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文化傳播與歷史意義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文化傳播與歷史意義
郝潤華、田文斌
位於臺灣和日本九州島之間的琉球曾是一個獨立王國。1372年，琉球成爲明王朝的藩屬國，並在很長時間內與中國保持著宗藩關係，成爲東亞朝貢體制下的重要成員。19世紀末琉球被日本強佔，設爲衝繩縣，結束了其作爲獨立王國的歷史。由於受到東亞漢文化圈的影響，琉球王國爲後世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漢文文獻。關於「琉球文獻」概念的定義，從國內編纂的琉球文獻叢書中，我們可略窺一二。《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收録了琉球人出版的兩類文獻：中國漢文文獻和出自琉球人之手的漢文著作；《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則指出：「漢文琉球文獻是琉球古代以漢文書寫的文獻……此次收録的漢文琉球文獻，主要包括琉球史書、琉球家譜、琉球人著作、琉球刊刻的中國文獻。」總的來説，琉球文獻主要分爲兩種類型：一類是圍繞琉球主題的相關歷史、地理等文獻，另一類是在琉球刊刻的非琉球主題文獻。位於日本關西地區的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則屬於前一種。該館在2024年4月中旬舉辦了爲期一周的館藏「琉球古文書展」，共展出以琉球王國行政文書爲主的琉球文獻約350種，可見其收藏之豐富。但是，到目前爲止，國內學界對該館所藏琉球文獻從未有過關注與研究。研究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不僅能夠爲整個日本所藏琉球文獻的整體考察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更能爲探討近世中日琉三國的歷史關係、書籍傳播、文化交流等相關議題開啓一扇新的窗口。
一、天理圖書館現藏主要琉球文獻考述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十分豐富，這些文獻主要以漢文典籍爲主體，既包含中國明清時期的原刻本，也有日本江戶時代的和刻本，二者共同構成了日藏琉球漢籍的文獻及其版本體系。今擇其要者，將這些琉球文獻的基本情況梳理撰録如下：
（一）陳侃《使琉球録》
陳侃（1507-1538），字應和，別字仲和，號思齋，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明嘉靖五年（1526）進士，嘉靖十一年（1532），朝廷以陳侃爲正使、高澄爲副使派二人前往琉球，冊封尚清爲琉球國中山王。陳侃回國後將其出使經歷撰寫成《使琉球録》一書。《使琉球録》是陳侃出訪琉球時的親歷見聞，並附有關琉球的珍貴文獻資料，詳細記録了琉球國的地理風物、民情民俗等社會情況，其撰寫「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爲後世琉球使録奠定了體例框架和敘事基礎。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陳侃《使琉球録》一卷，爲《紀録彙編》本。天理本書高18.6cm，寬13cm，四周單邊（框高14.5cm，寬10cm），白口，版心鎸叢書名“紀録彙編”、卷次、頁次，10行20字。卷首有嘉靖十三年（1534）陳侃序，書末有嘉靖十三年高澄序。全書不分卷，內容依次爲「自序、詔敕、頒賜、諭祭文、祭品、使事紀略、群書質異、星槎勝覽、使職務要、貢物、夷語附、夷字附等」。《紀録彙編》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故此書應爲萬曆年刻本。此外天理圖書館還藏有一部影印本《使琉球録》，二者版本相同，除開本尺寸不同外，其餘文獻信息皆一致，茲不贅述。
（二）徐葆光《中山傳信録》
徐葆光（1671-1740），字亮直，號澄齋、潛溪、二友老人，江南長洲（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八年（1719），作爲副使赴琉球冊封中山王，康熙五十九年（1720）回國撰成《中山傳信録》一書，康熙六十年（1721）付梓刊成。《中山傳信録》最初爲上下冊，後分六卷，乾隆五年（1740）左右傳入日本。全書附有插圖，且有文字説明，書中詳細記載了琉球國的歷史沿革、政治制度、地理物産等相關內容，描述了中琉關係的發展，對研究琉球歷史文化、社會風俗以及中琉歷史關係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天理圖書館所藏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録》六卷，6冊。