壤陸戰、黃海海戰、金旅之戰、威海衛之戰等。這次戰爭頭緒紛繁，涉及眾多的人和事，以及雙方的軍事部署，戰爭中的戰略、戰術，當時的國際形勢，要想完整地勾勒戰爭的全貌，不費筆墨是無法做到的。作者以《援朝篇》、《海軍篇》等六篇文字，詳細記載了戰爭的全貌。為了更好地反映複雜的歷史事件，作者在設置篇章時，著意做到：一是選擇對甲午戰爭有重大影響的戰役，如主要記載了平壤戰役、黃海戰役等；另一方面將眾多的戰役集中在地域範圍內敘述，避免了同時發生的戰爭無法敘述的弊病。可以說，內容詳盡，敘事清楚正是姚著的特色所在，也是它在同類著作中處於翹楚地位的原因。
《議款篇》寫出了甲午戰爭的結果，作者說：「光緒甲午七月朔，中國始班宣戰書。......其始固委蛇言款，蓋不得已而出於戰。當道原無備戰之心，識者固知兵氣之不振，戰局之靡終，必無以善其後，而割地償款之機已兆於先。」作者把甲午戰爭作為整體看待的，這是他能探求甲午戰爭因果嬗變之跡的前提。作者以《議款篇》和《釁始篇》相呼應，加強了事件之間的聯繫，得出的結論對後人有啓迪意義。
（一）試圖以表和圖補紀事本末體記載的闕漏。
紀事本末體史書以歷史事件為主，「因事命篇，不為常格」，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因果嬗變之跡敘述比較清楚，且敘事簡潔、明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這是它的優點。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顯的，錢穆先生對此有精到的分析，他認為這種史體往往使人、事分割；寫史多出於史家的主觀，史家根據自己的標準來立目和取捨材料，易掩蓋歷史的真相等等。為了彌補這種史體的不足，晚清史家對這種史體進行了積極地改造，出現了以紀事本末體為主，以其它體裁為輔，多角度、多層面反映歷史進程的新趨勢。從姚著《東方兵事紀略》的序言和目錄中，表明作者力圖以表、圖補紀事本末體記載之不足。《序言》中說：「（《東方兵事紀略》）首以《釁始》，終以《台灣》，並證以表圖。」目錄注明表、圖，惜未刊行，致使後學無法深入研究他的編撰思想。不過，從《序言》和目錄來看，姚錫光試圖突破紀事本末體單一體裁的弊病，這種設想本身就是對紀事本末體編撰思想的發展。
（二）互見法的使用。
互見法是中國傳統史學在敘述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人物時，為了前後照應，節省篇幅，生動、傳神地勾勒人物形象，描繪歷史事件而採用的一種史學方法。《東方兵事紀略》在許多篇中都採用互見法敘事，茲舉一例以為證明。如在《釁始篇》說明中國援朝的原因、過程：
朝鮮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國。鴻章奏派葉志超率兵三營東援，屯牙山，（詳見《援朝篇》）並告日本援朝師期，循十一年約也。
在《援朝篇》對於這件事敘述道：
二十八日，朝鮮全羅道會城陷於‘賊’，請援電至，（詳見《釁始篇》）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盧榆防兵四營往援。
這樣，對於同一件事，前後相互照應，作者可以根據每一篇內容的要求，決定敘述的詳略。《釁始篇》主要強調朝鮮因東學黨起義，要求中國派兵援助，以及中日圍繞朝鮮問題引起外交鬥爭，敘述的側重點在中國出兵的原因和交涉方面，故有“乞援我國”和“循十一年約”說明出兵理由的敘述；《援朝篇》主要突出援朝的具體過程，以及軍事方面的部署等，因此對出兵理由的敘述只有「請援電至」一句話。所以，使用互見法處理同一件事，既可以使史事相互照應，又可以收到言簡意賅的效果。同時，使用互見法的價值還表現在它可以增強事件之間的聯繫，避免紀事本末體作者根據主觀需要強立事目，造成對事件關聯性的割裂。就中國出兵朝鮮這件事，在姚錫光撰寫的《釁始篇》和《援朝篇》中，採用互見法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弊病。
03「明恥教戰，以雪國恥」
姚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是最早全面記載甲午戰爭全過程，充滿愛國思想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從史學思想來說，這部書顯著特徵就是為「御侮」而作，表達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東方兵事紀略》作為一部「明恥教戰，以雪國恥」的史書，姚錫光試圖通過對甲午戰爭全過程的記錄，探尋甲午致敗之由，激勵國人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紀略》的愛國主義思想具有辯證的特點。甲午戰爭時期的愛國主義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無數志士仁人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迸發出強烈的民族感情，表達出對整個民族命運的關切。《紀略》的著述體現了對民族命運的憂思：
