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研究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研究

郭滿

摘要:

清代宦游台灣的官員群體和文人墨客留下數量可觀的文圖檔案,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是其中之一。與官員呈遞給皇帝或上級的公藏檔案不同,該圖以巡台官員個人為表現主體,以視覺化的形式展現宦台官員的在台治績和人際網絡。通過對文獻史料、巡台日記和圖像的綜合考證可以確定,《巡視台灣圖》表現的主人公為雍正初年巡台御史丁士一。該圖的獨特之處在於,場景並不局限在台灣島上,而是描繪了一幅橫跨台灣海峽的渡海圖卷,與丁士一的宦跡相符,故題作《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更準確。作為圖像資料,該圖具有“以圖證史”的史料價值,將巡台制度從微觀層面予以視覺化呈現,亦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比較觀察,釐清巡台圖卷製作的知識脈絡。

關鍵詞:清代台灣;巡台御史;巡台圖;以圖證史


清代巡台御史、台灣道、台灣總兵等官員,為安輯地方,都積極參與到對台灣的巡察活動中,偶有文集或圖卷留存。巡台御史,全稱巡視台灣監察御史,是康熙皇帝在朱一貴事件後制定的善後措施。在巡台御史制度存續的六十七年間,共計四十七位滿漢巡台御史赴任。為解決新任巡台御史對台灣事情茫然無知的問題,雍正皇帝曾命令首任巡台御史向繼任者傳達台灣的民情土俗,這或許可以解釋緣何巡台御史群體有關台灣的著述會如此豐富。台灣本身獨具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環境也激發了包括巡台御史在內的宦游台灣文人的寫作熱情。

巡台御史群留存下來的涉台檔案主要有以下兩類:一種是向中央彙報台灣地方情況的奏摺文書,另一種是在台為官期間的創作,形式上有專著、輿圖、詩集等等,不一而足。學界已經展開對清代巡台文獻檔案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主要以文本史料為主探究巡台御史制度變遷,或關注特定巡台御史的歷史事跡,對以圖像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檔案雖有初步涉獵,但因巡台圖卷尚未被收入既有的巡台史料出版物中,故缺乏系統性探究,對史料歸屬的判定也存在偏差。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就是此類尚未被解讀和使用的圖像文獻。將該圖像史料納入研究視野,不僅可以為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的研究補充新材料,深入圖像內部剖析巡台御史制度運行的微觀層面,還可與其他巡台圖卷進行橫向比較,呈現歷史文本與圖像之間表達的關聯和差異。


一、以圖證史:《巡視台灣圖》主人公身份的推測

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館藏號:QZX2101)是該館所藏兩幅清代巡台圖卷之一。根據該館的著錄信息,《巡視台灣圖》由天津文會處「撥交」。圖卷上落款為「台灣方永茂敬寫」,「方永茂」是繪制該圖卷的匠人名,而對圖卷主人公的身份未予標注。遺憾的是,方永茂本人名不見經傳,史書中未見相關記載,以至於無法據其人判斷《巡視台灣圖》的繪制時間以及描繪的是哪一任巡台御史或台灣道的經歷。但綜合文獻史料及相關巡台官員的日記、輿圖作品,仍可對《巡視台灣圖》的主人公身份作出推測。

《巡視台灣圖》描繪的是船隻從台灣揚帆起航駛往福建的場面(見圖1),圖中主人公可以初步判定為在台為官或到台巡視的官員。從圖上可見,船隻的旗幟上有「代天巡狩」字樣,這是巡台御史所獨有的,可知該圖主人公為巡台御史,而非台灣道或其他閩台官員。又因旗上不見「提督學院」字樣(雍正五年[1727]起,學政由台灣道轉歸漢巡台御史負責),可斷定該圖繪制內容的時間下限——最遲在雍正五年以前。由此,篩選雍正五年之前擔任過巡台御史的人員名單,再結合圖中重點表達的內容,即可逐步確認其主人公到底是哪位巡台御史。


圖1 《巡視台灣圖》(局部)