日本明和三年（1766）平安錢屋善兵衞刊本，平安蘭園藏板。書高27.5cm，寬19cm，左右雙邊（框高20cm，寬15cm），雙黑口，雙黑魚尾，版心魚尾間鎸書名、卷次、頁次，9行20字。書中有日文假名標識，有句讀訓點，無總目，每卷前有目録和插圖。書名頁有「蘇門先生句讀」「重刻中山傳信録」「平安蘭園藏板」「不許翻刻，千里必究」等牌記，後附康熙六十年汪士鋐序、康熙六十年翁長祚序、明和三年服天游伯序、徐葆光序。卷首有「大西藏書」「立本堂記」藏書印，卷端題：中山傳信録卷第×，次行題：冊封琉球國王副使賜正一品麟蟒服翰林院編修加二級臣徐葆光纂。書末有刊記：「明和丙戌五月平安蘭園藏板」「平安書林酉山房」「錢屋善兵衞發行」。
天理圖書館所藏另一部《中山傳信録》六卷，6冊，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平安星文堂石田治兵衞刊本。書高27cm，寬19.3cm，左右雙邊（框高20.5cm，寬15.5cm），白口，雙黑魚尾，版心魚尾間鎸書名、卷次、頁次，9行20字。書中有日文假名標識訓讀句點，無總目，每卷前有目録、插圖。書名頁有「蘇門先生句讀」「重刻中山傳信録」「平安星文堂藏板」「不許翻刻，千里必究」等牌記。卷首有明和三年服天游伯重刻中山傳信録序（與永忠原俊書各二印）、康熙六十年汪士鋐序、康熙六十年翁長祚序、徐葆光序。卷端題：中山傳信録卷第×，次行題：冊封琉球國王副使賜正一品麟蟒服翰林院編修加二級臣徐葆光纂。書末空白頁有刊記：「天保庚子正月星文堂求板」「平安書林/石田治兵衛」，每冊卷首有「內家文庫」「萬屋文庫」「高木家藏」印。
上述《中山傳信録》的兩種和刻本，其版本流傳有著直接的沿襲關係。從流傳脈絡來看，明和三年本作爲《中山傳信録》和刻本中重要的早期刊本，它是以康熙六十年二友齋藏板爲底板進行覆刻的，明和本的出現也爲後續和刻本的刊刻奠定了基礎。通過兩種和刻本的對照比較，可以確定天保十一年本正是以明和三年本爲底本刊刻而成，除版框裝飾、藏書鈐印上有一些細微不同外，其餘地方無論是版刻形制，還是行款格式等外在刻印特徵均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而在卷次目録、正文插圖、日文標識等文本內容上也基本保持一致。《中山傳信録》的版本延續正體現了和刻本流傳的緊密關聯與有序傳承。
（三）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録》
潘相字潤章，號經峰，湖南安鄉人。乾隆六年（1741）爲拔貢，入國子監，任武英殿校書，後爲國子監琉球漢語教習，乾隆二十五年（1760）順天府鄉試中舉，乾隆二十八年（1763）成進士，知山東福山縣，兼攝黃縣、泗水縣政務，又調曲阜知縣，升濮州知州。其《琉球入學見聞録》是潘相歷時數載編纂而成，刊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其編纂過程中，他既充分參考前人的琉球著作，又在擔任國子監漢語教習期間向琉球學生一一覆證，態度嚴謹、資料翔實。這部著作全面反映了清代中琉兩國在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情況，是瞭解清代琉球教育發展的重要史料。
天理圖書館所藏潘相撰《琉球入學見聞録》四卷，圖繪一卷，8冊。清汲古閣刊本。扉頁有「琉球入學見聞録」「汲古閣藏板」二刊記。書高27.2cm，寬17.3cm，四周雙邊（框高21cm，寬13.5cm），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上鎸書名，魚尾下鎸卷次、頁次，9行21字。卷首有乾隆甲申（1764）八月陸宗楷琉球入學見聞録序、乾隆庚子（1780）受業王鍾泰序、總目、凡例、採用書目（從《明史》到《蔡世昌太學課藝》82種）、圖繪（星野圖、琉球國全圖、國都圖、封舟圖、玻璃漏圖、羅星圖、針路圖7幅）。目録：卷一，封爵、錫賚（土貢附）、星土、星槎（島跡附）、謹度；卷二，爵祿、田賦（食貨附）、制度、祀法、兵刑、風俗、書籍、字母、土音、誦聲（教條附）、賢王（吏民附）；卷三，奏疏、廩給、師生、教規、答問；卷四，賦、詩、序、記、表箋。卷端題：琉球入學見聞録卷之×，次行題：琉球官學教習臣潘相恭輯。卷首有「潘氏淵古樓藏書記」印，目首有「叔潤藏書」印，卷端有「潘叔潤圖書記」「潘介祉印」「玉筍」印。
（四）周煌《琉球國志略》