甲午乙未之間，中東一役，我師屢挫，致棄台灣，償巨款，痛深創劇，幾致露根，此我中國宗社安危之機，且東方人類存亡之鍵也。
姚錫光把甲午戰爭看成「東方人類存亡之鍵也」，表明他對這場戰爭的危害，以及戰爭對中國歷史命運的影響，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希望國人以甲午戰爭為契機，「遠徵上古，近鑒泰西」，從中外戰爭中總結經驗教訓，「所以生其怒敵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氣」。他認為失敗不為恥，重要的要有「明恥」之心與「雪恥」之道。這是他的愛國思想中積極的一面，但是，作為封建官僚，姚錫光具有強烈的「天命」和「忠君」思想，因而對於如何「雪恥」，姚著《紀略》沒有提出明確的辦法，《序言》中也只是籠統地提出「以太祖之心為心，以乙末四月詔書之志為志，以冠帶之倫，神明之胄，覆亡之懼為懼」。其「雪恥」的辦法，沒有擺脫“天命”思想和皇朝武功的藩籬。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紀略》的愛國思想和忠君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
（二）姚著《紀略》的愛國主義思想鮮明地體現在對甲午戰爭勝敗原因的分析上。基於對民族存亡的擔憂，作者記述和分析甲午戰爭的勝敗原因，把它作為一條線索貫穿在《紀略》的著述中，其意義在於激勵國人的反侵略鬥志。《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於探索「我所以致敗之由，於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認為：「今中東一役，乃封疆大吏、將帥之臣，內無整軍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之節」，是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之一。他從以下三個方面將戰爭失敗的原因做了深入、細緻的剖析：
首先，清政府在戰爭中沒有抗日到底的決心。操縱清政府實權的以慈禧為首的後黨，始終推行妥協投降的政策。戰前，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戰爭進行時，正如姚錫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蓋不得已而出於戰。當道原無備戰之心，識者固知兵氣之不振，戰局之靡終，必無以善其後，而割地償款之機已兆於此。
清政府「無備戰之心」，正是戰爭失敗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擊中問題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執行者、指揮者李鴻章在軍事上堅持「避戰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針，不積極備戰，也是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戰爭前，圍繞朝鮮危機，李鴻章在處理朝鮮問題的策略上以「和戎」為主，寄希望英、俄調停，對戰事不作準備，喪失戰爭的主動權。戰前，瑞芬分別緻總署和李鴻章書，建議邀請英、美、俄協同保護，李鴻章對此十分認同，稱此計「可稱老謀深算」，對總署「朝鮮為我藩屬，求鄰國保護不合體例」的批示，李認為「失此機會，甚為可惜」，表明李為了保存北洋海軍的實力，從洋務外交路線出發執行避戰求和的錯誤指導方針。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鮮內政」之名，續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據要害」，「世凱、志超屢電請濟帥，不報；求歸，不許，且戒勿近王師，攖日人鋒。」姚錫光採用隱諱的說法，沒有直接指名李鴻章「不報」、「不許」，但聯繫下文「鴻章不欲戰」，和李鴻章的權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報」、「不許」，實際上仍是其「避戰求和」方針的表證，致使助長日人的氣燄，「知牙山兵力單薄，乃決計尋釁」，而「我牙山之軍孤露無援」，遂有成歡之敗。