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談《元史》的成書與流傳
張良談《元史》的成書與流傳
採訪︱彭珊珊 黃曉峰
《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
張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632頁，198.00元
明初纂修的《元史》，歷來被視為二十四史中質量較低的一部。其成書倉促、版本複雜、流傳混亂，這些「缺陷」恰恰為版本研究提供了獨特樣本。然而，長期以來，對《元史》版本調查存在先天不足—最早的洪武刻本存世稀少，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元史》只能以洪武殘本配嘉靖南監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點校《元史》時，沒有在國內發現任何一部洪武全帙。
二十一世紀以來，文獻學研究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古籍電子資源不斷豐富，圖書館放寬了閱覽條件，文獻普查也不斷帶來新發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學者張良在黨寶海教授前期工作的基礎上，對《元史》版本展開系統調查，「拼湊」出洪武刻本全貌，並推動中華書局《元史》修訂工作放棄沿用多年的「百衲本」，改用洪武刻本為校勘底本。
在此基礎上，張良完成了新著《〈元史〉成書與流傳研究》。該書基於大量版本調查，釐清了《元史》版本譜系，復原了兩次纂修的不同內容，並對《永樂大典》所引「元史」逸文、《庚申外史》的傳存系統等關鍵問題提出了新見。就此書內容，《上海書評》專訪了張良。在訪談中，張良還對當下流行的“史源學”研究範式作了反思，他認為不應忽視物質載體的偏差，並提出了判斷文本同源關係的三條標準。
數字時代的《元史》版本研究
您這本書釐清了《元史》的版本譜系。這個工作為什麼直到今天才完成？過去學界對《元史》版本的調查有什麼不足？
張良：《元史》點校工作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情，校勘水平非常高，在二十四史當中都可以排在前列，實際上達到了我們今天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當然還是有些問題解決得不夠好，主要是受研究條件制約。2007年，中華書局開始修訂二十四史，2020年，書局重新啓動《元史》修訂，這期間面對全新的版本條件，理應站在前人肩膀上，進一步釐清細節，並在方法論建構上取得突破。
其實這本書的研究方法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將不同板片挨個過眼、比對。本科時閱讀張麗娟老師的《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無比佩服；讀研後觀摩中文系古典文獻方向的師友們做研究，受到實物版本學研究熏陶，立志要做這樣的學問。2020年7月，我博士畢業，其後由黨寶海老師引介，得以參加《元史》修訂工作。
我的感覺是，在2020年之前，這本書是很難寫出來的。首先，過去學者沒有條件看到如此之多的印本。為了寫這本書，我經眼了眾多不同的《元史》刻本，每一種刻本之下，又盡可能蒐集不同印本，以至於從網上找到的電子資源就不下五十種。假如這些都是靠一個一個圖書館去查閱原書，工作量將會相當驚人。而且公共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調閱古籍善本比較麻煩。而近二十年來，不少圖書館放寬了閱覽條件，古籍電子資源不斷豐富，數字人文技術也在迭代發展。相對於前輩學者，目前的閱讀條件已經有了極大改善。