周煌（1714-1785），字景垣，號緒楚、海山，四川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人。乾隆元年（1736）中舉，乾隆二年進士，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詔以副使身份出使琉球，回國後升遷，官至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督察院左都御史等職，乾隆五十年（1785）以病乞休，授兵部尚書加太子少傅致仕。周煌在出使琉球期間完成《琉球國志略》一書。此書以方志的體例形式撰寫琉球史事，詳細記録琉球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相關情況，是琉球史志文獻的集大成之作，對研究中琉關係往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天理圖書館藏周煌所撰《琉球國志略》的版本最爲豐富，有清乾隆己卯年（1759）漱潤堂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本、清武英殿聚珍版活字印本、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刻光緒十九年（1893）補印本、日本天保三年（1832）出雲寺富五郎刊本。五部書均爲十六卷，首一卷，圖繪一卷。因這些版本的卷次、內容基本相同，故衹在第一部中著録其大體情況，其餘不再重複介紹。現將五部版本的文獻信息梳理如下，以示差異。
《琉球國志略》十六卷，首一卷，圖繪一卷，清乾隆己卯年漱潤堂本，10冊。金鑲玉裝，書高30cm，寬18cm，原書高25cm，寬16.5cm，四周雙邊（框高19cm，寬13.5cm），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上鎸書名，魚尾下鎸卷次、類目、頁次，9行21字，小字雙行。扉頁刊記：「乾隆己卯年刊」「琉球國志略」「漱潤堂藏板」。卷首有周煌乾隆二十二年進書表、總目、凡例（5則）、採用書目、詔敕、諭祭、圖繪（星野圖、琉球國全圖、國都圖、諭祭先王廟圖、冊封中山王圖、中山王圖、天使館圖、球陽八景圖[泉崎夜月、臨海潮聲、久米村竹籬、龍洞松濤、筍崖夕照、長虹秋霽、城岳靈泉、中島蕉園]、封舟圖、玻璃漏圖、羅星圖、針路圖19幅）。目録：卷一，星野；卷二，國統；卷三，封貢；卷四，輿地（建置、疆域、形勝、城池、炮臺附）、風俗（形質、氣候、習尚、儀節、節令、服飾、捨宇附）；卷五，山川（國中山、屬島山、海[潮候、風信、針路附]、水泉、橋梁）；卷六，府署（王府[世子府附]、使館、學校）；卷七，祠廟（寺院附）；卷八，勝跡；卷九，爵秩；卷十，賦役；卷十一，典禮；卷十二，兵刑；卷十三，人物（賢王、忠節、忠義、孝義、列女、文苑、方外）；卷十四，物産；卷十五，藝文；卷十六，志餘。卷端題：琉球國志略卷之一，次行題：翰林院侍講臣周煌恭輯。
《琉球國志略》，乾隆二十四年刊本，5冊。此版本與前一部己卯年漱潤堂本的扉頁刊記相同，皆有「乾隆己卯年刊」「漱潤堂藏本」等相關牌記，天理圖書館將兩書分別編號庋藏，實際二者是同一個本子，但在行款格式上有些許不同。此本高28.5cm，寬18.1cm，四周雙邊（框高20cm，寬15cm），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上鎸書名，魚尾下鎸卷次、類目、頁次，9行21字。
《琉球國志略》，清武英殿聚珍版活字印本、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刻光緒十九年補印本，二者屬同一個版本系統，文獻信息一致，都爲6冊。書高27cm，寬16.5cm，四周雙邊（框高18cm，寬11.5cm），小注雙行，白口，單黑魚尾，9行21字。書衣左側用墨筆題簽書名，版心鎸“琉球國志略”、卷數、篇目、頁碼、各校正者姓名。
《琉球國志略》，日本天保三年（1832）出雲寺富五郎刊本，6冊。書高26.2cm，寬18.7cm，四周雙邊（框高19.8cm，寬15.4cm），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上鎸書名，魚尾下鎸卷次、類目、頁次，9行21字。文字提頭處有突出邊框，正文漢字旁有日文訓讀符號、句讀圈點。內容依次爲：進書表、總目、凡例（6則）、採用書目、卷首（御書、詔敕、諭祭圖繪）、正文。卷端題：琉球國志略卷之×，次行題：翰林院侍講臣周煌恭輯，卷十六末有「天保二年雕」字樣。書末空白頁有刊記：「天保三壬辰新鎸」「學問所御版製本頒行所」「靈岸島長崎一丁目」「御用御書物師」「出雲寺富五郎」。
《琉球國志略》，刊本，6冊。書高28cm，寬17cm，四周雙邊（框高19.7cm，寬15.4cm），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上鎸書名，魚尾下鎸卷次、類目、頁次，9行19字，文字提頭處有突出框。內容依次爲：總目、採用書目、卷首（御書、詔敕、諭祭、圖繪）、正文，其卷次內容與和刻本天保三年本相同。卷端題：琉球國志略卷之×，次行題：翰林院侍講臣周煌恭輯，卷首有「精廬秘笈」「高木家藏」印，揆之爲和刻本。
