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與古籍保護
趙萬里與古籍保護
肖玲
摘要
趙萬里是我國著名圖書館學家、版本目錄學家，從事古籍保護工作五十餘年，是我國古籍保護事業發展的見證人和卓越貢獻者。文章圍繞趙萬里的家庭背景、學習經歷、工作經歷以及友朋交往，分析他與古籍保護結緣淵源，從推動珍貴古籍收歸公藏、促進古籍版本目錄研究、重視古籍原本原貌保護、加強珍稀古籍宣傳推廣、助力優秀古籍傳承利用以及培養古籍保護專業人才六個方面，梳理趙萬里對古籍保護的顯著貢獻，旨在弘揚和傳承趙萬里的榜樣精神，助力中國古籍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趙萬里；古籍保護；古籍整理；圖書館學家
0引言
1998年，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的親屬將他留下的名家尺牘、著作手稿、金石拓本等共460種2 000多件，捐贈給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在這批珍貴的文獻之中，有8封尺牘來自趙萬里。趙萬里（1905-1980年），浙江海寧人，字斐雲，別署芸盦、舜盦等，著名圖書館學家、版本目錄學家，從事古籍保護工作五十餘年，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是我國古籍保護事業發展的見證人和卓越貢獻者。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程煥文說：「全部圖書館的歷史實質上是圖書館人本身的歷史。無論是在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中，還是在圖書館實踐活動中，人的問題始終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忽視了對人的研究，忽視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視了曾有所創造的人們的作用，實質上也就是抹殺了圖書館學術和圖書館事業。」［1］作為古籍保護事業發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趙萬里對古籍保護作出的突出貢獻值得我們回顧與關注。
目前，學界圍繞趙萬里的研究已經產生了一批優秀成果。冀淑英、張志清、劉波主編的《趙萬里文集》［2-4］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的《趙萬里文存》［5］，收錄了趙萬里豐碩的學術成果，充分展示其精深的學術造詣，為研究趙萬里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的《趙萬里先生紀念文集》［6］，收錄趙萬里家人、朋友、同事和學生發表的紀念詩文，從不同角度總結其學術成就和事業貢獻。劉波著《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7］和《趙萬里傳》［8］，完整勾勒了趙萬里的人生軌跡與學術思想發展歷程，為瞭解其生平提供了詳細的參考。虞坤林整理了趙萬里人生中的主要活動，涵蓋其生平、學術以及圖書館事業發展脈絡［9］。趙深介紹趙萬里生平、求學以及工作經歷，從家人的角度呈現其生活中的某些細節［10］。沈乃文［11］、宋文燕［12］、路璐［13］、石祥［14］等人探討了趙萬里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研究方法、成就貢獻和學術特點；劉暢［15］、楊傳慶［16］、陳水雲［17］等人突出呈現趙萬里詞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臧其猛［18］、韓旭［19］分別對趙萬里在輯佚學和金石學方面的研究貢獻進行了評述。劉波［20］從師生情誼、整理遺書、學術傳承三個方面，展現趙萬里和王國維在生活和學術道路上的交集與傳承；劉波［21］、柳向春［22］、孟繁之［23］、徐銜［24］分別考釋趙萬里和朋友的來往書信，分析他們之間的濃厚友誼與學術合作。
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趙萬里進行了研究，雖然都關注到他對古籍保護的貢獻，但總體來看，系統、全面地介紹其古籍保護成就的單篇論文目前依然缺少。為此，本文從古籍保護視角，圍繞趙萬里的家庭背景、學習經歷、工作經歷和友朋交往，探尋他與古籍保護結緣淵源，梳理他在古籍蒐集搶救、書目編制、保存修復、宣傳推廣、整理開發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實踐和突出成就，以期弘揚和傳承趙萬里的榜樣精神，激勵更多的古籍保護工作者向他學習，推動我國古籍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