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仍是被動應戰，缺少戰爭決心，特別是當旅順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請全力出援時，「鴻章詈之，謂：『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數只船，余非汝事』。」結果是旅順威海失陷，海軍被殲，海防全失。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列數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有咎十二點，確實李鴻章對戰爭的失敗難辭其咎。姚錫光在《紀略》里，沒有直接指摘李鴻章「避戰求和」的指導方針，但還是基本上實錄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聯繫《序文》對「封疆大吏，將帥之臣」的批判，《紀略》並不如某些論者所說的對於「封疆大吏，將帥之臣」的李鴻章應負何責，無一語及之。客觀地說，《紀略》，特別是《海軍篇》有為李鴻章曲筆回護的嫌疑，但並不能說在總結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時，對李鴻章應負何責，無一語及之，上述的例證表明瞭作者的態度，即委婉地表達對李鴻章用兵方略的不滿。
再次，清軍紀律渙散，將領之間的相互牽制，軍事策略的失當也是造成戰爭失敗的重要因素，《紀略》以相當的篇幅真實、客觀地記錄這部分的內容。如記載清朝派四大軍入朝鮮，朝鮮民眾夾道歡迎，犒賞我軍，「而我軍士殘掠，毀器皿，攫財物，役丁壯，漁婦女，汝貴軍猶甚，朝民大失望。」由於我軍紀律渙散，使朝鮮民眾深感失望。再如記載軍事策略上的失當：
我平壤軍不直趨王京，分道爭利，又不擇險分屯，互為策應，以絕覬覦，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炮而守。及志超至軍，彌庸懦，無佈置，識者憂之。
以上記載清楚地表明平壤駐軍在軍事策略上的失誤，其一表現在本應趁日軍在王京（漢城）立足未穩、兵單勢支之時，主動出擊，爭取在戰略上取得主動；其二，即使守平壤，也應該在城四周「擇險分屯，互為策應」，而不能「置酒高會」，疏於防範，「困守孤城」。具體戰役的策略失誤，實際上是清朝統治集團「消極避戰」方針的結果。再如陸軍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記敘姜桂題被推為統領，「諸將互觀望，莫利前擊敵。」姜系淮系將領，且「庸才，無能為」，湘系將領對其指揮不服。《海軍篇》揭示了以丁汝昌為首的北洋和劉步蟾、方伯謙等「閩黨」之間的矛盾，致使海軍在海戰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戰役的勝利。
甲午戰爭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上，日本經明治維新後，逐漸發展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國外市場，日本傾全國力量進行侵略戰爭，軍事策略上進行了長期地準備和周密的計劃。清朝雖進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但由於在封建體制下進行，並沒有達到「求強」、「求富」的目的，軍事、科學技術的落後導致戰爭的失敗。主觀上，清政府官僚政治的腐敗及推行「避戰求和」的方針，也是戰爭失敗的主觀因素。《紀略》分析甲午戰爭的敗因，當然不可能象今人一樣能準確揭示出戰爭失敗的本質，分析也不夠全面、深刻，還有些地方因為作者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存在「諉過」和「曲筆」現象。但是，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否定《紀略》的價值。歷史主義的態度是，《紀略》總結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目的是為了「資鑒」，為了激勵國人的愛國熱情，故云：「以上追古人明恥之風，並以當法人油繪木表之意......昭示國人所以生其怒敵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氣」。