在《巡視台灣圖》中,圍繞台灣府城的木柵形象格外引人注目(見圖2)。若巡台御史意欲在畫卷中表達自己的治台業績,那麼此處突出的木柵形象很可能說明其人參與了木柵工程的修建事宜。清代台灣一直未建城牆,後來環植木柵、刺竹作為防衛,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經議准改建土城。台灣最早用木柵築城的記錄,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諸羅縣「環以木柵」,不過這只是諸羅縣知縣的個人行為,未上奏朝廷,也並未在台灣其他府縣推廣。這是針對城牆的建置而言。至於台灣道署以及左營、右營和中營等軍事營地,早在康熙年間就有木柵、刺竹等防衛設施,這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台灣地裡圖》(編號:G7911.A3 1683.T3,見圖3)上清晰可見。


圖2 《巡視台灣圖》(局部)


圖3 《台灣地裡圖》(局部)

台灣史上以刺竹作為城牆的提議要早於木柵,但並未得到實際執行。康熙四十八年,福建巡撫張伯行首先建議以刺竹作為城牆。刺竹為台灣特有的植物,易於成活,日久成林,具備防禦性功用,同時也能節省從福建運輸磚瓦的成本。從後續歷史記載來看,台灣在康熙年間並未正式栽種刺竹,而是代以木柵。雍正三年三月,巡台御史禪濟布上折奏請以官員公捐和士紳庶民捐輸的方式在台建築木柵,提議被採納,參與建城的台灣文武官員由吏部議敘獎勵,具體工程樣式如下:

樹以木柵,其基三面環山,周經一千八百丈,每丈木植、釘鐵、灰土、人工料估用銀四兩。木長一丈六尺,下栽四尺,用石灰沙泥填築,以收水氣,以杜蟻侵。木杪上頂釘以鈎釘,木板上中下橫連三道,大鐵釘釘固。每隔四十丈蓋小望樓一座,上安炮一位,撥兵支守。於要衝之處開闢四門,各築高大門樓一座,安設炮位。木柵之西兩頭俱抵海邊,各設炮位。千把總輪值以司啓閉,以固屏障。

雍正三年十月,禪濟布與景考祥在聯名上報台灣地方收成的奏折里專門提及木柵建築工程,稱「因木料多系內地採買,重洋搬運,致需時日,於十一月初旬必能完工」。

此次木柵修築工程,是滿巡台御史禪濟布、漢巡台御史丁士一、台灣鎮總兵林亮和台廈道吳昌祚共同商議決定的,丁士一升任福建按察使後,繼任者景考祥亦有參與。因此,前後參與此工程的巡台御史禪濟布、丁士一和景考祥都有可能是《巡視台灣圖》中的主人公。不過,禪濟布可以首先排除。因為禪濟布與景考祥關係不睦,二人相互參奏,並非正常任滿情況。雍正三年十二月,皇帝命禪濟布從台灣返回福建與景考祥當面對質,以便查清事件真相,想來他沒有心思去繪製圖像作為紀念。故可能為《巡視台灣圖》主人公的只剩下丁士一和景考祥。

仔細觀察《巡視台灣圖》會發現,其中直接展現出了主人公的年齡與官品特徵,可與丁士一和景考祥進行比較。

首先是年齡。《巡視台灣圖》中,主人公形象已是老態龍鍾,丁士一生於康熙四年,在雍正三年為花甲之年;景考祥生於康熙十一年,雍正三年時也已年過半百,故丁士一和景考祥都符合圖卷中的人物形象。

其次是職官品級。《巡視台灣圖》中,端坐船中的主人公官服補子為孔雀,即三品文官。丁士一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升為福建按察使,正三品,與圖中的官員品級相符;景考祥於雍正三年四月出任巡台御史,十一月就轉任福建鹽運使,從三品,官位品級亦與之相符。