1趙萬里與古籍保護淵源
趙萬里一生與古籍結緣，他在古籍蒐集、整理、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與其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工作經歷以及友朋交遊是分不開的，家人、老師、同事和朋友對趙萬里的成長以及人生道路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1.1 書香家庭培養深厚的國學興趣
1905年，趙萬里出生於浙江海寧的一個書香家庭。祖父趙承鼎坐館授徒，父親趙宗孟擅長書法。祖父趙承鼎和母親張順媛對幼年時期的趙萬里影響較大，祖父教他學習《四書》，母親教他識字背詩，學齡前他已經認識一千多個字，能夠背誦幾十首唐詩［9］。書香風氣良好的家庭環境培養了趙萬里深厚的國學興趣。
1.2 學習經歷奠定古籍保護知識基礎
1911年，趙萬里入讀海寧達才小學，學習勤奮，成績優異。1917年，趙萬里考入嘉興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學習用功，各科成績皆名列前茅，尤其喜歡中國文學和史學。少年時代的趙萬里已經具有強烈的愛書護書意識，「有次在雨天的星期日，他向別人家借得一部《三國志》，高興地捧書回家，足穿釘鞋，不意滑跌一跤，左邊眉心碰破，但書卻高高舉著沒有污損」［10］。
1921年，趙萬里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國文系，師從著名戲曲理論家和詞曲作家吳梅，系統學習詞曲學。他勤奮刻苦，學習自覺，後來為北京圖書館館員授課時曾回憶，「在南京讀書時，費盡千辛萬苦得到機會，允許到丁氏八千卷樓內看書，為了多看書，中午不返校吃飯，只吃一兩個炊餅，這樣堅持了一年的時間」［6］56-57。大學時期，趙萬里生活簡樸，經常節省零花錢購買書籍，「每次回家都帶回很多線裝書，到後來他的臥房幾乎成了小書庫，書的積累日多，排列也井然有序」［10］，有時他還手抄自己喜愛的書籍，漸漸養成愛書藏書習慣。
1925年，趙萬里經老師吳梅推薦，到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拜著名國學大師和詞作家王國維為師，任其助教。王國維博學多才，治學嚴謹。在他的熏陶培養之下，趙萬里不斷豐富史學、文學、戲曲、金石、版本、目錄、校勘等領域的知識儲備，學術造詣逐漸提升，並養成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這些為他後來從事古籍保護工作、形成從嚴求實的工作作風奠定了堅實基礎。
1.3 工作經歷豐富古籍保護實踐經驗
1927年，王國維辭世。趙萬里失去恩師，萬分悲痛，開始整理、編寫恩師遺作和年譜，編寫了《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王觀堂先生校本批本書目》《王靜安先生年譜》等，為後人研究王國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1928年，經陳寅恪介紹，趙萬里到北平北海圖書館（1929年併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五十餘年的圖書館生涯，期間歷任中文採訪組組長、善本考訂組組長、編纂委員會委員、購書委員會委員、善本部主任等職。趙萬里剛參加圖書館工作時，著名版本學家、文物鑒定家徐森玉擔任善本部主任。徐森玉學識淵博，精通版本、目錄、金石、書畫等諸多領域。在徐森玉的指導之下，趙萬里結合館內豐富的善本藏書和訪書時所見的珍貴古籍，反復學習和實踐，深入研究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在古籍採購、編目以及研究等各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學術水平更加精進。
1.4 友朋交往提升古籍保護研究能力
趙萬里在擔任王國維助教和任職圖書館善本部期間，結交了許多學者、文化名人和藏書家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陳寅恪、容庚、葉恭綽、馬衡、余嘉錫、夏承燾、周叔弢、張元濟、鄭振鐸、馬廉、傅增湘、瞿鳳起等。趙萬里與他們亦師亦友，互相切磋，相互成就，學術視野不斷拓寬，古籍保護研究能力與日俱增。