此外，《元史》本身的特點也加重了調查難度。《元史》南監本主體部分沿用了洪武板片，但做了修補，二者版式行款一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元史》洪武本和南監本的關係存在不少誤會，一個普遍看法是，南監本是洪武本的後印本，這就造成了三個結果。一是在著錄版本的時候，經常做不到仔細區分洪武、南監本，著錄信息難以取信於人。後來紙質卡片上的版本信息被錄入電腦，大量套用數據，又造成新的錯誤。二是客觀上降低了對洪武本的重視程度，將其與南監本等量齊觀。比如國圖收藏了一部南監本（索書號：07371），闕卷闕葉居然以三種洪武殘卷配補，其中就包括明朝大藏書家袁忠徹的舊藏，印鑒歷歷在目。三是流傳至今的洪武本、南監本很多不是全本，存在穿插配補的情況，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版本鑒識的難度。比如上海圖書館收藏了一部洪武配南監本（索書號：線善790173-212），長期以來一直被著錄為嘉靖南監本，實際上這部書的底子純粹就是洪武本，而缺損葉面以南監本穿插配補，因此在版心上方，嘉靖年號往往赫然在目，容易造成誤導。
2007年，中華書局開始二十四史修訂工作，我的導師黨寶海當年受陳高華先生委託，重新著手調查《元史》版本。一開始探索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公藏單位，尤其是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後來擴展到外地。那時候他為了核對版本，只能一家家圖書館挨個跑，一本本書逐葉翻，受現實條件制約很大。黨老師曾告訴我，其實在十多年前，他已經注意到浙江圖書館收藏了一部洪武本《元史》，想去一探究竟，到館之後，館員陰差陽錯沒有找對索書號，結果遺憾地失之交臂。
2023年12月，有朋友告訴我，他在浙江省古籍普查數據中看到一些書影，可能有我要找的版本，正猶豫要不要買票去一趟杭州。恰好當時浙江省開風氣之先，把省內很多重要善本古籍的電子版公佈在了網上（浙江省歷史文獻數字資源總庫，https://history.zjlib.cn/），我隨手檢索，恰好就有一部《元史》，是浙江圖書館藏書（索書號：善000022），我在網上一葉一葉翻過去，最後驚喜地發現，這是一部部帙完整且沒有配補的洪武本！十多年前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今天好像完全不費什麼功夫。所以，前輩學者面對的閱讀條件，確實遠遠比不上當下。找到這部洪武本之後，我立刻向黨老師彙報，他很激動，跟我談了不少當年調查版本的秘辛。
您2020年加入《元史》修訂組後，提出新的整理工作應徹底放棄原來用的百衲本，改用《元史》最早的洪武刊本為校勘底本，這個意見最終被採納，當年中華書局調整了修訂體例，正式確定以洪武本為校勘底本。能否談談其中的經過以及關鍵版本的發現？
張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元史》的時候，就沒有看到任何一部完整的洪武本。當時能夠利用的洪武本大多數是北平圖書館藏書，其中不少可以追溯到內閣大庫舊藏；至於說闕卷，再以商務印書館自藏嘉靖南監本的早印本配補。後來，張元濟先生經眼的幾種洪武殘本大多數分藏北京、台北兩地。1970年代中華書局點校《元史》，能夠利用的也只有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的幾部洪武殘本。2007年，中華書局開始重新修訂二十四史，這種情況沒有本質改變。當年修訂組的版本調查集中在北京地區，主要也是看看能不能在京內公藏單位榨出最後一點油水，拼湊一部洪武全本。結果當然不是特別理想，而且正是開始這種預設，反而忽視了一些其實就在我們手邊的重要版本。
首先是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洪武刻本（索書號：線善758293-332）。這是一部沒有任何補板的洪武本，實際上就那麼敞亮地放在那裡。直到2025年8月份，我去上海圖書館核對版本，遞完條子後閒著無聊在古籍部門口翻閱卡片，才注意到這個版本。第二就是剛才說到的浙江圖書館這個版本，也是一部完全沒有補板的洪武本，印次略晚於上圖本。
不過，2007年前後，版本調查還是取得了很大收穫。其中一個成果，就是黨寶海老師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挖掘出的洪武配南監本，這部《元史》為燕京大學舊藏（索書號：NC/2700/3933.13），後來中華再造善本予以影印。第二個關鍵發現，是劉曉老師2010年在京都大學看到的另一部洪武配南監本（索書號：史-I-2-73）。兩個本子的洪武板片都不全，還穿插配補了不少南監本板片，不過洪武板片的總數已經非常可觀了。後來我做過統計，洪武本《元史》全書四千四百六十六葉，拿著兩個本子的洪武板片搭配起來，只有七葉需要整體配補，可以確定是洪武本板片的，能夠達到《元史》全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所以，有了黨寶海老師、劉曉老師奠定的基礎，到了2020年，修訂組最終做出決定，不再用百衲本《元史》做底本，而是直接換成了洪武本，具體工作流程是，使用燕京、京大兩個本子，汰除南監板片，再通過穿插配補，把洪武本全部復原出來。當時張帆教授也非常認同我們的看法。決定換底本之後，我又發現了前面提到的兩個洪武全本，這使得後續工作更加便利。
