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澤炎關於《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一封信
吳澤炎關於《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一封信
駱煬
去歲，滬上出版學元老、《出版史料》原編輯陳巧孫女士舊存信札散出，我於其中見吳澤炎先生的一通手札。此信寫於1987年9月24日，係吳澤炎回覆時任《出版史料》編輯陳巧孫的稿件授權信。吳澤炎（1913-1995）是近代中國著名辭書學家、編輯出版家，1934年即入職商務印書館，曾任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在館期間翻譯美國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所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和他的西傳》（以下簡稱「卡特書」），晚年主持《辭源》的修訂工作。吳澤炎在信中談及譯書的動機、背景等情況，為我們釐清卡特書的譯介歷程、出版始末，以及體察出版人在出版業鼎革之際的心態，提供了極為珍貴的一手史料。茲全文照錄此信，梳理其核心文意，並對信中涉及的相關史實進行辨正與考證。
巧孫同志：
九月十七日來函敬洽。
美國卡特所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旁徵博引，內容豐富，是這一方面研究的一本開山著作。武漢大學的已故劉麟生教授曾加以摘譯，題名《中國印刷源流史》，此後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曾想全部譯出，並將已經譯出的一章，在某一雜誌發表過，但不知為什麼原因，沒有進行下去。
1957年商務印書館建館六十年，那時商務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出版的方針任務改變了，原有的編輯、印刷、發行的三合一的結構，在專業分工的要求下，也成了歷史的陳跡。當時人們都強調與歷史決裂，而作為在舊商務工作了幾十年的編輯的我，也不免起懷舊之感。於是決心把這部名著全譯出來，增加譯注，來祝賀商務的六十週年建館紀念。歲月如流，已經成為三十年的往事。
您們要摘載其中若干篇，我沒有什麼意見。這本書商務準備列入漢譯世界名著，將來可能還要再版。此書有Goodrich增訂本，未見原書。自57年後，我在編輯部已經改行，致力於《辭源》修訂工作，對中國印刷研究沒有新的資料可以補充。您們將來轉載時，只鬚根據譯者前記的有關內容說幾句就行了。
吳澤炎 啓 9/24/87
箋底陳巧孫注：《中國印刷術的西傳》、李文俊、胡道靜、王再生、茅德林
信封：上海市 紹興路 5號，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陳巧孫同志，吳澤炎。
按：李胡王茅皆滬上出版界人士，李是翻譯家，曾任《世界文學》主編；胡是科學史、古文獻大家，歷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茅、王分別是上海出版社經營管理協會正、副秘書長。這些人都是陳巧孫約稿的對象。
根據吳澤炎先生的回信可推斷，陳巧孫在同年9月17日的去信中，提及了《出版史料》的近期編輯計劃，提出希望摘載吳澤炎所譯卡特書中的若干篇目。同時可能詢問了該譯作的翻譯緣起與出版背景，以及吳澤炎是否願意為此次摘載撰寫前言或按語、補充相關資料，或是有無關於中國印刷史研究的文章可供《出版史料》發表。
吳澤炎在信的開篇提及了卡特書三種已出版中譯本中的兩種。其中他提到的劉麟生譯本，即 1938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言文摘譯本《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吳澤炎言「此後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曾想全部譯出，並將已經譯出的一章，在某一雜誌發表過，但不知為什麼原因，沒有進行下去」，值得細究。向達也是商務老人，他於東南大學畢業後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先任百科全書委員會編輯，後在史地部審查校對史地類書稿。向達開始接觸到卡特此書應該在編譯所工作時期，並開始了翻譯工作。吳澤炎所謂「譯出的一章，在某一雜誌發表過」的說法，並不準確。
民國時期，向達摘譯卡特書刊發至《圖書館學季刊》上的有：《土魯番回鶻人之印刷術》（1卷4期，1926，卡特書第14章）、《日本孝謙天皇及其所印百萬卷經咒》（2卷1期,1927，卡7）、《高麗之活字印刷術》（2卷2期,1928，卡23）、《中國雕版印刷術之全盛時期》（5卷3、4期,1931，卡10）、《論印鈔幣》（6卷4期，1932，卡11）、《現存最古印本及馮道雕印群經》（6卷1期，1932，卡8、9）。
此外，向達摘譯《紙自中國傳入歐洲考略》刊登在《科學》1926年第11卷第6期（卡13）。他還摘譯卡特書的第5、6章，題《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傳入歐洲考》，登載於《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2卷2號，1929）。
在《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傳入歐洲考》中趙萬里有識語：
余夙聞向君於 Garter 氏書曾譯出摘載《圖書館學季刊》。因請將全書轉登，以廣流傳。向君復書，慨然以譯稿第二冊見假。爰錄原書第五第六兩章，先付手民。至關於唐代刊書事，則向君別撰專考詳之，已載入《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年刊》①，茲不具錄。趙萬里識。
細究趙萬里所言可知，1929年，趙氏曾請向達翻譯卡特全書，並希望將譯文悉數刊登於《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向達應允了全書翻譯之事，並先將已完成的部分譯稿交付趙萬里刊發。但令人費解的是，向達的譯稿在該刊僅刊發一次便戛然而止，此後又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刊《圖書館學季刊》上陸續刊發了三次。