趙萬里與朋友之間的交流，包括當面溝通和書信往來，內容大多與書相關。如趙萬里與容庚的兩函來往書信，一函為趙萬里致容庚，「希白大兄：手示並《殷虛類編》均已收悉。《滿鮮歷史地理報告》如已借來，請即派人帶下為叩。王先生《金代長城考》一文，須俟參考《滿鮮史地報告》後，再行謄出也。《古籀余論》已付梓未？兄如少暇，弟亦願代兄任校字之役，何如？專此即請著祺！弟里頓首。三月廿二日上午十時」［25］。另一函為容庚致趙萬里，「斐雲兄：久未通訊，伏惟起居清適。茲有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戴裔煊兄至京開會，欲乘便借觀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特為介紹，希予接洽，不勝感荷，此致敬禮。弟容庚上。六月十四日」［24］。兩函書信內容簡短，沒有過多客套話語，而是直奔借書、抄書、著書、校書以及介紹友人閱書等主題，由此可見趙萬里與容庚私交甚篤，書是他們之間最主要的話題。
2趙萬里對古籍保護的貢獻
2.1 勤訪敏求，推動珍貴古籍收歸公藏
20世紀上半葉，時局動蕩，戰火頻繁，不少私家舊藏四處散佚，大量珍本秘籍流失海外，造成無法輓回的損失。趙萬里任職於圖書館，工作使命和圖書館職責使然，均要求其蒐集、保存古籍。
2.1.1 採購古籍
趙萬里參加圖書館工作之後，傾注大量精力採購古籍。他辛勤地到各地訪書、購書，讓不少散落民間或面臨流失海外風險的珍貴古籍得以回歸公藏機構。1930年8月的《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記載了其採購古籍一事：「國立北平圖書館以江南書價較廉，且多善本，於七月間派館員趙萬里君赴寧、滬、蘇、杭各地，採訪古書。所獲甚多，業經運平，編目後即可供眾閱覽。」［7］76
因經費缺少和交通不便等種種原因，趙萬里為採購古籍付出了諸多艱辛和努力。1930年10月，他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目錄》引言中說：「年來舊槧益稀，書價騰貴，以雲探訪，洵屬匪易。又復限於經濟，捉襟見肘。其間辛苦備嘗，夤夜奔走，遠窮海外，近出南中。」［2］403寥寥數語，讓人深感採購古籍之艱難。訪書期間，遇到未曾見過的珍稀古籍，趙萬里記錄其行款、序跋、藏印、刻工、紙墨等相關信息，以備後用。《芸煙過眼新錄》《芸盦群書經眼錄》《上海涵芬樓藏書經眼錄》等，都是趙萬里勤訪勤記留下的寶貴資料，成為後人瞭解這些珍貴古籍的重要參考。
為使更多古籍收歸公藏，趙萬里不僅自己竭力蒐集採購，而且動員更多人參與其中。1956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談北京的古舊書業》，建議相關領導重視古籍採購工作：「積極派人到各地去採購圖書，要到大城市去，也要到中小城市和鄉間去，廣為宣傳，防止各地有價值的書刊流入造紙廠或制爆竹的作坊中去。」［3］4871959年，他在《文物》雜誌發表《古刻名鈔待訪記》，介紹待訪古籍的版本和行款等信息，提請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過程中留心蒐集，「以便讓更多的古代重要文獻資料能夠早日被發掘出來為科學研究服務」［3］541。
2.1.2 推動藏家捐贈圖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國家鼓勵藏書家捐獻珍貴圖書文物，不少藏書家紛紛把家藏珍貴古籍捐贈給國家，極大地豐富了公藏機構的古籍藏量。趙萬里與很多藏書家有交往，在推動藏書家捐贈圖書方面也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如1950年至1951年，他與同鄉宋雲彬多次造訪浙江海寧籍藏書家蔣鵬騫，推動、商洽「西澗草堂」「衍芬草堂」藏書捐贈給國家之事。後來，蔣氏族人在瞭解國家文物政策之後，將幾經戰亂、數度轉移的全部藏書捐獻國家［6］21。
1951年8月，趙萬里撰寫《〈永樂大典〉展覽的意義》，宣傳人民政府保護珍貴圖書的政策，贊揚收藏家們捐獻圖書的傑出表現，「單就圖書而論，近二年通過文物局送到我館來的，就有不少名貴的孤本秘笈，如瞿濟蒼、鳳起、旭初三先生捐贈的宋刻《春秋左傳註疏》等六十二種，翁之熹先生捐贈的明抄《北堂書鈔》等二百一十九種，傅忠謨先生捐贈的宋刻《資治通鑒》和宋抄《洪範政鑒》，丁惠康先生捐贈的宋刻《東家雜記》、元刻《太平樂府》等六種，趙世暹先生捐贈的宋刻《金石錄》，王仲聞先生捐贈的王國維先生全部手稿，吳南青先生捐贈的吳梅先生所藏戲曲一百八十一種」［2］197，呼籲更多收藏家加入到捐獻圖書的行動中。
趙萬里勤訪敏求，不斷豐富館藏古籍資源，成效顯著，使北京圖書館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古籍善本聚集地，傅增湘和周叔弢均給予其較高評價。傅增湘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中寫道：「袁君守和以專門名家，久領館政，任事伊始，即延趙君斐雲專司徵訪纂校之職。趙君夙通流略，允擅鑒裁，陳農之使，斯為妙選，頻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廠肆，奮其勇銳，擷取菁英。且能別啓恆蹊，自抒獨見，於方志、禁書、詞曲三者，蒐採尤勤。」［26］781-782周叔弢在1981年給黃裳的一封信中也充分肯定了趙萬里的功勞：「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庫中之書，絕大部分是斐雲親自採訪和收集，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不為過譽。」［27］