關於《琉球國志略》的版本源流，經學界考察，當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呈本」爲最早。此爲鈔本，其後依次爲乾隆二十四年「漱潤堂本」「武英殿內聚珍本」以及由此衍生的諸多「外聚珍本」。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國志略》主要爲「漱潤堂本」和「武英殿聚珍本」兩種，其中天保三年本實爲武英殿聚珍本的和刻衍生本。漱潤堂本和武英殿聚珍本其內容基本一致，版刻樣式的差異也不大。可以説，作爲《琉球國志略》現存最早的刻本，漱潤堂本在此書整個版本系統中佔據著核心地位，其他版本基本是以其爲祖本進行衍生流傳，故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
（五）齊鯤、費錫章《續琉球國志略》
齊鯤（1776-1820），字鵬霄，又字北瀛，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慶十二年（1807）出使琉球，充任冊封琉球正使，與副使費錫章合撰《續琉球國志略》。費錫章字煥槎，又字西庸，浙江歸安（今浙江湖州）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中舉人，後授內閣中書。嘉慶十九年（1814），奉詔赴琉球冊封中山王尚灝。《續琉球國志略》是齊鯤、費錫章二人出使琉球期間合著的一部琉球使録。此書是繼周煌《琉球國志略》後又一部關於琉球史地的重要文獻，相較於前者，它延續了《琉球國志略》的實録記載與體例框架，對琉球在政治制度的新變化、與清朝封貢往來的細節、社會風俗的演變等方面進行了補充。《續琉球國志略》與《琉球國志略》共同構成了清代琉球研究的重要文獻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天理圖書館藏齊鯤著、費錫章編《續琉球國志略》五卷，首一卷，6冊。清活字本，鮮藍色書衣，金鑲玉裝，書高30cm，寬18cm，原書高25cm，寬16.5cm。四周雙邊（框高17.5cm，寬11.5cm），7行20字，小字雙行，有界欄，白口，無題簽，版心鎸書名、卷次、篇名及頁次，書衣與前列《琉球國志略》同。
（六）日本人所撰琉球文獻
天理圖書館還藏有日本人撰寫的琉球文獻，同樣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其中7種較有特色，茲介紹如下：
《南島志》，新井白石撰，江戶後期刊本。此書用漢文記録了琉球的地理、世繫、官職、風俗、物産等內容，書中首次出現“衝繩”二字，也是日本最早撰寫琉球的史志著作，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琉球地區的認識和研究。
《大島筆記》，戶部良熙著，寶曆十二年（1762）刊。此書非作者親赴琉球的實地記録，而是據他人的琉球行旅經歷編撰而成，是對當時琉球社會的真實反映，記録有琉球國的茶藝、武術、曆法、詩歌（56首）等相關內容。在地理敘述上此書完全照録了《中山傳信録》所載的琉球島名，在琉球文獻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圖説》，林子平撰，江戶後期刊本。該書以顔色劃分地區進行介紹説明，有地名標注和島嶼標識，圖文並茂，內容詳實，其中最重要的是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用與中國大陸相同的顔色進行標識，這清楚地表明瞭釣魚島在歷史上的歸屬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歷史證據。
《薩摩風土記》，作者不詳，江戶後期寫本，記録了琉球地區的風俗、土産、人口等內容，附有插圖展示。此書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尤其是九州地區歷史的重要資料，可以瞭解到日本古代地方文化特色與差異。
《琉球談》，森島中良著，寬政二年（1790）刊。此書藉用《中山傳信録》的插圖與類目，語言中日雜混，用語較爲通俗，讀者受衆廣，其中詳細記録了琉球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官職典制等相關信息，也是瞭解琉球歷史文化的重要域外書籍。
《椿説弓張月》，曲亭馬琴著，天保四到八年（1807—1811）刊。一部有關琉球地區的小説作品，講述了主人公源爲朝流亡琉球所發生的故事。此小説採用「讀本」形式，融合中國小説與戲劇的手法，形成自己獨特的敘事風格和藝術特點，開創了江戶讀本小説樣式。
《琉球年代記》，大田南畝著，天保三年（1832）刊。內容包含琉球王國的印譜、寺社、神仙圖、舞女圖、風俗、民情、雜話等社會信息，是日本人所編撰的重要琉球史料文獻。