從版本調查到做出換底本的決策，事實上是大家逐漸形成共識的過程。上世紀七十年代，《元史》修訂組選擇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作為底本，也是基於版本利用情況的無奈選擇。當然，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張元濟說法左右。張元濟固然是一流學者，但同時也是精明的商人。我們現在知道，百衲本《元史》是合併影印洪武本、南監本而成，可張元濟在出版說明裡面聲稱，影印底本就是「明洪武刊本」，其實他是知道實情的，在和下屬丁英桂書信中提到：「《元史》稱洪武刊本，可一律。」洪武本版心一般標記刻工字數，而嘉靖南監本除了重刻板片在版心上方標記年份之外，大多白花花一片。我發現百衲本在描潤南監本板片時，居然故意在空白版心寫上刻工姓名，以冒充洪武板片。當然，七十年代的修訂者很快就發現了百衲本拼合的痕跡。所以在後來點校工作中，如果《元史》這一卷有洪武原版，那麼底本就抽換為對應的洪武本。只不過這種抽換工作並不是很充分。比如國圖所藏洪武本（索書號：A01173）正是點校本所參考的一個本子，這本書還保留了洪武年間的蝴蝶裝舊式，沒有紙捻、穿線加固，歷久歲月，在北京乾燥的環境當中，粘膠稍經翻檢極易散碎。我在調閱這部書的時候還發現，前半部分書葉參互不齊，後半部分尚且整齊如新。或許當年修訂《元史》，僅僅參考了這部書前半部分。
鑒於百衲本名聲一向很好，而且《元史》既有點校成果在二十四史裡面都稱得上優秀，所以2007年修訂《元史》，還是使用百衲本作為底本。我和修訂組黨寶海、胡珂、陳曉偉等老師私下討論，都認為這件事還可以往前推進一步，使用洪武本作底本是可行的。修訂組採用大兵團作戰，分配給我的是《河渠志》，分給陳曉偉老師的是《三公表》和《宰相年表》。然後我就利用分給曉偉老師和我的這兩部分，對百衲本做了細緻的文本校勘，辨析來源。此外，逐葉鑒別燕京、京大兩部洪武配南監本，在四千四百多個筒子葉當中區分洪武、南監板片。有了這個數據基礎，中華書局以及修訂組領導很快就接受了建議，抽換底本水到渠成。
《元史》的兩次纂修與「外證」的價值
《元史》成書非常倉促，三百多天就修完了，普遍認為它的編纂質量不高。您能否具體談談其中的問題？
張良：《元史》成書太倉促，遲至清代前期，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說一人兩傳，前後體例不一等等。所以現在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元史》在二十四史裡面算是修得比較差的。
那麼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我在梳理《元史》二次纂修問題的時候，試圖還原了一下當時的場景。
先說一下背景。《元史》編纂分兩次完成：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修成了從太祖到寧宗十三朝歷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洪武三年二月到七月，補修順帝一朝，共五十三卷。這兩次加起來，一共有兩百一十二卷，最後局部拆分配補，合成今天通行的兩百一十卷本。分成兩次修訂的主要原因，就是元順帝時期史料不足，以宋濂為首的修史班子只能臨時停工，派員到各地蒐集順帝朝資料，半年後重新開始纂修。
問題出在兩次纂修之間。洪武二年八月，《元史》修訂暫時告一段落，史臣將稿本進呈朱元璋過目。朱元璋一看，很開心，當即下詔「謄寫刊行」。也就是說，這書實際上還沒修完呢，老朱就下令開工雕版了。
我覺得史臣罵娘的心都有了。原本洪武二年的進呈本就是一個「半成品」，結果朱元璋一拍大腿，上來就要刊刻。命令是不能違逆的。所以從洪武二年年底到洪武三年，《元史》編纂陷入了非常尷尬境地：這邊在繼續纂修順帝朝的史事，那邊洪武二年修成部分已經開始上版，批量固化了。修史和刊刻並行，旋編旋刻。