2.2 編纂書目和圖錄，促進古籍版本目錄研究
文獻書目編制既是摸清館藏文獻家底的基礎業務工作，也是圖書館服務讀者、促進文獻開發利用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學術研究者往往重視文獻書目的利用，如容庚治學就十分強調目錄的重要性。他認為，目錄是治學的階梯，「做學問的人，為了研究某個課題，只靠平日博聞強記是不夠的，必須借助『目錄』一類的工具書，才能綜觀全局，達到學術的頂點」［28］。
2.2.1 編制善本書目
1933年，在重新鑒定、甄別庫藏善本的基礎上，趙萬里編成《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收錄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所藏的宋、元、明刻本，以及精校、名鈔、稿本共3 796種，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詳細著錄各書的題名、卷數、著者、版本等信息。該書目編制具有劃時代意義，使「圖書館第一次有了既全面又可靠的善本書目，能讓所有人不管在哪裡都對圖書館收藏善本書的情況了如指掌……首次給學部圖書館以來收藏的善本書做了精細準確的明細清單」［26］10，被譽為「版本研究告別主觀性版本鑒定，邁向客觀性版本鑒定的金字塔式的里程碑」［26］10-11。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全國文化事業蓬勃發展，國家制定了收購和獎勵捐獻文物政策，書源更加豐富，通過藏書家捐贈、政府撥交以及採購等多種渠道，北京圖書館入藏的善本書籍急劇增加。為了充分反映北京圖書館善本收藏的階段性成果，便於學術研究，1959年，趙萬里主持編成《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全書八冊，主要收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入館的善本11, 348種，詳細著錄各書的題名、卷數、著者、版本、批校題跋、冊數、來源、索書號等信息，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7］397。
2.2.2 編纂版刻圖錄
趙萬里國學功底扎實，經眼無數宋元舊刻、名校精抄，版本鑒定實踐經驗豐富，對古籍版刻源流了如指掌。1959年，他主編大型書影圖譜《中國版刻圖錄》，按照版刻時代和版刻地區編排，收錄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以來歷代有代表性的雕版印刷書籍，每種均包含樣頁、圖版和精要的說明文字，涵蓋版刻特點和版本鑒定依據等內容。該書1960年初印時選書500種，含圖版662幅；1961年增訂再版時選書550種，含圖版724幅。趙萬里為該書撰寫長篇序言，系統介紹我國雕版印刷的起源、發展及特點，等同一部濃縮的中國印刷史。《中國版刻圖錄》問世以來深受學界好評，至今仍是古籍保護從業人員、學者、古籍收藏愛好者進行版本鑒定、學術研究、保護收藏的重要工具書。
趙萬里主編的善本書目和版刻圖錄價值巨大，影響深遠，推動了我國古籍版本目錄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奠定了他在版本目錄學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周叔弢對其極為贊賞：「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27］宿白在《〈趙萬里文集〉跋》中也給予其高度評價：「趙先生編纂或主編的善本書目錄、圖錄，比如1933年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59年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1961年的《中國版刻圖錄》，是20世紀中葉我國版本目錄學方面最重要的收穫，代表了當時版本目錄學發展的最高水平。」［2］503
2.3 護書修書，重視古籍原本原貌保護
2.3.1 保護館藏善本