進一步挖掘圖中信息還會發現,木柵是沿海修建,中間有木板兩欄固定。而對照禪濟布和林亮的彙報,木柵的設計遠比這要複雜,除了在上中下橫連三道木板並用鐵釘固定外,還附設敵樓、大炮等等。故而可知,圖中的木柵是處於建設之中的形象,尚未完工。景考祥自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自台灣啓程,十二月十五日抵達福建衙門,若禪濟布、景考祥的推算準確,木柵「於十一月初旬必能完工」,則景考祥離台時木柵工程正好修建完成,這與《巡視台灣圖》中木柵處於正在建設中的形象不符。而丁士一在台任職僅七個月,雍正三年二月就從台灣卸任前往福建,木柵修築工程雖是他與禪濟布和台灣地方官員商議的結果,但丁士一離台時木柵工程尚在進行之中,而這正與圖中木柵處於建設初期的特徵相符。故綜合圖中主人公年齡、官品及木柵特徵等信息後初步判斷,《巡視台灣圖》的主人公為丁士一。


二、以史證圖:丁士一巡台日記與巡台圖主人公身份的確證

丁士一巡視台灣期間,著有多種文圖作品,如巡台日記《此游計日》,《台灣番俗圖》《閩海內外疆域圖》《此遊樂吾真圖》《紅毛城圖》等圖卷。其中,《此游計日》記錄了丁士一巡台時的日常事務,國家圖書館藏有雍正年間刻本(索書號:00739)。通過《此游計日》的記載可以確證,《巡視台灣圖》的主人公是丁士一無疑。

《此游計日》記錄了丁士一從計劃到參與木柵工程實施的過程。丁士一為修建木柵以加強台灣府城的防衛做了大量工作,他從實際觀察出發,借鑒台灣已有的修築城牆的經驗,考察了用刺竹和木柵修築城牆的兩種方案。雍正二年五月初,丁士一路過台灣鎮治所,看到將刺竹、木柵作為城牆建築材料的台灣特色:

戊申,過台鎮。鎮營截竹為柵,柵外植刺桐葉微似桐而小,乾多刺,花殷紅,仲春盛開,遠望如火、莿竹一叢數十竿,莿堅利,台人屋後多種之。營前龍眼、番檨各數株,皆百年物。

五月中旬,在台官員在台灣鎮官署聚集,共同商討修建郡城議題,丁士一首度提出,如果不能修建城垣,不妨考慮設立木柵:

戊午,早集鎮署,因及建郡城之議。或曰:曾經九卿議覆,勿作此想。余謂:台灣雖面海背山,實屬平原曠野,若不能建城垣,亦宜設立木柵。安商民之心,壯軍士之膽,全系乎此。如腹里地方,即市鎮村莊,尚且有寨有堡,而乃謂岩郡孤懸海外,無需藩籬,有是理乎?

如此看來,丁士一是極力推動在台灣修建木柵的人,並且對自己的意見很堅持,也試圖說服其他同僚。修建木柵的思路想來就是從台灣鎮的防禦工程而來。幾天後,丁士一巡視時看到營房倒塌嚴重,於是向督撫呈遞公札,建議與木柵工程一並修建。此時,丁士一或許已下定決心,要讓台灣地方官員同意他的木柵修建計劃。

六月初,丁士一巡視海岸進行實地考察,開始具體籌劃建設木柵圍城的規模:

丙子,巡查海岸,由土墼埕歷大埔、山川台、春牛埔,轉至北校場,向西抵軍祿厝、坎下止。三面周圍一千七百八十丈,可作木柵,如古行營制。其西則大海障之,若半規然。用木若干、鐵若干、匠工若干,屬守土者熟計焉。