如此倉促行事，造成了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現在看洪武本、南監本，不少志、傳卷首標記的次序和通行本次序就不一樣，比如今本卷一六五，卷首標記「元史一百五十五」，今本卷一七六，卷首標記「元史一百六十四」，不一而足。後來在影印百衲本的時候，這些所謂「倒錯」卷次全部被「改正」了次序。再比如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妥歡帖睦爾，就是元順帝，北元稱惠宗，開始編修《元史》時還活得好好的，沒有謚號，所以《元史》部分初修卷次提到他的時候，多用墨丁或空白代替，而且預留了三個字的位置，可能史臣考慮到朱元璋心血來潮，仿效泰定帝故事，給這位前朝皇帝加上三字稱號。當然，史臣、刻工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區分初修、後修的蛛絲馬跡，比如前面提到的「卷次倒錯」，反映了洪武二年初修時預定的排列次序；另外兩次刊刻的版心、卷首及卷末標記也有系統差別，凡標記「本紀」「列傳」，都是洪武二年初修板片，另有標記「紀」「傳」的，則是洪武三年續修板片。這種差別在志、表部分倒是沒表現出來。
洪武三年七月，續修部分終於完成，到十月宋濂寫《目錄後記》時說「鏤板訖功」。也就是說，從下令續修到全部刻完，只用了三個多月。這麼短時間，又要修書又要刊刻，很多問題根本來不及統籌。一般認為朱元璋如此急於求成，有政治方面的考慮。
您在全書方法論部分特別指出，要重視文本的物質載體、相關人物和時空環境，即相對於「內證」（文本內容）的「外證」，尤其是「實物版本」的鑒別。僅僅依靠「內證」是有缺陷的。能否具體談談「外證」對《元史》研究的意義？
張良：我在書中把洪武二年、三年兩次纂修《元史》形成的所有卷目做了釐清，主要就是利用一些版本上的物質痕跡。
區分《元史》哪些篇目是洪武二年初修，哪些是次年續補，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以前研究這個問題，只能根據一些基本的原則，比如續修部分主要集中在順帝一朝，那麼其他部分就是初修；另外不少篇目的主事者也可以考察清楚，結合此人何時參加修史工作，可以反推所撰篇目的修訂次序。當然了，按照這些方法，不可能逐卷、逐篇把這個問題徹底搞清楚，在我之前，本紀、諸表已不存在問題，志書部分留了一點尾巴，列傳部分遺留的問題最多。我通過梳理板片特徵，尋找一般性規律，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最終結論也驗證了大多數前人成果的可靠性。
把兩次纂修的篇目徹底釐清之後，很多圍繞《元史》成書的細節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一人兩傳」的問題。姚大力老師曾問我：「『一人兩傳』是不是因為兩次刊刻造成的？」結果不是。對照前面的結論可以發現，絕大多數「一人兩傳」的情況在第一次刊刻時就出現了。此外，《元史》列傳排序問題頗為混亂，其成因倒是和兩次刊刻密切相關。所以《元史》成書的倉促和粗疏，是自始至終存在的。嚴格來說，洪武本《元史》就是一部半成品，除修訂的時候各自分工，成於眾手之外，纂修日程過於倉促，以至於連統稿的時間幾乎都沒有。到續修的時候，日程更加逼仄，而且還要一邊修書，一遍刻板，又讓早先出現的錯誤難以修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對《元史》品質的簡陋，也就能夠報以理解之同情了。
很多歷史學者在做研究的時候，往往更重視文本內容本身，但「內證」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而通過版本上的一些外在痕跡，即版刻特點和風格，則可以順利區分兩次刊刻的內容，如果僅僅依靠「內證」，這個問題無法徹底解決；當然反過來也同樣如此，「內證」和「外證」是不可偏廢的。而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對版本學、對實物版本研究存在忽視，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現狀。
另外我想說的是，近年《元史》研究更偏向中西交通，大家的眼光紛紛向西。熱衷「預流」，過分強調「問題意識」，新材料、出土文獻、域外材料優先，反而造成那些最基礎、最「大路貨」的傳世文獻受重視不足，長期處於「燈下黑」的狀況。提起《元史》，不少人頭腦里浮現出來的也只有中華書局那十五冊小綠皮，缺乏文獻學意識。