天理圖書館珍藏的琉球文獻，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容，爲研究古代琉球的語言文字奠定了基礎，也爲理解琉球地區的文化複合提供了幫助。上述琉球文獻記載有琉球當地的土音方言、誦讀文字等內容，其中記録了一些科舉經書的誦聲指導，如有《大學》《論語》等儒家經典的文字識讀對照，其中夾雜著大量日文假名和漢字，爲研究琉球課本文字提供了原始資料。由於地理位置和政策遷徙等影響，明清以來大量的福建人移居此地，琉球地區就出現了閩方言的外來融入。琉球文獻也保存了一些琉球本土的方言發音，如將琉球詞彙分爲天文、地理、人物等類別，用漢語注音的形式進行語音還原。葛兆光指出：「當時琉球民衆的通行語言，除了鄭重的、正式的文字表達，主要還是琉球語和日本語（華人移民當然也用漢語）。」這就表明瞭琉球文化是中、日、琉的文化複合。從語言文化價值來看，留存琉球方言語音、詞彙及誦聲爲琉球語言的演變以及研究其與漢語、日語的關聯提供了參考依據，有助於我們理解琉球語言的融合演變和結構框架，對保護和傳承琉球地區的語言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在域外漢籍傳播的背景下，「書籍傳播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文化溝通和交流的重要載體和基本形式。在中國古代朝貢體系下，作爲宗主國的中國和周邊藩屬國之間，以漢籍爲中介的交流，不僅具有文化傳播的意涵，也是一種政治合法性認同的標志」。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漢籍乃是這一方面的具體展現，從側面反映出中日文化交流的信息碰撞，如經濟往來、文化交流、人員互訪等，顯示出這些琉球文獻在研究中日交往關係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學者提出「琉球漢籍的生成和流布與中琉關係特別是中琉文化交流的方式密切相關」。而作爲日本瞭解琉球及其與中國交往關係的重要文獻資料，同樣也是窺視中日關係變化的關鍵窗口，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爲我們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和綫索。
二、異域鏡像：從琉球文獻的版本異同看東亞漢籍環流的文化傳播
琉球以獨特的地理位置將近世紀以來的中日兩國緊密相連，這種「居中」的地緣格局使其不僅是中日海上貿易的經濟樞紐，也將它變成了東亞漢文化圈的交流場域。在東亞漢籍環流的視域下，琉球文獻呈現出強烈的區域融合和文化共生的特性。
（一）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版本重塑與文化體認
天理圖書館不僅有日本內府所藏的和刻本，還有流傳至日本的中國刻本，包含了官刻本、坊刻本等不同價值的刊刻版本。這些本子共同構成了天理圖書館的琉球文獻版本系統，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以《中山傳信録》《琉球國志略》爲例，這兩本琉球專著是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的核心典籍，更是琉球文獻中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史志漢籍。從這些琉球文獻的版本異同和版刻特徵等要素來探討東亞漢籍流轉的傳播意義極富深刻性。
日本刊刻的漢籍始於1247年，其後愈演愈繁，蔚爲大觀，世稱和刻本。天理圖書館有兩種琉球文獻存在和刻本的情況。一是周煌《琉球國志略》，該書在日刻的版本中是以國內聚珍本爲底本進行翻刻複印的，有日本天保二年（1831）刊本、日本天保三年（1832）刊本以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江戶寫本三種，天理圖書館藏有前兩種；二是徐葆光《中山傳信録》，有日本明和三年（1766）本、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本、日本天保（1832）三年刻本，前兩種被天理圖書館所藏，後一種現藏日本國立公文圖書館，這些本子共同構成了琉球文獻的版本衍生系統，是東亞漢文化圈書籍環流的具體表徵。陳正宏在談到歷史上東亞漢籍的刊印過程認爲：「基本上是沿著以中國爲中心，周邊國家和地區始於模仿中國，其後又漸次各有創造與超越這樣一條路徑發展的。其間呈現出東亞漢籍刊印的歷史共性與文本共性。」天理圖書館藏和刻本琉球文獻便是以某一部中國刊本爲底本進行照録覆刻，在版本重塑的過程中無論是版刻樣式還是文本內容都沒有較大的差異和出入。如《中山傳信録》明和三年本，此本即是以康熙六十年二友齋藏本爲底本進行刊印重刻的，爲突出和刻本的典型性和獨立性，其扉頁刊記中，居中題目爲“重刻中山傳信録”，右闌“蘇門先生句讀”，左闌“平安蘭園藏板”，除此還增加了服天游伯的重刻序，表明是書重刻的緣由與歷程。在異域傳播的語境下，和刻本《中山傳信録》與中國本的封面刊記理應有所差別。儘管如此，以國別區分版本的《中山傳信録》，其版刻樣式、行款字數等文獻文本信息實際並無差異。這種對中國版刻漢籍的重刊覆刻，本質是日本以中國爲中心對東亞漢文化的認同與重構。通過他國的本土再版與地域重塑，琉球漢籍又實現了版本衍生、文本生成和文化體認三種境遇。不僅僅是琉球文獻，像類似的東亞漢籍同樣通過書籍環流的形式加強了東亞各國的交流往來，推進了東亞地區的文化繁榮，使周邊各國擁有相似的文化符號和歷史記憶。