七月,各官員再次集聚討論木柵修建工程,有紳士商民表示願意為此工程捐獻。這無疑讓丁士一的計劃看到了曙光。官兵的營房首先得到督撫批准,用磚石建築取代竹木,台灣鎮三營和南北兩營都在此次修建範圍之中。直到十一月下旬,丁士一的日記中再度記載了木柵工程的進度:「壬戌,再議柵城。高太守行有日矣,認真擘畫,已具規模,是不傳捨其官者。」高太守即康熙六十年任台灣府知府的高鐸,雍正二年轉任汀漳道道員,與丁士一來往甚密。從丁士一的記載中可見,木柵修建工程在高鐸的主導下開展,並且已初具規模。此次木柵修建工程中還有另外一個關鍵人物,即周鍾瑄。康熙五十八年,周鍾瑄在諸羅縣知縣任上曾重修諸羅縣木柵,康熙六十一年調任台灣縣知縣,與丁士一之間必然有交集,或許就曾與丁士一溝通過木柵城池的特性。職是之故,在丁士一到福建任職後,禪濟布向皇帝彙報,奏請由周鍾瑄負責台灣府木柵工程的修建。

丁士一巡台日記中記載的細節與《巡視台灣圖》中的場景可一一印證。既然已確定《巡視台灣圖》中的主人公為丁士一,則該圖卷之命名也可進一步明確。鑒於圖中的場景主要是經台灣海峽由台返閩,或可將其命名為《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下文即以此名稱之),更符合畫作原旨。


三、圖圖互見:巡台圖卷的知識譜系

根據目前各館藏機構公佈的信息和歷史文獻記錄統計,共有七幅同類型的巡台圖卷,詳見表1:


其中六幅的主人公為巡台御史,一幅表現了台灣道在台巡察的歷史場景。七幅巡台圖卷之間在內容和形式上亦可參酌互見,在圖文互動以外發揮「圖圖互證」的加成效果,同時也提供了理解清代台灣監察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視覺歷史圖像。將《乾隆元年單德謨奉命巡視台灣圖卷》(館藏號:QWH1427,以下簡稱「《單德謨巡視台灣圖》」)、《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和其他現存的巡台圖卷進行橫向對比,可以大體還原《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在諸多巡台圖卷中的定位,並借此推定該圖的完整樣態。

在清代巡台圖卷的創作中,首任漢巡台御史黃叔璥開其先河,奠定了圖卷的繪制題材和基本形態。黃叔璥有巡台圖卷《蠻谿使槎圖》存世,現藏於吉林省博物院,尚未公開展陳,目前只有鄭國做過簡要介紹。該圖繪制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巡台圖卷中最早的一幅,包括圖卷主體和圖卷後的題詩兩個部分,繪制者為李珩。李珩在史料中不見記載,應與繪制《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的方永茂身份相似,是畫匠。根據鄭國的記述,在該圖卷上題跋者多達二十人。從其中張鵬翀《蠻谿使槎圖為黃玉圃御史題》、呂謙恆《為黃玉圃侍御題使槎圖》的題詩中可見,不同於《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和《單德謨巡視台灣圖》,《蠻谿使槎圖》之名應是在繪制時就已確定。張鵬翀、呂謙恆二人均沒有在台為官的經歷,應是黃叔璥結束巡台任期返回大陸後再請友人與同僚觀圖題贈。後續多幅巡台圖卷都有類似的情形。

從時間和任期而言,《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緊跟《蠻谿使槎圖》之後,應完成於雍正三年。在抵達台灣時,丁士一與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吳達禮曾見面交接,有獲觀為前任巡台御史所繪圖卷的可能性。不過,與現存其他六幅巡台圖卷展示的都是在台巡視的場景不同的是,《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描繪的則是橫渡台灣海峽前往福建的畫面。畫卷主體是台灣海峽的海洋景象,究其來源,大致有三:其一,畫師方永茂極有可能曾與丁士一同行乘船返回福建,有觀海的直接體驗,或者是渡海前往台灣時有類似的觀察;其二,丁士一曾繪制《閩海內外疆域圖》,也可作為畫師的參照;其三,巡台御史官衙內懸掛有一幅《台灣輿圖》,有可能是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繪制的《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或其他相關輿圖作品,亦可成為方永茂繪圖時可借鑒的資源。《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以台灣海峽作為背景,一來反映丁士一從台灣轉往福建任職的經歷,二來也體現出丁士一自身對閩海事宜的持續關注,具有極強的個人色彩。