其實在2010年以後，古籍電子資源肉眼可見地愈發豐富，當然這離不開象牙塔內外理想主義者的推動。書格（https://www.shuge.org/）、奎章閣（https://www.wenxianxue.cn/）以及典津（https://guji.cckb.cn/）等基礎設施的搭建，給我們提供了極大便利。研究條件雖然還存在各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終歸還是在不斷改善的。
很有意思的是，我把「二次纂修」的結論向黨寶海老師彙報之後，他曾說：「這個問題居然是你小子解決的！」導師一方面很開心，一方面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麼大的一個問題，核心材料並不隱晦，方法論也稱得上直白粗暴，如果不是這種「燈下黑」的狀態，其實應該更早被人解決。
史源學的貢獻、困境與標準
有一部專門記錄元順帝朝史事的編年體雜史著作《庚申外史》，過去有人認為是《元史·順帝紀》的史源，您認為不是，請您談談依據。
張良：《庚申外史》和《元史》共享大量相似的材料、相似的文句，過去很多人認為兩者之間存線性傳抄關係，簡單來說，《庚申外史》長期被視作《元史·順帝紀》的重要史源。然而這個看法是不成立的。
第一，就前後紀事體系性而言，《庚申外史》顯然比不上《元史》，往往某類記載略備一隅，或是某一事件有始無終。雖然《元史》與《庚申外史》有共同材料來源，但很顯然，在各自經歷文本傳續衍變之後，二者已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第二，《元史》與《庚申外史》對應記載互有詳略。不過多出文本的性質存在明顯差異。在排除文字潤飾成分前提下，《元史》文本中年月、人名、地名等有效信息往往多於《庚申外史》，呈現出官修檔案巨細靡遺，又冷靜精確的特點；而《庚申外史》較《元史》多出部分，則不脫小說家成色，帶有更多情節化的特徵，比如刺殺孛羅帖木兒那段，增加了大量人物對話和戲劇性描寫。這說明它們是同源材料在不同系統中演化的結果，而不是誰抄誰。
因此，《庚申外史》並不是《元史》的直接材料來源，其前身是劉夏《庚申帝大事紀》。劉夏北上訪史，和暢勳等前朝故老暢談幾晝夜，後來連綴成書，以聽來的八卦為基礎，增添洪武二年、三年其他幾隊人馬北上訪得的元朝檔案文獻，此外還參考了明朝自己修纂的編年史。《庚申外史》與《元史》部分內容同源，然《元史》無論在細節豐贍程度方面，還是史事排布的體系性上，都要遠超前者；此外，《庚申外史》還有不少獨門記載，多沒有得到《元史》編纂者採擇。可以肯定，《庚申外史》並不是《元史》的直接材料來源。
如您所說，「史源學」近年產出了很多新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能否請你談談，史源學帶來哪些洞見？另一方面，您對史源學有哪些反思？
張良：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史源學研究做到一定程度，難免會出現一些形式大於內容的問題，陷入機械化、庸俗化的窠臼，比如在文章里列個表，左一欄、右一欄，做簡單對照。研究越來越順手，但也意味著陷入瓶頸。比如很多研究呈現出這樣的面貌，簡單一看，兩種文本之間堆砌了一些相似的材料、相似的文句，甚至共有幾個人名地名這類關鍵詞，就認為它們存在線性傳抄關係。這未免過於簡單化了。我現在一直在反思這個問題，同源關係能否成立的判定標準到底是什麼？如何判斷兩種文獻之間究竟是線性因襲，還是同源異流的關係？總之，標準問題需要被重視起來。
此外，史源研究做得多了，也要考慮其意義何在，不至於鸚鵡學舌般起高調，也不至於對文獻學研究妄自菲薄。
當下流行的「史源學」研究，其實跟陳垣並沒有密切關係，更大價值在於，從精神層面接續了顧頡剛當年古史辨派那一套文本辨偽的意識。我們研究的內在實質是「做減法」，顧頡剛不也在「做減法」嗎？他對材料進行辨偽，這個書是偽書，那個書不能用，這本身就是一種減法。顧頡剛先生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先秦兩漢，而當下研究由唐以後斷代的學者執牛耳，本身也「後發」斷代在方法論層面的「補課」。從學術史角度來說，這一類研究的意義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所謂「走出疑古學派」，難免存在意氣成分。即便那些學術界尖銳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其實很難完全走出顧頡剛搭建的理論框架，所謂「純粹的信古」，也就是神道設教，跳出現代學術之外了。即便有些人抱持批判心態，比如王國維先生，在給朋友的信中把顧頡剛罵個狗血淋頭，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客觀上卻是對既有體系的修正。在學術對話中，這是一種有尊嚴的態度。