《紀略》著於民族覺醒的大背景下，書中反映的「御侮」思想是當時時代潮流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紀略》的愛國主義思想還鮮明體現在，熱情謳歌了在海戰和陸戰中英勇獻身的民族英雄，鞭撻了那些貪生怕死、畏葸顧位、消極避戰的民族敗類。「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民族的最深厚的感情。」在甲午戰爭中，則表現為當中國的海防和陸防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在戰場上是英勇抗擊帝國主義，還是畏首畏尾、妥協投降？《紀略》生動、簡練地記述這方面的內容。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海戰中表現十分英勇，當旅順危急之時，「汝昌知旅順墮則北洋門戶失，大局震動，罪且不測，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威海南北炮台失陷後，妥協、投降的氣氛在官兵中佔了上風，面對此情，丁汝昌謂：「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睹此事。」並下令沈船，「仰藥自裁。」丁汝昌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正是愛國主義的極好體現。再如，對愛國將領鄧世昌在黃海海戰中表現的記載。海戰進行兩小時左右，北洋艦隊處境極為不利。為保護旗艦的安危，鄧世昌寧願犧牲自己，他對幫帶大副陳金揆說：「倭艦專恃吉野，苟沈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於是，命令致遠向吉野撞去。後人有：「雷轟水底驚舟覆，血濺江山逐浪流！」這是對鄧世昌與船同殉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高度贊揚。對於葉志超、宋慶等人不積極抵抗，望風而逃的可恥行徑，作者予以據實記載，不加諱飾。
04史料價值和學術影響
姚錫光所著的《東方兵事紀略》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獻價值。該書從史料來源上，有源於親身見聞的，正如《序》中所說：
錫光曾於役天津，復佐山東戎幕，自甲午夏迄乙末春，往來遼碣，南歷登萊，於前敵勝負之數粗有見聞。
海戰時，姚在山東巡撫李秉衡署中，曾來往渤海一帶，調查訪問，將親身見聞採集到的第一手材料熔鑄成篇，增強了這部書的史料價值。姚錫光如何親赴前線蒐集第一手材料，從姚錫光留下的著作中沒有確切的記載。不過，從《金旅篇》、《奉東篇》、《遼東篇》和《山東篇》的敘述中，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些篇章不僅對戰爭過程、戰略、戰術敘述十分全面和具體，更重要的是對軍事地理、軍事裝備比同類著作敘述也更加完備、周詳。如對旅順口地理情況的敘述：
蓋旅順口門最狹，（寬僅九丈，由船塢石堤橫量至老虎尾炮台徑十一丈七尺。）形如撲滿，而水深二丈以外，內澳約週四十里，可容鐵甲兵輪。
試想作者要是沒有親履前線，對地理情況的敘述怎會如此周詳，不差分毫？姚著《紀略》的價值，和姚錫光利用幕僚的身份蒐集材料關係至為密切。同時，作者還十分重視「公文軍電僚友私函」，以及口碑史料，包括皇帝的上諭、臣僚的奏折、中日之間的外交文書、電報，以及僚友之間的信函等。史料蒐集的繁富，是姚錫光能全面記載甲午戰爭全過程的基礎，也是這部書能夠受到後世學者關注的原因之一。
姚著《紀略》的價值還體現在，彰顯愛國主義精神，是最早全面系統地記載甲午戰爭的代表作。《序言》中流露出深刻的民族覺醒意識和「御侮圖強」的反侵略思想，作者希望以甲午戰爭史的記述激勵民眾的愛國熱情。作者將愛國主義思想貫穿到《紀略》的著述中，其表現前文已有論述，不再贅敘。《東方兵事紀略》成書於1897年，距甲午戰爭結束只有二年時間，可以說是最早記載甲午戰爭的著作之一。同其它甲午戰爭綜述著作相比，《紀略》內容詳盡，體系清楚，敘述完整、得體，是完整地記錄甲午戰爭的代表作。其它著作如《中東戰紀本末》，由於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持編譯，材料錄自當時新聞或得自友人通訊，蔡爾康編譯時不注意體例，因而書的體例混亂，內容很雜亂，史觀方面也有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意味，向不為治甲午戰爭史的研究者重視。易順鼎的《盾墨拾余》和曹和濟的《津門奉使紀聞》得自親聞，但二部著作都是對甲午戰爭某一部分的記敘，沒有完整地記錄甲午戰爭的全過程。邵循正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一）節錄上述三部著作，卻全文收錄《東方兵事紀略》，在《甲午中日戰爭·敘例》中編者說：