與《蠻谿使槎圖》相比,《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僅有圖卷內容,而未見任何題寫的詩文。與之情況相似的還有台灣博物館藏《林天木台灣巡視圖》(編目號:AH000501)。一般而言,巡台圖卷完成後,會請友人或同僚觀摩並題寫詩文。作為「代天巡狩」的官員,巡台御史與台灣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天然存在張力。巡台御史以發現治理漏洞、糾參不法為天職,台灣所有文武官員都要受其監督。就巡台御史的權責範圍而言,不再是如康熙帝設定的「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也」,而是深入參與到地方日常和緊急事件的措置當中。巡台御史與台灣地方官員之間這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也意味著彼此之間要保持適當的政治距離,是以未曾見到現任巡台御史的圖卷中有台灣地方官員的題贈。與之相反,國家博物館藏《巡視台陽圖卷(複製)》(館藏編號:保臨334)中則滿是台灣府縣官員的題詞,且均自稱「屬吏」。該圖和《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一樣缺少引首部分。綜合圖中出行時的儀仗旗幟及題跋者的身份和履歷來看,圖卷中的主人公應為雍正年間的台灣道張嗣昌,而非某位巡台御史。

天津博物館藏《單德謨巡視台灣圖》是目前所見製作最為精美和完整的一幅巡台圖卷。巡台圖卷一般由圖卷主人陳述繪制緣由、引首、圖卷、酬贈詩文四部分構成,即便是最早的《蠻谿使槎圖》,也至少包括圖卷主體以及題贈的詩文。丁士一在台灣時,同安人方爾松曾為其繪制《此遊樂吾真圖》,圖卷後有十餘位友人題贈詩文。丁士一在巡台日記中寫道:「(雍正二年七月)戊申,同安方爾松為余寫小照,佈景設色,皆海外風物。旁有童子四,或捉筆,或攤書,若家塾然。日暮,鄰捨送橘酒,移坐前院,巧月窺簾,清風涼肌,不負此夕。」由此大致可以推斷,《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與《林天木台灣巡視圖》原本亦應有題贈詩文,至少應包含說明主人公身份的文字。

巡台圖卷既在主觀上具有紀念性質,也在客觀上具有紀實功能。巡台御史的個人履歷、在台治績以及職官制度的運行現場等等都能從中略知一二。以往巡台御史在台灣的巡察工作於史料中記載不多,僅僅簡略描述,一語帶過,並且局限在文字材料上,具體場景只能依賴想象;巡台圖卷則提供了鮮活可觀的制度運行場景。巡台圖卷中一般包括如下幾個關鍵要素:人物、事件、自然景觀、地理環境。綜合來看,畫師多半會結合台灣既有的番俗畫、風俗圖、輿地圖等成品進行再創作,而非從零開始。

當然,除了借鑒舊有的圖像傳統,巡台圖卷也會「反哺」台灣的知識和人文景觀。例如,乾隆十一年曾赴台灣任教諭的董天工,在《台海見聞錄》中將「迎使」和「賞番」作為台灣的特色風俗記錄下來:

迎使

巡使按年巡歷南北二路,撫賞番黎。凡至一社,土官婦女,遠迎馬前,跪獻都都,意頗誠切。黃巡方有詩:“沙轆行來界北邊,(祼)〔裸〕人雖陋意殊虔。官廚未識都都味,首頂磁盤眾婦先。”

賞番

官長至社,番婦數十人,身著鮮衣,項掛瑪瑙珠曰「衣堵」,螺錢曰「眉打喇」,輓手合圍,蹋地而歌,逐隊跳舞,官賞之酒,連釂不醉。張巡方有詩:「領懸文石間雕螺,連臂唉噫蹋地歌。簇錦圍中看賜酒,累觴未覺醉顏酡。」