吳澤炎所述「此後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曾想全部譯出」並非虛言，但他提及的「但不知為什麼原因，沒有進行下去」，與實際有出入。據已刊發的譯文統計，向達前後共摘譯了卡特書的10個章節，相較於其他譯者，其翻譯最為全面，如以發表於《圖書館學季刊》的譯文為例，他不僅完整譯出了原著的參考文獻與注釋，還補充了自身的考證內容。吳澤炎顯然未意識到向達已在卡特書的譯介與研究上取得了如此豐碩的成果，而無論是吳澤炎本人，還是我們後世研究者，都未能充分利用向達的這些成果，實屬憾事。
吳澤炎曾言「但不知為什麼原因，沒有進行下去」。如今學界普遍認為向達沒有譯完卡特的著作，但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向達已譯完全書、卻僅得以發表其中一部分的可能。向達未能譯完此書，其實也不難理解：其一，是其學術方向與研究興趣的轉移；第二是建國後學術環境以及向達個人處境的變化，讓翻譯卡特書變成一個不合時宜的事情②。
這封信札的一大可貴之處在於，吳澤炎清楚地交代了自己譯書的背景和動機。在其譯著前記中，吳澤炎將譯書緣由歸結為卡特的著作尚無全譯本，同時也是為了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的印刷史上曾起過一定的作用，即以本書的重譯出版為書館六十週年賀」。而在這封信中，吳澤炎則吐露了更真實的心聲，建國後出版業全面改制，商務印書館亦未能例外，「當時人們都強調與歷史決裂，而作為在舊商務工作了幾十年的編輯的我，也不免起懷舊之感」。於是他決心將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未能譯完的卡特著作補譯成全本，完成這項未竟的事業，以此向商務印書館六十週年獻禮。
信末，吳澤炎同意《出版史料》摘載自己的譯本，並言「這本書商務準備列入漢譯世界名著，將來可能還要再版」。後半句話得到了驗證，吳澤炎 1957 年依據卡特 1925 年初版完成全譯後，其譯本又先後於 1960 年、1962 年、1991 年三次重印。他所說的 「漢譯世界名著」，實際指的是商務印書館1932—1949年間出版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劉麟生的節譯本當時即被收入該叢書。
吳澤炎因語言慣性出現表述偏差，他實際指的是影響深遠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979 年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分立並恢復建制後，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理的陳原主持啓動了這套叢書的出版工作。其第一輯 50 種於1981-1982年推出，涵蓋哲學、政治、經濟、歷史、語言學五個門類。卡特書屬於歷史類，吳澤炎的譯本最終並未被收入這套叢書，吳氏言「這本書商務準備列入漢譯世界名著」，應是指該譯本曾進入叢書的新一輪選題規劃。商務印書館 1984 年編印的《商務印書館七年 (1984-1990) 選題規劃 (草案)》中，或許就收錄了這部譯本，有待日後查閱覈實。起初我推測未收錄的原因在於叢書早期選書偏重哲學、政治領域，故未將其納入，但細看統計數據，則知不然。叢書未收吳氏譯本的原因有待諸賢再考。
「此書有 Goodrich 增訂本，未見原書」。該增訂本於 1955 年由紐約羅納德出版公司出版，是卡特的遺孀達格妮委託哥倫比亞大學漢學教授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對原著進行的系統修訂本。卡特此書最晚的中文譯本是 1968 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志偉譯本，該譯本正是依據富路特的修訂本譯出。從信中內容來看，吳澤炎當時並不知道這個譯本的存在。他所言「自 57 年後，我在編輯部已經改行，致力於《辭源》修訂工作，對中國印刷研究沒有新的資料可以補充」，並非自謙之辭。
面對陳巧孫求摘譯的轉載前言，吳說「您們將來轉載時，只鬚根據譯者前記的有關內容說幾句就行了。」吳譯本的摘載刊登在《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的「舊文重刊」欄目③，題為「《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美]卡特著、吳澤炎譯」，摘載了卡特書第6章《中國佛寺中雕版印刷的開始》。文前有編者按：
本書著者卡特（一八八二 — 一九二九年）是蘇格蘭籍的美國人。他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化很有成就的漢學家。一九〇三年卡特曾到中國學習漢文，歸國後繼續自修，掌握了漢文，從此就致力於中國印刷術史的研究。一九二四年卡特擔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系主任，翌年即病逝。本書是一九二五年在他去世以前，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出版的。
本書內容豐富，是印刷術史研究的開山著作。武漢大學的已故劉麟生教授曾加以摘譯，題名《中國印刷源流史》，以後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曾想全部譯出，並將已經譯出的一章，在某一雜誌發表過，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進行下去。建國後吳澤炎同志重新翻譯了此書，並於一九五七年出版。固久未重印，讀者不易得見。本刊徵得譯者同意，選載該書第二編的第六章。
從按語來看，吳澤炎後來沒有專門寫陳要求的轉載前言，按語由《出版史料》編輯根據吳澤炎信中所言撰寫。「並於一九五七年出版。固久未重印，讀者不易得見」，此說不確，因為1960年、1962年都有再版。在此我想特別說明一點，吳澤炎先生的記憶偏差與《出版史料》的史實疏漏，是那個信息流通不暢、文獻獲取困難的時代的普遍現象。對於身處歷史局限中的前人，我們理應抱持理解與同情之態度，而不應以今日的信息條件去苛求他們。
感謝何朝暉老師對文章的指點，感謝劉洪權教授惠賜《出版史料》文章書影。
注 釋
①指的是《唐代刊書考》，載1928年《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
②可讀韓國磐《批判向達在史料工作上的錯誤》（《學術月刊》1959年第三期）等文章。
③吳澤炎譯卡特書只在《出版史料》刊過一次，該刊也沒有刊過吳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