（二）和刻本琉球漢籍的文本生成與文化主體性
中國學者所撰寫的琉球漢籍在日本傳刻流轉，形成了和刻本的流傳系統。這些和刻本琉球漢籍除一些序跋、凡例、目録出現的順序有所不同外，日本作爲被傳播方在文本內容上不會有任何刻意的刪改增添行爲，其書版刻樣式、行款格式也未有太大的變動修改，但在版本重塑過程中，他們往往會融入自己的文化特徵，顯示出自身的文化烙印。
天理圖書館藏天保三年本《琉球國志略》、明和三年本《中山傳信録》等書，書中正文內容有日文假名標識，句段中又有相應的文本句讀圈點，極大方便了受衆群體的閲讀，形成和刻本漢籍獨有的版刻特點。在這些琉球文獻中，其刊記、鈐印也頗具多樣性，如天保三年《琉球國志略》卷末有「天保二年雕」的刊記，其後書末空白頁處又有刊記：「天保三壬辰新鎸」，説明瞭天保三年本是在天保二年本的基礎上重新付梓刊刻的，而其後所附「出雲寺富五郎」「學問所御版製本頒行所」「靈岸島長崎一丁目」等相關刊記。這些刊記是和刻本書籍常見的版權發行標志，表明刊刻的來源和書籍歸屬。出雲寺是日本著名的刻書機構，其刊刻書籍衆多，富五郎當爲負責刊行者。「靈岸島長崎一丁目」當指刊行地點，「學問所」是日本天皇主導的面向上層階級的教育場所，兼具祭祀、藏書、刻書的職能，「御版製本頒行所」是指日本官方書籍刊行機構，由此機構發行的書籍有《春秋左氏傳補注》享和三年（1803）本、《書集傳纂疏》文化八年（1811）本等。這些標識是和刻本共有的版刻特點。
域外人士通過閲讀中國典籍而受其熏陶或獲得靈感，遂激發模仿與創新的欲念，取範漢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聲，營造出嶄新的文明景觀。這些帶有和刻本典型特徵的標識在延續漢籍本貌的前提下始終保持著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而在日本人自己所編撰的琉球文獻中更是如此。如新井白石《南島志》，以漢字爲書寫爲載體，其編纂體例、目録內容、語言觀念等皆仿照中國史志而成，同時也藉鑒了我國琉球志書，在此基礎上有著自己的創造和補充。《南島志》序雲：
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説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録》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録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寶也……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乃細繹舊聞以作《南島志》。
在《南島志》小字部分，新井白石對地理名詞和歷史事件有相關的考證説明，這些考證內容除引用《隋書》《續文獻通考》《使琉球録》等相關中國史料文獻外，也會涉及《日本國史》《琉球世纘圖》《中山世譜》等外國史籍來實現政治目的，而且在專有名詞旁亦有日文訓讀符號，段落之間同樣有圈點句讀。「日本學界不但用中國方志的體例編纂日本方志，也用中國的體例製作琉球方志，新井白石開其端。」但從《南島志》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學人在藉鑒中國史志撰寫方式、吸收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外，也會結合本土化編纂手段賦予琉球文獻具有和刻本的典型特徵。這種特徵其實是和刻本漢籍的文化主體性的彰顯，説明東亞漢籍並非單向的文化輸出與接受，而是在漢文化圈內交融互滲下形成各自的書籍文化特色。徐雁平指出：「書籍的傳播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區域或社會結構視域中，群體（即「圈子」）的作用不可忽視。」如果將他所述群體的圈子擴大到更大的範圍，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地區形成的漢文化圈對漢籍域外傳播發揮的關鍵作用。
漢籍在東亞地區的傳播流轉是一個複雜、多元的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漢籍的版本産生了和刻衍生，從而豐富了所屬的文獻版本系統。以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爲例，這些文獻的版本異同反映了日本對漢籍版本的塑造和對漢文化的認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日本會根據自身需求和理解對琉球文獻進行整理和完善，形成自己的版本特徵和文化特性，這爲我們研究漢籍的國際傳播，解讀東亞文化共生現象提供了多元視角和可資參考的實踐路徑。