例行巡視與打賞少數民族是巡台御史在台的主要活動,故而後續巡台御史的巡台圖卷,偶爾也被稱作《巡視台灣賞番圖》,各幅巡台圖卷之間有內容和形式上的歷史繼承關係。乾隆二十一年,巡台御史李友棠也曾繪制類似的巡台圖卷,今已不存。不過,他的友人鄭虎文在觀賞巡台圖後作有《題同年李給諫西華巡視台灣賞番圖》。題詩中包括三部分內容,首先是贊賞巡台御史的威嚴和治理功績,其次是介紹台灣少數民族的習俗;最後是抒發對少數民族日漸向化、海氛寧靜的政治期待。可見在鄭虎文的理解中,巡台御史李友棠在台主要職能是撫育台灣少數民族。在《單德謨巡視台灣圖》的結尾部分可以看到,圖卷上包括了清代台灣番俗圖中的多種主題意象,比如「捕鹿」「舂米」「織布」「猱採」,等等。類似的番俗圖像同樣出現在《巡視台陽圖卷》和《林天木台灣巡視圖》中,李友棠《巡視台灣賞番圖》很可能也是如此。因此,《蠻谿使槎圖》《巡視台陽圖卷》《林天木台灣巡視圖》《單德謨巡視台灣圖》《海東選搜圖》《巡視台灣賞番圖》六幅巡台圖卷大致可以歸為一類,是巡台圖卷中較為典型的。其畫面主體集中在台灣南北二路的某一特定地理空間,表現巡台御史的巡視場景和台灣局部的自然景觀。而《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以台灣海峽為主要呈現空間,則是另外一種非典型的巡台圖卷。丁士一未遵循黃叔璥的巡台圖卷傳統進行繪制,應與其個人仕宦經歷和在台活動密切相關。丁士一從巡台御史升任福建按察使,自是有將兩地都記錄下來的主觀需求。在台灣時,丁士一已經主導繪制過展現台灣人文地理風情的《此遊樂吾真圖》和《台灣番俗圖》;《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以閩台兩地之間的海洋為表現重點,不僅在個人創作中避免重復,在內容上也獨樹一幟。

與乾隆皇帝對巡台御史「有名無實」的消極評斷不同,雍正皇帝持續調整巡台御史的職權範圍和任職規則,以發揮其天子耳目、稽察地方的作用。巡台御史提交給皇帝的公文檔案也成為檢驗該制度運行情況和實際功用的核心依據。相較於官方文獻的不公開性質,在巡台御史私人領域或台灣區域文化空間中流行的巡台圖卷,向外界提供了近距離觀察巡台御史制度運行的可視化途徑。當然,具有私人紀念性質的巡台圖卷往往經過畫師有意識的篩選和塑造,需與官方檔案結合起來,才能更好理解巡台圖卷中的真實歷史。


結語

巡台圖卷和文獻檔案之間彼此呼應,可以發揮圖史互證的史料價值。經過考證可以確定,天津博物館藏《巡視台灣圖》的主人公為雍正初年巡台御史丁士一,題名可進一步明確為《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丁士一巡台時間雖然短暫,但也巡視台灣南北兩路,為改善台灣社會治理做出積極貢獻,並有多種涉台圖文作品存世。《丁士一巡視台灣歸程圖》和其他多幅巡台圖卷是巡台御史在台活動的視覺化呈現,補充了傳統文獻材料所不具備的歷史場景,提供了通過圖像介質觀察巡台御史制度運行的途徑,讓“回到歷史現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可能。

巡台圖卷可以視為巡台御史宦跡圖的一種變體,其創作多從既往的文字和圖像知識體系中汲取素材,在這個過程中,巡台圖卷本身也逐漸成為台灣歷史知識的組成部分,巡台御史的例行性巡察也融入台灣在地的制度與風俗脈絡中。巡台圖卷原本是一種在私人領域流傳的圖像文獻,從繪制的意圖、內容到讀者對象都是主體人物的親朋故交、門生故吏,因此,圖卷中呈現出來的歷史必然是經過篩選和裁剪的。從多幅巡台圖卷的保存情況來看,圖卷的命運與巡台御史個人的宦海沈浮息息相關。通過對現存多幅巡台圖卷做比較研究,並結合相關歷史檔案進行考證,不僅可以豐富對巡台圖卷的整體認知,亦可挖掘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6年第2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