首篇《東方兵事紀略》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敘述系統相當清楚，對瞭解中日戰爭實況幫助不小，故將它全部採錄。
編者對《紀略》來源的觀點似可商榷，不過編者認為它對中日戰爭實況有幫助，確是比較中肯的意見。
作為一個封建官僚，姚錫光因為自身的立場和當時的環境，對當時人和事的記述有失真之處，突出表現在《海軍篇》對李鴻章的妥協外交及其造成的後果雖有實錄，卻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李鴻章的妥協外交造成了中日戰爭的失敗。考姚著成於1897年冬，序文所云：
蓋在官文牘，每以隱飾，而掩其真。私家記載，又以囁嚅，而喪其實，甚或援尊親之義，為曲諱之文。
表明作者撰寫紀略的動機，意欲改變官、私記載「掩其真」、「為尊者諱」的弊病。作者追求史料的真實性，在《紀略》的許多篇章中都有所反映。但在如何處理李鴻章和甲午戰爭失敗關係方面，作者並沒有將「秉筆直書」原則貫徹到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姚著《海軍篇》以其刊行時間太較早，不無對當時人物環境有所顧慮之處。姚曾為李鴻章幕僚，與李交誼甚深。姚著1897年刊行時，李雖非直隸總督，然仍為文華殿大學士，慈禧太后對李鴻章寵信有加，所以姚著《海軍篇》所述海軍致敗之由，著意於海軍訓練不精，紀律廢弛，閩人結黨脅帥等等，而對於真正應該負戰爭責任的李鴻章曲筆隱諱。「書法不隱」、「秉筆直書」本是撰述的基本原則，歷代史家懸「直書」，修「信史」為鵠的，然真正能「不盡其天而益其人」，修成傳世信史卻並不多。姚雖欲「辭宗丘明，直歸南董」，但他作為封建史家和官僚階級，其「直道」最終還是要服從「名教」的。劉知幾謂：「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這是對姚著隱諱的最好注腳。
我們認為應該辨證地看待姚著的史料價值：一方面，《海軍篇》確有為達到給李鴻章推卸戰爭責任曲筆記載的情況，但對李鴻章在戰爭中的表現也有所「實錄」，故對其史料價值不能全盤否定；另一方面，姚著的其它篇章還是比較客觀、全面地反映了歷史的實際，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東方兵事紀略》成書於1897年，該書刊刻後，首先在學術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書出之後，文廷式評說：姚氏「所作，較翔實矣。然詳於閫外，而略於朝廷，此其見聞之不及，無足怪者」。劉聲木對該書評價較高，他說：「竊謂言中日戰事者，實以此書為最佳。敘事固翔實，文筆亦雅潔，迥非他書所可比擬。」熟知甲午戰爭的羅惇曧評價說：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為最詳盡，而筆墨頗病冗碎，余既略有所聞，更就當時軍中者考證焉，乃取姚略有變易簡括之，遂成斯編。
羅氏系和姚錫光同時代的人，他認為《東方兵事紀略》記載甲午戰爭最詳盡，其評價是中肯的。他們的評價揭示了姚著《東方兵事紀略》的價值，擴大了它在學術界的影響，後世治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均奉《紀略》為圭臬。早期著作如趙爾巽的《清史稿》、黃鴻壽的《清史紀事本末》敘述甲午海戰時，援引姚著《海軍篇》作為依據，對甲午戰爭人和事的記敘、評價受到姚著影響。範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也受到《東方兵事紀略》的影響。台灣著名學者蕭一山先生，是現代清史研究的權威，所著《清代通史》，流行盛廣，對國家、民族影響殊劇。蕭先生述評甲午海戰一事，亦以姚著為藍本、受姚著之影響。由此可見，《東方兵事紀略》對中國近代史、通史、外交史、軍事史研究均有很大的影響，它所確定的甲午戰爭史的敘述體系和框架，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仍為史學界所沿用。客觀地說，它給後人研究甲午戰爭史提供了比較完整、系統的材料，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甲午戰爭史首選的史料之一。
本文原刊中國出版史研究202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