三、他者視域下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的史志意義與傳播啓示
史志文獻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重要橋梁，它們承載著歷史的記憶，傳遞著文化的精髓。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作爲史志漢籍不僅生動描繪了琉球的地理風貌，也真實記録了當地的歷史源流，體現其客觀性。在江戶時代，琉球與中日兩國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使得琉球形成一種「兩屬」的依附狀態，琉球文化也因此具有文化複合的特殊性。日本對於刊印、編纂琉球文獻有其自覺意識，在構建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將琉球納入日本文化與政治敘事當中是日藏琉球文獻的他者顯現。在他者視域下解讀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對揭示日藏漢籍的史志內涵具有鮮明的範式意義。
（一）反映日本對史志漢籍的文化需求和政治傾向
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主要集中在日本江戶時代。由於當時禁抑政策的緣故，清朝與日本之間的交流往來十分有限，除一些必需的經濟貨物外，這一時期的中國典籍也被清朝商人帶入日本，成爲兩國貿易貨物中的主流商品。直至江戶中後期，書籍逐漸成爲清朝對日貿易中的大宗貨物。由此可見，當時日本對漢籍需求之旺盛。誠然，日本士族階層對中華文化的追求與崇尚直接促使漢籍大量傳入日本，漢籍的收藏亦成爲日本士族社會的文化趨向和興趣風尚。在日本所藏中國典籍中，其數量之豐富，種類之齊全當屬史志漢籍，琉球文獻便極具典型成爲天理圖書館收藏的對象。
對史志漢籍的重視，是日本歷來沿襲的治化傳統。江戶幕府時代，德川吉宗在《有德院實紀附録》中就表示：「唐商攜來之類，首先遍覽書目，就中挑選有用之書。」而「有用之書」則以「輔助政道、可備治具」爲準則進行廣尋博搜。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唐土府州縣志之類不可計數，御庫庋藏驟然倍增」的搜尋盛況。以上記載説明日本蒐集這些中國方志除了慕華心理的推動外，還有藉鑒學習以資輔政的緣故，但這些衹是日本單方面的主觀意向，其真實意圖往往掩蓋在表象之下。我們還應看到作爲被學習一方的理性判斷，巴兆祥就指出：「日本自甲午之戰勝利後，對中國覬覦日益迫切，方志的需求者愈來愈多，它們以強大軍事、經濟勢力爲後盾，大肆蒐集、劫取、掠奪地方誌，方志多以非傳統方式流失日本，其規模前所未有。」從地域條件上看，琉球雖是蕞爾小邦，但其地理位置和戰略價值不容小覷。琉球史志作爲中國士人（多爲使臣）對琉球地區的地理紀要和歷史記録，反映了中國對琉球地區的政治認同和文化統攝，正如《琉球國志略》云：「大抵中山世號忠順，本不敢若倭人僭立元和、寬永等名號，而但以琉球爲國名、中山爲王號而已……方今中外一統，琉球被化尤深且久，似宜從中國諸道郡縣之例，故以志體擬録。」可見，清朝一直把琉球看作是從屬國。在周煌眼中，琉球久被聲教，長期受到中華文化的熏陶，故以地方郡縣之例編撰其志。而日本對琉球的態度，從服天游伯序中可略窺一二：「夫琉球既爲我影國，而猶且貳於清，奉其正朔，受其冊封，而吾之國家不討之，何也？曰古明王之待夷狄，羈縻不責備也，今吾之國家亦然耶。」前面提到，當時琉球在政治上具有「兩屬」性質，雖被日本控制，但依然與中國有著朝貢往來。因此，中國對琉球的態度在日本眼中則顯得尤爲重要，這使得日本對瞭解和研究琉球區域興趣大增，雖不及巴氏所言的劫掠之意，亦有文化兼並之傾向。
日本學界對本國大量收入中國方志的現象早有關注和探究。據日本學者大庭修所考察，一方面由於日本統治者熱心於日本方志的編纂，因此他們收集中國方志是想作爲範本與參考資料；另一方面，他們對清朝的政治尤其對清朝皇帝的事業抱有濃厚的興趣，力圖通過清代方志考察清朝地方行政的建置細節以作資政之用；此外，統治者中一部分人對中國的地方特産也抱有濃厚的興趣。日本對漢籍的需求，尤其對史志類漢籍的重點關注，僅在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便可窺見一斑。除蒐集刊刻來自中國編纂的琉球史志外，日本學人還會自行編撰琉球史志以彌補本國琉球文獻的文化空白，也藉此彰顯日本所謂的統治地位，如前面所提到的《南島志》《薩摩風土記》等。
總之，中國史志在日本的廣泛流布顯然與日本的文化需求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更多的還是來自於日本方面的對華心態和政治意圖。天理圖書館所藏琉球文獻則是這種傾向的具體表徵。