趙萬里在圖書館工作期間，一直與善本相伴，盡心竭力做好館藏善本的保存和管理工作。為了給善本提供乾淨的保存環境，在他的帶領之下，善本書庫一塵不染［6］46；為了重點保護珍稀善本，他和同事們給宋、元精品「量體裁衣」，製作專用楠木書匣或者藍布書套［6］37；為了避免翻書方式不當造成古籍損毀，他十分講究與古籍接觸的動作。朱家濂回憶：「趙先生在看書的時候，總是把書平放在桌上，還要檢查一下桌面是否乾淨。翻葉時，用右手大指輕輕推動書的左下角書沿，絕不把手落實在書上，也絕不把書拿在手裡看。」［6］46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謀劃將北平文物精品南遷，趙萬里奔走呼籲，在各界人士支持下，竭力與當局周旋，使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得以完整保留。
趙萬里將愛護館藏善本視為自己的崇高責任。周叔弢的評價十分精當，「斐雲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真不可及。其愛書之篤，不亞其訪書之勤。嘗謂余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及矣。』其志甚壯，其言甚哀。」［27］
2.3.2 提出「整舊如舊」修復原則
古籍在流傳中往往會出現老化、斷線、霉變、蟲蛀、水漬、字跡褪色等問題。為了延長古籍壽命，趙萬里認為，「除了應該向閱覽人員加強愛護圖書的宣傳工作，把一部分罕見本和紙質脆弱容易破損的書刊照成顯微縮影，代替閱覽外，更重要的是加強裝修工作」［3］486。關於古籍修復，趙萬里認為，每種古籍的紙張材質和裝幀方式都有自己的時代背景，當一部善本書進入圖書館，如果不是十分破舊，應該盡量保持它的原狀；如果確實需要修補，則盡量恢復它的完整，保持書的原本面目，不允許「剃頭修腳」，將書的天頭地腳切去［6］52。
1949年4月，4 320卷的《趙城金藏》移送北平圖書館保存。該藏經刻於金代，藏於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為存世孤本。受保存條件所限，長期受潮，到館時大部分經卷已經無法揭開，急需修復。1949年5月，王重民主持召開《趙城金藏》修復工作座談會，趙萬里參會並提出「整舊如舊」修復原則。後來，趙萬里在主持《趙城金藏》修復工作時又親自邀請技藝精湛的裝裱師傅，尋求裝裱必需的棉紙，真正做到「只要對書有好處，什麼我都願意做」［6］52。裝裱師傅們堅持「整舊如舊」原則，按照藏經原來款式修復，直到1965年才完成《趙城金藏》全部修復工作。「整舊如舊」修復原則後來得到業界普遍認可，成為文獻修復工作的基本原則。
2.4 多措並舉，加強珍稀古籍宣傳推廣
古籍是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全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開展古籍宣傳推廣對於賡續中華文脈和弘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義。趙萬里說：「作為一個新中國公共圖書館的工作者，是很光榮的，同時任務也是艱巨的。進入圖書館參加工作，我們就會感到自己的渺小，祖國的歷史是這樣悠久，文化遺產是這樣豐富，我們的任務是宣揚書籍，輔導讀者。」［2］180
2.4.1 撰寫古籍提要
1928年至1929年間，趙萬里先後在《北京圖書館月刊》《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上發表明鈔本《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外集》一卷、明鈔本《封氏聞見記》十卷、宋刻明印本《南齊書》五十九卷等館藏善本書提要，著錄題名、卷數、著者、版本、行款、藏書印記、校勘異同、版本源流等，促進讀者瞭解和利用古籍。
1934年至1937年，趙萬里參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寫，完成明人別集和王國維著作提要共349種［4］144-403，著錄題名、卷數、版本、作者、序跋、內容、版本考辨等內容，考證精當，供學人治學參考，為促進古籍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4.2 撰寫善本書志
1930年，趙萬里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為園地，發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志·明別集類》，包含明洪熙元年內府刻本《御制詩集》二卷、明內府鈔本《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等72種，著錄題名、卷數、著者、版本、行款、序跋、藏書印等內容，體例嚴謹，考訂精審，既為圖書館編纂善本書志奠定基礎，又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記載館藏善本書志編纂情況：「館藏善本書大半為內閣大庫舊藏，近五年來入藏之書亦不尠，除去重復者，將近四千五百餘種，蔚為大觀，除簡目業已告竣，付諸木刻外，並由趙萬里君編一善本書志，詳述每書之版本及收藏源流，已完成全數五分之二，擬次第刊行，以補簡目之未備云。」［7］118