苗潤博《〈遼史〉探源》實際上也是在做「辨偽」工作，其觀點極其有價值，將文獻中不太可靠的部分、有疑問的地方揭示出來，並告訴我們它是不能用於研究遼史的。這就提示我們，其實，我們研究任何具體問題都需要注意文本層面的辨偽。當然，既有的辨偽溯源工作並不是沒有瑕疵，研究的終點也不應該停留在這裡。探源辨偽之後該怎麼辦，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期待更多《先公先王考》問世。
關於怎樣定義「史源」，您心中的標準是什麼？
張良：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這就像是判斷抄襲、洗稿的通行方法。
第一，判斷同源關係，不能僅僅關注客觀事實的一致性。一個句子有中心詞和附加語，從技術層面來看，如果兩句話同源，不僅要看中心詞是否一致，還要看附加語，以及中心詞與附加語之間的搭配關係。僅僅是中心詞一致，同源關係是較為薄弱的。中心詞反映的多是客觀數據，即便執筆主體存在不同，文本脈絡並無交叉，面對同一客觀事、物如實記載，也能夠體現出一致性。比如，不同系統的史書記載了某人於某年某月某日，曾在什麼地點擔任過什麼官職，這裡的人名、地名、時間、官名等都是客觀數據。如果只是把這兩種史書中的客觀事實進行比對，雖然中心詞可以對得上，但文本未必同源。這時，附著於中心詞的附加語就像防偽標記，給同源關係增添了一層保障。
第二，文本搭建的邏輯是否存在一致性？比如《隋書·經籍志》總序是根據牛弘在隋代的一篇奏議文本《請開獻書之路表》改編的。牛弘奏議為什麼可以視作《隋書·經籍志》總序的源頭？因為這建構邏輯是相同的。當然，還有不少句群表述完全一致，比如「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一類，《隋書·經籍志》和《請開獻書之路表》都有這樣的表達。同樣可以類比《漢書·藝文志》總序與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的關係。
第三，「內證」和「外證」之間的關係。這裡還是涉及當下流行的「史源」研究。比勘文本、追溯史源並不是文獻學研究的全貌。從文獻學的角度，第一步其實應該是考古學層面的工作，要先比對、鑒別實物，分型分式，建立譜系。在實物比對基礎上，配合文字校勘成果。「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物質載體，也涵蓋文本內容，二者不可偏廢，不可專重載體，也不可專重內容。現在歷史系背景下的史源學研究，雖然號稱是在做文獻，實際上還是比較偏向於文本的校讎和「內證」的銜接，並不太重視「外證」的比對。
史源學是不是在《元史》這樣「粗糙」的文本上更容易做出成果？
張良：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元史》部分列傳的成文邏輯一眼可知，先抄下《經世大典》當中的附傳，後面銜接一篇碑傳文本，因此從基底來看，一個人的事跡就這樣被重復了兩遍。如果再精細一點，則從《實錄》中摘錄出系年事跡，從文集中抄撮出傳主奏議，塞入傳記字縫之中，於是一篇史傳本文就縫合而成了。然而文本體裁不同，來源各異，史臣若不加以潤色，就很容易找到不同系統文字拼接的茬口。《元史》當中這類情形還是有不少的。
其實除了文本粗糙與否，材料時代的早晚也影響著研究能否深入下去。研究《元史》，可以找到不少更加原始的記錄，王慎榮《元史探源》幾乎可以逐卷標記材料來源，當然現在看來還是有值得推進的地方。但同樣的做法，對於宋以前斷代來說就比較為難。陳尚君、仇鹿鳴、唐雯、夏婧等學者對《舊唐書》《新唐書》的史源追溯，已經做到了極盡精微的程度，反過來也映襯出材料不足的現實。另一個方面，《明史》修得極精細，與《元史》幾乎是兩個極端，但它的史源研究同樣值得挖掘。《明史》時代靠後，不同階段的纂修稿本歷歷在目，纂修時使用的原始資料大量流傳到今天，知人論世的素材也極為豐富。萬斯同的遺稿、錢謙益及潘檉章的記載，與最後欽定《明史》往往並不一致，這種差異本身就很有研究價值。背後涉及民間修史與官方修史的互動、政治話語的爭奪、歷史書寫方式的變化。莊廷鑨們的魂魄或許還活在故紙堆當中，等待我們搶救挖掘。假以時日，研究成果必然嘆為觀止。
本文原刊上海書評2026年4月27日