（二）構建域外方志的中國範式體系
琉球史志是中華方志文化的域外延伸，編纂者採用漢字書寫，遵循中國方志體例和編纂目次，即使像《琉球國志略》《中山傳信録》等這樣的使録文獻，也同樣根據傳統方志類書籍的體例和條目進行編撰。這些琉球史志體例完備，內容豐富，具有地方誌百科全書式的詳備特徵，如《中山傳信録》採用的是宋代方志常見的平目體結構，《琉球國志略》則採用明清方志常用的綱目體結構，不僅爲中國琉球史志的體例構建奠定了基礎，也爲日本人編纂琉球史志提供了可資藉鑒的參考。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史志有成書的特殊性，其志書性質較一般地方誌還有所不同。琉球史志往往是出使琉球國的使臣爲進呈皇帝所編，如汪楫、周煌分別遵康熙、乾隆的旨意上呈使録，由於是奉旨御製，故琉球史志往往帶有頌美盛德的編纂意識和史書記載的實録性質，其體裁性質與文書檔案類似。唯有周煌《琉球國志略》不同，此書完全採用方志體例編纂，其性質與地方誌無異，據凡例所云：
琉球之有新志，尤是使録之舊例爾，但録係使臣一人之事，而志則關一國故實所存。方今中外一統，琉球被化尤深且久，似宜從中國諸道郡縣之例，故以志體擬録，庶益堅其向化悃忱，抑或可宣付史局採。
雖然周煌編纂此志也是爲進呈皇帝御覽，但與其它使録的編纂動機和成書目的不同，《琉球國志略》屬於地方誌的編纂體例，明顯帶有政治意味的傾向。具體而言，周煌直接把琉球當做是我國的一方郡縣爲其撰寫方志，將其納入本國方志的編纂範疇，是以地方誌書形式確立了琉球的政治歸屬。這表明我國已經借志書編撰的文化話語權，在思想層面完成對琉球國的文化統攝。《琉球國志略》是琉球史志的典範性著作，爲日本人所撰琉球方志提供了體例範本和敘事參考，其海外流傳與域外的再版，爲構建中國域外方志體系開拓了新的實踐路徑。
日本對中國方志的藉鑒學習由來已久，其方志編纂體例、內容架構乃至思想核心均深植於中國史志的土壤。“在日本，從奈良時代的風土記，到明治時代的皇國地志編寫工作，效仿中國方志，作爲資治的資料，編寫了各種各樣的地方誌書籍。”天理圖書館所藏日本人的琉球史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編纂而成，足以見得此風氣影響之深遠。在日本人所編撰琉球史志中，《使琉球録》和《琉球國志略》常被用作重要的參考書籍，如新井白石《南島志》分上下兩卷，下附地理、世繫、官職、宮室等不同類目，其中多采用《使琉球録》的內容；伊地知貞馨《沖繩志》主要分地理志、官職志、事跡志三種，大類目下再分小類目，均是對中國方志體例的模仿承襲，具有典範意義。
琉球史志漢籍作爲域外方志文獻兼具地域性和時代性特徵。日本編纂者通過對中國史志傳統的學習與吸收，在琉球文獻編纂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爲中國方志文化的海外傳播開闢了重要途徑。日本域外方志的編纂不僅彰顯了中國史志漢籍的傳播力與兼容性，更爲此後構建具有中國範式特徵的域外方志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爲研究琉球漢籍的域外撰寫提供了材料支撐。
餘論
嚴紹璗説：「漢籍在域外傳播的驅動力，從文明史的總體進程考察，事實上取決於兩個基本層面，一個層面是漢籍自身所內聚的價值意義，一個層面是相關族群、民族和國家文化進展中內在的政治、精神文化的諸種需要。」從現實意義看，漢籍在域外傳播源於自身的價值與他者文化的需求。琉球文獻由於撰寫內容的特殊性契合東亞各國的政治建設和文化傳播的需求，通過東亞漢籍環流也在不斷豐富與重構。無論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還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抑或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包括殘卷）」，這三種域外漢籍的形式在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由此在刊布與流傳過程中，琉球文獻形成文化複合的生成狀態。琉球文獻的編撰也逐漸成爲宣誓主權、融滲文明的政治手段，由此推動琉球漢籍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天理圖書館藏琉球文獻因此成爲域外漢籍傳播驅動力的有力見證。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漢籍調查編目、珍本複製與整理研究」（20&ZD276）的階段性成果，原刊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八輯下，鳳凰出版社2025年12月，第321-334頁。注釋從略，望以出版物原文爲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