2.4.3 推介古籍展覽
古籍展覽能夠讓人們近距離接觸珍貴古籍，直觀感受其獨特魅力，有利於擴大古籍的影響力，增強人們的古籍保護意識，推進古籍學術研究的發展。趙萬里深度參與、舉辦了不少古籍展覽，並撰寫展覽推介說明，兼顧到古籍展覽的學術性和公眾教育功能。如1949年參與《趙城金藏》展覽，撰寫《展覽〈趙城藏〉的說明》，闡述《趙城金藏》成書和搶救經過，宣揚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遺產的重視，激發人們熱愛祖國、珍惜文物的美好感情。1951年參與《永樂大典》展覽，撰寫《〈永樂大典〉展覽的意義》，介紹《永樂大典》纂修、價值和存藏情況，贊揚自願向國家捐獻珍貴圖書文物的收藏家們化私為公的傑出表現，希望更多人受到感召和教育。1952年參與中國印本書籍展覽，撰寫展覽說明介紹各朝代書籍製作技術的演變，展現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歷程。
2.5 復活再造，助力優秀古籍傳承利用
2.5.1 開展古籍輯佚
由於受自然災害、人為破壞等各種因素影響，歷史上的大量古籍已經消失，留存至今的百不存一。古籍輯佚是利用現存文獻中輯錄的散佚古籍，復原消失古籍的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最大程度復活原書、恢復原貌，是整理和傳承古籍的重要方式。趙萬里在古籍輯佚方面成就卓著，尤其以《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最為人稱道。1929年，他先後發表《〈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永樂大典〉輯出之佚書目補正》。20世紀30年代開始，他一方面致力於蒐集散佚民間的《永樂大典》零本，通過收購、傳抄、縮微複製等方式將之歸入館藏；另一方面主持並參與《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編制《永樂大典》引用書卡片索引，完成方志、文集等古籍輯佚工作，體例完善，校勘嚴謹，考證精審，輯得《元一統志》《析津志》《臨川志》《建安志》《南海志》等佚書共242種352冊［4］581，成果豐富，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2.5.2 抄錄古籍副本
在沒有先進科學技術批量生產副本等客觀條件時，抄錄是古籍留存和傳播的主要手段。趙萬里在抄錄珍稀古籍副本之外，認為凡是罕見而富有史料價值的紙上資料，均應抄錄副本。1931年8月，他到寧波訪書期間，與鄭振鐸、馬廉計劃參觀天一閣藏書，可惜未能如願，後來他們在藏書家孫祥熊家中，發現了極其珍貴的天一閣舊藏明藍格抄本《錄鬼簿》《續錄鬼簿》，於是向藏家借出，三人合力，用了二日一夜時間，抄錄了這兩書副本［3］470-471。1932年1月28日，東方圖書館遭遇日本飛機轟炸，存放在涵芬樓的所有善本化為灰燼，除趙萬里訪書時在日記簿保留了一些記錄之外，其餘信息全部消失，損失巨大。1934年，趙萬里在「一·二八」事變兩週年時寫道：「我在涵芬樓觀書北返後，曾向友人建議，此項富有史料性的紙上材料，似乎在北方有留一冊副本的必要。我只是一種泛論，所要傳抄的，不單是涵芬樓的天一閣遺書，凡是天一閣以外的書，無論屬於誰的，如認為罕見而富有史料價值者，都應當在請求傳鈔之列。」［3］482-483令人遺憾的是，趙萬里這個願望未能實現。事實上，無論在什麼時候，增加珍稀古籍副本，促進古籍的傳承利用，都應該引起古籍收藏機構和個人的高度重視。
2.5.3 推動古籍整理出版
古籍整理出版是傳承與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1958年，趙萬里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參與起草文學古籍的翻印、整理計劃，擬出書單，積極推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7］381。
現存古籍歷經天災和人禍，殘缺破損現象嚴重，好的底本蒐集是古籍整理出版面臨的難題。為了使分藏多處、彼此都殘缺的珍貴古籍盡可能補配完整，趙萬里極力倡導館際協作。1958年12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破鏡重圓記》一文，呼籲全國圖書館界「將館藏檢查一下，如果發現重要書籍，可以補配他館之缺，應該通過協商，作出決定，讓這些書籍早日‘破鏡重圓’」［2］214。當其他單位開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底本補配需求時，趙萬里也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滿足。如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完整影印了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一部分底本就來自於北京圖書館從日本東洋文庫獲得的藏本照片，趙萬里還撰寫題記，介紹該書的特點和版刻源流［3］330-331。
善本具有較高的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彌足珍貴。1964年，趙萬里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時，與周叔弢、徐森玉聯名提出議案，建議成立委員會，選印古籍善本［7］453，對推動善本的傳播和利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2.6 言傳身教，培養古籍保護專業人才
人才是推動古籍保護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雖然我國古籍數量非常龐大，但是古籍保護人才卻十分匱乏。趙萬里長期從事古籍的蒐集、整理與保護工作，在版本研究、目錄編纂以及文獻修復等方面，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通過高校授課、舉辦培訓班等方式，為古籍保護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
2.6.1 傳授高校學生
1929年至1951年，趙萬里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等高校擔任教師，主要教授中國史料目錄學、校勘學、中國雕版史、中國戲曲史、中國俗文學、詞史等課程［10］，為古籍保護事業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後備人才。
趙萬里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知識扎實，授課駕輕就熟。朱海濤說：「趙萬里先生的中國史料目錄學，雖然只是史學入門的課程，但他將幾千年來中國歷史史料的來源、內容、演變、分散情形、重現經過、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地）介紹給這班青年史學家。也不知他怎麼對於史料這樣熟，真所謂『如數家珍』。」［29］張守常對趙萬里講授《版本學》也印象深刻：「他講某書之某版本，諸如版式、刻工、紙張、墨色之特點和優劣，以及收藏、著錄、流傳、遺失、損毀，乃至盜賣，源源本本，清清楚楚，熟悉極了。在此基礎上，他就各本之比較和評價，使人聽來覺得有根有據，準確可靠。」［6］70
2.6.2 培訓從業人員
為了提升館員的古籍保護能力，培養新生力量，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趙萬里在圖書館內多次舉辦專題講座和短期學習班，學員不局限於善本特藏部，內容側重古籍基礎知識和目錄學，先後完成史部和集部相關著作的講解，結合版本知識，介紹每種書籍的內容質量和版刻源流等，積極為圖書館培養古籍保護專業人才［6］52-53。
趙萬里不僅重視館內員工的古籍保護能力提升，而且為其他單位古籍保護人員業務能力的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如1952年8月，為第一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講授版本學；1954年9月，編寫教材《中國古代版本史講義》，為第一屆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授課；1958年8月，為中國書店古舊書業務學習班學員講授書史；1961年3月，他前往中華書局講授目錄學；1961年7月，北京圖書館受文化部委託舉辦第一屆裝修古舊線裝書技術人員學習班，趙萬里為學員授課。趙萬里通過不同途徑將自己掌握的版本學、目錄學以及古籍修復等專業知識傳授給古籍保護從業人員，助力各單位古籍保護人才隊伍建設。
參考文獻
［1］程煥文.圖書館人與圖書館精神［J］.中國圖書館學報，1992（2）：35-42，93.
［2］冀淑英，張志清，劉波.趙萬里文集：第一卷［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3］冀淑英，張志清，劉波.趙萬里文集：第二卷［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4］冀淑英，張志清，劉波.趙萬里文集：第三卷［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5］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趙萬里文存［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6］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趙萬里先生紀念文集［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7］劉波.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8］劉波.趙萬里傳［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
［9］虞坤林.趙萬里先生活動年表［M］/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49-177.
［10］趙深.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小傳［J］.文獻，1985（4）：133-138.
［11］沈乃文.趙萬里先生之版本學［M］/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63-114.
［12］宋文燕.趙萬里的版本目錄學成就［J］.學理論，2013（2）：144-146.
［13］路璐.趙萬里版本學校勘學成就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15.
［14］石祥.「機械法」與「比較版本學」：民國時代趙萬里版本學的兩個側面［M］/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27-147.
［15］劉暢.民國詞人趙萬里研究［D］.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20.
［16］楊傳慶.詞籍輯佚的範型確立：趙萬里校輯詞籍探論［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2（2）：61-70.
［17］陳水雲.趙萬里對現代詞學文獻學的貢獻［J］.國學學刊，2014（4）：135-141，144.
［18］臧其猛.論趙萬里的輯佚學成就［J］.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5（2）：92-96.
［19］韓旭.趙萬里金石學成就述評［M］/ 《文津學志》編委會.文津學志：第八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47-55.
［20］劉波.趙萬里與王國維［M］/ 《文津學志》編委會.文津學志：第十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55-71.
」［21］劉波.傅增湘致趙萬里函二十九通考釋［M］/ 《文津學志》編委會.文津學志：第十九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82-95.
［22］柳向春.趙萬里與徐森玉兩先生交遊述略［M］/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15-126.
［23］孟繁之.周叔弢致趙萬里函箋注［J］.國學學刊，2018（2）：75-96，143.
［24］徐銜.百年風雅見斯文：致趙萬里學人書札小考［J］.中國書畫，2012（12）：47-59，274.
［2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手札選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85.
［26］倉石武四郎，趙萬里.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7］李國慶.弢翁藏書題跋：年譜［M］.增訂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322.
［28］曾憲通.容庚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治學特點［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4）：38-44.
［29］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課程與圖書［J］.東方雜誌，1944，40（23）：58-59.
本文原刊《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